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文艺界人士的知心人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还是一位文艺工作的好领导、好指挥、好导演、好朋友，是我国文艺界人士的知心人。

　　政治上关心

　　周恩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本身也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他认为新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参加全国科学、戏剧创作等会议时，3月2日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著名的讲话中，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就在那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又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因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基本上都有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所以周恩来的这两次重要讲话振奋了文艺界的人心，甚至有拨开乌云见晴天的感觉。对繁荣创作，提高文艺界人士的精神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曾亲自介绍当时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入党。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就十分注意从政治上关心文化艺术界的人士。1941年，当时在重庆话剧界有“四大名旦”称号之一的张瑞芳秘密入党，她的组织关系不久由周恩来单线联络。张瑞芳第一次到周恩来那里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要求她多交朋友，多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演艺上要精益求精。还特别希望她能“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与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有过10多年交往，就此事曾请教过她：“演员就是演员，‘党的好演员’你怎么界定和做到呢?”

　　张瑞芳深情地回忆说，当时，国难当头，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演员，就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党员身份，然后在生活中注意演什么戏?怎么演?这是周总理在政治上关心我、提醒我，要做一个在政治上心明眼亮的演员。

　　笔者1995年在京拜访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挈青时，曾听胡老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文艺界人士申请入党并获得组织上批准。当时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本来这是北京市文联党组的事，因为老舍当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可能因为老舍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结果把他的入党申请书层层上报，最后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于百忙之中专程到老舍家中亲切地说：以你现在的名望，留在党外比入党发挥的作用更大。所以请你暂时不要入党。但这决不是说你不够入党条件。

　　生活上体贴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文艺界人士，在生活上也十分体贴他们。

　　据舞蹈家赵青回忆，她爸爸赵丹饭量比较大，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粮食短缺，各种副食品供应紧张。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常常抽出时间，把赵丹等文艺界人士约到西花厅，饭菜虽不高档，数量也不是太多，但总能让赵丹等人饱餐一顿。因为盘子中的菜量比较少，赵丹总是会把盘中的菜吃个精光才丢下饭碗。周恩来高兴之余还给赵丹取了个诨名“赵光腚”。

　　在我国老一辈歌唱演员中，新疆歌唱家克里木唱的《掀起你的盖头来》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因为克里木演唱得好，很快被调到了北京，而那位为克里木演唱伴舞的姑娘却因为户口问题不好解决而留在了新疆。在克里木以后的演出中就很不方便：每当遇有重大的接待外宾演出，要跳出原汁原味的新疆舞蹈伴舞，就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将这位伴舞演员接到北京;如果找他人代替，效果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不仅为这位伴舞的女青年办理了调动手续，还为他俩充当红娘，让这位姑娘嫁给了克里木。直到今天，克里木仍逢人就说，周总理是我的红娘，使我的家庭幸福，事业上也很顺心遂意。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在1958年看到一些地方浮夸成风、大话遍地后，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结果被批为思想右倾，下放到东北北大荒改造。

　　1962年夏天，周恩来夫妇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恰巧陈沂到哈尔滨看望妻子和孩子。陈沂夫妇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闲逛时刚好周恩来陪外宾的车队经过，被邓颖超看到了。她告诉周恩来说：“那不是陈沂吗?”周恩来获悉后，马上交待黑龙江省委交际处的同志：“务必于当晚11点前找到陈沂，我要见他。”

　　在当晚举行的欢迎舞会上，9点多钟了，交际处的同志才把陈沂夫妇领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一见陈沂，马上拉着陈沂夫妇坐到沙发上，第一句话就说：“陈沂同志，这些年你受苦了。”然后就是紧紧地握手，问寒问暖。本来陈沂对自己被划成右派是有一定悲观情绪的。可是总理还像当年一样关心他，称他同志，并且对他说：“在上边工作一段时间，又到下面工作一段时间，将来再回到上边来工作，工作就会做得好一些了。”

　　周恩来这次对陈沂的接见不仅让身处逆境的陈沂获得了安慰和鼓励，而且在社会上也造成了“陈沂被错划右派”的效果，要不，总理怎么会接见他、还称他同志呢?这就给陈沂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恩来关心文艺家们生活状况的事例多到不胜枚举。其中1992年笔者在京听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老人讲了一个更为生动、具体、亲切感人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文艺界人士开会。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西花厅院子里海棠争艳，满院飘香。与会人员一边赏花一边信步来到西花厅的后客厅。总理等与会人员到齐了，才放下手中工作，走出办公室与大家打招呼。他那睿智的目光一下落在老舍身上：“老舍先生，现在都什么季节了，你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老舍一见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已换上了春装，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那老北京的四合院至今还是方砖地，因此室内潮湿气很大，我又喜欢夜间写作，长期受湿寒影响，腰部已经出了点毛病，我穿羊皮筒子是为了护腰。”总理一听没再说什么就开会了。

　　会议一结束，周总理就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要求他们派人到老舍家去看一看，给他的卧室和书房铺上木地板，让他有一个舒适的写作环境。北京市的同志很快给西花厅回了电话：老舍的家是旧式的老北京房子，如果挖开室内地面铺地板，对房屋安全有一定影响，除非给他另调房子。周恩来知道后又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派专业人员到老舍家，希望能找出一个既不影响房屋安全又能解决屋内湿气大的办法。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两名专业人士来到老舍家。经与老舍商量，采取了不挖地面，就在方砖上面铺一层厚厚的木板，以挡住地下的潮湿气上升，从而改善了老舍的写作环境。

　　工作上鼓励

　　人们都知道，周恩来不仅是文艺工作的卓越领导者，而且他还是个文艺工作上的内行人。早在南开大学读书时，他就是学校话剧(那时叫新剧)团的成员。他塑造的女性角色细腻、纯真、质朴，深受观众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文艺界的工作总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十分内行的发言。更多的是对文艺家们的鼓励。

　　1961年，张瑞芳在河南参加电影《李双双》剧组的工作，扮演女主角。电影拍摄过程中，因为受不久前“反右”斗争的影响，导演鲁韧一再要求张瑞芳在表现李双双这一角色时，千万要小心，叮嘱她要“悠着点、悠着点!”并提醒张瑞芳，宁可温着点，千万不能因为强调喜剧效果而落得个“丑化劳动人民”的罪行。

　　《李双双》拍竣后，先进行试映，引来一些非议。审片的领导和专家们认为：如果作为喜剧，显然剧中的李双双“疯”得不够，但作为正剧，李双双又显得太“疯”，塑造出了一个正面形象不突出的“中间人物”。张瑞芳听了这些意见后很沮丧，认为这部电影有可能被“封杀”，甚至主创人员还要受牵连。

　　张瑞芳生前对笔者回忆说：她们1962年出访日本回到北京后，被邓颖超请到西花厅吃螃蟹，说“因为你们拍了一个好戏”。张瑞芳又惊又喜，就在饭桌上问：“《李双双》是不是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的农村政策?”周恩来边吃饭边不以为然地说：“你也不能完全这么看，这部影片在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你的表演也有新的东西。”

　　周恩来的话对张瑞芳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一些原本不想让该片公映的人也不好再阻拦。后来，该片在全国放映，反响很好，张瑞芳也因此获得了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

　　老舍是新中国成立后被周恩来从美国邀请回国的。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周恩来亲自参加会议。会上，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周恩来当场祝贺并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他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老舍也向总理表示，他已写完话剧《方珍珠》，接下来打算写《龙须沟》。周恩来马上高兴地说：“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龙须沟》写好后，有人看了剧本，认为一些正面人物形象不太突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后，周恩来特意前往观看，并表示很喜欢这出戏。鉴于对这出戏有不同声音，周恩来连看几场后又专门把它推荐给毛泽东。在毛主席看戏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于百忙之中抽空前往剧场，从头到尾把这出戏审看一遍。第二天，毛泽东到场后，周恩来就拉着老舍到毛主席面前，向主席介绍，毛泽东也很高兴地和老舍握手。戏演完后，周恩来先送走毛泽东，再回来上台和演员们握手，并代表毛主席感谢演员、导演，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龙须沟》在周恩来的关心鼓励下，上演得很红火，老舍的创作热情也得到了提高。他很快先后写出了《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和《女店员》等多出话剧剧本，还为儿童艺术剧院创作了《宝船》。如果没有周恩来的鼓励，老舍是很难有那么多的艺术成果的。

　　学术上平等

　　周恩来十分尊重艺术家。他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文艺战线上的每一个人。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一位文学工作者写了一本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来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周恩来抽空看了小说，也看了电影。

　　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邀约我国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到颐和园游园。周恩来边走边说：“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虽然好看，但没有小说好……”“我不同意。”周恩来的话还没说完，赵丹就抢过话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一点也不生气，接着说：“小说在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方面比电影深刻得多。”赵丹当即反驳说：“电影充分展示出了优点，多角度的表现超过了小说。”

　　就这样，一边是一国总理一边是知名演员，两人就这样杠上了。其他在场的人一听，马上批评赵丹说：“赵丹同志，你怎么能和总理抬杠子呢?”赵丹也自觉过分了，连忙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给我一张免斗牌吧，我只是一名演员，别的我不懂。”周恩来连忙说：“不要紧。《达吉和她的父亲》到底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我周恩来只是一家之言，你赵丹也是一家之言，将来总会有人评判的。”

　　1958年9月12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得悉浙江省越剧团以茶农生活为题材创作的现代越剧《雨前曲》将在北京演出的消息，趁着夜幕降临，他悄然来到剧场，买了两张票，在舞台右侧边上的座位和警卫员一起坐下来看戏。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就按捺不住喜悦，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的成功，然后与演职员们亲切座谈。编剧周大风告诉总理：“这出戏是以杭州西湖梅家坞为背景写出来的。”“是吗?”周恩来似乎格外高兴，连忙关切地问，“现在梅家坞的茶叶生产怎么样?”“发展得比较好，今年又开辟了一批新茶园。”周大风回答说。

　　接着说到了这出戏的艺术创作，周恩来十分内行地说：“《采茶舞曲》很动听，有江南风味，也有时代气息。只是其中两句歌词还不够妥帖，‘采茶采到月儿上’脱离了生活，因为露水茶不香，味淡;还有‘插秧插到大天光’也不好，不能这么提，要注意农民的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于是，他叮嘱周大风：“希望你能再到茶乡梅家坞生活一段时间，把这两句词改好。”

　　在场的演职员们听了，都叹服周总理细致的考虑和渊博的知识。周恩来精辟地分析过歌词，又把目光落在了舞蹈演员们的身上：“你们的舞蹈表现的是在树蓬下采茶，与实际生活不合;用手在高处摘，茶树也没有那么高，也不合实际。”谈到这里，周恩来略为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艺术是可以夸张的，但也要有分寸。我们不是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吗?如果老百姓看了，茶农看了，会说是假的。”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仍谈兴未减。他要求演职人员再去茶乡深入生活，一定要“亲自去采茶、炒茶”，把这个舞曲唱得更好一些，演得更贴切一些。

　　1960年12月22日，周恩来、陈毅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访问杭州。他们不仅和贵宾们一起在杭州饭店小礼堂观看了《采茶舞曲》，还和贵宾们一齐来到梅家坞参观。

　　在梅家坞，周恩来意外碰上了正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周大风。周恩来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那两句歌词改好了没有哇?”

　　周大风没有想到隔了这么久，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竟还记得这件事，他歉疚地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句。”

　　周恩来没有责备和埋怨，而是深思一下说：“我看这样吧，要写心情，不要写现象。我建议把这两句改为‘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至于茶农为什么要‘喜洋洋’、‘心花放’，让听的人自己去想、去思考。你说得太露、太直了，那就不是文艺作品，你看怎么样?”周恩来没有居高临下的那种强加于人的神态，而是亲切随和并带着商量的口吻。周大风和在场的人都深深佩服着他的敏捷才思和对茶农生活的熟悉，连连向总理道谢。周恩来仍谦逊地说：“供你参考嘛，以后有更好的句子还可以换上去。我相信你会把歌词改得更好。”

　　周恩来匆匆上车陪外宾走了。从此《采茶舞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演出，都采用了周总理修改后的歌词。

　　摘自2013年第11期《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