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宝：开国中将遗孀带头腾退了住房

　　开国中将遗孀主动腾退住房!

　　今年7月，习近平批准要求全军离退休干部腾退多占住房。空军原顾问邝任农的遗孀牛秀珍和空军原副司令员成钧的遗孀周月茜带头腾退了住房。此事在空军党委、机关和部队引起强烈反响。空军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对两位老人的高风亮节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

　　“作为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党员，有了干休所分配的房子，现在腾退原来的住房本来就是应该的。”牛秀珍老人寥寥数语，令人肃然起敬。

　　两位开国中将为党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空军的发展壮大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生前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严格，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老红军本色。两位老将军的遗孀牛秀珍、周月茜自觉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自己和子女生活、工作、住房等方面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

　　邝任农(资料图)

　　共和国开国中将邝任农

　　1955年，邝任农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

　　邝任农，原名邝有槐，字世林。1912年2月13日生于江西省长宁(后改寻邬，今寻乌)县留车区雁洋村一个佃农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27年1月升入丘坊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8年3月，邝任农参加赣南寻邬农民起义。曾任寻邬短枪队副队长，县游击第21纵队排长、中队长。1929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50团营党代表，寻邬县赤卫总队总队长。

　　1930年11月，寻乌县赤卫总队编入红军第三十五军，邝任农任军部经理处处长。1931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三师。次年7月，独立第三师编入红军第二十一军，邝先农改任该军供给部部长。随后，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供给部部长。

　　邝任农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在长征途中，有两件事一直铭记在邝任农的心中。第一件事是三渡赤水时，邝任农患了疟疾，一会儿寒，一会儿热，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走不动，眼看就要掉队。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得知情况后，立即调来一个排，用担架抬着他行军。他病了6天,就在担架上被抬了6天，赶了600多里崎岖山路。

　　第二件事是部队到了毛儿盖以后，邝任农调任红三军团供给部部长，当时正是过草地前夕，为了给部队筹粮，他领着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不大，有些部队仍然缺粮严重。为了使部队有粮吃，他偷偷将自己的一份干粮也分给了部队。这事让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知道了，张爱萍二话没说，就从自己的干粮袋中分出一些小麦，又让师直属队每人拿出一把干粮，为他筹足了上10斤干粮。邝任农背着沉甸甸的干粮袋，踏上了过草地的征程。9天后从草地出来，他干粮袋里的干粮还剩下一大半，他舍不得吃，要留下给战友们。回忆起这两件事，邝任农将军曾对家乡的同志说:“这种在战争年代培养的革命团结和革命情谊是多么珍贵啊!”他希望青年人记住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邝任农参加了直罗镇、山城堡等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部长。参加平型关战斗。1939年赴山东，先后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南军区政治委员，第115师情报处处长。参与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组织铁道游击队等抗日武装频繁活动于铁路沿线，截获日军天津与南京、上海往来火车上的武器、油料、布匹等装备物资，解决部队军需供给和武器补给，并保障鲁南到延安交通线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鲁中军区副司令员，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渡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邝任农在民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由一个外行，逐渐熟悉了民航业务，为中国民航事业的起步、发展、腾飞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邝任农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兼民航总局局长。曾率中国民航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11个国家民航局(公司)代表会议，讨论国际航线飞行、通讯、机场和调度指挥等问题。组织领导民航系统实行总指挥调度室、地区管理处指挥调度室，区域指挥调度室，使民航飞行指挥调度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1960年2月26日至3月5日，民航局第二届党代会在北京召开，民航局党委书记邝任农作关于1956年—1960年党委工作报告

　　1962年6月，邝任农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参与组织领导开辟以周边国家为主的东南亚、西亚、非洲等10条国际航线。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航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主持民航总局最大限度地保持民航系统稳定和安全飞行，并于1969年提出把民航划归人民解放军建制的建议，从组织上加强对中国民航的领导。

　　1975年至1983年，邝任农任空军顾问(正大军区职待遇)。

　　邝任农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2010年4月上半月刊的《党史文苑》曾刊登《以艰苦朴素著称的邝任农将军》一文。文章称，邝任农“长期担任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掌管着大量物资，却从未沾过一分钱便宜;身为中将，享受部长级待遇，却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一件大衣补了七八个补丁还在穿;凡外出视察，均严格按中央的接待规定办，连卧室中摆放的香烟也要求撤掉;到医院看病包中药的纸，还要捡起来写字，舍不得丢掉……”

　　共和国开国中将成钧

　　1955年，成钧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革命战争年代曾9次负伤。198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

　　成钧，原名成本鑫，曾用名成本兴。1911年6月19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成家咀一个农民家庭。9岁入私塾读书。10岁给地主家放牛。1927年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斗争，同年秋参加石首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钧(资料图)

　　成钧曾任红3军第7师排长、连长。先后参加陈家河、龙王集、文家墩、老新口、新沟咀、浩子口等战斗。1934年5月随部队西渡乌江，进入贵州黔东地区，曾任黔东独立师第1团副团长，红2军团营长。参加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作战。

　　到了1935年夏天，他已是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团长。红十八团是红二军团的“拳头”部队，团政委是余秋里。

　　1935年12月，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成钧和余秋里率领的红十八团，一路上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死打苦拼，左冲右突。

　　到达陕北后参加山城堡战役。1937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38年起，先后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营长、第5支队挺进团团长等职。率部挺进皖中，活动在无为、庐江、桐城、舒城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参加了半塔集保卫战。1941年初任新四军第2师第5旅旅长，并先后兼任淮南军区路东、路西军分区司令员。参加巩固和发展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津浦路西地区采取“南防北攻”方针，对顽军防御自卫，对日伪军开展进攻。曾指挥部队在占鸡岗战斗中，创一次歼桂顽4个加强营的战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5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胶河、兖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后空军领导：副司令成钧中将(左起)、副司令徐深吉中将、刘亚楼上将、副司令曹里怀中将、副司令谭家述中将、政委吴法宪中将、副政委王辉球中将、副司令刘震上将、副司令常乾坤中将

　　新中国成立后，成钧曾任福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10兵团副司令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及首都防空部队司令员等。从此与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建设和保卫祖国领空任务结下不解之缘。

　　1953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成钧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任安东防空区司令员。参与组织志愿军空军作战，指挥防空部队确保东北地区重要燃料、工业、经济目标的安全。

　　1987年成钧中将和夫人周月茜在北京301医院留影

　　1957年起，成钧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负责防空作战、专机保障、核试验和日常战备等工作，参与筹建地空导弹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成钧曾指挥部队多次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

　　1962年2月23日，台湾的“U-2”飞机，沿桃园机场以北的海面，经福建马祖上空，进入中国大陆，沿南昌、九江、武汉、郑州，一直向北延伸：空军指挥所作战室内，指挥部队对“大”打击，但没有成功-这是“U-2”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大陆上空。成钧对此记忆犹新：“U-2”飞机进大陆是刺探中国核计划，而我们的武器是“看得见的打不响，打得响的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根本没有办法对付“U-2”飞机。因此，“U-2”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骄横得很!

　　当天晚上，分管防空作战的成钧喝下两杯闷酒，嚼了几粒花生米，吃了几口米饭，便坐到沙发上想心事，弄得妻子周月茜都不敢靠近;成钧回忆起毛泽东要造原子弹的活;那时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口出狂盲：“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考虑之中。”就这么一句话，整个朝鲜前线部队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进入了打坑道、深挖洞的高潮之中。毛泽东说：“我们不伹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现在，中国要造原子弹了，“U-2”飞机又来搞侦察破坏活动。打“U-2”飞机有什么好办法呢?突然，一个天才的想法出现了：“导弹游击战”。

　　此前，中国的防空曾有过一段安全期。1958年10月7日12时许，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英钦驾“RB-57D”飞机在北京东面侦察时，被解放军的地空导弹部队击落。自此，国民党空军对中国大陆的高空侦察间断了长达三年零三个月;直到国民党空军拥有“U-2”飞机后，才又恢复了对大陆腹地纵深的侦察，但从不窥视北京。防卫首都的几个导弹营，空拥锐利武器而无用武之地。

　　“导弹游击战”得到贺龙的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撤出北京。1962年9月9日，地空导弹二营在南昌第一次打下了“U-2”飞机。

　　“导弹游击战”的战果颇丰，保证了原子弹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1964年10月，原子弹研制成功。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于是，在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大西北的罗布泊靶场爆响，响声震撼了全世界。

　　原子弹一响，“U-2”飞机又来了。“U-2”飞机要到大西北侦察核基地。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成钧说：“他们要破坏我们搞原子弹，必然要加紧对我核基地侦察。我们要严阵以待，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还是采取“导弹游击战”，打下了几架“U-2”飞机。1965年1月10日，成钧还到击落“U-2”飞机的现场，听取了汇报。这一下子，“U-2”飞机老实多了，不敢轻举妄动了。

　　“U-2”飞机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原因：外国(美、英、苏)的科学家预测，中国的原子弹只不过是个核装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要由核装置到提供作战使用，起码还要5至10年时间。显然，外国的科学家给他们的政府传递了一条错误的信息，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低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成钧已接受了新的任务，负责训练空军飞行员携原子弹空爆。

　　1965年5月14日，成钧坐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的试爆，十分成功，原子弹爆炸时距靶心只有40米。从此，中国人民手中拥有了自卫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