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知青活动的感受

　　火辣辣的责任感赤诚的爱国心由衷的报国情

　　——两次参加“中国梦知青情”活动的感受

　　陶冶

　　2014年5月22日，是我公历的生日。这个生日过得很有意义。由于一位朋友的推荐，得到组委会的邀请，我这个1957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的人，也能参加1968年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的活动，而且到海口来，为此感到荣幸。

　　开幕的会场在万宁喜来登大酒店。主持人和讲话人讲的都很好。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长苏希胜将军的讲话我是头次听的。我觉得作为体制内的官员能讲到让我听进去就很不错、很难得了。因为这次就是参加会议，没有写纪实的任务，所以，我根本就没动笔。能吸引我的是，他是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领导，讲的自然是延安精神。接着讲了知青精神。把知青精神跟延安精神挂上钩了，我觉得有道理。无论是延安精神，还是知青精神，都跟毛主席有关。因为现在给毛主席泼污都没人挡了，正面说毛主席好话的也不多了，苏希胜将军能把毛主席提倡做的事情接过来研究，我认为很可贵;尤其在这样的场合讲出来，我就觉得很稀缺很难得很珍贵的。所以，可以说我是洗耳恭听的。说实话，我已经20多年不参加大会不听报告了，能让我老老实实听个始终，那也是不容易的。一般的小会，诸如座谈会、研讨会之类的我还是经常参加的，而且我都认真仔细听讲的。人家讲的对我心思的我觉得有同志了，高兴、开心;一旦遇上我认为是错的，我就按捺不住，非给指出来不可。但我不武断，我不认为我说的就都对，但必须说出来、，指出来。你认为你没说错，那就讨论嘛!说我较真也好，说我僵化也好，反正我要对历史负责，对听讲的年轻人负责，决不能让有的人说的错话传染给听讲的人。

　　苏希胜的讲话，我爱听，但也审视的听。我已经形成习惯了，不这样做不行。就跟我看朋友的文章一样，不看便罢，让我看了，经我眼了，我发现错字或病句就一定标上的。因为我做编辑养成了习惯，就是审视。我就以这样心态听完苏将军的讲话，竟然没发现毛病或错误。我服了，在解放军的营垒里，还有这么有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高官!

　　董加耕原名董家庚，由于立志务农，要加倍耕耘，就改名董加耕了。他14岁入团、18岁入党，毅然放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成为回乡知青的楷模。他的讲话不长，他总结出来的知青精神是“对事业忠诚的爱国精神、乐于奉献的拼搏精神、顾全大局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虚心好学的求知上进精神。”这种知青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那意思是不仅不能丢掉，而且应该继续发扬，毫不动摇地走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接下来讲话的叫郝广杰，比我还年长几岁。他是带队送学生下乡的。从天津到北京，带上中南海的水和土以及种子，步行去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大队的。他把学生送到地方了，交给当地领导了，也就圆满完成任务了。但是他并未彻底交差，又主动申请到毛家山跟学生一起当农民。等到知青返城了，他也回天津了。可是当他退休后，又返回毛家山担任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共同致富。

　　已经五体投地地聆听了三位讲话了。之后的报告人讲得也不错，是个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没有忘记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主动回去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最后是位叫胡向艳的陕北女大学生村官(我是不赞成这个称谓)的讲话。现在的大学生，能认可下乡跟农民在一起，尽管是领导农民，但也是跟农民一起摸爬滚打啊。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离乡背井到举目无亲的村子里工作，确实很难得。现在把她们的举动和作为跟当年知青下乡比是勉为其难了。现在的农村早就不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化时代了，就是愿意下乡跟农民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没那个环境和落脚地了。她们现在是到农村去，给农民出主意找门路带领农民致富的。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有什么资格和资本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好在他们是取得了上级的认可带着工资(微薄的)下来的。不然连百家饭也吃不成的。尽管如此，为了自身的发展，走下乡道路，在农业实践中获得锻炼还是相同的。当年的知青除了自己要适应农村生活，学习农业生产劳动的本领，没有政治责任，没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包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讲话的女村官很不容易很不错了!

　　上午的开幕式是圆满结束的。因为会议延时了，午间就不能休息了，吃过午饭就在我们下榻的新惠康酒楼二楼多功能厅举办了论坛会。各地知青代表发言。老知青董加耕不属于1968年下乡的老三届，是跟邢燕子、侯隽齐名的知识青年老典型。虽然我在发言稿里列举了他们的事例，但并未见过面的。邢燕子身体欠佳没来上，侯隽也没来。董加耕虽然年已七旬了，可是身子骨和精神头还蛮不错的。开幕式上他坐在主席台上，我是仰视的，这会儿他就坐在我身后。当主持人点名请董加耕发言的时候，虽然瘦削，腰板还算硬朗的长者走到前面，坐在发言席上，从容的，慢条斯理地开口了。他没有慷慨陈词，没有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也没有论说和归纳，就是朴实地讲述、平和地倾谈，我听得如心灵上的交流。他的观点、他的信念并未因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可以说，他没有随同流俗，更未同流合污。我认为毛主席老人家没看走眼，他认可的典型是站得住的。董加耕回到我身后，因为靠墙就是立式空调，开大了他受不了，而我还觉得力度还不够。于是我俩就调换了座位。

　　其他人的发言也是不错的，因为没想听后写点儿什么，无论是赞同的还是持异议的都未往心里去，此刻也就不多嘴了。

　　晚上是文艺汇演。对于到剧场看文艺演出，除了观看了乌有之乡举办的怀念毛主席的演出外，我基本不看的。这次应邀参加活动就该“客随主便”听从主办方的安排。说实话，那些专业演出我都不屑一顾的，这些属于业余水平的能奈我何?可是看了之后就觉得我们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我心里叫好，没有一个是无病呻吟的，也没有摇头晃脑的，更没有扯脖子嚎或勒着嗓子硬挤的让人感到头皮发麻的声音。可以说都是振奋人的、鼓舞人的，能提神的歌曲或给人以美感的舞蹈和时装表演。尤其是南京老战士的一组大合唱，可以说跟专业的没啥区别。我注意了，站在后排的参加者都有白头发的了。他们那个认真劲儿就是从解放军大学校养成的。整场晚会尽管参演单位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组合到一起，真的形成了圆满的整体。我认为晚会是成功的!

　　南京老战士合唱团演出

　　23日上午论坛发言继续。头一个发言的是下乡到山西的北京知青、本次活动组委会成员葛元仁，题目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这个发言稿本人曾发给我看了，这次大概讲了30分钟，我听的时候也不觉得乏味和腻烦。他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例证明自己观点的，点了好多各地知青得益于上山下乡的真人真事，以说明国家把知青道路列为国策的必要和意义。葛元仁的第一枪打响了，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就以主持人的角度把握论坛了。有他给打样了，我就觉得我的发言轻松了，一是观点相似，二是我的发言稿经他审阅了，并按他的意见修改了。而这场论坛就是由他主持，能不觉得心里有底儿吗?我是第三个发言，题目是《知识青年跟农民相结合是造就人才的有效途径》，因为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会议材料也发给与会者了，我就没照稿念，把主要的说了也就算了。

　　对于其他发言我都认真听了，各有个的角度，各有个的讲法，但都能把握住这次论坛的主旨和主体。我对知青道路和知青问题原本不怎么关心的，这次被动地参与了，却觉得很受教育。毛主席当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高瞻远瞩的，是有战略意义的。老人家提倡“在大风大浪中培养革命接班人”。“文革”风浪平静了，就把他们送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再锻炼锻炼，让他们进一步成熟起来。40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经过大浪淘沙确实涌现了不少革命接班人。这次参加论坛的和参加文艺演出的，就是其中的代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的知青队伍是很大规模的，可以说这是一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是21世纪初党可依靠的坚实力量。他们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工农、城乡联系的纽带，是延续毛泽东思想的火炬传递者，是复兴社会主义希望的承载者，是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圆梦者。没人指令他们，他们是自觉自愿组织到一起的。三个人的邀会都不容易，这么多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活动，能召之即来，靠什么?不是出场费、不是红包，那靠什么?在当晚的晚会上有了答案。

　　这天的晚会基本上还是前场晚会的参与者，但演出的节目并不是重复，而演出的盛况却在升温。其中有个诗朗诵，是组委会一位领导同志自己写的，把知青和知青道路用诗歌总结表达出来，效果很好，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没想到晚会的高潮竟然是首诗朗诵推起来的。负责调度的王进江同志忙上忙下，指挥各演出队展示队旗，拍照留念。在演出中间，还把我们参加论坛的60多个老党员召集到台上，在党旗下，由郝广杰带领宣誓。其实，所有的讲话、发言和演出的节目，都宣誓了知青大军继续革命，走与农民相结合，报效祖国的决心和雄心。南京老战士合唱团威武雄壮、士气高昂，使得结尾的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飞扬在海南夜空。

　　海南活动的第二场晚会

　　表现 女知青在农村当赤脚医生迎来新生命

　　晚会结束时高唱《歌唱祖国》

　　晚会结束还公布了得奖名单，当即颁奖。虽然没有奖金，也只是活动组委会颁发的，但各演出队都很兴奋很振奋，如获至宝。知青道路走过40多年了，这个奖拿的容易吗?不要说补助或报酬了，就是能从所在地走来，聚集在一起同台高歌，就是今生的充分享受啊!这种自觉自愿的精神源于哪里?我想起了当年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能进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荣耀啊!我也想到了，上世纪40年代为什么那么多知识青年奔向延安，不就是有崇高的信仰吗?如果是为了“先富起来”能那么踊跃吗?

　　24日上午的安排是和大学生交流。主持人刘平希望大学生能提出问题，或者让大学生讲讲他们的想法，之后针对他们的疑问参加论坛的老知青们再讲。但是这些学生并没提出有代表性的或关键性的见解和疑惑，只是表示要接过当年老知青的接力棒，继续走知青路。

　　在没有目标，也无感可发的情况下，我不会发言的，只是听听而已。可是当东北农大的一位教授喋喋不休地讲了30多分钟后，我憋不住了。现在的大学生所面临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环境吗?毛泽东时代上大学不仅不要学费，每月还补助15元钱，去了伙食费还能剩点儿买牙膏和香皂的零花钱。大学毕业就有工作了而且是国家干部，只是分配的岗位是否如愿了?而现在的大学生不仅享受不到伙食费和零花钱了，而且要拿一笔承担不起的学费的。学生上大学投入那么多，他首先想的是怎么能把家里为他花的钱(大多是借债啊)挣回来?他(她)不想挣钱行吗?就是想报效祖国，国家给他岗位吗?如果要谋得个岗位，还要有不小的投入啊!一般的劳动者家庭，不仅是没有资本可投了，连门路也没有啊!现在教育也进市场了，也搞产业化了，你在那里教育或鼓励大学生如何如何那对路吗?

　　我这个人有个顽劣的毛病，说话太实际了，还好激动，好义愤。我的近亲有4个大学生。大外孙女读大学花了10多万，考公务员都觉得不解渴啊，只好去给老板打工，月工资能过4000，还能有点儿奖金。这样，去掉1600元的房租和生活费，每月能剩两千。试想她得干几年能把家里投入的钱挣回来啊?她的钱还没挣回来呢，就该答对她结婚了。好在家里就她一个。我老妹妹的孩子也花掉七八万，读的是专科。毕业后留在天津也是给一个私企打工，月工资3000，干的是三班倒的技工活。已经干3年了到了结婚年龄了，天津的房子能买得起吗?这还不算，这3年，颈椎、肩胛都觉得不听自己的了，更严重的是肾也出了问题。我就用这两个实例说明，他们都在为老板效力，怎么能报效国家?我二女儿的孩子读国际关系学院了，老姑娘的孩子在天津读民航学院，学习成绩和身体条件合格了也要自己家拿钱，学费6000，住宿和伙食费还有一大笔，具体花了多少，人家也不说。这俩孩子的投入也不能少的!

　　我去过朝鲜，写了《出行朝鲜》百度上还可以点出来。我就说，人家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免费，安排工作也不用花钱。跟咱们毛泽东时代相同。人家没有私营买卖，国家没有税务局。我越说越义愤，有人就以为我喝酒喝高了，还有好心人把我拉到场外透透气，提示我含几颗救心丸。

　　冷静下来后，觉得太不值得了!在这样的场合发这个议论有意义吗?我也想了，那个教授感觉一定好不了的。主持会的人怎么想啊?组委会的领导也在场，也听见了，人家会不会后悔，怎么把这个老家伙邀来参加活动啊?

　　吃午饭的时候，那个教授也坐到一桌了，我就请他理解，我的发言不是针对他的，却是他的话引起的。没有他的发言，我不会有这个议论的。他说他理解，我也不知道是真的理解，还是客气了。但我想，再有这类活动最好别参加了，我也立即想到，不是你参加不参加了，人家也不见得还邀你了!

　　午后安排我们去看博螯会址，之后参观红色娘子军纪念馆。到了博螯因为要门票，带领我们的同志说里面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就在外面转转拍了照就上车了。车开到红色娘子军纪念馆，这里不要门票，我看了个遍，深受教育。

　　第二天(25号)就去看天涯海角。邀我参加活动的葛元仁同志没去。去的人分头坐小车，我坐的车里有董加耕、云开庆和王延春(延川市的)。我就听云开庆、王延春和董加耕的对话，听起来都很新鲜。董加耕讲的比较多，可惜我没带录音机。他讲他一生最荣幸的是，跟毛主席一起吃生日饭。他和邢燕子、侯隽，还有王进喜。他跟毛主席膀挨膀吃的。我真羡慕他。能看见毛主席都很了不起啊，而他们4个竟然能跟毛主席一起吃饭。毛主席逝世时他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为毛主席守灵竟然7天7夜没离开。他的最高职务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我就想了，倘若毛主席晚几年离开人间，或者“英明领袖”不投降，等到陈永贵退休了，他都有可能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在研讨会上与董加耕同志交谈(左)

　　仰慕已久高不可攀的老哥情同手足

　　手机突然响了，是老伴从老家打来的。她问我在干啥?我说去三亚，正和董加耕大哥坐在一起哩。为了证明我不说谎，就把手机给董加耕，让我老伴儿给董加耕大哥问好。显然我也是让我老伴儿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到了海边在天涯海角处逗留了一会儿，我们几个就走散了。王延春花30元钱买了两张观光车票，叫我跟他上车。拉到终点，我俩也分开了。因为没看见“南天一柱”，我就抓紧时间去找，可是没找到。过来个观光车，我说去南天一柱，就买票上车了，结果人家给我拉回原处了。我埋怨司机，司机觉得失职了，就给我联系再坐另个车返回去。但是，下车后还要自己走一段路才能找到南天一柱。我总算找到了。为了赶路，还得到终点上车啊。我在观察情况的时候，董加耕大哥发现了我。他和云开庆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正在吃午饭。他就让身边的细高个子去为我买饭。我赶紧过去以免让人家花钱。我到了那个蛋炒饭的摊位上，要交钱，那个细高个子说已经交了。一份30元。我还不认识人家，怎么能毫不客气地吃人家的啊?但他执意让我回座位等候。我回到董加耕身边，才知道那人是他侄儿，给我买饭是他的意思。

　　他们先吃的，自然也先下桌了。等到了发车点，云开庆手里拿着4张返回的车票，怎么喊董大哥也没应声，看来他们爷俩已经走了。多余的两张车票不给退，又瞎了30元钱。

　　参加知青活动，真的很有亲近感。这种知青情温暖了我，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董家耕仍然是知青的楷模

　　午后去看鹿回头，上山的时候有观光车，但组委会的刘平和他们青年部的领导也没坐观光车，我们三个是步行的，我就把昨天跟大学生交流时我临时发言的事情跟刘平说了，他说他理解我。至于葛元仁是怎么样的态度，我是不得而知的。三亚旅游结束我们坐动车回海口住了一宿，26号就飞回北京了。

　　海口合影，结识了八方新友

　　7月6日10点37我在内蒙阿荣旗竟然接到葛元仁的电话，他还邀我参加天津的活动。这就无疑地表明，他对我那次发言也理解了。我尽管手里有活，但二话没说就欣然接受了：“我去!”

　　7月25日，到天津金马宾馆报到了，晚上就看场文艺晚会。地点是光华剧场，舞台背景幕上是：“中国梦.知青情”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知青重返第二故乡创业事迹(天津)报告会。横额是“再唱青春之歌百年电影歌曲音乐会”。

　　开场前，请《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同志的长子马青柯讲话。今年8月25日是杨沫同志百年诞辰，马青柯简述了母亲的生平和业绩，肯定了老一代革命者追随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他对首先关注高堂老母的举动能出现在知青队伍里，感到意外和欣慰，因此对组委会表示诚挚的感谢。

　　天津的头场晚会杨沫之子马青柯被请到台上

　　演出以民乐《红花遍地开海河情》开始，《大路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跟上。中间是《边疆处处赛江南》、《我爱你中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松花江上》、《映山红》、《扎红头绳》、《满怀深情望北京》等。最后的是大合唱：《洪湖水浪打浪》、《娘子军连歌》、《我的祖国》。整场演出贯穿着一根红线，这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让我没听明白，也感觉不出什么积极意义的是《不见不散》，就那么一句喊得很累，也很不受听。这个算是美中不足吧!

　　7月26日上午，大会在光华剧场举行。刘平主持，各位领导和嘉宾在主席台就坐后，其中有邢燕子和侯隽(她讲话了)。刘平逐个介绍完了报告就开始了。开场讲话的还是苏希胜将军。他的讲话上次在海南已经听了一次，这里就不多说了。

　　天津报告会开始了

　　有幸和回乡知青楷模邢燕子大姐站在一起

　　之后就是郝广杰。他的事迹上次在海南虽然知道了，但这次并没听厌。他不是照稿子宣读，而是娓娓道来。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当年有个15岁的女学生，报名3次都没被批准，原因就年小。可她竟然写了血书，组织上看她态度这样坚决也就批准了她的要求。这个例子就给那些诬蔑知青下乡是不得已的，是被驱赶到农村去的说法狠狠的抨击。他还讲了“三心”：当他把学生交给生产队后，学生不让他走，说“郝老师你走了我们就不安心了”;大队领导也不让他走，说“你老师走了，我们就不省心了”;学生家长也不让他走，说“郝老师你走了，我们就不放心了”。为了让学生安心、大队领导省心、家长放心，郝广杰认可了，回天津弯兜中学就办了手续，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的唯一大学生。

　　学生安心了，有的扎根了，他也放心了，当知青返城时他也回天津了。等到担任天津农大常务副校长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并且退休了，他又返回毛家山当老大学生村官了。这次是把户口和组织关系都带去了。他还带去了百万元积蓄，就是要和毛家山的农民和扎根在那里的老知青一起改变毛家山的面貌，让毛家山人都富起来。这是什么精神?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共产党员能把党的宗旨丢在一边只顾个人发财暴富吗?他要做毛主席教导的“五种人”。他出口就是毛主席语录，而且说的一字不差。比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面对这位老哥，我服了。我就觉得我是信仰马列、信仰毛泽东思想，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的“三忠于”分子(有人说我中毛泽东的毒中得太深了)，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把祖国的命运看得比天大的“爱国贼”(卖国贼们这样骂我们的)，而在郝广杰的身边，我自愧弗如了!我做啥了?人家有行动、有作为，而我充其量是发表一些文章为人民大众“鼓与呼”罢了。我是清贫文人没有积蓄不能到农村二次创业带领农民兄弟共同致富。我只是发扬“五不怕”精神，冒着被带去喝茶和被监控的危险，替老百姓、也替毛主席说点儿公道话。我个人经济上没什么损失.。

　　之后是回赤峰鸡冠山创业带领村民致富的孙奎连同志。他是从大连到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插队的知青，2006年返回插队的农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组织了肉牛繁殖、寒富苹果、食用菌和生态旅游4个专业合作社。为了发展山区经济，投入了300多万元资金，决心5年实现全村人均收入一万元。他的事迹也很感人。

　　最后的是用生物土壤修复技术为第二故乡修复板结了土地，恢复生机种出绿色有机粮食的事迹的宋新华。宋新华同志原来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6农场的知青，2007年带着所学到的生物土壤恢复技术回到农场，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成分。7年时间，他每年多半年在北大荒，投入了家里的全部积蓄，把这项生物技术推广到几百万亩农田，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情况下，粮食增产20%;并且培养和带领着好几万青年农民和技术员队伍。

　　这项技术我是头一次听说的。面对农田多年的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的依赖的后遗症，这项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很有意义的。我想，他该成为现代农业战线的一大功臣!

　　下午在金马宾馆二楼会议室开座谈会。葛元仁同志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天津农大的张炜教授。他是个光头大肚汉子，跟我心目中的教授形象相差甚远，跟在海南会上的哈尔滨的教授正相反，那个是细高的，这个是粗短的。他的发言是搞土地流转办专业合作社的。我对土地流转就不看好，而他却大讲特讲。主持人限定20分钟，他却讲起来没完，对照屏幕讲起专业课了。我都想建议主持人中止他的发言，可是主持人却能忍受，直到他讲够了为止，显然超过了半小时。我本来就感觉厌烦了，他还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三要素论不对，应该加上政策和管理该是五要素了。我暗笑你也开始搞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了。于是，我想起来在乌有之乡讲坛上说马克思没有体系，毛泽东没有体系，而他有体系的那个“宇太”教授。现在这样的“高知”怎么这么多?都竟然不自量力到这个程度!那个自命不凡的“宇宙太阳”我再不想看他，不用说他的讲座了，就是他的文章我也不看的。与这个宇太教授相比，张炜教授还未到他那个程度。所以，我还是耐着性子听吧!

　　接下来的发言人是坐在我对面的叫不出名字的人，一开口就是“十年浩劫”如何如何。我立即奉劝他不要再这样说了。“你说错了，那十年是浩劫吗?如果说是浩劫的话。浩劫的对象是谁?”因为我只想提示一下，经过“改开”的30多年，怎么还抱着这句话不放?所以，现在基本上听不见这样的说法了。我是出于好心提示提示，并未多说。只是给他指个错罢了。如果他不服气的话，我就该问他了：那十年所有的福利待遇被剥夺了吗?知青下乡有补助;干部走五七道路有补助之外，工资照发;就是所谓蹲“牛棚”的人也未停发工资。所有的国家职工有1个下岗的吗?职工子女就业多是到父母所在单位。单位没有岗位了，就到大集体企业，大集体也饱和了就办小集体企业。所有成年人都有工作都有班可上，没有被剥夺劳动权的。因为劳动和吃饭是相关联的，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啊!今天的现实和那十年比一比，还能说是“十年浩劫”吗?

　　会场秩序应该考虑，发言也不该强求一律。可是发现和听见了错话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能无动于衷吗?他对我给指的“十年浩劫”之错认没认账看不出来，但他接着说毛主席说农村是广阔天地是对的，但是让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了。我左边的人表示赞成。倘若没这个赞成的人，我也不会再开口的。有人赞成了，那我就不能不予以驳正了。“十六七岁你懂什么，下乡了不该接受教育吗?我虚岁16回乡当农民，不接受农民的教育我会什么?”现在有好多人说毛主席这不对了，那也错了。我最反感这个!所以，我就又老毛病复发了，好在没像在海南那次接受了小同志的提示，口含了4粒救心丸。

　　那个人又问我延安精神是什么?我张口就说：“延安精神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也就是南泥湾精神。”他没话了。

　　主持人葛元仁针对会场状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小岗村也反对土地流转了，把土地归到一起了。他说据他调查了解，农民是不愿意接受“土地流转”的。把土地让出去给种田大户了，自己给种田大户打工，还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可是却拿不到土地的全部收入。这是不能接受的。土地给人家种了，如果是短期的3年，种地的人不会注重土地养护的。等把土地还给你的时候，那土地已经糟蹋完了。如果签的合同是10年的，人家肯于投资了，到期了你想收回来也收不起了。所以，土地流转是行不通的。最后他明确地说，分田单干破坏了生产力。我从他这句话就觉得遇到了知音。总设计师说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也就是从“大包干”开始的。他认为大包干成功了，于是到城里也搞承包了。企业厂长、经理承包，就搞短期行为，开始能发点儿奖金，后来就逐渐亏损了。于是就出来个“减员增效”、“优化组合”让职工下岗或“买断”。可是这样的增效是增不了效的，就搞租赁，再到出卖。我想起习近平说的，“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习近平说人生的扣子是这样的。那么改革何尝不也是这样啊!于是我立即补充葛元仁的说法，我刚刚从兴十四村回来，我就用兴十四村(可点百度看我《东北纪行》)的机械化程度为葛元仁的说法做佐证。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就必须恢复农业集体化!

　　组委会里有个叫靳建疆的顾问，才55岁。他的发言在座谈会最后，有点儿总结性的意思。他的态度平和，语言也中肯到位。他虽然未说谁是谁非，但能听得出他是赞成葛元仁，也包括我的说法的。晚饭饭后他说邢燕子大姐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他要送大姐回家。如果我也不参加晚会的话，就跟我交流交流。我说晚会有募捐活动，如果不去的话，似乎怕捐款啊?他看我不能不去看晚会，也就罢了。

　　这场晚会是“中国梦知青情系列活动(天津)公益晚会”。两场晚会都是天津各知青艺术团体参演的。所有的演出节目都是高水平的，尤为引人入胜的是时装秀表演：“盛世牡丹”。据说平均年龄60岁了，能排练、登台表演达到全场观众凝神注视的程度，就很成功了!就从这个节目也能看出知青精神的伟力来的!收场的合唱：“南屏晚钟”、“朝霞中的崛起”、“我的祖国”在钢琴伴奏中把演出气氛推向高潮。

　　之后又是组委会领导与演员们合影和各参演团体的留念拍照。

　　因为是公益晚会，中间有两次募捐。开始捐款的都上千元。就是海南遭到台风的受灾户，已经接受了知青战友捐助的海口老知青，他也拿出1000元。主持募捐的刘平也捐了500元。组委会的同志可能都捐了。继续演出了，我就看葛元仁和一位老同志到舞台左侧大概是提出要补充捐款，之后就来个第二次募捐，葛元仁和那个老知青都上台捐了500元。4万多元的捐款要赞助给毛家山、鸡冠山等4个单位。在场的郝广杰上台表示要把接受的捐款用于老年人的福利上。孙连奎(也捐款1000元了)说要把接受的捐款用于某个方面。我从这里看见了老知青们肯于互助的奉献精神。

　　天津的晚会也很圆满

　　晚会结束后，我没有坐拉我来的大巴车，葛元仁坐的车有空位，他让我跟他走。我就上了他们的车并坐到一起了。我身后就是那个说毛主席让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了的人。葛元仁就侧转身子对他说，给他讲了不少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看法是错的。那人说毛主席已经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怎么还能接受他们的教育啊?我听了就想说，毛主席当时说的也没错，农民就是没有工人阶级觉悟高，要想工农联盟，就必须教育农民提高革命觉悟和革命意识，以便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到了1968年经过10年人民公社化的农民已经不是以前的比较自私自利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了，他们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了。尤其是贫下中农是公社社员里的比较先进的，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不该向他们学习，改造主观世界吗?15岁就下乡到梁家河大队的习近平就通过跟贫下中农的结合，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教育，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被吸收入党的。他能过这“五关”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教育的结果吗?但是葛元仁不让我说。我也相信他有能力说服那个人。从后来的交谈中，我得知葛元仁可不是一般的知青，他到现在还能执着地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国策之一。我就没听他说过毛主席有什么错误的。他之所以能有自己的主见不人云亦云，跟他的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他父亲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具体名字我没记住。我称赞他“你不愧为红二代啊!”当时，他对我的赞许没说啥，过后提出了对“红二代”这个称呼的看法。他说：现在社会上是以家庭出身来论的，这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说事。我个人认为，凡是继承了革命先辈遗志的人都应该是“红二代”，这样就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也让那些人无口实。

　　由于晚会中有募捐活动，看完演出就10点多了，到宾馆就接近11点了。我想靳建疆肯定回来了，就邀他到我房间一直谈到快12点。他的想法和看法跟我是相近的。这个我是没想到的。我很高兴。我说，现在最成问题的就是55岁以下的。他们赶上毛泽东时代的尾巴，他们只知道那个时代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就是说“苞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我说有化学纤维“的确良”了，穿衣服的问题解决了。以前每人24尺布票，穿衣服确实不够。所以国家一直注重粮油棉麻的生产。困难归困难，但无论职务高低都是这些，老百姓是没意见的。吃的、穿的，还有副食都是凭票供应，那是当时国情的需要。困难大家都困难。毛主席、周总理也一样穿上补丁的衣服。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他说他是研究党史的，所以他能理解，也能正确认识那个时代。

　　我感慨万分。我说，我就担心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不能正确认识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不能认识毛主席的正确和伟大。等我们这代共和国的见证人不在了，你们这代人若传承不下去，骗子怎么说就怎么是了。正因为这样，我发表了三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就是要把我们知道的历史真实告诉55岁以下的人，可不能听反毛、非毛、污毛的人散布的那一套了。今天遇到你，我觉得还有希望。通过你的努力，能把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争取到一半以上，不让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得逞，到临终时就可以闭上眼睛了。

　　他还把手机里收到的一个反毛分子发的一群饿得骨瘦如柴的大人和孩子们的照片给我看，发图片的人说是三年困难时期拍照的。立即有人揭露他，说这是国民党时期的老照片。那人还在狡辩。反驳的人就问他：“你究竟想怎么着，说明白了!”那人再没说的了。原来对这个发图片的人发难的，就是葛元仁。我更认为葛元仁是我的知音和同志了，因为他也在随时冲锋陷阵!

　　现在老老少少的“袁腾飞”到处都有，他们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奇怪的是他们还很有市场，真还有人或单位邀他们，给他们提供讲坛。这些人只要是能把毛主席抹黑了，什么办法都能用上。他们就是不自量力，幻想能一手遮天，以为他们怎么说，别人就怎么信了。他们篡改历史，把蒋介石说成“改开”的先锋。因为蒋介石一直跟美国这个洋爹走的。相比之下，毛主席确实不对了。如果不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岛子上，由他主宰中国，岂不更好，何苦还得劳烦那个“永不翻案”的人啊?所以说，在这些人眼里，毛主席根本不该什么“三七开”，而是全错了。他就不该跟蒋介石对着干。共产党也不合法，因为当时的当局未给这个群众组织登记注册。于是说。共产党连出生证都没有，怎么能执政啊?于是说，共产党该下台了，若不下台就该改名易帜了。所以他们很仗义很猖狂了。

　　这就是当前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们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根据!但是他们没胆量说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一有人问他“你想怎么着?”他就无话可说了。正因为如此，我们面对一切说毛主席这不对，那也不对的就要坚决予以驳斥。如果任由他们胡说，他们就进而敢说毛主席“根本没干一点儿好事”了!正因为这样，我才经常出言给一些糊涂虫纠错。倘若遇到顽固不化的，就不惜抹下脸来跟他辩论。这样一来，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了。但是我不怕，对待错误的言论就是要发声的，决不听之任之。我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我听见了，就决不放过。如果是熟悉的，乃至是老同事、老朋友，我也是这样的。我就曾发表过文章：《是战士就该随时冲锋陷阵》。当然也有好心人劝我，要注意场合，要分清对象，当心引起反感。在这里我谢谢这些好心的朋友们!但是我不会顾虑那些“三反分子”面子，避免引起他们反感而置若罔闻的!

　　27日早饭后安排我们去参观周邓纪念馆。在等车开门的时候，有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问我一些他们不明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尽我所能和责任的机会了，就告诉他俩社员干一年到头怎么还倒找钱?是因为他们平时要预支的，是有往来账的。年终决算去了领口粮的，去掉往来账上欠的，就不剩多少钱了。有的往来账上欠的款没堵上，有的人就用现钱填补了。无力填补的就转下年了。这就是“倒找钱”。

　　我还跟他们讲了社员一年平均都能挣3000以上的工分，为什么不挣钱?是因为国家的很多用工都摊派到公社，公社落实给各大队，各大队落实到生产队。生产队派工国家不给报酬，社员要回本队记工分。这样工分越多分值越低。都是靠出售粮食的收入给社员分配。有些人根本不了解当时的农村，就说“大锅饭养懒汉”，那是对社员的诬蔑。那时候的社员懂得“农业是基础”，国家要“农业支援工业。等工业发展起来反哺农业”就好了。他们种田也是干革命，所以才肯勒紧裤带苦干实干拼命干，大干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有盼头，相信国家不会亏待他们的。可惜等到工业反哺农业免除农业税还给补贴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我还跟他俩讲了“蹲牛棚”的“牛棚”不是牛圈。文革期间群众专政的对象被叫做“牛鬼蛇神”，把他们隔离审查了。于是就把用来临时居住的地方叫“牛棚”。后来让干部和知识分子上五七干校，他们也说是蹲牛棚。实际上他们的待遇比老百姓还好的。

　　这时候那个被我纠错的人问我：“那你说文革是对的吗?”我说：“文革的大方向是不错的。反修防变，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应该吗?”那人就说：“那你说四人帮也对了吗?”我说：“那四个人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说他们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事实吗?由于我想到当年临时组建的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全国人民并不知江青的反革命罪行到底是什么。说江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吧，其实江青所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抓革命，促生产”，劳动人民精神振奋，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江青有必要推翻吗?那时大街上看不到警察，也没有杀人灭户和爆炸案件，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私人企业，没有黑社会黑煤窑，更没有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没有拐卖妇女婴儿、绑架少年割肾卖的，也从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飞车抢夺提包或首饰的街头路匪。那时企业领导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完不成生产任务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更没发生过类似吉林通钢老板年薪300万，而工人年薪2万，下岗工人每月300元等窃国掠民、给党旗抹黑的事。更没有万民痛骂的腐败和贪官携巨款潜逃的丑恶现象。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江青实践毛泽东思想无私无畏，反帝反封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与走资派不共戴天，勇于献身于社会主义、献身于劳动人民。我虽然这样想了，但在这个人面前我无法跟他细说，只不过表达了这个意思。于是他就说我是“文革余孽”。我说：“我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批斗对象，是被清除教师队伍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这没影响我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你说我是‘文革余孽’，那你就是地主老财乃至他们的总代表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了!”那人又说“文革被全盘否定了，是写在历史《决议》里的。”我说：“那就看这个《决议》是什么人主持写的了?执笔写决议的邓力群同志早就醒悟了。即使写进党章里的不也是在改吗?你认为历史决议就没有可改的吗?”这个人说不过我，就说：“我(指下乡)都40多年了，我是(他说他的职务，我没听清)……”那意思我没法跟他相比。我笑了：“你下乡40多年了，我1957年响应国家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号召，放弃了被保送上四平师范读中专的机会，回乡当农民的。我多少年了?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你能高过国务院总理吗?就是李克强说错话了，我照样给他纠错(可点百度看我的《我评总理答记者问》)，对你能例外吗?昨晚在车上葛元仁对你的教育怎么就不接受啊?”他立刻说：“葛元仁是教育你的!”

　　司机来了，大家上车了。这个人没坐前边，但还是满口错话。我就继续给他驳正。司机后面一个女人就对我说：“别争讲了!”我看这个女人面容和善，态度温和，是个善解人意的模样。车已经开动了，我就忍让了。

　　我们参观完“周邓纪念馆”，带队的征求我们意见，是看“食品街”还是看“文化街”?大家说看文化街。司机把我们拉到文化街，带队的告诉我们差一刻12点回门口聚齐。

　　在文化街里，我看见那个人给那个女人拍照，看样子可能是夫妻。我原以为那女人是跟他无关的解劝人哩，认为她息事宁人的劝解，我该接受的。现在我想了，如果真是夫妻的话，为什么不先劝阻丈夫啊!

　　在文化街里是自由活动，到11点45我就出去了，从北头找到南头没看见我们坐的车。我着急了，莫非车开走了把我扔下了?就在我焦急万分、磨身往北走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带队的在找我。我立即返回门口，看见大家站在那里，却没有车。我以为是在等车来呢，原来是人不齐。带队的打手机，喊名称，都没用。足足等了半小时，带队的说：“不等了，让他们自己打车回去吧!”带队的就领我们又进文化街从南门出去向右拐能走出一里地，看见了我们坐的大巴车。上车后，我没看见那对夫妻。原来我们顶着太阳站在门口傻等半小时就是在等那个跟我狡辩的，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不用说别的了，连点儿组织性都没有的人，还不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还想教育农民?有啥资本和资格啊?现在的农民又回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状态了，思想觉悟也发生了颠覆的变化，确实需要对其教育了。可是人家郝广杰都没放出一句狂言，就是担当村党支部书记了可以指导或教育农民了，但他敢说拒绝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

　　于是，我想起了海南活动中在座谈发言时，就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的知青情不对，知青情”应该是‘亲情、友情和爱情’。”，让大家把他轰下去了。他根本不明白这里的“知青情”是知青们的爱国情结。对于这样的持不同意见者，今后在邀约中是不是该放弃对他们的邀请啊?我不是过于挑剔，我是觉得这样的人参加这样的活动，有点儿格格不入。他给大家带来不快，他自己也不快。如果我是这样的人，连延安精神都不知道，即使下邀请函也该有自知之明，谢绝的好!

　　我承认我是完美主义者，对自己总想把事情办好，达到一流程度。对别人也往往这样苛求，容易招人烦。但是当刘平同志问我报告会主持得怎么样，我说“很好的!”这里没有一丝阿谀奉承的成分。实事求是是我的原则，当面纠错也是我必须做到的。我不能保证我的话都对，但我自信我的话是对的。我欢迎有人驳我，互相切磋，互相批评都是应该的。谁说的对就照谁的办嘛?我是主张争论的，真理越辩越明嘛。不争论的实质是害怕争论。研讨会吗，怎么能不争论呢?知青大军的责任感、爱国心、报国情不是什么人逼出来的。报告会上做报告的同志，他们的爱国心是赤诚的，他们不是为了达到什么个人目的勉强而为的。他们的责任感是火辣辣的，他们的报国情是由衷的。我十分钦佩他们。他们是知青大军的典型代表，是知青大军的脊梁。我们都该学习他们，赶上他们，使知青大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成为共和国的脊梁。先富起来的到第二故乡带领农民兄弟创业，共同致富，是不忘本，是可贵的;未能先富起来不能投资二次创业的知青，我想可以到第二故乡宣传教育农民兄弟(现在他们渴求教育和引导)，帮他们出谋划策把土地集中起来重走集体化道路，像周家庄、刘庄、兴十四村那样办大农业，搞大生产，机械化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若能倒退10年，我就这样做。

　　原本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也就没有现场记录的准备。由于葛元仁同志建议我写写参加活动的感受，就根据回忆写了这篇东西交卷了。我自己对这个东西是不满意的，但总比没完成任务的好。如果组委会还邀我参加活动的话，我就缄口做记录写篇侧记，是纯客观的，不表示我的主观意思。以免由于我的偏见所致不能公允、真实地报道这样很有意义的活动。

　　2014年8月10日回忆草就于梅河口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