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无名英雄于无声处建奇功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景观墙上，篆刻着毛泽东主席手书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是党的钢铁脊梁，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2020年，国庆中秋双至，阖家团圆，家与国同庆，我们在此向各条战线的革命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缅怀。

　　于无声处建奇功

　　——共和国不会忘记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光阴荏苒，日月不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人们更加怀念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流血牺牲的无数仁人志士，特别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历史充分证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是党的钢铁脊梁，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光辉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同志说过：“有了党，就有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

　　从1927年5月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在武汉创建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走过了22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这是一段前仆后继的斗争史，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到第八天，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闯进这幢房子内来侦察，幸亏楼下有人放哨，未让其入内。会议代表们闻讯后，迅速转移。这样代表大会才得以在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继续召开。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围绕情报保卫工作展开了斗争。只不过，当时的情报工作仅局限于预警性、保卫性情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任党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安全成为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及时掌握国民党内部反动倾向增长的动态，特别是反动势力破坏我党的准确动向。因此，周恩来根据列宁创建“契卡”的原则和经验，于1927年5月在汉口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主要任务的“特务工作处”，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立的时间不长，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例如，了解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阴谋解除叶挺同志(张发奎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和贺龙同志(张发奎部第二十军军长)兵权的情报;了解到汪精卫同蒋介石策划所谓“宁汉合作”并在汉口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准备叛变革命的情况。因此，当汪精卫在1927年7月15日叛变时，我党避开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减少了损失，保存了武装力量，为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准备了条件。这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我党几乎茫然无知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

　　“特务工作处”的成立解决了我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从无到有的问题，它的成立表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它的初期活动也表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获取阶级斗争主动权的重要工具，有组织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及时揭露敌人的反共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扭转了过去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被动局面。

　　“七·一五”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我党召开“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由东江前线回到上海，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组织部和军委工作。他在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特科。这是我党系统的专业情报保卫组织。特科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中央报警，惩处对党构成重大威胁的叛徒、内奸，保卫党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在敌情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特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陈云同志曾评价说，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抗战初期，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走向全中国。为了适应全国抗战的形势，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清算了党在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白区工作必须随着新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彻底转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派遣大批奸细特务，混入革命根据地，进行暗害和间谍活动。为此，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社会部，主要负责根据地的锄奸肃特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发展了敌占区和国统区的保卫性情报工作，并获取了一些重要的军政情报。

　　1941年，敌后战场已经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我党面临许多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战略决策问题。为此，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强调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和行动的基础。把情报工作提高到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则高度。为此，于1941年9月成立了中央情报部。

　　中央情报部的建立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是由报警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变到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由零星的情报搜集发展到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做法，开创出情报工作的崭新局面，逐步形成了我党情报工作所具有的独特风格。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艰险复杂的形势下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而走向成熟。

　　在解放战争中，各级情报组织始终把敌人要害部门和战略要地作为侦察重点，瞄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特务等决策指挥机关，开展情报搜集活动，特别是向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军事头目身边派出我重要情工人员，及时反馈敌人的重要军事阴谋，如军事部署、重要军事会议、重大作战计划等。同时获取了与解放战争密切关联的重要政治、经济、国际、敌特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生活和人民民主运动等的情报，对配合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由于中央情报部及时调整、充实和组建了情报机构和情报队伍，对隐蔽战线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重点派遣，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充分调动了情工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卓有成效地发挥了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情报，紧密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各阶段的政治、军事斗争，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艰巨任务。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烈火中，情报工作受到严峻考验与锻炼，日益发展壮大，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骄人的战绩

　　我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由周恩来具体指挥、布局和实施的。

　　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和“三大战役”;那么，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的得意之笔应该是他领导的“龙潭三杰”和“后三杰”，以及他在敌人核心要害部门布下的“闲棋”、“冷子”和刺向敌人心窝的利剑。

　　“龙潭三杰”是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

　　1928年春，钱壮飞为躲避北平政府通缉，来到上海，以其多才多艺的才华考入无线电训练班，后在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由于钱壮飞“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徐恩曾在《无形的战斗》中的评价)，深得徐恩曾的赏识。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不久兼任调查科(即中统前身)科长，特意将钱壮飞留在身边当他的私人机要秘书。当李克农和钱壮飞将国民党扩大反共特务组织的消息告诉党组织后，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的同志：“你们把他拿过来。”于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成了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是陈赓)领导下的一个坚强战斗集体，李克农任党小组组长。

　　他们打入敌人的心脏，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设立和控制了国民党公开的情报机关：钱壮飞任“民智通讯社”负责人、李克农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编辑、胡底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负责人。他们利用徐恩曾好色的特点，创造机会，获取了他随身携带的高级密码本。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许多反映蒋介石亲自策划的“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情报，有力地配合了苏区红军的作战，为红军取得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龙潭三杰”对党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及时了解了敌人企图危害我党中央安全的阴谋活动，一举粉碎了叛徒顾顺章及其主子蒋介石妄图将我党中央在沪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为我党隐蔽战线事业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1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完成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后，违反保密纪律，在汉口街头卖艺，被捕叛变。很快供出我党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和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致使十余人被捕。更为严重的是，他提出要亲自见蒋介石，试图出卖上海党中央机关和所有中央负责人的住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截获了武汉特务组织发给徐恩曾(当时到上海度周末)的数封急电，并及时通过李克农、陈赓等同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在陈云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立即组织党中央大转移，使瞿秋白、秦邦宪、李维汉、王稼祥、任弼时、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一批中央负责人幸免于难。这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隐蔽战线上进行的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龙潭三杰”的事迹曾被认为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毛泽东同志夸奖他们，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存在了。可见“龙潭三杰”功劳之大，可见情报工作之重要。

　　“后三杰”是指打入到胡宗南身边从事情报工作的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实行单线联系，先后由吴德峰、罗青长、曾三、王中等人领导。

　　陈忠经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是“社联”成员，后任三青团组训组组长、陕西省团部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新秦日报社董事长。熊向晖是清华大学的中共秘密党员，民先队的组织委员兼秘书，后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贴身机要秘书，成为胡的嫡系亲信。申健是汉中西北大学的进步学生，后任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书记。他们各自利用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关系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董必武等同志指示他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办法影响、争取胡宗南抗日到底”。

　　三人小组和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其中有西安各党政军民机关调查详表、防止异党活动方案、胡宗南特务系统概况、电报密码、蒋胡的战略动向、胡宗南军队的战斗序列、编制、番号、主官姓名、装备、人数、驻地、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

　　特别是熊向晖获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以及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对我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别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7月9日召开三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各党派、各报纸，呼吁停止内战。7月12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和材料，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用《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事实，其中也包括胡宗南把原来对付日寇的河防第一军、第十六军和第九十军等三个军调到边区来积极准备进攻我军的事实。毛泽东的文章义正词严，指出这是国民党和胡宗南不打日本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要求他们立即撤军。本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要采取所谓的“闪击战”，“攻其不备”。现在事实都被公开了，无“奇”可言，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更加紧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阴谋，我党有关情报组织及时上报了敌人调动兵力向我边区进攻的重要军事情报，有力地配合了陕北作战。在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起进攻的关键时刻，熊向晖设法通过西安情报组织，及时上报了敌人进攻延安的计划，为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情报部对西安情报系统的工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情报对中央工作有很大帮助，称赞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全国的模范。

　　周恩来还派遣大批优秀干部打入敌人的心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情报网络和关系。例如：

　　派潘汉年到上海和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名艺术大师，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他曾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并组织和指挥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他所领导的情报组织及时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一触即发”的重要情报，及时反映了日美谈判内幕，以及日军决定“南下”的战略意图。特别是通过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将会在12月7日前后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准确判断，最早发出了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这一战略情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之一。为了保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潘汉年等情报系统还利用长期建立的秘密交通线和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负责安排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进步人士秘密离开香港，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先后组织了数百人秘密转移，没有一次失误，这是情报部门的一项重大功绩。

　　派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她曾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原件;获取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反共清党文件等重要情报，为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作出了贡献。在1946年1月召开的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沈安娜通过丈夫华明之，将国民党“党团会”商定的谈判方案报告我党，使中共代表团预作准备，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派阎宝航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和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是宋美龄)书记的特殊身份，开展情报搜集活动。他曾及时上报了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时间的重要情报，我党在与其他来报进行综合分析后，通报苏方，为苏方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后期，他又经中共中央及时向苏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图等军事情报，为苏军迅速全歼日本的关东军立了首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党中央正确的情报方针指引下，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各情报系统和广大情工人员进行了艰苦卓绝、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及时获取了1938年底国民党、三青团发布的“限共”条文，汪精卫当汉奸的内幕，以及国民党内部摩擦和斗争等重要情报。及时上报了蒋介石要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方案，财经方面的方案，同德国关系的内部文件，以及获取了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发动内战等重要战略情报。紧密配合我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上党战役”的伟大胜利。争取了高树勋率部起义，痛击了蒋介石向北进犯的嚣张气焰。策动蒋介石非嫡系部队西北军在内战中保持中立。紧密配合第一次解放长春。及时获取敌人企图轰炸我四平驻军的情报。为配合我军在中原突围，及时提供了重要情报。配合我军在陇海路的破击战，提供了情报保障。及时获得敌人进攻承德的情报。完全掌握了敌人进攻张家口市的计划。紧密配合我军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作战。紧密配合我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重点进攻。在我东北野战军发动的几次攻势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配合我晋察冀野战军攻势作战，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对解放石家庄起了重要作用。配合我华东野战军攻势作战，致使敌人一个军被歼，一个军逃窜。紧密配合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作战。积极做好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策动大批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并为粉碎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提供了重要情报，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做了大量工作。

　　以上只是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窥见周恩来之大智大勇，他不愧是运筹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新中国建国初期，周恩来曾经设宴款待国民党留在北京的谈判代表团成员，熊向晖作陪。张治中惊讶地说：“没想到，你熊老弟也起义了!”周恩来解释道，“今天我给大家透漏一个秘密，熊向晖同志不是起义，而是归队。”张治中听后，感慨万分地说，以前只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蒋介石在情报上也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此话一语中的。

　　无名的丰碑

　　我党的情报工作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党的忠诚卫士，是由特殊材料锻造的人。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对党绝对忠诚。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情报工作者常常被人误解，甚至冤枉，因此，周恩来同志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有苦不说，有气不叫。几十年来，我党的情工人员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原则，甘当无名英雄。在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匡亚明同志、关露同志和潘汉年同志。1932年，白色恐怖时期，敌人诬陷匡亚明同志叛变，当时敌情严峻，党内有些同志对他产生了怀疑。匡亚明同志被敌人逮捕后，历经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被党组织营救出来后，不计前嫌，坦然地说，共产党员在革命生涯中——不但事业有成败，有时也会受到委屈甚至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关露同志在30年代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左联的中坚力量。她受党组织派遣，不惜“自毁名誉”，顶着“汉奸文人”的骂名，主动与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接近，了解李的思想动态。后来，又打入日寇特务机关主办的《女声》杂志社，以此为掩护从事对日情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虽然遭到不明真相的朋友们的误解，但她默默不语，心中深藏着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党的忠诚。

　　潘汉年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立有大功。可是，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但他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在狱中他仍写下了“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的感人诗句。最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淡泊名利，任劳任怨。隐蔽战线工作任务艰巨，情况复杂，环境危险，常处于被动状态，有些工作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潜伏”才能打开局面，取得成效。即使做出了成绩也不能公开宣扬，这就要求情报工作者必须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为了保存党中央文献资料的完整和保护它的安全，隐蔽战线上的许多无名英雄默默地奉献着，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任满洲省委临时省委书记。因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让他负责保管中央文库，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恶劣环境下，他带病工作，一度夫人韩慧英被捕，他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陈为人坚守自己的誓言：以生命来保护党的文献。为了缩小目标，陈为人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将空白纸边剪下来，厚纸换簿纸，大字改小字。为了避免被叛徒认出，陈为人同志不能外出找工作，就节衣缩食，甚至变卖御寒衣物和家中的物件，以支付房租。他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把党中央文献完好无损地交给了组织。但陈为人同志却因长期缺乏营养，久病不医而献出了38岁的年轻的生命。

　　隐形将军韩练成，在中原大战中，曾营救蒋介石于危难之中，深受蒋介石赏识、提携，被蒋介石钦点列入黄浦系，号称“赏穿黄马褂的人”。先后官拜师长、军长、“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参军处参军等显赫要职。然而，信仰使然，他始终在黑暗中徘徊、探索，最终与董必武、周恩来取得联系，成为我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国民党党史专家称韩练成将军为“导致神州陆沉的军事共谍”。毛泽东称赞他，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周恩来称他为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赞扬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但是，韩练成将军从来不居功自傲。1955年授衔时，韩练成同志明确表示：“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授予中将军衔，并将发给他的作为起义将领的奖金全部交了党费。

　　阎又文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傅作义的随身秘书、对外发言人，“剿总”办公室副主任等要职，掌握傅作义的最高机密。他为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和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为促使傅作义率部起义和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直到去世都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

　　出淤泥而不染。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情报工作者大多数要有良好的掩护条件和优厚的生活环境。他们一些人开洋车，出入烟馆、酒店，但却能洁身自好，慎独慎行;一些人在家住洋房，出门穿绸缎，但因工作经费紧张，竟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或与高官显赫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但我党的情报工作者们不为优厚的物质条件所诱惑，坚贞不渝地为党工作。共产党员李时雨，深入虎穴，潜入汪伪政府，深得汉奸陈公博信任，担任立法委员、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但他不为高官厚禄所利诱，与敌人“同流”而“不合污”，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情报。

　　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本可以在汉奸老子的“庇荫”下，享受荣华富贵，但他毅然决然和家庭划清界限，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提供情报。

　　在隐蔽战线的队伍里，有几位巾帼英雄特别令人钦佩。一位是北平情报工作负责人陈叔亮的夫人康黛沙，她是著名爱国民族资本家康心如的女儿。由于隐蔽工作性质需要，康大小姐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抗战胜利，周恩来、邓颖超、李克农、叶剑英才在北京饭店为她和陈叔亮举行了婚礼，场面隆重热烈。证婚人是叶剑英和李克农。这件事在北平轰动一时，共产党、国民党的报纸都登载了他们两人结婚的消息。除此之外，香港道亨银行总经理的女儿董慧是潘汉年的夫人，她也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另外，傅作义、杨虎城、邓宝珊等人的女儿，都抛弃富裕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凭信念投身到革命队伍当中。就连蒋介石最亲信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及其丈夫袁永熙也是共产党员。

　　威武不能屈。在这里重点介绍几位我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张露萍等七烈士。张露萍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受党派遣，担任党在国民党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党的“红色电台”，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在监狱中，张露萍等人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杀害。同时殉难的还有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陈国柱、王席珍等6人。他们不愧是党的好儿女。

　　丁行等北平五烈士。1946年，叶剑英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国民党对停止内战毫无诚意，华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必须加强该地区的情报工作。为此，他和李克农等同志先后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发展了丁行、谢士炎、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五位同志为我党的情工人员。这五位同志当时在国民党要害部门身居要职，谢士炎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处长、丁行任该司令部少将副处长，其他几位同志也分别担任校、尉级高参，但他们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在极端危险的环境里为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47年底，他们所属的情报组织遭敌人破坏，谢士炎等五位同志相继被捕并被押往南京，历经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1948年10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他们杀害。在刑场上，他们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反共反人民的斑斑劣迹。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钟琪、董健民夫妻烈士。1947年初，党中央为掌握东北战局，派钟琪夫妇携带通讯密码前往敌占区。在他们乘坐的商船被蒋军军舰发现的危急关头，钟琪、董健民夫妇毅然决然作出生死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绝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携带的秘密文件贴在胸前，抱起被敌人弹片击中、不满2岁的孩子，一家三口紧紧搂在一起，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誓与密码共存亡”的壮丽悲歌。在浩瀚的大海中，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永恒。

　　李白烈士，是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1925年入党，1930年参加红军。1937年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李白经受了高官厚禄的利诱，经受了严刑拷打的摧残，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年仅39岁。

　　毛泽东对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曾给予高度赞誉，他说，以后解放了，若授勋，首先应该授予他们。

　　我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为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