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赞成

　　第七章  仗义执言与微言大义

　　面对无妄之灾不期而至，朱赞成虽然心理上有一定准备，但此时内心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怎么也想不通，只是因为同情和打抱不平，也会被打成地方主义坏分子?自己哪里够格呀!他早就听说了，凡是在省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几乎都是当年福建革命老区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铁杆共产党人——陈贵芳、黄国璋、林汝南、许集美、王一平等人，虽然自己不认得这些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可是当年逃避抓壮丁时，这些人的名字已经是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悬赏告示上，老百姓经常能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列于榜上，然而在老区人民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一群响当当的铁血好汉!而如今革命成功了，国民党反动派被赶走了，这些铁杆的共产党人，怎么就变成了“不纯”分子呢?太让人想不通啦!

　　其实那时候的朱赞成，似乎对于“组织”的看法，也产生出了难以扫除的迷茫——1952年高岗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干部路线，提出党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的问题，结果触犯了高层的众怒，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联系到当下福建的反“地方主义”，似乎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朱赞成闹不明白，不论红区还是白区的党组织，不都是共产党的党组织吗?为什么在福建就不能一个样呢?北方南下干部和本地老区干部都是解放福建的功臣，为什么福建省委就要像打高岗一样，非要把地下党的老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在党内光明正大提出些不顺耳的意见，就一定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人死地而后快?看来“组织”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纯洁，高岗提出白区红区的问题，也许是他个人察觉到党内不但有山头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宗派问题——不可否认，毕竟朱赞成是置身最基层工作，当时他仰视这些高层问题，难免产生雾里看花的迷茫。

　　朱赞成永远忘不了历史的那一幕：1949年8月31日那天上午，他挤在人群中围观中共泉州地下党千余人的队伍开进城区，为首的就是许集美、朱以斌、郑种植、朱汉膺，全城人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兵不血刃先期占领了泉州城，而后在下午，又组织全城老百姓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自己也是从那一天获得了新生。

　　孰能料到，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震惊福建政坛的一桩特大冤案，突然之间就在晋江地区发生了。当时，除了地专机关、泉州市委机关和各县错打了数百名右派以外，地委还向省委上报《关于晋江地区在大鸣大放中发生反南下干部风潮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把许多基层和机关干部在大鸣大放中，对极少数南下领导干部进城以后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工作作风霸道和生活上腐化，以及在婚姻问题上“弃旧迎新”等问题，在党内提出善意而又尖锐的批评意见，全都被歪曲夸大为“掀起反南下干部的风潮”，闹得整个地区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颇有小匈牙利的味道。省委不经认真核实就接受了这个报告并上报中央，要求为“反地方主义”定调。

　　10月以后，晋江地委公开打出“反地方主义”的旗号，揭发批判地委常委、专员许集美、委员郑种植、朱义斌、林汝楠、饶云山等人，而后上挂下靠，把反地方主义的范围扩大化，又把从专署到县区的一批原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都包括进去，在批判揭发之中不断发酵，上了纲再上线，于是斗争就从批判“地方主义”风潮，改变为揪“地方主义”的反党分子。如此不寻常的棋局中，许集美、郑种植、朱义斌等人被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同时还把饶云山、林汝南、朱汉膺、康金树、辜仲钊等人，以及地专机关局一级部分科局长也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分子”。这些人都被开除党藉，有的投入监狱，有的开除公职，或者下放劳动。几乎是同时同步，晋江地区反“地方主义”的滚滚浊浪，也迅猛异常地袭向闽北福安地

　　区、闽西龙岩等地区，全省因此遭受到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达一万多人，远远超出全省各地打右派的数量。这桩福建省的特大冤假错案，跌宕起伏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项南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才在形式上获得公正解决。

　　由于反“地方主义”的矛头，是指向原老区地下党的老同志，而这些老同志当年在白色恐怖的斗争中，与当地人民浴血奋战骨肉相连，在革命老区享有崇高的声望，那里的人民对他们信得过，打死都不相信这些人会反党呀!老区人民憎恶反“地方主义”的倒行逆施，认为把这些久经考验的铁血共产党人，在反右斗争中同“右派”捆绑起来一起狠打，就是想要砍倒革命老区这杆红旗。好在老区人民心中都有杆称，知否知否?这应是一面被鲜血浸透的红旗啊，它是老区人民用无数牺牲坚持到底，才得以彪炳共和国的史册啊!在如此一方印记鲜红的土地上，那些在反“地方主义”中被打倒的老同志，自然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他们虽然人被打倒了，依然民望不减，拥趸无数，朱赞成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朱赞成只是个同情者，也遭受到不公正的株连，但他自知与那些老资格的地下党老同志相比，组织上对他的处理还算是从“轻”发落了，所以，当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后，朱赞成二话没说，带着满腹的憋屈和困惑，独身来到泉州市第二畜牧场报到。

　　泉州市第二畜牧场座落在市郊东部，是个以养猪为主的农场，还经营小规模的果园和农田，才创建一年多，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朱赞成下放农场仍然是“干部”身份，可是农场按照市里的指示，把他安排到养猪队的班组参加劳动。从此，朱赞成在这里开始了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说句大实话，朱赞成并没有把下放到农场改造当成一件人生失败的事情。他从参加革命工作之初，就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入党提干，当年只是想学着共产党人的好模样，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自己入党提干后仍然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事到如今，他心中充满委屈和困惑，但在思想上并没有为自己的直言犯上而后悔，曾经有过的是，他不知扪心自问过多少回，每一回总是对照着党的一贯教导，念兹思兹，无愧于党。既然如此，为了坚持真理而惹祸上身，惹出了自己就得扛下来。在大是大非面前，朱赞成从来都是一条硬汉，不吝急公好义，敢于仗义执言，这是他一生不变的刚烈性格。想当初，为了给被开除的店员讨回公道，他不犹豫不动摇，挺身而出，不讨回公道绝不罢休。正因为有了这种纯粹闽南人硬汉子的性格，也让朱赞成在其一生际遇中，每次吃过眼前亏后，总是能够豁达释怀，凡事提得起放得下。在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沉默、苦恼、憋屈之后，他很快就摆脱了一切苦闷和委屈，开始回到了现实之中，用心地规划起“新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朱赞成此次丢官之后，能够平静地接受削职为民的命运，这也是受到历史背景的支配：那个时期是共产党执政的初期，但凡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对于官场失意的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究其原因，是固有的平民本色尚未褪色，退出官本位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太难做到的大事，更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从文革以后一大批从中央高位，回归原点的工农干部身上，人们也可以看到，那一代真正共产党人能上能下的时代风采。

　　朱赞成被安置在靠近猪舍旁不远的一排小平屋里居住，每天都和养猪班组的职工们一起准备猪饲料，挑食喂猪，清扫猪舍，还要把猪的粪便挑到一百米外，积存在几个很大的蓄粪池里。那时农业上极少有化肥可以使用，主要是依赖农家肥当家，这就使得大蓄粪池既是个“聚宝盆”，也是个“大污染源”。每逢刮起东南风，从池中发酵出臭哄哄的气味，随风飘进职工居住的小平屋里，甚是令人难闻难忍。更为糟糕的是，已经接近炎炎夏日的来临，天天蚊蝇成群，让人无法驱赶，人们白天不得不尽量关闭门窗，忍受着闷热的煎熬。尽管如此，职工们对于蓄粪池还是爱恨相交，难舍难离。个中缘由是，几乎人人都需要利用周边的空地，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小块自留地种蔬菜，而施用过发酵后的猪肥，种出的蔬菜长得好极了，职工们岂有不爱之理呢!再说，畜牧场的领导也甚是开明，畜粪池虽说用途是为果园和农田积蓄肥料，但是为了弥补养猪队员生活环境上的亏欠，场部领导表现的很大气，权当作一种“福利”，准许职工们自觉地限量使用。

　　朱赞成下放到畜牧场不久，国家农业形势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59年、1960年连续遭受严酷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生产不断减产，城乡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时，党中央除了采取措施纠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外，还号召全体人民用“瓜菜代”，以应对出现的严重粮荒。

　　这个时候，安心于农场改造的朱赞成，也在小平房不远处开垦出一块不大不小的荒地，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种蔬菜，而是全部种上了地瓜。旁人不理解地询问他，朱赞成便作自我调侃，戏说自己是个懒人，只能干些省工省力的懒事。转眼工夫，收获时节到来，使用猪粪生长出的地瓜硕壮无比，一块不算大的土地里竟然收获了好几百斤。这让朱赞成喜出望外，从家乡叫来爱人帮助一块收获，其后两个人用板车拉回老家。在那个闹粮荒的年代里，一个家庭能有如此收获，自然引来许多人的羡慕，消息传到了市委机关，有人说朱赞成这是因祸得福。此时机关里是如何评说，对于朱赞成已经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收获地瓜，好让全家人度过勒紧裤带的艰难日子。

　　平时人们很少看见朱赞成在自留地下工夫，此时瞧见他的收获真是不小，这才理解他说的懒人爱干懒事是啥个意思了——种植地瓜就是比种蔬菜省工省力，又特别能够充饥顶饿，这正是荒年里最实惠的口粮。不久之后，就有不少人也跟着学他，改种地瓜了。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畜牧场的职工们真是得天独厚，因为他们有开明的领导，又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良种、良田、农家肥和自留地，这些公有制的初始条件，都能让只要能够吃饱肚子就有着使不完干劲的职工们，更加无比地热爱自己的农场。因此，农场里各项工作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经常受到市里的表扬。

　　这种现象引起了朱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他从中发现第二畜牧场在管理上很有特色：一方面是在职工层面上的管理教育，领导绝不滥唱高调，只要求职工做到“先公后私”就好了，标准就是他们要努力完成农场分配的劳动定额，在此前题下，适当地照顾他们合理的私心也无妨。这样的标准很容易让每个职工们都产生认同感——效果是很明显的，农场的定额总是会被职工超额完成。另一方面是对干部层面的管理，关键就抓住一条：是干部，就得大公无私和廉洁奉公，否则，领导先有一分私心，群众就会多冒出十二分的私心。朱赞成突然感悟到了人民公社党政班子整体素质的重要性，此时此地，在他的眼里，第二畜牧场就是一个人民公社被缩小的理想模式。

　　根据朱赞成下放以后长期观察的结果，第二畜牧场的领导真是好样的，他们工作作风朴实无华，没有任何赶时髦的高调和浮夸，因而只需用自己默默的实际行动，处处以身作则，领导、影响、教育着职工，带动着全农场人人都必须干好本职工作。他们在工作上敢抓敢管，铁面无私，但对职工的生活十分关心，知道他们仅靠国家定量无法吃饱肚子，所以允许职工开垦有限的自留地，而自己却不去种一块自留地。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职工的议论，因为他们个个大权在握，掌管着当下社会上最紧俏的物资，管不好自己就无法教育别人。到了60年代初，共产党执掌政权也有些年头了，渐渐地从干部队伍中滋生出一些特权思想，让人民群众有些看不惯了，甚至到达反感的程度，以致一些干部在群众中间丧失掉威信，从而党在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有所下降。然而，朱赞成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畜牧场的领导和朱赞成一样，也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第一批工农干部，可是朱赞成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超过自己的优点。

　　朱赞成发觉，畜牧场的领导按章办事的能力特别强。他们为了办好农场，四处取经，然后按党政分工和业务分工，结合实际制定出完整的规章制度，尽管内容不多，但有一条是一条，任何人不能违反。这一套制度看似计划经济的产物，但也很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还带有现实的政治标准，被畜牧场的领导当成经营管理上的法宝。他们就是靠着运作这种规章制度，管理出一个井井有条的生产经营模式。

　　畜牧场的经营，划分为农、果、畜的生产和出售，重点是饲养生猪，保障市区商业网点能够按计划向市民供应猪肉。除生猪的生产计划是市里下达，农、果的生产计划则是农场自定，产品统一由市里调拨，一律按国家收购价进行结算。所以，只要畜牧场各项生产任务完成得好，自收自支总能够很好地平衡，因此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它成为泉州城区最主要的副食品供应基地之一。

　　由于场领导都能够自觉地按章办事，且廉洁奉公，率先垂范，这里没有走后门的情况发生。所有的生猪出栏，水果收获，花生和大豆出库，全是按照市里商业局的计划，如数调拨给国营的供应点，局里每年都下来对帐核查，从未发现隐瞒和错报。

　　朱赞成认为畜牧场的领导，在保持本色方面做得很好。场部有规定：每一位场领导除公出外，每天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每一位场领导都能自觉地跟职工一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并且养成传统，雷打不动。关于这一点，朱赞成就有过亲身感受。有一次，场长来到养猪队一起清扫猪舍，他向场长提建议，为了人畜共同健康，畜牧场要去请市里防疫站经常来，给猪舍和蓄粪池实施消毒。场长马上就接受。果真打那以后，市防疫站每半个月就来消毒一次，夏季是每周一次，让养猪队的环境卫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当1960—1961年的灾情不断扩大时，畜牧场的生产和生活均受到严峻考验，由于场领导的威望在职工中已经有深厚的基础，两年间数次大台风、大洪水来袭，全场干群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职工们舍命忘家地守护住仓库，守护住猪舍，守护住果树……为了保卫这些畜牧场的财产，没人去顾及私家的那点小菜地和小平房……遇到在救灾的关键时刻，场部总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及时组织起几支还饿着肚皮的职工队伍，行动果敢地进行抢险救灾，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大天灾，使得这个全市十分重要的副食品基地，安然地度过了难关。在如此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之后，朱赞成越来越钦佩该农场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

　　还要多说一句大实话，在下放第二畜牧场的三年里，朱赞成并未受到多少歧视。这是因为场里领导对这些出于政治原因的下放人员，无论是右派还是地方主义不纯分子，只要求他们能够遵守党纪国法，以政治上不逾矩为准则，同时还必须遵从场部的规章制度，在此限制之内，对于他们的管理还是相当宽松的，几乎就是让他们和普通职工一样参加干活，天天按时从事有定额的劳动。这些人原本不是机关干部，就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干重活或脏活并不习惯，场部就交代队里根据个人身体情况，予以适当照顾，然而当事人似乎也挺有“觉悟”的，都明白要过好思想改造这一关，必须干活不怕苦和累，为此他们也挺乐意与职工们打成一片。

　　在职工的层面上，这些农场职工原本就是些普通农民，他们天性淳朴厚道，对于政治内容不明就里，也没有多少趣兴，所以在心理上对于落难官员或者右派分子，并没有天生的敌意。现在又见这些曾经是“人上人”的人，能够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主动地要与自己交朋友，自然是平等相待，敬尺还丈，处久了也就是感情第一政治第二了。在劳动中，农场职工主动帮助身体不好的改造人员完成劳动定额，这种“好人好事”的情况是经常性的事儿。在平日休息时间，大家也是在一起不分彼此，聚集起来打牌下棋、聊天闲谈、抽烟喝茶、钓鱼捞虾。就是在这种农耕式的生存环境下，使得那些原本心事沉重的不幸之人，来到畜牧场以后，多少也能寻找到一些超脱政治桎梏的生存乐趣。难怪在后来的平反大潮之后，一些尚存道德良心的右派大人物，在撰写个人回忆的文章里，也坦承是这些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用他们天性的淳朴和善良，让自己在逆境中找到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殊不知，前苏联改造不同政见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是采用“劳改营”的方式，集中起来进行封闭式改造，那些地方阴森恐怖，尸骨累累。然而，新中国对于这类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将他们“下放”到广阔天地最平民化的生存地带里，让他们在底层劳动人民中间接受“改造”。而且还有不少人在改造期间，仍带着工资或生活费——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归属于国家体制内供给(尽管有一些高薪者被降低原工资)，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仍是有保障的，而且还远高于底层的一般劳动者。这就充分显示出，当年共产党在讲究专政的条件下，“给出路”的政策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仍然坚守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光芒。

　　朱赞成就是在这段“给出路”的逆境中，充分利用“无官一身轻”的大好时机，把逆境当成自我学习的大课堂，他一边劳动改造思想，一边自我燃烧思想。回顾初到畜牧场时，朱赞成为什么在自留地里只种地瓜不种蔬菜?其实他心里早有个小算盘，那就是他已经谋划好如何抓紧时间，要安排好个人的自学计划，他太渴望通过有计划地自学和思考，去弄懂弄通太多困惑已久的思想问题。

　　于是，朱赞成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来到队部、场部收集旧报纸或旧杂志，带回宿舍有空就认真阅读。他把大跃进中有关的重要报道，以及发表的中央各领导的讲话，用剪贴的办法做分类整理，进行不断反复地学习、对照、分析、比较，渐渐地对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人民公社等新事物的出现，在认识上逐步有了一个清晰的背景轮廓。

　　有一次朱赞成在无意之间的翻阅中，看到了《党内通讯》上发表的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给全国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这让他十分惊喜。对于这封信以前只是听说过，当时他已没资格听党内传达，并不知道其中内容。此时此刻，信里的内容就像磁场，牢牢吸引他的双眼，逐字逐句，连续阅读了好多遍。

　　这封信专门提出在大跃进高潮中，各级干部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1)包产问题。毛主席强调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朱赞成认为，这不正是在支持基层干部不要唯上，要实事求是反对胡吹吗?(2)密植问题。毛主席主张应同农民“商量决定”，反对“死硬的命令”。朱赞成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从毛主席这里找到了支持自己的根据。(3)节约粮食问题。毛主席反对“一切大话、高调”，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朱赞成认为，毛主席抓住了民生，就是抓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4)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毛主席不赞成盲目决策，主张“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同时实行”。朱赞成不得不钦佩毛主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艺术，是实干家的见地，实干家的高手。(5)机械化问题。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真是具有领导农业大国最高领袖的气魄和眼光——先搞土地改革，再搞农业合作化，用集体经济把小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以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逐步让机械化不断取代现有农业的人力劳动，促使农业生产走向新的技术、新的分工。(6)讲真话问题。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不可讲。”朱赞成据此认为，大跃进中，毛主席是党中央反对说假话的第一人，也是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冒进的第一人。

　　朱赞成一连好几天，收了工就学就想，睡觉前再学再想，爱不释手。他越学越想越了然于胸。毛主席在信中用鲜明的观点要求六级干部们，在大跃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只唯实，反对说假话说大话;主张讲真话、坚持民主精神，要在严谨的科学试验中进行探索，反对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读完这封公开信之后，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封公开信里讲的六件大事，当时全党马上就层层组织学习、讨论、总结、提高，那么，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哪能发生后来偏题跑调的乱象呢?何至于后来又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呢?毛主席在信里讲的六件大事，件件关系到广大农民吃饭的大问题，关系到搞好中国农业的大构想，可谓是眼光独到，殚精竭虑。此类的国家大事，唯有他老人家想得深，想得远，想得细，令人万分钦佩。

　　朱赞成以前也曾读过毛主席的若干文章，只因为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总认为治国论道是党和国家领袖层面上的事情，而基层干部只要听从党中央的、干好自己的基层工作就行了，所以学习毛主席的文章通常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现学现用，够用就行。此时他身处逆境，为了在困惑中能够寻找到思想答案，这才让他有机会沉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也让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领略到毛主席文章的领袖水平和人格魅力。未了，朱赞成只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学习这封短信的读后感——毛主席已经察觉到了，并且正在纠正全国大跃进和中央某些领导的偏差。

　　比如公开信里说：“应该说，有许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这段话让朱赞成看到了大跃进中的毛主席，自己一旦发现问题所在，就带头针砭党内时弊，带头揭露讲假话的源头，表现出不遮丑不护短的公允态度，公开给不唯上只唯实的基层干部撑腰。又比如，当看到毛主席在信尾“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这一段话时，让他感受到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多听下面的意见、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这些正是毛主席在大跃进中，希望能畅通无阻地走群众路线的一贯主张。特别是，毛主席在信里坦白地承认“自己在这里唱低调”，不怕事后被称作“保守主义者”，这让朱赞成看到了毛主席在大跃进的大棋局中，既有号召“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大智大勇，又有在过热之后率先“唱低调”，不怕当“保守主义者”的冷静态度。

　　朱赞成是个能够勇敢独立思考、不爱给自己思想设限的人。他发觉手头上拥有的学习材料太有限了，难以打开自己的思路，于是就悄悄通过好朋友、老领导的关系，又收集到了一些只能在小范围内获知的有关资料。他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头绪，把报刊上公开的和内部学习的材料中，有关两大领袖在大跃进中的报道和言论，挑选出重点排列出主要内容，而后努力地领悟和解读——

　　1958年1—3月，毛主席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搞总路线、大跃进。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要过关了。毛主席不信，给他浇凉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和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也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争先，搞得天下大乱……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1958年5月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主席明确总路线大跃进的政策方向，提出15年超过英国。

　　1958年5月下旬，中央通过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生产纲要，即400斤(秦岭以北)、500斤(黄河以北)、800斤亩产纲要(长江以南)。

　　1958年6月14日，在全国妇联党组会上，刘少奇主席提出办大食堂的设想，认为会吃得饱吃得好些，还节约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主席要搞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提出四十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视察，提出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二、三年。赶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病老生死都在这，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寿张县公社干部汇报：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刘听后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当常熟县某个乡的党委书记汇报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刘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那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把原来上报的产量几千斤，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的报道，也跟着改变成了几万斤)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确定它是集体经济。

　　1958年8—9月，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县委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人民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的山药产量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麦子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9月1日登人民日报)。9月13日李先念视察时，徐水县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视察，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这位领导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然后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孩站在稻谷堆上的照片说道：“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8月30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农林口上报各地汇总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主席表态：“搞不了这么多”。

　　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主席在河南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人人参加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实行全民所有制;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灭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推广革命家庭，分设青壮年男班、女班;老年男班、女班;少年男班、女班。分设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958年10月，毛主席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河南新乡市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

　　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2—10日，毛主席指出：今年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主席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1958年，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主席说：“我不信”。还一位外国朋友问毛主席，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毛主席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急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毛主席还说：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们不要说他没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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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有过多少个挑灯夜读，朱赞成全身心地沉浸在勤于思考之中，然而他的心情也曾经一度产生过挥之不去的纠结。比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同样受到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同是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上，一位是有热有冷，一位是热情高涨;一位是摸索前进，一位是跑步前进;一位是亲历亲为且种过地熟悉和懂得农业，一位是看似从未种过地而且不懂得农业。他们俩人一位是全国大跃进的主帅，一位是全国大跃进的副帅，肩并肩站在同一时代的大舞台上，一起指挥着万马奔腾的全国大跃进运动，然而却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领袖气质、水平，以及风格。这让朱赞成一时无法用常识去作解读，思来想去，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旗帜，绝不容许怀疑，于是他决定用党性的大原则，从宏观上识其大体，从微观中辩认虚实。

　　朱赞成认为这俩位领袖人物在大跃进中，都是当代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的最忠诚的实践者，都是立志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创大业的人民领袖，都是具备与西方列强抢时间争速度的宏伟气魄。

　　而此时，朱赞成仅经受过党的教育不到十年，尚且人还在落难之中，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深知在当时世界格局的条件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眼中钉，他们决不甘心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积极扶持台湾政权反攻大陆，还企图孤立和封锁新中国，建立起半月形战略包围圈，妄想让新中国所有的经济建设，都受制于他们的战略包围圈。朱赞成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属于做梦都想让伟大祖国早日强大的那种热血年轻人，所以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大胆采用大跃进这种特殊模式，抢时间大干快上，超常规地发展国家重点经济建设。

　　经过一次又一次认真学习和思考之后，朱赞成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在他看来，党中央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决策行为，就是为了实施提升国家实力的一种赶超大战略。正是在这种大战略号角的鼓舞下，让当时的中国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种国家优势，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人人争先恐后为国家出一把力，都会拥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并且从中真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有一种举世无双的创造力。

　　这是一个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年代，也是让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年代。为了让粮食产量早日跨跃纲要，为了让钢铁产量早日超赶英美，为了让工农业基础可以超常规地起跑，为了让国防工业可以超常规地发展，上至党和国家的领袖们，夙夜为公，宵衣旰食，忘我工作，下至全国亿万工农商学兵，夜以继日，齐心协力，无私奉献。就是在这样一盘爱拼才会赢的大棋局中，不少地方粮食生产实现了亩产历史的最高水平，全国的钢铁产量也实现了接近千万吨的全新记录。国家新建起新安江、刘家峡水电站等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新建成贵昆、兰青、兰新等重要的铁路交通大干线。在首都北京也是快马加鞭，建设竣工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蜚声海内外的宏伟建筑群。在大跃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还培养起一支宏大的能够吸收消化苏联援建项目的技术工人队伍，吸收了3000万农村男女劳动力(注：1959、1960年因大灾下放回乡约2000万人，1964、1965又陆续召回1000多万人)进城参加工业建设，把他们培养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这一代人成为我国后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技术人材的基础。国家为了抢占国防和能源的战略先机，还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起研制“两弹一星”的尖端人材队伍，并且建立起核试验基地;还在大跃进的后期，找到闻名于世的大庆油田……在与大时代争锋的大棋局中，我国不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足以恩泽国人及后代至少百年以上。尤其令那一代人可以骄傲和自豪的是，在这些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成就中，经过后五十年的验证，绝无一项豆腐渣工程。

　　当然，在大棋局中也有败笔，甚至是较大的败笔。比如在工业上，大炼钢铁就有所败笔，采用广泛性群众运动来大炼钢铁，从成本核算的经济角度上算账，很容易被人诟病，被“蔑称”为劳民伤财的行为。再比如农业上一县一社，以大为美的形式主义;办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密植问题、高产量问题、说假话搞浮夸、说大话放卫星、出现饿死人等严重问题，更是授人以柄，成为被敌对势力恶毒诋毁的致痛伤痕。

　　朱赞成经过独立思考，认为农业上的败笔必须正视和承认，然而对于工业大炼钢铁的败笔，他却自有一番与旁人不同的见解。解放初全国钢铁年产量仅有15万吨，人均只够打一把菜刀。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战胜了美帝国主义，但还是被人家瞧不起，时不时地进行军事挑衅;1958年的“8.23”大炮战，人民解放军炮打金门岛，一天倾泻炮弹几百吨，一连打了两周，蒋军招架不住了，要求美国派军舰保护军需运输，美舰惧怕大陆猛烈炮火，一见炮击就远远逃离，不敢靠近金门岛。

　　这件事就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中，无言地教育了福建军民认识到，打仗就是打钢铁，钢铁是当年国防的第一需求。 全国军民也是通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钢铁产量，对于工业和国防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从此，钢铁是另一种重要的“粮食”，随即潜移默化为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结，打那以后吸取教训总结提高，从全民大办钢铁逐步走上专业化、正规化的快车道，钢铁产量年年攀升，迅猛地发展，从此再也不曾落后于世界了。

　　对于大炼钢铁中的失误，朱赞成自己也曾经有过抵制。那时他宁愿去兴修水利不肯参与大炼钢铁，原因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事情不是农业的本份，况且炼钢铁不是打铁，光有力气是不行的，没有专业知识，想有心干好也未必能够干好。还有呢，他认为从农业抽调大批劳力去炼钢铁，这也是与农田基本建设争夺劳力，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以致于他落到被下放改造的地步后，仍然还认为这种抵制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对大跃进基本情况掌握了解更多之后，让他对于大炼钢铁的利与弊两方面的认识，通过努力自学和反复思考以后，又学出更深一层的心得体会。

　　朱赞成认为，大跃进既然是国家的一种赶超大战略，除了狠抓粮食和钢铁之外，当然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也得抓住，那就是全国人民齐心干大事业的豪情壮志(即精气神)。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万众一心大炼钢铁，在炼出国家急需的钢和铁之时，也炼就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钢”和“铁”，这就像当年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歌词里那样——“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朱赞成想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一以贯之地教育人民要反对崇洋媚外、洋奴哲学，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史最为宝贵和稀缺的精神元素啊!历史留下的足迹可以证明，这种教育的成果终于在实施赶超大战略之时，被热血沸腾地熔炼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和农民之中，也熔炼到与工农相结合的优秀知识分子之中。这种在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大改观，已经成为了国家前途不可限量的巨大潜力。他认为党中央抓住了这一条，就是抓住了党魂、国魂、民族之魂，纵然在大跃进中有所败笔，只要全国人民的精气神不散，还是可以再次大显身手的。

　　关于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的功过得失问题，朱赞成自己就是局中之人，他始终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以及根基笃定的个人见解。

　　朱赞成在担任公社书记时，市委第一书记与他的一席谈话，至今尚记忆犹新。那次谈话讲了三个要点：1、国家工业化需要农业粮食的全力支持;2、中国的农民都是小生产者，自身没有走集体化道路的天然愿望，需要引导和组织起来;3、共产党只有让农民看到集体化后的好处和希望，才能够调动他们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朱赞成凭借着在公社工作的经历和实践，特别能体会到，市委书记的这一席话是极其符合农村实际的。所以，他对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从不持有怀疑，对于人民公社的成立，也是坚定地拥护和支持。

　　朱赞成对于泉州农村的基本状况，也曾经有过一个很直观的分析。他盘算过泉州土改以后的情况：由于泉州农村人多地少，个别地方人均还分不到一亩地。那时农业全是靠天吃饭，水利条件落后，水田少，坡地多，土壤贫瘠，水稻、地瓜等主粮综合产量极低;泉州地区自然灾害又偏多，台风年年有，有时一年多达3—4次，时常出现旱涝交替，导致农业年收成没有定数。因此土改之后，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因为分到土地就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如遇灾年必须依靠国家救济，如遇家庭贫病交困，或者飞来横祸，只得为了生存出卖土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禁而不止。大量事实表明，在人多地少的区域，土改之后，光靠一家一户单干，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再度沦为赤贫。

　　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已经觉察到土改后的新情况，及时提出引导全国农民走互助组、合作社的道路。这一路上风雨兼程，在探索中前进，但是始终没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看到走集体化道路之后，最长久的好处和希望所在。直至大跃进出现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后，才让党中央找到了这个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好办法。以朱赞成的个人经验认为，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至少能够解决当下农村中的三大难题：

　　1、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残留的旧势力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族和迷信文化势力，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冥顽不化的消极影响力，对于这种“愚民”和阻碍农村进步的反向作用力决不可小觑。在政社合一以后，人民公社成为权力的基层结构，亦农亦工亦商，还可以藏兵于民，藏智于民，藏富于民，必将催生出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新观念、新风尚，有希望培育出新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新农民。

　　2、有利于解决农村土地和劳力资源利用率落后的问题。朱赞成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就听专家议论过，中国的农业在土改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和平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会蚕食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因此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解决随时间推移土地人均占有率出现的新问题，能够让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基石。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和管理，毫无疑问，也可以不断降低农业耕作的生产成本，还能够在农闲时组织富余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从长远展望，人民公社以土地集中、劳动力细化分工的生产方式，一定能为日后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创造出良好条件。

　　3、有利于解决农民自身利益最根本最长远的需求。朱赞成十分欣赏党中央在大跃进期间，有关对人民公社“内涵”的那一段精彩解读：“ 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病老生死都在这，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尽管在时间的跨度上，大庆油田和原子弹等惊人成就，是朱赞成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的后来之事，但是有谁能够知晓当时的他，在思想深处为大跃进极力“护短”之时，所用的却是一套中国草根阶层独有的红色逻辑。当然，这门逻辑的基本常识，还是他从工会培训班里学来的——此时他的思想素养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正是这种逻辑，让他的见解特别独到，也是这种常识，让他的解读与众人有所不同。

　　仅就文化程度而言，朱赞成充其量只是个中级夜校毕业生，他不可能具有大知识分子成熟的理论水平，也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的预见能力，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初步具备了一种中国草根阶层独有的高素质，至于这种高素质是如何炼成的，不妨从煌煌党史中去寻觅踪影——

　　想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麾下就有一大批没文化的赤脚农民，这些人自从闹革命当上红军战士以后，仅凭着闯荡枪林弹雨十几年征战的历练，当他们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时，竟然毫不含糊的一拨连一拨地将国民党的黄埔系，或者留学归来的军中精英们，统统横扫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仅以此类典范作为引导，若放眼大中华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真正读懂中国农民的第一人，也是读懂中国5000年历史的第一人，只有他才能够把这些献身革命大洪流的赤脚农民，打造成为改变大时代、跨越大时代、引领大时代的红色铁流。在为劳动人民打下江山之后，毛主席又极尽全力在建国初期第一代工农干部的队伍中，接着打造这种红色铁流的高素质。朱赞成就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经历过各式各样有起有落的政治运动，并且在人生沉浮中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这种打造——给自己的党性淬火。

　　晋江地区地处海防最前线，对面盘踞着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在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对于污蔑大陆大跃进的广播宣传，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还通过各式各样的空飘海漂，把反动传单和宣传品不断地散发到大陆来。这种长期坚持不变的大量的反动宣传，早已成为生活在最前线的老百姓一种视听来源，大陆的共产党对此也是防不胜防。特别是在普遍吃不饱肚皮的非常时期，这种反动的宣传更容易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大陆少数人群中发酵，自然也会影响到一些被改造的人员，但是绝对影响不到朱赞成。因为此时的朱赞成，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关注，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已经有了不一般的定见。就他个人的党性而言，凡事有了定见就有了定力。

　　畜牧场职工在野外劳动时，偶尔也会捡到若干反动传单，朱赞成看见了总是规劝其立即上交场部。有些职工虽然上交了传单，但是会把看到的内容传出来，由此引发一些周围人群的热议，朱赞成绝对不参与这种议论。当有人把传单内容主动告诉他时，他平静地听过就劝说不要信也不要传，别给对岸的敌人当义务宣传员。为此，有些人对朱赞成产生了误会，认为他是想争取摘掉帽子，伪装积极和进步。可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每当农场组织改造人员政治学习时，轮到朱赞成发言，他总是高调力挺总路线大跃进的突出成就，同时又客观地分析大跃进的过失。听了朱赞成的发言，刚刚开始，有些人还在心里嘲笑着他——本身就是个大跃进的受害者，被贬到农场来改造，还装孙子为大跃进说好话，不是个伪君子，就是头脑有病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听过他一次又一次的发言之后，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蓦地发觉，朱赞成对于大跃进认识和理解真的是不一般哟，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与众不同，总是那么有新意，有逻辑，有独到的地方，让人听后总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新鲜感。

　　在开会学习时，朱赞成公开为公社大办食堂辩解。他认为党中央号召办大食堂的方向没有错，只是政策不合时宜和方法出了问题。朱赞成认为办大食堂，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就其大方向而言，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从办大食堂的出发点作分析，这种形式是把中华民族“有福同享”、“人人平等”的草根文化，与共产党人价值观相结合的一种实际运用，所以党中央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初衷，是显而易见和无可厚非的。办大食堂不分干群，省时省力，有地同种，有饭同吃，一起参加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人人平等，天下无贪，天下无贼，这是多么美好的设想啊，何尝不可一试?可惜的是，集体经济没有足够积累，农业生产难保年年丰收，又没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了。但是失败了也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段时期是农村基层干群关系和治安状况最好的时期。

　　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来自上级个别领导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命令主义，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来得太快了。这种情况就好比，从来都是靠走路进城赶集的一群山里人，在回家的路上，又饿又累，突然遇到一位司机开来一辆大汽车，好心好意招呼大家都上车。山区道路七弯八拐，让车上的人摇摇晃晃坐不稳，路面不平坑坑洼洼，又让人们一路上颠簸得厉害，当司机把人们送到家时，所有车上的人都在犯晕，有人还呕吐呢，人人都感觉初次坐车不如走路舒服。可是想必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说司机的坏话吧!毕竟是这位司机让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人坐了一趟汽车，让大家都体验到一回坐汽车比走路又快又省力的新生活，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说，既便办大食堂有什么过错，这毕竟还是体现出共产党人在关心农民吃饭的大问题上，最有诚意地推广便民、惠民、有平等爱心这样一种新式生活的首次尝试，只是不合时宜遇到了大灾荒，成为社员们昙花一现的记忆。

　　再比如说到有关饿死人的问题，朱赞成是与那个时代同步的见证人。泉州城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凭借着靠近海边以及还有侨区等资源条件，并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谁也没有亲眼见到饿死过人，既便有所听说，也是来自外地的传闻。当然，人们听到了也会相信，毕竟饿肚皮的人太多了，荒年出现一些饿死人的消息不算是奇闻，自古就有。可是当传出了河南、安微等地饿死人的情况后，泉州的普通市民这个时候才知道，全国灾情还有如此严重的地方。

　　在政治学习中，当人们议论到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时，经过一番各抒己见之后，轮到朱赞成发言，他自然是无所顾及直话直说，敢于亮透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能够娓娓道来分析和判断。

　　朱赞成说，自己相信全国的灾情非常严重，饿死人是有的，但是到底全国有多少人被饿死?传来传去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可是被说到的这些地方，全都是我们泉州老百姓看不见的地方。至于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信与不信全在于个人了，就看你听了以后是怎么想怎么分析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比如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干部爱说假话爱搞浮夸，是否这些人又故技重演了，现在又刮起新一轮的浮夸风?过去在粮食统计上搞浮夸风，多报数字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但是没想到闹出饿死人的大问题，眼下就又搞起多报饿死人数字的大攀比，好让上级相信自己的灾情才是最严重的，他们相信会哭的孩子总是奶多，这样才能争取比别人更多的救济粮，只不过现在的动机不同了，是想要讨好本地本村的灾民们。因为这些干部心里有亏欠啊，担心救济粮太少不够分，如果不拚老命去争取多拿，害怕群众们会用扁担打他们呀!

　　当然啰，还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需要引起警惕。社会上本来就隐藏着这样一种人，他们是仇视共产党和破坏大跃进的，现在出现了饿死人，于是他们开始幸灾乐祸了。为了证明自己仇视共产党是有根据的，就不断地夸大饿死人的数字，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还嫌不够多，唯恐数字不吓人煽动不了人心，唯恐共产党的天下乱不起来。我认为这些人聪明过头了，他们制造出吓唬人的数字，也许可以欺骗其他地方的人，但无论如何是欺骗不了我们泉州这里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谁是最仇恨新中国，同时又有条件最嚣张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效忠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人。大家再想想，我们泉州是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反动派仅一水之隔，十多年来听他们天天老一套骂我们，骂大陆共产党是暴政，人民吃不饱饭快要饿死啦，号召大陆人民反抗暴政投奔自由。可是自从大跃进以来，我们泉州老百姓有谁听到敌台，或者看到散发的传单上，有过宣传大陆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内容吗?根据我长时间作了解，周围是没人听过或者看过。难道台湾的敌人是傻子瞎子聋子?绝对不是的。他们不断派遣特务潜伏到大陆各地，这些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如果大陆真的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这可是绝好的反共内容啊。这些特务潜伏到重灾区，随手拍几张绝户灭村的照片，这就是价值千金的大情报哟，送回台湾去就能立大功，马上会成为全球反华反共的特大新闻，那么我们生活在最前线的老百姓，也一定能够听到见到这方面内容的宣传，可是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啊!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方面能说明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小道消息是个谣言，这个谣言来自居住在我们大陆某些地方隐藏着的敌人，但绝不会是来自台湾的特务。另一方面也能说明，连台湾特务都不愿意为大陆的反共谣言做义务宣传，可见这种谣言缺少象样的根据，就连国民党这样的反共老手都觉得拿不出手呢。通过这样的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出隐藏在大陆的这些敌人，他们制造谣言的手法太低级了，比起台湾的特务还要下三滥……

　　——殊不知在朱赞成被枪杀之后，国家经历四十多年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有人策划了一场又一场针对大跃进饿死人这个问题，不间断地兴师问罪。一个又一个冠以专家学者头衔的精英们，为了与人民争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话语权，搞起了比大跃进大浮夸更有过之的大攀比。他们把饿死人的数字从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一直推演到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广泛旁引博证，纷纷著书立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呢，这些号称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们，为何在若大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经过四十多年竭尽全力“掘地三尺”之后，竟然连一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灾情照片都拿不出来?

　　此事至2011年7月23日，有一位称作胡苓丹的女士，她为了给精英们的忽悠之说圆谎，就在新浪网上发表了一帧照片，并在空白处写道：“这不是坟场，也不是电影特技，更不是纳粹集中营，这是困难时期的农村。请勿忘那个悲催的年代……”。可是照片上网才一天，马上被人戳穿是造假，是从法国人1925年拍摄四川綦江县饥民惨状的旧照片翻拍而来的。

　　由此可以推知，“历史”这位小姑娘在任人打扮时，总算有个“明白人”大梦初醒，当她看出自己同类人的破绽，试图想用假照片“补妆”，不料反而落下大笑柄!知否知否?朱赞成当年的眼力，早已胜出他们五十年，饶有趣味的是，双方立场截然不同!

　　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反证，也许更像是个黑色幽默。曾经有人在台湾当局的档案解禁之后，查寻过国民党当年的历史存档，的确未能发现有攻击大陆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史料。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查寻过被解禁的前苏联档案，也未发现前苏联有过攻击中国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史料。世人都知道，当年攻击过中共大办人民公社的反派人物中，就能抖落出蒋介石和赫鲁晓夫的大名。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1962年的开春。这一年刚过了正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最具规模的一次党内民主的大盛会。与会者响应毛主席“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号召，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党在总路线大跃进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成果，同时也把大办食堂、人民公社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严重失误说深说透了，引以为诫，形成全党纠正错误的集体共识。

　　在会议中，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在1月30日的讲话时，出乎意料地以宽广无比的胸怀做了自我检讨，把三年以来党中央一线领导忽左忽右所犯的错误一个人主动当担了下来。毛主席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了所有的与会者，让那些赞成大跃进与批评大跃进的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做错事与坚持原则的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受表扬与受委屈的人，总而言之，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感觉到眼前一亮，人人心情舒畅，愿意竭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失误。正是由于这次民主盛会的结果，也让全国人民充满信心地看到了，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失误与损失，有着出手不凡的纠错能力——人世间无人可以比拟。

　　历史是可以反证的。如果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派结论，并以他们笔下惨绝的描写作为负面参照，再与灾后三年恢复的事实作个比较，进行冷静地解析和思辩，相信其中的新启迪，能够让不少后来人会从反方向中大梦觉醒，不得不佩服毛主席在当年超一流的纠错能力。

　　根据杨继绳的考证和计算，在全国三年困难期间，被饿死的总人口是3600万人(全国平均17人死一个)。他的结论——堪与一场世界大战的大劫难相比，很显然，这是无法得到当年绝大多数国人实际感知的认同。

　　历史的记载告诉人们，1962年初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14天后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毛主席坚决否定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分田单干”的错误主张，以及他们提出全面恢复经济至少需要10至15年(陈云同志提出5至8年)的悲观判断。毛主席还决定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农业政策不能改变。这让全国的灾情一年就得到初步恢复，到1963年又得到更进一步的恢复，1964年全国许多经济指标就恢复或超过灾前1957年的水准，即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全国经济。历史的记载还告诉人们，当年没有发生过大瘟疫、大逃荒，没有出现过社会暴乱和动荡，也没有出现过当今社会每年必需花费8000亿的“维稳开支”。

　　但凡对中国发生过的大饥荒史料有所了解的人，用常识也能够得出自己的基本判断：(1)中国当年不曾有过饿死3600万人的实际灾情。因为受到国力、财力、物力的限制，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哪来的这么大能耐，把一场可与世界大战相比的大劫难，仅用三年时间就共克时艰走出困局?如果做到了，不等于真的创造出一个地球大奇迹了!?(2)当年的国内新闻界、民间爱好摄影人士、以及学术界众多学者(包括学有所长下放农村各地的右派)广泛存在着，而且这是一群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以他们亲身感受和关注时事的优胜才智和能力，绝不至于在后来的50年内，经过大量专家学者不间断的勘查和搜集，竟然连反映当年大规模饿死人的一帧照片，一处集中掩埋的墓地或者尸坑，一册绝户灭村的户籍资料，皆不能如愿以偿采集到手，并且公布于世，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当年中国并没有发生超大规模饿死人的灾情。(3)亲历过当年大灾荒的，还有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被国际同行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些顶尖级的权威专家尚健在，为什么他们没有为历史留下“人口大浩劫”的记载?(4)确有史料证实，当年全国遭受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人口也蒙受到一定损失(毕竟是饿死了不少人)，但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作遮丑护短，而是放下身段，有错必纠，很快就取得了救灾成效，尤其是在三年大灾之后，转眼之间就赢回更多更高的威望与民意。这些难道不是当年举世公认的事实吗?

　　根据史料所记，毛主席当年只出手了两招。一招是自己带头，政治局带头，全党高级干部带头，减定量、不吃肉、降工资，面对大灾大难，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把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永不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此时无论在何时何地，全都浑然一体地注入到党魂、国魂、民魂之中，形成了“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抗灾精神。另一招是，毛主席、周总理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及时而有效地，对国民经济实行有放有收有保有弃的大调整。

　　无需讳言，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民政部与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76页)，记载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是103.9753万人。也许，这是一个较为客观的历史结论，因为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包括饿死的，也包括不是饿死的，而且是在毛主席去世以后，首次由国家两个权威部门针对大跃进灾情，联合调查作出的专业性结论。(注：特别值得提示，该报告是在1981年官方四千人非毛化大讨论和通过《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才向全社会公布的)

　　据悉最新消息，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92期，刊登我国著名非线性应用数学教授孙经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研究成果——《“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孙教授用了三年时间，对于国内外广泛流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进行人口统计学的系统研究，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1)在1959年底以前，全国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到市镇，产生出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国(主要是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椐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时期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口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和注销户籍。(3)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人口第二次普查，上述虚假户藉人口1912万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4)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1年到1963年间开展大规模精减市镇人口，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减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注销户籍以后，没有在农村及时办理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然而到1965年—1979年间又重新登记。依据上述结论，孙教授又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营养性死亡”的人数，推算为250万人以下，其中“完全性饥饿死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研究中，孙教授还专门查证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国内外一些人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三千万以上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孙经先教授严谨的研究成果，也与《中国灾情报告》的结论基本接近，但更具有学术上的说服力，一经发表，就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

　　无论如何，历史还是能够充分地证明，当年是毛主席第一个，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纠正全党在大跃进中“冒进”的错误。他有着旁人想学也学不来的纠错绝活。更为难能可贵和伟大之处的是，老人家直到生命终结时，他再也没有容许自己和共产党人重犯大跃进中的错误，反而将共产党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取得的公认成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让其成果大放光芒——其中之一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国农业一口气连续七年获得了大丰收。

　　有众多的后来人曾经评论说，三年自然灾害若发生在发动文革之后，中国绝不会发生严重[饿死人的事情。还有人指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为了推脱个人责任，而这个“七分人祸”，确是指向党内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呢?历史和人民已经有了结论——在大跃进中，煽起“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最先鼓动者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刚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急于出政绩，想下一盘经济快棋。于是乎刘邓急于求成的心态，被下面的官僚体制充分利用了，搞出大量虚假政绩，一级骗一级，把一盘快棋下成了一盘“臭棋”。

　　北京七千人大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有力措施，被迅速地贯彻而又及时到位，让三年大灾之后全国农村广袤的田野开始了全面复苏，很快就呈现出人民公社人勤春早的沸腾景象。尽管局部区域还是出现了春旱，但此时大跃进的水利工程开始发挥着效用，集体抗旱的优势也在发挥着作用。当夏季到来之时，农村大地绿色的田野上到处郁郁葱葱，茁壮成长的庄稼长势格外喜人。

　　此时的朱赞成，也带着兴奋不已的好心情，密切关注着政治上的动向。天随人愿，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开始对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错误进行纠正。

　　在此之前，由于朱赞成在下放改造期间，始终不渝地积极评价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而且客观有据又与众不同，他的表现引起了畜牧场领导的重视，为此，领导也经常抽时间参加养猪队的讨论，在聆听朱赞成的发言以后，还同他有过多次探讨和交流。

　　其后，在畜牧场党支部开会讨论时，多数人认为朱赞成对于大跃进的认识和观点是正确的、积极的，尤其是在受到组织上处理后，不放松个人思想上的改造和提高，仍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党保持一致，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党性。于是乎，他们不断地向市委组织部和农村工作部，反映朱赞成在改造中的良好表现，市里也曾派人来了解真实状况。在此情形下，市委里有一些领导，渐渐扭转了看法，开始为朱赞成说公道话了。

　　那年的11月份，省里开始为反地方主义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泉州市委闻风行动，马上就把朱赞成定为首批名单之列。市委组织部长代表市委，抱有歉意地向朱赞成坦承组织上的处理是错误的，现根据省委文件的精神给以彻底平反，还告诉了市委想调朱赞成回市委机关工作的考虑。在征求个人意见时，出乎组织部长的意外，却被朱赞成婉言回绝了。

　　朱赞成也很诚恳地向组织部长表白自己的心迹。他说：“我自参加工作以后，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个人进步一帆风顺，进步得很快，结果冷不丁在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上摔了一跤。虽然这一跤摔得我很痛，可是一想到组织上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把我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村年轻人，培养成党的干部，有机会为党和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内心里一直充满对党的感激。尽管组织上错误处理了我，但是跟党的培养教育之恩相比，这只是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市委现在给我平反了，说明组织上是公道的，从今往后，这件事情就和一阵风一样，吹过去就没事了，我也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可是呢，我还有一桩心事很沉重，惦记着放不下来，这就是在当年，您和市委郑种植书记调我到东湖乡说的那一番话，至今还在我心里拧成心结，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开……”

　　组织部长问是什么样的“心结”?朱赞成答道：“那时您让我改行以后，要扎根，要从外行变成内行，还有郑书记布置的那一篇大文章，他让我一定要做好，可是至今还是一张白卷啊……”

　　谈话至此，组织部长已经听明白了。他有些感动，但想了想，还是劝说道：“这些年你在下面毕竟受了不少苦啊!”朱赞成淡定一笑，说：“不苦!真的不苦!”接着又幽默地说道，“我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天生喜欢农村，喜欢同土地打交道，就好像蚯蚓一样，离开了土壤就无用武之地。我要象蚯蚓一样能够实打实的干，不怕被人用锄头误伤成两段，只要一钻进土里，伤口就能自愈，一条蚯蚓就能活成两条蚯蚓，更好地为党在农村工作。在旁人看来，蚯蚓又苦又累，是自找苦吃，可是在蚯蚓看来，只要能和泥巴打交道，它干工作和玩游戏一样，有一种天生的快乐”。

　　组织部长被彻底打动了。他知道，不是农民的儿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不是对人民公社充满真情的人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如果此时他是市委书记，也许马上就答应对方的要求，可

　　是组织部长的工作原则制约住他的情感，此时此刻的他，只能镇定住情绪，说了一些赞赏和加勉的话，便让朱赞成等候组织上的通知。

　　第八章  有勇有谋，站在人民利益一边

　　其实，对于朱赞成工作的安排并不顺利，一拖再拖，挨到1963年的春节仍无消息。朱赞成在家里等候得心中发急，老领导和好朋友也为他着急，所有打听到的消息表明，关键的问题不在市委，而在于地委。

　　原来，晋江地委是全省反地方主义的始作俑者，现在中央和省委要求给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这让地委的主要领导思想不通。这个时期正处于共产党内部官僚作风成型的初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党内的当权者，公开使用政客手段来对付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地委有些领导明里一套，暗里又一套，一面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自己在反地方主义中的错误，一面又在落实政策上、安排工作和职务上，拖拖拉拉，横竖刁难。这些不正常的做法，为晋江地区后来干部队伍的不团结埋下了祸根。

　　先前市里经过研究，同意恢复朱赞成东海公社副书记的职务，可是上报到地委被压了下来。当初老婆被朱赞成提意见的地委组织部长，此时正是分管干部的地委副书记。不用猜想，长时间压下不批，市委当然明白上级的意图，于是使用问题被久拖不决。这一年晋江地区遭遇到历史以来的大旱，从上年十一月到这一年四月，已有近半年未下过一场透雨，干土盈尺，田地龟裂，夏粮危在旦夕。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旱情还将持续下去。为了抗旱保粮，市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下乡指导抗旱工作，组织部长抓住了这个机会，让朱赞成进入市委抗旱工作组。

　　等到4月底，朱赞成被安排到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从东海公社划分出来)蹲点，没有职务，只是以工作组的名义驻村指导抗旱工作。由于朱赞成是原来公社的老领导，与大队里干部群众彼此熟悉，对于他的到来，受到了上下一致的热情欢迎，尤其是大队领导班子，对于朱赞成早就敬重已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大跃进时期朱赞成曾经带着人来，给任庄大队打了两口机井，眼下正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庄任大队地处泉州湾临海地带，农业条件极差，此地缺淡水，以旱地为主，水稻田很少。为了保住二百多亩的水稻，抗旱时，大队把现有两口机井的水，全部用来浇灌水田。可是，全大队主要的口粮是地瓜，如此严重的旱情，已经威胁到地瓜生长。大队领导心急如焚，组织了几个月的抗旱，近处水源渐渐干涸，取水也越来越困难，眼看五百多亩地瓜秧苗开始出现枯黄，他们心中正缺少良策。这时候朱赞成的到来，似乎让他们盼到了“及时雨”。

　　朱赞成熟悉了解庄任大队的基本状况。这是一个没有家底的贫穷大队，逢灾必靠国家救济，然而这也是一个人穷志不穷有骨气的大队，社员们多年来一直在用“穷则思变”的志气，努力改变着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想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吃粮不再依靠国家。可没想到，今年天有不测，遇到跨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大旱，眼看全年奋斗的目标就要落空，这着实使朱赞成和大队领导们一样地焦虑不安。朱赞成在了解全部灾情以后，认为根据大队现有的条件，只有用“人定胜天”的精神，对地瓜田实行全力以赴的抢救。

　　什么是“人定胜天”?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为了抗旱保苗保丰收，唯有不向自然灾害低头，组织起来搞好人海战术。在朱赞成的提议下，大队党支部决定把全大队的劳动力编成三支抗旱队伍。一支由强壮劳力组成，负责到远处挑水抗旱;一支由一般劳力组成，负责在近处挑水抗旱;还有一支是由弱劳力组成，负责在田边地头接水点浇。

　　党支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朱赞成把市委工作组“抗旱保苗保丰收”的精神传达之后，

　　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又宣布了新的抗旱计划。会场上群情高涨，根本用不着怎样动员，“抗旱保苗保丰收”的号召与全体社员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当大队长公布三支队伍组成名单后，各队负责人立即领衔而去，当天就全部行动了起来。

　　在接下来抗旱的日子里，庄任大队的田埂小道上，田间地头里，天天从早到晚都是担水的男人女人来来往往，还有老老少少用小桶或瓦罐，忙忙碌碌地接水浇灌，完全是一幅天大旱人大干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景。朱赞成那时也参加了强劳力队，大队里的干部无一例外，全部加入到担水的行列中。这些人全是吃苦在前的硬汉子。在农活中就数担水最累，别说远途，就是从地头往田间担水，干个把小时尚可，以后就渐感劳累袭来，开始了腰腿酸疼。朱赞成此时正值盛年，看似不高的身材很是精壮，他在年少时就参加菜地里的劳动，改行到公社工作又从未脱离过大田的劳作，何况在改造期间挑猪粪又练出一副好肩膀，这个时候让他在参加抗旱中派上了用场。

　　取水处距离地头有三、四里路程，担水的人们中途略有停歇，一个上午两趟下来，劳动效率逐渐下降，到了下午，歇息次数多了，劳动效率又有下降。这个时候，只有体力好肩头功夫也好的人，才可以在人群中崭露头角。朱赞成光着脚板，穿着背心短裤，挑着两大桶水，刚开始在强劳力的队伍里并不起眼。可是到了下午，在途中歇息的社员们惊诧地发现，朱赞成居然在与队里几个棒小伙子，前后脚追逐着在较着劲，小伙子们想与朱赞成拉开距离，才拉开了一小段，不一会儿朱赞成又赶了上来了。社员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工作组”的形象很快就成为群众的榜样，在有形无形之中，带动着社员们抗旱的积极性。

　　朱赞成在担水抗旱的过程中，边干活边观察边思考。他对担水抗旱的疲劳规律，有着深刻的体验，连续五、六天下来，再棒的体力也要透支，劳动效率自然明显下降，他想是人都一样的，如果大旱再持续一二个月该怎么办?于是，他想到了要长久保护社员们抗旱的积极性，就得再想点子去寻找另一种提高工效的好方法。

　　有了这种心事，朱赞成便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看见解放军的一辆运汽油的槽罐车从身边开过，突然之间受到启发，拔腿就奔向大队部，把用汽油桶改装板车成为运水车的想法告诉了大队领导，大家都很赞成。可是这个办法也曾有人提过，难点在于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的汽油桶呢?朱赞成在沉思之后认真地说：“还是要向解放军去求援!”随即他胸有成竹，就把事情给包了下来。

　　第二天，朱赞成拿着市委工作组的介绍信，风尘仆仆来到驻扎惠安县某炮兵部队。当部队首长听到是农业抗旱的紧急需求，当场很爽快地表示一定支持，只是现在数量不多了。首长解释说，营区周边公社抗旱任务也很艰巨的，我们派出战士去帮助抗旱，把运油车装满水也派去了，可是乡间的道路太窄，大汽车开不进去，后来我们就用废油桶改装成小水车，送给他们支援抗旱。县里其他公社知道了，纷纷来向我们要废油桶，几百个已经剩下最后一点了，你们再来晚点就没有啦!朱赞成跟着首长来到操场上，角落处还剩下二三十个废油桶，全是被人挑拣后丢弃的，桶体凹瘪变形，还存在破损。然而，这些破玩艺还是让朱赞成满心欢喜，部队让他挑出近二十个废油桶，还派出一部汽车帮助运了回来。这是朱赞成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人民解放军打交道，却让他对子弟兵支农的真挚情意，久久不能忘怀。(注：这也是朱赞成为什么文革中，拒不参加任何组织，但还是选择支持“拥军派”观点的由来)

　　朱赞成又从城区街道的五金小作坊请来几名师傅帮忙。这个五金小作坊还是朱赞成在街道工作时成立的，从业主到师傅与朱赞成都是老熟人，泉州人帮助朋友很豪爽，只要用一百斤地瓜折抵人工费就行了。不消三天工夫，敲敲打打，补补焊焊，近二十辆小运水车很快就改装出来了，旋即投入使用。其后，这些小运水车发挥的抗旱作用，使得全大队抗旱保苗的工效明显提高，从而增添了社员们抗旱保苗的旺盛斗志。

　　“人定胜天”是个过程，会不断遭遇到令人头痛的问题。持久的干旱不雨，让各处河流、渠道、水塘、水井的水源和水量越来越少，于是大队与大队、公社与公社之间，开始发生一些抢水事件。这类群体事件一出现，立即引起市委和工作组的高度重视。

　　恰逢此时，福建省发生了一件在人民公社史册上，乃至全国农业战线上都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感人事迹。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代大诗人、大作家郭小川写的长篇通讯《天旱地不旱》，热情歌颂闽南龙溪抗旱的胜利，盛赞“榜山风格”的伟大精神。人民日报也配发评论《榜山风格的光辉》。龙溪地区人民在抗旱斗争中的“榜山风格”，从此誉满全国，并在当时和文革中，被编为《碧水赞》、《龙江颂》等剧目搬上舞台和银幕。

　　——龙溪地区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5月，总共有7个多月，老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为近百年来所罕见。为了引水抗旱，中共龙海县委，作出统盘考虑之后，决定筹划拦堵九龙江西溪，引水灌田，但是榜山公社地处低洼，近2000亩农田将要受淹。当县委征求榜山公社意见时，从公社到有关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一致表示支持县委的计划，还抽出1000多个劳力参加拦堵西溪工程，让相邻的莲花等公社45000亩受旱的水田灌上水，插上秧。故事搬上银幕之后，榜山公社“丢卒保车”的精神，也被世人称颂为“龙江风格”。

　　这种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典型实例，很快就成为泉州市委工作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实教材。朱赞成认为“榜山风格”，就是共产党用人民公社改变乡村小农经济旧面貌的成功壮举。在解放后，共产党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不断摸索前进，终于在大跃进中摸索到了人民公社这个最理想的集体化道路，但是人民公社仍然是在好事多磨中艰难地成长着。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思想和眼光，是最讲究眼前的现实利益，只有让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看到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事情让人民公社做到了，这样才能让社员们更加信赖和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从“榜山风格”的事迹中，朱赞成解读出需要从二个层面上对社员和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道理。一个道理是在社员的层面上，人民公社只有不断地做出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事情，以这样的眼前实例强化教育和激励广大社员，才能有可能让他们持久地跟着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共同坚持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第二个道理是在农村基层干部的层面上，朱赞成认为“榜山风格”还蕴含着另一种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决不可以愧负民心!自从党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以后，已经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占农村比例85%以上的广大贫下中农，他们凭着对共产党的天然好感和立场，忠实善良地听从和服从党的号召，把土改分到手的土地交给了集体，就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能够办好人民公社，能够让他们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如此质朴无华的初始信念，已经被共产党良好的干群关系深植于大多数人民公社社员心中，既便是走过像三年自然灾害那么大的弯弯路，他们仍然是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与共产党人一条心大干社会主义，硬是为小荷尖尖才露角的人民公社，撑起了一片碧绿的新天地。

　　“决不可以愧负民心”——这是朱赞成学习“榜山风格”之后，对自己工作增添的一种新鞭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去传播这种榜样的精神，去动员和教育广大社员时，却不得不去面对着一种两难的局面。

　　市委在广泛宣传龙溪地区抗旱经验以后，就决定全市抗旱保苗的重点是水稻，以保证全市农村上交公粮任务的完成。于是，市里就对郊区天然水资源，按照公社地域重新划定分界，要求各公社按照市委保障重点的要求，掌控好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这让庄任大队向周边取水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导致有些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通，暗中继续越界取水，由此产生的矛盾争纷，屡屡发生，有时还很激烈。

　　对于这种矛盾的处理非常难办，大队和工作组对当事人多次批评，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原因很简单，当事人也是为生产队的抗旱保苗而作为，生产队长明里批评暗中支持。朱赞成心里深知，对于社员如何正确处理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教育的过程，眼下是急不得的，所以他又开始寻思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朱赞成想起了距离庄任大队不太远的华侨大学，那里有几千名教师员工，每天的生活用水量一定不少，能否让他们节约用水来支援农业抗旱呢?他带着这个想法与大队的领导一起商议。大家议了老半天，多数人觉得不现实，理由是学校的生活用水是自来水，是需要支付水费的，这不是等于让人家倒贴水费帮助我们抗旱吗?还有呢，华侨大学是直属国家侨委的，其行政与地方没有关系，而且行政级别挺高的，校内知识分子又成堆，难以打交道。这让朱赞成感到惊讶，农村的基层干部怎么会用这种眼光，如此看待高等学府里的干部和识知分子呢?现在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呀!后来在他的坚持下，大队书记还是同意与朱赞成先去走一遭，看看再说。于是当天下午，两人来到了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行政处长接待了朱赞成和大队支书，听了来意把他们径直带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校党委书记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老干部，年近花甲，着装朴素，态度和蔼，给人一种很有文化素养的好印象。当他听完朱赞成不太好意思说出求援意图之后，就爽朗而又诙谐地说道：“老话常说民以食为天嘛!我们全校师生吃的都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够安心地教学、读书，我们从来都是把农民兄弟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何况你们还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了这么大难处我们居然都不知道，还让你们跑来求援，这说明了我们办校思想存在着问题呀。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提倡大学教育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要让教师员工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社会的大课堂里向工农兵学习。今天既然你们主动找上门了，我们干脆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与你们结个对子，以后你们庄任大队就是我们开门办学的一个点。你们赞成不赞成啊?”

　　这是一番很感人也很给力的真心实意的热心话，语意简明扼要又很直白，让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听后大感意外，同时又被感动得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溢于言表才好。校党委书记见状后十分干练，出于尊重又想让对方避免“尴尬”，他立刻起身，从身后书橱内取出校园平面图纸，摊开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招呼朱赞成和大队书记靠拢过来，亲自为他们介绍校园内水源的情况。原来华侨大学在建校初期，校园内一共打有五口机井，后来与市里自来水接通以后，就停用了三口水井。现在为了农业抗旱的需要，校党委书记决定，要敞开这五口水井，全力支援庄任大队抗旱保苗的需要。他还交代行政处长，马上带着客人去现场察看水井，还要求把停用水井的机房连夜检修好。在送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出门时，校党委书记又吩咐行政处长转告团委书记到他这儿来。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校党委书记专门给团委书记布置任务，让他和学生处一起负责组织支援庄任大队抗旱的事宜。

　　第二天，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带着社员们来到华侨大学取水，远远就看到行政处长、团委书记和一群大学生们迎候在大门口，随即簇拥着社员们，一起来到水井边取水。更让朱赞成想不到的是，在取完水以后，这一群大学生还坚持要求参加运水到大田里。当每一辆小运水车灌满水后，大学生们就主动争抢着拉车，不等社员答应，他们一拥而上，三四个人包一辆，前拉后推就走人。还有一些大学生，试着用水桶挑水，社员怕他们闪了腰，执意不肯，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社员和大学生轮着挑，走一段就换人。

　　校团委书记告诉朱赞成说，这些学生都是学校各个团支部里的骨干，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东南亚回国读书的，有富人子女也有穷人子女，但是都十分热爱祖国，入校后追求进步，非常愿意服从党委和团委的号召。我们把你们抗旱的情况向他们一介绍，很多学生自愿报名要求参加，但是考虑到马上就要到期末考了，我们只能从各系里选出学习好的同学作代表，先来帮助你们一起抗旱，等到期考完，我们还会组织更多的同学来帮助你们。

　　大队书记在旁听了很有感慨，他对团委书记说：“想不到华侨大学从上到下，对我们农民抗旱种地的事也能够这么重视!过去听人家说，穿皮鞋的和打赤脚的走不到一起，看看现在，你们也主动要和我们一样干起农活了，这让我们当农民的很有光荣感啊!”

　　团委书记说：“当社会主义的农民本来就是很光荣的，昨天我们书记不是说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如今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三大实践的主力军，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方面，你们是我们的老师，昨天党委书记说了，我们还要与你们结对子呢!”(注：“三大实践”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大队书记这时想起，昨天还没有完全听懂这话的意思，于是就问朱赞成什么叫作“结对子”?朱赞成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拜你为师啦!”大队书记吃了一惊，慌忙说：“这事可不能干!大学的老师、学生都是喝墨水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老师才对，这种颠倒的事情千万不能干。”朱赞成看他还听不明白，就改口解释说：“‘结对子’也可以理解成是结拜兄弟，通俗地讲就是交朋友，增进感情，互相学习……”团委书记接过去说：“马上全国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我们学校的干部、教师、毕业学生都要下到农村去，要和你们一起‘三共同’啦!”当听到“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这位参加过土改的大队书记一听就明白了，立即表示热烈欢迎。闲谈之间，他们三人也跟着众人的队伍，共同拉起一部运水车，一路拉车一路交谈。

　　华侨大学师生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无私支援农业抗旱的事迹，对于庄任大队的社员们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教育。他们把师生们的精神，称赞为“华大风格”和“及时雨”，认为这就是“榜山风格”在泉州农村活生生的再现，对此，大队用标语和广播充分地加以宣传。在抗旱的田间地头，社员们一看见到华大师生运水到来，就象是迎接自己家人一样，马上就有人群围上去，接下手上的活计之后，有人就送上茶水，还有递毛巾、送草帽的，甚至还有老年人与他们闲聊上几句，存心想让他们多休息一下，生怕累坏了他们……从此以后，大队里再也没有发生越界争水的事情了。

　　到了六月中下旬，华大期末考已经结束，有更多的师生都主动加入到支援抗旱的行列。每天除了帮助运水外，还有不少师生深入到田地里浇水、除草，他们还跟着社员学会了浇水后搅匀干土和湿土，以增加墒情……此时在庄任大队的田野上，呈现出了一幅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公社社员共同抗旱、亲密无间的美好画卷。在骄阳似火之下，大学生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大干，有打赤脚的，有穿鞋子的，有裸露脊背的，有穿背心或短衫的，人们穿着短裤或长裤，但穿长裤的都挽上裤脚;这些汇聚在一起的人群约有一二千人，其中有师有生还有农，有老有青还有少，连村里放暑假的小学生也来了，人人抱定以“人大干战胜天大旱”的信念，不怨天忧人，不靠天等雨，全都遵照大队里的统一安排作分组行动。于是乎，这些人群时而聚拢在华侨大学或庄任大队之中，又时而又分流在城乡大道、田间小路、山坡小道之间，随处都能看见运水小车和担水的人们往来匆匆。然而那些守望在田间地头的人们，早就把大大小小的空桶排在路边等候，当看见运水车或担水的人到来，就好象接力比赛一样，拎过装满水的桶，径直往田里奔跑;小学生和老人抬不动整桶水，就用脸盆、小桶装满水，端着提着到地里浇灌。就是依靠这样携手齐心大干的感人场面，一切为了抗旱，一切为了虎口夺粮，这些华大的师生与公社社员苦干了半个多月，硬是在早地瓜即将成熟的关键期，把庄任大队800多亩地瓜田种得蔓粗叶碧，若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坡坡垅垅碧绿如茵。

　　也许是上苍也受到了感动，“华大风格”果然带来一场及时雨。七月刚露头，台风季节来临，终于让泉州迎来久违八个月的第一场大透雨。双方抗旱的联合行动结束了，但是庄任大队与华大师生们从此结下无比深厚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文革中1970年华侨大学被停办。

　　庄任大队经历了这一次“人定胜天”的抗旱大战，让许多社员都经受到一次最现实最难忘的社会主义教育，不用干部多做宣传教育工作，村民们自己在茶余饭后，就会列举出新旧社会的对比，列举出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比较，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的好处和信心。

　　一滴水能照射出太阳的光芒。他们从解放军和华侨大学给予的大力支援，由近及远，又谈论到了龙溪的榜山风格，再谈论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好处太多了，太了不起了——能够运用人民公社产生一种唤醒小农个体联合起来的力量，让一盘散沙有效地组织起来，一旦形成集体经济运转的良性机制，就能让社员们不再害怕天旱地涝会绝收了。那个时候尽管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且农民耕田种地仍然异常辛苦，但是共产党还是让他们看到了，全国上下形成支援农业建设的那股催人奋进的社会力量，“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处处存在一种心与心的互尊互信和互动。

　　这一年庄任大队的早地瓜获得大丰收，弥补了其它农作物的欠收，作为贫穷大队的主粮，基本上能够满足社员们半年的口粮，所以社员们怀着喜悦之情完成了收获。在分配口粮之际，大队部的广播喇叭里飘出了最新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首歌曲真实反映了大跃进之后，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全新认识，其歌词通俗清新，一往情深，曲调更是悦耳优美，一面世就被全国人民喜爱，真是好听，真是难忘啊!朱赞成看到社员们在排队领口粮时，被广播里的这首新歌曲吸引住了，好些中年、轻年人还跟着学唱，人人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他从内心为他们感到高兴。但令他更为高兴的是，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社员们已经完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给人民公社带来的阴影。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党的领导体系变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所谓的“四清”运动，即是“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后来被中央一线领导引入了学习“桃园经验”，大搞扎根串联等许多激烈的方式，把斗争的重点错误地对准农村最基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8月，福建省委和晋江地委抽调出一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在石狮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同时，也在全地区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于是市委原有的工作组服从大局，把工作组改为工作队，在泉州郊区各公社，开展起一轮“五反”运动。

　　此时的朱赞成，已经是有过多次参加政治运动的经历，这一次，他与以往不同，处于工作队的有利位置，是当革命动力而不是革命对象，这让他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把握方向和工作的主动权，他开始认真地学习有关运动的文件，还多次到地委和市委党校听大领导作报告。通过学文件和聆听报告之后，让他逐渐了解到当前国内的形势，又到了一个必须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国家经济形势步步好转，一些领导干部似乎忘记了共产党姓公不姓私，开始迷恋“包产到户”，忘记了抓阶级斗争。这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啊，不牢牢抓住这个根本，中国共产党就有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最早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四清”前说道：“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他指向的不但是“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了”、“把女儿嫁给干部，要什么有什么”，这类敌对势力常用来腐蚀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糖衣炮弹，已经十分精准地，瞄准我们共产党人执政后创建起的官僚体系。

　　共产党进城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官员管理体系，随着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在全体干部中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度，并且在军队官兵中实行军衔制度。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政治基因里的天然元素，然而为了建立和稳固人民的新政权，共产党人还是接受和实行了这一套“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旧东西。所幸的是从执行的开始，毛主席就下决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限制”。他首先拒绝被评定为一级工资，拒绝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为自己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在党内军内树立起了绝对的威望。无怪乎知名人士雷洁琼，在毛主席去世多年以后来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怀着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惊世骇俗的留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全国“四清”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同时在全国城乡平稳有序地开展起来。刘少奇是领导全国“四清”运动的主帅。重点是农村，是人民公社，主要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财务、清理仓库、清理工分，与1957年整风整社的内容相差无几，这次有所不同的是，突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和“防修拒变”这条硬性要求，并且在党内高层形成共识。为了防止走过场，中央决定先行开展“五反”运动，为“四清”先搞个热身运动。

　　“五反”的内容，有利于改善人民公社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利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水平的提高，运动一开展，立即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响应和投入。

　　此时，朱赞成已归编城东公社工作队，上级让他负责带领一组人马，还是回到庄任大队去蹲点。在运动的动员阶段，朱赞成选择了刘介梅忘本这个典型事例，对庄任大队干部和社员进行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

　　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土巴河乡人。他出身于极端赤贫一无所有的农民家庭。解放前，刘家三代要饭，三代当长工。他本人从小就讨饭十二年，又当过十年长工。其祖父、祖母皆在讨饭中饿死，叔父给地主扛长工劳累成疾，惨死外乡。两个妹妹不到十岁，被送人当童养媳。后来，他家的房子被地主霸占后，全家只好靠在旁人的屋檐下，垒起半截矮墙栖身。

　　1949年夏天，黄冈得到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刘介梅积极参加土改，还在清匪反霸斗争中表现突出，受到乡和县里表扬。1950年4月，由于工作成绩先进，被提拔为乡里的工作组长。当年11月入党，12月结婚。他家在土改后分得了四间瓦房，六亩三分上等田，一头耕牛，全套农具，还有家具、衣物等。翻身过上了好日子，他工作更加积极，三次被评上县里工作模范，后来担任马曹乡农业科技指导站站长。

　　但是，就在生活开始富裕以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一门心思想走发家的道路，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1953年国家实行统销统购时，他指使家人隐瞒应该上报的余粮，并且支持妻子对外放高利贷。1954年，他公开表示自己家不想加入合作社。他认为，家里有劳动力，一年收入二十五石谷子，除去各种开销，还剩余五、六石谷子，这就是发家的本钱，入了社就没有这些收入。此外，入了社，请人帮工、对外放债，囤积粮食的事就搞不成了。1957年8月，在黄冈三级干部会议上，刘介梅公开否定党的合作化和统销统购政策，认为“共产党在土改的时候是为农民，现在是害农民，还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死。”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同志们的不满，大家与他展开大辩论。由此，刘介梅很快就成为全县的知名人物。

　　于是，黄冈县委为了帮助刘介梅回忆对比，重新引导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取得他和他家人的同意后，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每天都吸引上千的参观者。刘介梅自己也通过回忆对比，逐步醒悟了过来，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刘介梅迷路忘本的沉痛教训，对于广大农村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都是一次发人深醒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快要忘本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党员来说，更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意义。一个曾经饱受旧社会压迫剥削的贫雇农，居然在翻身之后会喜欢上资本主义;一个曾经是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居然也会反对社会主义。这绝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生活，这种现象在当时中国农村每天都在发生着。

　　虽然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57年，福建省也做过简单的宣传，但是广大农村知道者并不多。这次“五反”教育中，朱赞成从旧材料里找出来，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第一课的内容，让庄任大队的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动员启发和教育，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始对照“五反”的标准，自觉寻找有关作风简单粗暴、管理存在浪费、经济存在漏洞等方面的问题，自我查找有无迷路忘本，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错误，而后主动在社员大会上认真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社员群众的批判和帮助。朱赞成认为要搞好此次运动，首先看大队领导班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大问题，就要先从班子下手查清楚;如果是小问题，交代清楚了，群众能够满意就算过关了。工作队指导运动，说到底，还是要依靠基层的班子啊，否则，一开局就会乱。有幸的是，庄任大队的班子确实是个廉洁干事业的班子，所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水平、能力、团结、工作作风的问题。

　　朱赞成长期在庄任大队蹲点，与这里的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都非常熟悉了解。他亲眼看到这些干部，平时与社员一同参加农田劳动，家里的生活也同社员一样贫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渣做出的地瓜渣粥，只有在农忙的时候，家里才做干蒸的地瓜团吃，逢年过节偶尔才能吃到放进点大米的地瓜渣粥。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泉州地区，属于清贫。然而，就是在如此穷苦的状况下，这里的干部和社员们，还是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他们发自真心地无比热爱如今的新社会。因为在解放前，这里十年九灾，穷得连地瓜渣都吃不上，每当受灾，田地经常绝收，饿死人也无人管，他们只有靠外出打工或者去乞讨求生，还是共产党来后穷人分得了田地，至少地瓜渣糊口没有问题了，既使逢到灾年田地绝收，政府也会拨粮进行救济，就连欠收时缺粮，照样有救济，从而保证了这里所有的贫穷人家，再也不会出现逃荒和饿死人了。与新旧社会对比，他们心向共产党，与刘介梅作对比，他们从未忘恩，更未忘本。通过前不久的抗旱斗争，朱赞成就认为，他们是集体通过了一场政治考核。只不过，这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党中央再三强调要抓阶级斗争，通过学习和理解，朱赞成也认为党中央抓阶级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必要的，既使是出身好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也要通过打预防针增强免疫力;对那些可能翻身忘本的人，可能对社会主义不满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还是很少数时，就要进行及时地教育和挽救，及时地吐故纳新，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干部和党员队伍在肌体上的健康。

　　朱赞成反复学习毛主席“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等等反修防变的论述，坚定地认为要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变，必需依靠基层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自开展运动以来，工作队与大队党支部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生产队长都很快接受了群众对他们在生产管理上的批评和帮助，也对其余涉及群众有意见的问题作出了个人检查，并且相继获得了社员大会和工作队的集体通过。同时朱赞成也深知，大队的生产重任全承担在支部和大队干部的肩膀上，所以他一边指导“四清”运动，一边放手让大队干部不误农时地抓好生产任务。

　　没过几个月，党中央有关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即前十条)就下来了，地委、市委组织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四清”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此时的朱赞成，似乎也在运动中逐渐摸索到了，得以求真务实的一套工作方法。自从大跃进之后，他对上面搞得轰轰烈烈的东西，总是有一种不踏实的个人感觉。大凡运动一来，各地随即冒出无数“先进经验”，于是上级就不厌其烦大肆宣讲，召开大会介绍来介绍去，还组织一拨拨地去参观学习，搞得基层干部头晕脑胀，无所适从。所以，朱赞成并不重视去听大领导作的报告，去了也只是听听而已，有时连笔记也不做。他认为，此类大会上有许多永远正确的官话，听多了会误导人的。但是在回来以后，他总是抓紧时间从报纸刊物上查找到相关的学习材料，尤其是有关党中央领导针对“四清”运动的言论，见缝插针，以自学为主，进行独立思考。在这个方面，下放改造时就让他已经是自学成材了。

　　基于勤于思考，他在行动上就显得比旁人有主见。他只紧跟上级抓运动的大步骤，明白地说，跟的是大方向，而不是一步一趋。他很信奉毛主席说的做群众工作，要“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蹲点参加一个现实情况很贫穷的农村生产大队搞运动，这样的穷大队生产自然条件和干部、社员的文化程度都很有限，队情民情不一样，所以一定都要从实际出发，要懂得如何把中央大的精神，融进到本地的“山歌”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本地社员群众，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四清”教育。现在的问题是，自己首先要把党中央大的精神学好，把握好，入脑入戏。

　　朱赞成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认真学习和思考了毛主席对“四清”运动的要求，“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通过潜心地自学自悟，朱赞成笃信，党中央发动“四清”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农村的干部和社员，进行一次深刻地巩固人民公社体制的教育。朱赞成开始按照阶级斗争的逻辑，去思考开展运动的工作思路。领导核心是：工作队、党支部、贫协会;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普通党团员、退伍军人、回乡知青、进步群众;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坏分子，还有不能漏掉的是，包括那些一心想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之后，他把工作队与党支部、贫协会中间民主作风好的，办事廉洁奉公的，群众威信高的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在经过群众酝酿之后，上报公社工作队批准，组成全大队的运动领导小组，同时又组织一个由书记和大队长为主的生产领导小组，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朱赞成按照毛主席说的搞运动要“农忙时松些，农闲时紧些”，于是从1964年初到1965年底，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有条不紊地在庄任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在全面贯彻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的过程中，与全市其他公社、大队的“四清”运动相比，庄任大队这个社教点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并没有引起市领导的关切和注意。

　　曾在1964年底，省、地委派出社教工作队2万人进驻南安县，学习《桃园经验》，搞大兵团作战。南安县的社教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此事，对于泉州市搞社教的干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对朱赞成而言，他认为这是个沉痛教训，应该提醒自己牢牢记取。

　　时过一年，当省里在泉州市召开全省社教工作总结大会时，朱赞成与市里社教工作队队长相遇，在短暂的交谈中间，他谈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搞政治运动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是药三分毒，有疗效也有副作用，所以呢，下级不能呆板地照上级开出的药方用药，还要针对基层的实际情况，再开个防止副作用的小药方。

　　市里工作队队长，他也很反感南安县“四清”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对于《桃园经验》开的大药方并不认同，但是对朱赞成提出的“小药方”究竟是什么，似乎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在总结大会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庄任大队，想对这里“四清”情况作一番实地考察。

　　他一进村，被两名持枪的民兵拦住。这让市工作队队长皱紧了眉头。当民兵听说是市里的工作队队长，其中一人马上带他来到大队部。大队部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把算盘打得噼叭作响，一问才知是大队会计，正在统计上报的工分。会计见是市里工作队队长到来，停下手中的活，立即起身接待，并让民兵到田间唤回朱赞成。会计告诉工作队长，朱赞成去地头田间检查农田民主管理包干制度的落实情况。这让市里工作队长眼睛一亮，追问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制度?会计说，为了批判包产到户的思潮，朱队长提出用民主管理包干制度针锋相对。这个制度就是把生产队的田地划分成五六片，每片田由一个生产小组的成员自己负责田间生产管理，什么时候下种、上肥、除草、灭虫、浇灌，还包括评议工分，这些本来是生产队长的事，现在都由小组里的社员来决定……市里工作队长打断话问道：“那生产队长干什么呢?”会计回答：“农闲时当后勤搞服务啊，比如管种子、管化肥、管农药的分配，农忙和抗灾时才当指挥官”。市里工作队长问：“社员们对这种民主管理接受不接受?”会计回答：“很欢迎啦，工分可以由小组民主评议，奖勤罚懒权力归小组，他们可有积极性呢!”

　　市工作队长像似听出兴趣来了，就势与会计谈起工分的问题。会计也顺着话题，先把清经济、清仓库、清物资、清工分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他告诉说，朱队长在查账的时候，组织人员清查了两遍，一丝不苟斤斤计较，认真严肃着呢!当到了处理的时候，他只抓大放小，让退赔和被处理的人心服口服。工作队组织社员也开过批判会进行斗争，可是斗争的目的是教育和改变这些人，过后大家都还是支持工作队从宽处理的意见。

　　当谈起工分时，会计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工作队朱队长真是讲民主。群众提出把一种工分值改成两种工分值，农忙时提高工分值，农闲时降低工分值，这个意见提出了好几年，大队怕麻烦不愿采纳。这次社教群众又提出来，朱队长让贫协会搞民意调查，结果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行两用种工分值。朱队长又让贫协会派代表来，同大队党政班子协商解决，后来双方都妥协让步，同意先试一年，搞得好就坚持下去，不好就再改过来。现在一到农忙，社员的积极性可高呢，干农活都不用生产队长派工，社员自己见活就抢着干。”

　　说话之间，朱赞成来了。市工作队长让他带自己到田间地头看一看。俩人先在村里转了一圈。正在谈笑之间，市工作队长突然皱起眉头，用稍有生气的口吻，指着村头两个民兵问道：“你们那是干什么?”朱赞成认真地回答：“抓阶级斗争啊!”市工作队长不解地责问道：“这话怎么说?”朱赞成赶紧作解释：“搞阶级斗争就得抓好民兵建设，管制坏分子时他们是治安队，抢险救灾时是他们突击队，台湾小股敌特来时是战斗队，平时搞生产也是一支生力军……”市工作队长听了后，舒展眉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而后，他也向朱赞成解释说：“刚才进村被民兵拦下来盘问，问我是不是来搞串联的?这让我挺生气的，还以为你也学南安的那一套，神神秘秘，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连我也自危了啊!”说完，他就大笑。朱赞成说：“我看他们(指南安县社教)有点理解反了，社教运动就是要让更多的干部群众，相信和拥护社会主义，而不是专整那些四不清的人，毛主席说过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只要把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团结好，组织起来，搞强大了，让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自然就走不成，让想翻共产党天的人，一露头，不等专政机关动手，下面的群众也不会放过他们。”

　　他俩走出村庄不远，就看见了一群武装民兵在练兵。俩人走近，站在一旁观看。场上的气势如同解放军在练兵。朱赞成告诉说，大队里这些年回来的复退军人，现在百分百都是民兵，大队组建起新的民兵连，全是他们当骨干带领着这一百多号人，其中有许多是回乡知识青年。在这次“四清”社教中，庄任大队算是真正地做到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军事、思想)，我们蹲点工作队，也是把抓民兵建设当成“四清”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朱赞成又说道：“我们给民兵连三大任务。第一搞好生产，第二搞好军事训练，第三坚持政治学习。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人身上，所以农村搞社教抓反修防变的教育，就是要从他们身上抓起。我们要求大队支部，加大培养年青人的力度。大队支部为他们每人买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还订了大量刊物，每周两个晚上组织集体学习。大队支部还把团支部工作，结合到民兵连里一起做，文艺宣传也交给他们，现在已经会自编自演小节目了，可活跃呢!我们还挑选有文化、表现好的年青人，安排到大队管理岗位上工作，待到运动后期，改选新的大队党政班子时，我们还考虑安排年轻的退伍军人参加进来。”

　　之后，他俩又来到一处水利工地，这里的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朱赞成又介绍起大队在农闲时安排水利建设的情况。他说，庄任大队限制农业生产的最大制约就是缺水，干旱一来，火烧埔(意思是像被大火烧过的地块)。“四清”运动快二年了，大队每年都坚持农闲时打两口井，修建一处小塘坝，积少成多，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

　　已经中午时分，朱赞成请市工作队长一起回去吃饭，吃完饭再听他和班子作汇报。朱赞成蹲点是住在一户社员家里，已经被通知多做了一份饭。朱赞成他们一到，饭就端上桌来。市工作队长低头一看，心头不由地发酸，自己面前的饭钵里，黑呼呼的全是地瓜渣糊，热气腾腾散发着些许地瓜香气，也夹带着淡淡霉味。他再看看旁边的桌上，围着房东的一大家人，老老少少，光是小孩就五六个，他们饭钵里的东西和自己是一样的，只是要稀溜得多，能够照出人影。两张饭桌的中间都有一碗咸菜。小孩们开始吃渣糊时，几乎都是用吸代喝，响起一片吸溜声，像是比赛谁吃得快，不时地还相互调皮着，逗得老辈人笑逐颜开，使整个小屋里充满着亲情和欢快。

　　市工作队长看见朱赞成，那完全是一副回到自己家的神态，洗完手，坐下来埋头吃饭，边夹咸菜边就着渣糊吃，吃完又到锅里盛上再吃，还走到小孩旁边逗一逗，又跟老人说说话，丝毫没有是外来人的感觉。这时市工作队长自己也端起了饭钵，他像要完成任务一样，很快就吃完了钵里的地瓜渣稠糊，而后放下筷子，抹抹嘴，表示吃好了。他看到房东已经吃完饭了，就主动凑上前去，两人很随和地聊了开来。

　　他俩聊的是村里社员家庭生活的状况。通过聊天，市工作队长才知道全村人每年把两次分配到手的鲜地瓜，舍不得吃，家家户户都制作成地瓜粉，卖给供销社，支援国家搞建设，同时也能换些钱对付生活。而后，全村人把制作地瓜粉剩下的渣料，捏成团团晒干后保存起来当主粮，每天清晨煮一大锅地瓜渣糊，一天三顿就这么吃着，连家里的牲畜也同吃这一锅食料。市工作队长问道：这样的生活苦不苦?房东很淡定地说：比城里人是苦呀，但比起解放前好多了，一天三顿有地瓜渣糊当饭，稀的不顶饿，家里谁饿了到大锅里再勺着吃，随时放开肚皮吃，总是有吃的，比起共产党来之前饿了想吃没得吃好多了，不用再去逃荒要饭了。再说地瓜渣也挺养人的，我们这里人世世代代都吃地瓜渣，身体都很壮实……正聊着，朱赞成催促时间到了。

　　在路上，市工作队长问起朱赞成对吃地瓜渣的看法。朱赞成说，我从小就是吃地瓜渣长大的，每次吃起地瓜渣总有一种和穷哥们是一条根的感情。市工作队长也很坦然地说，难怪你眉头不皱就吃下了两大碗，可我吃一碗还可以，第二碗就吃不进去了。朱赞成告诉说，房东还是把沉淀在锅底淀粉最多渣子最少的部分盛在我们的碗里呢。市工作队长很感动，一到大队部就找会计交饭钱，他拿出一块钱，会计说太多了二毛钱就足够了。两人相持不下，还是大队长拍板说收五毛，会计就照办了。按照大队的规定，吃包饭收的钱到结算工分时一起返还房东。

　　整个下午，市工作队队长一直在听取汇报。先后有大队的四清领导小组和党政班子作了工作汇报，内容有贯彻落实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过程和总结，有清理阶级队伍整顿党组织的过程和做法，有抓运动促生产以及开展民主管理的做法和总结，有学习解放军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做法和总结，还有贫协会对四清运动民主评议的总结，还有党支部对大队党建工作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在汇报过程中，市工作队长不时地插问或提问，不相同的汇报人随问随答，所有结果都让他深感满意。

　　这一次对庄任大队四清运动的考察，让市工作队长总算搞清楚，朱赞成针对“是药三分毒”的“小药方”究竟是什么了。他在内心大加赞赏，但也很明白，朱赞成的一些做法与当时的主流有所不同，甚至有些不相容，难怪朱赞成不显山不露水偷偷摸摸地搞“小药方”呢，否则在运动之初就要被拔“白旗”了。回来之后，他在向市委农村工作部长汇报情况时，只是侧重地汇报庄任大队的社教工作，进行得十分稳妥扎实，群众发动和组织的很好，党政班子团结而有朝气，同时还两不误，以抓好运动来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末了，他极力建议市委农工部再派人去仔细考察一下。

　　不久，市委农工部也派人去庄任大队进行考察。回来以后，这次的考察结论远胜过市工作队长的个人考察。考察小组认为：庄任大队的社教工作队，在四清社教运动中，依靠贫协会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通过严格清查经济和组织等项问题，揭露出少数落后干部、党员和坏分子，又通过了具体事实和程序给予批判和处理，并且挽救帮助了其中可以教育好的人，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革命队伍里。这种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工作方法，不但教育干部也教育了广大群众，让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该大队在抓好阶级斗争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干部和社员搞好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切实做到了抓好运动和搞好生产两头都不误。

　　考察小组还认为：从1963年到1965年初，两年多来，庄任大队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战胜了一场持续八个月的特大干旱，使500多亩旱地栽种的地瓜获得大丰收，还对400多亩盐碱地进行改造，也获得了成功，连续两年粮食生产取得丰收，社员的口粮基本做到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国家救济。他们还积极探索和推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下大功夫落实大队党支部和民兵连的各项工作，让社会主义思想和新风尚逐步深入人心，在庄任大队普遍形成大气候，并能通过以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社员，让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认识到此路不通，让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实现政通人和。

　　然而，当年晋江地区搞社教试点的领导人，在南安县推广“桃园经验”，强调和突出了过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方法，极大挫伤了南安县几乎所有公社、大队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给当地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干部队伍带来了很大混乱和后患。对于全国而言，这种矛头始终向下的“四清”后患，一直延伸到文革之中，最终酿成各地农村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形成对立分派的另一个主因。

　　就泉州市而言，南安是隔壁县，同在一个地委领导之下，影响力自然不小。好在泉州市社教工作的全面铺开，时间上比南安迟了半年多，全国贯彻“后十条”不久，毛主席就发现问题的所在，又下发了“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四清运动中，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是向上，而不是向下，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若从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路线分歧上看问题，此时已经初露端倪，方向和终极目标都是不相同的。一个是要把“四清”的矛头向上，重点是发动群众揪出党内中、上层的坏领导，即走资派;一个是一贯采用居高临下，搞“四清”就是矛头向下，专门揪斗一些基层的坏领导和坏人充当靶子(又是重复反右斗争的那一套，所谓基层的“坏领导”和“坏人”中，绝大多数是些敢于向上级提不同意见的人)，最终让他们成为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四清”运动的初期、中期，刘的主导占据上风，然而到了后期，毛的主导逐步被干部和群众接受，风向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所以在“二十三条”传达之后，泉州市就采取紧急刹车，很快扭转了扎根串联的做法，这让地委多少有点不满意。也就是说，在“四清”运动的后期，市委和地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开始出现了分歧意见。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朱赞成在“四清”运动中稳重有效的工作方法，开始得到了市委多数领导的肯定。

　　1965年初，市委正式任命朱赞成为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自从平反之后，朱赞成就把自己当作一条受过伤的蚯蚓，以不断磨砥练就出的坚强党性，用自找苦吃的忘我精神，无怨无悔地钻进人民公社的土壤之中，成天与农民和泥巴打交道，浑然不觉之间就疗伤自愈了。而如今，他重新赢回组织上的信任，又有了实现心中莫大愿望的新机遇。

　　当上级宣读任命的那个时刻，他就意识到城东人民公社这块土地，是与庄任大队同样的贫瘠，所不同的是责任范围更加重大了，这可是一份天大的职责啊!自己决不能愧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不由地联想起毛主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他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太有深意了。

　　他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只当一条喜欢与农民和泥巴打交道的楞头蚯蚓，还要懂得蚯蚓之所以努力不懈地松土、保墒、护根、壮苗，是因为共产党人播下了人民公社这颗无比金贵的“种子”，一切都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好更茁壮地成长起来。从那一刻起，朱赞成心发宏愿，一定要让人民公社在城东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第九章  文革初挨批斗无惧抓生产

　　原城东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国连是这样回忆的：

　　“城东公社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的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0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人口3万多人，总耕地14000亩，其中水田5000亩，农地(主要种地瓜)9000亩，山地20000亩，海水面积50000亩。务农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三面海水，淡水也缺，十里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粥和地瓜渣糊。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公社贫困落后的面貌。他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便是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一大早去参加劳动。就是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着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在当地《何氏族谱》中，有一位被尊为活贤人的万寿鹏老人还回忆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朱赞成)一贯穿着一双人字拖鞋，就是这双人字拖鞋伴他走遍城东公社的每一

　　座山，每一片田地，每一个村庄。每逢爬山涉水时，他习惯把那双拖鞋，扎在腰间或者插在臀部，一年四季任凭风吹雨打日晒，浑身上下都是黝黑黝黑的”。

　　就是这位“拖鞋书记”上任不久，很快走遍了19个大队的山山水水，走访了40个村庄和178个生产队的民生和生产，渐渐地，他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城东公社社情民生的全景图。每天从夜晚到清晨，他常常辗转反侧，一睁开眼睛，脑海就浮现一片穷山恶水——背山临海，地处丘陵，山多地少，地脊缺水;一闭上眼睛，心潮就涌动无数艰难民生——人均耕地仅半亩，产量低下，全社农民人均口粮少，主粮是吃“番薯渣汤”，经济收入极低，医疗和教育条件也很落后，用水用电十分困难，群众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

　　此时的朱赞成，心里装着执政为民的重任，天天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地为城东公社寻找治穷的方略。他为此召集过一次又一次班子会议，放手让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结果是，除了老套路还是老套路，这让人很无奈，而自己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于是只好先制定出一个全面改造低产田的方案，要求各大队学习庄任大队的经验，每年都要改造三分之一的低产田，用三年时间全社改造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大目标了，完全是依靠大量的人力投入，极其费工费时，朱赞成小时改造菜地就是这么干的，时代前进了20年，还得这么修理地球吗?所不同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现在人民公社真可谓人多力量大啊，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这些公社的社员们虽然生活还很贫苦，还需要勒紧裤带去干繁重的农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了普通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尊严。

　　想当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核心价值观，让全社会到处都流露出对人民公社的敬意和友爱，这也让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群众，对于愿为国家多打粮食多做贡献的冲天干劲，拥有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时代自豪感。

　　1964年5月，远在山西省偏远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处在地图上难以查找的小山庄——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大寨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土石山区，在严重缺水的干旱山坡上，树雄心，立大志，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量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当年，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长江以南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此时，却让一个不起眼的黄河以北的小山庄率先实现了。这说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大寨人这样干，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可是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苦苦追求的一个梦想呵!要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必须先解决吃饭这个大问题。大寨大队的突出成就，无疑让他们看到了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新曙光。尤其是在毛主席看来，大寨增产的成就和战胜困难的能力，非常符合自己心目中人民公社的理想境界，似乎为他亲自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样榜，从而证明人民公社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实体，绝不是共产党人搞出来的乌托邦。

　　难道不是吗，资本主义的以色列还在沙漠地里搞“基布兹”(即农业合作社)呢!他们有的是钱，可以有国家大量贷款支持，而我国呢?“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花》时，在编者按中如是说，“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

　　《人民日报》指出了学习大寨的方向——改天换地。然而，毛主席还有一个概括，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就让全国农业学大寨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灵魂。

　　农业学大寨从1965年开始走向全国，朱赞成很快就从学习大寨的经验介绍中，寻找到与自己工作思路契合之处，只有彻底改变本地的穷山恶水，才能让落后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这可是了不起的雄心壮志啊!一群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不仅为了自己吃饱肚子，也是为了给国家多贡献粮食，居然使用近乎原始的工具和劳作方式，就敢于向千年不变的穷山恶水开战，他们真正做到了改天换地，也真正做到了解放生产力，这样超乎常人的大气魄来自何处?寻找答案并不困难，首先是班子的带头人要有大气魄，毫无疑问，大寨人的带头人陈永贵就是自己的学习榜样。

　　朱赞成想起自己被下放改造以后，曾把第二畜牧场的班子当成人民公社的好样榜，现在看来，认识太肤浅了。党报在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对陈永贵本人是个生产能手，还会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严格，公私分明，领导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生产条件年年有改变，农田产量年年有提高，上交国家的粮食年年有增加，又能够善于正确处理集体和国家关系，这些有关陈永贵个人的领导才干，也都作了突出的报道。在拜读之后，陈永贵在朱赞成的眼里，肃然成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传奇人物。

　　当朱赞成把大寨的先进经验和陈永贵的个人魅力，向公社班子成员大力宣传和介绍之后，整个公社班子里的成员也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就像被阳光照进了心里，开始对照大寨的标准重新审视原来制定的工作方案。

　　城东公社原先规划改造低产旱田的要求不够好，也不科学。于是公社班子重新制定出新的规划要求，决心以更高的标准来改造低产旱田。他们要求各大队改造边角小地块，要裁弯取直，填平坑坑洼洼，平整扩大到可以全部机耕的标准;对改造现有的大地块，要求地面平整，5亩到10亩地连成一大片，其间大田埂可过平板车，所有的旱地改造，活土层至少要厚一尺，以提高土壤蓄水能力;丘陵田地垒堰坝，要高而坚实，地要平、土要厚，以提高抗洪能力，防止水土流失。

　　他们还对盐碱地、粘土地、粗砂地也作出具体的改造方案。对于盐碱地要分割成块，周边深挖排盐沟，采用石块和水泥砌好，形成沟沟相通，灌溉后流水环绕。对于粘土地，要用细砂土和草木灰掺和改造;对于粗砂地，采用深耕移土，再用细土回填。

　　重新改造低产田的规划方案，大约覆盖了全公社百分七十五的耕地面积。完成后，旱地能改成水田的则种水稻，杂地能改成蕃薯地的则种蕃薯，全面提高了全公社主粮的产量。规划中还包括制定建造三级电灌站的方案，要把全公社的旱地都变成水浇地。为此，在低产田改造时，对每块地都要求同步建设灌溉渠道，今后可以与主干渠道相配套。

　　朱赞成还在集体研究新规划时，提出了两项新的内容。他提出要重视学习大寨搞绿化的好经验，结合城东公社的实际，要沿着海岸线种植木麻黄，建造宽阔的防风林，还要在本社的荒山上建设果树园。紧接着，他提出了另一条建议，让所有的人都很吃惊，同时也令人激动和佩服。

　　朱赞成说：“大寨人最让人佩服的就是志气大，决心大，改变穷山恶水有好办法。他们见山穷就治山，见水缺就治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天天挖山不止，努力增加耕地面积，艰苦创业，持之以恒，终于达到了创业目的。”

　　“大寨人是人少地多，立足山区，想为国家多作贡献，还嫌地不够用，开门见山，就向荒山要耕地，而我们是人多地少，地处沿海，开门见海，怎么就不懂得向大海要耕地呢?如果我们脚踏实地学习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海，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能够把海岸向外移出一百米，那就是几百亩田地呀!如果还能够向外移出一千米，那就是几千亩田地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城东公社才算是达到艰苦创业的目的。”

　　“不过，现在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者说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设想。敢于向海龙王进行挑战，不比在陆地向山山水水挑战，而且我们现有的实力太有限了，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盲目去大干风险极大，但是我们有人民公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向大寨人学习的志气和决心，还有向工人阶级大庆铁人学习‘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硬骨头精神，完全可以先找大海的某一个小角落作个挑战，不妨拿出胆量来先试一试嘛!怎么试?我想了很久，就在庄任大队先搞个小型的围海造田，为公社摸索出一套经验，若是成功了，我们再下更大的决心，好好大干一场，来个改天换地”。朱赞成的一席话，很有见地，极大鼓舞起全体班子成员改天换地的信心，大家一致同意先搞个小围海试验的意见，也期待着他能够拿出更加详尽的方案。

　　“朱赞成要跟海龙王斗法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公社，立即引起社员们的一片热议。泉州地域是全省最盛行迷信的地区之一，城东公社也是个越穷越迷信的地方，尤其是居住在乌屿岛上的居民，十几代人都是出海捕鱼为生，当他们耳闻消息之后，一些中老年妇女们认为这是破坏风水的行为，早晚在向菩萨祈祷时，免不了诅咒上朱赞成几句。当然，公社里还有不少中老年人，因为存在小农思维，因循守旧，不相信人定胜天的社会主义宣传，难免说上几句“人不跟水斗，狗不同鸭斗”的落后话，但是听说只是先在浅滩上搞个小围海造田，其中也有人不禁佩服起朱赞成的老成持重，知道此事成败还两难说呢，反对的态度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诚然，还是有一大群城东公社的贫下中农和年青人，特别是回乡知青与退伍军人，他们都是积极拥护和支持围海造田这个好主意的。自己家乡千年不变的穷山恶水，让新一代年青人感觉压抑太久了，穷则思变，改变家乡旧面貌，早已是他们多年的夙愿和志向。他们庆幸自己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亲眼目睹只有十几年的光阴，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从一穷二白中走过来的一串串脚印，就是这些充满自豪感的脚印，让他们读懂了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看到了祖国制造出来的国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小汽车、拖拉机、飞机、大轮船、原子弹等等，这些工业战线和国防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处处显示出了国家进步和劳动人民的豪迈;以及还看到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和解放军，同时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形成的全社会良好风气，让他们总能感受到整个社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进步力量，每一天都能推动着有志向的年青人，不甘落后，跃跃欲试，为实现心中的夙愿和理想，争当新时代的好男儿而自强不息!

　　而此时的朱赞成显得格外沉静，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去宣传要搞小围海造田的方案，因为他深知如此举足轻重的大方案，从设想到问世，得有一个复杂的孕育期，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去务实，操之过急难免出错。而眼下要宣传的重点是，必须坚持公社党委已经确定的方针，利用冬闲抓紧改造低产田。于是就在一番农业学大寨的强势宣传下，全公社17个大队(除乌屿岛两个大队外)厉兵秣马，摩拳擦掌，不久就掀起新一轮改造低产田的生产热潮。

　　正当城东公社如火如荼学习大寨改造低产田之际，中国高层的政治风云，此时也在悄然发生着底层老百姓深不可知的一场大激变。转瞬之间，风云博斗，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朱赞成在大跃进中一直认为，党中央的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一对“铁哥们”，其实不然。共产党人在进城执政之后，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从党中央一线、二线、书记处、国务院，到中央局，中央政府部、办、委，和省、市、地、县，公社，乃至院校、省厅、局、处、科、股，还有隶属的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人事重叠、盘根错节的国家官僚体系。

　　出于种种原因，共产党内没能够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于是在这种党内官僚体系中，任何单位的党政一、二把手，只要滥用党内和行政的手段，都可以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反对他就等于反党。他们恃权大搞一言堂，压制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敢提于意见的人，搞独断专行，强迫命令，无视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和痛恨，为此，中共最高决策层发动了1951年“三反”运动，枪毙掉建国后第一批的腐败高官刘青山、张子善等人。此举虽然有效震慑住党内官僚们的贪邪之念，但还是管不住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霸道作风。建国十七年以来，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监督之间，因为长期积累的官民重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为了继续整治党内的官僚主义，1956年底至1957年5月，毛主席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原先希望要广开言路，借重党外知识分子的监督力量，参与党内开门整风，渴求党内党外一致对准党内的官僚主义开火。这可是一次伟大的民主尝试啊，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制度建功立业的大好良机!料想不到的是，有一些画眉性格的上层知识分子，不识时务，胡乱搅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那些党内上层的当权派，抓实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对中苏友好的大把柄(此时正处于中共支持苏共处理匈牙利事件之际)，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改变初衷，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但让党外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在人民需要他们参与对执政党监督的时候，失掉了为中国民主政治出力的机遇，反而还遭遇到毛主席预计全国只有5000个右派，党内高层却有人层层加码下达指标，硬是扩大出50多万个右派的悲催结局。

　　当年党内的当权派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段，一口气打倒50多万个右派，从此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让毛主席失去用最小代价制约党内官僚主义的极佳途径，也让党内的官僚体制产生出一种抵御政治运动的官本位“抗体”：但凡大规模政治运动来临，必将抱团取暖，矛头向下——结局总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保护好最听话的“一小撮”，才能用打下去这“一大片”的下场，来教育“更大一片”不听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另搞一套的基本对策。

　　1958年，全国兴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建设高潮，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初衷十分纯正，真可谓是一场全党全国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民大生产运动。然而，就在爱党爱国的亿万人民群众满怀豪情投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号召之中，党内的官僚体系却挟持着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余威，竭力压制党内纠错的不同声音，以极左的面目操控各种媒体荒腔走板，大刮浮夸风，用说假话、放卫星，耸动天下，一哄而上，大搞假政绩假产量，谎造一片大好形势，酿就了中央对形势的轻信误判。尔后，又在遭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之际，在全国储粮缺口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各地隐瞒因多购多征而扩大的实际灾情，层层谎报各地存粮的实际数量(最典型的是四川省)，再一次招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上的失误，造成了全国若干地区发生了大粮荒、个别地区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中共党内的官僚体系在大跃进中，把自己擅长说大话、假话的成功范例，不经意间被演绎成最为经典的政治故事，让世人阅史之后大跌眼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其中“人祸”的精确注释，应不是毛祸，也不是党祸，实乃体制上的资产阶级官僚体系之祸也。史料上明确记载，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巡视，曾经被寿张县、常熟县等地官员，用胡编的超高产鬼话蒙骗了，不止一次、二次，而且听了就信，就上当。

　　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共同联手，想要对体制内官僚系统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清算。但是在清算的方向上，两位领袖发生了严重分歧。此时体制内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似有权力已被异化的影子部队，他们有山头，有地盘，搞独立王国，若隐于高层，若现于中层，或见于基层，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尾不见首，渐渐形成了大气候。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是主张不查首只抓尾，即矛头向下，有什么清什么，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而毛主席不同意，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中的，矛头向上，至于基层干部群众犯的错误，应以批评教育和团结为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最终以毛刘意见不合，黯淡收场。此时的毛刘，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两位领袖各不相让的僵局。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毅然决然，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先，还是想在体制内解决与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当大幕正式拉开后，领导体制内的两套人马，旋即产生出激烈地冲撞。毛主席凭借自己在党内外崇高威望，用发社论、发号召、发文件，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文革”的狂飚。而此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掌握着开展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他们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工作组火速出击，牢牢控制着运动的方向，试图把这场刚兴起的群众运动，反转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

　　据统计，1966年仅北京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出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这批人后来大多数成了铁杆“造反派”。

　　面对双方殊死博斗且力量悬殊的大态势，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人与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布署。此时此刻，无人能知晓当他下定决心时，内心经历了一个怎样痛苦复杂的过程。在这个体制里，满眼都是曾经与他共同人间伏虎的战友和功臣，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忘记了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初衷，忘记了为革命胜利推小车的那些人，才是胜利后国家真正的主人，而自己只是个公仆;忘记了中国历史上“勃兴忽亡”周期律的教训，而如今这些人已经站到了“反修防变”的对立面，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用人民给他们的权力来镇压人民，让这场群众运动重新陷入反右斗争的困局。毛主席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又一次被那些曾经的战友逼至墙角，这让他不得不动心起念，出狠招力挽狂澜于即倒。

　　毛主席从来就是一拳打得开免得百拳来的高手。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公开挑明了与刘少奇的矛盾，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猛烈批判一线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全会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林彪任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保留常委，被排名第八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很快就掀起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他还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出现，让毛主席众里寻他千百回，蓦然回首，却在独具“一.二九”学生运动传统的北京城里，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时代崭新版本的一支革命新军，“狮猛醒，向中国，一声吼”，这可是与五四运动同等量级的革命新动力呵，不可小觑。毛主席不辞劳累，大气磅礴，一连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进京的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小将，让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以“四大”为武器，急剧兴起破四旧和大串联的学生运动，向全国广泛幅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首先被突破的各地中共旧官僚体制中的顽固堡垒，并且让它层层“中间开花”，靠得就是这些浑然天成的红色革命小闯将。

　　这时候文化革命才刚开始不久，党中央尚未将全国的厂矿企业和农村划入开展运动的范围。在全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公社党委书记只能算个兵头将尾的末端。此时的朱赞成，他和泉州市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对于党中央上层毛刘斗争的内情，事前毫不知晓，突然之间，党中央用文件、报刊、社论广播，一轮又一轮铺天盖地的宣传，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刘少奇是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坏头头，当听到这样的事实，个个如同惊雷炸顶，完全可以用震惊、不理解、难以置信，来描述他们当年被震撼的感受。说来可笑，朱赞成这次也许是被震懵了，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似乎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是冲着上层建筑领域而来，不会波及“经济基础”领域。据此他不为“乱世”所动，还是坚持一心一意学习大寨的创业精神，仍然像一条不会停歇的蚯蚓，风雨之中“钻进”盐碱田，烈日之下又“钻入”沙土地，每天每日与社员们挥汗如雨，共同奋战在改造低产田的前列。

　　然而，“经济基础”并没有成为文革风暴中的世外桃源。有一天，红卫兵的到来，送给了他一顶保皇派的“帽子”。

　　8月下旬，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冲破工作组的阻力，派出三百多人的代表，沿途搞串联，要到福州上访，准备揪王于耕(省教育厅厅长、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爱人)回到八中，清算她在社教时的罪行。他们一行队伍离开泉州时，路过城东公社紧邻国道线路边的田野，看见公社社员们正在地里忙着农活，就用话筒作“造反有理”的宣传，许多社员放下手中活计，纷纷围上前聆听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那个场景，就像抗战时学生们在搞街头宣传。正当革命师生控诉王于耕的罪行时，朱赞成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一本正经地对革命师生们说：“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要到省城造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搞农业学大寨，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是呢，我们和你们的革命任务不一样，你们是搞上层建筑的，是专门造当权派的反，而我们是搞经济基础的，专门造地球的反，社员们现在正忙着在地里造反呢，要吃饭要赚工分，没有时间听你们的高谈阔论”。说完，他一挥手，喊了一声“干活喽!”社员们都散开了。厦八中的师生们受到一顿抢白，有几个学生不服气，突然用愤怒的嗓音一齐喊出“保——皇——派!”朱赞成一听，楞了楞，觉得这个名词很新鲜，不太懂，但他还是回过头来，朝着师生们挥挥手，表示了礼送“出境”的友好。

　　其实这个时候，朱赞成对红卫兵并不反感，甚至还有几分羡慕或妒嫉呢。这些还是那么稚嫩的学生们，真是火红时代的幸运儿，参加大串联，走到哪里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吃住行都不要钱，出门只要带十几斤粮票和学生证，北京、上海、井冈山、延安、省城，爱上哪上哪，享受着无上荣耀的政治待遇，哪朝哪代能有这样的好事呢?比方说，有多少老干部打江山出生入死，解放后想到北京看看毛主席，连看上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而这样的好事，却让这些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学生娃娃们摊上了，能不让人羡慕和妒嫉吗?可是没过多久，朱赞成对红卫兵的看法就改变了。

　　1966年8月26日，福建省委决定召开“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万人大会的召开，实际上是对厦八中师生上访行动的抵制，是害怕王于耕被厦八中师生抓走。8月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师生，为了声援厦八中师生的上访行动，也来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被拒绝，引起了师生们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时叶飞才被迫出来接见。这个时候，福州市委第一书记郑重，把福州东海前线红卫兵(以福一中、福三中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叫来保护叶飞，与“八.二九”派的学生作对。当时就发生打人抓人的情况，叶飞不但没有出来制止，退回到办公室楼上，坐山观虎斗。随后，省委把学生上访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8月30日晚上，省委召开常委会，通宵达旦之后决定，要向群众说明“八.二九”是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暴乱”。随后，叶飞出尔反尔，推翻了常委会的决定，提出不要在大会上讲话，可以搞街头中、小型辩论，结果造成了对革命师生的围攻。

　　1966年8月至9月，叶飞提出要炮打“分司令部”，目的在于转移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他讲“教育厅是宣传部领导下的”，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系统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首先从宣传部开刀，先要打分司令部”。闽中、闽南红卫兵来到省城要求斗叶飞，叶飞与郑重搞了个“工人赤卫队”，是保叶飞的。赤卫队把学生包围起来，围攻学生。红卫兵要到北京告状，叶飞不让坐火车去，红卫兵就步行至白沙站(闽候县内)坐火车，结果被扣下送了回来。

　　叶飞在提出炮打“分司令部”前后，推出了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卢叨、省文化局局长陈虹作群众斗争的活靶子，任由群众戴高帽、挂牌批斗，之后又提出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运动，千方百计想把运动纳入省委规范的轨道。这种“弃卒保帅”的昏招，使这位福建籍革命老前辈，运动初期的个人声望陡然下降。

　　1966年9月1日，福建日报社职工造反队，贴出支持学生的大字报，石破天惊，有人惊呼省委后院起火了。9月17日，叶飞在会见南下红卫兵时，公开表态支持揭露福建日报社参加造反职工的个人老底(即个人历史、出身、成分等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把福建日报社的造反群众在社会上搞臭。

　　此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大批南下福建，与福建的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结合起来，四处串联，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由于观点、立场不同而冲突，发生分化和改组，继而大字报和大辩论走向街头，许多所谓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挂牌、批斗、游街，乱象纷纷出现街头，围观的市民如潮涌动。福建省委和各地市党政机关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叶飞的个人处境也越来越尴尬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人们的忆记里，1935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学生们在街头演讲的一句话镌刻于世人心间——“若大的北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此时的晋江地委、泉州市委，也是若大的机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文革开张不久，就出现红卫兵串联和冲击，各级党政领导对这种造反行动抱有怀疑，主要领导还产生过抵触情绪，也曾经幻想用拉一派压一派来控制局面，现在省委都快撑不住了，地、市委也相继陷入半瘫痪。

　　这一段时间里，地、市委的大院比菜市场还热闹，臂膀上佩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可以随意出入机关大院，院内墙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勒令”、“最后通谍”等醒目标语，以及特别吸引人气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异端麻辣，皆能让官办媒体顿失颜色无人问津，比如有大量的北京、福州等地的造反快讯，某事件的内幕消息，某走资派的老底，政坛大人物的表态，炮轰某某领导的誓死战书……令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简直能与当今网上博客世界相比。每天从早到晚，一拨一拨人群川流不息地前来观看，天黑了还有人兴致勃勃，打着手电筒，继续抄写着大字报上的内容。

　　朱赞成听说地、市委机关已经乱成一锅粥时，出于好奇之心，抽空也来两个大院里看大字报。看完之后，他终于在大字报里找到了对“保皇派”的解释，不禁在心里嘲笑起“厦八中”的学生们——自己怎么会去保走资派呢，除非自己也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可能吗?

　　朱赞成从地、市委大院回来，对局势的发展就深感忧虑，除了中央点名要打倒的刘、邓等人之外，下面的走资派上哪儿去找、去识别呢?中央、省委不点名，谁会在脸上贴标签呀!难道就让红卫兵这么一路见佛杀佛、见官必反吗?党中央这不是在搞乱自己吗?

　　正当朱赞成对红卫兵心生反感时，有一批红卫兵主动找到他的头上。这批红卫兵是属于“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泉州联合战斗总部”(简称“泉联战总”)的，他们是来说服朱赞成入伙，希望他能加入打倒地、市委走资派的造反行例。朱赞成反应冷淡，以中央文件有规定，红卫兵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为理由，拒绝了红卫兵的要求。多次说服无效，这些红卫兵一怒之下，翻脸无情，用大字报和大标语炮轰朱赞成，逼迫他转变立场。

　　这一次的炮轰，让朱赞成由“保皇派”荣升成为“走资派”，好几条“打倒城东公社走资派朱赞成”的大标语，醒目地张贴在公社办公驻地。第二天便被搞卫生的人清理掉了。这时候的红卫兵小闯将们，已经修炼成街头宣传的小行家，他们对于这种对抗付之一笑，又唤来了一批人，带着油漆和毛刷，挽起袖子使用毛刷，蘸着油漆书写大字。他们写得很认真，字也写得漂亮，让驻足观看的朱赞成和其他人，一齐暗夸他们的书法，真是不赖!不一会功夫，几条不同内容打倒朱赞成的标语，赫然出现在粉墙上。红卫兵走后，有人要拿不同颜色的油漆盖住，被朱赞成拦下，他淡定地说：“涂了人家还会再写，好好的墙壁，会糟踏成什么样子?不如留下当书法欣赏吧!”这几条标语便原样保留了下来，一直到许多年后，日晒

　　雨淋之下，才逐渐地消失掉了。

　　朱赞成忠实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曾越过雷池一步。每天每日没白没黑地与社员群众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红卫兵因朱赞成在城东公社群众威信很高，想要让他站出来与他们一齐造市委的反，不料被拒绝了，就把他也当成“造反”的对象，打成市委走资派的马前卒。一时间，在造反有理的冲击下，使公社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受到了一定破坏。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对于冥顽不化的走资派，最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终于有一天，“泉联战总”红卫兵们孰不可忍的愤怒爆发了。他们精心策划好要在城东公社，召开一场对走资派的批斗大会，勒令朱赞成第二天上午九时准时到会。第二天，红卫兵却无处寻找朱赞成的行踪，打探了半晌，才知道他在田里和社员们一起搞烂泥田改造。一批红卫兵来到了现场，想要把朱赞成押回去开批斗会，但他们看到的是，朱赞成赤脚站在烂泥里，浑身上下都是泥浆，像是个种田汉的老把式，正起劲地深挖着烂泥巴。红卫兵全都傻眼了，楞在田埂上说不出话来。朱赞成见状笑盈盈地说：“你们要批斗我，我不反对，但是批斗会要开在田间地头啊，这里才是同走资派斗争真正的火线呢，我正恭候着你们!”周围的社员们一起哄笑了起来。经过这一次的较量，“泉联战总”的红卫兵才算认识到，朱赞成是个不惧怕被人造反的“老油条”，至此，他们也知难而退，来干扰的次数逐步变少了。

　　其实变少的主要缘故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正在急剧升级，为了争夺唯我独革的话语权，光靠笔杆子已经不行了，还需要用枪杆子呢。于是泉州市的“文革”，由党内走资派抗拒阶段进入到挑动两大派群众组织(保皇派与造反派)，相互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话语权的武斗时期。

　　1966年的夏季到秋季，泉州又是一个大旱之时，朱赞成已经无暇关心天下大事，他利用红卫兵因两派内斗而无力顾及之际，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领导抗旱的斗争之中。

　　城东公社当年水利技术管理人员魏文海老人，对于那一年的情景有过一段深情地回忆：

　　“我是水利管理人员，在1966年参加水利抗旱会议，因当时城东片区东星、下尾、前头、埭头、浔美等大队受旱非常严重，城东公社机关已处于半停顿状态，公社生产无人管，灾情又如此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粮食必定大减产。坚持上班工作的老朱在东星村召开有关大队及水利人员会议，提出抽水抗旱的计划，要在仕公岭架三层抽水机临时使用。灾情就是任务。会议后隔天就开始测量施工，但当时文革武斗严重，为防止仕公岭路段出现人员伤亡，保护测量施工人员，老朱及时向上级反映得到支持，即派解放军来巡查保护，让测量与施工顺利进行。施工要从东海圣墓村为起点，分三层抽水机把水抽过仕公岭山顶;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困难(资金、材料)，老朱及时向上级汇报得到了帮助。经过20多天的奋战后，水源流过仕公岭解决了旱情，取得当年好的收成。群众欢呼说今年好收成，要归功于抗旱的领头人朱赞成，从此我对老朱就非常尊重和爱戴。紧接着，老朱又领导在仕公岭建起二层固定电灌站，发挥抗旱的作用一直到北渠引水上岭。”

　　从这一段回忆中，人们可以看到十年文革长河里的一朵小浪花——在文革红卫兵武斗期间，朱赞成这个受到冲击的公社级走资派，在自己政治处境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仍然一心扑在工农业生产上。他当年爱党敬业的精神，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口碑相传的缅怀。

　　第十章  围海造田，用党性战胜派性

　　转眼之间到了1966年底，此时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条逆流而上的大航船，在总舵手毛主席的领航下，已经驶进了一段狭长、幽深、险峻的航道，步步惊心，处处险阻，命悬一线。

　　想当初，文革刚起步时，运动的主导权被党内官僚体系牢牢掌握，是毛主席用“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东风吹战鼓擂，造反派与走资派，谁怕谁的问题立马就解决，致使中央文革派在气势上占了上风。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毕竟是群众组织，他们的自身弱点与不成熟，也很容易被混入其中的坏人利用，竟然让走资派们的插手屡屡得逞。此时此刻，这些组织的头头们，都沉陷到“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内斗之中，各方斗得不可开交。由于红卫兵小将们忘记了这场运动的宗旨，需要团结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只能是打倒一小撮走资派，然而在“怀疑一切”的蛊惑下，凡官皆是走资派，洪洞县里无好人，这种无知无畏的斗争方式，促成了走资派内部力量的团结，形势又开始对红卫兵不利了。

　　全国武斗的形势一步步扩大，这让毛主席很是郁闷。当武斗刚出现时，毛主席就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连林彪也说：“现在什么都好，就差不打人这一条”。毛主席还分析走资派说，“他们就是怕(怕学生)，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是他们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然而连毛主席都没有料想到，正当他为红卫兵运动的命运担忧之时，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意外地发生一件大事件震撼全国，很快就改变了全国的斗争局势。

　　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国棉十七厂为首的多家企业二千余名工人成立起自己的造反组织(简称：上海工总司)，要同市委的走资派作斗争，而上海市委以中央文件规定不允许工矿企业开展运动为由，坚决不予承认，并在安亭车站阻拦工人进京请愿，从而引发二千余名工人卧轨三十一个小时。这一突发事件，让毛主席作出了新的选择和布署，他要让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起参加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要让文化大革命成为全体人民，尝试政治大民主的汪洋大海，把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的权力交给了人民。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政坛旋风，即史学上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行动。早在1963年全国社教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一部电影，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故事片《夺印》。那个故事是在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终于从变质忘本的大队长手中夺回了印把子。没有人会想到，仅仅三年过后，“夺印”竟然走出影幕，走向全国，演绎成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夺权运动。

　　1月中旬，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组织强行接管，并由此引发对立各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各地造反组织也都带着派性介入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此时，走资派的内部也在分化、倒戈，划清界线，纷纷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随后，省委、福州市委一些主要领导人叶飞、郑重等人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受到造反派的批斗。13天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让福建省的文革能够不受像叶飞这样的走资派再次干扰，也为了保护这些战争年代曾作过贡献的领导干部，对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即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错误思想采取单独地思想学习，检查自己的错误，以利日后“解放”再用。而后在文革十年里，叶飞再也没有回过福建。各省、市、自治区绝大多数的头号走资派，在文革初级也都执行了刘邓与“文革”分庭抗礼、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同样地被毛主席抢救性地接到北京学习和检查。原本是让他们在灵魂深处好好地反思，人民群众拥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伟大力量，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啊!然而这些人，在反思后都认错了，并写下检讨书，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文革后期也获得了解放，重新返回领导岗位工作，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又反悔了，在1981年中央高层四千人大讨论中，集体起哄闹翻案，言之凿凿地控诉说：“文革中遭受到老毛最残酷地迫害”。于是，一份反毛反文革的《决议》产生了，影响深远。打那以后，官员们就集体解脱了“紧箍咒”，不用再看“群众的脸色”办事了。

　　各派造反组织并没有因为叶飞已经被打倒，就停止自己的造反行动，1月26日，以福建日报社造反派为主体的“革造会”(简称)，组织群众冲击了福州军区领导机关。说来令人奇怪，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是省委领导中最早表态，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表示不会镇压群众组织的，还多次接待过“革造会”头头的上访，关系正常且友好。然而，就在“一.二六”前几天，“革造会”的头头们却突然发生变化，公开把矛头对准了韩先楚。有关“革造会”突然变化的原因，至今仍让研究福建文革史的学者们困惑不解。其实只要从路线上去分析也不难识别是叶飞虽然离开福建，但他的走资派的路线还在，特别是各地、市的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更利用民兵中的保守势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至此，福建省的文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凡事以“1.26”事件为分水岭，分化改组成不同观点、势不两立的两个最大的造反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革造会”为核心的反军倒韩派，另一大流派是支持“8.29”观点的学生和机关干部为核心的拥军保韩派，然而这两大派在打倒叶飞的问题上，始终是立场观点一致，如出一辙。原有的保皇组织如工人赤卫队、东海前线红卫兵，不久就自行解体，之后便无人问津，其中工人赤卫队绝大部分成员，也都倒戈融入各派造反组织里面了。从此，全省各地无论有多少不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皆以认同这两大派别的立场为楚河汉界。就此，福建省十年文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韩先楚旋即被时代大潮流推上福建省政坛的中心。

　　把“武斗”从拳脚棍棒升级成为荷枪实弹，是造反派们送给韩先楚的第一份见面礼。在此前后，福州地区不少造反派狂喊着“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同部队发生正面冲突，继而7、8月间发生“火烧省委交际处”和华侨大厦武斗事件。这两起使用武器的流血事件，在各地造成了极坏影响，使全省局势几乎失去控制。

　　面对全国陷于全面夺权的风暴，与日益显现的严峻局面，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也发布一系列指示通知，要求各地驻军代表、老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求停止大串联、学生回校复课参加军训，干部、工人、农民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解放军的“支左”，对于稳定当时的全国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是拥护党中央决定的文革参与者中，突兀之间，出现一种“天然左派”的心态，让“反韩倒军派”与“保韩拥军派”又相互水火不容，谁也不愿意与对立观点的人一道参加“三结合”的新政权。于是双方不断展示出“武斗”的肌肉，把全武行上演到大马路上。4月20日，泉州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 8.29派被打死了一人。此后，武斗频繁，不断升级，直至抢夺驻军和民兵的武器，泉州市中山路也分为南北区，双方对峙着。但是有史可考，泉州城区文革武斗中，只死亡一人。

　　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以韩先楚为主任的军管会。军管会下设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各地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和经济秩序逐步好转，并在一定程度上工农业生产还获得了发展。从1967年冬至1968年春，全省武斗趋于缓和，截止1968年2月底，全省共收缴各种枪枝15.24万支，以及10余万发子弹、数万枚手榴弹，基本遏制住省内各地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在46年之后，即2013年5月14日，全国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韩先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主持了座谈会。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座谈会上讲话并高度评价说：“韩先楚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正气凛然。1967年2月，在全国各地刮起夺权之风的形势下，他在福州军区领导岗位上主持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这一公告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主持福建省工作，对一些曾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并因此受到审查的群众，他明确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为了解决福建的问题，中央于1967年12月开始，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全省共有军、干、群代表1354人参加，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先后接见了部分学员，并且多次对福建问题发表讲话，明确支持韩先楚同志主持福建前线党政军工作。1968年7月27日，福建各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大联合的协议，省内各地的武斗也随之平息。8月19日，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在福州成立。韩先楚任革委会主任，皮定均等11人任副主任。在此前后，随着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和稳定，各地的群众组织也相继自行撤销。

　　至此，毛主席的“收拳”战略，运用在福建省的这三招棋(军管会、大联合、三结合)，就此奠定了乾坤。革命委员会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独创的政权机构，也是当年红色中央苏维埃政权、陕甘宁边区抗日政权，以及49年成立新中国政权之后，在中共建设红色政权的历史性探索中，第三次“精兵简政”模式的升级版。毛主席从文革的实践中，从大乱到大治的摸索中，从黑龙江革委会“三结合”的启发中，后来又提出“老中青”作为补充，最终选定了这种“官民结合”大联合政府的创新模式，在全国范围从省级开始，破旧立新，向下延伸至每级政权层面取而代之。

　　省革委会的模式，破解了旧官僚体制的庞大和臃肿，机关部门采用“组”的形式，比如工交组、农业组、保卫组等等，一个“组”的业务内容涵盖旧机构中几个，乃至十几个厅局。机关瘦身之后短小精干，即编制少人员精。这种“精兵减官”的组织形式，消灭掉文山会海，用文革前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是无法运转起来的，只能够依靠走群众路线才能产生出政务效率。那时的官员不叫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叫干部。于是乎“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的口头禅，迅速流传至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之间，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和评判干部好与差的民间标准。还有呢，革委会的年代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声音最快、最及时、最守纪律的年代，于是乎“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众化的口头禅，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成为人民群众发扬民主和当家作主，最有自信心也是最常使用的草根阶层的名言，即人民大众自创的红色文化。

　　在那个年代里，革委会的“官吏”是抖不起威风来的。中上层官员的特权被毛主席压缩到最低的程度，每次工资调级十七级以上没份，名额得让给下级;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领导还得先给下级作好榜样，而唯一的“特权”就是按级别看文件、听传达。官场的潜规则几乎没有滋生的温床，因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任何腐败和违反政策的事情干部们不能做，也不敢做，否则一张大字报或一封举报信(俗称“八分钱邮票”)，组织上的调查或者审查，如影相随，内查外调，至少半年以上，甚至几年，抑或终身都不能解脱，尤其是“老中青”里青字头的干部，一旦发现搞腐败或者特权就一撸到底。文革期间，革委会成立的早期、中期，给全国老百姓的直觉，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常态。

　　从1969年到1972年，是福建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的黄金时期，但也是个形势比人强的时期。朱赞成作为军、干、群中的“干”，很快就被结合到城东公社革命委员会里，担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和革委会主任。朱赞成是在大联合的形势下，在毛和周对福建问题表态之后，出于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爱，也出于对人民解放军的崇敬，他选择了支持省革命委会的立场，选择了拥军保韩的政治态度，成为当时站队正确的革命干部。

　　殊不知，既便如此，对立的反军倒韩的那一派，特别是刚被解放就结合进地、市革委会的某些领导，仍然纠缠于个人的派性就是不肯放过朱赞成，尽管朱赞成在参与文革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的群众组织。他被当成公社“走资派”挨批挨斗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抓生产不离岗，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让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保持每一级党组织的先进性，确实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当时，农村中走集体化道路与个人发家致富倾向性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反映在各级革委会的工作中，仍旧有人利用派性破坏干群团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乃至文革后期，公然对抗毛主席、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宏伟目标。这些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现象，在被结合进入革委会之时和后来，就让政治上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的朱赞成时不时地警觉起来，以致他能够自觉地理解“抓革命”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方向和路线正确，才能抓好全公社的工作，真正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正因为朱赞成是一个有鲜明阶级立场和突出领导才能的好领导，尽管他在文革初期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城东人民公社仍然被广大社员当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来拥戴，所以“三支两军”期间，自然而然地被结合进了人民公社革委会。

　　城东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全体社员的人心很快就聚拢在“抓革命，捉生产”上。其实，在文革初期的头两年里，全公社在朱赞成的领导下，社员们对“农业学大寨”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文革运动的关心。根据城东公社革委会原副书记林敏捷回忆：

　　“1967年，公社建设仕公岭高架渠，必须横穿324国道，当时正是武斗成风，工程因资金缺乏、雷管缺少进度比较慢，时有影响公路交通的情况发生。恰遇原水电厅厅长曹玉昆(此时在省军管会是负责农林水口的领导之一)到泉州检查工作，看到沿途一路上都没人搞建设，唯独城东公社搞得轰轰烈烈，他下车调查情况后，深深地被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的行为所感动，当听到社员们向他反映缺少资金和雷管，他当场就批准拨给伍千元补贴、500粒雷管。以后便修建成一条电灌站专用的高架渠，由仕公岭至塘西东宅全长8.2公里，大小渡槽17个，最高最长的后路文革渡槽高达13.9米，长700米，成为324国道一处人文景观。高架渠建成之后，使全公社80%农地得到灌溉。”

　　革委会成立后，为进一步推进“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朱赞成还决定采用树立先进榜样的方法，推动全公社对围海造田的共识和信心，就把启动小围海造田的任务，交给了庄任大队党支部。

　　据原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的回忆：“对于农改田取得的成绩，朱赞成并不满足，他还想让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更好点。他提出没有土地，就向大海要土地。而村民肚子吃饱了，也就更加信服朱赞成了。于是，村民们都自动自发地响应朱赞成的号召，服从他的领导，在只有工分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通过肩挑、手提，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成功地围海造田。经过8个月的奋战，庄任大队围垦了473亩土地。经过平整后，共有346亩土地可作种植。这些围海而成的田地，因为地底下面深埋着不少小鱼小虾，都成了农田的有机肥，产出的大米成了当地最好的品种。”

　　“土地多了，要想有更好的收成，农田的基础建设也要跟上。因此，朱赞成就利用庄任建筑队、渔业队上交给大队部的那70%的利润，建了五座电灌站、购置了五辆拖拉机。建设最高的那座电灌站时，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村民们只花了1个多月。可见，当时庄任大队的村民都非常信服朱赞成，愿意让他领着大家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由于庄任大队取得成绩是有目共睹，在1967年，当时的地委还奖给庄任大队10万元与10立方米松木。这些奖励朱赞成没有拿一分钱到自己口袋，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基金，全部投入到庄任大队的建设中。那些10立方米松木也变成了田间的电线杆，是为了点灯引虫，诱除害虫，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另外，为了解决缺水问题，朱赞成还领着村民在田间建造了两个大蓄水池，可以蓄水10万立方米。在雨季时，就关池蓄水;在旱季时，就放水灌田。让村民们不再受没水灌溉之苦。他还把当时地区农机局拨给的1000米水底电缆全部埋设在田间，又请当时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把手动打谷机改造成电动打谷机。就这样，大大提高了收割粮食的效率。当时的这一切，引来了晋江、惠安、永春等地的农民参观学习。”

　　“朱赞成在庄任大队6年时间(包括社教蹲点)，为庄任的村民干了那么多实事，大家都非常敬佩、爱戴他。过年过节，不免想送他点农产品，或海产品表表心意。而当时朱赞成家里也不富裕，靠着他一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大家子。可是，即使这样，朱赞成从来没有接受过村民们的一虾一米。而在工作上，他也是身先士卒。每次他到大队，不是先去办公室，而是到田间，与村民嘘寒问暖，了解收成。在春夏时候，他最爱穿的是‘人字拖’，这不是他散漫，而是为了方便脱鞋下田干活。在围海造田时，他也一样与村民挑沙填海，参与劳动。”

　　林敏捷老人还有一段珍藏心底难以忘却的回忆——

　　老朱见庄任大队小围海造田取得成功，心里十分高兴，他随即下定决心要先解决庄任大队拔穷根的问题。他想到这个穷根就在于地少产量低和缺少淡水灌溉。如今小围海已经开垦出新的近400亩海埭田，连同全大队祖辈留下的近400百亩老海埭田，这些老水田同样是在海边，解放前，全村都是一家一户从事单干耕种，地块有大有小，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整体土地状况分散而零碎，耕地面积利用率极低。现在能否新老统一规划，来个一次性彻底改造呢?老朱把这个想法与庄任大队干部交流后，大队就拟出个方案，交由全村的社员大会、小会进行讨论，集思广议，让全体干群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在当年的冬闲季节，对新老海埭田进行大规模盐碱地块的改造。然而想要改变这种生产落后条件，一是要引来淡水灌溉，二是要改造成新水田必须全部深耕平整，三是要解决灌排盐碱的问题。这么大的改造工程量，务必在一个冬闲季节之内完成，还不能影响随后到来的春耕，这其中隐藏的农业风险显然不容忽视。出于慎重考虑，老朱还是在开工之前，主动向泉州市委汇报工作，想要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指导。可是万万没想到，市委某领导同志却板下脸孔教训起朱赞成：“你的想法太多了，这么大的工程量，要是不能如期完成，明春插不上秧，我将杀你的头!”听罢这一副仍是文革前的老官腔，老朱气得拧着衣服掉头就走。

　　回来以后，老朱就深入发动社员群众，与社员们一起学习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他自己学在前走在前，带着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同志一道行动在前，由此带动了所有的党团干部和党团员都紧紧跟随其后，于是全村社员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一起苦战在引水、挖山、填沟、挖渠等改造海埭田的现场上，日以继夜，整整奋战了一个冬闲季节，在原有近400百亩老海埭田的地面上，裁弯取直又新增近百亩的新水稻田，与平整后近400亩新的海埭田连成一整片，从中间挖出一条既可以排洪也可以排盐碱的大排渠(按积水面积规划)，然后以每块1.5亩分割为整齐划一的块块水稻田，再筑成自流灌溉的渠道和铺设出可供机耕的道路，并且安排好防风林带的预留用地。如此精心筹划的实施方案，赢得了全村干群一片叫好声，并且全力以赴的拥护和支持，使险遭上级扼杀的改造工程终于按期完成。这让老朱从心里面发出了满意的笑声。他认真总结出三条经验，一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化体制的优越性;二是发挥共产党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势;三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显示出威力。

　　第二年春耕生产来临时，改造海埭田已如期完成，由于盐碱地的改造得法，上灌淡水下排盐碱，这一年的夏季，全村海埭田亩产原来只有400多斤产量，一下子就提高至500—600斤，全村群众在大丰收的面前，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也从心底深深地拥戴着这位人民公社的好书记。老朱本人也是感触良多，更加坚定了自己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信念，对于来自上级的错误指挥也更加敢于刚正不阿了。

　　盐碱地治理了，生产也上去了，但整片农田的配套还得跟上。淡水来源不能只靠临时抽水，还要有固定的电灌站，实现电灌就得有电灌设备;修建灌溉渠道也需要石头和水泥，砌成渠道才能实现自动流灌;此外，还得要有道路和防风林带的全方位配套。这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还得自己想办法，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啊!庄任大队因为人多地少，多出来的劳动力因为没地可种就选择往外跑，有许多人经常去讨小杂海，更多的是到外地山区去帮工，开山劈路，修路建桥。这种现象在当时也是发展集体经济，与个人自主谋生的一对经常性的矛盾;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之中，也是各地农村一个较为突出的普遍问题。这对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而言，客观上造成了离心力，使得守土务农的社员在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时也会在收入的比较中，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另外一方面，“打飞鸟”(比喻私自外出打工)的社员虽然袋子里有了点钱，因为是私人外出“跑单帮”，常常遭受到社会上普遍看不起而抬不起头。

　　朱赞成和庄任大队党支部的干部们，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客观地分析这种矛盾的起因是“人多地少”造成的，怨不得个人，必须寻找到一种既能收拢人心，也能解决出路的好办法。经过充分酝酿，朱赞成决心把创办经济实体的做法向外扩张，要创造条件让这些“打飞鸟”的社员能更好地在外地发挥专长，让他们为个人也为集体一起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于是一种大胆超前发展集体经济的全新模式，开始在城东公社破茧而出。为此，庄任大队把所有外出三明、邵武地区的社员全部组织起来，并委派原支部书记林金福、党员干部林安居、林振泰为领导，并派去会计、出纳和技术人员，组成庄任大队建筑专业队，带着办理好的集体企业的工商执照，来到三明、邵武地区参加山区建设。凡是承包公路、桥梁等建筑工程，建筑队的干部社员其分配比例为：70℅上交大队记工分，30℅发放个人作为外出津贴。这样一来，外出的社员是为集体而打工赚钱也就能感觉到光荣，在家务农的社员也因为工分值的提高而高兴，更为重要的是，大队集体因为有了70℅的外来收入，可以调拨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建设配套的电灌站、灌溉的水渠网、排洪闸和规划道路以及防风林带。这种一举三得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城东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但是在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和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这种大胆超前的全新模式，都被上级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打击，无辜加罪于朱赞成同志。

　　又根据原城东公社干部梁汉卿的回忆：“1968年初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泉州不少机关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可是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还是坚持着上班，所以城东公社没有瘫痪。他说：搞好生产就是革命，就是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生产搞得好，城东人民就有饭吃。但是城东最主要的弱点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在一次会上，朱赞成书记坦诚地要求东星大队、下美大队、埭头大队、前头大队联合开挖水渠建起抽水机站，水的来源是从东海公社的鹿园东塘头引上，这就可以解决半个公社的水源问题。我本人就是响应朱书记的号召，带领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程建设，接受的任务是仕公岭最高峰地段。有一天，解放军一队军车向泉州方向行驶，由于公路被占去一部分，军车遭受阻塞，有一位解放军军官下车，问这里在做什么事?我们说这是我们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号召我们搞水利建设，从低处搞几个抽水机，一站一站地抽上来，保证前面这一大片农田有水灌溉。那个军官说：这个时候还有干部带头搞水利工程建设，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以上这些回忆不仅是群众的口碑，也是朱赞成在文革初期，交给党和人民一份充满党性的答卷。在文革1967、1968大乱的两年里，城东公社几乎完成了原有低产田的改造任务，尽管粮食的收成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社员们的生活还是十分清苦。这个时候，刚当上革委会主任的朱赞成，并没有多少喜悦的心情，每当想到城东人民吃地瓜渣(外界叽为争吃猪食)的情形，他就感觉阵阵心痛，每当想起原有的围海造田规划，已经失去了两年的光阴，他便倍感惋惜，而现在文革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这又让他重新振作起施展抱负的宏愿。

　　他主持召开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各级革委会的成立来之不易，是党中央领导下各派大联合的结果，这也就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同志必须学会在一起工作的局面。所以各级领导都反复强调说，要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条标准来要求班子成员，一定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这一条很重要，如果我们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做不到，下面的群众就会不服我们，做事情就会有顾虑，公社人心会散掉。我今天很诚恳地跟大家交心，在我的眼里，革委会的工作里就没有这个派那个派，同志们能坐在一道工作就是一个派了，那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派，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促进派。今天，我首先对大家表个态，如果同志们在工作中，有发现我不按党性办事，有派性的表现，就发动群众贴我的大字报，把我轰下台去”。朱赞成的表态，让不同观点的同志打消了顾虑，也让受派性影响的同志得到教育，从而增进公社三级班子的团结。

　　有了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便有齐心干事业的充分条件。朱赞成趁热打铁，他把全公社划成六大片区，要求核心组成员分担片区，公社干部分住大队，所有公社干部都有责任片区，急难险重的工作必须到位，并建立起严格的考核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党性，克服派性，办事公道，作风正派。还有每年春节过后朱赞成即召开公社干部各大队五大头(即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民兵队长、贫协主任)会议，深入到各个大队的山山水水和海边地头，所来到的大队，其大队领导和驻队公社干部都要实地现场汇报一年来做了哪些事，今年计划做什么，所有列出的农田水利工程都由公社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同志记录在案，以备明春的扩干大会检查验收。因此谁也不敢也不能敷衍朱赞成，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家的榜样，而且历来说到做到，对于犯有失职错误干部的批评和处理毫不手软，公社干部背地里称他是“斧头朱”——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敬畏党性的绰号。

　　正因为建立起了干部的责任制度，公社和大队干部的积极性被很好地调动起来，“干部干部，先干一步”渐成风气。公社干部参加一线劳动，能深刻体会到社员的疾苦，更容易倾听到群众的呼声，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且身处第一线，随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对于泉州农村而言，正处在“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的非常时期，由于朱赞成领导得法，使城东公社干部在参加生产劳动中受益匪浅，他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这让社员们很受感动，许多社员都愿意把开会时难以说出的情况和意见，在与干部一起劳动时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这种深入实际，减少了生产上瞎指挥现象，让干部们体会到群众智慧是无穷的道理，也让他们能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就是在这种历练中，渐渐地，城东公社的干部们，在社员群众中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无处不在。看到公社、大队干部的思想素养一步步地提高，朱赞成对于推动干部责任制更加信心满满，所以当庄任大队上马小围海造田试点项目时，他就完全放手让公社包片的革委会年轻的第一副主任林敏捷，和庄任大队的干部们一起放胆去干，把小围垦造田当成是沙场练兵。而这个时候，朱赞成一边抽空参加围垦劳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围垦的筹谋之中。

　　朱赞成深知要搞大围垦所需要的财力巨大，此时国家和市里财政也很困难，唯有依靠自力更生去寻找财路。朱赞成无愧是当店员打算盘出身的，很有经济头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具备超前的眼光。他很快就作出决断，采用“以农养工”和“以工补农”的办法。

　　根据其后接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昌密回忆：“城东公社当时的模式可以说是‘以工促农’，生产经营的项目丰富。农械厂、螺丝厂、配件厂、综合食品厂等都办得不错，还有酿酒厂、养猪场，利用酒糟来喂猪，产业链合理，此外各大队还有不少企业。大厂都是社直办的，全部企业都是集体出资办的，属于集体经济。靠公社里办的企业创收，当时所有的利润都上缴到公社，再由公社分配使用到农业上”。

　　在生财有道方面，朱赞成不愧为是自力更生年代的高手。据考证，如今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他们赖以发家致富的社办企业，这个时候还没有起步呢!

　　由于庄任大队先期小围海造田的试点成功，极大激励和鼓舞起全公社社员自力更生创业的精神，那些原先不赞成的、或者不太赞成的人们也改变了态度，破除“人不跟水斗，狗不跟鸭斗”的陈旧观念，成为“人定胜天”新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转瞬之间到了1970年，公社的集体经济已经有一定的积累，社员群众对更大规模围垦的呼声不断高涨，此时，朱赞成和班子全体成员也都认为主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是到拚博的时候了，于是城东公社给市革委会打个报告，请求批准城东公社实施围海造田的计划。不料，此报告却被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压下不批。

　　市革会主任是一位支左部队的领导干部，也可能是想把军队突出政治的一套工作方法运用到地方支左上，他总认为城东公社的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革命上，不应该整天地搞生产。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老是批评朱赞成，还派出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部队干部，以支农名义到城东公社，在公社、大队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向朱赞成施压。这让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思想不通，他们认为朱赞成抓好低产田改造和围海造田，就是在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教导，就是在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这与突出政治并不矛盾啊!社员们想要同支左官兵辩论，打口水仗，被朱赞成制止了。这次，他只身来到市革委会，向这位军代表的市革委会主任，陈述了整个大围海造田的详细计划，并且还陪同他来到海边现场，又作了更加完整的汇报，结果还是白费口舌，没能改变这位老军人的态度。

　　也许只是一种猜测，是否因为1949年他所在部队攻打金门岛时，由于遭遇全军覆没的哀痛，至今还让他未能走出内心的阴影，以致于一见到大海与海滩，就惧畏起大海的风险?这已经是无法考证的了。但愿历史真正的原因是，身经百战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大海的确风险太大，绝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总之，他就是反对朱赞成搞围海造田的计划，任你朱赞成说破嘴皮也不成。之后，城东公社搞围海造田的报告，在市革委会办公桌里睡起了大觉。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一种巧合。这时，原渔业公社的乌屿岛被划归给城东公社。该岛面积有半平方公里之大，居住着王、董两大姓的后人，世代以渔业和海上运输为生。岛屿上有凤屿村和金屿村，总人口5000多人。700多年前(元朝)，先人们倾全岛之力，耗费几代人的艰辛，终于用石板筑成一座有82个礅洞近千米的长桥，取名“盘功桥”(后叫盘光桥)，是岛屿与陆地唯一的步行通道。但是，此桥200多年前就倒塌，人们要出岛通行，只有在退潮以后，从露出海滩的一段古桥遗落下不足2尺宽的石板上往返。若遇上涨潮，就得靠船只过渡，突然遇上暴风雨，常有人溺水而亡。这给岛上居民的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砺壳到外村出售，回来时顺带9人返岛，因天气突变，风急浪高，船舱进水导致沉没，有6人遇难。这起重大的海难事故，引起了泉州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当地人民群众纷纷向政府请求修复盘光桥。

　　作为父母官的公社党委书记，此时朱赞成心急如焚，面对遇难村民亲属撕心裂肺的哭泣，面对全岛上千村民目光灼热的请愿，他和公社的一班人马，再也等不及坐不住了，一面及时向市革委会汇报，一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会议。会上研究决定：立即启动城东乌屿岛北堤的建设方案，先解决岛陆自由交通的问题，今后择机再续建南堤围海工程，分两期完成大面积围海造田的最终目标。会上还布署了建设北堤的实施方案。朱赞成果断地指派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北堤建设的总指挥，并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怀揣着为城东人民办大好事大实事的决心，年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林敏捷，他果敢地肩负起重任且丝毫不敢怠慢，迅速召集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成章、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奋战数十天赶制北堤设计以及施工方案。尔后在朱赞成的牵头撮合下，建堤设计和施工方案，又经过市革委会农业组水利工程师的审定，不久之后，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正式上马了。

　　城东公社北堤建设工程，在未获市革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强行上马，这件事让市革委会主任很是尴尬，此时若予以阻拦或不阻拦都不合适，于是就采取了人事调整来挽回面子。随后，市委组织组一纸调令，把朱赞成调到市建设局任局长，并准备对城东班子进行整顿。

　　违令抗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朱赞成早有思想准备，官场的沉浮也让他逐渐成熟了起来。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符合党性、顺乎民意的，然而他更愿意相信的是，要团结人民群众做大事，依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临走时，朱赞成担心自己的突然调动，会影响到公社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所以在完成交接之后，他很低调很平静地离开了城东公社，奔赴到新的工作岗位上。

　　也许这一次还是天意，但决不是巧合。市委给城东公社派来了一位新的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而此人也是一位在文革初期乱局中，与朱赞成一样是个极有党性的基层领导，曾挨过群众批斗，仍然是坚守工作岗位，他虽然拥护文革，但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他也是带着纯洁的党性来上任的。上任之前，市委领导谈话要求他到城东工作，主要是整顿好公社班子，用意是针对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同志。

　　陈昌密，泉州人，解放初参加工作，土改时入党，文革初曾担任过泉州渔业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不久调回市革委会工作，这次市委选派他来接替朱赞成的职务。于1971年初赴任伊始，他就深入调查城东公社的基本情况，还亲临已经开工的北堤工地参加劳动，边劳动边调研，一个月后，他就向市革委会打报告，汇报说朱赞成在城东公社的工作思路与政策是好的，正确的，群众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生产搞得也很好，干群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都很足。报告中还说，修建北堤，是符合群众利益，也是顺应民心的。但市委领导没有听取陈昌密的如实汇报，而是主观地在扩干会(千人以上)上点名批评说：“城东岛屿海堤的建设是瞎折腾是劳民伤财。”

　　县官不如现管。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陈昌密，他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正如朱赞成离任时的心中所愿“团结人民群众做大事，依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的那个样子，陈昌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坚持党性，不搞派性，就像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教导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从此，城东人民的心中，也刻下好公仆陈昌密的名字。对于市委主要领导的偏执态度，城东公社的干部们也是很无奈的，但是他们在困境中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信“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就一定会得道多助!此时“坏事”却在顺从民意变成了好事，从而激荡起社员们贲张的血脉，更加团结，众志成城，决心为建设大海堤博命一拼。

　　根据《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记述：乌屿海堤(后来俗称“北堤”)的修建，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劳动力达800多人次。金屿大队修堤人员从东朝西修建，凤屿大队修堤人员由西向东修建，两边各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董伦木(大队支部书记、工程副总指挥)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其丈母娘的房子被拆掉了，其他人见大队干部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王、董两姓历史上有过封建矛盾，文革中也有派性矛盾，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双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在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领导下，在北堤建设指挥部的带领下，金屿和凤屿两个大队的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排除各种困难，基本上用自己的力量，齐心协力地修建乌屿北堤。当时，泉州(县级市)的个别领导，对乌屿海堤的建设持有不同意见，因而调陈昌密同志来城东替代朱赞成。陈昌密“下车伊始”，了解到兴建乌屿海堤是“为民众办实事”的正确行动时，不但没有指令下马，反而积极参与修筑乌屿海堤的建设。在修建期间，虽然有不少堤段经常下沉，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1月胜利合拢了。合拢后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合拢口出现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体自觉出动，在城东公社的主要领导以及两个大队全体干部的带领下，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当时不能直接参加抢修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干部群众齐心合力，感天动地，北堤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及时地抢修成功了，此后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着，像一条苍茫雄起的乌龙。乌屿全岛的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难求的“岛陆自由通行”的愿望。

　　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是共产党的宗旨。城东公社革委会坚持筑堤围垦，而市委领导不予支持反而点名批评，并采用组织措施阻止城东围垦，其中的是非曲直，公道自在民间。所以，当岛屿海堤胜利合拢的消息一传开，泉州市从钟楼起到南门兜，整条南大街的商店门口都挂出祝贺的锦旗，盛赞城东人民围垦的愚公精神，并且批评了市委领导某某同志是“智叟不智”，此事也传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耳朵里。

　　1972年春，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中共福建省委表扬了城东公社围海的大寨精神。之后被市委卡住的文革后期的城东党委会才被批复成立，朱赞成同志又在城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调回城东公社，被任命为新恢复的中共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同时泉州市委的领导班子也被改组。正因为城东公社围海造田的成绩被当时的省委书记(注：韩先楚)充分肯定，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热衷于派性人物的不满。

　　根据《丰泽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述：在北堤的筑建中，每天投入劳动力八百多人，每天分为两班，涨潮时近百艘船只运送沙石填基，退潮时八十多辆板车运土筑堤。支援建堤的有本公社范围内十九个大队、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和职工。经过一年的拼搏，1971年11月完工，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又根据《泉州文史资料》(二十六辑)记述：乌屿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之外，全长1.1公里(后还不断地加宽加高)，共投入57万个工日。其成果得到当时省、地委(革委会)主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促进和带动新生、后埭、前头等大队在各自的海边兴建小围垦。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既解决了乌屿的交通问题，又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时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进一步促使城东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年8月，朱赞成又被调回城东，并当选为新的一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以及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和教训，还表彰和推广了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又在当年年底，召开党委扩大会。出席会议的除正、副书记外，还有林华太、魏文海、魏祥姑、杨福林、杨传宗、林祖运等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团委书记蔡双梓、保卫组长王元复、企业办主任何气成、供销社主任林荣福等人，以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会一致通过：“筹建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等项决议。当时的市水利局也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调查，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拟围垦地段的水文(台风、潮夕、洪水流量、排涝调洪等)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南堤的堤址从凤屿村的祠堂前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该方案经公社党委确定之后，便逐级报送省委、省革委会批准。新垦区内可耕地面积为467万平方米(即0.7万亩)，保护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即1.2万亩);新建的南堤长达2.25公里(海堤的最高点达8米)。

　　1973年7月成立“城东围垦工程指挥部”，林敏捷担任总指挥，魏文海任常务副总指挥，庄任的林祖运、金屿的董伦木、凤屿的王德玉、桥南的刘守志、浔美的万加煌、西福的魏文德、新前的魏祈泽、城东的魏朝阳等8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为副总指挥(8个大队按各自计划分得的围垦田亩数，安排每天应出工的劳动力)。当年8月15日开工围堰建闸(次年5月进入全面建设主堤)。

　　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建筑设备落后，城东公社的海堤建设，主要是依靠铁铲、铁镐(双尖头)，锄头、粪箕、木船、板车等作主要工具。海堤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参与建设泉州市(县级市)这一建国以来最为浩大的工程。然而，当年的围海建堤中也存在着诸多极其困难的因素：一是当年正处于“文革”的特殊阶段，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敏感，一有问题马上就有可能受到苛刻的责难;二是建堤的资金非常短缺，物质供应也十分紧张(上级政府在财力上的支持十分有限);三是土、沙、石料等供应地点运输距离较远(有三分之一的土方，取自北堤外的庄任见边旧村，大部分石块是采自桃花山等地，海沙也是从秀涂等处装运);四是围海堤的工程难度很大(海堤基础差，海泥的层深达15米，浔美浦、前浦、后浦、色仔沟等4处深港道正处其间，台风在围垦区吹程大，海浪高达16米以上);五是排涝抗潮的设计要求高(集雨面积达33.5平方公里，排洪流量大，每天还须抵挡两次海水的涨落潮)。

　　那一年，城东公社党委响应党中央毛主席“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用兴建海堤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团结社员、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挖掘各大队以及所属企业的人力和财力，求得缓解资金的不足;以“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群策群力”等举措，有效地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全公社各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的“老三篇”深入人心，不少人还能熟背。社员们都热情洋溢地参加围海造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在困难面前，社员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政治宣传导向确实是重要，只要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整条南堤的建设中，难度最大的是建设南堤两端的排涝挡潮闸，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堵港合拢的施工。南闸建在浔美一侧。此闸分成5孔，每孔4米，正面净宽20米;闸后建有一座“石砌双曲拱桥”，净跨度为25米，属当时全省首创的石桥建筑之一。北闸建在凤屿村的祠堂前，除挡潮排涝外，还兼调节堤内养殖基地的水位。南、北闸最大的排洪流量是20年一遇的335立方米/秒。城东南堤的四大深港，全部抛入海沙和石块作基础;土堤由沙基、红土、海泥等构成;外坡石砌，内坡植草种树。

　　在南堤的建设中，堤身多段经常反复沉陷。初期参加筑堤的建设者，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多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城东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参加义务劳动的有城东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卫生院、供销社、信用社、邮电局、粮站及建筑社、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市区的一部分工厂的工人、机关干部，也经常赶来支援;莆田、晋江等地的兄弟单位，也派来数十艘木机帆船帮助运沙石填基。在突击阶段，参加筑堤的人数，一班最多达5000多人、板车1000多辆。公社的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一段时间的劳动，再到机关去上班。

　　据城东大队的下乡知青回忆，1974年7月中旬，他们下乡一个星期后，就投身南堤的建设。他们同其他社员一样，每天3班轮着干，每一班次几个人合用一辆车，挖土、装车、运土的定额为10立方米，一趟来回需要跑1.2公里多，一班一车要跑30多公里。下班时，全身骨头都快散了架，其艰苦状况难以言喻。干到城东海堤合拢时，这些知青大都瘦掉了10斤肉，但体能和意志却得到最大的锻炼和提高。

　　经过1年又4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初始时段潮速缓慢，水位较低;合拢的龙口宽度为40米，但因海潮的落差大，潮水的流速快，当时先采用“平堵法”，待龙口抬高后，再改用“立堵法”进行施工。合拢堵港的当天，新任不久的泉州市委书记林平凡，亲临现场作指导;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荣彩，也亲自带领3个医疗小分队，来到现场作医疗援助。堵港前，在港口两边备好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在港前待命，堵港时先把虎网船装满沙石，沉入合拢处，空隙用沙包堵塞。在堵港中，合拢口突然塌方，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如不及时把它堵住，将严重地影响到南堤的截流封闭。在紧要关头，党委书记朱赞成跳入洞口，并呼喊在场的党员和干部，一起跳下水，数百人齐心协力，终于把大漏洞堵住了。由于及时抢险，使第二天的截流合拢一次成功。城东围海南堤的堵港合拢，成为全省罕见的一次就获取成功的施工范例，受到当时省里水利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整条南堤共投入近270万个工日，完成540万立方米土石方。凤屿村年仅19岁的女青年王桂英和埭头村共产党员蔡永来两个人，在南、北堤建设中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有力地鼓舞了当时所有的建设者，也为后来人树立起一个为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而勇于献身的好榜样。

　　堵港之后，海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0.5米厚的石块作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台，缓解潮水的冲击。时至今日，整个城东南北海堤经受住30多年来，多次大海潮大山洪的考验，用事实验证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以上是官方的《文史资料》，它采用很平实的文字，客观公正地记载下上世纪70年代初，城东人民围海造田壮举的全过程。然而还是受到反文革等政治因素的限制，这些记载对于城东人民万众一心改天换地、智勇无畏战胜贫穷的“硬骨头精神”，对于城东公社党委在文革年代，用党性战胜派性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等等方面，尚且缺少当年现场建设者的开阔视野，故而采撷民间亲历者的追忆，作为民间“稗史”补充如下：

　　浔美村村民、当年的建设者万忠平老人，以耄耋之龄，写下《围海合拢，激荡民心》和《永远的丰碑》两篇追忆文章，把城东人民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岁月如歌的激情，倾注其心潮澎湃的笔端——

　　1973年秋收以后，在城东公社一次三级干部党员会议上，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一九七四年，我们一定要把城东的南堤建好，让取笑我们城东人到洛阳(注：毗邻的惠安县洛阳镇)与猪抢吃地瓜渣的故事成为历史。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唯一的宗旨，像大寨人那样‘以粮为纲’，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让七千亩海滩变成良田，到那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个崭新的城东必将出现。”

　　不甘心贫穷的城东人民，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高度集中劳动力，每天保证有两千人上南堤参加围垦建设。没有现代化的施工设备，社员们用双尖头挖土，洋锹装土，板车载土，从南堤的南北两端，同时筑堤推进，迎风斗浪，轮班作战，如同蚂蚁搬家运土填海……

　　与此同时，要围垦，先建闸。因为在海堤合拢时，七千亩海滩面积的汇水，必须从涵洞及时泄洪，否则即使海堤已建成，依然随时会溃堤。计划中两个闸址之一，就是浔美的龙头山尾部。龙头山，是一座石头为主体、沙土包岩石的小山头。历经千年风雨与海潮的侵蚀，山形层层叠叠，岩石奇形怪状，僵卧在海浪之中，时隐时现。地质资料表明，它是一处理想的桥闸地基。

　　动工先要削平几十米的山头，炸掉并搬走近万立方米的沙土石，从海底建筑起双曲拱桥及闸房。没有机械设备施工，唯有依靠人力，用的是扁担、竹杠、铁锤等落后的工具，进行挑土、抬石以及炸石。但是受海潮涨落影响，正常施工时间短、工程量大，任务紧迫，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必将影响南堤工程的进度，也会加重围垦作业的难度。所以抢先建好桥闸，是南堤工程的重中之重。

　　然而，承担此项重任的浔美大队干部群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尚处文革期间，群众派性对立，令难行，禁不止，人心涣散;而且山美水库北渠横穿浔美地界，近万立方米的弃土，在几百亩的水田里堆积如山，若不及时转移处理、平整复耕，势必影响冬种春耕，季节一旦耽误，社员的口粮就成问题;而此时，浔美大队大部分精壮劳力，为支援市里的战备工程，几乎都被派到大坪山隧道挖洞，不能调回。

　　如何消除派性，最大限度地调动现有劳力的积极性，争取干群同心同德，做到移土平整和围垦建闸两不误，公社党委、大队二级班子都面临着党性和智慧的考验。这个关键的时候，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大队干部深入家家户户发动群众，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的精神，用扩大耕地面积多收粮食的道理，深入浅出晓以大义，让广大群众明白眼前的困难，以及奋斗的目标和美好的明天，迅速组织起以浔美民兵为主体的青年社员，打响了南堤建设的第一炮。

　　这群年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社员，女社员占绝大多数，都是刚参加农业生产不久或才走出校门的知青，肩嫩手白。然而他(她)们忍受咸涩海水的浸泡，迎着海风裹挟沙土的劲吹，奋不顾身地炸炮抬石;抡大锤，扶钢钎，抬乱石，挑烂泥，他(她)们出门一身干衣，归来一身烂泥，肩肿、手烂、脚流血，为了建设南堤，一声不吭，不下火线;在恶劣的施工环境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这些年轻人个个都坚持磨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并且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叫累，团结奋斗”的精神，和海潮抢时间，和时间争速度，无论此前他们参加“造反”还是“保守”组织，此时此地，全都集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奋战在城东围海造堤的工地上，拧成一股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成为工地上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那时候的炸石建造桥闸，劳动场面轰轰烈烈，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由于闸址是山与海的结合部，要打开施工场面，说多难有多难。一边是高高的山，一边是深深的海。清理桥闸基础，要抬走一块石头，挑出一担泥沙，都是何等的艰难!一脚踩在乱石上，石头周边长满海蛎，蛎壳坚硬如刀;另一脚陷入深深的烂泥，脚板踩不到底;一双赤脚只能在长苔的乱石头与烂泥滩之间夺路，又陷又陡又滑。担子两头，一筐碎沙石，一筐烂海泥，比重失衡，在肩上摇摇摆摆，前晃后荡，脚下坑坑洼洼，忽高忽低，如同与身体的极限作博斗。尽管如此，他(她)们连跌带爬，狼狈不堪，但还是咬着牙齿坚持挑到百米外的终点。

　　炸石的女社员们，手中紧握一柄沉重的十四磅大锤，或者一支冰冷的长钢钎，打的是大小不一形状怪异的岩石，真不是女人干的活儿，但是她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刚抡大锤时，经常打不着钢钎头，反而砸在自己腿上，痛得倒吸凉气;扶钢钎的人不懂要领，被震得虎口鲜血直流，手背红肿。她们往往没抡几下，气喘呼呼，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你不行，我来替，轮流干。人人都像新战士上战场一样，从战斗中学习战斗，逐渐地悟出窍门，渐进地运用自如。悟道入门后，她们就三、四柄大锤一个组，稳、准、狠地砸向一支钢钎，火花四溅，石粉飞扬，打炮眼的进度不亚于专业队伍。来自浙江平阳炸石队的老师傅，看到浔美女社员抡锤打炮眼的飒爽英姿，竖起大拇指夸奖道：“浔美女人不简单，不爱红装爱武装，挥锤砸烂石头山，不输男人半边天”。

　　排炮炸石，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儿，没有一定水平和施工经验，是不行的。浔美大队就大胆起用出身不好、成份复杂的一位打石师傅。用待人的真诚，一视同仁，打消他的顾虑，和他共同摸索，一起钻研。根据岩石结构，计算炮眼深浅，炸药份量，设计高效安全的施工方案。一阵阵震耳的炮声，让千年的顽石开花。在海堤合拢时，工程需要数千立方的土方，于是决定就地取材，就是这位打石师傅，用炸药扩炮炸石的原理，运用于炸山，一个工日，就预备出足够的土方，让海堤合拢，十分顺利地进行。

　　那时非常艰苦，围堰建造桥闸，由于海潮涨落，出工经常是起早摸黑，不能按时就餐。社员们带来的饭钵里，全是照得出人影的地瓜渣汤，吃完劳动一会儿，出汗拉尿，肚子就空了。但是社员们忍受饥饿，勒紧裤带，照样抡锤、抬石、挑土。冬天海风呼号，寒冷刺骨。夏天烈日当头，四周高筑围堰，海风吹不到，闷热如同蒸笼，实乃高温作业之地。如此恶劣的施工条件，超强度的劳动量，超透支的体力消耗，是什么精神让他(她)们坚持了下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在大堤上飞奔的劳动大军里，有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等公社党委一班人的身影，他们也跟其他建设者一样，赤膊上阵，肩头勒住一条绳，双手紧握车把，弓着腰，拉着装满沙土的大板车，喘着粗气，大汗淋漓，遍身尘土，只露出布满血丝的双眼和白白的牙齿。干部们的好榜样，是无穷的力量，鼓舞着广大社员艰苦创业的劳动热情。此时海堤已是初露雏形，如同巨龙昂然抬头显身，镇伏在波涛汹涌之中。而我们浔美修建的桥闸，就是依靠原始的劳动工具，肩挑、手抬、炸石、清基、砌体，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分夺秒，每天挖山不止，终于让一座宏伟壮观的双曲拱桥，渐渐地显露出它的英姿。

　　时间定格在1974年11月26日。城东南堤两端的堤头上，施工是同时从南北推进的，此时相距只有四十多米了。没有彩旗飘飘，也没有标语口号，工地上只有堆满的沙土和沙包、乱石，满载沙土的板车排列成长龙，建设者和公社企事业单位人员，全都集中在两端堤头，还有数百只渔船，载满大石块在堤外整装待命。此时此刻，人们无比激动却又屏气静息，都在等待上级下令打响大堤合拢的最后决战。

　　太阳初露圆脸，天已破晓，堤内堤外，海水连成一片。轻轻的细浪，拍打着海堤，哗哗的拍打声，象征大海母亲对孩儿诞生的祝福。她在祈盼南堤的两条蛟龙拥抱合拢，就此让城东南北两条大堤连贯成一体，形成一条横卧海面的庞大巨龙，锁定海疆，造福人类。

　　“堵港开始”，一声令下，两边堤头几千人欢呼，一片沸腾。堤外的数百只船，一起靠向合拢口。大海中，浪花四溅，船上大小石块，不停地抛入海里，堤上源源不断的沙土和沙包，在长长的人流队伍的接传下，就像输送带一样高效，倾泻而入大海。转眼之间，蓝蓝的海水，染成一片黄泥色，随波逐流，搅混了半边海面。四十多米的合拢口，一米一米地缩小距离……

　　海水开始退潮，堤内堤外，水位形成落差，随着合拢口越来越小，加速海水的流量，浊浪翻滚，一个旋涡接着一个旋涡，仿佛是脱缰的野马，奔腾着咆哮着。此时不要说沙土沙包，就是数百斤重的大石块，投入合拢口，眨眼功夫被冲得无影无踪。剩下不长的合拢口，竟如同拉锯似的，一会儿小，一会儿大，决战胜负，在此一举。

　　“装石沉船，人墙挡土，沙包塞流”。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等公社党委正副书记，简单碰头，决断即成，分头行动。两条长十几米的大船，装满角石，抛锚在合拢口处，破船沉水，让它准确沉入到合拢的位置。随后，一大群企事业单位的青年职工，在公社书记朱赞成的带领下，纵身跳入合拢口，臂挽臂，肩靠肩，构成一道钢铁意志的人墙，昂首屹立在冰冷的激流中。他们的脚下，乱石松动，如滚动的利刃。头顶上，沙包落水，似飞锤般砸下，他们仍然毫无畏惧，用身体挡住沉重的沙包。海潮的浪花，不断地拍打着他们脸孔，睁不开眼睛，一呼吸，又苦又涩的海水，灌得喉鼻难以透气。就是他们用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筑就了堤下堤上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让冲击合拢口的激流狂浪，终于低头认输了。

　　南堤堵港合拢一次就获得成功，实属不易。海水又涨潮了，合拢口出现沉陷，可怕的险情再次发生。刚要松一口气的建设者们，迅速行动起来，用沙包垒墙，沙土填平缺口。运土车，南来北往，紧张有序，川流不息。堤岸不断地被加高加固，海堤也越发显出英姿，南北两条蛟龙终于浑然一体了。至此，南北两堤天造地设，像一条乖乖的大巨龙，从今往后，它为城东人民，锁住了堤外万顷海波。

　　最后离开合拢口的勇士们，尽管衣裤破损，浑身是伤，鲜血直流，可是当他们抬眼展望堤外已是碧海连天，而堤内曾经浪花喧闹的海滩，眼下却变成一片平展开阔，处女地模样般的沉静。这让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们胜利了”的欣慰，也融进了他们的笑意。

　　此时，堤上的高音喇叭，播放出豪迈雄壮的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披荆斩棘奔向远方……”泉州市委书记林平凡同志，拉住朱赞成的手动情地说：“城东人民真不简单，真得好好地向你们庆贺和学习。”朱赞成却说：“我们海堤合拢成功，连鞭炮都不放，只有海滩上稻花飘香，鱼虾丰产，那时才值得庆贺”。

　　以上是围海造田亲历者，满怀激情对当年现场实景的追忆，有幸能够留存至今，显得多么弥足珍贵啊!倘若与专家们写的文史资料对接在一起，在人们脑海里也来个“拥抱合拢”，也许能让历史的天空上，如诗如画地织绣出一幅史诗般的群英长卷。从这幅波澜壮阔的长长画卷上，人们可以鉴赏到中华远古文化的价值观：“精卫填海”的衔石投海、“哪咤闹海”的与龙搏斗、“愚公移山”的劈山开路……这些神话传说中人类亘古及今的绿野仙踪。也可以鉴赏到毛泽东年代的核心价值观：人人愿作贡献不图回报、干部愿做公仆吃苦在前、党员愿当先锋冲向艰险……在他们身后留下了无数脚踏实地、层层叠叠的拓荒牛般的泥脚印。

　　城东公社这段充满艰辛和汗水的创业之路，是上一辈城东人民不用扬鞭自奋蹄，人人争当拓荒牛用无数的泥脚印铺就出来的，他们才是对那个时代最拥有发言权的人。尽管党中

　　央在1981年的“决议”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算以一叶障目来否定“文革”中有个红太阳，但也不总是黑夜沉沉的，十亿人民头顶之上仍有浩瀚的星空，还有月亮和星星可以仰望呢，总不能否定一切吧?古人云：“一样明月百样诗”。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就是那时城东人民的彩云追月，能够把如此豪情壮志的诗情画意，挥洒在那幅史诗般的画卷里，也足以让历史铭记住他们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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