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激流网举办“毛泽东的群众观”研讨会

　　2019年12月21日上午，为纪念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激流网举办了主题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研讨会。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群众观。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毛泽东引发了无数的争议、褒贬、毁誉，大多数都与认识和对待群众问题相关。

　　建党九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的群众观发生了哪些变化？主持人首先为大家疏理了党的群众观的今昔变迁。党的群众路线，至今在表述上仍采用经典的毛式语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首先，作为“群众”近义词的“人民”，其含义发生了变化。“人民”的范围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变迁。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前后，主要矛盾的表述有过争议，八大的表述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按毛主席的意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修改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显然这时的资产阶级不属于人民范围。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三者”统一战线，即“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里的人民已突破了劳动人民的范围。表述上最大的突破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字面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范围扩大了。资本家阶级由人民的对立面变为人民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变化。

　　第二，群众组织发生了变化。文革时期是我国群众组织发展的高峰，群众组织在1967年“一月风暴”后全面夺权，并经过“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方式（后改为老中青三结合）形成新的政权形式，群众组织直接参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也强化了“鞍钢宪法”原则下的群众组织，比如工厂的工人管理小组，行使监督革委会、开展技术革新、普及马列主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工人民主管理工厂等职能。文革结束后，造反派群众组织不复存在，原有的群众组织即工青妇系统逐渐恢复，但附属于行政系统，发挥的多是福利性功能，监督与管理职能很难发挥。近些年各类社工机构倒是发展起来了，但这是服务群众的组织，本身不是群众组织，大量的社工机构逐渐成为官办社会组织的延伸。

　　第三，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是大搞群众运动，以“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区别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毛泽东时代共发动了数十场政治运动，重要的运动有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邓也不赞成搞群众参与的“大民主”，主张实行用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多种方式保障群众监督的“小民主”，“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正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强调的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监督的权力。

　　第四，对“当家作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主张“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一大批工农干部甚至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列。改革后，当家作主更多体现一系列制度规定上，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但作为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体现的人民代表大会，1978五届人大工农兵比例占61.68%，工农占47.3%，到2003十届人大时工农兵比例已降至27.4%，工农已不足4%。

　　第五，处理群众闹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956年，受波匈事件影响，全国各地发生大量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毛泽东认为，这首先归结为群众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同时强调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群众不满，“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毛泽东还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人人需要改造，剥削阶级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改革开放后，逐渐转为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从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就多次提出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稳定问题始终在官方的决策中占据着决定性的权重。

　　主持人介绍说，两种群众观表现出的重大差别，在历史上也曾经预演过，只是在建国前表现不是很明显。抗战后期的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围绕着群众组织问题有过一场争论，对这场争论，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态度截然相反。当时西北局当时地处抗战后方，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不同于早期的“造反党”，也不同于国民党区域及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这是争论的大前提。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认为，“老百姓掌权之前和掌权之后那个阶段有根本不同……老百姓起来掌握政权之后就起了变化了，工、青、妇团体发生恐慌，就没有事情做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造反的任务已完成……（另一个原因是）在边区，无论什么群众运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这种单位我们应巩固它，做什么都是家庭。”胡乔木因此主张重视家庭作用，削减群众组织。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也认为：“今天的任务就是建设……主要的是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因此在我们这个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和在国民党区域及其他地区的群众运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应该不同。”刘少奇主张大幅削减群众组织，“我看小学校、医务所、合作社，有这三个就可以。”而学校、医务所，与其说是群众组织，不如说是服务单位。

　　毛泽东则认为：“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1944年8月，毛泽东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一封信）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不仅仅是党推动革命的动力，更是革命的内在要求，群众运动是群众行使并实现自己权力的必由之路。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的目标。毛泽东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而刘少奇、胡乔木等人更多是将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看作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

　　主持人疏理结束后，开始主题发言。

　　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同志重点阐述了左派队伍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如何贯彻群众观的问题。时迈同志认为，这几年左派队伍中，纪念毛主席的舆论中有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一是将毛泽东描述为大青天、活菩萨，将毛泽东重新树为神，甚至鼓吹“毛泽东教”，主张把纪念毛主席的活动“程序化”、“宗教化”。二是在纪念毛主席的舆论中注重简单的褒贬，看到哪位名人或高官，说了一句恭维毛主席的话、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欢欣鼓舞甚至激动不已。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当今的社会实际、与群众的思想实际相联系、相结合，就需要对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进行客观分析，需要对主流宣扬的民族主义等思潮进行客观分析。最后，时迈强调，宣传要注意方式方法，在今天的条件下，群众易受各种主流思潮影响，容易接受一些错误观点，这时我们要进行批评，但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应对错误思想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辩论，从而团结群众，与群众一起辨别香花、毒草。现在的一些人喜欢在网上、微信群里骂人，比谁的话最“左”，这是不可取的。

　　南水老师做了题为“呼唤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又名不要做群众的尾巴”的发言。他首先承接时迈的发言指出：那些把毛泽东誉为神、菩萨和民族英雄的网站是有问题的；说这些文章和网站脱离群众也是不确切的，把毛泽东誉为神、菩萨和民族英雄的文章，恰恰反映了大多数群众的想法。他们的问题不在于脱离群众，而是做了群众的“尾巴”，反映了群众的落后面，而不是反映群众的进步面。南水老师由此展开自己的阐述，由于时间仓促，他的发言稿并未写完，只写了开头和结尾。他首先指出当前讨论毛泽东的群众观，是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问题上迷失了。目前应呼唤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避免做群众的尾巴。

　　南水老师紧接着分析了群众一些落后观点的阶级根源。当前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了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历史形态：小微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的“有土地的被雇佣者”（即农民工）和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高工资收入的工人贵族和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理财劳动者。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作为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而成为维持资产阶级秩序的群众基础。反映他们意识形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毛粉”也具有这样的矛盾结构。南水老师认为这种状态的主观原因之一是毛泽东的被极端化被神圣化的群众概念。

　　以上就是南水老师所说的“写了开头”，而“写了结尾”是他初步认为无产阶级积极分子转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必须解决的部分理论问题：

　　一，列宁时代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集中，我们的时代似乎应在集中的基础上发展民主，无论形式和实质，都要发展出高于当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高于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民主。二，列宁时代之后垄断资产阶级国家不仅经过普选制民主化改造，而且发展出股份普遍化和创新普遍化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也许应该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起来并逐渐普遍化的股份资本主义，特别是要研究从它发展出来的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对共产主义的启示。我们也许还应该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研究以它为代表的创新资本主义，特别是要研究从它发展出来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对共产主义的启示。

　　南水老师结合《资本论》指出，我们必须在最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考察社会主义纲领，用科学的看得见的新希望来激发人民的行动，而不只是激发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不满。

　　阳和平同志谈了与毛泽东的群众观相关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第一，如何判断一个群众运动的性质？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不存在无产阶级政党时期的自发的盲目的群众运动，一种是不被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一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有目的的群众运动。当群众运动的目标含糊不清甚至混乱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要看的是他们反对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比如太平天国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帜，但不能因此否定这场运动的进步性。

　　第二，群众运动“被利用”的问题。有些人总是小看了人民群众的识别力，总是害怕群众上当。他们不懂得凡是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参与的抗争都是有积极因素的，人民群众不是那么好“被利用”的。统治集团有时候会鼓动和利用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来推动自己的利益，但是群众也往往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所造成的空间，以便实现自己的目的。

　　第三，如何对待“落后”的群众？对聚众闹事的群众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是说服而不是压服。即便是文革中打派仗、搞武斗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坚持以理服人，最多是像派遣非武装的工宣队去解除清华大学武斗双方的武器那样处理。即便是遇到像1956年的波匈事件那样国外的例子，毛主席知道“境外势力”会兴风作浪，但是他更知道不消除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根本原因，简单粗暴地将事情归结为“境外势力”，就会把群众推向“境外势力”！毛主席的心总是在群众一边。

　　第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问题。美国内战以后常有南部的白人聚众绞杀黑人的行为，它是在国家暴力的纵容下进行的。希特勒的纳粹挑动德国老百姓迫害犹太人也是如此。1978-1979年期间发生在越南的群众性的针对华人的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是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群众运动”，因为它是受国家暴力的默许和支持的。这都是群众的不满情绪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将对现实的不满转移到种族矛盾上的典型案例。但是正义的群众运动中也会有一些暴力甚至恐怖的行为，比如1968 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以后爆发的全国性的黑人打、砸、抢、烧的暴动，虽然黑人的暴动有盲目的反白人一面，但是它却获得了毛主席的支持。因此，判断一个运动是否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是否有国家暴力的操纵或默许是一个关键标准。

　　东城职业大学副校长任黎明同志系统地疏理了一下毛主席的人民观。他从“为民”讲起，历代统治者都在讲为民，包括主张民如水，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封建统治者，鼓吹民治、民有、民享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剿共“乃人民幸福之所系”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修正主义者也口口声声不离人民。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历代统治者完全不同，第一，毛泽东主张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第二，倡导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恩赐人民。第三，主张权力来自于人民。第四，强调群众史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民，而不是少数英雄。第五，始终强调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第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人民拥有最大的民主权利，让劳动人民管理上层建筑。

　　著名作家、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继明老师也为会议发来了题为“永远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的精彩的书面发言（文章链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88340）。刘老师说，在毛泽东的词典里，“群众”始终跟“人民”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这个词本身就是“人民”的另一种表述。诸如“人民群众“、“人民大众”、”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工农兵”等等，构成了一套极富毛时代特色的语汇系统。像毛泽东这样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对一切剥削压迫的“反抗权”，上升到如此高度的政治领袖，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变色”，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看做是他为了避免中共蜕化变质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但最终他失败了。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前所未有地触犯了精英集团的利益，以致在他逝世后，受到了旷日持久的攻击、诅咒、污蔑和诽谤。

　　刘老师认为，四十年来精英集团也做了“两件事”，一是成功将自身从“工人阶级”剥离出来，变成了特权阶级，并塑造出了由其主导的“新意识形态”，曾经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舞台再度被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所占领，英雄史观取代了奴隶史观；二是将毛泽东由神变成人，由人变成了魔，精英们“看群众脸色的'特殊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业已沦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所谓“屁民”“刁民”那儿，毛泽东却悄悄完成了一次逆袭，经历了由魔到人，再到神的过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群众与精英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要么站在精英集团这一边，二者必居其一。这两种选择，将决定着两种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同志作了题为“试用毛主席的群众观，来分析今天的群众纪念毛主席活动”的书面发言（文章链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88346）。陈洪涛在发言中强调，面对今天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毛主席的热潮，我们更应该用毛主席的群众观去正确分析，积极参与。陈洪涛用河南方城县的三座毛主席像的不同遭遇，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纪念毛主席的广大人民群众。第一座毛主席像是城郊的一些农民2005年立的，农民群众自发建立了一个毛主席纪念馆，立起了一座毛主席像。从建馆立像开始，当地政府就用各种方法阻挠打压，甚至公然以行政处罚的手段强拆。但是，老百姓顶住了。正是有了当地群众这种坚决斗争的态度，附近县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声援支持才能起到作用。最后，迫于当地群众斗争和全国人民声讨的压力，此事不了了之，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馆都保住了。第二座像是一位造反派老同志立的，2010年的毛主席诞辰，他在自己企业的院子里立了一座毛主席像，这座像仅仅立了三天，就被当地规划局城建局公安法院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连夜强拆了。由于缺少群众参与，这座像没能够保住。第三座毛主席像，是当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立的。这个老板说，我把他请到我的小区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掺染任何政治色彩，就是感他的恩，希望他保佑我们这个小区的每一个人平安。反正我把他请来了，一不犯法，二不会拆，谁要是不怕断子绝孙，谁就去拆。小区的住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让拆，所以这座像就保住了。

　　陈洪涛认为，对于今天涌现于中国大地的如火如荼的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活动，我们一方面要高度肯定，这代表了民意。否认这种民意基础，无视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其实暗含着阶级觉醒，或者沉浸在红旗漫卷红歌震天当中不思前行，则是我们做了群众的尾巴，是我们“右”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只靠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在重建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它尚未形成真正的阶级力量，一种朴素的感情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好像我们已经掌握了解放劳苦大众的真理，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令对方土崩瓦解，那只能说是我们高估了自己，是我们自己“左”了。我们一定要用好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遗产，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沉浸于这笔遗产，甚至错误地认为，有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一浪高过一浪的纪念热潮，就已经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回归。

　　最后，青年代表李君安作了题为“青年人为什么要纪念毛主席”的发言（文章链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88453）。李君安说，当下的青年是最焦虑的人群，“996.icu”使很多青年人已经找不到一个理想和尊严安放的地方。曾经聒噪的宿舍和昏昏欲睡的教室，让你感受到这世界的荒诞，然而在你的周围没有任何人来试图有所改变，这就是当世的生存哲学。靠一个大学生支撑起的家庭的希望，与其说是希望，更多的是虚妄。但是，毛主席为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走入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当代青年的迷茫与不安在逐渐增长，而毛泽东深邃的目光穿越了历史的长河，我们今天学习他的著作，体会他的思想，面对这个曾经陌生的老人，竟然如此亲切，没有任何隔阂与距离。更多的青年人正在汇集起来，逐渐成为一条河流，高扬着毛泽东的鲜红旗帜，浩浩荡荡向前进。

　　研讨会上主题发言的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一些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并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激发了大家讨论的热情，与会的朋友们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的热烈的讨论。（2019-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