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北京,胡木英接受采访。见习记者 张红光 摄
原标题：我们开团拜会，只有一碗清茶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举起了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旗帜，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向老虎苍蝇们开刀，动真格的了……总之，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年2月，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上，胡木英公开发言，支持党中央的“反腐斗争”。
胡木英的发言，在网上引起一片议论声。因为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是一个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社团组织，这里面的人身份既普通又特殊。会长胡木英是国家工商总局的一名退休干部，她的另一个身份才引人注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女儿。
胡木英的这次高调发言，意味着什么?3月1日，齐鲁晚报记者走近胡木英，听她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延安精神，以及对这场“你死我活”斗争的看法。
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见习记者 张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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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与我接受的教育 完全格格不入
齐鲁晚报：在2月份的延安儿女联谊会团拜会上，您提到拥护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反腐，呼吁红二代“不打横炮、不帮倒忙”。对这段话，社会上产生了很多版本的解读，有人说是上层授意，是不是?
胡木英(哈哈大笑)：其实我了解国家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人民日报》。那次发言是我把大家平时的议论，和在会前征求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综合起来，然后由我起草而已。
齐鲁晚报：你们每年都搞团拜会?
胡木英：团拜会始于延安，是毛主席倡导的。毛主席为了杜绝下属向领导送礼拜年影响工作，就在年前把同志们召集在礼堂，人手一碗清茶，进行“团拜”。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是从1984年开始的，我们已经坚持了30年。每年农历的年初，我们延安儿女聚到一起，没有宴席，没有礼品，只有一碗清茶，不讲究排场，简单朴素。
当时那段话的讲话现场，有不少人鼓掌。后来很多家网站转载。网民也有大量评价，有赞扬的，也有不少反对的，甚至过度解读的。
我说“不打横炮、不帮倒忙”，确实是针对社会上和红二代个别人的言行说的。现在有些人拿“文革”说事，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倒忙。对此，我有一句话，叫认清形势。我们一定要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深刻理解好形势的内涵所在。
齐鲁晚报：您所说的“认清形势”是什么?
胡木英：就是现在的主要任务。现在的形势相当复杂，习近平总书记要在这种形势下，采取有效的办法，集中打老虎拍苍蝇，我们应该集合社会各种力量支持中央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政”，就是因为社会上的贪腐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总是有人说，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张，对公务员队伍太狠心了。我听到以后很生气，说这话的人怎么不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呢?这些贪官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并非突然出现的。一开始只是偷偷摸摸跑官行贿，后来越来越公开了，不知不觉间走到现在这一步。
齐鲁晚报：您为何对腐败如此痛恨?
胡木英：腐败，与我原先接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完全格格不入。这种风气持续蔓延，延安精神就会渐渐消亡，而党最核心、最得民心的东西，也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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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印象深刻的家书
齐鲁晚报：您一直在说传承延安精神，您所认为的延安精神是什么?
胡木英：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父辈与老百姓深厚的天然感情。他们从老百姓中走出来，学了本事，长了知识，然后再走向老百姓，一切都在为人民服务，所做所为都离不开他们。
第三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做事要规规矩矩，做人要诚诚实实，表达最真实的想法，不要遮遮掩掩。
齐鲁晚报：说到延安精神，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胡木英：我记得是在1964年，我在外交学院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入党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积极入党，我在参加大学生挖运河锻炼时，因太过劳累，还患上了肾炎。为此，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告诉我这不代表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如果你有一天终止奋斗，不求进步，你随时可以把自己降低为落后分子。
这是我们当时所受教育的一个缩影，父母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就是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你要参加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去。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
齐鲁晚报：您曾说传承延安精神，是延安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木英：作为“红二代”的我们，理应承担起传承的历史使命。我们很少像其他孩子那样享受到父爱和母爱，我们中一些人的父母都为革命流血牺牲了，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见过。所以从懂事起，我们就受到革命的熏陶，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因此也更坚强。同时这种延安精神，我们也体会得最深刻，有义务、有责任，当然也有能力去传承。
齐鲁晚报：你们是如何传承延安精神的?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平时会组织很多活动，一个月有好几场。比如优秀共产党员的纪念活动、组织唱红歌、观看红色题材影片并座谈等。
最近正在拍一部关于延安儿女的文献纪录片——《延安儿女的故事》，是由140多位延安儿女，讲述他们自己及父辈们经历的故事，反映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后代的。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历经7年时间，拍了这部32集的文献纪录资料片。
这部片子已经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查，我们今年考虑通过电视台或影院等不同方式向社会公开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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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拍纪录片 得找企业“化缘”
齐鲁晚报：那这些年，宣传延安精神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通过组织活动、演出、讲话、报告讲座、报刊宣传、公开的影像资料等方式，弘扬延安精神，传播延安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不少人曾对我说，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有谁听，何必呀?
齐鲁晚报：很多人不理解你们，是吗?
胡木英：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在一次大会上，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次团拜会上，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齐鲁晚报：那您为何还要坚持去说?
胡木英：作为延安儿女，我们再不说，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
齐鲁晚报：在你们宣传延安思想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胡木英：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支持，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资金、场地、人员联系、影像拍摄和制作，处处都很困难，还特别繁琐。我们不断找企业“化缘”，但前提是，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粘连。所以，我们平时开销都很有计划，能节约就节约，能省则省。
不过，岁月不饶人，“红二代”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老去，我们的腿脚也不太方便，办事情更不方便。我们没有公车，都是坐公交、乘地铁，有的人光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
齐鲁晚报：这些困难都是如何克服的?
胡木英：就拿《延安儿女的故事》这部文献纪录片来说吧，我们一遍遍地联系革命后代，有时甚至要打十多个电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启动《延安儿女的故事》的70万元资金，就是在银行系统的“红二代”帮助下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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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时只是个处长
齐鲁晚报：大家都说您曾经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
胡木英：我最后就是以一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可能大家以为“红二代”肯定是高官，其实不然。
齐鲁晚报：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中，大家的身份都是怎样的?
胡木英：延安儿女中，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虽然我们中间也有高官、富豪，但那是少数人。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还有很多“红二代”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
齐鲁晚报：不可否认，在很多人眼中，“红二代”会有很多特殊待遇。
胡木英：这是想当然的认为，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文革”时下乡劳动，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床上都是跳蚤，打都打不完。
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保卫延安精神、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江山”，继承特权，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工作，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
齐鲁晚报：这种“草根”身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胡木英：我们对于形势政策的判断，也是看最广大老百姓是否得益。我记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湖南湘潭农村去调研，父亲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深，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他们与工农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纯粹，让我受益匪浅，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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