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核心和重点才是误区

　　8月13日，在《乌有之乡》网刊上看到钟建民的文章，题为《讲讲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与按劳分配》。此文开头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中的一段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经他一番论述，最终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核心和重点，只是一个误区”，并将此作为该文的提要。这个观点是独特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正确。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核心和重点才恰恰是误区，是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问题的那段话本意的曲解。

　　诚如该文所说：“所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概念，是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学大门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有重点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必要。”我写作本文，与钟建民商榷，也是基于这个目的。

　　一、研究所有制问题，必须基于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

　　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生产力是指人们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实际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表明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人们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即生产劳动的产品。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包括三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通常简称所有制是指一定社会中由什么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或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对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后两方面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巩固、变革和发展也起到反作用。它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之一。生产关系尤其是作为其基础和核心的所有制取决于社会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历史上曾依次出现过原始公社公有制、奴隶主私有制、封建地主阶级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制五种主要所有制形态。在某个时期一个国家中通常不是只有一种所有制，会有多种所有制存在，构成一个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社会所有制总体体结构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指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矛盾主体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地位和功能，是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色的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又一基本经济规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变革和发展也起到反作用。所有权制度是阶级社会中所有制关系的主要法律反映，它们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问题无疑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核心。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变革，是所有制问题的重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并明确的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正是基于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后，没收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在创建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商业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进而形成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沿袭至今。改革开放以后，基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利用国内外比较优势，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规定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即允许私有制经济依法合理发展，但整个国民经济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原则前提，在实际执行中注意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注重发挥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今，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阶段，但是万变不离其衷，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上所述，从理论到实践都说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核心和重点，过去、现在始终未变。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公有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全面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钟建民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分为三段，他认为马克思指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有三点：“第一，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第二，是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第三，是重新立个人所有制。”

　　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不会重新建立么私有制？第三，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吗？所谓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是什么？

　　第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钟建民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只是他没有明确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根本区别就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有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正是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决定了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自主劳动者的协作关系。马克思原话开始提到的“协作”，就指明了这一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特征，这也商[钟建民大概是为了强调生产活动的个体所有，没有提及），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马克思原话中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前面还加了一个定语“靠劳动本身生产的”。这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并由此形成的公有资本积累的特点，也是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并由此形成的私有资本积累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在资本形态上即私有资本，除最初的原始积累外，主要是靠剥削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因素进行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到是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只是为剥削者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产品分配方式是以资产阶级的按资分配为主，工人阶级得到的只是其为提供剩余价值而付出低廉的劳动力价值，这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本质不同。国此，《共产党宣言》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对此，钟建民的文章中虽然有所提及，却轻描淡写地仅仅说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重点就是体现资产者对个人利益的要求一一即对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而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点和核心是资产阶级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众所周知，剩余价值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至于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也属于私有制。如果个人或合伙人占有生产资料，在资本形态上也是一种私有资本，除自己劳动外，还雇佣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了类似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的特征。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可能重新建立私有制

　　钟建民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第一个基本特征“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这在理论上不确切，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相符。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正因为如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曾提出并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允许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其发展阶段。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个阶段，“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将来的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绝对主体地位，私有制趋于消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社会以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有利于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中国建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国防体系，开启了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现实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运行。改革开放前长期被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封锁，与基本上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世界市场隔离，与发达国家相比，现实生产力水平较低。由于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现实生产力水平是客观存在的，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目前条件下，除生产资料公有制外，其他所有制也能对生产力发展提供一个或大或小的空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化水平过高，几乎消灭了私有制，虽然先进，但只适用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为了更快拉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这辆大车，迅速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只要目标一致，多匹马总比一匹马好。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据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决定实行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包括公有制、私有制以及包含公有制、私有制成分的混合所有制。私有制分两大类，一类是国内、外国和港澳台私有资本建立的独资或合资的私有企业，其性质实际上资产阶级私有制，另一类是个体工商户、个体企业、合伙企业，其性质是个体私有制。混合所有制由于公有（国有或集体）资本与私有资本投资比例不同，经营由投资比例高的一方控制.者。这样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有公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集体控制企业）与私有控股企业之分，前者具有更多的公有制企业的特征，后者具有更多的私有制企业的特征。这就是说，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私有制趋于消亡的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来说，这是重新建立了私有制，与钟建民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第一个基本特征“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恰恰不相符合。

　　对于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私有制，改革开放前经过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已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剥削者。有人认为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采用公有化程度不同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分别应用于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同的工业和农业，就是一种创新。而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先后从公社为基础、生产大队为基础调整到以生产队为基础，也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在实行公私合营后，1956年12月，毛主席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捌玖万人。”由此可见，毛主席也曾有过允许私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存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设想。

　　由于重新建立了私有制，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虽然仍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公有化程度降低了。有人认为是倒退，但如前所述这种改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客观条件下，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在所有制变革上退一步——公有化程度降低是为了进两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正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中所强调的。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在这种新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下，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问题上，经过反复实践，在党的十八上形成了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及由此 形成的生产关系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加上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鉴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使中国国民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有：

　　1、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02万亿元，折合18万亿美元，是美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5.46万亿美元的的72%，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两国货币实际购买力不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万亿美元，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90万亿美元，仍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5.46万亿美元，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2022年中国共他反映国家经济总量的重要指标：国民总收入达到19.72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达到20.37万亿元，支出达到26.06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7.95万亿元；全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年末达到264.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年末达到219.1万亿元；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09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5%，居世界第二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5.19万个项目。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发展基础更牢、发展质量更优、发展动力更为充沛，意味着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且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保持着，更加接近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并且是全球唯一具有最为独立完整体系的制造业大国。2022年，全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0.16万亿元，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4.4%，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全面增长。中国现在享有“世界工厂”和“基建狂魔”之美称，制造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制造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之和。中国基础设施日益完善。2022年，全国建筑业增加值8.34万亿元。交通邮电、物流网络功能齐全强大，遍布全国城乡。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4.2万公里，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机场、港口、水利、能源等设施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2022年，全年货物运输总量达到506亿吨，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7亿吨。同时，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已经广泛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迅速而稳步地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数量猛增。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稳步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建设。2022年末，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总数近1.7亿户，其中企业5600万户，个体工商户11400万户。这些企业中成长出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特大型企业，成为行业龙头和市场经济骨干。在202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近年来，上榜的中国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先后超越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并在2019年达到129家，首次超越美国，2021年上榜数量145家再创新高，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上榜中国企业经营状况良好销售收入；利润、收益率均超过世界500强平均水平。

　　4、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9万元，中位数为3.14万元，连年稳定增长并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3万元，中位数为4.5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万元，中位数为1.77万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万元。改革开放以来，从1994年至2020年，中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化问题。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万亿元。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做到了衣食住行大改善，生教病老有保障。。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九年连丰”，连续8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2年达到6.87亿吨。截至2000年末，全国城镇和乡村居民住宅建筑存量面积分别为347.55亿平方米和272.67亿平方米。人均居住的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居民达到38.5平方米，乡村居民达到53.5平方米，2022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3.19亿辆，全年旅客运输总量达到56亿人次。现代通信设施进入家庭，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8.63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19.2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5.90亿户，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8.45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10.6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75.6%。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万亿元，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27.2%。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为30.5%，达到国际公认的富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2022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03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50亿人，增加155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46亿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38亿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91亿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2.46亿人，年末全国共有683万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349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435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4.3万个，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2.9万个，社区服务站50.9万个。教卫文体事业齐发展。中国基本上消除了文盲，在全国普及了小学、初中八年制教育，不少地区争相普及幼儿园和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的阶段。2022年全国在学研究生365.4万人，毕业生86.2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3659.4万人，毕业生967.3万人。两项毕业生相加，共1053.5万人，比当年新出生人口956万人还多。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784.7万人，毕业生519.2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713.9万人，毕业生万人824.1万人。初中招生在校生5120.6万人，毕业生1623.9万人。普通小学在校生10732.0万人，毕业生1740.6万人。特殊教育在校生91.9万人，毕业生15.9万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6%。2022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03.3万个，其中医院3.7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0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3万个，年末卫生技术人员1155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75万张。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023个。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文化馆3503个。有线电视实际用户1.99亿户，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接近100%，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2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7.0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2平方米。、2022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比美国高2岁。

　　5、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就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2022年末全国常住人口14.12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21亿人，乡村常住人口4.91亿人。城镇化率达到65.22%。全国就业人员7.3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59亿人，乡村就业人口2.75亿人，分别占62.6%和37.4%。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53万元/人。全年农民工总量2.96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24亿人；外出农民工1.72亿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断缩小。

　　6、中国已经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2022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2.07万亿元，其中，出口23.96万亿元，进口18.10万亿元，货物贸易顺差5.86万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9.1%。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5.98万亿元，其中，出口2.85万亿元，进口3.13万亿元。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16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5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6万人。2022年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继续成为全球投资兴业的热土，2022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万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891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发起和引领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拥护，纷纷要求加入，与上百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相连接并积极实施成果丰硕，与东盟、非盟、欧盟、阿盟、拉美共同体等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及所属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活动，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面向全球的《安全倡议》和《发展倡议》，打破美国与其同盟和仆从国基于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利益制定的规则所控制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国际的规则和秩序。

　　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民营经济的功不可没。中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为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有一种说法，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捌玖”的特征，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2022年全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21万亿元，全国全年城镇就业人员479796万人。据此测算，民营企业贡献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2万亿元以上，民营企业贡献的城镇劳动就业，达到38300万人以上。此外，据估算，在个体工商户的城乡就业人员至少共有27000多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因此，民营经济不仅包括私有制经济——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个体私有制经济，而且包括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就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及其经济成分的性质和界限混淆了。如果认为民营经济就是指私有制经济，显然夸大了私有制经济的贡献，尽管在民营经济的贡献中，私有制经济尤其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的贡献，还要加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2022年它们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共约4000多万元、城镇劳动就业共约200多万人。

　　中国现行法律、政策性文件都将经济类型划分成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大类，国家统计局则是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再细分经济单位种类，并无完整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综合数据。从严格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加上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两者构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是民有、民管、民享的名符其实的民营经济。私有制经济私有、私管、私享称为民营经济名不符实。

　　第三，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是一种“个人所有制”

　　钟建民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重新立个人所有制。”他断言：“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其理由是：“社会生产是由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两个方面构成的。既然社会主义这种个人所有制是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那这里的个人所有制，就是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并进而断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的相同点都是个人所有，区别在于资本主义是资产的个体所有，是少数人的个体所有；社会主义则是劳动的个体所有，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所有。”

　　钟建民说：“社会生产是由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两个方面构成的”，既然这样构成，生产资料可以个体所有，生产劳动也可以个体所有。资本主义是资产的个体所有，社会主义则是劳动的个体所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的相同点都是个人所有，他这种推理过程似乎顺理成章。

　　其实，将社会生产划分成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两个方面这个前提并不正确，如前所述，根据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社会生产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构成的。生产力是人们生产劳动的结果。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构成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的三方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决定着后两方面，。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是自主劳动者、相互关系是协作关系；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而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是资产阶级是资产私有者，工人阶级只是出卖劳动力为资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相互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主要是资产阶级之间按资分配，工人阶级得到的只是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并没有什么相同点，倒是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后者是资产阶级私有制。

　　如果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活动上有什么相同点的话，相同点是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目前都处在商品经济阶段，以市场经济体制运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就包括这些），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资产和劳动，都不可能是完全是由个人或个体所有的，其所有权持有方式是具有社会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只有一小部分是由资本家个人直接持有的，绝大部分是由资本家合资组成的股份制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间接共同持有的，还有很大一部分资产是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利益间接持有的。而不少劳动者也会省吃俭用节省一些工资收入作为小投资者投资股份制企业，这也可以算个人间接持有资产。因此，钟建民所说的“资本主义是资产的个体所有，是少数人的个体所有”的说法并不确切。

　　至于“社会主义则是劳动的个体所有，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所有”的说法更成问题。人们的生产劳动离不开生产资料，归根到底要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支配。劳动者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从事生产劳动实践必须具备由一定的知识、技术和经验构成的劳动能力，这是劳动者的素质，也可以说是“劳动能力的个体所有”但这不等于“劳动的个体所有”。因为劳动者的劳动，总是为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下，工人阶级是无产者，是雇佣劳动者，其劳动是为资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只是一种劳动力因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劳动只是一种能够用来使其他商品增值的特殊的劳动力商品，从这个角度说，劳动不是属于劳动者个体所有的，而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成了为自身服务的自主劳动者，是不是就实现了“劳动的个体所有”并且“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所有”了呢？其实不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虽然意味着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等于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将生产资料或将其折合成股份分给个人所有，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服务，而是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由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劳动者所有，不仅要用于满足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更要满足全体人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的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劳动者是取得了自主劳动者的地位，但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计划调控，全国一盘棋，并对外开放，扬长避短，利用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不是个人单干，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要有统一意志，自觉纪律，并能民主管理。这正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赋予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劳动能力的个体所有”，劳动也不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所有的。斯大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就是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至于在观念上，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奉行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毛主席所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当然，这种工作也包括生产劳动。而对于如今17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和预备队——中国共青团员来说，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将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经验构成的劳动能力乃至鲜血和生命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更是本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恰恰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如今宣传社会主义是劳动的个体所有，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所有，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是荒谬的。

　　钟建民将的文章的标题是《讲讲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与按劳分配》。他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段话中“个人所有制”几个字单独抽出来，与按劳分配挂上钩，是想要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按劳分配，是因为建立了“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他却抹去了这段话中说得明明白白的前提：“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这就弄错了因果关系，这里的“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显然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协作”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之间才是因果关系，而不是什么“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说成是个人所有的，说到底就是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自主劳动者的劳动看作是一种劳动力商品，按劳分配只是一份货一份钱，自主劳动者凭借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交易中得到的劳动力价格。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私有制下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商品生产剩余价值后，按劳支付劳动力价格不是一模一样了吗？

　　钟建民从社会主义是劳动的个体所有的观点，引申到认定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不仅否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征，而且必然造成经济理论的混乱。提到所有制，通常都是认为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是指什么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如果硬要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中寻找一种勉强符合他所说的生产劳动个体所有的现象，那只有是自己出资、完全由自己劳动而不雇工、自收自支的个体工商户，他们属于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形式，曾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否定。”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方式，个体工商户的个体私有制经济比不上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更比不上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大都从事个体小生产、小商贩，经不起风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能起到拾漏补缺的作用。

　　不讲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说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并说社会主义则是劳动的个体所有，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所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的相同点都是个人所有。很容易让人误解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即个体私有制，从而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和集体资产分拆成个人私有资产，化公为私，搞全面私有化，最终让资产阶级私有制攻城略地，大行其道，造成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国内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深刻教训，当时他们采实行“休克疗法“措施之一是将原先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股份化，然而将股份平均分配给每个职工，这种做法貌似公平，但每个职工手中股份很少，对企业并无控制权。这时，苏联解体前养肥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便利用个人财力收购职工的股份，将国有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国外垄断资本也借机主义在俄罗斯全面复辟。从此，俄罗斯国民经济一蹶不振，至今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中国广东省。对此，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痛心疾首，一再呼吁：根本解决俄罗斯发展问题，只有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正确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段话的本意，并应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

　　钟建民文章的标题是《讲讲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与按劳分配》。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段话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只是平生枝节，将马大批进入俄罗斯国内进行收购，最终控制了俄罗斯经济命脉的主要企业和行业，促成了资本克思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中的“个人所有制”理解为所谓“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并将其说成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的相同点是个人所有”并在文章最后大声疾呼：“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核心和重点，只是一个误区！”如前所述，此见解貌似新颖，非同一般，其实弄巧成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客观现实情况不符。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段话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应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下文想介绍一下本人对此接触、理解和探讨的过程，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谨听指教。

　　早在2001年2月，我在通读马克思《资本论》的过程中便读到了马克思在其中所说的那段话，深感耳目一新。当时，我理解马克思的本意是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生产资料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如果说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第一次改革，那么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第二次改革。

　　于是，联系当时中国国有企业必革的实际，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有企业民营论——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思考》刊载于《技术经济》2002年第2期，并曾写成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对十五计划的建议《实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转变——十五计划在改革问题上思路应当突破》，2001年4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来公函表示感谢。后来，此文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中国未来研究会确定为2003年5月召开的“中国世贸国际论坛（2003）曁中国入世后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的宣读论文。至今22多年过去了，最近我在百度网用文章标题搜索了一下，发现现在不少网站上还能检索到原文，看来还有一点价值。全文如下：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努力把握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加强对经济工作重大关系的研究，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扩大改革和脱困成果，坚忍不拔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我国经济取得发展，当然要靠新的生产要素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要靠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把现有生产要素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真正提高新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效率，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在这方面，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尤为重要。

　　历史——我国国有企业的形成和沿革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为建立公有制创造了政治前提。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建立了全民所有制；改造民族资本，通过和平赎买，将其逐步转化为全民所有制；通过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改造个体所有制，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有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变化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等。尤其表现在不顾生产力实际状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人为拔高公有化比重和公有化程度，过度限制非公有制发展。改革前，在我国国民经济总量中，公有制经济占90%以上，其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占70%以上。基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般采取国家所有制”的认识，全民所有制企业（当时称之为国营企业，后来才称之为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集体所有制企业则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看齐，力求从“小集体”过渡为“大集体”。集体企业经营方式，与国有企业差不多。个体经济受到排斥，私营经济则在消灭之列。这种高度集中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体制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低、不平衡和多层次的实际状况，结果只会阻碍经济发展，造成资源浪费。

　　在改革中，我们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外，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应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其于这种认识，我们加快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它们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据1997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 1995年与1985年相比，在全国工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公有工业从98.6%下降到77.5%,其中国有企业从74.6%下降到53.7%,而个体工业则从0.5%上升到1.0%,私营工业从0上升到1.9%,股份制工业从0.2%上升到5.0%。在全部工业中，乡镇工业从12.0%上升到20.3%,三资工业从0.2%上升到16.2%。

　　在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同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我们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中心环节，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职工民主管理权利；接着，我们全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国家对企业的最终所有权、资产运营权与企业的独立经营权分离，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与此同时，在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中，各类国有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分别进行扭亏增盈、改制重组、兼并联合或退出淘汰。

　　现状——还是要在体制创新上做文章

　　经过前一阶段改革实践，国有企业面貌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全面提高，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和重要的转机。但是，应当看到，国有企业的体制障碍仍然显得非常突出。例如：

　　国有企业资产运行效益低下。目前，国有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仅为20%，占用的资源却超过60%。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仍低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

　　国有资产存量流动性差。我国国有资产存量巨大。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有9.6万亿元，还有6万多亿国有房地产，加在一起有近16万亿元。在现行体制下，它们分散呆滞在大小国有企业中低效率运行，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国有企业在国有资产上吃大锅饭。目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主要由政府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承担。企业领导者的任期是一定的，资产保值增值却是长远艰苦开拓积累的过程。现行体制往往剌激企业领导者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类。企业资产一旦发生严重贬值，即使对企业领导者给予处分，也难以挽回损失。在企业中长期工作的多数职工，不能从国有资产增值中获得相应回报，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失去了群众基础。

　　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进展不快。许多国有企业虽已进行公司制改革，但由于民有股份比例较低，实际上还是政府说了算数，难以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部份大中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被改制成国有独资公司，没有民有股份，更失去了公众从企业内部监督的机制。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不够完善。虽然企业工资制度日益合理化，也已提出对技术成果、经营业绩试行股权分配，但未能普遍推行。还没有如实地把包括人力资源、劳动技能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看成是无形资产，参与股权分配。国有企业中的多数职工不能分享到因自己的勤奋劳动使国有资产增值带来的成果而先富起来，真正先富起来却是非公有制企业的业主们，社会个人收入水平两极分化，必然影响社会公平和企业效率。

　　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给国有企业造成沉重负担。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从长远看，是将国有企业从“企业办社会”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但在目前，各项基金的缴纳给国有企业造成沉重负担。而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职工享受到的实际保障水平有所降低，遇到非常变故时个人支出大大增加。在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未来收入预期不高，未来支出潜在风险较大，势必影响其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给扩大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造成阻力。

　　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弊端也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换。不少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运营权尚未转到按企业原则运行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仍然掌握在政府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就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偏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异化或出现非市场化趋势。同时，由于这种联系和现行体制漏洞，为少数行政官员插手国有企业以权谋私进行寻租创造了客观条件。近几年，贪污盗窃国有资产、受贿行贿成万上亿的案件层出不穷，就是实例。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还提出了内在动力问题。随着改革进行，必然涉及人们原有利益调整；要使改革深化，必须给大多数人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人们拥护。而现在对于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职工来说，他们却感到疑惑，因为许多改革措施是以牺牲普通职工利益为代价的，而一些国有企业为脱困而采取的职工下岗、失业等措施则好象是将他们一下子抛进了汪洋大海，感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没有企业主人的感觉，对企业进一步改革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上述情况说明，国有企业还要进一步改革，仍然要在体制创新上做文章。

　　取向——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

　　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取向应当是围绕所有制问题，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即在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后，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姓官姓民”问题。

　　国有企业民营化，这里的“民营”与目前所讲的民营企业的“民营”的含义是不同的。

　　民营企业，通常是指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和各种非公有制企业。

　　国有企业民营化，一是指国有企业资本中应当增加民有成份，特别是要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将国有企业变为国家持有一定比例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也可以将国有资本全部有偿转让变为民有成份。这样，我国企业实际上就全变成了民营企业，不过是有的企业具有国有成份（全民所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有），有的企业不具有国有成份而已。二是指国有企业普遍进行股份公司制改造，采用这种国际通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制度，进行集约化经营。与此同时，除个体企业和合伙企业外，集体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也普遍实行股份制改造。这样，混合所有制将成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主要形式，股份公司制将成为我国各类企业的主要形式。这将使我国所有企业都能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加公平竞争，承担社会义务。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民主化”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资本家发行小面额股票，用股票代替部分工资，鼓励工人购买股票，使广大工人拥有少量股票，以此宣扬“资本民主化”，人人是企业的“主人”，不过是一种欺骗性作法，因为企业大权仍然掌握有控股权的大资本家手里，工人不能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不会改变雇佣劳动地位。而在社会义条件下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承认劳动者个人所有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国家仍然掌握着主要企业资产的控制权，企业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可以更好地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真正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实际控制力，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私有化”，也有本质区别。这些国家抛弃公有制，将企业的财产折成股份，平均分配给全体职工，每个职工只有少量股票，由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职工只能将手中的股票廉价出售给新生的资本家，伦为雇佣劳动者，从而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国有企业民营化，虽然国家减持和转让了部份股份，但并未放弃在主要企业的控制权，相反通过减持和转让所得的资金，国家还可以参股和控制新的企业。国家通过参与制，可以达到用较小的资本量控制更多的企业的目的，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新形式下更快发展壮大。

　　基础——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

　　国有企业民营化，不是一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企业经营，而是必须进行所有权改革，在企业中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从而将国有企业改制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企业民营奠定基础。

　　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这并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主张，马克思早就提出过这种设想。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引自《资本论》第1卷第24章）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过去我们将国家所有制当成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后来通过改革实行两权分离，政府掌握国有资产所有权，企业具有法人财产权，但企业负责人由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任命，只要对上负责；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仍不能不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干扰，出现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病。在国有企业内部，劳动者对企业财产没有直接所有权，也不能从自己对国家提供的积累中直接享有所有者的权益，这就缺乏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经济基础，很难真正实施民主管理，建立最有效的内在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和运转机制。国此，可以说，目前在国有企业中全民所有制是虚拟化的。这种虚拟化一旦被坏人利用，国有企业就会成为私人提款机，变成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在国有企业中，全民所有制能否实体化呢？比较现实的途径就是按照马克思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在国有企业中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

　　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可以通过企业外劳动者个人收入对企业的投资形成，更重要的，还应通过对企业内原有国有资产的分拆来形成。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创造发明、技术知识、经营才能是无形资产，可以折算成资本和产权；那么，我们就理应承认人力资源、劳动技能也是无形资产，尤其是当它们创造出超过本行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之后。这些超额利润理论上应是无形资产的报酬，它们所形成的资本和产权应当返回给持有那些无形资产的企业内的劳动者个人。这一点通过对国有企业现有资产的评估是不难做到的。

　　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可以用按实际净资产向职工出售国有资产的办法，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因为没有考虑职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历史贡献，会出现职工用自己的钱去买自己积累的财产的怪事，陷入“职工贡献越大——企业净资产越高——职工个人出资越多”的怪圈。例如，江苏春兰集团，是从一个亏损480万元的企业起步的，目前已发展到总资产120亿元，净资产80亿元，最近集团确定拿出12亿元净资产由职工个人出资购买，似乎对职工是一种优惠，其实，更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将增值的净资产的一部分返回给企业职工。

　　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除对现有国有资产所有权进行分拆外，还应采取期权制等方式，使职工在未来通过自己对企业资产增值的贡献，增加自己的股权，使其收入成为个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主要来源，在企业内本职工作中也能真正实现通过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并不是单纯的福利措施，是在企业法人治理机构中给劳动者个人参与民主管理奠定经济基础，注入内在动力。持有个人所有权，也是有风险的。在企业净资产贬值甚至亏损时，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也比现行体制中的企业领导者负盈不负亏、企业普通职工负亏不负盈合理得多。

　　形式——股份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适宜形式

　　股份公司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造就的现代企业制度，本身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制，能完全体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能促进企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根本转变。它有利于灵活适应市场变化，建立起强有力的经营决策、计划、控制、组织、监督和信息系统，有利于技术开发和管理创新，充分利用企业内外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并能较多地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我国现有的多数股份公司在同行业中创造的骄人业绩就是例子。

　　股份公司制作为一种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也可以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领导作用可通过在股份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出来。

　　国有企业民营化可以利用股份公司制这种适宜形式，国有企业普遍参与股份公司制改造。在股份公司制企业中，各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股份的持有者同其他股东一样依法享有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从而发挥相应的作用。同时，企业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民有股份比例。首先是通过对各种无形资产的测算，向公司职工分配或配售部分股份；其次是在公司职工中逐步实行各种类型的股份期权制，让公司职工除工资、奖金外能依据其超额贡献获得股权奖励；同时公司还可以向社会投资者包括法人机构和个人公开增发股份，从而将现有国有企业改造成由国家、社会法人机构、个人分别持有不同比例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在股份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可根据所在企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并考虑国家的公共职能决定。可以控股，也可以不控股。即使在重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也不妨有公众参股；国有股权可以通过出售、赠与等转让方式减持；在一些国有小企业中，国有股权也可以通过转让逐步退出。

　　有国有股份的股份公司中，国有股权、劳动者个人股权分别代表着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实现了劳动者的劳动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直接结合，企业真正变成了“全民所有”，也实现了马克思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

　　好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优点

　　第一，国有企业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民营化后，企业就会真正取得法人财产权，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从国营变为民营。即从姓官变为姓民。国有股权的行使者不再是行政官员，而是资产控股公司。这样，就有效地实行了所有权、营运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可以从体制上切断官僚主义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扰。一方面，防止行政官员利用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权力，以权谋私，进行寻租活动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行政官员忽视行政运行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差别，对企业经营的瞎指挥。同时，还可以防止唯利是图的商业意识侵入行政行为。政府退出企业后，并没有解除其经济职能。它仍然可以加强服务，为企业改革和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第二，所有企业统一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我国现行经济政策，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取得、社会义务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这种权利和义务上的差别，不仅使企业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条件，造成许多变相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企业钻政策空子侵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而且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功能的发挥。国有企业民营化，在全社会普遍实行混合所有制，采用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让所有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必然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市场机制的形成。

　　第三，促进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一方面有近16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分散在大小国有企业中，使用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又有近9万亿元的储蓄存款呆在银行中，使用效率很低。使两者沟通，国有企业民营化是一个办法。它可以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将其股份化后，通过适当的方法转让给国民，让国民掌握和享有股权，就等于将其资本化，资本化可带动货币发行，股权进入市场，进行合理流动，就能将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推进到新高度。整个国民经济将在资本的高速运动中获益，有可能使我国经济总量成倍增长。

　　第四，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所有制基础。国有企业民营化，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是从知识经济时代的实际出发，看待劳动价值和衡量劳动贡献，在按直接劳动时间和有形劳动产品分配的基础上，更强调按知识技术、经营才能、劳动能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由此对现行分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使我们将按劳分配用工资，将按各种生产要素分配用股权来衡量，有利于调动企业中各类员工的积极性，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形式。同时让员工享有股权，将他们为国有资产增值所作的贡献部分返回，还可以从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角度，为公众参与进一步改革注入动力。

　　第五，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提供支持。最近，国家已经确定减持转让某些企业规定比例的国有股份，以其资金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不足。如果此项义务仅由目前少数国有控股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来承担，可能负担太重。国有企业民营化，让更多国有控股公司共同承担这项义务，酌情减持适当比例的国有股份，可能更合理一些。由于股份制改造造成的职工普遍持股，其股权分红收入将会成为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的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也是有力支持。

　　第六，配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展开。国家要求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迈出大的步伐，有新的起色。经济结构调整就必须以企业为主体，紧紧依靠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股份公司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不仅可以包容国有企业，也可以包容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不仅适用于工业、建筑业，而且适用于大农业、大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便于进行资产的重组和流动，便于进行企业间的兼并和联合。这种兼并和联合，可以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进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情况，实行优胜劣汰、有进有退的调整，做到进而有为，退而有序。

　　第七，便于企业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股份公司制可以适应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容纳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也可以容纳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发展和创新。从所有制变更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民营化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形成恰当的公有股权和民有股权的比例，而不必象目前这样硬性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私企业的比例，用整体出售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增加非公有制企业来调整这种比例，从而避免因企业劳动者地位的急剧变化而引起的种种弊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变相流失。从长远看，将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范围内的国有股权和劳动者民有股权比例会不断提高，最终实现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那将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第八，利于企业更好吸收外资和对外开放。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设置种种壁垒。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成为民营企业，加上股份公司便于资金合作的灵活机制，必然为今后更大规模地吸收外资创造条件。在我国加入WTO后更是如此。

　　写过这篇文章后，我更认定所有制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因此，从2001年至今22年来，始终密切关注这方面改革的动向，关注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变化趋势，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思考如何用进一步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我总的看法是，目前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从质的方面始终坚持着没有改变，仍以公有制为主体，尤其是国有经济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内私有化潮流的冲击和国际霸权主义制裁的打压下，负重前行，努力做大做强，提质增效。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数量少，然而规模大，实力强，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可谓劳苦功高。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搞全盘西化。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种倾向“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他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党的十八大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人鼓吹什么“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一私就灵”。将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用管理层向国家贷款收购的方式改制成私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接着又通过出让土地和矿山等国有资源让私有资本投机获取暴利。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鼓励私有资本进入获得控股权，并让国内外私有资本大举进入原先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退民进”成为正道，只要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吸收私有资本成立国有控股企业，或兼并民营企业，就被说成是“国进民退”，“新的公私合营”而受到非议，集体企业也在遇到类似的命运。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趋势势一泻千里。国内外资产阶级相互响应，企图搞全面私有化，自由市场化，经济殖民化，改变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完全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与邓小平理论也是背道而驰的。

　　目前，我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在量的方面私有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1857万个，其中国有企业7.2万个，集体企业9.8万个，股份合作企业2.5万个，联营企业0.7万个，有限责任公司233.4万个，股份有限公司19.7万个，私营企业1561.4万个，其他内资企业0.1万个，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9万个，外商投资企业10.3万个。这就是说全国共有公有制企业19.5万个，占企业总数的1%；私有制企业1583.6万个，占企业总数的85.3%。而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253.8万个，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有公有制经济成分，也有私有制经济成分。另外，还有个体工商户6295.9个，属于个体私有制。

　　如今，稳定和公平已经超过效率成为新时代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我国国民经济在将来遭遇国内外新的“黑天鹅”、“灰犀牛”时将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甚至于遭遇严重挫折，将过去的经济增长成就一笔勾销。这两个主要问题是不能靠一味地、片面地发展私有制经济来解决的，私有制经济的短视逐利性和盲目扩张性决定了其对价格信号过分敏感，一旦市场价格出现意外波动，极易出现躁进或恐慌，引发投资和就业水平的剧烈震荡。私有制经济以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为目标和在市场竞争中的丛林法则必然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些根本缺陷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宏观稳定性和社会不公平的致命短板。相反，公有制经济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尤其是国有经济能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需要，追求的是稳定投资和扩大就业等全局目标。它不仅不受价格信号偶然波动的影响，还能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平抑价格，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国有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技术创新的平均贡献也较多，而且处于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命脉和国计民生、科技前沿的关键部门。在对外投资中也是主力，除承担国家税收外，还上缴部分利润，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为人民群众提供稳定的市场秩序和生活秩序。事实证明，在出现重大灾变的非常时期，公有制经济可以暂时抛弃效益目标，不计成本地投入救灾抗疫物资的生产，极大地增强国家动员力。在平时，公有制经济维持的粮食、能源和其他物资的储备体系是国家安全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科研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提供了保质保量的公共服务、智力资源，保证了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可以享受和平安宁的环境。这些是私有制经济不愿做也做不到的。所谓“不管公有制、私有制，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就一好百好”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公有制经济搞垮了，搞没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就成了一句空话，把公有制经济搞垮，最终必然犯颠覆性的错误。

　　党的十六大曾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具体经济工作部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一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积极性高涨，自称要当“店小二”，为私营企业家保驾护航，甚至还要限制公有制成分发展，为非公有制腾出空间；一说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国有股“一股独大”，改变企业国有控股的局面，增加私有制投资比例，取得控股地位，使其更具有私营企业色彩。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娘家人，公有制企业反倒成了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工作变得理不直、气不壮。

　　因此，虽然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从质的方面还始终坚持着没有改变，但仍无法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和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已经低于私有制经济，尤其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的势头。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许多地方囿于个体小生产方式，难以得到迅速发展。对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说，资产阶级私有制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如果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私有化的趋势继续下去。由量变到质变，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会失去，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就不能发挥，而由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取而代之，国内外私有资本，沆瀣一气，野蛮生长，为所欲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有人估计，十年后甚至不到十年，中国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就会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多少差别，甚至低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有可能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被摧毁。进而而影响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走上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

　　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最为显著的现象。

　　一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邓小平早在对改革开放进行总体设计时就已经发出过警示。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因此，他对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特别重视，反复论述。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曾明确提出过二十世纪末要研究解决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的要求。然而，事与愿违，二十世纪末这个问题并未能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估量和判断。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指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国际惯例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为警戒线；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基尼系数1978年为0.317，自1994年开始（除1999年外）越过0.4的警戒线，总体趋势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基尼系数。据经济学者的估计。2006年达到0.496。2010年超过0.5。2021年有所下降，约为0.472。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据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16中国高净值人群出国需求与趋势白皮书》显示，截至2016年5月，中国大陆拥有约千万富翁134万人，亿万富翁有8.9万人，有2056个家庭财富达到20亿元以上，其中，10亿美元富豪达到594人，领先于只有535人的美国。北京已超过纽约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之都。而且中国的千万富翁中的60%，约80万人的目标是将三分之一财富布局海外，并计划移民外国。2019年千万富翁年增速超过10%，达到270万人，比2018年1%的年增速比大幅加快。净资产总额也增长了10%以上，达到26.6万亿美元。2019年，瑞士银行公布消息，100个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合计人民币7.8万亿元，而201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的储户存款仅为人民币72.44万亿元，也就是说，这100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已经超过了全中国14亿人民存款的11%。2020年，尽管遇到新冠疾情，仍有2398个家庭财富达到20亿元以上，其中家庭财富达到1000亿美元的富豪从2019年的19人猛增到41人，富可敌国。也是在2020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83655元，而城镇私有制企事业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7727元，是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6.51%。有些城镇私有制企事业单位高管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年薪，是普通劳动者平均工资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他们与苦苦挣扎在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这“新的三座大山”下的亿万劳动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二是新的资产阶级实体日益壮大。邓小平在对改革开放进行总体设计时还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曾经告诫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样是事与愿违。改革开放前，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赎买政策，向资本家支付一定年限定息结束后，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实体自然消亡。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允许私有制经济尤其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合法存在，而且在政策上鼓励其发展，并将部分公有制企业改制成资产阶级私有制企业，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目前中国新的资产阶级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已经形成实体，日益壮大。其特点，一是规模性，人数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应当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属于奉公守法的爱国、拥护党的领导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其中特别是作为参政党的各个民主党派的党员。还有不少人积极要求进步，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年），当时我国民营企业中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即大资本家中有50.28%。营业额工业不超过3000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1000万元的小私营企业所有者即小资本家中有28.31%、中型私营企业所有者即中等资本家中有38.62%，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也有少数人构成了新的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势力，与党和国家作对，一心想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邪路。二是团伙性。新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们结伙组成了泰山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接力中国、华夏同学会、江南会、正和岛等商会进行种种活动。以秦山会为例，全称是泰山产业研究院，1993年成立，号称中国最知名、最神秘的商会，有人将其与美国骷髅会并列。泰山会会长是联想控股柳传志，理事长是四通集团段永基。成员有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阿里巴巴马云、复星集团郭广昌、华谊兄弟王中军、远大集团张跃、远信控股林荣强、巨人集团史玉柱等富豪，所在企业涉及高科技、地产、金融、娱乐等方面，掌握资本9万亿元。泰山会入门门槛为资本1亿元，每年只发展1家会员，定期聚会，如果不能到会要一次缴纳20万费用，并规定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谈论上市、并购等问题，目的是钻国家政策空子，互相串通帮乘，谋取更大暴利。由于多行不义，引起公愤，泰山会不得不解散。泰山会成员马云和柳传志等还在杭州西湖边创办了一所“湖畔大学”，根本不是正规大学，招生标准却十分苛刻，招收的学员要是企业家，还要请人推荐，三年学费高达28万元，其实是培养与他们理念相同的富人和权贵，以扩大他们的圈子，更多地剥削民脂民膏。现在这所“湖畔大学”已经改名“浙江湖畔创业研究中心”仍存在着。三是贪婪性。新的资产阶级头目已经在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公开挑战。首先是千方百计侵占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如通过串通转让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其次是公开反对国家宏观调控，他们公开要求改变国家金融制度，并插手搞乱金融领域，如通过串通层层担保以小搏大，骗取国家银行资金。企图通过上市，席卷广大中小投资的财富。四是残忍性，为了榨取劳动者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公然要改变我国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即每周平均工作时间40小时，而要实行“996工作制”即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时或不到1小时，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天，60小时以上，并宣称这是劳动者的“福报”。据统计，2022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9小时，这还没有将法定节假日计算进去。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一些资本家用尽各种手段乘机哄抬物价，谋取暴利，更显露出赤裸裸的噬血本性。五是买办性。对外开放以后，随着外国和港澳台私有资本进入中国，境外资产阶级也乘势进入与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合流。中国新的资产阶级有的不仅不求自身技术创新，甘居生产线底端，为境外资本充当出卖和盘剥国内廉价劳动力，赚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而且协助境外资本打压国内技术创新企业，覇占技术高地。有的将企业干脆将本国企业变成外国企业。有的将从本国取得的资金和财富转到国外。有的本人和家族放弃中国国籍，移民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宣誓效忠于帝国主义主子，叛国投敌，充当洋奴。六是腐蚀性。由于在社会上形成了厐大的新的资产阶级实体，为了使私有资本野蛮生长，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侵占国有资产和资源，寻求庇护或谋取特权，用尽糖衣炮弹等手段在党内、政府内寻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合作者。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中国谋取更多经济利益，为了实现使中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图谋，也千方百计在中国党内、政府内寻找买办、汉奸和帮凶，这样就使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腐败分子层出不穷。这些腐败分子，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有些人贪赃枉法，受贿敛财，化公为私，动辄千万上亿，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腐败分子人数还不少。据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共十九大报告，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竟占总数的11.7%。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这些腐败分子，上下成线，遍布全国，内外勾结，无孔不入，可以说也形成了党内新的资产阶级实体，实际上充当着新的官僚买办资本阶级的角色。

　　由于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并且壮大，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新的工人阶级成员的构成和地位改变。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就业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在生产中的地位是自主劳动者。改革开放后，2020年，全国就业人员共75064万人。其中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共5903万人，占7.86%，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仍然是自主劳动者；私有制企事业单位共60400万人，占总数80.46%，他们中绝大多数在生产中的地位已经是雇佣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生产剩余价值。工人阶级成员中农民工占大多数，据统计，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数29562万人，其中又大多数就业于。在私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阶级成员组织比较松散，尤其是农民工们，流动性大，原先从事农业，受小生产传统习惯势力影响大，组织政治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个难题，如何充分发挥这些企业中的党团组织的作用，更好发挥工会在维护工人群众利益和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也是新的课题。有利方面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发展到9800多万人。其后备队——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已发展到7300多万人。

　　新的农民阶级是由原先农民阶级中仍生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组成。2022年为28400万人。攺革开放以后，解散了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和农民代表大会也不再存在，农民变成了中国唯一没有社团组织的阶级。农村虽然仍坚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方式由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重归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乡镇集体企业大都被改制为私营企业。农村集体组织松散，资金积累降低，缺乏社会主义教育，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缺位，结果造成小生产习惯势力作祟，据统计，2018年我国共有2亿人信教，宗教团体5500个，其中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主要是农民。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共同的世界观是唯心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辩证唯物论，这表明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遭到挫败。毛主席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严重的问题如今又摆到了面前。这个问题只有结合新型合作化的开展，依靠农村党团组织引领，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生产方式由个体小生产复归社会化大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集体经济企业化的过程解决，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等始终坚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先进典型就是榜样。现在也有新的资产阶级打着“资本下乡”、“重用乡贤”等幌子，企图乘机兼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搞农业私有化抢占农村土地和其他资源，并愚弄和剥削农民。

　　新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面广量大的个体工商户，2002年末达到11400万户，从业人数估计在18000万人以上。他们大都经以个体小生产方式经营，自然更加易受小生产传统习惯势力影响。对于个体小生产，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散依附在不同阶级身上为其服务的阶层。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全国18岁以上成年受学校教育时间已经达到学13.8年，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数已经达到24000多万人。如果将这些人视为知识分子。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直接从事生产、技术和管理的劳动者，他们在公有制经济组织或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与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相同，或者说就是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组织中还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资本家或其代理人，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业于个体工商户，具有小资产阶级特征。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业于公有制行政事业和社会事业单位。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业于私有制的事业单位。他们的地位与就业于在公有制经济组织或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那些知识分子的地位大体相同。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依附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身上为他们服务的，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保持一致的。但是，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为他们服务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往往维护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相抵触。其中，尤其是一批被称为“公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宣传、教育、文化界和一些网站上专门为国内新的资产阶级和国外敌对势力服务，充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吹鼓手，对此引以为荣。例如，2021年7月7日，“财新”网上就刊登了吴晓波的一段自白：“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我认为可能还是蛮少数的人，可能全国一年就几十万人吧，我就懒得破圈，我这几十万人服务好就挺好了。你愿意来，你就进圈，我也就不出去了。”

　　因此，在我国目前社会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基本适用。例如：“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判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言行的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础上的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专政的方法是指：对内“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对外“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变化问题，事关坚持还是背离、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错综复杂，积重难返，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由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削弱，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新的资产阶级实体日益壮大。这说明，要看到改革开放看到成绩是主要的，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触碰到邓小平当年所警示的“政策失败”和“走了邪路”的红线。由此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2018年6月，习近平指出：“当前，我们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如前所述，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走向衰落，新冠灾情肆虐、种族冲突恶化，财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危机频发。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突显，但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同盟不甘心失败，困兽犹斗，垂死挣扎更烈。近年来美国更是坚持霸权主义政策，在军工复合体垄断资本的梆架下，将反对其霸权主义，并影响其霸权地位的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公开宣布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将中国定为头号敌人，时不时渲染“中国威胁”，千方百计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围堵中国，并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对一个又一个国家连绵不断地搞武装侵略和颜色革命。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出专门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扬言“如果让10多亿人口的中国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与灾难，四个地球都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执政纲领，并在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强调了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国第一主义”。扬言中国应该为疫情对世界造成的破坏而赔偿10万亿美元，同时还怂恿各国应该将对华债务一笔勾销。还宣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货物征收100%的关税。拜登则借俄乌战争大做文章，宣称要么与俄罗斯开始战争，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要么就是对俄罗斯发起制裁。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可能有和平的选择。他们在俄乌战争中全力支持乌方。公开宣称要通过此战，削弱俄罗斯，然后全力对付中国，并已经扬言要象对俄罗斯那样制裁中国等等。美国凭着美元独占发行权和在国际货币中的垄断地位，极力将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造成新的帝国主义阵营，使“北约”全球化，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展这“印太战略”，并在中国周边拼揍了多个军事同盟。美国自己并纠集仆从国不断地派军机、兵舰到中国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骚扰和，并与中国周边国家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威胁中国，不仅用武装岛链围堵中国，中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伎俩作斗争时并不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共同体的政策以及安全倡议、发展倡议、文明倡议，虽然为世人所赞赏但发挥主导作用尚待时日。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还受到种种限制，在军事上中国还处于美国及其同盟国和仆从国构建的包围之中，它们的核武器、导弹系统和战争机器还具有能将地球毁灭数十次的能力，它们在政治军事拉帮结伙上围堵中国的同时，在经济上不仅通过科技战、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在经济上打压中国，而且搞所谓价值观外交，推销所谓普世价值，并收买中国国内的一批“公知”，继续鼓吹在国际上已经破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为中国下一歩改革开放作设计、提方案，要中国继续搞全面私有化、自由市场化，最终全盘西化，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宿愿，使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的邪路。而国内一些受他们收买或唬惑的“公知”以及个别参与政策制定的人们，还鼓吹中国和美国是什么“夫妻关系”等，以美国为样板，把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拴在美国身上。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在如汪洋大海一般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包围之中，目前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还大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国际垄断资本同盟的利益制定的，更适合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它们极力维护这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年列宁在分析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一些的原因时就说过，“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总之。只要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各国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国际同盟的矛盾一天不解决，国际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会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并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内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和改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习近平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这一指示与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判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言行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完全相同。习近平还指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这些指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必须同样的道理，凡是要改变一种所有制,也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社会所有制总体结构的私有化势不可挡，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及其收买、笼络和影响的“公知”持续不断地煽动资产阶级自由化密切相关，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处心积虑想让中国歩前苏联和东欧的后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中国周边拼凑军事同盟，制造争端，用武力围堵中国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进行大举进攻和渗透。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媒体大肆宣传，而且用各种方式在中国国内收买和笼络了一批“公知”鼓噪全盘西化，极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只要我捞到一把，那怕它寸草不生”的个人主义盛行，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如崇尚“一切向钱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作祟，更加增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封建主义传统观念和历史虚无主义也乘机死灰复燃。有的人还以所谓“不争论”为借口，反对与这些错误主张正面交锋，说什么这样会把它们“炒热”。现在，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或者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或者应声附和，为虎作伥，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邓小平指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有敌情观念，要有责任意识。“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

　　作为一个入党数十年的共产党员，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追根溯源，我发现2016年11月4日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开幕式上，做了题为《鉴别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主题演讲。公开反对《共产党宣言》的提法，将“消灭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12月4日，我就写了《共产党人就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消灭私有制——评胡德平的“扬弃私有制”论》一文发表在乌有之乡网刊上（网刊发表时题目改为《系统批判胡德平的“扬弃私有制”论》），指出：《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的“Aufhebung”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消灭”并没有错；“扬弃私有制”论否定消灭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将其说成“空想社会主义”，恰恰是在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述的精神实质；胡德平用“扬弃私有制”论否定消灭私有制，首先是要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所有制变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2002年胡德平和张殿清第一次抛出《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旨在继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衣钵，煽动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2010年由张殿清出面第二次抛出《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表露出胡德平决心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继续煽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在中国“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决心；2016年胡德平通过公开演讲，第三次抛出“扬弃私有制”论，是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着干，继续煽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进一步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底线，维持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为新的资产阶级“喂定心丸”。这篇文章又一次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段话，指出：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步变革的方向，也是破解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在所有制方面出现的问题的途径。（此文如今在乌有之乡网刊上仍能搜索到。）

　　2013年5月3日，胡德华在参加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85周年学术研讨会，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现阶段的改革创新需要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指导改革在理论上应该大无畏”。2016年12月26日，石兴国有针对性的在乌有之乡网刊上发表了《在美丽词藻包装下的真实心声——评胡德华和胡德平的“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大无畏”》一文，对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和胡德平近年来的诸多言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详细分析了他们所谓“大智慧”即如何记取苏联和苏共解体的教训，所谓“大气魄”即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所谓“大胸怀”即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后的中日关系，所谓“大慈善”即如何践行“富民为始”“藏富于民”，所谓“大无畏”即如何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后指出，这些实际上是显露了他们在美丽词藻包藏下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祸心。（此文如今通过百度网仍能搜索到。）

　　本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路，2018年3月。石兴国在乌有之乡网刊召开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集会上，发表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探索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途径》一文，后来刊载于乌有之乡网刊并被红歌会网转载。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所有制结构在毛泽东时代的两次伟大飞跃，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中国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认为应当正视社会所有制结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提出在选择途径时应当注意：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坚持和巩固现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二，积极审慎地推进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守住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的底线。第三，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化，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倡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化。第四，在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中，要特别重视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个环节。第五，通过新的劳资合营和公私合营的方式，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第四、第五点中，因涉及到是本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段话本意的进一步全面理解，并认为不仅可以将其应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可以将其应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和对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而且提出了一些方法，故将这两点的原文摘录如下：

　　第四，在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中，要特别重视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个环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引自《资本论》），这可作为理论根据。

　　对马克思设想的理解上，目前是有争论的。第一种理解，马克思设想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只是指重新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不是指重新建立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只能是公有制，重新建立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只能是私有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兼容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或者公有化，或者私有化，二者必居其一。他们主张目前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方向是恢复全面公有化。我认为，这种理解显然忽略了马克思这段话讲的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而且依据的是“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即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的“绝大多数人”（“十分之九的成员”）的“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的否定，这显然是指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第二种理解，马克思设想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指重新建立私有制，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在这段话中已经明确指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且“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中的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第三种理解，马克思设想意味着，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是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结构公有化；那么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推进社会主义共有制改革，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二步，即社会所有制结构共有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这样描绘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设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图景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体现。我赞同这种理解，并认为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完善和发展的波浪式运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与十九大提出的“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符合的。现在已经到了将其付诸目前我国社会所有制结构改革实践的时候了。它有利于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实体化，将代表全体劳动者持有的国家所有权、代表集体劳动者持有的集体所有权，与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结合起来，实现“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的梦想。“共有化”的所有制，将使劳动者从无产者成为有产者，促使劳动者在生产中地位“自主化”，即成为有所有权保障的，以联合劳动、自觉纪律、民主管理为特征的为自主劳动者。它有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能广泛地惠及从事生产、服务、科技、管理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它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看得见、可获得的个人利益、直接利益结合起来，将为实现多数人富起来提供所有制基础。它立足于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实际，看待劳动价值和衡量劳动贡献，将按知识技术、经营才能、劳动能力与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分配用股权来衡量，让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有公平合理的机会获得劳动收入、投资收入、经营收入、保障收入，从而建立一种“共富化”的分配制度，这将会釜底抽薪般地扭转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它将绝大多数劳动者在获得更大实际购买力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同时，促使劳动者得到人的全面发展，参与投资和管理实体经济和发挥相应能力的机会，“有恒产者有恒心”，不仅使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有主人感、责任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使中国人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它将促使新的工人阶级，包括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以及农民阶级更大程度上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为在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提供经济基础。进一步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国有企业中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就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对此，《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提到了与此有关的“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举措，提出要“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并说：“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这一规定在持股方法和持股对象上限制过于严格。在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中，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可以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的方式，但不应仅限于此，要承认职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历史贡献，员工持有的原始股份应当通过对企业内原有国有股份分拆来形成。既然我们已经承认创造发明、技术知识、经营才能是无形资产，可以量化成资本和产权；那么，我们就理应承认人力资源、劳动技能也是无形资产，尤其是当它们创造出超过本行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之后。这些超额利润理论上应是这类无形资产的报酬，它们所形成的资本和产权应当返回给持有那些无形资产的企业员工。以后，可以在国有企业中逐步实行各种类型的股份期权制，让员工除工资、奖金外能依据其超额贡献获得股权奖励，使员工在通过自己不断对企业资产增值的贡献，增加体现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股份，并引导员工将自己的收入投资本企业，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员工个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主要来源。同时，国有企业还可以接受企业外劳动者用个人收入对企业的投资，由此形成的股份也具有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性质。这也是为绝大多数劳动者增加财产性收入，更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机会和渠道。应当说明，在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中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单纯的福利措施，是在企业法人治理机构中给劳动者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奠定所有权基础，注入内在动力。不论是企业员工还是企业外的劳动者持有体现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个人股份，都是有风险的。在企业净资产贬值甚至亏损时，劳动者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但这比现行体制中的企业领导者负盈不负亏、企业普通职工负亏不负盈合理得多。

　　必须指出，员工持股，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普遍存在，作为一种缓和劳资矛盾的改良措施，其做法是资本家发行小面额股票，用股票代替部分工资，鼓励工人购买股票，使广大工人拥有少量股票，以此宣扬“资本民主化”，人人是企业的“主人”，不过是一种欺骗性作法，因为，企业大权仍然掌握有控股权的资本家手里，工人不能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不会改变雇佣劳动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国家仍然掌握着国有企业的控股权，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后，可以更好地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从而真正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实际控制力，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这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后进行的“私有化”，也有本质区别。这些国家抛弃公有制，将企业的财产折成股份，平均分配给全体员工，每个员工只有少量股票，由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员工只能将手中的股票廉价出售给新生的资本家，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从而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中，虽然国家向劳动者减持和转让了部份股份，但并未放弃在国有企业的控股权，相反通过减持和转让所得的资金，国有资本还可以投资和控股新的企业。达到用较小的资本量控制更多的企业的目的，从而使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更强，实力增长更快，社会所有制机构总体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企业化改革，也要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即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个人所有权。在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包产到户”的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是分散的。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不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产权中，部分是属于集体所有的，部分是属于家庭个人所有的，也就是说，我国农村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是存在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基本符合马克思“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只提到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有诸多限制，但其中提到了 “集体股”、“成员股”的区分。如果按照我们设想，主要目标定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化，采用公司制，那么，在股份公司中的“集体股”就是集体股份，而“成员股”就是体现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成员个人股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改制成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集体控股公司，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方式。这种集体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也适用于原由村民委员会直接组织管理农村集体经济，准备新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化涉及到全部农村集体资产，除将经营性资产量化为集体股份和成员个人股份外，还要对资源性资产和非资源性资产的产权形成的股份结构进行分析。由于农民集体承包土地这种资源性资产在农村集体总资产中的权重最大，按照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所有制的原则，确定集体股份和成员个人股份的组成结构。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制改革时，可以通过资产评估可以确定集体所持有的全部承包土地所有权的总价格和每个成员个人所承包集体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本着国家规定的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权”的原则，每个成员个人所承包集体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大抵相当于当时当地同样土地的土地承包权转让费，由于土地承包权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因此，以此为依据可量化出每个成员因其集体土地承包权而在改制后公司中持有的成员个人股份。集体所持有的全部承包土地所有权的价格大体相当于同样土地如由国家征用的土地征用费。将集体所持有的全部承包土地所有权的价格减去全体成员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总价格，则可量化出在改制后的公司中因集体经济组织持有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形成的集体股份。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及除土地以外的资源性资产也可作类似处理。当然，集体企业还可以接受企业外劳动者用个人收入对企业的投资，由此形成的股份也具有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性质。同样是为绝大多数劳动者增加财产性收入，更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机会和渠道。

　　第五，通过新的劳资合营和公私合营的方式，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一是基于全面认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如前所述，其功过是非已经显现。应当充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对于提高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加国民经济总量和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就业问题、推动民生改善，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多元化、多样化经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的贡献，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出现的绝大多数员工伦为雇佣劳动者，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以及随之实施的血汗劳动制度，出现的种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及政商勾结，权钱交易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引发腐败的非法经营行为。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和发展速度上问题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并促成了社会所有制结构的私有化趋势和市场自由化倾向，以至于喧宾夺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受到冲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动摇，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渐行渐远，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当正本清源，有所改变。二是基于全面认识我国社会中已经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的特点。应当承认新的资产阶级本质上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其中占大多数成员，他们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支持鼓励下通过合法经营发展起来。他们与劳动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在新的改革开放中逐步解决的。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中有少数暴富者，如他们并不是靠全法经营而是为富不仁，靠巧取豪夺，侵吞国家和集体资产，掠夺中小投资者发展起来的。如今，他们经济实力强大，富可敌国，具备旧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切特征，而且更加贪婪和腐朽，同时又带有封建继承性。他们主张全盘西化，将全面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将西方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宪政制等，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模式奉为经典，甚至公开赞美台湾的民主模式，想以此来改变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他们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使中国通过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阶级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从幕后走到幕前控制意识形态阵地，力图直接获取政治权力。这个新的资产阶级成员从党外到党内，从国内到国外，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经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网络，并有一批所谓公知、大V充当其吹鼓手，扰乱人们心智，冒充公众民意，加上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心向钱看的思维定势、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堕落、价值观扭曲的倾向，由此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中的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势力。他们必然对习近平思想和基本方略实施的对抗，在这种事实上已经重新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已经坐大，其发展趋势，与《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要求与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相背离。但已经成为国家经济总体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经营活动大都是守法的。我们除了依法惩治非法行为，取缔非法组织、没收非法财产外，对木已成舟的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沿用毛泽东时代对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没收，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赎买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也引导它们进行公司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新的劳资合营和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的劳资合营方式，就是引导它们在企业内部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即普遍实行员工持股，这是一种在所有制上实行产权共有、使员工在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地位有所改变，在分配方式上使员工能分享部分利润的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虽然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中，员工的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只要整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调节和政府国家计划调控相结合的，加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又是以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以法治国有机结合为特征的。那么，在我国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中普遍实行员工持股就成为一种 “劳资合营”为特征的特殊共有制形式。有了劳动者个人所有权作支撑，就能改善劳动者在生产中单纯的雇佣地位，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经营管理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建议和批评的发言权，保持就业相对稳定，在企业内部获得满足多种需要和全面发展的机会，并能直接分享到一部分企业利润，从而使企业投资者和劳动者的命运共同体。再辅之以在这类企业中党组织和工会的活动，显然可以推动这类企业更好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并更多地为实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贡献。事实上，在沿海地区，为缓解目前劳动力缺乏和人才流失的困难以及劳资矛盾，这类企业中有不少已经开始尝试进行员工持股的改革。

　　新的公私合营方式，就是引导它们自愿的基础上，让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注入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或者由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与国内外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同时在企业中实行员工持股，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改造，从总体上看，这将会提高整个社会所有制的公有化水平，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引导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正确处理新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

　　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外的个人企业、合伙企业（通常称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改革。这类经济主体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有一部分是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下岗或者自动离职的员工另找门路创业的，还有一部分是有科技人员及其他有一技之长者自主创业的，还有的是由大中学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由于竞争力不强，往往难以为计，开业关门频繁。目前，国家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的经营模式盛行，这种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其所有制的性质属于劳动者的个人私有制，任其自由发展，其前途无非是成长壮大，发展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破产消亡，造成人、财、物和技术、管理资源的浪费。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并存并进入主流的时代，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那些以高科技人才个人和群体的创新成果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微企业，那些具有传统特色、品牌声誉、持有非文化遗产的个体工商户往往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对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不应当袖手旁观，既然要加强政策支持和计划指导，又要支持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及时介入，建立相应的公有控股企业，并将高科技人才所持有的各种无形资产量化，从优给予个人股权。避免掉以轻心，让高科技人才和无形资产更多地流向国内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甚至流出国境，为国际垄断资本所利用，增长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回过头来向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叫板。

　　可以设想，随着我国经济日趋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范围内的国有股权、集体股权和劳动者个人股权比例会不断提高，我国社会所有制结构公有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会促使新的资产阶级得到改造，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得到扼制，最终实现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为形成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结构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