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领导人的清贫、自律与互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一切经费靠共产国际支援，党的领导人那时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如果后面还有一大家人生活需要维系照顾的话，必然会陷于困窘的境地。那时党的领导人的日子是清贫、自律与相互关怀的。

　　一、李大钊倡议募捐助陈独秀脱困

　　党的二大前后，陈独秀又一次被捕了。这是陈独秀第四次被捕。

　　迫于各方面的强大压力，8月18日下午，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

　　陈独秀获得释放，这应该是好事，无论是党内同志还是党外参与营救的朋友们都觉得应该庆贺。但随之他们又替陈独秀担忧起来，他家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有人曾对那时北京一带的生活资料进行过统计，北京市郊5口之家，每年100块大洋就可以维持生活。月薪300块大洋，生活应该是相当优裕的。可陈独秀南下组建共产党后，成了职业革命家。薪酬随之消失，换言之，他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薪酬。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全传》中说：“自从他离粤上任中共领导人以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干部，组织上只给每月30—40元的生活费。陈独秀即使要了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开销。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他的生活费，主要是1922年亚东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而夫人高君曼本就有严重的肺结核，在北京生活时，家庭经济条件好，能得到较好的医疗与保养。到上海后，经济收入不稳定，政治风险带来的巨大忧虑，让高君曼的体质再度下降，也使得家庭支出增多了。

　　汪孟邹曾回忆：“1920年，独秀从北方回来，因生活困苦，时常要我接济他。他的版税，按月要给他的太太君曼用，又要拨给大儿延年二儿乔年作学费（每月约10元），已经无存。总之，他个人的费用，历年借下去，已近二三千元，到了后来我去南京牢里探望他时，他总要提起所欠如何还清。”

　　这次被捕又使陈独秀“损失”巨大，无疑让陈独秀的家庭生活雪上加霜，甚至难以为继。据李大钊同胡适商议时的估算， “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

　　按说陈独秀被捕可是因为党的事业造成的，而他又是党的总书记。即使不说销毁书籍纸版这些有可能涉及个人的损失，单就那些打官司费用及罚款来说，这可完全是公事啊，党应该来补偿或者承担吧。那时党的费用基本上是靠共产国际支持的，而共产国际给的经费也很有限。1923年4、5两个月党中央的经费，共产国际就给了1000墨西哥元。陈独秀本来就是个硬汉子，本来就反对拿人家的钱去“雇用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自己硬扛。

　　李大钊得知这种情况后，无论从党内同志还是从曾经的同事和好友的角度，都觉得应该拉陈独秀一把。他立即去找胡适商议。两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不一致，但两人还是铁哥们，何况陈独秀也是胡适的好兄弟。

　　9月18日晚，李大钊去了胡适家。两人商议的结果是以朋友的名义，由李大钊具体出面，以陈独秀在北方文化界教育界的巨大影响来向社会公开募捐。

　　于是，9月24日《晨报》刊登了一则为陈独秀募集讼费损失的启事：“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落款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人。

　　这里，我们看到了陈独秀的政治与生活品性，也看到了党内同志相互关心、互相帮助优良传统的源头。

　　二、陈独秀推动胡适帮助瞿秋白解决生活负担

　　1923年4月7日，陈独秀给胡适来信。信中说：“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陈独秀要胡适帮忙出版的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前往俄国进行采访。他将一路上的见闻感受写成了《俄乡纪程》。在此书的后记中，他说，至于到俄之后，“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只要物质生活有保证，则所集材料，已经有极当即日公诸国人的，当然要尽力着手编纂，在我精力范围之内，将所能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尽量发表”。1922年9月《俄乡纪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赤都心史》于1922年8月16日开始在《晨报》连载。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回到北京。

　　瞿秋白

　　当此国共合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急需国人对苏联有个全面而又真切的了解，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广泛的民众认同基础。瞿秋白此书无疑是个极佳的宣传。陈独秀此信，表现了他对国共合作从而推动国民革命大业的重视。当然也还隐含着对瞿秋白生活的关心。按当时稿费标准，即使最低的千字2元或版税半成，此书出版也会给瞿秋白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因为瞿秋白有个大家庭需要他供养。

　　陈独秀南下上海时，也曾应约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但他忙于党的工作，“应约”之事只好虚置，并且引起了商务印书馆的不满。张元济先生曾在日记中记下一事：（1922年10月3日）“本日会议，为寄售陈独秀著述事，仙华（注：王仙华）不以为然，翰翁（注：高翰卿）又翻前议，梦旦（注：高梦旦）愤甚，与仙华冲突，拂袖而去。”可能正是因此，陈独秀就不便直接推荐瞿秋白的书稿出版，而改让老朋友胡适推荐。

　　此时胡适身体不好，直肠脓肿手术后仍时好时坏，只好南下疗养。到达上海后，便拖着病体很快抽空去商务印书馆落实此事，并且为瞿秋白争取了一个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的任务。随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先生致信胡适明确表示，“瞿秋白译事，就照你的意思办理，请转致仲甫。我也和振铎等说过，等秋白来沪，最好和我会面一次”。

　　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陪同马林前往参加，并负责起草党的纲领草案。会后，他回到杭州，在西湖船上，召集浙江省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会议，传达三大决议，并到板桥路岳王村四伯父瞿世琥家，同伯父一家和寄居在此的妹妹弟弟们相聚。在此期间，由俞平伯陪同，拜访了在此养病的胡适。瞿秋白就广东的形势以及孙中山、陈独秀的思想变化向胡适作了介绍。

　　根据胡适的推荐，瞿秋白到达上海后，立即前往商务印书馆商谈书稿及译书等问题。事后瞿秋白致信胡适，不仅谈了同家人相见的感受，还说明了商谈的结果，以及自己的无奈。信中说：“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领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道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而不知道当作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而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

　　这封信，瞿秋白对胡适说出了很多心里话。那时的瞿秋白不得不为了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体，而去承担“两种重任”。

　　瞿秋白背后的“大家庭”认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完全可以凭此谋得一个好前程好职位，由此而带来丰厚的收入，而对他抱着极大的希望——按当时情势也确实能够如此。但他还有党的事业、革命事业，他无法完全满足他们或按照他们的向往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但他又是传统孝道下培养出来的人，他又无法不去承担传统之要求他为子为兄应尽的一份责任。瞿秋白只好负重前行。这里呈现了瞿秋白兼顾党的事业与大家庭生活两者皆不可抛所形成的矛盾与困惑，以及为党又为家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与坚韧品格。

　　1924年6月《赤都心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完成了任务，而这一切来源于陈独秀为了同志的嘱托。

　　三、李大钊、陈独秀接力帮助蔡和森筹钱治病

　　这边瞿秋白焦虑如何支撑一个大家庭，那边蔡和森生病竟然连医药费也困难。

　　1923年9月，李大钊接连给胡适两封信，要求他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并以此来帮助蔡和森渡过生活上的难关。李大钊信是这样写的：“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州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9月7日）”“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它同原稿送交先生。”

　　一个月两封信催，足见李大钊对此事的关切，也足见蔡和森日子窘迫到了什么程度。蔡和森，1921年即在法国发起建党活动。10月，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年底，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是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2年5月5日，蔡和森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同年6月，和妻子向警予在中共二大上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并参与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9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一个党中央委员，团中央和党中央两家机关报的主编，居然很穷，居然要靠出卖著作糊口。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清贫无私的操守在此信中也得到了真确的体现。

　　胡适答应了李大钊的请求。

　　10月5日，在杭州休养的胡适赶到上海，第二天即到商务印书馆，同高梦旦、张元济、王云五、任叔永、朱经农、顾颉刚等商谈。这次他在上海呆了半个月，19日才又回到杭州继续休养。其间，曾与陈独秀作了一次会面交谈，并同时各自在亚东图书馆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集的序。通过与商务一干人马的商谈，他完成了李大钊托付的使命。商务印书馆并且预付了蔡和森300元稿费。

　　不幸的是，蔡和森此时又累病倒了。国民党一大此时召开，国共合作进入实际进行时。他本有哮喘及胃病，本为党的事业就忙得不可开交，所余不多业余时间还得写稿挣稿费维持生活。向警予又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蔡和森一下累倒了。生活本就难，这一来竟致医药费也发生了困难。

　　商务印书馆的300元虽然救了急，但还不够。于是陈独秀接过了李大钊的接力棒，开始催胡适帮助蔡和森早点把剩余书款要来，好让蔡和森尽快康复。

　　12月6日，才回到北京的胡适接到了陈独秀的信，此信就一件事，催胡适结账，“商务三百元蔡君已收到，嘱为道谢，余款彼仍急于使用，书稿请君早日结束，使商务将款付清，款仍交雁冰转蔡可也”。

　　胡适此时正焦头烂额。1923年11月30日北还，12月5日到京。由于他在烟霞洞养病期间与曹诚英发生恋情，回到北京后，遭到了江冬秀的拼死反对，再加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他又搬到西山秘魔崖休养。此时小女儿素斐又生病住院，“初病肺炎，转成肺痨与脊骨炎”，半年多两次绝望。客观因素，商务印书馆毕竟不是胡适的出版社，他还得找人解决，此时他已经北还，不像在上海和杭州等地，可以直接上门；还有就是，按出版惯例，书出版后余款才能结算，有此约束，要想打破，也得费时费力。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虽然在努力帮助解决，但一直没有回陈独秀信。

　　蔡和森

　　于是陈独秀急了。以致1924年1月18日、20日、27日，2月15日、29日，陈独秀连发5封信，催促胡适。“蔡和森书稿事，也请从速解决，因旧年迫近，蔡君需钱至急也。”（18日）“蔡稿亦请速解决。”（20日）“数寄书均未获复，不审何故？蔡和森兄卧病在床，医药无费，弟不忍坐视其困贫而死，特函求吾兄即将他的书稿函告商务结束，余款早交，使他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27日）“蔡稿求兄早日解决，因其需款至急，弟曾为贷款二百元，若稿款久不来，弟亦陷此困难涡中也。”（15日）“蔡稿款望速速结束，因弟为彼代借之款催还至急也。此弟事，非蔡事，求吾兄务必提前一下。至托至托。”（29日）

　　通过这些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陈独秀急成了什么样。他不仅急蔡和森的病，更急胡适不回信，不知道剩余稿费到底要到没要到。也许这周转的钱就是自己经手的党的经费，如果再一耽搁而耽误了党的大事，这可不是一般的失信，那又该如何是好。

　　通过这些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的领导人之间的情谊。他不仅一再写信催胡适，而且还帮助周转。陈独秀就曾为《向导》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要求追加200元款项。足见即使200元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也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2月29日之后，陈独秀没再说此事。4月10日信已经转为替《中国青年》向胡适约稿了。显然胡适已经帮助将尾款完全解决。

　　从以上这些信件交往中，我们看出那时的共产党人是那么的清贫清苦，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还有那么多的负担，但他们为了党的事业，都忍受住了。他们没有想到要利用手中的哪怕一点点权力去谋求一丝便利，或抛弃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获得彻底改善，他们的自律品格与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