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运十”一道被遗忘：运十副总设计师程不时

　　程不时的家在繁华上海的市中区，室内面积30平方米。

　　房子很老了，修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单位宿舍，程不时和妻子贺亚兮作为双职工家庭而分得一套，后来房改买下。

　　家里的拥挤一目了然。没有客厅，没有书房，没有卧室，临街有阳台、有窗户的那间小房囊括了客厅、书房和卧室的功能。所以，它被塞进了一张双人床，两把样子不同的木椅子，一个小书桌，一台组装旧电脑，一台21寸旧电视，一张旧沙发。还有很多书。

　　我们根本无法相信，住在这里的主人设计了中国第一架大飞机。但这是真的，在墙上挂着的巨幅照片中，著名的“运十”安静而孤独地停放着，已经21年了。它昏黄的颜色像一面镜子，映照了屋里主人同样落寞的岁月。事实正是这样，如果不是国家又提出了大飞机的概念，程不时就该像“运十”一样，彻底地被人遗忘在这间小屋子里。

　　算起来，从1970年程不时接受国家召唤从沈阳来到上海，时间已经过去37年了。本来命运的安排正好，让这个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在他最好的时光遇到了“运十”，给了他成为一个国家英雄的机会。但最好的安排似乎又是一个玩笑，历经10年研制成功的“运十”在试飞6年后就停飞了，停飞的原因让后来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没有3000万元购买试飞用油。

　　很多人问为什么?

　　我们也问为什么。

　　想来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其实，探询尘封多年的秘密并不困难，难的是，打开过后，当局者如何去面对。也许，正是有着太多的不堪和尴尬，一件事情才变成秘密。

　　程不时试图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角度来叙述往事。往事并不如烟。

　　给总理出国用的专机

　　我出去不乘坐自己的飞机，腰板都不硬。——陈毅

　　中国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运十”上马时，中国社会正处于非常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那种情况下，政府出于什么考虑要来研制国产大飞机?

　　程不时(以下简称“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和外国打交道，很封闭，1954年周总理出国到欧洲是个很大的突破，意味着中国开始和世界打交道了。他是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坐了一架伊尔14，螺旋桨飞机，轰隆轰隆地飞过去，结果别人都是喷气式飞机。外国记者因此讽刺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而赫鲁晓夫访美乘坐的是苏联自己研制的“图-104”喷气客机。最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出访时，在公开场合总有两个人和他寸步不离。一位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他创作过十五部交响乐，贝多芬才创作了九部;另一位就是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他领导设计了苏联代表团乘坐的这架跨洋的飞机。大音乐家和飞机设计师，成为赫鲁晓夫向世界显示苏联的文化和技术力量的两块镇海法宝。面对这个情况，当时陈毅有个讲法，说，我出去不乘坐自己的飞机，腰板都不硬。所以“运十”原来的概念是“给总理出国用的专机”。但我们设计出来以后，发现这个飞机很大，专门做专机用很浪费，实际上它在国内的航线还是可以起作用的。飞国内航线要求能飞4000公里，国际航线8000公里，于是我们把两种情况都作为设计条件，一种叫多油少客，那是作专机运代表团，一种叫多客少油，可以飞国内航线，载客140人到170人。这两种情况都作为计算条件，放到计算机里去显示最严重的情况，结果做下来的试验都是合格的。

　　自觉服从军转民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种情怀，像有首歌唱的那样，《打起背包就出发》，随时听从召唤。——程不时

　　调查：有一点很奇怪，当时中国的航空技术力量应以沈阳、成都、北京几地最强，为什么“运十”会放在上海研制?

　　程：对，我们原来的航空重心是在内地，包括东北、西南、西北这几个地方，中南也有一点点。上海是个沿海城市，在原来航空部的规划中，出于战略考虑，是不发展沿海城市的。可“运十”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感到我们国家需要大飞机。在这个背景下，刚好毛主席又到上海视察，了解到上海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基础，还有很多的大学、工厂，因此他就提出来：上海是可以造大飞机的嘛。

　　我知道现在有些人拼命想把设计“运十”的“708”小组异化，说成是一小群人小打小闹。这一点我要再三声明，“708”是一项国家任务，是1970年8月份由国家下达的任务，不是地方任务。如果不是国家任务，我在沈阳，是主管设计师，在那里设计超音速飞机，怎么会跑到上海?

　　调查：当时你应该算是从军用转民用吧，就没一点犹豫?

　　程：领导说：“国家决定在上海研制大型民用飞机，你今后的道路就转到那边去了。”我就这样从军用转民用了。当时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种情怀，像有首歌唱的那样，《打起背包就出发》，随时听从召唤。我到沈阳也是这样的，从北京打起背包就出发。当时还有一个情况，上海要调我的时候也讲了，要把我妻子一起调过去，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已经分居好几年了。

　　国家任务和708小组

　　708小组有着很难得的民主气氛。 ——程不时

　　调查：作为一项国家任务，有关方面成立的708设计组是不是获得了很高的待遇?

　　程：如果你说的待遇是生活方面，那没有。开始条件比较差。上面说，你这个厂来负责这个事情，然后一大堆人就进来了，连办公室都没有，就只能去食堂办公。食堂有很长的桌子，还挺适合画图的。到吃饭的时候，工人师傅来吃饭，我们就赶紧把图纸收起来。住得也很简陋，从全国各地借调来的技术人员都借住在卫生学校的学生宿舍，每间房子里有好几张木头双层床，把房间塞得满满的，我们用一个小煤油炉在房间里煮饭。

　　调查：觉得苦吗?

　　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先生产后生活，心中有种开垦的情怀，是一种去创造新世界的感觉。最开始的时候气氛非常好，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中，708有着很难得的民主气氛。大家都是从各地来的，谁也不认识谁，没有形成权威。我们在会上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反映自己背景所给予的知识，摊到桌面上来讨论，谁讲得对就听谁的。当时中国设计各种飞机的队伍中都有人来参加708设计组，不管是设计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的，还是设计水上飞机、无人飞机、直升飞机的，甚至还有设计卫星的。“运十”的设计队伍可以说是汇集了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经验，甚至说是几代人知识的结晶。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召开全国的科学讨论会，我的老师、校长都来了，制造第一架飞机的总工艺师薛在新也来了，还有用计算机来算流体力学的中国第一人安继光也来过。从这方面来讲，708设计组享受的待遇应该是蛮高的。

　　调查：召集他们容易吗?

　　程：很容易，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任务。

　　桥头堡中的桥头堡

　　设计组里有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某工人作家

　　调查：1970年成立708设计组，1980年飞机试飞，10年的研制时间算不算长?

　　程：“运十”研制的时间很长，因为中间我们受了很多干扰。一个干扰来自政治方面。他们始终反对科学技术在航空的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他们曾经派工人作家进驻工厂好几天，回去写了一篇小说，描写设计组里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还组织话剧团下来排了个话剧《顶风飞》，里面的主要矛盾是讲究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跟努力往前冲的工人群众之间的冲突。这个话剧就在工厂里演出，还不准设计组的人看。他们还拍过一部电影，样片我看了，把飞机设计的场面拍成像抗洪救灾一样，二楼站满了年轻的工人，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举着突击队的红旗。看着很吓人。当时上海被“四人帮”控制，他们认为飞机工厂是反对他们的桥头堡，而工厂里的设计所更是桥头堡中的桥头堡。他们研制出一些样品，要往飞机上装，设计所一看，不行，不能用。他们不干，说工人那么高的热情，流了那么多的汗水。另外，我们要做实验，需要上面批准，他们就说，这个可以不做，那个也可以不做，我们得费很多口舌去说服。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都是正确的路线，因为他们不懂，讲不过我们专业人员。还有一种阻力来自航空从业人员内部某些人，老是指责你这不对，那不对，说“运十”七拼八凑，废铁一堆。当时有很多误传，传到上面去，包括北京的领导。一位来主持是非的副部长说：“我来了以后看到的情况，跟我听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按照我听到的情况，我来就是要阻止你们，不让你们试飞的。”

　　一段奇怪的历史

　　中国飞机简直不行。 ——当时航空业业内某些人士

　　调查：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来自航空从业人员内部的阻力。为什么业他们会反对?

　　程：为什么业内某些人士反对?因为长期以来，生产的飞机都是国外飞机，要出了问题的话，他们就找专家，专家打电话到莫斯科找专家，莫斯科专家就告诉他怎么办。他们的大脑神经中枢在国外，长期下来，他们脑子里就形成了几个概念，最严重的就是不相信科学技术。你讲空气动力学，他问：你怎么知道?你回答：我是学这个的呀。他说：我是局级干部，你是老几呀?他跟你比干部级别，你就不如他。领导不相信科学技术，他相信什么呢，就相信实在的东西。比如麦道80，他就说：“这个飞机我坐过，还不错。”“这个飞机到中国装，可以。”不相信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这是农业经济社会的遗留影响。农民的思想就是所见有限，如果不经过实践，他是不相信的。你给他良种，他不敢种，担心到了秋天颗粒无收。在航空部，过去实际上是被一种仿制论所笼罩，因为大量生产的飞机都是国外设计的。这种观念形成以后，在航空工业里头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我们今天发展航空工业，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业内人士。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世界航空史上都很奇怪，今后回顾历史的话，看到这一段也会觉得很奇怪。

　　调查：飞机还没有研制成功，与大飞机密切相关的周总理就逝世了，你感觉到什么影响没有?

　　程：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周总理去世导致哪些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还是照常工作，因为在生前他也没有具体管飞机。但我们都认为，如果他活着，看到我们飞机试飞的话，下面那些想否定飞机的人就不敢胡来。他去世后，“中国飞机简直不行”这样的话一度甚嚣尘上，很少有正面的声音。所以私底下大家都讲，如果飞机是在周总理去世前试飞成功，结果肯定不一样。

　　队伍散了，一切归零

　　因为没有3000万买试飞用油…… ——“运十”停飞的原因

　　调查：“运十”的总体资金投入是多少?

　　程：“运十”的基地设在上海北面一个机场，708小组把那里的跑道全部翻新了，一共用了1亿7000万的基本建设费用、3亿多的科研费用，造了两架半飞机。这样总体花了5亿。

　　调查：与5亿相比，3000万只是个小数目，真的是因为没有3000万买试飞用油，就把“运十”给停了?

　　程：是的，3000万要不下来，事情就完了。那是1986年，“运十”飞西藏飞了7次，达到一个高潮，之后就停飞了，没油了，再也没有飞过。

　　调查：你想过原因吗?

　　程：当时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国家，处理这样一个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系统工程，在管理上不成熟。管理不成熟第一体现在理念上，比如说发展自己的工业与和国际合作之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发展自己是为了合作，还是合作是为了发展自己?没有搞清楚。有的人认为，发展“运十”就是为了跟国际合作，让外国人看到中国能设计“运十”了，就看得起你了，所以才愿意把外国的飞机放在中国来装。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当时上海有一些领导“运十”飞机设计的人，后来对引进麦道飞机非常热情，很骄傲地说：“外国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运十，他们相信我们的水平，所以才把飞机放到中国来造。”他们为此非常高兴，认为是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

　　调查：眼看十多年的心血就这么废了，708的人怎么办呢?

　　程：我们听到这些说法很不安，然后219个工程师、研究员联名写信向上级提意见，说“运十”的基础千万不要丢，这是我们很不容易取得的，一定要发展下去。这个意见已经传到高层了，但最后有个批示：这个问题不要再讨论了。之后还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专家会议，讨论该怎么办。全国的专家得出三条结论：成果不能丢，工程不能停，队伍不能散。遗憾的是，相关部门没有听这个意见，最终队伍散了，一切归零。

　　程不时(左数第一)与他设计的勤工号飞机

　　麦道来了

　　把“运十”的型架拆掉，为装麦道飞机腾地方。

　　——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

　　调查：然后麦道飞机就进来了，是吧?

　　程：还在要钱的过程中，有关方面就指示，要把运十的型架拆掉，为装麦道飞机腾地方。厂长很重视拆型架这事，他提了一个口号：丢掉幻想，赶紧拼命找饭吃吧——过去这个厂长心里一直有幻想，希望“运十”能够得到扶持，这样厂里也有活干。当他看清楚已经没有希望了时，就马上想着装美国飞机可以赚钱。为了快点拆掉型架，他发起了一场劳动竞赛，谁快谁得奖。于是他们用瓦斯来切割，把型架切成一块块的废钢烂铁搬出去。结果“运十”型架被拆掉后，大家都拿它来赖帐，上面说，这个事情不是中央决定的，是你地方不搞了，我们本来是想看看怎么恢复运十的，可你型架都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其实，如果真的想干，型架只占一架飞机生产总价的25%，而且做型架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乡镇企业都能做的，大不了再花25%的钱重做嘛。所以我说，他们是为25%，把75%扔掉了。后来就在我们那个被拆掉的型架处，开始装麦道。

　　调查：为什么是麦道飞机呢?

　　程：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人都想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有两个公司：麦道、洛克希德都在抛绣球，投媚眼，最后是麦道公司和中国谈成了，因为他们负责和中国谈判的张正中很厉害，他订了好几种中国的刊物，也讲中文，让人感觉很亲近。中国航空界的人对他评价很高。麦道不仅生产民用飞机，也生产军用飞机，估计这一点对中国高层有吸引力。他们当时已经知道我是“运十”的总体设计师。我也感觉到一些迹象：麦道就是冲着“运十”来的。“运十”试飞的时候，厂里已经有外国人了，麦道的总工程师都来看过飞机，我带他看的。所以我们一飞成功，厂里外国人的电话马上打到麦道去了。麦道的表面文章做得很好，他们马上发电来祝贺。那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份贺电，是我们的对手发来的。他们当时对于拿下中国并没有完全的信心，以为中国不一定会停下“运十”专门等他们的飞机，所以他们做了两手准备。

　　“运十”的最后命运

　　为什么这批爷爷干的事情，那批爷爷一定要把它否定掉，然后自己又重新干起?——子孙会问的问题

　　调查：“运十”现在在哪里?

　　程：停飞以后，“运十”一直停在机场跑道的边上，一停就是21年。有时候它会被拉动一下，活动活动。事实上，“运十”是不明不白结束的。

　　调查：它还能飞吗?

　　程：“运十”虽然还保持了比较好的原貌，可是它已经不能飞了。它的发动机已经卖掉。不过要飞的话，也行，买一个发动机来装上，重新检修设备就行。曾经有人主张把这架飞机恢复飞行，但是我认为让它重飞很费劲，而且没有人拍胸脯干这件事。我想，“运十”这架飞机的命运大概也就这样了。但是下一步的大飞机，我希望能够在“运十”的基础上改，它有很多技术是可以用的，特别是它整体设计的技术，机翼、机身、发动机位置、起落架、尾翼都是好的。发动机可以装更好的，电子设备、材料都可以用更好的，这样全面更新以后，飞机就更好了。这么大一架飞机的结构方面的图纸，有14万个A4，铺开了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几百万个铆钉得一个一个画，如果是重新来，你组织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大家一起来画铆钉，都要画很长时间，画完还不过是原来的铆钉。我有时候想，再过几十年，我们怎么向后代交代这个问题?他们一定要问：为什么这批爷爷干的事情，那批爷爷一定要把它否定掉，然后自己又重新干起?

　　空转

　　我整个生命的一半是在呼吁。

　　——程不时

　　程不时夫妇风华正茂时

　　调查：“运十”停飞后，你们一大批技术人员做什么?

　　程：“运十”搁置后，领导想了很多事情来让我们这些人不闲着。一会儿说，你们又设计一架飞机吧。我们就设计。设计了，他们说，你们这论证不清楚呀。我们就不断地论证。很多人没有工作做，整天坐着特别难受，正好所里为了增加些收入，就叫这些人编地图手册。地图手册编好后，我们这些搞飞机设计的人又没有发行渠道，只得自己上街去卖。那都是飞机设计人员硬着头皮去卖的。我之后最主要的工作是制定《适航条例》，担任“运十二”适航审查组的小组长。它是一架小飞机，坐19个人。这个飞机有很不错的成绩，最后卖给了14个国家，但我们国家很少用它。

　　调查：现在回想你的一生，是什么感受?

　　程：1980年，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就一直站在呼吁我们国家要发展大飞机的立场上，呼吁了20多年。我常常讲，我参加中国航空工业50多年，有25年的时间用在呼吁上，因为前25年已经把事情办完了，小飞机设计了，超音速设计了，大飞机也设计出来了，但是最后停顿了。我整个生命的一半是在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