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资料图）
编者按：3月5日，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的生日。周总理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他赢得人们的敬仰，靠的不是“演技”，靠的不是英俊潇洒的外表，靠的也不是玩弄阴谋诡计。靠的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靠的是敢当人民公仆的精神，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他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真正做到了“不谋私利”而工作，也不允许家人以权谋私。周总理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他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
谨以此文为敬爱的周总理庆祝生日，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
怀念周恩来总理
文/宁涛
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他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集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的去世使中华大地有了亿万人侍立寒风哭英灵的旷古悲恸。当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的一首五言诗《悼念周恩来总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许多人从心底发出以已之“灭”换周之“存”的愿望。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稍后，丙辰清明节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怕高压，不惧邪恶，甚至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哀悼之情，谱写出一幕幕悲壮的史诗剧。
第一部分：中外各界人士对周恩来人格魅力的评价
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周恩来的人格无疑是最具魅力的。他在生前赢得人民广泛炽烈的爱戴，身后得到人民深切而持久的怀念。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渊博的学识，以及过人的智慧和杰出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品德高尚。他是我们党坚持党性的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典范，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化身。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体现了我们的党魂、国魂、民族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这是对周恩来一生的公正评价。邓小平同志说：“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李先念同志说：“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谷牧同志说：“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纪里，能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幸事!是年轻共和国的幸事!是全国人民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作为一个不谋任何私利，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好总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屈武老先生说，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不朽之盛事，周恩来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另一位党外知名人士说，长期以来，一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如果不是因为有周恩来，我们实在没法原谅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周恩来的高尚人格令“高山行止，景行行止”，人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周恩来逝世后世界的舆论反映来看，他的人格魅力影响所及是超越国界的。当年联合国决定为周恩来的去世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有成员国代表以“此事没有先例”为由表示反对。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位夫人?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私人存款?”反对的人无言以对，决定得以顺利通过。秘书长先生没有列举周恩来总理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讲了周恩来身上属于道德品格范畴的几点表现，正是这些看来不那么惊天动地的操行美德征服了“世界”，促使联合国作出了“没有先例”的决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恩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伊朗《德黑兰日报》发表文章说：“凡是同周(恩来)会晤过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无不为他的魅力、聪明、机智和精力所倾倒。”突尼斯一位朋友说：“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任何人唱反调，这是罕见的事。”德新社专稿说：“甚至周(恩来)的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
可以肯定地说，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必然会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后来，大型彩色宽银幕史诗巨片《周恩来》的公映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便是最好的证明。影片再一次呼唤出人们心底对周恩来总理深深的怀念之情。年过七旬的电影界前辈陈荒煤说：“我热泪盈眶，又终于热泪迸流地看完了故事片《周恩来》。好几天过去了，我脑海里甚至还会浮荡起影片中激动人心的片断，无法抑制心中的激荡。”云南昆明一位退休女工看过影片，感受极深，回到家里，便取出珍藏的周恩来遗像挂在家中。江苏东台市一位姓冯的老大爷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他让人搀着来到影院，在不停地抽泣中“听”完了《周恩来》。许多人看了电影说：“周总理回来了!”一些青年学生说，以前常听父辈提起周总理就动情，看了《周恩来》，知道那确实是一位让人长久怀念的伟人。
电影《周恩来》的轰动，除了影片自身的艺术成就，主要是由于周恩来高尚的人格具有历久不衰的憾人心脾的魅力。
第二部分：
周恩来的高尚人格源于古老的东方文化这块沃土，是自身修养、民族气质、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理想人格与共产党人光辉品格的完美结合和集中体现，内涵极为丰富。现略述如下。
一 自强不息，正道直行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坚持正义、追求真理、讲求情操、崇尚气节的传统理想人格，培育了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强烈的正义感，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特别是在国家命运多舛、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以大局为重，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
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12岁时(1910年)离开家乡，先是到东北的铁岭、沈阳读书，后又转到天津求学.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家破败不堪。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少年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不久他又在一篇作文中发表看法，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国文老师读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了这样几句话：“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这时周恩来年仅14岁。此后，为了救国救民，周恩来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东渡日本，留学法国，追求真理，矢志不渝。“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临行前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并给同学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当周恩来一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便以崇高的共产主义为其毕生的信仰追求，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历程，其间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和失误的苦闷，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沉沦了。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百折不挠，遇挫弥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满怀深情地低声吟唱《国际歌》，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二 敦厚宽仁、贵和持中与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宽阔胸怀
贵和持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并由此形成传统理想人格的一种规范，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注重和谐、和睦、和顺。所谓“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和而持中，“中”是“和”的界限。所谓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凡事去其极端而取其“中”，便可达到“和”。
诚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几十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战场上枪林弹雨，谈判桌前唇枪舌剑，从没有胆怯过、退缩过，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然而对同志，对朋友真诚团结、宽厚大度在周恩来身上确实表现得十分突出。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学校上学时，《同学录》中对他作过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周恩来温和诚挚、重友情的美德一直伴他终生。李先念同志说：“周恩来的一个突出长处是‘善于团结人’。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同他在一起工作，很自然有一种安定团结的气氛。”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早期历史，党内高层领导频繁更替，主要负责人更是数易其人，这其中除了党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太成熟，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某些身居要位的党的领导人缺乏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广泛团结同志的大度胸襟;有的甚至压制不同意见、排斥异已，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革命事业屡受挫折。周恩来始终不赞成那种事事斗争、处处斗争的“斗争哲学”，并在自已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抵制。由于周恩来善于团结同志，协商共事，作风民主，因此从党的“五大”以后近半个世纪，他一直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周恩来之所以重视团结最大多数人，是为了同极少数敌人作斗争，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因此，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有利于革命事业成功的团结。马克思曾对拉萨尔关于无产者外其余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主张无产阶级要搞“合唱”，反对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搞“独唱”，因为“独唱”则“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特别注意团结最大多数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使之成为我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
周恩来不仅对反对过自己的人能出于公心，与人为善，搞好团结，如1930年对李立三就是如此;而且能为了党的事业去争取某些曾陷害过自己的人。国民党要员张冲曾制造“伍豪事件”陷害过周恩来，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张冲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从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豁达大度，不计个人恩怨，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1941年8月张冲病逝，周恩来亲往哀悼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讲过，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周恩来一生为党的事业结交了无数的朋友，这些朋友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很多人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认识了共产党。胡子昂说：“周恩来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并非常善于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交朋友。他从不摆架子，不打官腔，对朋友总是那样热情、坦诚，虚心倾听朋友的种种意见，采纳朋友的良好建议。对于能够善意提出不同意见、大胆展开批评的朋友，他尤其欢迎并视为诤友。” 50年代我国畜产品公司经理、资本家出身的古耕虞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美国《时代周刊》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荡然无存。”
林则徐曾拟一联自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干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对同志对朋友，胸如海洋，容量极大。在具有海洋一般胸襟的周恩来面前，什么样的个人恩怨不能抛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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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廉洁自律，心中无我与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情操
不贪曰“廉”、不污曰“洁”。古人从政做官崇尚廉洁，而只有廉洁才能真正做到清正为民。因此，历史上的包公、海瑞等清官廉吏的事迹向为万民传颂并受到后世敬仰。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取得政权后理所当然地要做到清正廉洁，在这方面，周恩来的表现特别突出。
周恩来身居一国总理的高位，从不谋私。他平时外出开会或到基层视察工作，喝茶、吃饭、洗衣都是自己付钱。每次因私事用车或是去看望党内外朋友，都是自己付汽油费，若司机偶尔忘了记帐，还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外事往来中，凡是以他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国家总理名义给外宾的礼品，按规定可以由公家出钱，但周恩来总是坚持自己付钱。有一次外交部礼宾司要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某国送蜜桔，鉴于两国的友好关系，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赠送，说这样更亲切。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告，既然用个人名义送，所有费用均由他本人负担。当秘书把总理仅有的400元存款交给礼宾司时，大家都深为总理清正廉洁的高贵品质所感动。有时他为了工作请党外朋友吃饭，也是自己出钱。他对朋友说：“这是小超请客。”周恩来一生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从来不要稿费，平时稍有节余便多交党费，卫士知道的就有多次，最多的一次交了5千元。因此周恩来没有多少积蓄，更没有遗产。他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出版社给了3万元，邓颖超同志考虑到总理生前从不要稿费，而他又一直惦念着延安人民的生活，便把这3万元稿费送给了延安老区人民。
周恩来从不收礼，外宾送的礼品一律交公;国内送的礼品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周恩来家乡人民为表达对总理和邓大姐的敬意，淮安县委曾送过一点不值钱的土特产。第一次是藕粉、莲子、工艺品，由县委托人顺便捎到北京，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当即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这样做是不好的”，并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同时汇去一百元，大大超过所送实物的价格。第二次县委送了点茶馓子，是县委书记上北京开会带去的.周恩来委托办公室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又带给县委一份中共中央不许送礼的文件，亲自在上面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此后淮安县委再也不敢给总理送东西了。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他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亲属有困难，他或者给予经济上帮助，或者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以公为私，这是严格的。”他唯一的胞弟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出意见，又在大会上讲了这种事，说他的胞弟既“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规定办理因病退休”，不能当参事“拿干薪”，“如果他因此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并说“我讲的不是客气话，是要让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他的胞弟周同宇提前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当教员。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打算把周尔辉的妻子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后来由邓颖超出面给侄媳做工作，组织上调周尔辉到淮安县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当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时，周恩来又教育侄儿周荣庆下基层，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后来周荣庆当上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时，周恩来又教育和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草原当了牧民，后来周秉建大学毕业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并与蒙族青年结了婚，在内蒙安家落户。此事在人民中传为美谈。
周恩来是党内透明度很高的领导人，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他多次讲过自己亲属中有劳改分子，这是指与他一同长大，小时候交情很深的一位堂兄。抗战时此人帮助我们建过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1953年因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改。这个堂兄的孩子因家庭关系，入党后一直没能转正，1958年来找周恩来。周恩来帮助他正确认识家庭问题，鼓励他接受党组织考验，说“不能因为你是总理的亲属就去干涉”你的转正问题。这个堂兄的孩子后来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转为正式党员。
周恩来去世后，晚辈们在人大会堂听邓大姐传达总理的遗嘱：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不能有丝毫特殊。
周恩来个人生活极为俭朴，甚至可以说是“清贫”。建国后，他一直住在西华厅，这是一座前清留下的老式旧平房，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是大块方砖。组织上几次要给他修房，均遭拒绝。周恩来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修了又修，补了又补.他出国从来不要置装费，总是自费做衣服。一次他出访开罗时，卫士们忙，使馆女同志争着给总理洗衣服，一看总理的衬衣领子、袖口都是后换上的，内衣还打了补丁。她们含着泪水给总理的卫士提意见：“总理代表我们几亿人民，你们怎么能让总理穿这么破的衣服?”一位女同志说：“是不是国内买衣服要布票，你们缺布票?”她出钱买了件衬衣送给总理，但周总理不收。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一向尊崇的清、正、廉、洁，在周恩来身上都有最完满的体现。
四 重民亲民，体恤下情与密切联系群众、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民为邦本，重民亲民，是历代进步思想家所尊崇的道德准则。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宋代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共产党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理所当然地应时时处处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周恩来一生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堪称楷模。
在周恩来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最不能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现象。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了几百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不允许的。”他终生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奋斗，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因此，他最难过的事，就是看到一部分人民群众还未摆脱贫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看到延安人民生活还相当贫困，他难过地哭了，说：“我作为一个人民哺育的战士，一个国家的总理，我感到对不住老区的人民啊!”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感动得落泪了。在访问的间隙，他召集当地党政军代表开会研究如何把老区的生产搞上去。
周恩来关心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从党内同志到党外朋友，从专家学者到一般文艺工作者、中小学教师，从东北鞍钢到云南个旧锡矿的工人，从延安保安县婴儿死亡率到全国农村尤其是老、少，边地区的地方病，从水旱自然灾害到地震的破坏，凡是与群众疾苦和生命财产有关的事，都牵动着他的心。1966年3月，邢台地震时，他冒着余震危险，几次到现场慰问灾区人民，指挥救灾工作。4月1日，他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一天没吃饭，一刻也未休息，连续工作，使灾区人民大为感动。
他关心工人，亲自过问“王铁人”的病情，要求医生经常向他汇报治疗情况;他关心农民，在遵化县“穷棒子社”与贫下中农促膝而谈;他关心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参天大树，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专家、学者;他关心干部，“文革”期间，冲破种种阻力，保护了大批干部;他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参加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接连七鞠躬，令在场的人涕泪交流。
周恩来关心人民群众，从不放过一点一滴的小事。一次，他夜间乘车通过宽阔的长安街时，想到行人横穿街道时不安全，建议在路中央设置安全岛。雨后，他嘱咐司机小心行驶，不要把街道的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他住的西华厅墙外是14路公共汽车站，汽车往来，上下车很吵，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 。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
周恩来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75年3月一次大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的周恩来把医生叫到床前，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并交待，“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关照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
鲁迅先生说过：“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在饲养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周恩来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人民的人。
五 求真务实，不图虚名与勤政高效的工作作风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即面向现实，重视务实，因而朴实无华，实事求是历来是中国人的认识原则和道德信条。
作为彻底的唯物论者，周恩来“一生的认识和行动都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准则。”他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考虑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周恩来早年在一封信中说他旅欧求学的主要意旨是：“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用之于吾民族间者。”他还表示“我求真的心又极盛。”
基于这种认识，后来他坚定地选择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用以指导自己的一切实践活动，做到既敢想敢做，又尊重客观规律，不超越实际，不做“狂想主义者”。
1956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出现的“左”倾冒进情绪，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不能提早宣布实现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这条科学结论，并及时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坚决压缩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免遭重大损失。“大跃进”时，周恩来对下面报来的浮夸数字不相信，但苦于得不到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个别询问，了解国务院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向党中央和汇报。
周恩来经常教育党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讲真话。他针对一些人爱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只喜欢表面韵轰轰烈烈、不愿意踏踏实实干工作的现象，强调“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周恩来是人民忠实的公仆，也是勤政高效的公仆。他在工作上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一个个不眠之夜，迎来一个个繁忙的早晨，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从不午睡。周恩来规定，从白天到深夜，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疲倦了，就走一走，或是用湿毛巾擦把脸。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就在汽车里吃点干粮。他患癌症后仍然忘我地工作，从1975年3月至9月间，他还和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
周恩来常说，共产党员“应该象牛一样努力奋斗”。1966年春节，他对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一个人应该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
六 博闻强记、睿智豁达与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
智慧力量是保持和实现传统理想人格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的“德”人和“贤”人同时也是“智”者。非如此，怎能担当“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任?
周恩来积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形成了他那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斗争艺术，并因此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崇拜。
周恩来一生接触过成千上万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丰厚的阅历、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记忆力所倾倒。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出几个动人的例子。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在异国他邦，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也不鲜见。本文第一部分摘引的几例便是，下面不妨再摘引几例加以佐证。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社论称：“在近代中国政治领袖中，周恩来是以辩才最佳、手腕灵活而最善于排解冲突意见的人物著称于世……他灵活的手腕配合着坚强意志，充分显示出其公私分明的态度，获得朋友及敌人的一致尊敬，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领袖。”尼日利亚一位叫阿贡的人说：“他(周恩来)显示出的才能使得同他接触的人都大为倾倒，他极富幽默感，善于掌握情况，他的坦率的态度以及他对历史和哲学的深邃的领会是惊人的。”苏丹《新闻报》社论称：“他(周恩来)无疑是一位灵活的政治家，一位经验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他谈吐文雅而充满了魅力。他有很好的记忆力和令人钦佩的辩才。”
周恩来真正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他的才智气度是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的，在那次会上，他把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给国际上企图孤立中国的势力以有力的一击。
周恩来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还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四人帮”的抗争上。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写过一篇题目叫《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回忆文章，记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在自身安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使他们免遭林彪、“四人帮”的毒手。读后令人感动不已。林彪折戟沉沙以后，中央决定解放一批受到林彪一伙迫害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的胡搅蛮缠和从中作梗，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一个一个提出来通过解放。一般情况下每念一个人的材料，江青、张春桥都要发表反对意见。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只是找准时机在要害处说一两句，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如果江青一伙诬人太甚，乱扣帽子，周恩来就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至此，江青哑口无言了。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而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十分巧妙，常常在会上突然问一句：“X X到哪里去了?”“X X是怎么被打倒的?”一句话便提出了一个或几个将军的解放问题。就这样，前后共有175位将军在不长的时间得到解放。
周恩来高超的斗争艺术，源于他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源于他对客观情况深入细致的了解，更根本的是源于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周恩来人格的内涵不仅仅限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说，中华民族所有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所有的高尚情操在他身上都有非常完美的体现。他是传统理想人格与共产党人光辉品格完美结合和集中体现的光辉典范。
第三部分：周恩来人格魅力形成的原因
一般认为，理想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赖于自身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周恩来人格的形成，主要也是由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从客观上看，中国是一个有5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理想人格影响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贤人名士。塑造理想完美的人格是历代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出身于人文荟萃之地封建仕宦家庭的周恩来自幼不能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说来有趣，鲁迅(周树人)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1938年10月，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提到过这件事，他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到了周恩来祖父周殿奎(字攀龙)一辈时，他这一家就离开绍兴，迁到江苏淮安。
周恩来出生地淮安，历史上商贾云集，书院林立，人文荟萃，与苏州、杭州、杨州齐名，为京杭运河沿岸四大都市之一。从楚汉相争到明清盛世，淮安出过许多有名的文臣武将。这里是辅佐刘邦开“四百年帝业”的西汉开国元勋韩信的故乡，出过击鼓抗金兵的巾帼女杰梁红玉，御敌抗英捐躯虎门的关天培以及一代文学巨匠吴承恩。城内现有汉韩侯祠、梁红玉祠、关忠节公祠、吴承恩祠等。淮安的人文历史对少年周恩来影响是很深刻的。
周恩来祖父周殿奎早年当过师爷，晚年做过一段时间山阳县(1914年改名为淮安县)的知县。到了周恩来父辈时，家庭经济情况已相当衰败，算是一个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
周恩来生母姓万，人称万十二姑。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婚后生了周恩来和她的两个弟弟。周恩来不满周岁时，为了替病重的叔叔“冲喜”而过继给叔叔为子。不久叔叔病逝，周恩来便跟着嗣母(婶母)陈氏生活。陈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那时陈氏才22岁，因年轻守寡，从不外出，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5岁时送他进私塾读书。嗣母对周恩来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空暇时就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故事。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她。嗣母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妇女贤淑文静的品格对幼年到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外祖父家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外祖父万青选当时任清河县知县，家里藏书很多，周恩来能够大量自由地阅读。外祖父家人口很多，家族间发生了矛盾，常要请周恩来的母亲万十二姑去调解，周恩来常跟着母亲去，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
此外，周恩来幼时，嗣母陈氏还给他请过一位出身贫寒的乳母蒋氏。在这位勤劳、耿直，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哺育教养下，幼年周恩来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时常回忆当年乳母领着他在两个宅院之间那小小的水井旁栽种腊梅、雪松、翠竹的情景。
后来，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9岁的周恩来就肩负起支撑门户、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从而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直到他12岁时应四伯父之召到东北铁岭、沈阳上学才离开故乡。这次离家远行是周恩来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早期(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日后的人格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从周恩来的出身及家庭文化对他的影响不难看出他人格形成的痕迹。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那在传统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人格融入共产党人的品格修养之中，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周恩来逝世后，日本一位叫林慧儿的学者撰文这样评价周恩来的品格形成：“可以说，生在江苏省淮安，长在东北沈阳和河北天津，这也许给周总理幸运地提供了北方人有南方人的性格，南方人有北方人性格这样一种兼而有之的坚韧与灵活的机会，而且有过日本和法国留学的经历……更加关系到周总理的成长。再加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动荡时期以及在成立之后必须着手从事建立国家机构和充实核心部门的工作，结果这些都使周总理的品格更为炉火纯青了。”
世间事物，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周恩来光辉人格的形成，主要有赖于他个人长期不懈地刻苦修养、虚心学习和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从而使得他的人格日臻完美。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他一生刻苦进行党性修养和人格修养的生动写照。
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曾在该校《敬业》第五期发表《我之人格观》，文中认为“人格之造就，端端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早期朴素的人格观，也是他日后人格形成的基础。此后，他又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了《论各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遨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同时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31]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人格修养的准则。
参加革命后，成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把个人的人格修养纳入党员党性修养这个大题目，当作自己终生的必修课。他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过程。他说，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还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他与邓颖超同志经常相互勉励，说要注意搞好思想改造，不然便有落伍的危险。身居高位的周恩来特别重视带头进行党性修养。他说，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而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他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
周恩来一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注意向其他领导同志、向部下、向党外朋友乃至向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习，以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周恩来在工作中，总是让各方人士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取各家意见之长，补自己主张之不足。他说，政治家就是能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政策。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政治家是集中群众的智慧来代表群众讲话。与周恩来接触的中外人士都觉得他学识渊博，知道的东西很多，甚至连一些部门领导也说不上来的行业基本常识，他却能说得头头是道、分毫不差。殊不知这正是他平时注意学习积累的结果。这就使他在指挥、决策及对外谈判中赢得了主动。
周恩来完善自己人格的另一个途径是坚持不懈地解剖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
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但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已，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他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从不隐瞒，而是严于责己。1954年9月16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约好于今(17日)早送你”，但看后，觉得草稿第三部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现在时间有限……能重写就重写，不要受原草稿的任何拘束，也许要便利些。”
有些问题，不是周恩来的直接责任，但只要是国务院、党中央决定的事，他都主动承担责任。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却受到错误的批评。1958年“大跃进”导致了三年困难，当时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上下交困、互相埋怨。周恩来为了安定团结，主动承担责任，到处检讨。有人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到你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也曾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人民能原谅他.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一代伟人周恩来人虽去，但光彩不减。有人遗憾：周恩来没有留下遗体，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凝聚着传统理想人格精华和共产党人气节品格的“周恩来人格”，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遗产。
周恩来。一个沉重的名字。
一个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
别的我不多说了。
投身革命50年，举世称他为“大无大有”。
大无：
一是中国历史上他第一个死后不留骨灰;
二是生而无后;三是官而不显，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四是党而不私，身居党内高位50年，以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是劳而无怨;
六是去不留言。
大有：大智、大勇、大才、大貌——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对人民的大爱大德，连敌方都由衷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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