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为何行不通？

　　北欧国家包括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五个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形成了独特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又被称作北欧模式国家。

　　一、什么是“北欧模式”

　　所谓“北欧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推行高福利政策和广泛的社会再分配制度，以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福利，促进社会和谐。

　　北欧国家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社会民主党曾经是第二国际的成员。

　　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成立于1889年。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而马克思、恩格斯又先后去世，有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出现了，工人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家试图从理论上进行探索。期间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坚持渐进的、和平改革的策略，促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出现，引起了工人队伍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并引起第二国际内部的激烈斗争，最后导致第二国际的分裂并于1914年解散。

　　由于早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北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纲领带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痕迹，至今一些党纲仍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他们强调“自由、公正、团结”的执政理念，将社会公正和平等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主张限制、改造私人所有权，通过再分配、提高福利等手段改良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称自己奉行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自己的党是“红色政党”，其政府是“红色政权”。

　　然而，由于北欧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私有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的生产经营等主要还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其政治体制也是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以多党制、选举制等为基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从阶级结构来看，北欧国家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是通过一些政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所以，虽然北欧国家自己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质上仍然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借鉴和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北欧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治稳定的相对平衡。

　　由此可见，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等正确的变革路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社会主义，它的混合经济和和社会主义元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融入，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修正过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福利资本主义”。

　　二、“北欧模式”正在走向失败

　　“北欧模式”曾经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欧国家曾经是世界最安全、最富裕的国家：人均GDP高达6.6万美元以上，贫富差距很小，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补助、住房补贴等应有尽有，幸福指数很高，女性权益世界领先，社会和谐安定，精神文明程度很高，犯罪率很低，等等。可是近年来，“北欧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是经济增长乏力。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的GDP分别萎缩5.2%、4.9%、8.3%、1.7%和6.8%，冰岛成为首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后来情况虽有所改观，但2021年，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的GDP增速分别只有4.8%、3.9%、4.1%、3.3%和4.3%。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例如，1960年代，瑞典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3%左右，现在已经攀升到了20%。从而带来养老支出不断增加，而劳动人口减少，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等问题，如瑞典的债务水准最高占到了GDP的70%以上。

　　三是社会治安日趋恶化。过去北欧国家的犯罪率很低，而现在各种犯罪如杀人、抢劫、贩毒等层出不穷，每年的犯罪率直线上升，甚至超过了一些非洲国家，被人称为 “犯罪天堂”。瑞典这个曾经幸福指数爆表的国家，人均GDP高达6万美元，女性权益世界领先，现在却频频发生强奸案，甚至超过了印度，被称为“强奸之国”。仅是2018年当年，瑞典就发生了162起爆炸案，2019年甚至发生了257起爆炸案和300余起枪击案。

　　由于以往的“北欧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近年来北欧国家开始转向：经济和财政困难迫使他们减少向企业的征税，减少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极右势力开始在北欧崛起。2022年10月，瑞典右翼政党联盟组建少数派联合政府，并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签署合作协议，以换取该党支持。2023年4月芬兰新上台的右翼联合政府在集体谈判、为被解雇员工提供保护等政策上与工会立场相悖，引发工会极大不满。有分析称，若这些政策得以实施，芬兰将进一步远离北欧国家长期奉行的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政策导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极右翼思想在丹麦已蓬勃发展。在丹麦2022年的大选中，左、右、中间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打破了该国长期以来左右翼对立的惯例。

　　种种迹象表明：“北欧模式”正在走向失败。

　　三、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走向失败

　　对于“北欧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于北欧国家过去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和难民的大量流入。我认为，这两个原因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下面，以瑞典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重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思想家贡纳尔·缪尔达尔等人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适合建立慷慨的福利国家——它们拥有有竞争力的企业，国家富有，能够为所有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它们的人口素质也比较高。在贡纳尔的倡导下，从1970年代初开始，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始在瑞典推行建设福利国家的试验，不仅教育和全民医疗免费，而且提供养老金、失业、产假和病假福利，大多数福利都是按比例支付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还开始加强了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甚至开始试行将大企业社会化。

　　为了解决公共福利所需的经费，瑞典政府以富人为征税重点不断提高税收。结果，人才和资本为了逃避税收，纷纷逃离瑞典，许多瑞典企业如宜家、利乐等，也将总部迁到了国外。

　　在瑞典政府大力推行福利国家建设的20年间，政府赤字急剧增长，其中1985年的国家债务就增长到1975年的10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飙升。

　　1970年，瑞典的人均财富比七国集团还高10%，而到了1995年，这一指标变成了落后10%以上。在此期间，瑞典私营企业没有创造出一个净就业岗位。

　　在此情况下，瑞典政府实施了激进的改革，使瑞典经济重新回到古典自由模式：将政府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在公共财政方面实现了盈余；减少了税收，并取消了对财富、不动产、赠与和遗产的税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电力、媒体、电信等市场开始自由化；公共开支和税收也降到了西欧的正常水平。

　　从那以后，瑞典的经济再次超过了邻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业部部长罗森格伦总结道:“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模式是社会主义言论，但中间偏右的政策。”

　　然而，许多瑞典人并不认同瑞典政府进行的这场改革，他们认为，瑞典现在的税收体系不是为了压榨富人而建立的，而是在压榨穷人，因为穷人是忠诚的纳税人，他们负担不起税务律师，而且他们从不把资产转移到国外的“避税天堂”。

　　改革后，瑞典税收收入中，97%来自于工资的比例税和统一的地区税，约占每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有3%的所得税收入来自于专门向富人的征税，比美国向富人征税的力度还要低得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美国收入前10%的人缴纳了45%的所得税，而在瑞典，他们缴纳的所得税还不到27%。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来自于消费税，也就是说，购买同样的商品，穷人与富人支付的税收一样，这也包括对大多数商品征收的25%的增值税。

　　现在，瑞典虽然仍然号称“福利国家”，但与最初通过向富人征税来增进国民福利和缩小贫富差距的设想已经大相径庭。今天在瑞典，少数富人依然很富，中低收入者享受到的福利实际上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他们自己交的税在为自己得到的福利买单，只不过通过政府的“调节”，把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收入调给了低收入者。

　　北欧其他国家也存在与瑞典类似的情况。

　　“北欧模式”为什么会走向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私营经济实际上已经绑架了政府。如果政府想把资本家的财富分一些给穷人，资本就会出逃，就会有大批的人失业，政府就有可能垮台。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只能向资本家们妥协退让，在确保大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搞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良。而这种改良，由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家们仍然在疯狂地攫取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因此，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也就依然存在。

　　西方国家的福利政治，目的是通过增进国民福利来调整财富关系，遮盖阶级矛盾。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作为化解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危机的福利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全民富裕。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反而致使其社会政治经济多重危机不断爆发。

　　四、“北欧模式”走向失败的事实还再次说明：在实行私有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和过渡阶段。

　　以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必须同时达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三条标准。因此，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全面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三条标准努力，如果只偏重其中一条或两条标准，最后都不会走向共产主义。

　　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是一个共产主义成分不断增加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经过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和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程度，都应比过去全面提高一步、上一个层次。而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生产力是指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实际能力，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不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发展生产力，也包括为提高生产力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以，在物质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只有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

　　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却有本质的区别：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资本主义实行的是私有制。二是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上，社会主义不管是生产者还是管理者，大家都是生产活动的主人，在政治上人人平等。而资本主义，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和统治者，工人是雇佣劳动者和被统治者，双方是不平等的，双方的利益也是对立的。三是在产品分配关系上，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按资分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由于生产关系的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在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富裕程度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德风尚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是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是被统治阶级，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很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导致社会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风，人人向钱干，个个为自己，许多人为了一己私利，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甚至谋财害命、违法犯罪，整个社会的精神境界十分低下。另一方面，还严重影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只有接受压迫和剥削的自由，而没有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自由，许多人终日辛劳，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不仅生活水平低下，而且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也极度缺乏保障。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劳动人口人人有工作，社会成员个个有饭吃，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各级干部一心为公、勤政为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社会上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关心集体、助人为乐蔚然成风，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这里顺带讲一下“大锅饭”问题。

　　有人说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只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能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

　　我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激发的积极性，是人人为自己的积极性，长此下去，只能使人的私心越来越重。永远也达不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实践证明，各家吃各家的小锅饭，只能使人愈加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有吃“大锅饭”才能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一心为公的思想。正是“大锅饭”保障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诚然，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存在一些人对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够高，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这是因为，农民都是小私有者，千百年来养成了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所以，当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些人对于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够高。

　　毛主席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1949年6月，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主席所说的“农业社会化”就是“农业集体化”。这表明，在面对即将建设新中国的严峻任务时，农民教育如何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已是毛主席极其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之后，他多次强调要积极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针对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小农意识、不良习气等广泛存在，文化滞后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毛主席指出，为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要大力发展农民文化现代化，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推进农民文化教育不仅要求实现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还要对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性格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进而提升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1955年毛主席在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为部分文章写了按语，热情宣扬了河南林县西沟村李顺达等积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典型。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对大寨精神做了总结，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集体主义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非常令人痛惜的是，后来解散了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不仅使农村集体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而且也使多年培养和积聚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几乎消失殆尽。这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文/阿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