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力群简历
邓力群，1915年生于湖南桂东。
1935年参加革命。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中共区委干事。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
1937年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院总支副书记，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央材料室秘书、研究员。
1938年后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
1945年后担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
1975年后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生前最后公开报道
2014年8月27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将在乌鲁木齐召开纪念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座谈会。邓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示他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怀念，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亲属诚挚的问候。
邓力群在信中回忆了五位烈士的功绩，以及自己在新疆的工作，“1949年8月中旬，党中央为了粉碎帝国主义企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派我从莫斯科秘密到达新疆伊宁，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联络新疆各方进步力量，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曾孤身入疆劝降国民党
1949年彭德怀的一野翻越祁连雪山，直插河西走廊的张掖，进至酒泉，威逼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携带专用通讯器材，取道莫斯科，经新疆伊犁秘密来到迪化，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成功说服包尔汉、陶峙岳归顺中央。
包尔汉亲自到机场把邓力群接到了自己的家里。邓力群成为包尔汉、陶峙岳与党中央、毛主席联络的通道，几番电报往来，坚定了他们和平起义的决心。邓力群还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领导人、迪化市地下党负责人等方面建立联系，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日子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邓力群每天下午作记录，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邓力群说：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
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及老部下
“文革”末期，邓小平发起整顿，与“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1975年复出时，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邓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论智囊以及笔杆子，曾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体现了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做指导领导整顿的理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邓力群可谓是小平同志的“患难之交”以及老部下。
“姓社姓资”之争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的重大理论修正。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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