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记人民的好书记朱赞成 - 红色人物

　　目睹家乡历史性的嬗变，城东人民始终无法忘却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当年的泉州市(原县级市)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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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海峡都市报》报道：36年前的一大片滩涂，现在已崛起一座新城

2011年《海峡都市报》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开堂

　　第一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泉州市城东人民公社曾以“围海造田”的壮举，闻名于晋江地区和全省，而今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城东公社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时隔30年之后，流年似水的漫长时光，抹白了当年围海造田青壮年人的黑发，但无法抹掉这些人生命中最深邃的记忆。他们常会在自家小楼的阳台上，或是在厝宅的大门前，或是在大路边的浓荫下，默默无语驻足沉思着，面朝远方卧龙般的大海堤，久久凝视大海的方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一想起激情岁月的那些日子，心底就会翻腾起一股热血，把激情和思绪带回到当年。那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为社会主义祖国，也是为子孙后代，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天辟地，围海造田，一举改变家乡赤贫穷苦的命运，开创出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而如今的城东发生了巨变，从农村已经变成崭新漂亮的市区。

　　面对着家乡一片现代化的新姿靓影，城东老人们忆述起当年鲜活的往事，就像海风吹拂着每天潮起潮落的涛声，日复一日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没有当年南、北海堤的修建，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啊!”“噢——是说昨天到今天的变化吗?那不过是时间上演变的结果而已!”城东的老人们，如同与海风涛声一起评说着城东的新面貌。

　　离开泉州市繁华的中心闹市区，往东面大道前行约5公里，便是原来城东公社的旧址，而如今已是丰泽区城东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当年围海造田之后，海堤内曾经五业兴旺的农村景象，以及集体经济欣欣向荣的大气象，眼前已经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新城区建设中，“卖地与开发”齐头并进的恢宏景象。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矗立在各处十字街头，俯视着街道上往来的车水马龙。这些极有现代特色的建筑群，在区内星罗棋布过目难忘，还有那一条条宽阔的街区大道，平坦笔直通达顺畅，全由红绿灯自动管控着，让外出驾车和步行的人们，充分享受着城市的文明。当年海堤内围垦的万亩良田，经过时代嬗变的励精图治，已经被开发成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区。先期在此地落成的大型生活圈、商业圈，还有学校、医院和体育场馆，以及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如今早已经是人气汇聚，处处呈现出兴旺的商机，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新落户的企事业单位，踏至纷来，争先抢驻，让这一大片充满生机的热土，不断延续飞跃发展的后劲。

　　但是，这里的一切已经与万亩良田的创业者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自从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大潮，裹挟着分田到户的广大农村，也让此处大多数村民被迫失地进城，沦为依赖市场经济谋生的农民工，挣扎在新城区的最边缘。

　　目睹家乡历史性的嬗变，城东人民始终无法忘却一位沉冤似海的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当年的泉州市(原县级市)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

　　根据泉州市史料记载，真正改写城东面貌的第一代创业人，是那些人民公社时期围海造田的社员们。在当年，就是他们追随公社党委好书记朱赞成，向大海挑战，移山填海，筑堤围垦，变沧海为良田，谱写出“精卫填海”般的壮丽史诗;也是这个气吞山河的创业群体，用他们的信仰、热血、奋斗和牺牲，为集体经济创造出旷世的财富，同时也为了开启未来，留下永续不朽的创业精神。

　　庄严的实史告诉人们：没有当年围海造田的壮举，就没有城东新区今天的辉煌，如今这里城市化建设的崭新面貌，只是薪火传承中续写的新篇章。然而，在历史的记录中也留下了让城东人民难以读懂的地方：为什么这位受到世人追思和怀念的公社好书记，却在围海造田之后一场政治运动中，被一颗历史误会的子弹，夺走了他那年富力强的生命……

　　最让城东人民不能理解的是：

　　难道说，三十年前，人民公社带领全体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错了?

　　难道说，三十年前，“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围海造田”，为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

　　问题也错了?

　　难道说，在当年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也错了?

　　或者是毛主席走了，有人开始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颠覆人民公社，把深埋在心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由来已久的积恨，也疯狂地清算到当年广大公社干部、社员和今天的城东人民头上!难道说，以这种“反攻倒算”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正确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倘若不弄清楚，就会让活着的人们无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讲话精神。

　　当年的城东公社老社员们，正是今天传承城东历史的主体，也是与共和国历史同步伴行的见证人。在中国几千年民间文化的脉络中，总有一种永不泯灭的淳朴和善良，这就是俗话说的“吃水不忘挖井人”。随着日增岁月人添寿，当年围海造田的一群老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要穿越过岁月的河流，去追寻那些岁月深处的往事钩沉，他们还要用余生的执著和疾呼，去拾遗补正那个不该误会的、不该遗忘的历史真相。

　　第二章出身贫苦人家

　　朱赞成是泉州市浮桥镇霞洲村人，1929年2月3日出生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他家祖辈以务农为生，到祖父这一代，辛亥革命之后，军阀连年混战，官匪勾结掠夺，苛捐繁税沉重不堪，闽南一带农村凋蔽，民不聊生，在兵灾与荒年中，祖父沦为失地农民，从此朱家生活赤贫如洗。

　　朱赞成的父亲朱榜是个独子，迫于生计学做泥瓦匠，他为人厚道勤劳，性格木讷，没有文化，手艺学成后，每每揽活不善谈价，常遭到承包商和工头盘剥，收入微薄而不稳定，仅能勉强养家糊口。此时，儿子的突然降临，全家人亦喜亦愁，喜的是单传有后，可以延续香火，愁的是家徒四壁，难以养活。面对着家人们长愁短叹，倔强的朱榜咬牙横心，为了养活这个唯一的独子，他全然不顾身体瘦弱，起早贪黑到处揽活，拚命地做工挣钱。不幸的是，经年积劳成疾，朱父终于卧病在床，沉疴不起，顶梁柱就此倒下。

　　朱父病倒之后久治不愈，家人四处举债与求医，渐渐欠下一屁股债务，债主们经常上门逼债，此时朱家已经是一贫如洗了。就在朱家陷入天地倒悬之中，朱赞成的母亲蒋排娘，并没有被苦难的命运击垮，这位幼年就过门当童养媳、挨到22岁才成婚的女人，用她自己对朱家的忠贞不渝和贤惠，独自撑起了家里残破不堪的一片天地。在旧中国战乱不安的年代里，每当兵荒马乱或天灾人祸来临之时，闽南地区的底层妇女总是极尽自己的忠贞善良，和特别能吃苦的毅力，独自撑起各自遭遇不幸的家庭危局，也不知道挽救过多少穷人家的灭顶之灾。

　　从这个视角看，朱家是幸运的，男人倒下了，还有他的女人顶了起来。这是一位貌不惊人但在瘦小身体内蕴藏着惊人毅力的妇女，生活使她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她咬着牙下决心要支撑住这个家，也要像男人一样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从此，她就开始了沿街卖菜的生涯。

　　每天天不亮，蒋排娘就要到菜园主人那里赊购，之后挑上两大筐蔬菜赶路，一口气急走十多里才能趁早进城抢占摊位，放下菜筐就大声吆喝着卖菜。进城卖菜从来就是乡下菜农的主要生路，这让城里的菜市场充满着明争暗斗，新的来人初来乍到经常被挤兑，也常遭到地痞无赖的欺侮，每当在市场内或周边无法摆摊，她就得挑起菜担沿着大街去叫卖。

　　在那段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蒋排娘不避四季寒暑，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天天进城沿街卖菜，以此养活着全家，让朱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光景。蒋排娘的聪明、勤劳、能干和贤惠，也渐渐受到村里人的认可和尊重。在经过大半个世纪之后，村里活着的高龄老人仍然对她依稀可忆，但是对当年蒋排娘卖菜生涯艰辛的往事，以及其中令人心酸的故事，已经不能穿越时空再作详细的忆述了。

　　朱赞成的童年生活是在极其贫困中度过的。他自小聪明伶利，眉清目秀，又是独生子，自然得到一家人的疼爱，可是家中的日子很艰难，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朱赞成所能享受到最疼爱的待遇，也仅是在半饥半饱中成长着。尽管这种贫穷就像身后的影子，与他的童年形影不离，但是如此困苦也催生出了他的早熟。

　　为了支撑全家人的生活，爷爷与母亲还得租种二亩贫瘠的坡地，栽种蕃薯和花生，奶奶也得每天到山丘野地里捡柴拾薪，还要到水塘或河边打捞猪草。此时的朱赞成仅有五岁多，还是个顽童，幼小的他就懂得收敛玩性，主动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家事，日长天久后，渐渐地成为了家中的小帮手。正是因为有这种从小做起的经历，当他成长到八岁时，就可以独自去干一些杂活了。

　　在父亲病倒之后，朱赞成目睹了家庭谋生手段的转变，这让他幼小的心灵上，受到一次“穷则思变”亲历中最初始的启蒙教育。

　　就在母亲毅然挑起菜担走出家门之后，促使了爷爷的思想发生变化，他和奶奶商量着，为了让儿媳卖菜能降低本钱增加收入，决定把租种的二亩坡地改成种菜地。这对于朱家真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首先要对贫瘠的土地深翻一遍，再从远处挑来大量的熟土，对土壤进行搀和，还得依着地势做围堰，以防土壤流失，此外还要在田头挖掘深坑，贮存粪便以沤肥，面对这种耗时费工的打算，着实让劳力单薄的朱家一时之间坐拥愁城。幸亏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得知后，大伙儿纷纷出力帮忙，一个冬天就把菜园子改造了出来。对于成功改造菜园子这件事，在幼年的朱赞成眼里，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让他看到穷人帮助穷人的情义，也明白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在朱赞成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朱母蒋排娘是一个颇集闽南劳动妇女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她聪明干练，贤惠顾家，又特别能吃苦，虽然没文化却很有主见;她一生信佛认命，但又具有天生的倔强和执著，从不肯向苦难命运低头。

　　蒋排娘自从过门以后，每天鸡叫头遍就起身操持家务，她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总能按照婆婆的心意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她的孝顺、贤惠和勤快，很快就得到公婆的认可和喜欢，随着岁月的流失，公婆老将渐至，全家生活重担，也都倾压在她的双肩上。仅管生活过得很艰难，蒋排娘从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她性格开朗，聪惠干练。朱家是全村有名的穷户，克勤克俭自然是穷人当家的本色，蒋排娘总能够把穷日子安排得“细水长流”。她的这一特点很能受到公婆的待见，和邻里的称道，克己、奉孝、守妇道，是闽南乡间一贯的传统道德。平日生活上，蒋排娘宁可苦自己，也要先侍奉公婆和丈夫，可谓尽孝至贤。尤其是丈夫长期卧病在床时期，蒋排娘以其忠贞和坚毅，支撑起危困之中的朱家，这更是让她得到村民们普遍称赞。

　　在朱赞成的眼里，母亲从来就是一位治家能手，也是一个教子极严的慈母。蒋排娘同样是出生于贫苦人家的女儿，她没有文化，她的思想观念是从老辈那里传承而来，同时也受到闽南乡土旧文化的熏陶，所以她的教子观念很草根，很传统，也很现实。

　　儿子是朱家单传的独子，倍受公婆的宠爱，但蒋排娘深知溺爱害子的道理，始终坚持对唯一的独子不溺不惯。

　　朱赞成尚在贪玩的年龄，他无法像邻居小伙伴们那样玩得无忧无虑，平时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家中人手随时随地不够用，母亲就经常限制朱赞成的玩性，要求他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杂事。但是，孩子的玩性是很难控制的，于是母亲特地编制一个小背篓，每当朱赞成想趁爷爷奶奶外出干活也要跟随出去时，为防公婆放纵孙子溜去贪玩，她便让朱赞成背上小竹篓去捡干柴，不许他空着手回来。所以朱赞成还在儿时，和许多穷人家庭早懂事的孩子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就接受了穷人家庭教子的必修课，即玩耍与谋生相结合。

　　由于少年时的贫困如影随形，朱赞成在成长中童趣十分简单，对于生活不曾有过大的梦想，唯一的奢望就是能吃饱肚子。可是在家中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经常是半锇着肚子，但母亲还是不许他随便接受别人馈送的食物。她总爱用“人穷志不穷”作为口头禅来教诲朱赞成，并且常常念叨：“做穷人要穷得有骨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每当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到野地里去挖野菜，去时总要带上朱赞成，一边挖一边教他如何识别野菜，还不忘教诲地说：“穷人是靠土地公活下来的，只要土地里能长出东西，手脚勤劳就不会饿死”。朱母教子往往言语不多，却让朱赞成很是受教，许多十分简单的人生道理，儿时就被牢牢地记住，是母教给他打上了生命的底色。

　　肚皮常常挨锇的穷孩子最懂得珍惜粮食。那时朱家的主粮是地瓜干和地瓜渣干团，闽南地域多雨潮湿，地瓜干和地瓜渣干团不便贮存极易霉坏，朱赞成儿时就在家人的影响下，只要是天气晴好不用长辈吩咐，他会把发霉的“粮食”搬到院场上摊晒，自己守护着不许鸡鸭靠近，一点儿都舍不得遗弃。当收获的季节一过，他就提着小竹蓝跟随比他大的穷孩子，成群结队来到农田主人收拾过两遍的地里，细心地去寻找被漏收的农作物，比如残剩在地里的地瓜、芋头或者花生等等。每当这群穷孩子们有点意外收获，大家就欢呼雀跃，一起庆祝“丰收”。

　　成长到少年时，朱赞成就更加懂事了。尽管这时他的目光还非常稚嫩，但是对贫苦生活已怀有初悟，开始学会从苦难中用心去体察世事。

　　当他已经成长到读书的年龄，因为家里贫穷无法上学读书。每天看到村里其他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堂，他只能用羡慕的眼光呆呆地看着，内心就会升腾出无名的失落感。

　　朱赞成清楚的懂得，这是因为家中贫穷的结果。自从父亲病倒在床，他亲眼看见母亲拚命挣扎着为生活到处奔波，母亲卖菜的收入要应付全家人的生活，还要归还拖欠已久的老账，已经是实在没有能力再送他去上学读书了，所以他就把想读书的愿望封死在心底，从来都不向家里提出。此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快快地长大，自己要用力气和劳动来养活家人，让全家人过上吃饱饭的好日子。

　　然而，儿子想读书的心愿自然瞒不过母亲。其实这也是朱母的一大心愿，她虽然没有望子成龙的宏愿，但是朱家经历过几代文盲，吃够了当睁眼瞎子的苦处，她绝不甘心让儿子再当文盲了。不久，蒋排娘就开始筹划起送儿子去读书的打算。

　　经过三年卖菜生涯的打拼，蒋排娘逐渐摸索出些门道。这一年，她不再往泉州城里的菜市场扎堆，而是把眼光放到了离家二十里外的丰州镇。这是泉州附近出名的侨乡，在南安县境内。此地殷实的侨属比比皆是，新鲜蔬菜的需求量较大，蒋排娘看准了商机，以诚信和质量赢得了一些固定的买家，从此以后，她贩菜的营生渐渐顺利了起来。每天到丰州镇去贩菜，来回要奔波四十余里，朱母起早贪黑分外辛苦，她总是风雨无阻，那一年苦干到年底，朱家总算还完了多年欠下的旧债。翌年夏季，蒋排娘就要送儿子到邻村小学校去上学。

　　送儿子上学前，母亲再三勉励要刻苦学习。朱赞成把母亲的话牢牢记住，他深知自己有书可读，完全是靠母亲艰难打拼的结果，因而很感动也很珍惜，对所学的功课十分用功。由于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由此而引起发一些同学的妒嫉。

　　同班同学的家庭有贫富之分，那些富家子弟虽然在学习上有好有坏，但是在瞧不起家境贫寒的同学里，却有着不约而同的一致。他们平时就与穷同学相处的很不友好，当看到朱

　　赞成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因而也受到了其他穷同学的钦佩，这让他们觉得没有面子，心里很不服气，于是便一起合谋准备枪打出头鸟。他们就在放学后经常走的道上，找个岔儿拦下朱赞成，故意寻衅挑事。刚开始时，朱赞成总是忍让，多次之后，越是忍让越让对方气焰嚣张，终于有一次朱赞成忍无可忍，不堪受辱出手还击。富家子弟是结伙欺人，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眼看朱赞成抵挡不住，这时被同班的穷同学们看见了，见路不平，就招呼人手相救。穷孩子帮穷孩子心齐，富家子弟见势不妙，在一片愤怒的眼光下溜走了。

　　此事风波未了，富家子弟中有个校董的儿子，他跑到校长那里告起恶状，校长不分青红皂白，让人通知朱赞成到他的办公室，狠狠训斥了一通，还强迫朱赞成向肇事的同学道歉。这件事对少年的朱赞成打击很大，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欺凌的屈辱，满心愤懑，深刻而挥之不去，就像犁尖在心田划出一道深沟。

　　就在朱赞成即将高小毕业时，村里把坡地租给朱家的那户地主，居然又一次要调高租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户地主看着朱家把二亩贫瘦的坡地，几年工夫就种成了肥沃的菜园，内心喜不自禁又十分红眼，利欲熏心的本性，让他另外打起小算盘，决定再一次提高地租。朱家舍不得放弃用汗水改造出来的菜园子，咬着牙已经接受了一次提租，可是这一次提租的条件过于苛刻，明显带有逼人退地的意图，朱家在一番抗争无效之后，不得不退还租地。退地之后，朱家的生活又艰难了起来，只能依靠蒋排娘一人贩菜维持着全家的生计。

　　祸不单行。在朱赞成小学刚毕业的几个月后，长期重病卧床不起的父亲，实在熬不过年复一年贫病交加的折磨，生命在病吟之中渐渐油尽灯灭了。朱榜终年仅42岁。

　　父亲不幸中年病故，给予爷爷奶奶和母亲的打击极大，在一场哀号悲恸的送葬归来之后，朱赞成发现爷爷奶奶明显地衰老了，母亲也渐渐被沉重的菜担压骆了脊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情形让他无法再安心学业了，于是便暗下决心要外出自谋生计。就在领取高小毕业证后，他终于向母亲说出了不想上初中的决定，想要到镇上商店里去当个学徒。对于儿子决意中断学业，朱母自是心中凄苦不堪，出于家境的窘迫，无奈中只好应允。

　　第三章新中国获得新生

　　泉州浮桥镇是个有名的古镇，位于晋江与浯江的汇合处。此地风光秀丽，江上帆影不绝，岸上古渡头的榕树，与浮桥、双髻山倒影相融，自古有“浯江月色胜唐诗”之说。

　　北宋年间泉州郡守陆广，在此地“造舟为梁”，俗称“浮桥”。南宋绍北二十年，改建石桥，工程浩大，耗时二十年建成。从此，古镇水陆便捷，商贾簇聚，物贸昌盛。

　　朱赞成经村里人介绍，来到兴记米行当学徒，这一年他十五岁。兴记米行在镇上是个老字号大米店，座落在繁华的街道上，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在泉州米行中颇有影响。

　　米店的老板对待学徒十分苛刻，第一年要从给老板做家务干起，劈柴、挑水、打扫庭院、冲洗茅厕以及搬运或跑脚等等活儿，全是新学徒每天必须要做好的份内之事，老板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朱赞成几乎天天都是起三更睡半夜，拼命地干活，劳累不堪，然而他坚持着苦熬硬撑，尽心尽力去干好每一件活儿，尽管如此，仍是常受到老板家人的挑剔和训斥。为了得到今后的发展，朱赞成只有忍声吞气，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撑过了第一年。

　　第二年老板就让朱赞成搬到米店里去住了。此时，他才算正式跟着老店员学习在柜台上做生意。店中对学徒的规矩极严厉，学徒要比老店员早起床，先在柜台上操练算盘，练完了才能吃饭。老店员未来上班前，学徒要先把店里的杂事都做好了，等候着老店员进店上班，由他们喊一声开店门，学徒才可以开店迎客，一天的生意就开始了。

　　老店员可以随坐随站在柜台内差使学徒，学徒只能站在柜台外边迎接顾客，若遇到有

　　身份的顾客，眼尖的老店员一声招呼，学徒马上就要笑脸相迎，泡茶递烟，恭候差遣，随时准备为顾客送货上门。米店的生意很好，中午老店员可以轮着休息，学徒不能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市，九点以后才能关店门。关门后待到老店员纷纷离去，学徒还得收拾好柜台和店内。一切整理妥当之后，朱赞成就在柜台的煤油灯下，一个人噼啪噼啪地苦练算盘和心算，练累练困了才肯歇息。

　　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朱赞成始终墨守成规。他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人老实，办事认真，逐渐地被老板看好。这一年米店生意很兴旺，老板见朱赞成聪明勤快，过年时给了他八块大洋。这可是他第一次赚到钱了，欢天喜地回家过年，把钱交给母亲。朱母十分高兴，特地到镇上为儿子做了二套新衣，她想让儿子能有模有样，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人。

　　转眼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朱赞成出徒后当上正式店员。这时的他，已经对米店里业务十分熟练，对于店铺的生意经也颇具心得。他以敬业勤快，热情礼貌，处处体现出敬奉顾客为衣食父母的宗旨。每当顾客进门，他就笑脸相迎，百问不烦，百挑不厌，以诚待客，童叟无欺，当顾客要走，就吉言相送，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虽然已经成为店员，但还是保持学徒时的姿态，每天一上班就恭候在柜台前，给顾客提供周到勤快的服务，这让米店老板很满意，次年就破例给他加了工资，此时他的月薪已经相当于买两担稻谷的法币，这让从小就志向不高的朱赞成有了满足感。如果不是国内形势这时发生剧烈大动荡，也许朱赞成会在这家米店里当个终生店员，平平安安地终其一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结果内战一直打了二年，南京政府在财政上快要撑不住了，国内市场物价不断暴涨，流通的法币持续暴跌。这时泉州市每担稻谷由年初4.6万元法币，飞涨到12月80万元法币，这让米店的生意很快就跌入低谷。

　　起初，米店老板以为这只是时局一时困顿，就号召全体店员克服困难，同南京政府共度难关。他没料到，苦苦硬撑到次年8月，南京政府突然颁布《金圆劵发行办法》，宣布实行金融改革，废止法币，以一元金圆劵收兑300元法币。一时间，泉州市场上商品奇缺，立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此举就象在民间公开抢钱，导致金圆劵面世不久即遭暴跌，引发了全国乃至泉州市民疯狂的抢购潮。米店老板也深受其害，叫苦不迭，他想转嫁危机，坚持用金圆劵发薪水，可是遭到了店员们的集体拒绝，大家提出要用店里的大米折算工资。老板眼珠一转，提出月初发薪月底折算领米。面对金圆劵天天贬值，店员们当然不能接受，双方就此僵持不下，于是店员们自发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几天后老板扛不住了，这才勉强接受店员们的要求。

　　这次米店里的罢工，完全是店员们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老板却认为肯定是有人领头，推测此人就是朱赞成。其实，这是一种无端推测，朱赞成当时只不过是年青气盛，言行略显血气方刚，与老板抗争时比别人的声音大些而已。就此以后，老板内心里对朱赞成产生出了嫌隙。

　　1948年底，南京政府为了挽救败局，下令在南方各省强行征兵，福建省各地相继出现了抓壮丁的高潮。12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下令在泉州地区组建第121军325师，兵源就地征招。

　　泉州市当时是福建省第四行政专区，三年内战使这里的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此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真实消息，中央日报和电台再也无法掩盖了，蒋统区残余政权实际上处于垂死挣扎之中，社会上几乎无人愿意应征去当炮灰，这让国民党专员十分头痛，仓皇之中下令在辖区各乡镇摊派名额，让当地保长带领保安团去抓壮丁。此举就等于给了保安团打劫民财的机会，他们层层摊派敲诈勒索，闹得遍地鸡犬不宁。米店老板的亲属被摊上了名额，他不得不去乞求保长和保安团长。保安团长收下金条继续刁难，要求找人来顶替，这让老板左右犯难，情急之下陡生歹意，“举荐”了店员朱赞成。幸好，乡公所有个朱氏宗亲得知此事，不禁一惊，想到朱榜家两代单传，于心不忍，赶紧通风报信。朱赞成连家都不敢回，悄悄溜出店门，只身逃往晋江县青阳镇，在一位好友家中躲藏了起来。

　　没想到国民党第325师师部就设在青阳镇，此处抓丁拉夫的声势比浮桥镇还大，朱赞成藏匿了几天以后，感觉此地不宜久留，就在好友的帮助下，隐姓埋名逃往石狮镇，进入一家米店当店员，一边打工解决生计，一边苦等时局的变化。

　　转眼功夫只过了半年，当地时局就发生翻天地覆地的大变化。泉州地区早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此地已经播种下了红色火种，经过二十多年血与火的考验和发展壮大，中共地下党已经拥有和掌握二万余人的武装队伍。为了配合三野十兵团解放泉州城，1949年5月至6月，中共地下党的武装团队就主动发起进攻，先后攻下了安溪县和永春县的城关，成立起人民民主的县政府，开始有效地瓦解即将崩溃的当地旧政权。

　　8月31日上午，中共地下党泉州武装团队千余人兵不血刃，一鼓作气占领了整个泉州城区。同日下午，解放军第29军的先头部队，在城内与地下党的武装团队胜利会师。从此，古老的泉州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共产党来了!朱赞成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他太高兴啦，归心似箭。在回家的路上，朱赞成无比兴奋，突然有了一种可以抬头做人的感觉——这可不是在梦里哦，现在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回到家里，可以昂首大步回到兴记米店，可以自由激情地奔走在大街上，汇入迎接共产党、解放军的沸腾人流之中……

　　可是在此之前，朱赞成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似乎还是一张白纸。他在米店当店员时，从不关心和过问政治，甚至不知晓政治为何物?偶尔见顾客谈论着国共两党打内战争天下，他总是小心翼翼恪守着老板定下“莫谈国事”的店规，一概不闻不问。可是，自从遭遇抓壮丁狼狈出逃以后，他就本能地关心起时局起来了。从法币贬值、兑换金圆劵、发生抢购风潮这些民不聊生的大动荡中，他也像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从内心厌恶现政权的腐败无能。

　　就在四处躲藏的日子里，朱赞成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大众拥护共产党和反蒋反战的沸腾民意。他开始渐渐地痛恨起国民党政权，几经寻思方才觉醒，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害得天下大乱，害得自己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对于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坏政府，当然是越快倒台越好了!所以，当他获悉共产党已经把国民党打垮的消息，自然就替共产党感到高兴，打心眼里欢迎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好人政权。

　　1949年9月上旬，泉州地区以及各县的人民政权，在民众的一片欢腾声中陆续建立了起来。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更是尤如黄钟大吕震撼了大江南北。

　　朱赞成当时年仅二十岁，闻讯后异常兴奋，在心里高兴地想：从此天下就要太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总算被盼来了。然而，当时的朱赞成是绝对想不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也会跟随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被新时代的巨大潮流，无声无息地彻底改变了。

　　当朱赞成重新出现在兴记米店时，发现老板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变得明显的恭谦起来，但他在心里并不诧异，知道是老板做了亏心事的结果。在遭遇抓壮丁之际，朱赞成恨透了老板出卖自己去顶替壮丁的劣迹，内心深处时不时恨恨地暗想着，日后一定要找老板讨回公道。可没想到，他回到店里与老板第一个照面，自己还没开口，老板马上就陪着笑脸迎了上来，请他立马到柜台里面上班，还让账房先生补发他出逃时的工资。朱赞成心里明白，这是老板在认错赎罪，于是便淡淡一笑，从此不再提起这码事了。

　　泉州历史上是个缺粮地区，新的人民政权为了稳定民心，采取了坚决抑制市场粮价的措施，这对习惯于操纵粮价牟取暴利的粮商们十分不利。他们表面上服从人民政府的限价政策，暗地里却让伙计在大米售出前，掺些霉变的坏米或者砂子，甚至还泼洒些水增加大米重量。对于这些奸商们的劣行，政府人员曾经多次告诫和教育过，但因缺少管理手段屡禁不止，市民们对此事多有抱怨，粮商们乘机把责任推到军管会的身上，说这都是征收公粮过多造成的，实属被逼无奈的结果。于是，地委领导决定派出工作组去摸清情况，为着手整顿粮食市场作好准备。

　　有一天上午，米店来了一位穿便装腰间佩手枪的干部，带他来的是一位乡里的干部。乡干部向米店老板介绍说：“这是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同志，姓王，你就叫他王同志吧，是专门来维护粮食市场秩序的”。他要求米店老板好好配合，说完就走了。米店老板立即殷勤接待，连忙请王同志入座上茶，还招呼伙计到酒楼定席，说是要摆接风宴，却被王同志婉言谢绝了。他向米店老板简单询问了经营情况以后，就在店里随意走走看看，来到了柜台旁边，仔细察看不同粮食的标价和质量，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随后仅向老板索要了店员的名册，便与老板告辞了。

　　米店老板看着王同志的背影远去，一头雾水不明其来意，店员们也在心里七猜八想，可是当着老板的面谁也不敢乱说。

　　几天过后，有一位店员向老板报告说，工作组王同志到他家里来走访，专门调查店里有无违法经营的情况，老板一听紧张起来，马上追问其他店员，个个支支吾吾，只有朱赞成十分坦然，承认王同志来过自己家，也找他调查店里经营的情况，他已经把店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部都告诉了王同志。朱赞成还告诉老板，王同志让他动员老板主动向工作组坦白，争取政府的从宽处理。可是，自己弄不明白政府从宽处理是啥意思，非常担心老板去自首就会被关进大牢，米店也要关门，大家都要失业，所以一直很犹豫，不知道王同志的话该不该传?自己正在为这事犯愁呢，这不，老板您就问到头上来了。

　　米店老板也是个颇有阅历的人物，立即明白那些支支吾吾的人，肯定也是向工作组王同志道出了店里的实情，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便决定向工作组坦白交代。

　　原来米店老板在市场粮食供需紧张时，不但缺斤少两，也往新米里掺杂陈米，时不时也偷掺和点细砂，甚至还采用喷水让大米增加重量。这本是米行趁着内战、乱中取利的公开秘密，可是当共产党掌权以后，对粮价实行抑制政策，引发米行老板们不满，就想钻新政权空子，联手串通故伎重演。他们揣测共产党刚得天下，肯定管不过来，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是当了解到工作组的动向后，米店的老板已经看出来了，共产党有着一群挺会认真办事的干部，不好对付呢!他不想在改朝换代的多事之秋，自己给自己惹事，所以当王同志再次来到米店送还名册时，老板就主动坦白了自己卖米掺假的行为，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决不再犯。在王同志的教育下，米店老板也向店员们作出承诺，保证今后一定诚信经营，绝不会再做损害米店信誉的事情。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这位王同志的姓名叫王传胪，是本地惠安县人，早年就参加地下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这次王传胪带着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浮桥镇，是因为此地是泉州的粮食水运集散地之一。他几乎走访了全镇大小米店的老板和店员，在与众多人接触和交谈中发觉，朱赞成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店员，却很熟悉浮桥镇粮食市场的商情，尤其是对镇里几家大米店的进货渠道、进出价格、以及数量和品质了如指掌。通过此事，他对朱赞成的聪明和记忆力，留下了挺不错的印象。

　　两个月后，地委工作组综合了调查各地的情况，向地委作出汇报。工作组认为，全区各地存在着某些地主和粮商相互勾结，蓄意破坏军粮征购的严重情况。地主们不愿被多征军粮，就把收来的新粮悄悄卖给了粮商，又在征粮时假装哭穷，用少量的陈年旧谷来应付军粮征购，而粮商们乘机掺假坑民，两头发财，严重扰乱了粮食市场的秩序，因此建议地委要予以打击。同时，工作组也分析了全区产粮和存粮不足的现状，认为目前要同时兼顾军粮与市场供应相互平衡，建议地委减少本地筹粮支前的指标，请求省里从其他产粮区紧急调拨，以确保闽南前线部队的军粮供应。

　　地委迅速采纳了工作组的意见，保证了正在横扫残敌大部队的军粮供应，也稳定住全区粮食市场的供给。

　　由于兴记米行老板及时识得时务，他的坦白交代轻松过关，获得了政府只教育不处理的宽大，结果是毫发未损。可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立场又发生了动摇。

　　泉州地区是个繁荣的侨区。在解放初期，收音机还是奢侈品，但在泉州侨属和富裕人家中，已经不少家庭拥有了收音机。此时，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加强对大陆的反动宣传，大肆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响了，大陆中共政权的未日即将来临。这种宣传对于与共产党心存介蒂、时刻梦想复辟的人来说，在政治上极具煽动力。

　　米店老板常常夜晚守在收音机旁，悄悄偷听着台湾和国外电台。在白天，他交代完店务就匆匆赶去与同类相聚，不亦乐乎地在茶馆里互通消息，窃窃私语议论起天下大事。这时有关韩战时局的外电报道，几乎全是向着一边倒，喧嚣着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已成定局，于是乎泉州有一些人蠢蠢欲动起来，仿佛大陆很快就要变天了。米店老板经不起煽动，有一天回到米店就挺直腰杆放话：“从今天起，店里有哪位做事敢不听我话的，就别怪我对不起他了，马上就把他解雇掉”。

　　与此同时，泉州地区正在掀起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给志愿军捐款捐物。米店里一些店员见老板没动静，也就不敢响应国家的号召，只有朱赞成和少数店员不顾老板的态度，他们几个人公开走上街头，踊跃给国家捐款，还动员说服其他商店的店员也参加捐款。这让米店老板聚会茶馆时，受到了同类们的奚落，感觉很没脸面，心里老大不痛快，总想找个茬报复朱赞成，可是呢，苦于没有由头下手，经过三思之后，就对一位参加捐款的店员，抓住他工作中无关紧要的差错，小题大做，杀鸡骇猴，借故把他解雇出米店。

　　类似的情况也同时出现在镇上几家商店，这种事很不正常但又不违背商道规矩。被解雇的店员等于断了生计，他们明知老板们是拿进步店员出气，在心里憋屈又无法反抗，要想去找政府反映，却又不知道应该如何诉求，真是苦闷犯难呀!

　　由于这些人都是同镇的熟人，烦恼时就坐在一起，相互诉说失业后生活的难处，聊着说着，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了要请一个人帮忙，这个人就是朱赞成。他们一致公认朱赞成在镇上众多商铺的店员中，是一位遇事很有主意，为人又急公好义，不怕出头露面的人物。于是便在约定的时间里，大家就一起上门找朱赞成，要求他出面带领自己去共产党的“衙门”，去找能够管民生的大干部反映失业的遭遇。其实朱赞成早就看穿老板的居心，在心里也为被解雇的店员打报不平，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啥好办法来，就在这个时候，被解雇的那个店员，带着几个同样命运的熟人一起找上门来，这让性格豪爽的朱赞成，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

　　建国之初的新解放区，使刚获得翻身的南方劳苦大众，他们世代渴求不受压迫和欺侮的愿望，终于在共产党执政后被激发出来了。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强势宣传的结果，更是当时那些接管旧政权的共产党人，以他们言行一致的良好作风，给了新解放区人民留下太多的良好印象，很快就让这些还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普及“解放思想”的第一课——共产党是全天下劳动人民的大靠山!便是在这些现实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开始改变朱赞成的思维方向。

　　朱赞成欣然接受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启蒙，随之思维和行为与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他首先想到是自己去动员别人为国家捐款，别人是听自己的话，才有了被开除的结果，显然事端是自己惹出来的，做人就应该挺身而出，绝不能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他也想到了，这次老板不解雇自己只是一时隐忍，此事是由于自己想跟共产党走才引来的后果，说不定哪天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再次得罪老板呢，别人被开除的今天，也许就是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明天，所以他也觉得有必要去找“大靠山”，去讨教个能够对付老板的好办法!此时的朱赞成，正是个热血青年，干练豪爽，为人正直，又有点文化和见识，所以在共产党政权大定之初，他凭着自身一介平民敢于仗义执言的特质，便在这次路见不平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第二天上午，朱赞成同几个被开除的店员一起去地委大院。这是一群从未进过“官衙

　　门”与官员打过交道的平头百姓，在他们的眼里，政府所在地就是解放前大官们办公的那个“官衙门”，一定是同国民党一样戒备森严，大门口的卫兵让不让老百姓进去见官，谁也不敢肯定。在路上，他们个个惴惴不安，朱赞成也是一个样。可是，当他们来到地委大院的门口，一切顾虑随即烟消云散。

　　守卫大门的解放军战士略加盘问，传达室里就出来一位穿便装的干部，态度热情和蔼地接待了他们，听过来意之后，就把他们带进大院里挂着工会筹备处牌子的办公室，便请出领导同志出来接访。

　　真是无巧不成书。朱赞成万万没想到，出来接待的竟是与他相识的王同志。此时，王传胪同志已经是泉州市工会筹备处负责人之一。他很认真地听完朱赞成等人的倾诉，而后耐心认真地向他们宣讲前不久地委刚召开的工会工作会议的精神。地委已经布署要把全区各行业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各级工会组织，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还准备救济失业职工。听了王传胪的一番话，虽然没有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却让朱赞成等人如同沐浴春风，看到了共产党政府给弱势民众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

　　王传胪还赞许了他们为抗美援朝积极捐款的爱党爱国的行为，同时也宣讲了一些共产党对工商业资方的政策。王传胪开导说：“共产党搞革命是有不同的对象，对拿枪的和不拿枪的不一样，对地主阶级和工商资本家不一样，一个要彻底打倒，一个要争取和改造，该打倒的已经做到了，对争取和改造的是需要时间的”。尽管这番革命大道理让这些人听了似懂非懂，但是朱赞成还是记在心头回味了很久。谈话谈到结束时，王传胪就用很明确的态度，对朱赞成等人说：“你们不需要再等多久了，浮桥镇的工会组织马上就要成立，到那时候我一定想办法为你们解决问题”。

　　在上访回来的一路上，大家很兴奋地交谈着各自的感言，心绪十分畅快。他们凭着赞叹共产党干部良好印象的天然直觉，相信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一定会说到做到。

　　果不其然，一个月以后，王传胪同志带着市工会的人来到浮桥镇，成立起浮桥镇工商业的店员工会，朱赞成被公选为职工(店员)代表，不久又当选为主席。

　　这一年朱赞成才二十岁出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当年店员工会主席还不是脱产干部，这种不脱产的兼职可真是有点儿沉重——为争取店员们合法权利是需要有胆有识的。

　　第四章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朱赞成念念不忘为被解雇的店员恢复工作，他几次以工会主席的身份，与米店老板协商此事，老板一味敷衍，根本不理睬他的意见，这让朱赞成几乎无计可施。这个时候，镇上有些工商业主不满店员工会的成立，又解雇了几个店员，似有示威的意味。此事很快引起王传胪的重视，他找来朱赞成了解情况，决定先从兴记米店老板做工作。

　　王传胪带着朱赞成找到兴记米店老板，坐定后说出来意，老板立即表示不能接受。他振振有词讲了一通自古以来经商管理的道理，坚持业主能自由雇工的观点。王传胪很耐心听着他述说完毕，又很耐心地去疏导他。

　　王传胪把新中国和旧中国、地主雇工和资本家雇工的不同之处，分析得头头是道，接着又把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无条件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以及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政治道理宣讲了一遍。之后，他画龙点睛说出了明白话：新中国的工会就是要求资方，能够主动地与雇员构建和谐关系，要让自己的雇员有劳动者的尊严，只有这样的工商业主，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又批评米店老板说：店主看到店员工作有错误，是可以批评教育，可以作恰当处罚，但不能以大恶责小过，不可以随意解雇店员。这是政府对你们的要求。

　　王传胪的一席长谈，似乎对米店老板有所触动，使他内心陷入了极大矛盾，一方面他不满工商业主原有的社会地位遭受失落，一方面又觉得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自己是鸡蛋碰不过石头。他思来想去唯有生存是硬道理，于是就满脸堆笑地答应：此事尚可考虑嘛!

　　王传胪见米店老板心思还很沉重，仅是勉强松口，知道他需要时间来转弯子，便起身告辞了。走出来以后，他对朱赞成说，对工商业主做工作要注意方法，不能跟斗地主分田地那样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听从政府的，只能够一步步去因势利导。当时，朱赞成还听不懂什么是“因势利导”，可是没过多久他也就无师自通了。

　　转眼间1951年的元旦来临。这一天，泉州市各界二万多人集会，热烈庆祝元旦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让西方世界的舆论目瞪口呆，让国内那些梦想变天的人开始垂头丧气了，也让立场摇摆不定的人做出了重新选择。

　　大会结束以后，集会的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城大游行。

　　米店老板站在街头观看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他亲眼看到了人民支持新政权坚如磐石的力量，也看到了共产党依靠人民捍卫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雄魄伟力，不禁在内心暗暗叹息一声，终于促使他那颗不安份的心，又像钟摆一样荡悠了回来，回到安身立命的现实之中。

　　观看完游行回到店里，米店老板马上找到朱赞成，拉住他的手说：“志愿军太伟大了，能够把美国军队打败，真是了不起呀，为中国人争了大志气，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你快去组织店里捐钱吧，我们店这次一定要带头捐款，我第一个捐”。说完之后，老板又压低嗓音，让朱赞成去通知那个被解雇的店员明天就来店里上班。

　　兴记米店的老板带头捐款很快就传遍了全镇，带动出镇里工商界为国家捐款的小高潮。那个时候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定期要向人民群众报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王传胪就在市工会的大会上表扬了浮桥镇兴记米店老板爱国的进步表现，同时也称赞了他召回被解雇店员的开明之举。王传胪想要以此对浮桥镇工商界施以正面的影响，可惜没能够奏效。米店老板重新召回被解雇店员的这件事，并没能带动其他商店的业主改变原有态度，虽然也有个别老板经过工会做工作，口头答应了下来，但是光打雷不下雨，过后又借口合作伙伴不同意，索性推翻掉先前的承诺。

　　朱赞成就和店员工会的代表们一起分析情况。他们认为这些老板们态度如此顽固一定是有原因的，从根本上说，是这些业主们打骨子里瞧不起咱们工会，是有意蔑视工会为维护店员权利的话语权。大家都气愤地感觉到了，这也是一种在政治上看似有形却又无形的较量。对于这些在建国初期，依照共产党建政要求行事的基层积极分子来说，无论是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处世经验上，与资方业主的头脑显然不是同一个档次。就在陷入困境之时，工会里有人提出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学习农民斗争地主的方式，召开全镇店员职工大会，把态度顽固的业主批斗一番。这个意见一时获得了不少人的齐声赞同。

　　此时，朱赞成想起了王传胪的话——对工商业主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搞斗争会，共产党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是要改造他们。他马上表态不同意开批斗会，主张先安排思想进步的店员去摸清一个新情况，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反映一些业主经常悄悄聚会，私下传播台湾和国外电台的消息。

　　——就在这一年9月之初，泉州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敌情事件。台湾当局派遣以陈伟彬和陈令德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编成永安纵队和泉州纵队，二股武装特务共有370人，分别从惠安东园和后龙登陆，妄图在戴云山建立起根据地。这二股匪特窜至惠安黄塘、涂岭进行骚扰破坏时，很快就被当地的部队和民兵围剿消灭了。

　　在这次会上，朱赞成把问题提到“巩固政权”的层面，一下子唤起了大家的政治敏感性，与会者一致认为打蛇要打七寸，同意由朱赞成去布置人员，先摸清眼皮底下的“敌情”。

　　很快“敌情”就被搞清楚了。一些业主们和镇上怀念旧政权的某些人，与这次台湾的反共救国军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他们长期偷听敌台，暗地里经常散布不利于新政权的消息，这种非法活动的事实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朱赞成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市工会领导报告。

　　王传胪很快就来到了浮桥店员工会，并邀请当地派出所也一同到来，他们在一起听取了朱赞成等人的调查情况，当下，派出所的领导就答应由他们负责核实。第二天，派出所给王传胪打来电话，证实了朱赞成等人的调查情况属实。王传胪听了很高兴，也向派出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建国初期，派出所里的公安人员威望极高，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被视为人民政权的化身。浮桥派出所安排了一个约定的时间，把一些有问题的工商业主请来，特地给他们上形势教育课，从抗美援朝讲到歼灭小股敌特，几十分钟的教育就是一个主题：共产党有拿枪杆子打江山的本领，也有用枪杆子保卫江山的本事，不论国内外敌人如何勾结，玩弄什么样花招，那只能是自取灭亡!接着派出所领导把话锋一转，开始一个个点名，要求每个人都说清楚近来的政治表现……

　　这些对现实心怀不满的工商业主，一迈进派出所双腿就发软，刚开始还故作镇静，一副认真受教的模样，当被点名以后，这才发觉事态的严重，很快就慑服于派出所掌握的精准事实，不得不承认自己偷听敌台和散布小道消息的错误。在公安人员严厉教育下，这些人都作了一番深刻的悔过自新。对于那些工商界少数不满现实的商人，党的统战政策还是以教育为主。此时也就是顺势而为了，派出所领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一阵严肃批评之后，还顺带批评了他们随意解雇、变相报复为志愿军捐款的店员，要求恢复这些人的工作。

　　可见当年在建政初期的大环境下，公安人员处理社会大是大非的问题，总是代表政府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尽管这一群体实际上仍是社会现实中的最底层，但还是毫不含糊地为他们伸张正义。想当年，共产党把这叫做“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正因为是拥有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感情，共产党才能够从上到下，形成一股巨大的推翻和改造旧社会的强悍力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无数获得翻身的穷人，成为了新社会事实上的主人，由此缔造出共和国之初稳固的工农联盟。

　　毋须赘述，被解雇的店员很快都恢复了工作。这件事对于浮桥镇工商界的店员们震撼太大了，从此工会让这些店员们产生了一种真正翻身之后的归属感，他们不用再担心无辜被资方解雇了，开始非常信任和更加支持工会的工作。

　　对朱赞成而言，他受到的教育也是极其深刻的。通过这件事，他看到共产党对穷人有着磁场般的吸引力，看到共产党说到做到的强大执政能力。此时，他万分钦佩和崇尚共产党的干部们，尽管他接触的还只是党的基层领导，但是同这些人的接触中受益良多，让他能够得到净化心灵和开启心智的收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由内心萌发出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做一个能够为社会底层老百姓干实事的人。

　　最令朱赞成想不到的是，正是通过这一次件事，市工会领导发现了朱赞成政治上的潜质，开始有意识进一步培养他了。

　　这一年的年底，市工会通知朱赞成，到省总工会在晋江专区举办的培训班去报到，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脱产学习。这是一次专门为提高基层工会骨干素质举办的培训班。

　　但凡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几乎清一色的是工农成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听党话跟党走的觉悟，但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尽管如此，他们学习文化的热情却是十分高涨。针对新中国建政初期的这一特殊状况，当时党提出了一个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参加培训班里的每一位学员，都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然而现实是，群体性文化程度偏低毕竟会影响到培训的效果，这是个很实际的教学问题。

　　多亏了主持培训工作的那几位年轻教员，他们这些被学员们称为“老师”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些跟随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南下服务团”里的年轻人，他们是在入闽以后，被分配到省总工会下属单位工作的。

　　还在福建省即将解放之际，党中央考虑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干部参加南下，就决定从上海召收一批知识青年，经过短期集训和学习之后编成“南下”服务团，跟随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进入福建，被分配到省内各级新政权里工作。在这些人中间，有的家庭出身在旧社会是挺优越的，但在大时代发生巨变的潮流中，他们毅然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此时，这些青年人都是临时培训班里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也是兼课的教员，无论学员的培训还是生活，全都是由他们共同分工管理的。他们虽然还是参加革命工作的新手，也是第一次挑起大梁，然而从“南下服务团”带出来的革命作风，以及干练的管理能力，很快就让他们赢得学员们的敬重。

　　早在准备培训班教案时，省总的领导就要求这些教员们，一定要针对培训对象多数是出身工农成份的特点，来做好这次培训工作。据此，这些年轻教员在未开课前，先对学员们的文化程度进行了一次摸底，结果像朱赞成这样小学毕业的，还算是稀有“生源”呢，而绝大多数学员连小学都没毕业，有的还近乎于文盲，面对这样一批文化程度极低的学员，这一次培训的难度可想而知。

　　培训班编排的课程有党史、工运史和工会工作方法等项内容，分别由这些青年教员进行讲授，课程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学员们白天听教员讲课，课后和晚上还要参加讨论，共同交流学习体会。在培训期间还要走出课堂，组织学员到工会工作出色的单位去参观学习，听取他们对工会工作的经验介绍。

　　共产党大军在挥师南下之后，随着新解放区域迅猛扩大，各级新政权纷纷建立，急需充实大批基层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当地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运用党的组织原则和阶级标准，从社会底层选拔出在旧社会出生穷苦的实干型人材，把他们培养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工农干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人朴实，做事踏实，对党忠实。

　　这种用阶级观点选材用材的决择，无疑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国情，后来长期的实践也证实了：随着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工农干部，经过各种培训班短训之后，回到广大的工厂和农村，回到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用他们的“三实”作风，与那里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改天换地，让解放初期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地，犹如枯木逢春，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共产党就是依靠那个年代的广大工农干部，用愚公移山带头奋斗的榜样精神，一点一滴来感动人民这个“上帝”;同时也是仰仗着他们不辱使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把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一点一滴渗透到新中国大地的血脉深处。

　　此后，这种选拔和培训工农干部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沿用了二十七年，为社会底层工农兵队伍里的大批优秀人材通往上层领域，开辟出一条史无前例的“绿色通道”。

　　朱赞成和所有的学员一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是在这类的培训班里，从那些青年教员讲授的党史和工运史中，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这才逐渐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经过浴血奋斗二十八年，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帝国主义反动派，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培训班里的学员们，当然也包括朱赞成，尽管他们平生是第一次系统接受革命理论的培训，尽管他们受到了文化程度极低的制约，可是他们接受革命道理的自觉性十分高昂。这些学员都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人，对于新旧社会怀有鲜明的感性对比，加之教员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授课方法，不断地开导、启迪、拓宽他们的思路，很快也很自然地，学员们在认真倾听与思考之中，自己的心声与革命道理产生了共鸣。

　　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态度，使得朱赞成明白了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要为全天下劳苦大众谋求自由和解放的大道理;也明白了无数先烈们不惧怕抛头颅洒热血，面对着死亡放声大笑，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只要主义真”的崇高信仰;尤其是在革命理论的学习中，让他认识和记住了一切革命工作有两条根本原理：一条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条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教员们还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几乎是安排了对等的学时，让学员们分组进行自由讨论，以求达到速成消化的效果。教员们知道在短期培训中，也许对党史、工运史等理论的深厚内容，让这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很难都能记得住，更谈不上理解了，但是对于其中一些革命的原理和原则，只要能够组织和引导好课后的讨论，让学员们轻松自由地围绕着主题，用各自的大白话交流学习体会，就一定能够在相互启发中，共同分享大家学习的成果。

　　朱赞成很喜欢参加讨论会，看到人人争先踊跃发言，从气氛上就很能感染人。每次发言前，他都要认真准备一番。但是，有一天他猛地发觉，自己似乎受到了什么局限，虽然头脑里装进了很多刚学到的新鲜道理，却总也抓不住要领，不管他怎么准备，谈论起学习体会，总觉得不如别人认识深刻。可是过不多久，正当好学上进的朱赞成，为此事苦苦烦恼时，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一场率性真挚的大白话，不期而至地启发了他。

　　那一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基层工会的作用。讨论会开始后，许多学员也包括朱赞成纷纷发言，大家的发言似乎偏重于理论上的理解，逐渐地，讨论的气氛沉闷了下来，这时主持讨论的教员想要好好引导一下，结果他讲的也太过“知识化”了，讨论会还是不能够活跃起来。

　　就在此时此刻，有一位从山腰盐场来的学员，他的发言不紧不慢，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所有的人。这位学员以亲身经历讲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在解放前，山腰盐场也有工会，可是工会不给盐工们撑腰，每当粮价飞涨时，工人要求涨工资，工会不支持，还配合盐警队压制，结果连盐警队的盐警们都瞧不起这样的工会。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解放后新成立的工会，完全站在盐工的立场上说话，盐警要是敢打骂盐工，工会就挺身而出，敢说敢管，盐场个别领导想包庇不处理，工会就支持盐工们一起联名，向上级控告肇事的盐警，省里下来调查后就把肇事者除名了。这件事对盐警队的震动很大，现在他们对待盐工们的态度和蔼多了，对待工会干部也毕恭毕敬的。如今盐场的工会很有威信，盐工们都说是共产党的工会给他们带来了做人的尊严……(注：山腰盐场的盐警队在解放前夕起义，之后接受改编)

　　讲到这里，这位学员抓住主题，概括出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大白话。他很质朴地说：“说一千道一万，共产党工会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给广大职工带来做人的尊严”。

　　“要给广大职工带来做人的尊严”——就这么一句实打实的大白话啊，胜过教科书的千言万语，

　　一下子撞开了所有在座人的心扉……

　　是啊——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没有哪一个政权会像共产党，一上台就让最底层的人民大众得到了尊严。是共产党的农协会，让广大贫下中农得到了尊严;是共产党的工会，让工人群众得到了尊严;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让所有的劳动人民都坐拥同一个时代做人的尊严。“是啊，也是共产党给自己带来了做人的尊严”——朱赞成旋即忆起王传胪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惜那时对革命的道理懂得太少了，没能往心底去深记，而如今再次听到这样的话，心头萌发出一种由衷的大悟。

　　——从今往后，这句话让朱赞成牢记了一辈子，就是在走向刑场的最后一刻，也不曾忘记，只不过，这是二十年以后的后话。

　　在听完了这位盐场学员的发言，让所有人都获得一种茅塞顿开的启迪：原来工会工作看似有那么多理论和方法，完全可以用“一切为了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这样的大白话来加以简化概括。

　　接下来的讨论很快就热烈了起来，就连主持讨论的教员，也像是从那位盐场学员的发言里，猛然间找到了胜读十年书的灵感，他也趁势有感而发，把讨论延伸到“按劳分配”的作用上，之后还特意作了一番别有新意的解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告诉人们，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的作用，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制度来维护劳动者的尊严，让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和体面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能够获得合理的个人报酬，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个人价值”。这种临场发挥的见解，显然比教案里的定义更富有新意，也让学员们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了。

　　就是因为采用了这种平等互学的方式，才使得教员们在课堂上用“知识化”讲授的革命道理，不经意间就产生出大道至简的效果，让学员们易学易懂易记易行;也是这种简而有法的培训成果，持之以恒地影响到这些学员的一生，让他们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滋生出“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一种行为模式——无怨无悔身处共和国的基层，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的老黄牛。

　　通过这一次讨论会，朱赞成把自己的发言，与教员、同学作了比较，很快就找到了学习上进步不快的答案：是自己受到了人生阅历和眼界的局限。人贵有自知之明。出身底层的朱赞成深知，这种短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此时，他想起了上小学时老师教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古训，于是便暗暗地下决心，要积累自己的“跬步”。

　　工会培训班仅是个临时教育机构，但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而言，却是个很有感染力的崭新环境，满眼皆是新时代的新风气，这就为朱赞成开拓眼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解放初期，那是一个需要讲政治也必须讲政治的特殊年代。刚开始，对于“同志”这个称呼，还只是在革命队伍内部使用，相互之间称为“同志”，表示有着共同理想和平等的关系。然而培训班里的青年教员们，却善解人意地把这个称呼送给了每一个来报到的学员，他们没有称呼学员为“同学”，而是十分亲热地称为“同志”。开讲的第一课，教员就把“同志”的含义解说了一遍，接着就用粉笔在黑扳上，很端正地写下“同志万岁”。这让每一位学员都很感动，陡然间添加了几分参加革命工作后的自豪感。此后，学员们之间也都以“同志”来相称了。

　　就是“同志”这个称呼，让朱赞成发现到自己和所有学员一样，虽然彼此间是报到后才相识的，可是在一片 “同志”的称呼声中，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亲切与平等，更重要的是还能悟出志同道合的关系，在自然而然的接触之间，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整体。诚然，倘若客观地说，在这个临时的培训集体里，每一个学员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各自长期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痕迹，比如在学习和生活中知识化的“洋”味少，工农习惯的“土”味多，尽管存在凡此种种的一切，但丝毫也不会影响他们和教员建立起相互真诚、信任的同志式关系。

　　在接受培训的全过程中，朱赞成目睹了这些青年教员，显现在教学实践中的可喜收获，是他们把培训班变成了社会主义信仰的摇篮，也是由于他们精心安排和言传身教，让这些土里土气的学员们大开眼界，幸运地成为了新时代新风尚的排头兵。

　　出于工会工作的特殊需要，培训内容被安排得宽松而丰富。为了让学员们对工会工作能够有个全面了解，教员们带领着全体学员，来到一些企业观摩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比如蓝球比赛、拔河比赛等项活动，还来到一些学校或机关，向他们学习开展联欢活动的经验。回来以后，教员们就在培训班里也搞起拔河比赛和大合唱等项文体活动，这让每一个学员在参加之后，都能产生一种心心相印蓬勃向上的亲身体会。于是，教员们就告诉大家，工会经常组织一些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其内在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可以增强工会组织的向心力，培养职工集体主义精神，这在心理学上叫作培养归属感。尽管很多学员还搞不懂心理学和归属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可是教员们还是惊喜地发现，学员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特别地钟情《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曲，每当大合唱练习到这支歌时，只要教员的手风琴一奏响旋律，全体学员们立即激情饱满地放声歌唱，而且歌声一遍高过一遍。在每一次的练习中，朱赞成和一些男学员们，几乎都是用最放大的嗓音，豪迈地把最后几句歌词唱完。他们给教员的解释是，这支歌让人最动心之处，就是唱响每一句歌词，都能带来增添了力量的快感，特别地带劲，尤其是最后那几句。这番话让教员们在认同之后，感觉到特别地欣慰，太有理由为自己的培训成果感觉到自豪——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将这些工农出

　　身的学员们，培训出党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和力量。

　　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一晃眼就结束了。朱赞成和所有的学员们一样，带着意犹未尽和充满感激的心情，也带着被培训出来的新风貌，依依不舍地向教员们告别，又回到了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地工作。

　　第五章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从培训班回来以后，朱赞成的工作能力有了明显进步，在较短的时间里，他用崭新的工作思路，把浮桥镇店员工会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市里领导和市工会多次表扬。可是，朱赞成并不满足，他仿佛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使自己生命茁壮成长的元素，这种“元素”此时已经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当年基层干部们常说的“需要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

　　大约还是在培训班期间，朱赞成便萌发了想做党所需要的那种人的愿望，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愿望越来越加强烈。终于有一次，他到市工会汇报完工作之后，特地找到王传胪吐露出自己的心迹，他很激动地主动说出，想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想法。王传胪听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讲了一些入党的常识和要求。听了这些要求之后，朱赞成坦诚地谈出自己现有的差距，但是王传胪还是给予他极大的鼓励，让他先向党组织提交申请，做好接受组织考验的准备，同时还要求他趁着年青要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王传胪的见地是很正确的。由于长期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和影响，这几乎成为建国前后所有工农干部在成长中难以言表的短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这种历史的硬伤在日后逐步地凸显了出来。

　　所幸的是，朱赞成有着很强的上进心，他当时就被点醒了。是啊，干好革命工作不能离开文化这个本钱，他总算认识到自己干工作的“本钱”太少了。那还是在培训班摸底时，当得知自己小学毕业的学历已经不算低了，他在心里还有几分小小得意呢!就是在后来下决心要积累跬步时，也仅仅是认识到阅历和眼界不如人而已，可是现在再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他就明显地感觉出，自己不如人的地方还真是太多了——工作报告不会写，会议记录记不全，组织店员们学习文件和报纸，自己也单挑不下来，这些日常工作中的一切，尚需比自己文化高的同事来帮助才能够完成得了。

　　朱赞成在反思之中，想起了培训班上课时一位年青教员说过的话：“个人文化程度的高低，就像一只贮水木桶的围板高度，人的知识和经验如同水，被不断地装进桶里面，不管桶内的水盛得多满，水总是高不过围板的高度。所以说，谁今天不努力提高文化，他今后的工作水平，就一定会受到‘围板高度’的限制”——在当时，他感觉这位教员说得太知识化了，让人听后不甚了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仔细一琢磨，这话说得还蛮有道理的。

　　在解放之初还流行着一个牛气冲天的新名词。那时候，天下老百姓称道共产党的天下是“新社会”，于是乎“新社会”广泛使用的程度，堪与“新中国”媲美。“新中国”大多是官媒之说，而“新社会”大多是老百姓的口语。很可惜啊，在如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社会”似乎已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没了。

　　“新社会”新在哪里?忆想当年，共产党人刚进京执政初期，就是用集体“赶考”的诚意，开门见山干出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全民大扫盲运动;一件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一件是在全国禁绝毒品和改造娼妓的大行动。这三件事都是国家级的天下大好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够做得到的，就数共产党执政后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毫不含糊，打造出了一个现实版的活脱脱的崭新社会，让全天下的老百姓眼前一亮，齐声盛赞这是中华文明千年的大翻身!千年的大跨跃!

　　而在此时，如火如荼的全民大扫盲运动，让泉州地区的识字班、文化速成班、职工夜校遍地开花。朱赞成在心里想，老百姓生活在新社会里真是幸福啊，心里盼什么共产党就兴什么!不久，他就选择了报名市里开办的职工夜校参加学习——在那时已经算是“深造”了。

　　那时候的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是不带着半点儿功利目的，纯粹是为了能够做好本职工作而努力学习。凭着朱赞成当时已经提升的认知和觉悟，对于理解毛主席所说的“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

　　在浮桥镇大扫盲运动中，店员工会不是主角，但是朱赞成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一场全民运动的实质是“让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于是他主动把这项工作当成工会责无旁贷的份内工作，积极配合乡政府开展全乡的大扫盲工作。店员工会里的店员们几乎没有文盲，每个人多少都有点文化，有些老店员文化水平还不低呢，这个优势被朱赞成好好地挖掘了一番。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许多有文化的店员和镇上有文化的年青人挺身而出，自愿为扫盲班当老师，这让乡里有了足够的师资力量，很快就开办了多处定点的扫盲班。每当夜幕降临，全乡镇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与此同时，朱赞成把坚持参加职工夜校的学习，当成自己在文化上的翻身仗来打。在大扫盲的高潮中，朱赞成除了白天忘我工作，晚上还要到夜校里学习文化。职工夜校是在泉州市区内，离浮桥镇有十多公里，为了能够保证准时上课，朱赞成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从此风雨无阻，坚持读完了二年的学业，就是中途被调动工作单位，也没有中断在职工夜校的学习。在这一个过程里，他还把夜校的学习，与平时工作结合起来，自己模索出了一套颇有成效的学习方法。

　　这个时期的朱赞成开始格外关心起政治时事，逐渐地养成了爱看报刊的习惯，经常随身带着一本四角号码的老字典，遇到生字就现查现学。他还在工作中改变了公文和报告，皆由兼职文书代写的老习惯，遇事就自己动手先写个稿，而后让文书指导着修改，最后自己再工整地抄写出来。

　　在组织店员政治学习的时候，只要是不太复杂的内容，朱赞成感觉可以扛下的，就逼着自己赶鸭子上架，捧着材料照本宣科地念，每当念出错别字，有人发出偷笑声，他也不怕见笑，而是当场请教，知错就改，并诚恳地说：“我也算是半个文盲，欢迎大家为我扫盲”。

　　新社会良好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再加上他个人勤奋自强、锲而不舍的精神，朱赞成的文化水平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他二年之后从夜校学习结业，就其听说读写的水平而言，根据当年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评价，绝不会比当时的高中毕业生逊色。

　　正当朱赞成在职工夜校就读才大半年光景，突然有一天，市工会来电话通知，市委组织部来了调令，要求他三天内去市税务局报到。接完电话后，也许是这个调令来的太突然，朱赞成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产生了不想“挪窝”的犹豫。他不愿意离开已经熟悉的店员工会岗位，也不想离开已经很熟悉而又有感情的同事们和领导，在这种狭隘观念的支配下，他便下定决心跑到市工会试图说服领导，极力想争取把自己留在市工会……

　　这次调动的由来是：市工会早就把朱赞成列为后备干部来培养，经过一年多的培养和考察，领导们对朱赞成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决定上报市委组织部，提出调动其到市工会机关工作(成为脱产干部)，可是事情的结果，太出乎市工会领导的意外。经过市委组织部对朱赞成的考核，发现朱赞成不但政治素质好，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商业工作基础和经验。在解放之后不久，省里就要求各地市把国税和地税两个局合并，由于税务部门旧人员留用较多，合并之后需要充实一批新人，市委决定新充实的人员应具备政治和业务双重素质，组织部门就是根据这个要求，决定选调朱赞成到新的市税务局机关工作。

　　王传胪并不了解组织部的意图，他为了惜材不想放人，组织部来征求意见时他力争改变人选，结果被组织部长猛剋了一顿。那时候党内的组织纪律是很铁的，被上级扣上本位主义的帽子很不是滋味，刚进城的年代里党风普遍纯正，每一级领导对自己的党性要求，全都是毫不含糊的。当朱赞成来找王传胪时，他不但不听朱赞成的个人理由，反而先将其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之后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调令，这是市工会党组对你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考验。”面对着老领导的一脸严肃，朱赞成终于明白了这份调令的份量。

　　这时朱赞成还是一名“党外人士”，还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党性锻炼。起初他懵懵懂懂地认为，反正是调到市里工作，到哪个部门不都一样吗?当然啰，能选择留在市工会，对于自己对于工作都会更为有利嘛!

　　可是当他看到一向很亲近的老领导，态度是那么铁面无私而又饱含期待，即刻醒悟到是自己的行为已经与组织的要求存在差距了。响鼓无需重锤敲。老领导的态度让朱赞成读懂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个人对组织的调动只有服从和奉献。于是一个及时的猛醒，让他很羞愧地向王传胪检讨说：“党组织在培养我，我却很无知，光强调个人的理由，有负党组织的爱护和培养。我知道是自己错了，立即改正。现在就回去办理移交，保证按照调令上的时间去报到”。

　　对于一个刚走上革命道路不久的新同志，突然遇到关乎个人前途的选择上，常常会因为头脑单纯而出现一念之差，这个时候上级领导能及时地批评纠正，显得是何等的重要啊!许多年以后，朱赞成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他对老领导，对那时共产党队伍上下级之间纯正的同志关系，充满着寸草之心的感念。就在此事过后不到二年，朱赞成便当上了某局副局长，王传胪有一次遇见他，高兴地调侃说：“如果不是组织部长批评我，我再批评你，把你硬赶出工会，你的进步，怎么会这么快呀!”

　　诚然对于朱赞成而言，这次调动确实是他工作履历中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搜刮民脂民膏的旧税制，实行集中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势在必行的税收新政，是从建立纳税户必须凭原始发票申报纳税开始，这项工作的起步是十分艰难的。那时全国各地尚未实行统一印制的发票，工商户主的经营活动零星复杂，纳税环节多，容易发生错漏，此外各类工商企业的财务制度普遍不健全，所以在新政初期，社会上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不能适应泉州市经济建设对财力的需求，这就促使市委开始重视起税务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重新组建的市税务局，为了推行国家的税收新政，积极改进全市税收的征管办法，决定以城镇私营工商业户为征管重点，分别采取驻厂征收、查定征收和起运征收的办法。令人抱憾的是，虽然局长们的工作思路很清晰，可惜下面办税人员对于新政业务不熟悉，经常出现一些违纪收税的情况，导致推行新政的成效不明显。

　　朱赞成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市税务局报到，被分配到稽征股的专管小组。这个小组是负责检查指导各集镇申报站的工作。初来乍到新单位新环境，朱赞成给自己定位就是一名普通新兵。他每天自备水壶和干粮跟着一位老税务下到基层站点去检查工作。这位老税务是个留用旧人员，他的业务能力强，敬业精神好，待人真诚热心，给朱赞成留下极好的印象，就尊称他为“师傅”。

　　这位老税务也很喜欢新来的朱赞成，在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就发现朱赞成跟自己很对味，都属于在办公室里坐不住的那类性格，喜爱跑基层，哪个站点有需要就奔向哪里;他还发觉朱赞成十分好学上进，凡遇不懂的问题就逢人求教，不弄懂弄通决不肯罢休。让他更为惊讶的是，竟然发现朱赞成打算盘和查账的功夫与自己不相上下!朱赞成跟着这位亦师亦友的老税务，每天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对于业务便逐渐地熟悉了起来。之后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朱赞成很快就有能力独立发现和查处纳税户的违章案件了。

　　税务局的领导们对朱赞成进局后的表现非常满意，仅在周年之际，就让朱赞成实现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愿望。不久，出于工作的需要，朱赞成被任命为检查股(后改名监察股)副股长。在上任前，分管副局长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这位南下来到福建的北方老同志，在工作上有着敢抓敢管的魄力，还有着很强的党性和政策水平。他对朱赞成讲到了局里税务队伍存在着许多作风不正的现象，这些来自社会上的反映已经引起了市委的重视，要求税务局党组必须整顿作风带好队伍。为此，局里要求朱赞成上任以后，在股长到省局学习期间，要担负起全局整顿作风的大检查工作，对内进行作风和纪律的检查，对外组织纳税政策执法检查，坚决查处所有违法的人和事，从而推动内部的作风建设。

　　有了局领导的工作交底和指导，朱赞成很快就找准进入角色做好工作的关键所在。他首先狠下了一番功夫，把与其工作有关的法规和制度作了全盘的了解，同时对股里也进行新的分工，重新划分各小组与定员定岗，责任落实到人。他自己负责带领检查小组，深入到各基层税务所站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

　　大检查工作是在分管副局长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可是极难得的学习机会，朱赞成在耳提面命之中，深切感受到这位带有鲜明北方性格的上级领导，对于税务工作有着极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其能力也很棒，作风公道正派，拥有群众公认的威信。

　　通过大检查，对内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和涉嫌贪污的人和事，对外也查出了十几家私营企业造假账偷漏税的问题。每当朱赞成把查处的问题向分管局长汇报时，这位领导都要亲自过目原始证据等材料，一旦发现证据不全或者定性不准，就会严厉批评朱赞成，并且毫不留情地推翻他用加班加点才完成的材料，要求补全证据重新定性。倘若他发现朱赞成对工作产生畏难情绪，便会把批评变得更加严厉，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孰不知，这就是他进城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工作特点——以大公无私的威严，让部下把压力转化成动力。他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经常地严厉批评和严格要求部下，毫不顾及情面，严肃多于温情，习惯于用一种深藏恨铁不成钢的大爱，忠诚地为党的税务事业打造队伍，培养作风。

　　在那个年代，但凡有所作为的领导方法，都是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大事着眼小事入手，处处教育下级要自觉地干好本职工作，必须让他们懂得这是最起码的觉悟，凡是其中能得到上级表扬的，只能是表现突出或是特别优异者;如果发现下级做错事或者误了事，那么一定会及时给予批评指出，让下级知道错在哪里，避免今后再犯，否则便是自己的失职。这种以批评为主的领导方法，既是当领导的职责所在，也是管理干部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对在身边工作或者重用的部下，这样不讲客气的批评就更加严厉，更是家常便饭了。

　　而如今这些人已经被新一代人尊称为革命老干部，忆往昔他们刚进城“做官”时，盛行的就这种最经典的领导风范——“批评多表扬少”。正是这种严字当头的领导风范，一直鞭策着朱赞成在工作中快步地走向成熟。

　　这个时期的朱赞成，对于分管副局长的严厉批评，也是完全能够从党性出发，不但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还能把这种批评当成提高工作效率和能力的学习机会。每一次受到批评后，他都会自觉地对手头的工作做一番审视，检查与局长要求的具体差距。

　　朱赞成很佩服这位分管副局长丰富的工作经验。当时正处于“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为了防止出现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分管局长很重视接待上访群众、批阅群众来信。他还时不时地带着朱赞成对他们进行回访，认真倾听对方的看法和意见。不论查办大小案件，他都要求经办人员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案，绝不准许违规走样。每当办案中疑云密布时，他就会出点子，教诲朱赞成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走出机关扩大查访面，自己要参与调查取证，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然后亲自动手解剖麻雀。当股里把办案结果呈报以后，分管局长十分清楚在集体研究时，对于各种事实需要有客观的理解和共识，这是保证党委正确定案的先决条件。此时，他为了确保材料过硬，总是要用挑剔的眼光审查材料上每个细节，但凡认为内容不过硬，就坚决地退回，这时候对朱赞成来说是压力最大，锻炼也是最大的。

　　在分管局长的传帮带之下，朱赞成学习到了许多办结案件的好经验，他很快就能够恰当地运用到工作中，逐渐把握住办案的基本原则：一是要查核可信和配套的证据，二是要掌握好政策精神对基本事实作准确定性，三是要依法处理宽严恰当。在分管副局长领导下，他与股里的同志们一起成长着进步着，他们所有查处的案件，不但都得到局里的认可，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好评。

　　在“三反五反”中，市税务局内部查出了数名贪污蜕化分子，使全局工作人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与此同时，也查明了一批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中有的人还利用金钱女色等方式来勾引腐蚀税务干部，把他们拉下水，从而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市税务局对于这些人根据情节轻重，全部进行了公开处理，以此表明清除内部腐败的决心，受到了广大工商税收户的普遍称赞。

　　有一次，市工商联合会召开座谈会，局长指派朱赞成去参加。在会上，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对市税务局近期焕然一新的执法面貌，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和好评，而且要求朱赞成介绍经验。朱赞成就趁此机会，把局里关于提高办税透明度、采取民主评税、社会参与监督、违章处理办法等新出台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番很有条理的宣讲。

　　朱赞成的发言，引起了也来参加座谈会一位市委领导的注意，散会后他留下朱赞成与之交谈，对税务局执行制度的具体做法，饶有兴趣地作一番了解。通过这次交谈，这位市委领导发现朱赞成是一个既懂政策又懂管理的人材，而他自己分管的部门中，当下缺的正是这种干部。

　　不久，市委组织部长来找这位市领导商量干部配备工作，趁此之机，这位市委领导提出要调朱赞成到市民政局工作。这让组织部长感到有些为难。他知道，税务局党委已经把检查股拆分为监察股和税政股，拟任命两位新股长的审批报告，此时正放在他的案头上，其中有一位就是朱赞成，然而，这位市委领导提出的需要调人也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当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虽然全市工作处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但还是暴露出城区街道内，最基层组织的建政工作，仍然是个极其薄弱的环节，那里急需得力的干部去开拓局面。最终还是党性和组织原则，让组织部长选择了支持这项人事调动的意见。

　　组织部长对朱赞成并不陌生，前年从工会调出就留下颇深的印象，但这一次为了避免调动会有阻力，他巧妙地采用了“先借后调”的办法。不久之后，朱赞成被顺利地借到市民政局帮助工作，三个月后被正式任命为市民政局副局长，分管全市城区的街道工作。

　　1949年刚进城的共产党，在建立红色政权初期，全面取消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以后，随即就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市民的新课题。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积累了改造农村旧政权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与管理城市毕竟是两码事，所以，当时在缺乏管理城市经验和手段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探索之路。

　　解放前的泉州市，是一座工商业和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中等城市，又是专署长期所在驻地，国民党的统治根基比较深厚，对于过去旧政权的影响若不能彻底根除，城市里新的红色政权就不可能稳固。

　　朱赞成未到市民政局分管街道工作之前，泉州市街区管理的大体状况是：共产党在接管该城市政权以后，先是取消了城区的保甲制度，进而采用大民主建政的方式，把旧政权长期延用的如“治保会”、“灾民救济会”、“救火消防队”等自治组织，由新政权召集起来进行协商，推选有声望的民间人士，在城区内成立北、中、南三个镇级办事处，后来又改镇为区，下辖21个街巷委员会。由于街巷委员会人员构成复杂，不同阶层的人员观念和办事准则不易一致，结果被一些表面拥护共产党暗地利用基层自治的不纯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利用街巷委员会议事与办事制度不健全，在发放救灾扶贫款、组织社会民间活动中，经常个人自以为是，各行其事，挥霍浪费了大量的筹集经费，还存在着贪污犯罪的行为。更让市政府不能容忍的是，街巷里一些游手好闲的、对现实不满的各式散民，十分热衷传播境外电台的小道消息，每逢朝鲜战事或台湾海峡有点动静，这些人就异常活跃，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此，各街道办事处一推了之，说是公安都管不过来的事街道办事处也管不了，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

　　这些问题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出来，促使市委下定极大决心，要对城区基层自治组织进行全面整顿。于是，在1953年5月撤销市区内区级管理建制，把21个街巷委员会改称为居民委员会，直接交由市民政局分管。市委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赞成，对他寄以厚望。

　　此时的朱赞成年方24岁，参加革命工作不到四年，入党刚满一年，就出人意外被市委越级擢升为民政局副局长，还让他挑起城区内四个街道党总支书记的重担。这件事在当年，也曾引起市委机关的热议，有些人并不看好这位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就连那些熟悉和了解他的老领导，在为朱赞成进步而高兴的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这些人的担心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年新中国要完成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赶巧被朱赞成撞上了，也成了他赴任的一场大考。

　　此时的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基本国情，已成为新中国民主建政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1953年4月，政务院就发布在全国进行首次人口普查的指令，并确定以1953年6月30日24时那一刻，作为标准时间。

　　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尽管省、地、市各级领导都极为重视，然而作为最末端的街区如何对接运作，显然是朱赞成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此时的朱赞成并没有被组织上的重用而冲昏头脑，此前他在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那些老领导们给予自己不计较名利地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党性教育，让他清醒地给了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他淡定地认为自己职务上的变化只是工作的需要，在革命队伍里自己仍然是一名新兵，如今来到新的岗位上，只能用新的学习姿态来应对新担负的工作重任。

　　他已经从老领导那里学会了凡遇到大事，先认真学好上级文件的习惯。通过学习，他深刻领悟到这次人口普查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与党中央决定在同一年实行第一次全国普选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为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开篇鼓劲。党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给全国人民一个积极的信号：新中国从此走上了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康庄大道——党中央要用经济建设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新的人民政权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如此的解读中，朱赞成的热血沸腾了起来。是啊，党的宏伟蓝图给了那个时代无数向往共产主义理想新一代的年青干部，注入了可以把自己理想燃烧起来的新元素。朱赞成在心里默默地重温着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此时的他，坚信为党和人民干实事的盛世大舞台就在脚下，他决心以自己的全部热忱投入到现实之中，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好党员好干部。

　　朱赞成的人生理想在升华。此时的他，就像一株盛夏里迎着烈日茁壮攀高的爬墙虎，只要能为美好理想里的社会主义大厦遮阳挡雨，心甘情愿地奉献出生命里的片片绿叶。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是税务局分管局长曾经用毛主席的名言来教诲过他的话，此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朱赞成的行动指南。他在借调的三个月里，就对21个居委会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每个街道党支部里，不但党员的数量少，而且是文化低能力差，党支部在群众中威信和号召力不够，难以面向居委会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这才导致了居委会工作乱象丛生。

　　他在调研中还发现，闲散在街巷里的青年人，不少都是有文化有志向的，很愿意用自食其力的劳动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苦于无法实现就业，只得游手好闲蹉跎年华。他还了解到许多定居城区的归侨，他们虽然生活优越但十分爱国爱党，常想着为社会公益尽些绵薄之力，但又瞧不起只会上门动员捐款却干不出实事的街道干部。

　　朱赞成还在暗访中发现了许多很严重的问题：比如一些被政府划定为反革命或坏分子的人，在得到宽大处理回到城区居住地之后，并没有真正悔过自新，而是利用他们在社会经验和文化上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少数街道干部，怂恿妇女大搞迷信活动，教唆青年人偷看黄色书藉，灌输旧文化旧思想的腐朽影响，还会经常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趁机散布对抗政府的反动言论。

　　在一番深入调研之后，形形色色的问题千头万绪，时时盘缠于朱赞成的脑际，让他不停地昼思夜想。初次独挡一面的他，面临如此陌生而复杂的局面，试图使尽浑身解数，但仍然没能够找到开展工作的切入点。

　　此时，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时间表已经刻不容缓，地委开始全面地布署“两普”工作了，市委也组织起工作组随即开展工作，形势倒逼着市民政局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朱赞成的汇报。朱赞成在会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向局长和书记详细汇报自己调研的情况。局长和书记在认真听完汇报后，一针见血地明确指出：街道和居委会当前工作状况不理想，问题在于党建状况不理想，眼下的普查和普选工作在即，这样两项举国大事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必须立即从调整基层党支部下手。他们当场就授权朱赞成负责整顿原有各街道党支部和改建统一领导四个街道的党总支，重新搭建各个居委会的班子，还可以把流于形式的自治组织撤销掉，重新分类建立起不同的民主管理小组。

　　听完局长和书记的决策意见，朱赞成由衷地佩服。他在心里想，这两位领导真是有本事，自己汇报了那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们一下子就能理出头绪，找准切入点就果断拍板，那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经过他们举重若轻的指点，自己的工作思路立马就被点活了。更让他感动的是，两位领导共同鼓励他放开手脚干工作，只要是“两普”需要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局里就是你的后盾。

　　有了局里当家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朱赞成觉得心里格外踏实，在这样有魄力的领导手下干工作，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他很快就拟好调整各个街道党政班子的方案。这是一个思路活跃而又不失周密细致的方案——

　　解放初期的市民政局，是市政府最主要的办事机构之一，人事、劳动、侨务等事务统归民政局署理。恰好逢1953年市政府机构扩编，欲将上述职能划出，另起炉灶，朱赞成就抓住这一良机，在方案中提出从局里借用一批人员，让他们先到街道和居委会指导帮助工作，直至“双普”工作结束。

　　朱赞成又考虑到“双普”工作在即，若临阵换将过多，必然影响当前的工作。为此他决定，在对班子作必要调整的前提下，对于原班子大部分成员仍然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继续留在班子里发挥熟悉街道工作的优势。

　　根据朱赞成巧借东风的这种设想，为了解决街道干部文化低和政策观念差的矛盾，可以因地制宜向局机关巧借得力的人材，让这些机关人材以挂职或协助的方式，帮助街道完成这次政策性很强的“双普”工作。这样一来，既能锻炼机关人员基层工作的经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前途。对于这种两个优势互补、两个积极性一起调动的组织策划，无疑是一种极佳的方案，所以，很顺利地就获得局班子的通过。

　　街道和居委会的班子很快就搭建好了，少数不纯分子全都被清除掉。在实际运转之初，朱赞成非常注重抓好两个重点，这也是为了贯彻局里党政一把手的意图：1、突出党支部在居委会的核心作用;2、做好居委会工作一定要教育、组织、动员好普通居民群众。

　　至此，21个居委会的工作都是在各街道党支部的领导下展开起来的。新的党支部工作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在市委工作组的的指导下，各支部成员和机关干部编组蹲点，深入到各个居委会，全面布置和落实“普查”的宣传动员工作。

　　党做群众工作从来都是用宣传来打头阵，这也是朱赞成在工会时就学到手的好本领。他启动的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在城区的街头巷尾建立起党的宣传阵地。于是乎，各个居委会把“双普”的意义、内容、法定步骤和程序，以及党的相关政策，很快就变成为街头巷内的宣传栏和标语的内容。当这些宣传内容展现时，着实让不少有文化的居民们吃惊不小，他们发觉这些宣传内容不但浅显明白，而且富有新社会的时代感，能够把党的号召力，成为强烈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明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朱赞成懂得街面上的宣传效果是有限的，只有深入每家每户才能把“双普”的要求落到实处。于是他又组织各街道办起了“双普”辅导员培训班，把有文化的闲散青年们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培训让他们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入户进行宣传。

　　这是一个万众一心干实事的年代。那些从机关借用来的干部，工作热情无比高涨，无论是街头宣传，还是入户宣传，他们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这让居委会里的居民群众从中学习到不少党的政策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常识，从而意识到自己忠实地履行普通公民的义务，这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也是一件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大事。

　　入户宣传、登记、核对、复查，每个环节都是一个极其深入细致的工作流程，当年全部是依靠人工现场操作来完成的。朱赞成坚持身体力行，他和普通一兵一样，每一天都要抽出时间跟随辅导员一起入户检查和指导。午饭都是自备干粮，经常早出晚归，尽管工作条件很艰苦，但他每天也都在人民群众中接受教育和收获感动。正是他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真心的拥护和支持。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普选，都当成是自己有生之年第一次成为国家主人的象征，人人都倾注出巨大的热情，积极响应和全力支持。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在国家规定的标准时刻，全市21个居委会保质保量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普查人口工作(泉州城区总人口是96577)，受到了市委工作组的好评。

　　人口普查为“普选”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但是朱赞成和他的21个居委会，丝毫没有松懈自己的工作劲头。在工作实践中，朱赞成逐步认识到讲政治，对于建设基层政权的重要性。这一次普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向人民民主专政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要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各级人民政权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

　　为了保证被选出的人民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合法性，朱赞成的态度毫不含糊，坚持每一步都依法办事。他要求选民资格审查小组的同志们，必须按照毛主席颁布的《选举法》，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对所有登记的选民进行资格审查，若有疑问就找公安机关进行甄别，确保每一个合法选民都拥有选举权，同时对国家专政的对象一个也不能放过，由各居委会造册上报到派出所确认，不但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还要让居委会新建立的治保小组实行就地监督。

　　有效打击人民政权专政的对象，才能确保全民大选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与三反五反运动，促进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给予实施《选举法》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热情。

　　这一年12月底，全国各地同时启动普选程序。全市选民踊跃参加，把选举人民代表的日子当作节日，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秩序井然的聚集到各投票点，庄严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不久，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根据普选记载，全国各条战线众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当选为各级的人民代表，成为第一届人代会里最亮眼的强势群体，标志着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已经迈出了历史性关键的一大步。

　　朱赞成圆满地完成了“双普”任务，同时也为城区四个街道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此后他开始倾注全部精力，抓住机遇做好两件大事：第一是广开门路发展经济，为城区居民解决民生和就业问题;第二是组织成立街道基干民兵，配合公安建立起每个居委会的治安网，确保城区人民的安居乐业。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给了泉州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让朱赞成久困于心的难题，迎来了解决问题的大好良机。在泉州城区近10万居民里，有着许多手工业的能工巧匠，解放前夕的经济萧条，逼迫他们倒闭破产。这个时候，朱赞成就带着工商部门的人员上门动员，努力劝说这些人重新开店，为繁荣民间经济作贡献。不久，就有几家钟表和裁缝店开张了。此消息在城区传出，很快就有了跟风效应，城区街面上个体经济逐渐活跃了起来，待业青年就业难的问题也相应得到一些解决。但朱赞成并不满足，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居委会创办街道小企业的新闻受到了启发，于是就开始向一些侨属募捐，也向局里民政科争取到少量的扶持资金。虽然所筹集的资金有限，但他和街道里的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创办起了小五金加工、服装加工、糕饼点心加工等小作坊，这是泉州市最早期街道创办

　　小企业的雏型，后来发展成为街道解决居民就业的一条重要门路。

　　新中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概括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然而在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倚仗获得美国巨额军援的支持，不甘心其对大陆的捣乱和失败，不断加快了反攻大陆的脚步，似乎东南沿海又临战事!老蒋殊不知，毛主席人民战争“藏兵于民”的方略，此时正在福建前线的海防斗争中大显神威。据记载，从1950年到1971年，台湾派遣武装匪特窜犯泉州地区达数百次，由于沿海部队和民兵的严密防守，勇敢战斗，所有进犯之敌未能得逞，有的被全歼，有的被活捉，只有少数得以逃回。

　　1952年12月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1953年下半年，晋江地区实行普遍民兵制，全区编制内民兵总数达19万之多。就是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大好形势中，朱赞成遵循市人武部的布署，参加组建泉州市城区民兵营，成立起四个民兵连，其中有200多人组成基干民兵连，这是民兵营的核心力量，全部配备武器。从此，这支劳武结合，亦民亦兵的队伍，成为泉州城区保境安民和抢险救灾的生力军。在此基础上，朱赞成还在各居委会成立了联防小分队，负责捕捉特务和罪犯、监视戴帽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同时还担负夜间大街小巷的巡逻任务。在朱赞成主持街道工作期间，是泉州城区街道治安状况最好时期之一。

　　朱赞成在市民政局工作近三年，出色的政绩可圈可点，让市委领导颇为满意。不久，人们就从对他一项新的任命上看出，市委对他有着多么大的信任啊!

　　第六章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中国自古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经过近百年战乱和社会混乱，到1949年解放初期，广大农村赤贫化异常突出，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粮食问题成为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当时就有西方的政治家曾经预言：共产党政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信这个邪，以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迅速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生产力，让广大农民热情空前高涨，全国粮食连续两年丰收增产，然而这种传统小农生产的模式，无法解决新中国尽快走向工业化的问题。

　　从1951年到1956年，党中央开始引导农民走互助组道路，进而迈向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合作化道路。就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泉州市决定把市郊八乡合并成东湖、笋江、南台三个乡，在这一次干部调配过程中，市委决定调朱赞成担任东湖乡党委书记。

　　这又是一次出人意外的任命，让朱赞成缺乏思想准备，有一种突然被“改行”的感觉。在任命之前，市委第一书记和组织部长一起找朱赞成长谈了一次。朱赞成坦露自己从未做过农村工作，缺少经验和水平，改行做农村工作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上的优势。可是组织部长却不这么看，他说：“你原来没有干过街道工作，去了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干得很好，说明你的组织能力不一般，党的农村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你具备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又说，“为什么让你改行去抓农业呢?因为市里缺少能力和水平比较全面的农村基层干部。我们现在大办高级社，主要学习苏联办集体农庄的经验，可是国情不一样，不能照搬照学，要因地制宜。我们这里是闽南沿海地区，对面就是敌占岛，农村基层情况复杂，需要本地党员干部，而你是土生土长，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熟悉当地的民情，又有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的能力，我们组织部门经过考察筛选以后，认为即使让你改行抓农业，你也是有能力很快就扎根，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变外行为内行……”

　　市委第一书记郑种植接过话头，亲切地说：“小朱啊，你还很年轻，年轻就是为党和人民干工作的优势。况且你不但年轻，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在工作中边干边学，

　　肯开动脑筋，能开创局面。这次市委调你到农业第一线去挑重担，让你把东湖乡的几个高级社组织好，巩固好，把那里的农业生产抓好，把收购粮食的任务搞上去，保证让农民手中有粮，保证国家粮库也有粮，这样才能体现出搞农业合作化，对国家和农民是有共同的好处。现在我们已经把仗打完了，但国家搞经济建设千头万绪，首先不能不狠抓农业，尤其是要抓好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法子办工业，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打下的人民江山就坐不牢。为什么要在土改之后，党中央又提出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这个大道理。”

　　市委书记还谈了他对农村现状的见解：“如何引导和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农民善良、勤劳、朴实，愿意听从党的号召，对政府也很服从。但是也有不够好的一面，比如说受到封建陋习影响很深，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旧的生产习惯不易改变，表面上搞合作化轰轰烈烈，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部分社员入社后，觉得吃亏了，或者不习惯，又闹起退社，这种情况有被坏人挑唆的，有自己打小算盘的结果，也有干部本身工作作风的问题，总体情况比城市工作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市委书记还谈了期望和嘱托：“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到农村去工作只是‘改行’，市委是让你带着党中央的大道理，去那里结合东湖乡的实际，做一篇如何走好集体化道路的大文章。希望你能在粮食生产上大有作为，让农民们看到走集体道路未来的前景。这项任务艰巨而意义深远，仅仅用‘改行’的认识，是转换不好角色的。我们是站在新中国起跑线上大干社会主义，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本事。因此，你要准备脱掉几层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土改干部学习，向农民群众学习，向农技人员学习。你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

　　朱赞成带着市委领导的期望和嘱托，简朴低调地来到东湖乡赴任。他一踏上这片土地，马上就被碧绿田野里人勤苗壮的景象感染了。一块块农田里正在干活的人们，手脚忙碌不停地劳动着，那种耕作方式显然是有组织的分工，不论是锄草、施肥、浇地，全是分组在一块干活，井然有序，人们的热情非常高涨。朱赞成知道这是合作化后，组织集体劳作的情景。这让他忆起小时和家人改造菜地的情形，那时候在穷乡亲们的帮衬下，让他感受到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可是那种好处的局限性太大了，只能是一时一事的，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穷人继续受穷的命运。抚今追昔联想到党的农业政策，他从内心里不禁产生出颇多感慨：从前一家一户力薄人穷，谁帮谁都改变不了一辈子当穷人的命运，而如今党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实现了全村一家人，全社一家人，如此这般生产能力的巨大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凝心聚力啊!从今往后，翻身农民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开始越来越相信这是一个理想中的好模式：只要把中国的农民组织起来，让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凝聚在走集体化的道路上，这样才是农业上最好最现实的生产力。

　　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上任第三天，乡里的某高级社发生了一起社员闹退社的风波。原来在这个高级社成立之时，许多农民私有的龙眼、荔枝等果树也被无偿入社，引起了部分群众不满，眼下龙眼挂果在望，距离收获已不远，不满情绪又弥漫开来了，部分社员吵着要收回果树，不然就要求退社。但是社里领导的态度很坚决，私产入社就是公产，谁也不能私分，谁分就是破坏合作化。朱赞成闻讯立即赶去，经过深入调查，弄清了问题症结所在。他与乡里其他领导一起商量，决定遵照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要求各社各村领导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在巩固合作社工作果树入社的意见”的精神进行处理。

　　朱赞成亲自来到事发的高级社，努力说服了社里的领导，同意将社员入社的果树重新进行折价，分期还款。同时还决定挑选有经验的果农负责管理，实行定工、定产、定成本的三定一奖一赔(超产奖励、减产要赔)方法，以利于搞好果树生产，增加全体社员的收入。经过这样处理，部分社员的合理利益得到了照顾，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被调动起来，风波自然就平息了。这一经验在全乡得到了推广。

　　朱赞成一心要把市领导交代的粮食任务搞上去，特意下了一番大功夫，对全乡粮食生产进行细致地调研，在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后，决定要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逐步改变“种田没功夫，只靠手脚粗”的耕作旧观念。为了筹划好此事，他让乡里农技站选用矮化良种南特号，先在数十亩水田里进行试种，采用新技术实行选种，稀播种、育壮秧，合理施肥，适当密植。到了秋收，单季亩产竟达600多斤。这比传统耕作的产量，高出了二成多。第二年开春，朱赞成就在东湖乡各社各村，安排大面积播种南特和陆财号等良种，采用间作改连作的新技术。

　　在插秧之后，田野葱绿，水稻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朱赞成盼望着老天能够风调雨顺。为了来年进一步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他对这个丰收年的到来，充满着无限期盼。可是，在完全靠天吃饭的时代，农业生产上的风险，实在难以预测。

　　果然叵测，天公不作美。1958年7月中旬，晋江地区因风涝受灾，海堤决口365处，全区农作物受灾达100多万亩。

　　当连日的狂风暴雨到来之际，朱赞成看见洪水所到之处，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他心急如焚，连夜召集乡社领导开会，布署完分工后，他立马召集党团员和基干民兵，迅速组织起抢险队，带头冲进雨里、水里、泥里同大洪水进行搏斗。他们不顾危险，直奔受淹的房屋和仓库，从里面抢救人，抢救牲畜，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粮食与财物……

　　经过数昼夜奋战，洪水渐渐退去。当社员们看到眼前的灾后惨状，村村都是房倒田毁，家园残破凌乱，于是人人都无比痛心，一片唉声叹气。此时的朱赞成，心情比谁都沉重。天降大灾，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看到大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首先想到要如何安抚干部群众的情绪，如何鼓舞他们救灾的勇气和信心，如何把生产自救的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在安顿好灾后困难社员的生活之后，马上连续召开乡党委会、乡社村干部联席会、社员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及时传达地委、市委抗灾救灾的通知，全面布置“六抢”(抢排水、抢洗苗、抢收、抢种、抢晒入库、抢种晚地瓜)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竭尽全力投入到生产自救之中。

　　恢复灾难造成的创伤，既要抢救庄稼，又要整修房屋，到底是先顾生产还是先顾生活呢?乡党委的意见没能够一致，这让朱赞成十分为难，他知道救灾有轻重缓急，抢种庄稼不能违背农时，所以坚决主张先抢救庄稼，于是他拍板集中劳力参加“六抢”，也允许安排少数劳力抢修重点危房(仓库、学校)。可是，各社各村在执行的时候，却发生了村里干部偷调劳力为自家抢修危房，从而影响到“六抢”任务的落实。这件事被市里检查组知道，被通报批评了。受到批评后，朱赞成意识到是自己布置任务时有疏忽，被某些私心重的村干部钻了空子。这让他心里很恼火，但是此时头脑必须冷静，他先主动向市里作了检讨，把责任扛了下来。事后，他还是在社员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一些村干部。

　　朱赞成认真考量全乡的生产自救计划：“六抢”的重点是保粮食，保粮的重点是保社员的口粮。目前水稻损失已成定局，只有靠种地瓜来补救。为了不误农时，他果断要求各村在生产自救的第二阶段，全力以赴抢种晚地瓜，投入全部劳力，并要求每天报告栽种面积，由乡领导分头下村检查。

　　这一年，全乡的粮食生产因为天灾遭到较大损失，可是晚地瓜还是获得了大丰收。灾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当社员群众看到逐渐恢复的家园，在大灾之后，家家户户还能分到足够的口粮，人们开始笑逐颜开，欢欣鼓舞。他们第一次看到在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多力量大和能够战胜大天灾的集体优势，从中也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希望。

　　1958年开始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40条纲要)，并在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催生出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从此改写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

　　晋江地区在惠安县也办起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其后公社化进程迅猛推进。到了10月，全地区都实现人民公社化。由于没有经验，人民公社在创办之初，在规模上颇具以大为美的形式。此时，福建省各地区的行政区域为此也发生了些许变动。晋江县有两个乡5万多人口，以及南安县丰州区的部分自然村，与泉州市郊原有的三个乡合并，在新构成的行政区域内，分别成立了北峰、东海、江南人民公社。

　　在这次公社化班子的大调整中，朱赞成被调任到一个最大的公社——东海人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当时东海公社是泉州郊区辖区最大，人口最多，底子最薄的人民公社。市委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这个公社新班子的力量。尽管这次调动看似降低职务，但朱赞成毫不介意，认为革命工作重于官帽，心情很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调动。这也是那个时代良好的精神风貌陶冶“官场”的结果。那时党的基层干部，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讲究的是为党干事业，而不是入党做官。朱赞成就属于这一种，他一门心事只想干好农业的多种多收。而此时，在内心深处，还有个很大的心结，那就是，他忘不了市委书记交代的那篇大文章，至今还没有做好呢!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习惯于流汗水和打赤脚这种工作方式，开始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不解之缘。在平常，他经常和社员们一样参加农田劳动，休息时与大家抽烟喝水坐在一起，随时都可以了解乡情民忧;有时还打破常规，把会议搬到田间地头，与干部们现场研究情况，及时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深入实际的做法，既可以使自己做到工作从实际出发，还能学到不曾有的农业经验和知识。此时的朱赞成已经暗下决心，要把自己为党干事业的远大志向，终身定位在农业战线上，所以这次被调整工作，他不在乎职务高低，只要符合这个定位，他就认为还有莫大的机会，能够继续做好那篇大文章呢!

　　人民公社是河南省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大跃进中首创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崭新模式。在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后，紧接着新乡市七里营人民公社也成立了。当毛主席视察中看到“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字，很高兴地就表态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他认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在中国找到了一条以农业大发展促进工业更快发展的全新道路。很快，中央最高层的领袖们形成了共识，但是中央一线领导操之过急的意念却被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开足马力，连续地发表社论和长篇采访报道，高调宣传为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大办集体食堂等等好处，并且大规模系列报道遂平县、徐水县等地方大放“卫星”的经验，连篇累牍，耸动天下。从此，大跃进在高潮中偏题跑调，“浮夸风”随之铺天盖地，迅猛袭遍了全国农村。

　　朱赞成来到东海人民公社上任时，各地追求高指标、高产量的浮夸风已经蔓延开来。当时，福建日报整版报道了闽候县城门乡高度密植的经验，并配上一幅题为《越密越好》的插图，还发表了社论《水稻生产的大革命》。一时间，全省各地不顾实际条件，大力推行放胆密植、高度密植。刚开头，朱赞成对高度密植经验就持怀疑态度，从内心里，他对违反科学种田的行为，向来反感，可是当地委、市委层层动员和施压，也就跟随着去执行了。但是他还是感觉拿不准，就和老农们、农技人员一起商量决定，在精选良种后，仍然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进行“合理密植”，只是在插秧时，对种植密度略有加大而已。这件事让他在公社党委会上挨了批评，他不为所动，也不争辩。

　　尽管那一年秋季发了一次大洪水，但他所蹲点的那个大队，水稻亩产仍达300多公斤，获得了可喜的收获。想不到的是，公社向市里上报时，却虚报成亩产400多公斤。这让他异常气愤，径直来到市里，向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反映实情。不料，那位副书记反而批评说：“朱赞成，你太保守了，现在是形势比人强，你可不能拧着来。”说话间，他拿出一份福建日报递给朱赞成，指着说：“这是最新的社论，看看吧，万斤稻之路打通了。人家南平红旗公社晚稻亩产15648斤，闽候城门公社晚稻亩产19400斤，你们社呢，才报400公斤呀，差得太远太远啦!你再不好好学习，迎头赶上，迟早要被拔白旗的”。朱赞成看完社论《万斤稻之路打通了》，欲辩无言，默默离去。

　　朱赞成已经听说了，公社有人向市里反映他是“观潮派”，市里也有人评议他是“右倾保守”，关于这些非议，让他心生郁闷。他想自已是共产党员，对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可真是实心实意地拥护啊。该干的工作，再苦再累，没有怨言，可是让他搞虚报浮夸，学说假话，用做不到的事来欺骗党和群众，这种事不能干，这与执行党的总路线是两码事呀!他极不愿意用说大话说假话，去博取上级领导的好感与欢心。

　　再说了，一年以来发生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让他产生太多的困惑。1957年5月，党内开展整风，随后发动党外群众帮助整风，北京部分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也热烈响应，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甚至提出学习西方搞“政党轮流执政”。于是到了6月，党中央就组织反击。朱赞成当然认为反击右派是及时的，大快人心的。可是不久，形势的发展，让他或多或少开始有了困惑和疑虑。

　　后来人们从史料上获知，当年毛主席预测全国只有5000个右派，不知何因，主持反右斗争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反右打右中不作严格把关，允许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层层下达指标，导致在轰轰烈烈之中，扩大出五十多万个右派。这么大的打击面啊!让太多的基层干部开始想不通了——在整风运动中，事实上，真正向党进攻的右派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仅仅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的政府机关内以及部分高校，至于全国一般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厂，许多人只是向本单位党政一把手的官僚主义，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已，哪里会冒出那么多的右派反党?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在下达指标以后，机关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多数都是平时最敢向领导提意见的性情中人，把他们打成右派，让许多有正义感的同志开始倍感寒心，认为这是领导借运动整人、搞打击报复。当年福建全省划定的右派有7000多人，自此之后，广泛性群众民主监督的氛围不复存在，各地党政机关里的“一言堂”，渐渐地滋生暗成，让某些当权派学会了抱团取暖。

　　1957年夏季，晋江地区机关和泉州、仙游、南安等县市机关的一些干部在大鸣大放中，对某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南下干部，在工作和生活问题上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可是却被省委、地委视为反南下干部的风潮，被定为“地方主义错误”，致使许多原中共福建地下党的负责人、在当地人民中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遭受到了不应有的牢狱之灾。朱赞成不相信这些领导有什么错，对他们的不公正遭遇，心存愤愤不平。

　　就是在反右、反地方主义之后，朱赞成逐渐地发觉到，市委机关里也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办事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偏爱表扬和重用不顾实际可能，敢于提出高指标、说大话的人;同时也爱好上借用各种运动的到来，想方设法，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当大跃进高潮来临时，这种唯意志论和霸道作风，在机关逐渐站了上风，占居了主导地位，已经不是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的了。

　　朱赞成忽然觉得听党的话变得艰难起来了，然而实事求是党的一贯教导，党员的底线让他无法适应眼前的乱局。他想来想去，又觉得虽然自己的思想有些跟不上，但总不能置身在大跃进高潮之外，毕竟总路线、大跃进是党中央制定的，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理由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有办法纠正局部上的偏差，只是现在时候未到，再说往深处去想，自己眼下的工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他为了实现原市委书记交给他的“那篇大文章”，通过对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的长期学习，以及在农村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已经对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有了准确的解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收无收在于水，水为八字之首。

　　在回公社的路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拿稳了在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主意。在一次公社党委会议中，朱赞成大胆地建议：想要改变全公社粮食产量低的现状，离不开兴修水利。公社每年的旱涝损失严重，有必要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抽出一些强壮劳力，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工程。公社党委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分工朱赞成负责抓好这项工作。

　　争取到这项任务，让朱赞成感到称心如意，所以积极性很高，马上就行动起来。他先到市里水利部门联系，请他们派人来到东海公社，帮助搞水利新项目的设计方案。

　　请来的水利技术人员，都是带着大跃进的热情、干劲和思路，他们一来就放开手脚地开展工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很快就完成全社域内的勘察和设计。当朱赞成把方案向公社党委汇报后，党委书记和社长都高兴得合不上嘴。在这个方案里，抗旱机井就有近百眼，还有塘坝四处，排灌站五座，还有配套的干、支渠道，以及河道、沟壑的拦洪坝和防洪堤。

　　他们知道这个全公社水利方案一旦实现，东海公社的农业生产肯定要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不但毫无保留地支持，还心急火燎地催促着马上动手就干。

　　朱赞成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公社水利建设的高潮里，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用亲身的实践和体会，拓宽视野地看到了大跃进中的另外一面。

　　在大兴公社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社员、水利技术人员，连同党政机关干部、国企工人们都闻讯赶来参加，他们以昂扬的斗志和前所未有的干劲，投身到支援农业建设的洪流中，从而脚踏实地取得了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而且这些劳动成果在以后许多年里，肯定能持续发挥着长久的经济效益。

　　朱赞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能看到负面的也能看到正面的，他以比较清醒的思路，迎着正面而上并且冲在前面，像一团火焰燃烧着自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时正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最火红的年代，历史也是这样见证的：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民冲上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高地，这是新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初创大业的第一号高地，插在这个高地上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就算留下一些受人诟病的弹洞和残缺，但对于尚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年轻的共和国而言，它在自力更生中壮怀激烈的风采至今仍然是光彩夺目的——50年后全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旱，当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江西樟树市农村时，当地抗旱农民还十分动情地回忆说：“如今还是喝大跃进的水，种学大寨的田”。

　　到了1959年上半年，朱赞成负责的公社水利工程基本完成，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当年就发挥出效益，受到社员群众的高度赞扬。可是，公社领导层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朱赞成搞水利抽调的劳动力太多，影响市里给公社下达的炼钢铁任务，差点被拔掉了红旗。此时，还有个别人不干实际工作，专爱搬弄是非、走上层路线，向市里个别领导反映说，朱赞成经常在背后发牢骚，为被打成地方主义错误的某些领导大鸣不平。这让在市里搞“一言堂”的领导很是恼火，暗示东海公社班子的人搜集材料，想要伺机整治朱赞成一下。对于这些背后的小动作，朱赞成不知晓也无暇关注。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福建省委内部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把矛头指向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等人，因为他们在大跃进早期就觉察到了某些弊端，提出过大炼钢铁是劳命伤财、农业高指标超过实际可能等等正确的意见。在报经中央一线领导批准后，省委给予他们撤销领导职务和其他处分。紧接着，从省到地、市、县、社也开展一层层的“反右倾”斗争，还进行了“反地方主义的补课”。

　　在这场突然到来的政治风暴中，朱赞成遭受到了批判和斗争。由于是市里直接点名的对象，公社党委不得不召开党内扩大会议，对朱赞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和帮助。会上只有少数人猛烈地批判，还有一部分人跟随着附和，结果所批判的问题毫无说服力，反而还能够证明在大跃进中，朱赞成是公社少数头脑清醒、受到社员群众欢迎的好干部之一。公社书记和社长虽然与朱赞成在工作中，时常有意见相左，但他俩还是钦佩朱赞成为人正直以及工作能力，无奈在市委的政治任务强压下，让他俩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和斗争之后，他俩并没有发现朱赞成有实质性的问题，于是就选择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拖了二个月之后，公社党委在给市委的报告里，认为朱赞成够不上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条件。

　　显然，市委对东海公社的报告很不满意，于是便派出一位某部委的副部长，带着二个人来到东海公社。他向公社书记和社长说明来意，市委可以同意不定朱赞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还是认为其犯有“严重右倾”的错误。公社书记和社长一齐推委说：我们上报的材料已经很详细了，市里可以进行核查，如果确能证实朱赞成有现行“右倾”言行，我们党委马上就开会重新研究。这位副部长看到党政一把手的态度不冷不热，就决定自己搞实地调查，其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们实在是太朴实了，他们并不关心运动中的政治问题，只看公社干部们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多，谁对社员群众的困难关心多，谁为公社集体经济干的实事多，谁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党的好干部，显然朱赞成就是大多数社员眼里的好干部。当听说上面来人要整他时，社员群众自然争先恐后为朱赞成说公道话。经过这番调查，也让这位副部长多少改变了一些听来的对朱赞成不好的印象。他在临走时，主动找朱赞成谈了一次话。

　　这次谈话极有可能给朱赞成带来转机，但是由于他性格太倔犟，反而成为招致厄运的软肋。这位副部长在谈话中，先是肯定了朱赞成在大跃进中实干苦干的精神，同时也严厉批评他对反地方主义的不满，没有站在上级的立场上，爱在群众中发牢骚。他想要说服朱赞成，写个犯有自由主义错误的检查，由他交给市里去作解释，不料，却被朱赞成拒绝了。

　　朱赞成心有不服地辩解说：“为什么被打成地方主义的，全都是本地有声望的老革命?解放前他们在当地为革命出生入死，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解放后他们长期担任领导，下基层蹲点抓工作，不辞劳苦，千方百计关心人民疾苦，为基层办实事解难事，下边的干部群众太熟悉了解他们了，对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突然之间把他们打倒，有的还开除党藉关进大牢，多么残酷呀，这让当地有太多的群众想不通，看见我们干部一来就追问，是不是现在天下打下来了，共产党在内部也分山头搞派系，也开始学会对自己人打黑枪?这种事连我都想不通，怎样回答才好?我向市里反映了，市里也不解释。群众见不到市领导，只能见到象我这样小小干部，见到就问，问多了，三次五次要不要回答一次?我与地下党老接头户一起交心谈心，是自己的同志嘛，当然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算犯了自由主义错误?”

　　朱赞成还尖锐地反问道：“我们基层干部在大跃进中，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水里泡泥里滚，整个人快成了泥猴子，心里只有任务和指标，没有老婆和孩子，到头来反被指责犯右倾错误，没完没了挨批挨斗，而你们市委机关里就有个别领导，白拿工资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了，养得白白胖胖，市里连个批评都没有，到底是干工作的人右倾，还是在家带孩子的右倾?市里领导不就是因为她是南下来的，不敢管嘛!”

　　朱赞成在公社召开批判会时，还算能够冷静对待，毕竟是来自同级、下级和群众的声音，就算有失偏颇，还是可以理解和忍受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现在是来自“上级”的声音，这个声音曾经教导过他要疾恶如仇，而如今却是如此不讲道理!

　　……看着朱赞成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委屈倾诉出来，这位副部长就耐心冷静地听着，听着，坐在旁边的另一位同志不停地记录着，记录着。好一阵子，当朱赞成把话说完之后，副部长立即神情严肃地追问道：“你说的在家里白拿工资带孩子的那个人是谁?”朱赞成从容地脱口回答：“XX局某副局长”。副部长沉默不语了。他知道，朱赞成讲的问题是实话——这位副局长南下之前，在老家只是个村妇女主任，跟随丈夫南下到福建后，丈夫当上了地委组织部部长，她也当上市里某局的副局长，生下第三个孩子就不再上班，拿着工资在家带孩子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件事在市委机关影响极坏，可是没有人敢提意见。现在被朱赞成端了出来，他知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这位副部长回到市里，心情复杂地向市委汇报了对朱赞成调查的情况。汇报中，他还是很客观地谈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要认定朱赞成有右倾错误，事实材料还是不够充分。可是，市里负责搞运动的副书记，在翻阅调查材料时已看到了谈话纪录，他听汇报时不动声色，不作表态，事后却把材料报到了地委。不久，地委主管运动的副书记就表态说：朱赞成是个漏划的地方主义分子，这次得让他补上这一课。

　　1959年底，朱赞成被市里划定犯有地方主义错误，当作为党内的“不纯”分子，被撤销职务，保留党藉，下放农场劳动。然而，他能够保留党藉，还是公社党委书记和那位副部

　　长为其争取的结果。

朱赞成

目录

第一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第二章出身贫苦人家

第三章新中国获得新生

第四章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第五章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第六章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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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赞成

目录

第一章 吃水不忘挖井人

第二章 出身贫苦人家

第三章 新中国获得新生

第四章 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第五章 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第六章 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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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第一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第二章出身贫苦人家

　　第三章新中国获得新生

　　第四章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第五章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第六章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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