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右二)齐心(右一)夫妇和黄静波(左一)等在一起。(中红网红色图库)
在秋风习习的中秋时节，迎来了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仲勋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今年96岁，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大多数时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而且多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我既有教诲之德又有知遇之恩，是老一代革命家中对我影响至深的领导之一。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这位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的伟人，深切怀念我师长般的老领导。
一、仲勋同志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仲勋同志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党，19岁从事兵运活动，在西北军里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20岁与刘志丹等人先后开辟照金和南梁革命根据地，并当选陕甘边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左”倾路线造成严重损失下，他和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战友经过转苦卓绝的斗争，把根据地一次次重建起来，终于在1935年5、6月，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在中央红军向北转移到达陕北的时候，陕甘宁根据地已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建到30多个县。在全国苏区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保存并壮大了陕甘宁苏区，成为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仲勋同志始终站在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征有了落脚点，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了大本营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有了这个平台，才有了在延安13年扭转乾坤的历史。所以，仲勋同志和他创建西北根据地的战友们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广大群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二、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领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创造者，更是模范的执行者。
习仲勋同志在创立、建设、巩固和保卫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刘志丹的教诲和影响，他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他尊重群众、平等待人，关心群众疾苦，遇事和群众商量，生活上也和群众、干部与红军战士一样，勤俭朴实，因此和群众建立了鱼水相亲的关系。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在“习仲勋从群众中来”一文中，讲述了许多他在这方面生动、感人的故事。正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他在关中任特委书记6年，在把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重任中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1943年2月，仲勋同志调任绥德地委书记。这时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在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绥德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是延安通向各抗日前线的交通要道，也是抵御日寇渡黄河西犯我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任务十分艰巨。他一到绥德，就把搞好生产、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当时我任清涧县县长，隶属绥德地委。真没想到，关中分别数年之后，我又能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也正是在这里，耳闻目睹了他的许多优良作风和为人品德。仲勋在抓生产中亲自到农村、田头，边了解情况边帮助老乡干活。他经常在炕头和农民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了解群众的需求。劳动模范刘玉厚，就是他到绥德郝家桥村向当地农民请教生产时发现的。他帮助村里和刘玉厚总结经验，安排计划，并大力推广刘玉厚和郝家桥村的经验，掀起了生产热潮。生产变工互助组、工副业生产和劳动竞赛，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绥德地区陆续涌现了许多先进乡、村典型和模范人物。
清涧县任家峁村在共产党员白徳的领导下，全村妇女纺纱织布，完成了5个粉厂，养猪700多头，做到了布多、粉多、粮多、肉多，同时严格禁赌、禁烟，因而任家峁村被树立为县模范村。材料报到地委，仲勋同志十分重视，他说：“这样好的带头人，你们应该好好总结，好好宣传，鼓励大家向他学习。”我们就把白德的事迹编成秧歌剧《访白德》，在群众中产生了热烈反响，清涧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是年11月—12月，在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期间，白德同刘玉厚、吴满有等17位劳模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了大生产经验座谈会，同时受到朱总司令的嘉奖。
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穿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但真正自觉的上升到党的路线，上升到理论，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和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22名生产英雄：王震、习仲勋、马文瑞等(我也荣幸获此殊荣)，亲笔一一书写奖状。题词内容最多的是：面向群众、善于领导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为群众谋福利等。22个生产英雄是毛主席树立的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群众路线从此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在仲勋同志的领导下，绥德地区很快实现了毛主席的号召“丰衣足食”。仲勋同志在绥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掌握政策。他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和地区各县领导，都有极大的教益和影响。
三、富有创造精神，使仲勋同志革命业绩大放异彩，也使他在各个时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2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谢觉哉为配合整风学习，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以“焕南”作笔名，发表了60多篇文章。文章一发表，便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好评。其中一篇“怎样当好县长”，就表扬了专员兼县长的习仲勋，称赞他很能创造。仲勋同志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刻。因此，他总是在联系实际中创造地性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总是别开生面，独辟蹊径。毛泽东用“炉火纯青”四个字对他给予高度赞扬。
令我惊讶的是，经过16年的政治磨难，复出后的仲勋同志，他的创造精神，他对革命工作的火热激情，仍然不减当年。
1978年4月，仲勋同志对我说，中央要他去广东工作，他希望我随他去广东。十年“文革”，我在辽宁抚顺被批斗、关押和“专政”长达11年，是在王震同志帮助下回到北京。我说：“您是我的老领导，到广东我当然愿意，可是我到吉林工作中央已下了文件。”仲勋当即说：“你不要顾虑，有关方面的工作我来做。”不久，中央就把我任职的命令改到广东。
初到广东，真是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广东历史遗留的“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再加上物资贫乏，群众生活困苦，边境县群众“逃港”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还有百万青年待业，问题千头万绪。但事情有轻有重，工作有先后缓急。仲勋在抓全盘工作的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问计于干部群众。在群众“逃港”问题上，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当年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冲破重重封锁从国统区往延安跑，现在为什么边防线老百姓往香港跑?小平同志说的对，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一定要改，舍出老命也要改。我们当年打天下，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面对百万青年待业，他焦虑地说：“广东是对敌工作前沿，国家没有工业布局，广东建加工厂自己没钱，香港有钱敢不敢借?敢不敢用?”他还问过我，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怕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我说我不怕，问题是你由于《刘志丹》小说被诬蔑反党事件帽子戴了16年还没有摘，有政治风险的不是我。仲勋同志说：“我不怕，我已经和谷牧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沟通了。小平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说，‘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殊政策，’‘要杀开一条血路’。”在仲勋同志的争取下，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在政治体制上，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建立特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仲勋亲自抓“三来一补”(即来料、来样、来设备补偿贸易)，实际上是引进了私人资本，突破了长期以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禁区和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使广东的城乡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仲勋同志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开辟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形式，“三来一补”是他在探索路上投出的第一块石头。“三来一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史家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元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多年来，我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挑重担、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甘当人民公仆、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思想作风，和他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的高尚品质，都给我流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刚刚复出，就勇于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一身是胆，带领我们披荆斩棘杀出血路，为改革开放大业，为广东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了不朽功绩。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老红军、广东省原副省长、青海省原省长。此文写于2013年10月1日，载于2014年3月3日《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习仲勋纪念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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