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碧晴：略论“共产党人”

　　哲学告知，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即质的规定性，它与事物的客观存在是直接同一的，这种规定性又通过多方面的属性表现出来。人们只有通过认识事物的外在属性，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

　　一、共产党人的称谓辨考

　　“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人”，这两种表述一字之差，有区别吗？对此，想必很多人并不在意，甚而认为没啥两样。然而细思则明，二者既有内在关联又有一定区别。

　　“共产党员”是一个人在政党组织中的身份标志。无论他以何种方式、怀揣何种动机，只要他被共产党组织吸纳，成为正式成员，他就是共产党员。即使他从未有过马克思主义信仰，亦或犯了严重错误乃至某种罪过，以致受到党纪严肃惩处，但只要尚未开除出列，就仍是一名共产党员。有了这一政治身份，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出示一张组织证明，即被当地组织部门认可、或被所属组织归列。

　　而“共产党人”的经典表述，就其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而言，应是1938年10月创刊的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它以独特的定位、明确的主旨，发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宣传作用，同时也将“共产党人”的称谓牢牢地烙印在一切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的人们心中。这是人们对具有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且又躬身践行共产党宗旨者的通常称谓。

　　一般而言，共产党人自然是共产党队伍中的人，是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斗争及一切社会实践中，被广大人民群众拥护、颂扬和信赖的人。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精神、道德品质及行为规范，无不显示着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属性特征，亦即党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这意义上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质。唯有既从组织上入党又在“思想上入党”者，亦即唯有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者，才配称为“共产党人”，也才能把“共产党员”的名号与“共产党人”的称谓等同划一。

　　然而，一些既无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又无尽责尽力为民服务之心，凡事唯利是图以致弄权贪腐、损公肥私之徒，即便是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乃至身居高位者，无论其党龄多长、地位多高，都与“共产党人”的称谓格格不入！还有，一些高立时代潮头的风云人物，有如马云、柳传志之类的共产党员，哪怕罩着“改革先锋”、“领跑时代杰出党员”的光环，可在广大民众眼里，绝对不会将其归为“共产党人”之列！这是因为，他们既无立党为公的崇高信念，又无为民奉献的宽大胸怀，更无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甚至连起码的爱国心志都了然无痕。他们利欲熏心、私行天下，其所言所行都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背离。难怪网民针对“联想集团”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行径发问：“柳传志能算一个合格的党委书记吗？”“联想的2144名共产党员中还有没有共产党人？”

　　无论时代怎么转换，共产党人的共同标识都是：笃信马列的革命信仰，不忘初心的斗争意志，报国为民的实干精神，公而忘私的道德风范。这是一种具有特殊品性的政治人格。

　　当然，共产党人应有的时代标识，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做得那么优秀，也没必要苛求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能成为先锋模范，但其政治人格的底线必须坚守！这条底线，就是当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潮流袭来，能够头脑清醒、信仰不变、立场不移，决不随波逐流。这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最最起码的要求。现今九千多万中共党员，不妨扪心自问：“我是共产党人吗？”

　　综上所述，“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人”有其组织属性与培养教育方面的特定联系，但在个体信念及其行为上，却是万万不可简简单单地划上等号、同日而语的。

　　二、共产党人的质量演变

　　实践表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往往呈现不同的态势，并在质与量的变化之中，展示着共产党队伍的不同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那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面临生死考验，唯有具备坚定革命理想和顽强斗争意志之人，才会志愿加入党的组织，努力成为共产党员。这些革命先辈用自己热血、青春和生命的无私奉献，达成了“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人”的直接同一。当然，那时也有混入党内的同路人和异己分子，也有变节投敌的叛徒和逃兵，但就总体而言，那时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只有极个别的党员不配“共产党人”称号。

　　另有一种情况：有些被人们当作“共产党人”的人，却未必都是“共产党员”。在那枪林弹雨扑面而来的苦难岁月，总有许许多多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与党员同志一样不辞劳苦、不畏艰险、舍身忘死地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者。在广大民众的心中，以致在阶级敌人的眼里，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他们那无私奉献、公而忘私、与党同心同德的革命行为，同样无愧“共产党人”的荣耀。这种情况现在比较少见了，但不是没有。比如，在高知行列中就有这样的：终生研究并颂扬马克思主义、竭力宣传党的现行大政方针、还经常为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一代奔走呼号的资深学者、名家大师，虽因某种缘故置身党外，却用自己的工作方式，始终在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你说他们与“共产党人”有何两样？

　　由此可见，党在创建阶段和革命时期，虽然党员人数不多，但在革命队伍中真正的“共产党人”相对居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质量发展时期，也是我党生命力和战斗力特别旺盛时期。

　　到了和平年代，这样的情况渐渐少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想要谋取较高社会地位或向往自我进步的人们，往往都会选择加入共产党。随着党的组织发展的规模扩大，组织考验的难度降低，入党也就相对容易了。由此使得大量并未确立共产党人初心，也不愿意肩负共产党人使命的人，纷纷挤进党的队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同志，是在接受已被西方收买了的“公知”们别有用心的种种说教后投身党的队伍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会在崇尚西方价值观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一概视为“极左”的、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在思想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着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潮流，在行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着共产党必须坚持的革命路线。总而言之，这就势必造成共产党员越来越多，而共产党人却从占比量上越来越少的局面。

　　尤其是在权力失去有效监控的体制下，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中弄权聚财、损公肥私乃至窃国暴富者渐多，这就难免在很大程度上撕裂了党群关系、失去了民众支持，造成党的领导力和公信力发生衰变，从而直接危害党的执政地位。

　　其间，有个量变引起局部质变，再到全部质变的渐进过程。倘若只是局部性质变，高举革命大旗的共产党人还有力挽狂澜的机会；一旦接近形成整体性质变，那就陷入天崩地裂的死局了。

　　苏联历史有证：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亡党溃国了。浩浩两千万的党员队伍，如同一座堆造在海边的巨型沙雕，一阵恶浪袭来，迅即土崩瓦解，回归一盘散沙。可想而知，在这千万之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里，从上至下，还有几许共产党人？列宁若是天上有知，定当痛心疾首、挥拳怒斥这些马克思的不肖子孙！

　　如此沉痛教训，再好不过地表明：党员数量固然重要，却非成败关键，质量决定一切。这一“质量”，就是“共产党人”的质和量！

　　三、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

　　为何在那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党员质量很高，亦即共产党人的占比数量居多，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却会发生不断下滑的演变？这是党的培养教育问题吗？显然不是，或曰主要不是。

　　众所周知，自从进入和平时期，我党对党员的培训教育一直高度重视，几乎年年有部署、月月抓落实、天天都在搞，为之不断增设的教育机构、管理设施与培训队伍，可谓世界之最。然而，收效并不理想，为何呢？这都缘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难以破解的三大难题：

　　其一，如何高质量地发展真信马列、真怀初心的新党员？如前所述，和平年代壮大党的队伍非常容易，但要保证不断纳新的大批同志真正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与坚定信念，却是很难！难就难在无法考察发展对象的灵魂深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想要入党者随时面对的是敌人的牢房、枪口和屠刀，付出的会是自己以至亲人的鲜活生命，若是没有一颗共产党人的赤诚初心和一腔革命者的奋斗热血，绝对不会作出争求一张党票的抉择。可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和平环境中，每个入党者所要接受的考验，已经没有了斗争的残酷，更无生命代价的风险，所要付出的只是工作生活中的积极表现及其劳累汗水而已，得到的将是个人的进步与荣光，何乐而不为呢？问题出在，为了追求量的扩张，难免降低质的要求，自然会对发展对象的组织考察过于宽松。试问，一个没有社会实践经历的高中生、大学生，何以判断其入党动机和革命意志？还有，在社会主义的巿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中确很需有任正非这样的共产党员引领，因而在这些企业里发展党员不无道理，但怎样衡量那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及其合伙人的入党初心？这就该慎之又慎了！由此可见，在很难考证入党动机的情况下，过度放宽发展对象、过度降低入党门槛，结果只会事与愿违。当怀揣种种个人动机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员人数有加无已，当此日积月累形成一股不良风气之时，党的肌体腐败与生机消退也就势所必至了。

　　其二，如何高标准地整肃并纯洁执政党的党员队伍？无论哪个时期，党的队伍的纯洁性都是至关重要的。革命战争年代，一个叛徒的告密，就会毁掉一个党的组织、牺牲很多同志，还会造成一场战争的惨败。正是无数血的教训让我们十分警惕党内异己分子的出现，一旦发现，定当不惜代价地尽快除之。到了和平年代，这种危害性似乎不再那么明显，一些党组织的领导者也就不再那么高度警视了。然而，正是由于慢慢放松了这方面的严格整肃，使得党内的异己分子越积越多。究其构成分为三类：一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仍很强大的国际大背景下，必有一些敌对分子顺应时势，伪装进步，千方百计混进共产党内，或者竭力培植他们的代理人伺机破坏。二是带有升官发财图谋的人争相混进党内，他们借台唱戏、借水养鱼，以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三是蜕化变质分子的不断产生，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后个人主义价值观到处张扬的环境中，必有相当多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拥趸在党内集伙成势。这些毒瘤的滋生是难免的，问题在于清除不易！由于越来越多的异己分子已经逐步占据了一些部门的领导岗位和决策机构，这些毒瘤的清除是要自己向自己开刀的，难度极大。正如一位网民嘲讽：“在大数据的时代，马云甚至知道我们每个人裤衩子的颜色，可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官员的财产有多少？在哪里？”有一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共有成员205名，五年不到的时间，竟有34人被抓，被抓率为16.6%，而国内的犯罪率仅有0.36%，46倍啊！还有，维护社会公正的政法系统居然出现大量贪官，就连监察百官的中央巡视组里也有一个副组长（董宏）因巨额贪腐被判“死缓”，岂不令人咋舌！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我们党已经到了非进行“自我革命”不可的时候了！

　　其三，如何高度可靠地确保党的执政权力始终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自古兵家皆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能攻破党的执政堡垒的最大危险，则是握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监守自盗。基层堡垒的毁坏者是基层领导，中层堡垒的毁坏者是中层主官，以此类推。这些年，不少部门出现党的领导集体“塌方式腐败”，比如某省原常委班子里的成员大多被抓。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把手”的被抓已不再是极其个别，尤其是县巿一级的“领头羊”犯罪，呈现了触目惊心的量数！如果不能走出“抓不尽的贪官，割不完的韭菜”的怪圈，难免重蹈苏共垮台的覆辙。苏共政权的一朝崩溃，不正是作为党魁的戈尔巴乔夫变质叛逆所致吗？显然，避免这一危局的关键所在，是要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尤其是中央权力，始终掌控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手中。而这，谈何容易啊？难就难在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和权力监控机制的建立健全上。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新年致辞中，特意提及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中对”，这是新时代必须敲响的一个警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为何始终跳不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条，就是从上至下的官员委任制。如果上层人正风清又英明，下层的任用者基本不敢出格，出现倒行逆施必遭严惩，自然政权稳固；如果上层昏庸无能且贪婪，就会排斥贤者能人，必会结党营私、贪腐成风，祸国殃民就成常态了。如此不受民众监督又无权力制衡的官员任免制度，至今仍以巨大的惯性力掣肘着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与选用。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公仆”。当名义上已经当家作主的广大民众既无权又无法选用和监督这些“公仆”时，这些“公仆”成为“主人”的蜕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党的历史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并不少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借拨乱反正之机、以改革开放之名，重新操起“文革”中凡事“对着干”的形而上学，与前三十年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对着干，再也不学铸造初心党魂的“马列著作”，再也不讲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再也不提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革命”二字了……。试问：堂而皇之地丢掉这些传家法宝，何以培育新一代的共产党人？何以淬炼一支能与西方资本集团抗争的共产党人队伍？何以造就和选拔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及其顽强斗争意志的党的各级领导者和掌舵人？

　　对此，正本清源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固然必要，但并非万能。当其流于形式主义之时，更是事倍功半，甚至毫无成效。

　　正是在这事关党之存亡、国之兴衰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并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会议上进一步号召：“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了确保中国社会主义不再脱轨偏航，必须也必然要有一场“伟大社会革命”。为了确保这场社会革命成功进行，关键在于党要“勇于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面临的艰巨重任和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也是告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必答试题！

　　革命永在路上，命运就在手里。在迈向人类更高社会文明的征途中，纵有千回百转、千难万险，历史终将证明：共产党人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