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150周年的日子。“逢十大庆”,许多具有明显左翼色彩的自媒体,都发表了纪念文章,纪念150年前这个伟大的日子,回顾巴黎公社的革命历程,介绍巴黎公社革命中确立的巴黎公社原则——干部经由普选产生,受群众监督,并可随时被罢免;干部的收入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当然,和左翼自媒体的轰轰烈烈相对应的,是“主流媒体”的集体沉默。据说,除少数媒体照抄国外媒体,报道了“法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以外——对的,是“法国”不是东亚某厉害国,大多数媒体保持了沉默。
当然,我们不必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奇怪和沮丧。这个早在54年前就叫嚣着“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其后更是把推动贯彻巴黎公社原则的革命污蔑为“浩劫”的统治集团,这个不要说推动实现“干部收入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就连财产公示都蛮横拒绝的统治集团,要是敢大张旗鼓地纪念,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2018年某官微发文,公然污蔑巴黎公社革命是一场“由底层人民和流氓领导的毫无理性的武装叛乱,除了引发大规模杀戮和破坏之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实,这倒是能够代表这个统治集团对于巴黎公社革命的真实态度。
巴黎公社革命是在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第二帝国倾覆、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投降卖国、法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实,在革命前的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很是享受了一段“社会保持稳定、工业化稳步推进、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黄金发展时期。
法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
据统计资料,从1850年至1870年,法国的蒸汽引擎从5000部增至28000部,总动力由67000匹增加至336000匹;钢产量从283000吨猛增至1014000吨;
在交通运输领域,铁路里程获得了飞速发展,从1840年的1800余公里增加到1840年的9400余公里,火车头也进行了技术革新,开始普遍使用时速100公里的,更为安全可靠的火车头;
在内河航运方面,大量运河陆续开通,国内水系日益沟通;
在海运方面,吨位大、速度快的蒸汽轮船全面取代吨位小、速度慢的帆船。到1870年,法国商船队总吨位已经仅次于英国,位列世界第二;
与此同时,法国金融业也获得飞速发展,银行储蓄额逐年增加,向工业投资的信贷银行增加至67家,银行支票开始在法国广泛推行;
在证券领域,1861—1869年,巴黎证券交易所受理的有价证券,由118种增加至307种,价值总额由110亿法郎增加至330亿法郎。商业领域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许多大型百货公司和大商场,其中有些至今还屹立在巴黎;
在对外贸易方面,1852年,法国对外贸易总额为二十亿四千六百万法郎,到1859年,就增加到六十二亿二千八百万法郎;
在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上,波拿巴政府又开展了大规模基建。在索洛涅、布雷纳和东贝,波拿巴政府兴建了大型排水工程。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山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工程,绿化的土地面积高达224000公顷。这些工程基本上奠定了今天法国乡村的面貌。在城市建设方面,最瞩目的是改造巴黎的“奥斯曼计划”。经过长达17年的改造,巴黎市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新建了75000座建筑,完成了庞大的地下水道系统,修复、整治了一大批名胜古迹、公园和公共娱乐场所,在穿越巴黎的塞纳河上建起了十几座桥梁。基本奠定了今天巴黎市的基础。
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城市,自来水开始取代井水进入人们的生活,一些小资产阶级家庭开始普遍使用煤气灯代替火把和蜡烛,读报成为许多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还真是“这盛世如你所愿”。然而,“法兰西的荣光”不止于此。在对外方面,第二帝国也是充满了“自信”。从1854年起,法兰西第二帝国连年不断的进行侵略战争。1854—1856年,法国伙同英国对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法国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名,参加撒丁王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并以此为筹码,割占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1854—1860年,法国伙同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还在上海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越南占领西贡,迫使柬埔寨沦为其保护国。在非洲,法国于1857年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以南的卡比利亚,同英国争夺埃及。——在当年的法国热血爱国青年眼里,第二帝国真是妥妥的“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不过,隐藏在“法兰西荣光”鲜亮外表之下的,却是这样一副画面:在农村,农民需要承担的国家,负担从7亿法郎增加至12亿法郎。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忍受高利贷者、地主、富农的层层盘剥。许多农民破产,不得不出卖土地,沦为农业工人。仅1862年,农民出卖土地总值就高达20亿法郎。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大资本的排挤下,越来越走向破产。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增长了17%—30%,然而物价增长的速度,在1853—1857年期间,却达到45%。致使工人的生活改善极其有限。与此同时,很多工厂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甚至更长。与此同时,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们,却不择手段地从国家公债、城市建设工程中牟取暴利,波拿巴皇室也插手投机性经济活动并借此大发横财。他们尽情享乐,生活穷奢极欲——第二帝国经济的繁荣,正是工人的“勤劳、能吃苦”创造的,然而他们丝毫不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些成果全被资产阶级窃取了。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帝国之所以还能够维持“社会稳定”,除了对内推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政策,对外侵略开拓了国外市场,满足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欲望外,更主要地应当归因于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后,法国无产阶级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尚未恢复元气,还无法威胁到第二帝国统治。正如有些同志所说的,如果在一个剥削、压迫十分沉重的社会,出现了反常的“社会稳定”,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革命陷入了低潮,反动派暂时得势了。尽管如此,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过:1864年,巴黎印刷工人举行大罢工。1866—1867年,法国爆发经济危机,阿眠、马赛、鲁贝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罢工。1869—1870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罢工,并同前来“维稳”的政府军警进行了亲密的“肢体交流”。随着法国无产阶级力量的恢复,经济斗争开始向政治斗争转变。1864年,禁止罢工和成立工会的霞不列法被废除,工人的职工会、合作社、互助会开始迅速恢复。1869年,巴黎四十多个工人团体联合建立了“工会联合会”。联合会与第一国际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1870年1月12日,巴黎举行抗议皇室枪杀共和派新闻记者努瓦尔的游行,在游行中,工人高呼“打倒波拿巴”,“共和万岁”等口号。与此同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提出建立革命公社政权的问题。这些都为巴黎公社的出现作了准备。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下,为了转移矛盾,“避免革命”,波拿巴一面在国内假惺惺地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另一方面试图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正式开始。然而,这场战争彻底终结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盛世”。色当一战,法军一败涂地,连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也成了阶下囚。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直逼巴黎,所过之处烧杀劫掠,法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才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法国无产阶级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各地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游击队,到处打击入侵之敌。在巴黎,工人仅用一个月时间就组建了300多个国民自卫军营。这些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营的大队长,大多由士兵自己选出。在政治上,巴黎20个区选举出了20个监察委员会,在20个监察委员会之上又通过选举产生了20区中央委员会,负责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巴黎。9月18日,普军完成了对巴黎的包围。在炮弹和饥寒面前,巴黎无产阶级表现出了强烈的勇气,他们宣布,即使在普鲁士军队的炮口下,也要坚持战斗到底。
与此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却是另外一幅画风:色当战役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资产阶级利用巴黎无产阶级的不满,建立了“国防政府”。然而这个“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它成立伊始,不是把精力放在组织抗战上,而是放在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和争取在不割地的前提下和普鲁士谈判上。资产阶级政客梯也尔先后出访英、俄、普、奥等国,均无功而返。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接受了普鲁士的苛刻条件,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规定巴黎彻底解除武装。2月26日,双方又签订预备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的三分之一,并赔款50亿金法郎。
对于自发起来抗战的巴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却视作是比普鲁士军队更为可怕的敌人。在他们眼里,武装巴黎工人,就意味着武装革命。巴黎工人战胜普军之日,就是资产阶级的末日到来之时。因此,国防政府不仅不积极抗战,反而破坏抗战。为了迫使巴黎工人承认失败,接受媾和。他们于1870年12月底和1871年1月22日,先后组织了两次失败的反击,然后极力渲染法军的伤亡,试图诱使巴黎人民承认,除了向普军投降,别无选择。
入冬之后,处在围城之中的巴黎工人生活异常艰难,许多人只能靠吃狗肉、猫肉乃至捕捉老鼠充饥。然而,“国防政府”对人民的生活却漠不关心,还纵容奸商哄抬粮价。2月12日,新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取代“国防政府”成为法国权力中心。国民大会被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客操纵,继续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路线。他们下令取消国民军所领取的微薄薪金,还拒绝了巴黎工人延期交纳围城以来所拖欠的房租的要求。3月3日以后,资产阶级更加紧了其镇压巴黎工人的步伐,他们宣布巴黎戒严,下令封闭革命报刊,逮捕工人领袖,任命第二帝国时期反动政客执掌担任国民军总司令、巴黎警察局长等要职。3月17日夜,又袭击蒙马特尔高地,试图彻底解除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营的武装。
在巴黎公社建立后,普法两国的统治阶级很快握手言和,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巴黎公社。5月10日,在经过多轮“高层战略对话”之后,梯也尔终于正式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签订《法兰克福条约》。德国工人阶级在第一国际领导下,不断揭露普鲁士的侵略,支持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令俾斯麦深感不安,生怕法国革命的烈火会烧到德国,因此撕去了“中立”面纱,支持甚至是敦促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尽快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迅速释放了法军战俘,以便重新武装法国资产阶级的镇压力量。梯也尔控制的军队从最初的不到两万人,迅速扩充到13万余人。最后,俾斯麦更是不惜亲自下场,普鲁士调集15万军队,从北方和东方向巴黎包围,又同意法军从其防线穿过,进攻巴黎。
据统计,在镇压巴黎公社革命期间,法国资产阶级军队,表现出了与普法战争期间完全不同的“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在普法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法军,平均每门炮只发射炮弹250枚。而到了镇压巴黎公社的内战中,法军每门炮发射炮弹却高达1000枚。“法国人不打法国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在镇压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一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说教,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
5月28日,巴黎公社最终在普法统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巴黎公社的先烈,用鲜血告诫他们的继承者,所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关键时刻,对于剥削阶级而言,究竟是本国人民,还是“境外势力”,更值得他们信赖。一旦人民不再按照他们所要求的去“理性爱国”,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一教训在此前的历史中早已上演过——法国中世纪的民族英雄贞德是怎么牺牲的,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又是怎么被剿杀的。它还将在此后的历史中,一遍又一遍地继续上演,如果继任者仍然不懂得吸取足够的教训的话。
150年的时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不算长,但也足够我们吸取教训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绝不能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宣传冲热了头脑,把注意力集中到所谓的“入关”和“大国博弈”上,去为他人做嫁。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如同先烈们那样,遭到无情的背叛和抛弃。我们应该明白,在外来威胁面前,任何对统治阶级的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对统治阶级的妥协,换来的只能是无情的屠刀。因此,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首先就要求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砸碎本国的旧式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外御其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