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着书香门第的家世,也曾有留学海外的光鲜学术背景,他在建设新中国的号角声中回国,在一穷二白的困境中白手起家。一生中,张存浩曾多次改行,而每次改行皆为国家而战。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后悔之说,科研就意味着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只为一个目标——报国。
他,就是今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
回来就是为了报国
1928年,张存浩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张铸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母亲龙文瑗系云南哈尼族人。张存浩2岁起,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抗日战争爆发时,张存浩正在读小学。张存浩曾说:“母亲虽文化知识不多,但却十分有民族大义。”因不愿长子接受日本奴化教育,龙文瑗毅然将9岁的张存浩交给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姑父姑母抚养。
张存浩在姑父姑母身边承教十年。姑父傅鹰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化学家,是新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姑母张锦23岁时在美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有机化学领域鲜有的女博士。
重庆5年,长汀4年,张存浩跟随姑父姑母,伴着炮火声与爆炸的轰鸣声,辗转求学。年幼的他曾几次直面生死,“天上轰炸机投下炸弹,地道里的人就那样活活被闷死”。近在咫尺的生死关头,屈辱中,张存浩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以后绝不能再让日本人这么欺负我们了!”报国的初心始于此。
1950年8月,张存浩获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而在此前2个月,朝鲜战争爆发。张存浩敏锐地嗅到了中美关系的走势:“一打开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赫然把我们称作FOE,就是敌人的意思。”张存浩料定,美国很快就会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如果不能尽快回国,他的报国梦想也将破灭。然而姑母却坚持要求让他在美国读完博士再回国。但张存浩报国心切,局势紧张如此,他又怎肯留于敌国。
当年8月23日,张存浩的姑父姑母启程回国。“他们前脚启程,我后脚就去买了回国的船票。”10月12日,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放弃多家单位给出的丰厚待遇,张存浩离开旧金山,登上开往祖国的轮船。
张存浩:中国化学激光之父
为国家三次转行
谢绝了北京大学等京区四家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邀请,1951年春天,张存浩只身一人来到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开始了科研报国的征程。
刚到大连,张存浩便转了行。当时,偌大的中国只在玉门有片很小的油田,亟待建设的新中国面临着贫油的困境。当时,西方正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从外进口的路也被封死。为了解决国家亟需,大连分所承担起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重任,在张大煜所长的布置下,刚进研究所的张存浩便投身到这项事业中。
通过他们的研究,每立方米水煤气有效成分产率超过200克,显著超过当时国际上160克的最高水平。在产品分布、催化剂寿命等方面,这项研究都可以站在国际领先水平的位置上。1956年,这项研究获得我国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研究前景大好。
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中国一跃从“贫油”国变为“富油”国。就在全国上下一片欢庆之时,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项目却要被中止了:相较于石油低廉的造价,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成本显然太高了。力量薄弱的新中国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这项研究继续开展下去,原油紧缺的问题也得到了缓解,这项研究也只好被搁置了。但直至今日,当年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仍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张存浩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20世纪50年代,封锁与核威胁让中央领导萌发了造原子弹与人造卫星的想法。火箭推进剂作为“两弹一星”的重要燃料来源,被提升到国防安全与尖端技术的层面之上。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存浩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
没见过火箭,没见过发动机,张存浩作为负责人,带着一群人就这样驻进了金家沟这个山沟里。一次,张存浩和一位复转军人在火箭试车台从事燃烧试验,意外发生了:打开阀门的瞬间,一团巨大的火焰冲了出来,将二人包围。近在咫尺的两个人,彼此却看不见对方。张存浩说,当时他慌了,好在这位复转军人十分勇敢镇定,迅速将阀门反向关上,避免了一场灾难。
张存浩知道从事这项研究会有多危险,但是越是危险,他越觉得自己应该冲在最前面:“从事火箭推进剂研究是很危险的,燃料也有很大毒性,完全不出事故,除非你不干。我算是专业人员都会出这样的事故,如果让别人去做就会更危险。”
经过多年的努力,张存浩与他的同事们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比较全面完整地解释了固体推进剂的侵蚀燃烧和临界流速现象。1964年,项目成功收官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张存浩与妻子
1973年,张存浩第三次转行。这一次,他发起组建了激光化学实验室。上世纪60年代初,激光诞生,因亮度高、不需要庞大电能,其在军事与工业方面展现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时隔多年,张存浩带领何国钟等人又回到金家沟。和上次来这里时一样,他们依旧是一无所有,在零的基础上摸索着未来。正值“文革”期间,研究内容没有文献参考。在这种仪器设备皆无,理论借鉴为零的境况下,45岁的张存浩再次做了那名开拓者。
这一次,张存浩真的有些着急了。作为激光化学实验室第一批组员,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沙国河回忆道:“他非常着急,想尽快把化学激光搞上去。他也不说什么,但就是每天来检查工作,问你有什么进展。要是总没有进展的话,你自己也会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一特点,张存浩得了一个“张着急”的绰号。
半年内,实验室便将激光的功率从0.3瓦提升至100瓦大家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在艰苦的环境下,张存浩率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氟化氢\氘化学激光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已近花甲之年的张存浩又在化学激光领域掀起了一场波澜。1979年,张存浩提出,要发展波长更短的氧碘化学激光,在当时,这是国际上最为前沿尖端的课题。1986年,国家启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化学激光却不在其列。张存浩坐不住了,他开始向相关负责人陈述化学激光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他敢打赌,用其他项目十分之一的经费,更快做出功率更大的激光。
因为有了张存浩当年的坚持与奋力一搏,化学激光如今已成为我国应用激光的首要来源,氧碘化学激光如今取得的瞩目成就也验证了他当年方向决策的正确性。1985年,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效率及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2年,他们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张存浩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诠释生命的意义
1968年,刚刚搞完火箭推进剂研究的张存浩被隔离审查。他被扣上了“美蒋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短短一年间,张存浩被抄家6次,这也是他当年的照片资料如今所剩无几的原因。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巨大的绝望笼罩了他的生命。
所幸一年后,张存浩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被释放,但火箭推进剂团队也已内迁,科研工作继续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张存浩一家被下放到农村,他只被允许带2本书走,其他书籍全部都要烧毁。烧书时,他躲了起来,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1970年,张存浩一家被下放到人民公社。农村繁重的劳动让张存浩落下了严重的腰伤。每天劳动完,他都会反反复复地读那仅存的2本书。这样过了一年半后,他又去烧了半年的锅炉。1973年,张存浩出任刚组建的化学激光研究室主任时,他才又重回离开5年的科研岗位。
今年,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授予他时,这位曾历经人生波澜,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渐渐老去的老人,谦虚而真诚地说:“我认为这个奖不该颁给我,而是应该授予我们的集体,没有他们,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文/李白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