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使得罗马教廷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有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最早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但是，他们的批判是最彻底的，也是最有历史穿透力的，历久弥新。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形式的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进而发现和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仍然适用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当前中国多种经济成分中的非公有制成分。这些基本思想对于我们认清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进而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宏观调控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使得马克思成为了罗马教廷“宽恕”的对象。罗马教廷在教皇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灾祸之一的仅仅两年之后，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有理。[1]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最早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但是，他们的批判是最彻底的，也是最有历史穿透力的，历久弥新。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就注意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甚至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并不清楚价值是如何形成的，更不清楚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是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2]。由此出发，马克思还第一次“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3]。

　　同样地，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在马克思之前，也已经被一些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是，他们试图用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的价值来理解剩余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提出，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4]正是以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为基础，马克思说明了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如何形成剩余价值，进而说明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使之成为科学，并“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5]。

　　马克思指出，生产出剩余价值还只是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的卖掉。从单个资本家来讲，他或许能够轻松卖掉自己的商品，但是对于资本家整体来讲，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由于剩余价值及其载体剩余商品的存在，从整体上讲，供给总是大于需求，二者不能相抵，不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一般均衡。最终的平衡只有通过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才能得到恢复。

　　此外，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一旦追加的生产不能带来利润或只能带来微薄的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停顿，从而就会出现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和人口过剩。这时，对于失业的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来说，生产资料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要想使这些生产资料能够按一定的利润率来剥削工人，它们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6]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过渡性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不仅继承了以往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而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竞争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这是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8]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9]

　　第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为创造新的生产力和广泛应用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开辟了道路。在早期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生产者隶属于专一的生产部门，每一个这样的特殊的生产部门都是通过经验积累和有限范围的传承来形成自己的技术秘诀和维持数量有限的生产者，劳动工具的改进也是十分缓慢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改变了这一切。正是在大规模协作生产的前提下，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组织起来，生产资料才能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产生出来。“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10]

　　第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和积累的发展，新的积累形式——集中也发展起来了。“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11]在这种集中的作用下，劳动过程的规模不断扩大，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和高效地利用，科学技术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生产活动，自然力日益被广泛地加以应用，新的生产力不断被创造出来，生产管理日益精细化，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市场之中。

　　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12]

　　首先，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竞争规律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13]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煤矿出现了大量的死亡事故，就是因为煤矿主不愿意花钱保证基本安全的生产条件。如果不是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长期抗争，那里的煤矿的生产条件就将会和今天中国的一些私有煤矿一样。

　　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14]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浪费。而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声称，“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15]，则再好不过地反映出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些多余的职能所造成的浪费。

　　其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而在此之前，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的丧钟早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敲响过了。“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16]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17]

　　这个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历史过程虽然并不容易，但它比历史上的前一个私有制的丧钟的敲响还是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前一个丧钟的敲响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这后一个丧钟的敲响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自然前者会“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18]就在马克思公开发表这段文字50年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尽管前苏联最终解了体，但是，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第一次革命不也同样遭到了复辟吗？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日益全球化和更加激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还将来临，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思想的若干问题探讨

　　（一）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与发展

　　1．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劳动价值论？

　　胡义成认为[19]，马恩价值理论是“效用/劳动价值论”，不是“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他的依据，一是，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一方面批评效用价值论一元论陷入纯主观化，另一方面也批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离开竞争讲价值。二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在理想社会里，“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但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批判的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的不完善的劳动价值论，而这种缺陷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上的。正是由于竞争，资本家才不得不节约不变资本和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0]

　　至于在理想社会里，“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产品不再采取商品形式，从而不再具有价值；另一方面，这说明劳动时间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否则较少或较多的劳动时间都能满足同样的社会效用，就不存在根据某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花费在这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的问题了。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的议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情况：由于劳动者的贫穷，由于资本家要用最小的费用来“养活”劳动者，因而价值越低的便宜物品的效用越大。而在理想社会里，那些廉价但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商品，将失去它们的最大效用。

　　2．关于“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争议

　　程恩富认为[21]，依据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

　　相反地，陈文通则认为[22]，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断不能随意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例如，图书的价格既不取决于作者思想的价值，也不取决于作者耗费的劳动的价值。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这个术语与作者思想的“价值”或良心的“价值”中的“价值”术语不是一回事。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曾举例提到一个织麻布者卖掉麻布后购买了一本家庭用的圣经。在那里，马克思指出，“如果织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终结果，那么现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经，不是他原来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用处不同的商品。”[23]这表明，圣经这样的图书是可以用上价值范畴的，尽管这里的圣经的价值与圣经的作者的思想的所谓价值以及圣经的作者耗费的劳动的所谓价值无关。与陈文通的观点相比，程恩富的“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

　　（二）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异议

　　1．剩余价值存在吗？

　　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学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竭力否认已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承认了的剩余价值的存在。例如，张五常就说，“‘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24]

　　涉嫌出售假古董的张五常，在这里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看不懂《资本论》，而是伪造了《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到剩余价值时，是这样说的：“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25]随后马克思又指出：“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26]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剩余价值中已经减除了其他生产成本；第二，除非资本家不赚钱，不发财，否则资本家赚的钱和发的财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提。现代经济学之鼻祖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其实就是要求增加这个剩余价值，并试图说明这个剩余价值的来源，即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尽管他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2．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什么？

　　朱妙宽认为[27]，剩余价值的来源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剩余价值归根到底只能来源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只能来源于全社会劳动者活劳动中的剩余劳动；第二，是过去劳动的无偿服务，主要是历代积累下来的科技劳动的无偿服务，是知识产品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价值；第三，是生产力系统效应形成的价值。

　　但是，首先，在这里朱妙宽将社会全体成员与全社会劳动者相混淆，从而使纯粹的寄生者的活动也提供剩余价值。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反对封建贵族时都无法认可的观点。其次，价值是抽象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而知识产品和生产力系统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而只构成具体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对于抽象劳动只起吸收器的作用，因而并不参与价值的形成，更不可能形成剩余价值。

　　（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争论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还存在？

　　胡培兆认为[28]，二战以后，信息和资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条件普遍加强宏观计划工作。难免有不断波动振荡，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所以，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是完全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坚持旧说，即恩格斯概括出的资本主义存在“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就背时了。

　　但是，邓小平所说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并没有否定整体上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了避免经济危机问题而开始干预经济，但是这种干预只是被动地应对出现的问题，计划性非常有限。即便是按照计划方式制定出来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强调生产的无计划性，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按计划来进行资源的配置[29]。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谁才是背时者。

　　2．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争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0]这个观点被称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此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1]这个观点被称为“两个决不会”。

　　陈国富和刘雪颖认为，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与实践所作的“自我纠错”，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又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的激化、缓和、对抗和冲突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之前，资本主义社会还不会灭亡，而更高形态的社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32]

　　实际上，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此后的再版中从来没有删除涉及“两个必然”的那句话，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当年的观点进行所谓的“修正”或“纠错”；而且马克思还明确反对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33]，并明确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4]

　　实际上，既然强调的是“决不会”，那么当“决不会”的情形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时就恰恰说明“决不会”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的建立，就已经表明在当年的旧俄国和旧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我们决不能放弃历史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坚决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思想的当代意义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我国“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长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影响越来越大。”[35]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这些基本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有利于坚定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第二，这些基本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的机理，有助于我们撇开表面的现象，如金融投机过度等，看到这场危机的实质。第三，这些基本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的措施的性质及其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后果。第四，这些基本思想有助于我们采取措施应对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避免或减轻资本主义经济的拖累。第五，这些基本思想有助于分析当前包含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内的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国经济内部的矛盾。第六，这些基本思想有助于我们制订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反危机措施的认识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一些人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或“借贷过度”所致。但是，“仅仅局限于从金融和金融危机现象本身来看待这场危机，不联系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二重性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难以回答像美国这样所谓‘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什么没有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难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36]

　　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出现超过有效需求的商品过剩，从而必然会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而市场日益狭窄则使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从必然性转化为现实性。“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37]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卷入经济全球化，未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将会更加频繁，经济复苏的难度越大。

　　此次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试图用注入货币、大范围减税等措施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但是，一方面这场危机的基础毕竟是金融票据所代表的实体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同时，这些金融票据中还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建立在金融衍生产品上的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以及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些问题既然在马克思当年，“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38]同样地，如今处于当年英格兰银行地位的美联储，也不可能以其海量注资来医治好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痼疾。另一方面，在市场已经萎缩的情况下，强行采取措施维持生产，只会增加生产的过剩程度，延缓经济的复苏。实际上，只要不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发达国家既不可能避免经济危机，也不可能通过宏观调控来减少多少经济危机的损失。

　　（二）对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少学者认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对我国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导向作用。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完成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认清妨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障碍并加以克服，那么我们也很难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伟大任务。

　　是什么具体障碍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这个障碍就是所谓的我国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而利用和发挥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一直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不言而喻的战略选择。但是，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并没有承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原因很简单，这个理论强调交换双方各自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可以增加可供交换和消费的商品数量，但这种数量的增加在这里代表的只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并不代表价值量的增加。“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39]

　　而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利润率规律还表明，在发达的自由竞争之下，等价物交换不再是等价值物的交换，而是等生产价格物的交换。由于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低于商品的价值，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价格会高于商品的价值，因而即便12亿活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2亿活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6倍，但如果前者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者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前者实现的价值增值未必会高于后者，从而前者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前者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生产价格的差额在商品交换中被转移到了后者所属的资本手中。

　　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会使得采用机器反而使生产变贵。“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40]。近些年来，正是因为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才妨碍了我国企业尤其是私有制企业，甚至是外来的私有制企业采用相对更贵的机器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妨碍了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的完成。如果不能改变劳动力低廉的现状，抛弃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那么，在公有制经济比重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同样也会完成不了。

　　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我们所要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决不仅仅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要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严格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升劳动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并要减少加班现象，缩短实际的工作日。

　　四、结束语

　　基于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说商品的价值形式的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进而发现和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仍然适用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当前中国多种经济成分中的非公有制成分。这些基本思想对于我们认清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进而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文章发表时略有改动，如引用，请以刊发正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