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心，“红色后代”的孤独寻根

蔡小心“红色后代”的孤独寻根

　　蔡小心2012年开始活跃在微博上。他的简介有三项：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军史作家，而最吸引眼球的是最后一个身份—铁原大血战名将蔡长元之子。

　　“人们把‘红二代’妖魔化、污名化了。”见面那天他多喝了点酒，热血沸腾，一坐下来，先为“二代”群体“亮剑”，“你想想，为什么现在党反腐败这么厉害，却很少打到‘红色后代’呢?”

　　这个问题由他抛出来，多少有点力度，毕竟其走红微博的契机，正是近几年的反腐热潮。因着开国少将之子的身份，以及这些年对军史的研究，蔡小心对军队“腐败-反腐败”情况的了解似乎总是先人一步，且他热衷于微博爆料—包括谷俊山、徐才厚等军中大案的进展，网友很多时候都是最先从他那里获知的。

　　“是不是我最先挑明的，我也不清楚，其实这个并不重要，只要是有确实的军队惩治腐败的消息，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第一时间披露出来。”

　　少将之子

　　蔡小心微博上的头像戴着墨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姿容端正。他平均每天刷十多条微博，大曝军队反腐进程外，多半时候就是转发作为红色后代及老干部们发声基地的《正声网》消息，其本人也是《正声网》理事长，内容之“红”可想而知。由此，人们对他也是喜恶分明，一些人志趣相合、热情援助;另一些人则愤怒鄙夷，直接骂他“大五毛”。

　　“左啊右啊吵来吵去，其实我非常反感，有用吗?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中国派。”

　　“我们的父辈是打天下过来的这帮人，出生入死，翻过大雪山，爬过大草原，不怕死，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为了革命精神，为了老百姓翻身。”他说的时候正视前方，眼神有点落寞。

　　如今在中国，“红色后代”身份颇为微妙。虽然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们仍高高在上并覆盖着神秘面纱，但与此同时，祖辈建功立业的年代早已过去，他们当中只有极小部分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他大部分人早已远离权力中心，从商，甚或成为更不起眼的平头百姓。

　　蔡小心属于后者。他生于1976年，彼时热血革命的年代早已过去，父亲蔡长元已届60岁，因老年得子，对这个幺子特别疼爱，却从未跟他说过自己当年的经历与功绩。成年以前的蔡小心，甚至连父亲是什么“官”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家房子比较大，有人照看我”，以及父亲人虽温和，却“不怒自威”，他们所住的整个高干大院里的人“都怕他”。

　　尽管如此，军人家庭的家风还是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他内心。他印象中的“红色后代”生活是这样的：从一出生开始，生活环境比一般人好，不愁吃喝穿，对钱没什么感觉;同时从小热爱文、史、哲，并受到老一辈革命家思想行为的影响及感化。

　　蔡小心记得，6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南泥湾玩，事先没跟任何人说，当地官员却不知怎么知道了，非要来请吃饭。蔡长元很不高兴，勉强去了，饭后却自行付了饭钱，让现场官员灰头土脸。“那次我抱回来一个小花猫，它的指甲把我脸划花了，那是我第一次养宠物的开始。”

　　另一次也是六七岁左右，身为陕西省军区政委的蔡长元带着蔡小心出门遛弯，回到省军区大院外才发现忘带证件，新来的站岗卫兵不认识他们，把父子俩拦在门外。“父亲当时什么都没说，就笑了笑，带着我蹲在对面马路牙子上，等他的秘书回来领我们进去。”

　　“荣誉即吾命”——蔡小心在纸上，认认真真写下这5个字，推到面前给我看。

　　“我看到了一座丰碑”

　　“我想，这就是‘红色后代很少腐败的原因，‘家境’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家风’。”蔡小心说，“我们老哥老姐们，也是吃很多苦过来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蔡小心在微博上的形象至少是言行激越和能量充沛的。仅仅通过网络，你完全不会想到他从小就带有“残疾”，差点永远失去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

　　采访那天，我们约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茶馆，他提前到了，热情招呼，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浓浓的异国口音，即便百分百专注，你也很难完全听明白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的声带有问题，你听不明白就问我，我写给你看。”他用最慢的语速，一字一顿说，然后指指耳朵，给我们看戴着的助听器。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革命家庭都熟悉的叙事模式：“1966年，我父亲奉周恩来之命负责守护北京南大门，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可是因为得罪了江青，1967年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如果不是周总理保他，就没有我了。”

　　1969年，周恩来眼见北京的运动愈演愈烈，便将蔡家举家安排到四川绵阳红军院，希望通过远离“是非地”而进一步保住他们。因而，直到1976年蔡小心出生，蔡长元一家仍然承受着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

　　不幸在蔡小心两岁半时发生。那时蔡长元还未平反，孩子高烧不退，母亲带着他去医院看病，医生一看这是出身成分有问题—不能给他开“好药”。本来两支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病，就是不开药，母亲只好抱着他到村里，打了链霉素(一种不适用于幼儿的抗生素)，小命是保住了，可是耳朵和声带却受到了严重损坏。

　　自幼失聪，对孩子语言能力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助听器，听不到声音，意味着学不会说话，只能成为一名使用手语的聋哑人。

　　“幸好我有一个很开明又很爱我的妈妈，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就喝了农药了。”蔡小心说，他说“妈妈”这个词的时候语调非常温柔，眼睛有点湿润。他记得，那时为了想办法教他学说话，“妈妈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她综合发明了一套“镜子法”—在自己旁边放一面镜子，很慢很慢地发音，蔡小心听不到，就看着妈妈的嘴形学，对面的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学得是否标准—就是用这种方法，学一句话需要重复无数遍。

　　即便如此，要发出去准确的语音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戴上了助听器也纠正不过来。与记者交流时，他不时放慢语速，把关键词一再地重复，看到记者眼神依旧迷惑，他就拿起笔，在纸上写。

　　“我不会手语，”蔡小心说，“别人觉得我是残疾人，对我有同情，我不觉得。妈妈从没有把我当残疾人来养，我们的家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在外面，经常有人问他是不是东南亚人，为免啰嗦，他就说“是”：你是菲律宾人?是。你是印尼人?是。你是泰国人?是。

　　如果不是32岁那天姐姐带来那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蔡小心也许根本不像今天这么“愤怒”。以前的他不怎么关心政治，语言沟通的障碍造就了他的另一种表达天赋—绘画。因为画画得好，他16岁就被军艺学院特招进国画大专班，后升美术系本科，班主任是著名国画家刘大为。

　　然而32岁生日那天，姐姐蔡小明送来了一个小包，包里有一个旧记事本，就是它彻底改变了蔡小心原本的人生规划—那是父亲蔡长元的遗物(彼时他已去世多年)，革命胜利后他依组织的规定要求而亲笔书写的《干部自传》副本。为了节省纸张，笔记本很薄，里面写得密密麻麻，每页四五千字，一共写了14页，记述了蔡长元参军以来的所有经历，其中4页半，写的都是史上有名的红西路军的悲剧性遭遇。

　　在这14页纸里，他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竟是一位开国名将;看到了红军长征时父亲爬雪山、过草地的心路历程;看到他在红西路军失败并遭到不公正待遇后仍坚持革命的热忱;看到他曾经打过的那些“很厉害的仗”。

　　“看过《亮剑》吗?里面李云龙单挑日军少佐，断其腿逼其自杀的原型，就是我父亲。”蔡家至今藏有4把日本军刀!1把佐官刀，3把尉官刀，那把佐官刀就是缴自那个日军少佐。当时按照规定，红军缴回来的所有军刀都要上缴，但蔡长元实在是太喜欢这把刀了，于是一直往上打报告，直打到彭德怀元帅那里去，据说彭德怀当时笑着说，“蔡石头爱刀如命，让他保留吧”。

　　然而，这些故事里最让蔡小心感动的，并不是父亲彪炳的战绩，而是里面透露出来的珍贵的“人性”—“西路军失败后，剩下不到3000人，我父亲他们一小撮人和大部队失散了，只能看着太阳往东方走，就是要找红军。一路上无比艰辛，8个人，中途走了4个。父亲也动摇过，跟着别人一起走，走了200米，又跑回来。”

　　后来，蔡长元花了一年半，好不容易到了陕北，却不幸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兵，直到有一天发现红军就在附近，才找机会逃回红军队伍。

　　那年蔡长元才19岁。

　　“我看到了一座高大的丰碑。”蔡小心说。

　　“寻 根”

　　看完那个《干部自传》副本后，蔡小心放弃了画画，开始进行军史及抗美援朝史研究。除了挖掘史料，他主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采访父亲的老部属们。

　　2011年开始，他带着整个摄制团队，从河北跑到山西、陕西等地，采访了200多个老兵，拍下大量珍贵视频，然后制作成纪录片，意图以这种方式还原他们眼里那段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

　　这个过程中，14页纸里那个他原本不了解的父亲渐渐更为丰满起来。

　　“现在很多人质疑老一辈的革命家，那是他们不理解。不要说他们，开始的时候我和姐姐也没法理解。”蔡小心说，当时蔡长元历尽辛苦找到红军后，得到的不是组织上的欢迎，而是被当成逃兵关到小黑屋里—原来当时中央下了个文件：西路军失败回来的人，1年内的收，不到2年的要审查，3年的不收。而审查结果是：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可能是投机分子，被判枪决。

　　说来也是幸运，就在蔡长元即将被执行枪决的时候，杨尚昆正好经过，听到一把熟悉的声音在用四川话大喊冤枉，一看是认识的，才把他保了下来。

　　“现在和平年代，你听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觉得很不讲理?但父亲从来没有抱怨，他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那个年代敌我形势非常紧张，他又确实在国民党那里呆过，没人能证明他不是间谍。他们老一辈人从来不抱怨。”

　　现在，蔡小心觉得自己渐渐理解父亲了。“他是为了信仰。他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思想很单纯，就知道红军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男女平等。”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寻根”之旅。

　　可以想见，不断地体会当年那些革命父辈的心路时，他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这也是很多“红色后代”的共同特点：他们中虽然有人早已远离权力中心，身上的光环也褪得差不多了，但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却仍相当珍视共产党的声誉和形象。

　　蔡小心很容易愤怒。对军队腐败他愤怒，于是经常在微博爆反腐的料。对激烈的社会言论他也愤怒，遇到说话难听的，他毫不顾及形象地骂人—“滚你妈的!有种滚出中国，移民到外国去!”这种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跟市井的平头百姓和愤青没什么两样。

　　至于纪录片，到目前为止，他一共参与或主持拍了5部，其中已经放出来的两部，都选材自蔡长元的成名战役“铁原大战”。

　　然而，尽管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蔡小心是红得不能再红的“红色后代”，这些纪录片的问世过程却格外艰难。他参与的另一部6集的《铁在烧》，半年就拍完了，此后却在送审中不断被要求回炉修改，花了整整两年多。

　　原因在于，该纪录片还原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的很多曲折和阻挠，甚至是阶段性的失败。“我们打过败仗，这是事实，但极左思维是不承认这些的，他们要打造‘我们没打过败仗’的光辉形象。”

　　他说自己打算将完整内容放在网上，留待有心人。“我拍这些纪录片，是为了告诉老百姓，我们保家卫国，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些代价不能白花!”

　　不过，无论你认不认同他的观点，这样“红色”和“愤怒”的蔡小心，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跟他多聊几句，就会发现他的内心还同时住着一个跟政见、跟“左右”完全无关的单纯的孩子。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15岁时画的漫画，画得精细无比，他一张一张地翻给我们看;过了一会儿，他刷微博，看到游戏《大航海5》终于出了中文版，激动得不停跺着脚，说“我要回去买，我要回去买”。

　　对话:人的信念决定制度的执行

　　《南风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军队反腐的?

　　蔡小心：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那时我二十三四岁出头，已经从军校毕业三四年了。

　　《南风窗》：你认为中国军队反腐的特点是什么?

　　蔡小心：在井冈山时期就有被毛泽东同志亲自下令枪毙的贪污腐化分子。可以说，自我党我军开始独立的武装斗争，腐败就是我党我军一直正视的严重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先是特权现象、特权思想有所发展，但由于前30年的体制下，掌握权力的个人谋取私利的空间有限，党和军队的干部群体又是经过严酷政治军事斗争筛选出来的比较坚定的老同志，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

　　然而到了新时期，整个社会的腐败都在蔓延。军队的腐败，有自己的特殊形式，这是由军队的特殊性决定的。作为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人民根本利益、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柱石，军队的腐败对党和人民更具有根本性的损害，需要集中、大力整治。

　　《南风窗》：目前军队反腐战绩如何?这样的方法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吗?如何避免风头过去后的死灰复燃?

　　蔡小心：反腐败的战绩当然是突出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军队腐败已经是触目惊心的了。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军队的腐败形式，以及军队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具体的方式、过程，与社会上肯定有所不同。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现在的力度和决心，就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

　　至于“从根本上”如何，我认为那是一种文人情绪化的提法。不论军队还是地方，只要有权力机制，以公权力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不当利益的行为(即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彻底杜绝。我们与贪腐的斗争，如同医学的发展与疾病的发展的关系，“医亦进兮病亦进，病亦进兮医亦进”，只要我们能始终保持对腐败的斗争的决心，不断解决腐败的新形式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个体制就是值得人民信赖和拥护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始终认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至于现在一些人热衷谈的“制度建设”，虽然是有实效的，却是滞后的。制度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人的理想信念，才是决定制度建设的方向和执行力度的因素。

　　《南风窗》：接下来还是打算继续拍抗美援朝战争吗?

　　蔡小心：参与拍摄一些我父亲的老部队在抗美援朝中的战斗历程的影视作品，是我对父亲的纪念，更是继承父亲的遗愿。

　　希望那些相比父亲属于无名英雄的前辈的功绩，能够被今天的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多地了解;希望那些已经去世或仍健在的老兵，能够得到更多的敬意;更希望以抗美援朝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历程，能够更深入地被中国人民认知、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