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宾其人

　　作者自注：本文是2009年4月23日发表在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上的。今年正月初二 （公历1月27日）是马老百岁生日。我把这篇文章（并另几篇）重发以示对老人家的敬意。

　　马宾老人是安徽滁县南关宝塔村人，生于1914年，本名张源。小时候读私塾，后来从私塾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那个学校在无锡孔庙旁边，他在无锡读书时暑期留在无锡住校。因为受到同学影响，每日到图书馆看一本小说，一个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变化，不满以至反对学校的老夫子，关心时事，参加了一个大字报组，反对“学究”、“夫子”，从而参加了(CY)组织。1932年——1933年之交的3个月，同几位同学一起，因为上街宣传抵制日货一道被捕，被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一个星期后家人送来一床被子和一罐豆腐乳。因为有了被子，一位老共产党员与他共用。他记得这位老党员叫皮留可夫，教他俄文唱俄语《国际歌》，不几天后就被枪毙了。接着来了一位深度近视穿一件缎子夹袍的商人，跟他谈了德国希特勒活动、日本侵略军活动和上海人民活动等国内外的形势。他感觉到这位商人绝不是商人。当时他只看过文艺复兴作品，普罗文学还未沾边。但是他有一股思想：仇恨有钱人，同情穷人。因此他对商人装扮的人没有好感，但两天后，这位与他同被窝的近视眼跟他讲又经商又读书，便讲起经济学来了，而且讲得很直白：讲资本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讲阶级斗争。他就这样在被窝里接受了马列主义。

　　有一天，他被提审。后来弄清楚了，审他的人是个叛徒，就是顾顺章、徐锡根那帮人。他们问他：“你年纪很小，你看过这本书没有?”说着从另一个桌子上拿过来一本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他看了看，说没看过。审者说：“这本书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阶级斗争。可是我们中国是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所以在中国搞阶级斗争是不对的。你明白吗?”他说明白。他们就叫他回去想一想。他回到号子里跟那“同窝”说了。同窝告诉他：“你可不能写，什么也不能写!你说你明白，你的意思是明白他们讲的话，而不是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如果你写了‘明白’，他们就说你是同意‘中国是大贫小贫，没有阶级。’你是吗?”后来他们号子里的人都跟这位同窝商量如何对付审问。

　　起初，这个同窝商人被提审，回来什么也不说，后来有一次他被提审，回来带不少罐头。他说叛徒把他认出来了，送给他一些罐头。他本想不要，想了想，还是带回来给大家吃吧!这时，大伙才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共产党人陈原道!

　　有一天不知是谁起头全号子唱起了《国际歌》。唱的时候拘留所的头头(据说是所长)打开号子门，问是谁唱的?谁也不吭声。所长又厉声问是谁唱的?一位强盗犯站出来说：“大家唱的!”所长又问：“是谁领头唱的?”强盗犯向前跨一步说：“是我领头唱的!”所长知道面前是个强盗犯，吓得往后退，再不问了，把门锁上走了。强盗犯转身对大伙说：“你们唱!”大家向这个强盗犯表示感谢和敬意。

　　本来预备那天开的座谈会，改到第二天了。第二天不知哪一位难友提议编一个小话剧，由他们号子里的人演出、观看。剧名叫《审判蒋介石》。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要错放一个，同时利用叛徒顾顺章、徐锡根等人来认、来捕。那个时候的宪兵司令部拘留所，每个把星期就屠杀一批。当头一天晚上听到铁钉皮靴声，打开住有“枪毙犯”的号子门点名时，就有人在入睡时不脱衣服，准备第二天就义。最早与马宾同睡的一位(不知道其名字)被宪兵点名后，把一个金牙摘下来和口袋里一些零钱放在一起，对他说：“我明天可能被枪毙了，留给你们买油条吃吧!”果然，第二天天未亮，外面大汽车响，那人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出号子门，嘴就被用布团堵上了。于是，这一天大家时而闷闷不乐，时而举行小会或是一起唱歌。这一切对于马宾这些还不是共产党员的青年等于上了向共产党员学习的“党校”。他不但学会了《国际歌》，还学会了《上海工人们》等革命歌曲。他就是从《国际歌》起，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同时开始学习俄文字母。

　　号子里除了马宾最年轻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兵，大概是二十出头，一进号子就喊冤，说他一再交代不是共产党，可还是把他抓来了，送进号子等待枪毙。他口中念念不断：“冤枉，冤枉，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似乎未听说对其提审就枪毙了。大家对他虽然有争议有看法，却不交谈。

　　进入1933年，似乎枪毙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们狱中生活也越来越有意思，他们全号子几百人可以一起行动起来。比如，有一天要改善生活吃点锅巴，所长不给，他们就发动每人多吃一两饭，后来只好用锅巴来补充饭量。他们要求家属送菜进来，所长也答应了。这样可以从菜里带来外面的消息，连香烟也可以设法拿进来，没有火就用棉花裹稻草轧搓冒烟出火。还有一些互通信息、探听新闻的办法。因为马宾年纪小，只知道共产党们在活动在斗争，而对于陈原道根本不知道他先是河北省，后是上海市的党负责人，不知道他是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马宾就是从他的身传言教中最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共产党人气质的。后来由于有国民党要人(两名中央委员)出面，马宾得以释放。然而，对他来说，在拘留所的日子犹如上了一所大学，有幸遇到陈原道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老师。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出狱后因被学校开除，由于陈原道的介绍北上北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直到1937年他在上海，又等于上了一次学，主要是因为认识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孙克定等人，组织文化界救亡工作，恢复了党的关系，直到“七七”事变。他先是转到皖南军部，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后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他在黄克诚师长领导下的新四军三师工作，担任射阳独立团政委、射阳县委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11月他被秘密派到东北松江军区政治部任民运部长，随野战军在剿匪战斗过程中做地方群众工作。

　　2003年3月8日，在办完陈原道同志100周年诞辰纪念会后，他在参加陈氏家族团聚时讲了话：“我为在座的陈氏家族同志们感到骄傲和荣耀，陈家出了陈原道同志!”“马克思主义者——陈原道同志是一位共产党员，共产

党员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我不反对，而且很同意专门组织陈家父老兄弟姐妹们聚一聚，回忆回忆，高兴高兴，忆苦思甜!但是，要记住陈原道同志是唱着《国际歌》牺牲的!”陈原道的故居座落在安徽巢湖——滁县边界上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安徽出了不少历史人物，如包拯和李鸿章等，而陈原道和马宾是很近的老乡。他时常提醒自己：列宁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对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和这段历史，他是铭记在心永远不能忘怀的!

　　马宾同志是知识分子干部，肯学习，善于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有理论，有实践，善于总结介绍工作经验。1946年春国民党进攻东北时，形势十分危急，林彪组织并主持在喇嘛台对面东北饭店召集开了一个全东北干部大会，安排他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学习〈为人民服务〉发动群众》的45分钟的报告。他站在一张四方桌上，听众都是站着，每人发一瓶北冰洋汽水、两个俄式小面包。后来陈云和高岗也找他去汇报工作。省委书记张秀山也间或把他找到机关写经验。这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成竹在胸、左右逢源。他在宾县李家店、平山、玉泉、八家子一带做宣传、组织、救济、清算等工作外，还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向组织提供了许多地方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做一个小地区的工作。队伍转移到满井打了土匪之后，他即召集雇农分积谷仓的粮，不是他们直接对待群众，而是组织几个积极分子去领导分配。这些积极分子害怕土匪争抢、地主报复要求武装自卫，他们就给了几支枪。当队伍离开满井时，群众要求马宾同志不要走，他就留在满井工作，群众为他放哨、站岗，组织了人民自卫队。他从这些积极分子中，了解了社会状况，知道地方枪械很多，就组织群众向地主、汉奸家里起枪。地主的枪14年来未被敌伪搜去的都缴了出来了。在很短几天内，自卫军就扩大了，并且全部武装起来，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马宾同志发现了东北社会的特点是武装的农民反对了武装的地主、土匪、大排，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他调查了解了宾县的雇农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先由一屯一村做好，向外扩张，于是反奸斗争很快地发展到宾县西北广大地区中。领导斗争开始只有一两个老干部，很短时间内吸收培养了一批雇农积极分子干部。这些新干部去新地区发展工作的作用是很大的。

　　接着，马宾带领共有14人组成的民运工作队到陶赖昭，选择距车站5里地的陶赖昭本屯工作。这里照本地干部说，是陶赖昭的封建堡垒，反动活动最厉害。他们进入陶赖昭屯子已经是下午，首先要找个地方放下行李。喝水、吃饭和休息，到什么地方呢?有人说到小学校，但是学生要上课，里面没有空房间。到老百姓家吧，开始还要集中吃饭，开会讨论布置工作，分散住不方便。于是找到乡公所，要求在这里吃住休息。乡长却派一个乡丁带路，要把他们领到姓吴的烧锅家——是个粮户，说那里吃住都方便。但是他们却觉得一不方便，二脱离群众，决定住在乡公所一个古庙里，安营扎寨后立即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很快发觉这样下去不行，工作队不能集中住在一起，一天傍晚开个检讨会，最后决定：第一项，分散住在基本群众家里，用自己的艰苦生活、待人态度来感动群众，在睡前饭后与群众交谈，了解群众要求，教育和组织群众多参加退积粮斗争。住在群众家里应注意两件事：一是要在他们家吃饭，吃后要付菜金和粮食;一件是什么地方都能睡，不怕虱子，不怕孩子哭，不怕马桶味。必须抱着这种态度和具备这种感情，即穷人的尿也是不臊的。第二项是逮捕和镇压坏人。首先是在区政府里当副区长的，他是老警察、老村助理，事变后不敢到屯子里，怕老百姓打死他，靠封建势力推选，个别人的附和当上了副区长，老百姓对民主政府有怀疑。逮捕他，让老百姓知道工作队真地惩办坏人。第三项是各个工作人员在晚间与群众谈话时，注意积极分子，在退积谷粮时选他们做头行人，开始培养干部。

　　1946年6月1号，政府把当过警察署长的汉奸逮捕了，由陶赖昭屯农会通知各屯去分汉奸的粮。这样做法是由于战争情况紧张了，要更普遍地吸引群众参加和分得好处，各屯去了三四百人，男女老少到车站去搬粮食。隔江的反动派的炮打过来，群众乱了一下，但还是要粮食。同时农会干部武装起来，能有二十多人背枪。他们各处去抓副区长这个老警察。

　　马宾在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第2、3版发表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其中有这么一段：

　　晚上，张福顺老头跑来说：“我儿子在松花江边种地回来，听说我做代表要粮，哭了，说中央军三天就到了，怎么办?”我说：“那怕什么!咱们拿的是积谷粮，先把肚子吃饱再说。不过这些坏蛋(指屯长粮户)不能不防。”向工作队要一根短枪，他说：“我这样已经得罪了粮户，他们都有枪，备不住在哪里给我一枪。我有一根小枪，打死后，我五十，他三十，还赚他二十岁。”我们说短枪没有，给长的。他说能不能找地主办。我们说可以向地主起。老头表示决心去干，他说：“八路得人心。”他说他从关里来，知道八路由一小块地方得到了大块地方，不会败。

　　国民党飞机不断侦察轰炸，部队不断来往作战，江边上的老百姓都搬空了，可是陶来赖昭农会上变得更拥挤了，各排组织农会，发现十九个积极青年，他们热心地算着户口，解答各户的问题，反映群众的、也是本身的痛苦要求。十九个积极青年加上原有的几个代表，在昨日分到各户拉粮。

　　有一家粮户不肯给。于是发动更多人到他家去，经过小小的斗争，给背了。群众情绪太高。有两个青年在头三天见我们干部就溜了，或者勉强地说有病。在这次斗争胜利回来说：“这是我带去的，他粮户不给不成。”可见落后分子在运动中也会积极的，碰到困难，经过斗争，情绪会更高的。

　　战争空气更浓厚，战争威胁更严重，但是街上人多起来了，特别是会上的人多起来了，更特别是青年人多起来了。支持前线要的是群众，是人，特别是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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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经过告诉我们：战地群众因受战地威胁，是较困难发动的，但是只要深入群众，体贴群众，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会接近我们。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易斗的斗争开始，引导群众行动起来，得到好处，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后引导到深入斗争，武装斗争。起初认为要积谷粮，对伪满说得过去，是有理的，中央军来也说得过去。但在退粮中也发生了口角，由于言语冲突，积极行动，进一步得罪了地主。由于害怕又武装起来，再加上群众拥护，阶级的仇恨心增强，畏惧心减少，斗争扩大起来。开始时切忌口号提得过高，时间拉得太长，规模布置太大。小小行动，逐渐提高，这样免得碰钉子。

　　另外，战争地区向老百姓要人力物力，而发动群众主要给老百姓东西，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必须在向老百姓要东西方面尽量节省，要尽量合理，主要靠另方面要放手给老百姓东西，要粮给粮，要地给地，方法是由群众斗争取得。所谓放手，就是群众向地主汉奸算账，要多给些就多给些。所谓放手，就是政府部队不要贪图资财马车马料等，而要慷慨给予群众。陶赖昭区对于王某汉奸的粮食，还是想等一等清算配给，政府不放手给群众;开拓水地也是不放手给群众，怕分给群众改成旱地。其实应该群众要分就分，给群众就是一年不种水田，来年劝其再种也可以。现在不分，反动派来了，真的能保证种水田吗，不是农民吃大米而是地主吃大米了。东北可以给群众的东西很多，领导干部应注意领导、发现。

　　再次必须注意打破一种观念，认为打仗不能发动群众。只有老头老婆是自然现象，不必悲观;群众干部情绪波动是必然现象，要好好地掌握，也不必悲观。因为群众要翻身、要吃饭、要诉苦、要报仇，不是个个如此，总有些如此，子弹打来还是要干。有人能背着枪炮抢东西，发洋财，难道正当的粮食能不背?

　　最后在反清算各项斗争中，必须指出中央军就是汉奸、土匪、粮户，斗了汉奸就是打了中央军。粮户想拿中央军杀我们的头，来吓我们。反对汉奸，中央军来了杀头，那么中央军不是汉奸是什么?据理清算，中央军来了也要杀头，专杀穷人的头，那么可知中央军是反对穷人的军队，不如先弄点粮食吃饱肚子，帮助民主联军打中央胡子。地主要恐吓我们，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也就在前两天，1946年7月2日《东北日报》第2版，发表了马宾的《地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首要的就是干部问题：

　　双城、兰陵区县委派下去的民运工作队，一组12个人，其中有6名在伪满省府县公署村公所服务过或在人民最仇恨的警察科劳工股干过事;另一组19人，其中有9个人在伪满政府当过差。全县民运及粮食工作队中类似这样的人合起来有550人。他们穿的都是制服皮鞋，还有穿西装的。在尚朴村屯子里住在最大的粮户家，农会招呼这个粮户，给他们做粳米饭吃，顿顿有猪肉。在另一个地方，则说地方要给工作队杀猪宰羊。当县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工作队说：“现在猪肉比大豆腐还便宜，这里面不可抹煞的有很多贫苦知识青年，但是他们淹没在里面不能起更多的好作用。”

　　接着作者列举了尚朴村组织的村公所的成员和一个屯组织的农会成员自然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

　　由于干部中很大成份是伪满职员，在发动群众时，不会、不敢、不乐意说反汉奸的话，做过劳工工作的，怎么能鼓动群众反对劳工股呢?自己还未清算自己，如何能有勇气发动群众清算别人呢?群众看到你们当伪吏，有苦也不愿说：“什么苦，你们还不清楚吗?”这种隔阂是不能避免的。由于干部中很大部分是伪满职员，领导机关常常听到他们反映当伪吏的苦衷，这是很自然的。在伪满时期，地主要出荷粮也苦，可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工农一面就轻描淡写过去了。我们了解伪吏地主在日本统治下是苦，但基本群众更苦。伪吏地主吃好的也受打骂，但他们欺压基本群众，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群众观点、阶级意识就因多接近这些成份而受损害了。

　　这种现象在扶余县陶赖昭也有，原来当过五年警察的、当过村助理的汉奸，事变后不敢上屯，怕群众报仇，也居然被选为两个村合并的一个区的副区长，升了一级。如果稍微为群众设想一下，有了这个区长，敢抬头吗?敢说话吗?敢翻身吗?

　　正确的干部政策应是：在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中(除非还未经改造的政权还须用若干的旧职员外)，一律不用警察、特务、汉奸、伪吏、胡子、小偷、兵痞、流氓、抽大烟的、扎吗啡的等。群众团体是完全新的组织，这些人一个不要。政权机关逐渐改造，留一些非重要的职员办事，人民还不会认为是民主政府的人，如果太坏，人民敢革掉他。个别改造了的旧职员，也不宜参加群众工作，除向一定机关及人民自新外，暂时担任机关技术工作为宜。

　　第二个题目是：政权工作。笔者指出：

　　今天政权工作的实质，应是改造政权工作。而改造政权工作的内容，应是发动群众。外来干部首先是深入基本群众，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在发动群众中，麻痹直至打碎旧政权，依靠基本群众选举民主政府。开始派下区的干部，一般以不担任行政名义为妥。如担任了区长等名义，也应当先当农工区长(县长也如此)，然后当全民区长。

　　在工作方法上，行政干部如果有官僚主义作风，则常以忙于日常事务来掩盖其不深入群众的毛病。既然认识到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政权工作也以发动群众为中心，而不下决心深入村屯，深入群众，忙于日常事务，养成不分轻重缓急的事务主义。很多能力强的优秀干部，由于政权是人民的权利机关而派了去，如不把发动群众当是自己的事，结果变成忙粮忙钱，应付人事的人物。忙粮忙钱是必要的，但是附属的，在发动群众中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个题目是：武装问题。作者指出：

　　双城南部各区及周边一带，一切不是经基本群众经济的、阶级的斗争而武装起来的自卫队，几乎全部靠不住。这些自卫队不是在保卫翻身口号下而是在防匪口号下组织起来的。在群众未发动前及群众已发动后，“防匪”两个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群众未发动前，防匪是保卫地主利益，因而是反动的;群众发动后，是反对汉奸与反动地主和胡匪，而保卫基本群众及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才是革命的。

　　最后一个题目是：领导问题。作者总结分析了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从主观上检查：

　　一是领导上不调查不研究的主观主义作风，自己不深入，只凭主观做盲目的希望。二是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不深入农村，对这种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三是下层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走下层路线，到一个屯子里不注意首先接近和了解扛活的、卖工夫的这些数目最多、受苦最深、斗争性最强的基本群众，而忙着召集一揽子会议。口头上是要发动基本群众，实际上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不接近基本群众。我们为群众服务至死为什么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一定要培养穷人家里一切都好的这种感情。四是还有一种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形式主义。

　　作者还指出：

　　如只管搭架子，不注意群众基本问题的解决，而去空泛地组织农会、工会、妇女会、教职员会、学生会以至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一种形式主义，机械地把关里的区乡制搬来改变伪满街村制，把几个村划成一个区，又在区下划几个乡，老百姓不明白什么是乡，对群众的好处也未见宣布。这种划法也不合发动群众的要求。如清算配给所、斗争伪村街长，因划行政区而混淆了。还有一种空口号不行动的毛病，如街上写着“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写着反奸清算运动。这些字基本群众不认得，只是刺激了汉奸地主，提高了他们的警惕，而实际并未清算。这对群众有什么好处呢?开了不知多少得罪地主的会，给了群众很多安慰，但是群众未得着粮食、土地，弄得会也不愿开了，或许在召开会时派个小孩子去听听。这些作风，都是妨碍群众运动。

　　今天尽可扩大农工联合会的职权，除动员粮、草等事情外，一切有利于群众的事，统由农工会去办，使农工会代替政权，建立威信，扩大群众基础，培养群众领袖，锻炼出群众团体中领导组织的工作的能力，成为一种政权的过渡阶段，然后把他们选进政权机关中去。这种改造后的政权，就是群众的、自己的最巩固的政权了。

　　各地都喊着缺干部，但又不大胆地放手提拔群众中积极分子，他们初担任工作，能力上当然要弱一点，但他们与群众有联系，他们热切地要把工作做好，就会通过群众路线去办。这种干部比外来干部作用要大。

　　当时的马宾同志才步入而立之年，竟然写出如此精辟、透彻、饶有卓见的工作报告，真是难能可贵呀!但是对他来说，却如春蚕吐丝般自然、绵长!他自己并未觉得难，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是从自身实践中体味、历练、总结出来的，一吐为快!这从两天后发表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足以得到证实，可以说他成了战地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从民运部长的任上转为松江地委书记顺理成章，可是他却选择了宾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在新任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由于他注重发现、培养和依靠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只带少数几个外来干部，很快就把全县(除边沿少数地区)的农民斗争都开展起来了。《东北日报》在发表近9000字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之前(1946年7月3日)发表社论：《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当时马宾就用这个“斌”字，可能意为文武双全，其实他是知识分子。社论开头就说：

　　在五月底和六月初东北日报上连续地发表了宾县的群众工作的介绍，宾县的群众工作就是马斌所领导的，那些群众工作的报告，就是马斌所写的。现在我们把马斌式的群众工作在这里说一说。

　　这里所说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就指《宾县群众工作状况》、《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等。在前者中以“伪满时期地主阶级与敌伪关系”、“富农经营与农业工人”、“封建势力有武装”三个题目揭示了东北农村中阶级关系的特点，之后就反奸清算、反对加房租、减地租、增加工资、救济、分开拓地、生产等七个方面摆出群众要求：经济上要求改善生活，政治上要求说话算话，武装上要求枪杆在手。最后规定了发动群众的口号。发表时加了编者按：

　　编者：最近我们收到了宾县群众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包括了各种群众工作的经验。我们将连续发表宾县的群众工作，作为各地群众工作的参考。

　　后者也近9000字，就“关于领导和工作方法问题”、“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问题”、“改造政权、发展武装问题”三个题目用翔实的理据论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意义提出了具体做法。最后又是一个专题“群众武装问题：满井的经验”提供了范例。这简直成了当时民运工作的教科书，自然得到了报社的重视。因此，在他们看到《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的报告时，自然如获至宝，决定向全东北推广。社论指出：

　　马斌同志是宾县农民中的生龙活虎，他到哪里，哪里的农民斗争就斗开了。他的办公室内川流不息来往着各村的农民积极分子，农民当他为自己人，见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随便拉话。农民的心向着马斌，当着冰天雪地过年时，农民抬来野羊，不送别人，单送马斌。

　　马斌同志是我们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在东北有各式各样的群众工作，我们提倡马斌式的工作。那么马斌式群众工作的特点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根据马斌同志半年来的工作经过，提出下面几点：

　　(一)下乡工作，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住在地主富农家里，那里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里听到的是“村里一切都好”。但是农民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呢?四个大字，叫“侧目而视”。这种路线叫上层路线。马斌走的是另一种路线，叫下层路线。他出外工作，总是到最贫苦的群众家里去住，不怕脏，不怕乱，就在农民的炕上住起来。他要了解宾县城内贫民有什么困难，就到宾县找赤贫的房户家去住，随即就发现了房户要求减房租，很快就发动了城内减房租、退房租的斗争。

　　(二)领导群众斗争，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问群众要什么，就把上级决定的清算、减租、分配敌伪土地“传下去”，结果常常是我们的决定与群众的要求“牛头不对马嘴”。马斌是另一种方法，他的方法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群众要求清算即清算，群众要求减租即减租。去年宾县城内穷人没柴烧，但是上级决定上没有“柴火”问题，施政纲领也无“柴火”一条。马斌却不管这些“决定”与“纲领”，就去组织砍柴队，亲自带领群众到南山里去砍柴，穷人去砍柴的困难(如没有斧头、靴鞋、大车)都协同群众一起解决了。山林地带有胡子，他又把砍柴与打胡子联系起来，把森林区的采伐权交给了农工联合会。

　　(三)发动群众斗争，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切都由政府和军队赐给群众，所谓“恩赐”，群众自己则既不斗，也不争。马斌同志的办法是另一种，一切推动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即使分配积谷粮这样的事，也叫群众自己议，自己分。宾县减房租的斗争，在斗争前与许多积极分子商量了对房主讲理辩论的内容，讨论谁人先讲话，谁人接着讲。用这个办法，一切都是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所以马斌所到的地方，不仅那个地方群众就斗开，而且那个地方就出了群众领袖。

　　(四)马斌同志的第四个特点，有接近下层群众的习惯。对农民一见如故，有说有笑，善于向群众学习，学到本地方言，摸到群众的心理，对群众说话不是格格不入，说起话来能打动群众的心。许多干部都愿意随他一块去工作。他能调查，又能研究，能想问题。过去半年，他在宾县的群众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北满及全东北的群众工作，都有很大的意义。他在开会时，不是一般的讨论口号政策，而是从实际斗争的例子找到原则办法，一切好坏经验，都加以比较分析。因此干部觉得随他工作，都得经验，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马斌同志的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提出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要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队员向马斌看齐，每个工作队里要出一个马斌;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

　　著名作家刘白羽著的《环行东北》中有篇《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访问了马斌。

　　在访问之前，我听到几个人把他当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绍给我，他是共产党的宾县县委书记。他刚刚从宾县来哈尔滨，明天他也许就要离开这里。那座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灯火辉煌，隔壁会议室里正在开会，他挤出开会的时间，坐在我对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青人，椭圆形的脸，并不是什么满面风霜，一手裂纹，而且他脸上似乎有点红润，细长的眼睛，些微的近视，还没有到戴眼镜的程度。就是这个人，他成为宾县人民所最亲爱的人。

　　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宾县人民在半年中间真正翻了身，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在我和他谈话以后，就没再在哈尔滨见到马斌。别人告诉我，他回他的农村里去了。我觉得他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农村的，农民的温暖该是如何深啊!

　　我离开哈尔滨之后，在途中看见《东北日报》上有一篇社论上说：“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这一类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风出现。”他受到共产党东北局的奖励：他是一个模范的农村工作者。

　　当时东北局的高层领导把马斌的群众工作方法称之为“马斌路线”。社论发出后，连松江军区司令员和总部机关干部，还有青年学生，都纷纷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就这样由马斌而起，在东北掀起了一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旋风。

　　一个人的初次成功或失败会验证他的思想观念的正确与否，往往也会决定他今后乃至一生的作为，是惯性也好，是秉性也好，大多如此。尤其马宾这样早熟，而且世界观和人生观早已确立的革命者，会贯穿始终的。从宾县县委书记到哈东地委书记，再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长，都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可谓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建国后，他从民运工作转为企业建设，出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期间被国家送到苏联学习，因为他的身份是鞍钢总经理，苏联当局要以大企业总经理的待遇给他配专车、住别墅，他都谢绝了。他坚持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学习5年，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第三排右数第四人怀抱婴儿两位同志后面即为马宾

　　在鞍钢还是用他开展民运工作的办法发动职工群众，创立了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建设经验。毛主席高兴称其为“鞍钢宪法”、“马宾宪法”，号召全国学习，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做了600字的批示，提到“宪法”的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全文见卷首主席手稿后)。

　　毛主席的批示鼓舞了鞍钢人，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而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学习。作为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它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恢复，五年改造，156项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未改变过。在1958年由于大跃进执行中急躁冒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偏重于生产工具和技术，忽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他在苏联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有深切的感触：这样的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厂长说了算，任人唯亲，特殊待遇。因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人对赫鲁晓夫不满，有人说希望毛泽东能领导他们。他从接触和从社会的反映中了解到其中的弊病，这就启发了他回国后的立意和行动。他把当年战地的“马斌式工作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上，未想到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这是他的又一次成功!从“马斌路线”到“马宾宪法”，有谁能有这样的发展?

　　其实，无论怎样得意的人也都有过失意和受挫的时候，马宾也不例外。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不赞成“小土群”的炼铁厂，1959年他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不服，但不影响工作，毛主席的批示自然把那一页给翻过去了。党中央的信赖和依重使他毫无怀疑地相信我们的党，相信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凭着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他是必然投身其中的，自觉在运动的进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检验。解放军支左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他被推选为鞍山市革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有规定主任委员必须由军方支左干部担任。当毛主席发出干部参加劳动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号召办“五七干校”时，他带头报名上干校，革委会便决定派他任五七干校校长，赴盘锦办干校。当运动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鞍钢革命委员会整风审干，因为他在早期做地下工作期间两次被捕，建国初又去苏联学习5年，群众要求审查他的历史，他被囚禁在沈阳单人监房。但是他心里有底，从容面对，把囚室当教室，把监房当书房，利用这段时光读了大量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上百本，不知不觉度过了5年半，写下了许多学习笔记，结果为他走上更高一层的领导岗位打下了基础。落实政策“解放”后不久，他就到 冶金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改革开放初期，又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江泽民于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接着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顾问。到了规定年龄从岗位退下来之后，他仍然深入群众之中搞社会调查研究，写文章，写报告，向中央提建议。他虽然身在高层，心却始终和老百姓连在一起，阶级感情没有变，革命的志向没有变，仍然要为群众服务至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可以说，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怀着一颗透明而炽热的赤子心，开始了新的“战地群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