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培养“0到1”人才的场所而是“1到N”，谈钱学森之问

　　中国的DeepSeeK一飞冲天，随后迎来一波短暂的，小小的思潮：中国人从有做到好总是比外国人做的更好，凡事总能后来居上，超过外国人，但是欠缺从无到有的飞跃――于是乎我把这个意思归纳为“0到1与1到N之辩”，或者“0到1之问”，两种说法反正看方便交叉着使用。

　　我对这类思潮颇有兴趣的，本也想写一篇，但觉得很难，既要写好又不至于陷入学识困惑，确实写不下去，我也不吃这口饭，资料和知识储备不够写的。

　　忽然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与我今天想说的可能有些瓜葛，他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好在他出自钱老之口，换作别人谁会把他当作一句人话呢？这句话坊间流传很广的，今天看来有许多版本，不对照这类版本去看岐义在所难免，其中一个版本是：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注1】

　　当然还有其他版本，哪一个是真的？是钱老自己的？我今天意不在这；这些版本我都看过，也都思考过，但我觉得无论哪个版本都会引起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短期内很可能毫无结果，没有共识的；而当务之急，我以为我们华人需要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然后在做大了的“共识”基础上慢慢展开“啃骨头”――而这没有几代人几百年是做不到的，急不得的。

　　无论哪个版本，我把他们抽取出来，隐隐的似乎有个“共识”成份，也即所说的“0到1与1到N之辩”，或者“0到1之问”。

　　×××××××××××××××××××××××××××××

　　这问那问，最初其实是施加于邻人日本的。

　　我们那代经历过八十年代开始的引进潮、出国潮、学习外国潮等等诸如此类，外国确实许多好东西，我们那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特别日本的产品，特别他们的电子产品、机械产品，我们今天都承认确实好――既使大多数我们今天已超过他们了；不过有一种直感：日本人的东西好确实好，但是缺乏原创――当然这是与欧美人相比的。

　　今天，施加于日本人的这个说法越来越被做实，已不止于坊间传说，而是专家学者们的共识，也不仅仅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这些器物方面，而是贯穿技术、文化、思想、精神、制度等全方位的，与欧美人相比“全方位的缺乏原创”。

　　好在不说我们中国人，当时我们全盘接受此说的；但是随着知识的丰富，阅历增长，发觉施加于日本人的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亦可施加于我们华人。以我的观察，我们许多人是接受这个说法的，包括我们这代同龄人、八零后、零零后，接受者中专业人士、工科理科人士还居多。

　　这算一种“共识”吧？马马虎虎，但是何以如此，中国人和日本人智商如此之高，而原创何以被欧美人夺得――这个问题上远没有取得共识，十人十箫，各吹各调。我对这种话题颇感兴趣的，于是也成就了我在红歌会论坛的一大主题，并经常以“东亚人怎么怎么”展开叙说。

　　这类话题我是文化角度叙事的，而文化又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可往里塞，大杂脍――我则更愿意国民心理和精神方面；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民族心理互为因果、互相牵引，要写好他是不容易的。

　　况且，当下中国的许多“之问”――比如“李约瑟之问”，比如“一治一乱周期律”问题，比如“钱学森之问”，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如此漫长”？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工业”？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源于中西文化碰撞，没有这样的碰撞就永远生发不出这类“之问”，不放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探讨几乎是无解的；但我们许多朋友又十分的不情愿，一旦引入外国文化比较叙事，往往会将话题引向“谁输谁赢”尴尬境地。

　　×××××××××××××××××××××××××××××

　　总之，与欧美人相比，我们确实欠缺从无到有的飞跃，当然原因太多了，我以为应该从文化、国民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方面去探讨；并且这类探讨切记过于功利，切记有个目标，在我们看得见的某个目标上有所改观，没有好几代人、几百年持续接力，那是不可能的。

　　钱老在天上了，我的这个说法不知是不是他心理想说的？说的不对也别生气，独独的坊间流传的那句话总会有不同解读的。

　　还有一句话在中国也是颇有思想市场的：大学教育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

　　这句话与“钱学森之问”一个意思两种修辞。不过更直接，于是对他的应答也就更直接，我们经常能听到一种中肯的应答，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分层次的，其中应该有培养“0到1”人才的宏大目标。

　　对不起！“0到1”、“0到1与1到N之辩”、“0到1之问”是我今天浓烈的抽象概括，方便叙谈而已，正儿八经的叙说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样的思想确实存在的，不但存在于部分社会精英的头脑，也存在于政府决策头脑中，存在于许多成功者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大可感知这种思想意识，虽然不曾有“0到1之问”之类的直白，但是一会儿对标英国某津大学，一会儿对标美国某藤大学，潜台词是这些个大学几百年来不但培养出一大批牛顿、笛卡尔式的世纪开创式人物，也使“苹果砸头顶”、“我思故我在”流芳百世，他们的学校也更因此永垂不朽。

　　是的，虽然不曾有“0到1之问”之类的显式直白，但是他们的思想是直白直接的，可以感知的，他们中有一大批受教育最顶尖的中国优秀人物，且不乏中国命运的执掌者。

　　――――【事实上目测所示，我国几十年来的教育改革，始终冲着一个好高骛远的目标，学院大学化，大专学院化，甚至大批裁撤中专升格为本科――我们这个举国体制下这件事易如反掌。期间虽然不乏冷静批评之声，但是大势累卵之下，也都你好我好日子一块儿过下去！

　　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大约四十岁之前）还关注到，有些技工学校（那时还有，现在不知还有否）还增加了“人文课时”。中国的“技校”体制设置原本就两年制，还是半工半读的，那个“人文课时”估计占了四分之一吧？

　　我有兴趣看了看那个课本，鬼他妈（红坛上我是从不说脏话的）的“人文”教育，就是《语文》――我们从小到大一贯制学的《语文》课而已；所说“人文”也许选材有有些“特别”，因为“技校”不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他那个《语文》确实自己编，也许古文多些，也许外国文化摘录多点，也许各类相关多点――总之你无论怎么想想，那个“人文”也就在那个圈圈里面打转转了。

　　这个事情确实发生过，也许还在进行着（这看你观察视角的“背光”、“侧光”情况了），为什么会这样滑稽？源于“我们的教育应该塑造怎样的人”持续思考，但是这样的思考缺乏力度，缺乏终极之问，缺乏“道器之辩”式的终极之问――甚至一些顶级大脑也经常纠缠于琐碎的细微末节，也缺乏终极理想与现实可能之间的辨证与抉择――或者好高骛远，或者躺平游移；特别我们民族普遍缺乏“共识”――在一个看似简单且证据凿凿的问题上也难找到“共识”】――――

　　事实上我今天要说的是：大学不是培养“0到1”人才的最佳场所！借今天这个标题，几乎要大喇叭喊出来了。

　　哪个牛顿是大学体制培养出来的？他的创世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读了哪所大学而来的？二十世纪初的巴黎“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38岁的希尔伯特抛出了23个数学之问，后来这23个数学问题每一个都成了他那个领域的开创和奠基，试问，38岁的希尔伯特连同他那23个数学之问是哪所大学教育出来的？

　　26岁的小职员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狭义相对论》横空出世；又十年提出了“等效原理”，《广义相对论》再次颠覆世界――谁没坐过电梯，成千上万个人成千上万次坐电梯，谁会胡思乱想出“等效原理”，还需要哪所大学背后点拨一下推动一下才能蹦出灵感？？？

　　不错，后来确实有许多人去研究和挖掘探讨，不过这些“研究”、“挖掘”和“探讨”本身并没有给出直接解答，反而也成就了两门学科，也即《自然哲学》与《自然哲学史》，涌现出一批研究大家，比如四大著名哲学家，他们是波普（Popper）、库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保尔·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今天我们本科哲学都要读这四个人的，因为这四个人的思想比较好的涵盖了当代西方关于“科学”的认知。

　　这四个人的研究我都读过，以我所知，他们都未曾确认过牛顿、笛卡尔、希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的发现、独见、洞见、发表等等与他们的任何大学教育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但是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包括大学期间）确实为他们的发现、独见、洞见、发表等等提供了良好基础。

　　总之必须强调，良好的大学教育只是基础之一，还有其他基础，包括良好的家庭背景，适宜的社会交往，巨大的社会人文和文化空间，当然也少不了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机遇。

　　总之，成功者的成功与他们教育背景存在复杂的关系，粗略来分的话有两类关系：第一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我这里更形象称之为“1到N”，第二种是复杂而间接的关系，大学教育背景只是提供他们基本的思想方法、人格养成――我这里更形象称之为“0到1”。巨大的成功原因需要到他们赖以成长的民族、文化、人文、社会、时代以及他们复杂的交互中寻找。

　　意图到大学教育找寻“0到1”之道，并确立为教育目标，我今天恨不得大声呼出：你错了！

　　我们民族既要“1到N”的后来居上，也确实需要“0到1”领先超越，怎么办？无论如何别光打大学教育这张牌，路多着呢，而其中一条路――走“社会改造”和“文化改造”之路是最最重要的两条，看你敢不敢直呼出口；

　　不仅要直呼出口，而且要有理性认识，这两条路路途遥远、艰难曲折，没有几代人、几百年的接续是看不到一点见效的。而我们当下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应该做出设置，以保证我们民族有这样的耐心和意志力。

　　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设置我以为：不必过于执著于大学教育，似乎能塑造出牛顿、爱因斯坦式的“0到1”型人才，还是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注1】

　　既使断章取义，把“钱学森之问”设定为“新中国与民国相比”，那也是不成立的，我承认民国期间大师辈出，新中国看似“默默无闻”，但那纯粹表面，那是新旧社会完全两种文化风格、两种文化评价。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而1949年后社会大体稳定给民族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且1949年后行举国体制，哪一点都不输民国时期，你脑子好好想一想，怎么会比不过那二、三十年的民国时期呢？甭说“两弹一星”，别说钢产量超英赶美，别说电子技术白手起家到赶超列强，别说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打下坚实基础……，等等这些既有“1到N”的后来居上，也有“0到1”的超越领先，哪一点都不乏优秀的人才――既有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甚至海归的，也有1949年后新中国培养的，“大师辈出”与“默默无闻”只是参照系不同，那是新旧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文化风格，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评价系统。

　　如果1949年后也用民国那套文化评价系统，那不也灿若星辰、大师辈出，我们后来的院士制度不也弥补这一点，随便举出一位输过哪个民国大师呢？

　　我都能这么说，《钱学森之问》能不思考这？钱老临终提出一定更有深意，盼我们后来人继续思考，我今天形象化以“0到1与1到N之辩”或者“0到1之问”，只是从一个局部展开，以为不能光从大学教育看，应该更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环境整体思考，且方法论上应该取“中西文化比较”的态度。

　　不要歪解了《钱学森之问》，用正常人的思维即可。

　　【注2】

　　日本其实也不乏“0到1”成功案例，已非吴下阿蒙，这就看你怎样定义“0到1”了。我今天所说的“0到1”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最后落脚点在技术方面，但是他的生发机制却在“文化”、“精神”、“制度”、“社会”等等方面――这个也因应我在红坛的一贯观念，强调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作用。

　　如果局限于某一领域，那么如今的日本确实已非吴下阿蒙，与欧美确实可有一搏，比如在诸多实用、应用领域都超越欧美，堪称“0到1”的荡气回肠――比如中本聪的“区块链”技术，他的核心思想是“去中心化”。

　　这项技术和这个思想以我看已达到“0到1”程度了，“去中心化”那根本就是以技术整合未来的人类社会，很可能引领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普通人今天仅仅窥见一斑，也即大名鼎鼎的“虚拟币”，事实上整个的一个庞大生态，胆子大的人都在赌博――因为他的“去中心化”技术和漫无边际的应用扩散，据称有欧美政府正考虑暂时禁用这项技术了，我们今天地球上所有政府和智慧尚未达到接受的程度。

　　真的假的？有更详细的资料发我看看吗？

　　奇怪的是十多年了，从没人见着过中本聪这个大活“人”，也从没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有人大呼“阴谋论”，我看到过几篇文章，或曰“中本聪不是日本人”，或曰“中本聪是个阴谋集团”――类似“犹太人控制世界”那样的更胜百倍的阴谋，把他转移聚焦到日本民族，可能阴谋中的阴谋。

　　反正不去说他了，确实现今活着的人没人见到过他一次，那个圈子并不大，也没人见到过，那就怪了。

　　总之看你如何定义“0到1”了，基于文化的“0到1”确实不如欧美，框定在特定的技术领域或应用领域，日本人的“0到1”确实不输欧美――类似“区块链”这样东西日本还有很多，大家听闻的确实也不少，干的确实不错。

　　我们华人当然不差！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