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为政之道”
新华网郑州5月13日电(记者张兴军)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回望50年前,焦裕禄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为政之道”,从铁腕反腐败到拍板做决策,从多方协调推进工作到鼓舞士气带好队伍,点滴往事透露出的圆融与求实、智慧与胆略,对今天的干部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焦裕禄在泡桐前的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刘俊生 摄)
铁腕反腐
有一次,兰考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下乡检查中,发现一名生产队长“贪污自肥”,原来该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偷了1.2万块砖、9000片瓦、32棵树盖了3间瓦房。此外,还偷了920斤麦种。当时正值灾荒之年,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都非常低,此事无疑加剧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接到情况反映后,焦裕禄对此做了长长的批示,称之为“天灾之外的人祸”。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当年手稿:“……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
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铁腕反腐之外,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焦裕禄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当时讨论时,县里有关领导表示,相关政策没有依据,只能根据原来的基础、群众的觉悟逐步去搞。但焦裕禄认为,不能等了。
他说,改变兰考的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同时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去攀比。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鼓励大家放开胆子大搞林业,还说‘我们心里有一片绿,才会有兰考大地的一片绿!’”
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植的泡桐苗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5月5日摄)。当地百姓亲切称之为“焦桐”。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具有全局观念
在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看来,对于治下之事善决策、敢拍板的焦裕禄,处理起超出兰考县域之外的棘手问题,还具有全局观念和灵活协调能力。
1963年雨季,兰考连日降水形成严重内涝。在研究治理涝灾时,大家发现洪水有条主要外排通道,位于兰考和曹县交界地带。焦裕禄提出,排水不能转嫁水害,为此派人到曹县所属的山东菏泽地区进行沟通协商。
有人担心跨省不好谈,但焦裕禄认为两个县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曹县、兰考县,都是党领导下的兄弟县,有什么不能谈的?
“焦书记说,‘我想好了,咱们是十六字方针: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经多方奔波努力,最终由水利部协调召开了两县治水联席会,顺利达成排水协议。
这组拼版照片显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考改造盐碱地的情形(上图,资料照片);下图为5月5日拍摄的兰考县固阳镇的一片麦田(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新华社发
苦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
由于连年灾荒,兰考一些干部产生了思想波动,有人甚至向组织部门提出请调申请。
在一次救灾干部大会上,焦裕禄表示,灾害面前,干部思想产生波动也是正常的。衣食无着,工作自然无法安心,因此坚定干部队伍的信心非常重要。没有抗灾的干部,就不会有抗灾的群众。
当焦裕禄一再提议大家谈谈对救灾的建议时,干部们一个个双手捧头,不发一言。过了一会,有人竟然低声啜泣起来,引得全场干部情绪更加低落。
“要是哭能管用的话,我这个县委书记带头哭。”焦裕禄说着伏在桌上“啊……啊……”地做大哭状。
在县委书记滑稽举动的影响下,会场气氛明显缓和开来。焦裕禄趁势表示,哭是懦夫的行为,面对兰考灾情,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苦干,还是苦熬?
“只有苦干才有出路。当然苦干不是蛮干,要有科学的态度,兰考灾情这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战胜灾害的科学办法。不管哪条路,只要符合兰考的实际,我们都可以走一走。”
其后不久,焦裕禄主持召开兰考县劳动模范大会,树起了干部带领群众救灾的“四面红旗”。
“郡县制,天下安。”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东辉认为,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层级,县域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县,大的有上百万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功能齐备,作为县里的领导干部,责任重大。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今天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为政之道’,仍然像一面镜子,常照常新。”陈东辉说。
焦裕禄,那些你还不知道的故事
新华网郑州5月13日电(记者双瑞、宋晓东、李亚楠)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
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
高工资 无财产
上有2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
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21级干部,月工资51.5元,焦书记级别比较高,有130多元钱。”
在此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工友张兴霖记得,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过当时物价低,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工资低,物价也低啊,一斤猪肉才几毛钱,早饭吃油条、喝粥也就几分钱。”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背后的女人
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三十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
“家里一切事由母亲管理,父亲很少在家,没时间管我们。”在焦国庆印象中,他们见不到父亲很坦然,但一会儿看不见母亲就到处找。作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中间焐热的温暖。经常不着家的焦裕禄,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爱的二胡,悠悠琴声成为子女们对温馨家庭的长久惦念。
“父亲最喜欢一家团聚,只要在家就陪我们玩,讲笑话甚至打牌,他走后家里很多年都没有鞭炮声。”女儿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
偷拍的照片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偷拍下来的。
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
“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岁高龄的他,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
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
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50余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
这就是那张传播最广的照片,焦裕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
几十年来,一想起焦裕禄,这番对话就盘旋在刘俊生心头。“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感人的镜头,我却没有拍下来,这是一个通讯干事的失职。”刘俊生至今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焦裕禄:穿越时空的正能量
拼版照片:左上为兰考县城一个公园里晨练者在遛鸟(5月5日摄);左下为兰考县城晨练者在跳广场舞(5月5日摄);右为兰考县城一尊焦裕禄塑像(5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 摄
新华网郑州5月1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刘雅鸣、张兴军)5月14日是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即将到来之际,位于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墓园日渐汇聚着四面八方前来祭拜的人们。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一年零三个多月就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一个永恒的定格。
沿着时间的河流回溯,重温焦裕禄事迹,那些散落百姓口碑里的记忆依然感动而温暖。无论是做人为官,还是干事创业,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亲民爱民、求实奋斗、廉洁奉公的正能量依然穿越时空,引发人们强烈的内心共鸣。
初夏时节,穿行在1116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绿树成荫,麦浪翻滚。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以前,当焦裕禄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眼前呈现的景象。
那是1962年冬天,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困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
“我知道兰考是个灾区,人民群众正过着艰苦的生活,地委派我来,我愿意承担这个工作,但是要完成治理灾害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得靠大家,靠全体干部振作起来,带领全县36万人,争取在尽快短的时间内把面貌改变了……”
81岁的樊哲民,时任兰考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至今仍记得焦裕禄在县委会上的这段发言。“他的讲话很短,但很有分量。特别是他提出救灾是暂时的,以治灾代替救灾,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治理思路。”
50年后,人们追忆“老焦在兰考的475天到哪儿去了?”
答案是:在飞沙中,在暴雨间,在寒风里,在骄阳下,在救灾抗灾的现场,在最困难的乡亲们身边……一年零三个多月,475天,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行程5000余里。
这组拼版照片显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考改造盐碱地的情形(上图,资料照片);下图为5月5日拍摄的兰考县固阳镇的一片麦田(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新华社发
很多当年的同事回忆,焦裕禄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掌握“三害”的规律,实施了有效治理“三害”的办法,原因正在于他能扎根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了一身土、两腿泥,接地气、长底气。
下乡时,路边大风吹不走的坟头,启发他想到深翻淤泥把沙丘变良田的方法;深夜里,和老农的牛棚长谈,让他了解到多种泡桐既防风治沙,还能发展经济;在盐碱区,他经常抓起一把碱土放在手心里,看看,闻闻,揉揉,搓搓,抓一点放在嘴里品尝,并得出了咸的是盐,凉丝丝的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马尿碱的结论,让和盐碱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都吃惊得目瞪口呆。
当年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的笔记本上,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裕禄语录”:“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
在焦裕禄陵园,离墓地不远处的纪念馆里,人们排起长队参观焦裕禄事迹展,他们中有拄着拐杖的老者、怀抱孩子的妇女、稚气未脱的少儿。透明的展柜里,静静地摆放着焦裕禄生前用过的物品,从生锈的锄头到带着窟窿的布鞋,还有打了42个补丁的被子。睹物思人,观者无言,却禁不住唏嘘不已。
来自安徽怀远县的一家公司经理陈明告诉记者,打小的时候,就看过多遍电影《焦裕禄》,除了对那把被顶出破洞的椅子深感震撼外,焦裕禄的衣服、袜子上面缝满的补丁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说,时至今日,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共鸣,一方面说明当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大家对廉洁奉公的焦裕禄式干部的呼唤和期待。
生活简朴的焦裕禄,平日里对子女和家人的要求也是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化。
在儿女们眼里,焦裕禄既是一个“穷爸爸”,也是一个“富爸爸”。二女儿焦守云告诉记者,“他去世的时候,唯一的遗产是留给大姐的一块手表。对家人的最后要求是,不要向组织伸手,不搞特殊化。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笔精神不动产。”
在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那棵泡桐旁,矗立着新落成的焦裕禄干部学院。从全国各地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培训的学员们,一出门就可以看见这棵参天大树。睹树思人,都别有一番感慨。
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植的泡桐苗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5月5日摄)。当地百姓亲切称之为“焦桐”。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采访时,记者曾向不同年龄段的人问过同一个问题:焦裕禄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大家的回答几乎不约而同,那就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一种骨子里的爱民情怀。
79岁的兰考葡萄架村原村支书孙世忠,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焦裕禄的情景:那是1963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正是种麦时节。孙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见了7个陌生人,打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儿,外面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大衣,没有系扣,头戴“四块瓦”棉帽,半边帽檐耷拉着。
“我上去问是哪来的,后面有人说这是县委焦书记。听说是县里来的,我赶紧去掂水,焦书记一边拦着不让掂,一边打听灾情咋样……”
看完灾情后,焦裕禄回城取了铺盖卷儿,在葡萄架一住就是三个月。孙世忠说:“在焦书记眼里,群众的灾情等不得,群众的冷暖之事拖不得。为了关心群众,他恨不得把一分钟的时间掰成两半使。”
然而就在焦裕禄奔走兰考大地的时候,长期的拖延和劳累,让他的肝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被送往医院。5月14日,焦裕禄病逝郑州。生命的时钟在42岁这一年停摆。
著名作家二月河告诉记者,学生时代,在课堂上第一次听了老师朗诵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班里很多人都是边听边流泪。
他说:“回顾焦裕禄的短暂一生,他给人留下的是一种伟大、悲壮、豪气冲云霄般的感觉。他把自己的每一滴血液、每一份精力都投入到了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在经济形势、改革大潮发生变化的今天,焦裕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愈发显示出其珍贵的价值。”
1966年2月26日,遵照遗愿,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们,黑压压聚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殁了,精神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