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事件、“社会主义因素”与左翼的分野

　　35青年状告南街村事件的子弹已飞了一段时间，目前还没有落地的意思。这件事让不少人很纠结，一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红色集体，一边是争取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青年学子。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确是个难题。 35青年的背后还有幕后操纵者，这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南街 村外来工问题早在35青年打官司之前就有人提出过，只是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吕途老师2015年写的南街村调查报告中，就已经讲到南街村外来工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2015年五一期间南工学子的调查同样指出，南街村外来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只一千五六，伙食也很差。我们暂且不管事件背后复杂的利益纠葛，南街村外来工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这次事件之后，问题才变得无法回避。

　　子弹飞到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左翼大致分为了两派：一派主张坚决维护南街村，认为南街村无错，错在青年吹毛求疵；另一派则认为应重视劳动者利益，南街村应予以面对。前者指责后者不顾大局；后者指责前者文过饰非。双方进行了一系列论战。

　　出现分歧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件事最大的好处是，暴露出一些平时隐藏很深的矛盾，让我们能够认真思考平时难以思考到的、可能让我们有些难堪的问题。按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毛主席是“坏事变好事”的专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捅了天大的娄子，毛主席将其转化为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国际共运的实践都功莫大焉。

　　可惜的是，不少朋友缺少的就是这个“坏事变好事”的高度与气度。大量文章纠缠于谁是谁非的问题。完全不顾事情本身，回避根本问题，轻描淡写地用“大家都不易”带过。有朋友认为左翼内部纷争应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却不知左翼内部立场千差万别，阶级构成、价值取向迥异，这个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况且，在左翼的“大局”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局：千千万万的并没有多少“红色情怀”的普通劳动者如何看待此事？最初这个问题还可以较为理性地讨论，最终却演变为左翼内部的表态、划线、站队。这就比较没意思了。

　　症结何在？笔者认为，问题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关。

　　一、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因素”

　　市场经济在我们眼中一度有过温情脉脉的面纱，当它初返中国时，到处是莺歌燕舞、桃红柳绿，而今却越来越露出狰狞的面目。在市场经济的重压之下，一切阶层、一切群体都感受到了异化的滋味（包括资本家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因素可谓五花八门：工人的不满，中产的焦虑，医生与教师的无奈，性别的压迫，环境的污染，宗教与民族矛盾的加剧，都可以指向一种特殊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愈发展，愈会造成全面的停滞与腐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就会愈强烈。一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真理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皆可视为“社会主义因素”。

　　在市场经济的浊流中，南街无疑是这种因素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实行政治挂帅，大力弘扬二百五精神，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不愧为当代共产党人的典范。南街村实行的“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结合的原则，无疑也是其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体现。

　　但是，勿庸讳言，南街村同时也存在“资本主义因素”。一听说“资本主义 因素”，一些朋友便急于辩护：南街很难，王宏斌很难，你在他那个位置，能做到他那样吗？道理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不容易”的逻辑，恰是主流常用的逻辑之一：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很不容易，或者说这个社会就没有人很容易。用“不容易”来辩护，等于什么也没说。

　　按照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合作社的性质。即便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发展合作社，也只是指其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一类的经济组织只能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况且，南街内部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更明确了这种属性。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因素”，则主要集中于分配领域。

　　有的朋友试图用“矛盾论”中的内因决定论来说明南街村是社会主义集体，这是不折不扣的诡辩：首先，雇佣劳动制度是内在于南街村的，是南街村的基本生产方式，不是什么外部因素。南街村绝大部分工人是外来工，是外来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造就了南街的辉煌。按南街村党办主任雷德全的说法，“南街村实际上是沾邓小平的光，借改革开放之机而发展起来的。”这也并非套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千千万万小岗村的衰败并为之提供劳动力，也就没有一枝独秀的南街村。其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可能单独存在于一村，即便南街村完全不剥削外来工,也不能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而钱昌明先生的《毛派应怎样看待南街村？》一文，打着维护南街村的幌子，更是连南街村存在剥削也否认了。照这位先生的逻辑，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简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历史证明，承认矛盾、正视矛盾的往往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而那些否认矛盾、文过饰非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历史殷鉴并不远。

　　一些朋友爱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即对合作社的评价“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但他们忽略了，马克思说的是“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是从“试验”的角度来讲的。而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局限性的另一些话则被完全无视了 ：“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正如“计划”与“计划经济”一样，我们无法用前者的百分比来衡量后者。两者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道长城是一个叫作国家的怪兽，这个怪兽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承认其集体资本主义性质，丝毫不损害南街村与王宏斌的伟大。岳飞是抗金英难，民族英雄，这个评价已足够高。如果我们非要将岳飞说是伟大的农民阶级革命家，就是画蛇添足了。我们相信王宏斌有坚定信仰，但个人信仰与社会实践，毕竟是两码事。

　　任何言过其实的拔高，都是事实上损害南街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立此存照，勿谓言之不预。数年前某些左翼网站有过类似的教训，至今历历在目。汉语词汇是很奇妙的，捧杀与棒杀，两个词既形似又神似。这两者都是南街村所不能承受之重。

　　二、“南街模式”走向何方？

　　现有条件下的合作社一类的经济组织不是社会主义。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经由合作化之路也不能通往社会主义，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得到了证明的。

　　马克思说：“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合作社运动100余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至今我们没有看到通过经由合作化运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俄国十月革命前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合作社运动，许多小生产者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抗衡，纷纷组织起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组织。1917年1月各类合作社已有35000个，入社成员有2400万，各种政治势力都把合作社作为开展斗争的基地。二月革命后，合作社的首领们积极参与了临时政府的活动，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时期列宁对待合作社的态度总的来说持否定态度：对工人合作社，他一方面肯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对农业合作社基本持否定态度。十月革命之后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才开始主张通过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

　　而今天被世人广为称颂的蒙德拉贡合作社，拥有许多“工人民主”的色彩：工人可以自由入社成为合股工人，享有较为丰厚的福利，合作社会员既是工人又是雇主，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产权拥有者，等等。但是，它实行的仍是与南街村外圆内方原则类似的“合作社原则与市场经济相统一”原则，合作社的运作机制主要保留在巴斯克地区。在全球化扩张进程中，它不得不一步步放弃合作化原则，在中国、埃及、墨西哥等国的员工都不是合作社会员，以此来保证它的市场竞争力。

　　在现实中，南街村的处境恐怕也并不乐观。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 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现在南街村网站显示的年产值是“突破20亿元”，也就是说，近二十年来，南街村发展近乎停滞，而1997年我国GDP从79715亿元增至2016年的74.4万亿元，增长约9倍。

　　据90后青年陆弃调查，2013年，南街村是没有任何个体经济活动的。但是到了今天，却在村内发现了个体经营的小贩，四处拉客的个体司机，做向导的村民正是前两年刚刚从事南街村“个体经济活动”的一员。

　　除了市场中的艰难处境，“南街村模式”另一个最大的困境恐怕还是人亡政息。

　　彭才栋老师认为：南街村模式的不稳定性，在于它利用政治挂帅和个人魅力扭曲价值规律，实行脑体倒挂的分配制度，利用福利制度约束村民的流动，以及用以福利为主的分配制度限制村民的消费选择，因此它在王宏斌之后一定会发生演变的。至于是否会股份化，如果届时合理地调整收入分配，并对村民的流动给予适量的补偿，这种前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并不能预测南街村的未来.但是，我们明白，“外圆”与“内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面，强大的“外圆”会时刻侵蚀南街村的“内方”。南街村个别干部的腐败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王宏斌之后的南街村如何走，我们并不乐观。

　　范仄同志则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认为，尽管南街村属于集体资本主义性质，建立局部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并努力使它成为国家意志的一部分，这至少在保留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中国是有一定空间的。在当代中国，南街村式道路也许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大的合法空间之一。

　　但笔者认为这过于乐观。且不说“局部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多大程度存在，将南街村这样的经济组织变为“最大的合法空间”，恐怕也难。南街村和王宏斌为中国左翼的发展的确立下过汗马功劳，经济组织的合法性也无问题，但最现实的问题是恶劣的市场条件下，南街村一类的经济组织并无优势，只有天然劣势。南街崛起的独特条件今天已不具备，在经济垄断化、金融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南街若不能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前景堪忧。左翼通过经济组织来获取空间，极易陷入毛泽东所说的“乞丐与龙王比宝”的境地，耗尽精力却一无所获。

　　合法空间并非是没有的。能动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因素”发展，本身就会造成大量合法空间。或者说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合法的权益，只是因为没有大量的人去争取，我们无法享受。宪法、法律里面都存在大量这样的空间。法律的战线本身就是随着力量对比而改变的。问题的关键，还是运动的不发展，以致于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动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哪里？

　　三、各种“社会主义因素”

　　曾经的ZF派领袖杨道远老同志认为：一个仰慕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到南街打工是想为这个社会主义企业增砖添瓦呢？还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想从集体经济的积累中多挖走一点呢？……想要享受，就要付出代价，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做出贡献。

　　杨道远同志显然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可以通过先吃苦再享受的方式进入南街村享受共产主义生活。杨老的理想固然美好，但经验告诉我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下，这样的青年也极有可能步35个青年的后尘。即便他成功地成为南街村荣誉村民，但他的利益与感情又会与外来工形成新的对立，正如在南街村担任厂长的35位青年的某位学长一样。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这大概是杨老同志所不愿看到的。

　　陈洪涛同志则认为，南街村能坚持保留下来的尽可能的一些社会主义成分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意义。陈洪涛同志是承认南街的局限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象征意义”、“进步意义”的阶段，甚至为了这些利益而牺牲实际利益。事业的发展总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完成从“社会主义因素”到社会主义的跨越。为了完成这个跨越，我们必须对每项“社会主义因素”进行认真地审视，进行必要的扬弃。

　　我们珍视一切“社会主义因素”，这意味着我们代表着人类最广泛最长远的利益。同时，我们又要认真考察从“社会主义因素”跨越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意味着我们要有个科学的头脑和严谨的思维。

　　南街村的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因素”，雇佣奴隶对资本的反抗(不特指南街村事件，35位青年与南街的斗争方式妥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同样是“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到底需要何种“社会主义因素”？

　　答案是现成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社会主义因素”。

　　第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革命性的因素。无产者的团结与觉悟，正是这种因素的主体。

　　第二种则看上去光鲜亮丽，但也只是个“因素”。它并不能能动地完成向彼岸的过渡。比如蒙得拉贡的合作制，比如南街村的高福利，比如西欧和北欧人民曾经的美好生活，比如鲜亮的红色外衣。在争取改良的意义上，这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肯定。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因素可以转化为有产阶级愚弄无产者的神像。

　　私人资本家经常提所谓的“玻璃门”。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存在大量的玻璃门。总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看上去离共产主义如此之近，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就有幸碰到了这道玻璃门。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遗憾的是，王副总理非但没看到英国由此岸过渡到彼岸，倒是中国由彼岸过渡到此岸了。

　　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战争的步伐，往往循阻力最大的路径前行。看上去最崎岖的路，往往是捷径。看上去最省事的路，必然是条死路。玻璃门那边，春和景明，鲜花似锦，一切似乎都可望又可及，然而终究是条死路。

　　四、两类抗争与左翼分野

　　贝弗里J希尔弗在他的名著《劳工的力量》里，将劳工的抗争分为所谓波兰尼式劳工抗争和马克思式劳工抗争。所谓波兰尼式劳工抗争，指的“劳工对扩张到全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所谓马克思式劳工抗争，是根源于经典的劳资关系的抗争。劳工研究学者倾向于用波兰尼式劳工抗争来解释公有制瓦解中的老工人的抗争，用马克思式劳工抗争来解释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工人的抗争。

　　笔者并不打算借用希尔弗的分类法。但是，希尔弗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左翼运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两类不同的斗争。第一类是捍卫社会主义遗产的斗争，是一场撤退中的防御战；第二类是根源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斗争，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持久战。两类斗争并没有排斥关系，从属于一场大的斗争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

　　但两类斗争中参与的主体和具体目标不同，不可避免地对左翼运动的理解和参与方式也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

　　简单地说，前一类斗争的主体多是在剧烈地私有化改革中政治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的群体，包括老工人、ZF派、部分原体制干部和知识分子。

　　在这类斗争中，南街村一度成为斗争的焦点所在。南街村的发展也倾注了老一辈革命家大量的心血。1994年9月，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狂欢声中，张爱萍将军毅然决定支持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他亲自来到南街，为南街题词：“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这之后就有了170位将军来南街的故事，身居高位的老同志们发挥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段时间，也是南街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在这之后，南街一直是左右翼斗争的焦点之一。2008年，《南方周末》刊文抹黑南街村、抹黑农村集体化道路。左翼纷纷撰文批驳《南方周末》。这个时候的南街村仍然是前线，是旗帜，是胶着点，捍卫南街村责无旁贷。这场斗争中，一切与社会主义、集体、红色、公有制相关的事物与符号都可能遭到疯狂的围剿和口诛笔伐。捍卫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就成为斗争最大内容。

　　但是，局势在发展，战线在转移。2009年爆发的通钢事件，是这一类斗争的高潮，但也可算是绝唱。官方破天荒地允许公开报道此事。暴风骤雨似的改制渐渐停息。大局已定，剩下的问题由时间来解决。南街也逐渐离开左右翼交锋的风暴眼。

　　这场斗争起点很高，但我们也要承认，它是撤退中的斗争，是防御性的斗争，是悲壮的斗争。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南街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它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大潮。

　　战线在转移，战斗在继续。前一种斗争逐渐消退，后一种斗争逐渐兴起。斗争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更多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不公的年轻人，包括流水线上的工人，写字楼里的职员，高校里青年知识分子。中产们也开始堂而皇之地谈论阶级固化与阶级斗争。他们对毛时代、对红色符号并没有天然的感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反过来，他们是因为利益受损后才关注意识形态。这种斗争起点较低，但它是前进中的斗争，是有辉煌前景的斗争。

　　原有的红色保卫战中的战士，在失去前线的意义后，一部分转移战场继续战斗，少数人则走向了反面，热衷于黄纪苏老师所称的“口红保卫战”。还有一部分人则停滞不前，这部分朋友眼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仍然是国企、南街村、革命史、红色旅游线路和毛泽东像。在这些人眼中，这些因素的逐渐消亡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将彻底消亡。他们看不到数以万亿计的、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程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一天天发展壮大，或者虽然看到了，却投以忧虑和疑惑的眼光，并不以为意。

　　笔者认为，两类抗争及其造成的左翼分野，大概也是这次南街村事件争吵的根源之一。

　　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面向未来。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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