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赞成

　　第十一章  鱼米之乡初显，杀身之祸降临

　　从1969年初至1974年11月，城东公社小规模围海共5次，垦荒造田2000余亩，大规模围海共2次(分南北段两次兴建海堤)，垦荒造田7000余亩，合计围海造田面积近万亩(未计保护面积1.2万亩)。这就是城东人民在农业学大寨中，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势，依靠自力更生、穷则思变、敢为人先的勇气，为家乡创造出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在公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排除万难，赴滩蹈海，向大海挑战，向大海索取，向着大海爱拼才会赢，用万众一心凝聚而成的，深深融入泉南文化血脉的巨大精神财富。正是由于仰仗英雄们“毕其功于一役”，才得以让家乡彻底改变了贫穷面貌，从此也翻开了改写城东人民命运的崭新一页。

　　毛主席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就教育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朱赞成也同样认为，围海造田的胜利，也只是城东人民“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此时，他经常对党委班子里的同志们说“业不成，心不死”。这句话，可以用他在南堤合拢成功时，与市委书记的对答中去理解，同志们也都能够听得出在当时，朱赞成已经对城东公社的工作，又有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和要求——他要向农、林、牧、副、渔(也包括工、商、学)全面发展的方向，去努力做好一切工作，只有到了那时，才算他认可的城东大业告成了。

　　所以，城东公社的领导干部们，并没有在围海造田成功之后，在面对省、地、市给予的各种荣誉和赞扬时，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在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公社党委就对垦区内的土地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平整。根据规划安排平整农田5500亩，道路、绿化带用地685亩，还设想预留用于建设淡水养殖基地2000亩。不久，公社就组织起两支队伍，一支人马投入大规模的平地造田，一支人马投入引进北渠水至新垦区。

　　根据当年参加南堤建设的城东公社知青们回忆，那时这些刚下乡不久的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在老知青王泽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围海建堤成功之后，又开始了平整土地、开畦造田的艰巨历程。由于海泥深而烂，无法使用畜力或机械作业，只好以人充当耕牛使用，四、五个人拉开一犋犁，一边犁一边耙，一遍又一遍，硬是把坑洼不平的烂泥滩，修整成平平展展的标准水稻田。面对几千亩大面积的处女地，如此艰巨的任务可想而知，是何等的旷日持久且费力费工啊!他们一干就是三年，任劳任怨，就像拓荒牛一样，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日复一日，早出晚归，暑去寒来……

　　另一路人马在朱赞成的带领下，公社干部和群众一起，修建了一条8.2公里的环山水渠，使北渠的引水能够顺利地灌溉到新垦区。与此同时，公社还组织了一支专业的“咸埭田”种植实验队伍，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模索，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量”的科学方法，打破了海田需要“洗咸三年”才能耕种的常规，取得了当年造田、当年种植、当年收获的科技硕果——夏季水稻亩产收获300斤，秋季收获500斤，次年的夏季亩产收获就高达800斤。

　　就在前一年，全国发生了一个传奇而又美丽的故事。福建省莆田县有一位小学教师，他

　　的儿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在现实环境中产生了一些难以排解的问题，无奈之下，他想要给毛主席倾诉心中的苦衷，就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读罢这封普通人民教师的上访来信，思绪翻滚，感慨万端，亲笔写了回信，并寄上三百元，以“聊补无米之炊”。这两封书信的一来一往，意味深长。一头是代表普天下千百万知青父母的怨声，另一头是愁锁领袖心中的民生与忧思，此情彼意充分印证出，文革期间人民领袖与普通人民，是血脉相通的阶级真情。这种真情实感，感动了当年无数的中国人民，朱赞成就是其中一个。

　　朱赞成在感动之余，立即反省自己在知青工作中的不足。他过去对知青在政治上的关心爱护，往往偏重于让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而在李庆霖给毛主席写的信被传达之后，他就开始从民生上重视对知青们的关爱。他专门从社办企业的收入中，调剂出资金，让每个大队都建起知青楼，改善知青的住宿条件;又划拨出菜地让他们种菜，帮助搞好知青自办伙食;还下通知规定，无论公社还是大队养猪场杀猪，都要多分肉给知青点。此外，每逢市里拨名额送知青去上学、当兵、招工，朱赞成总是尽全力向上级争取，多争取一个是一个。

　　公社党委对知青所做的一切关爱和努力，都被公社插队知青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与此同时，公社干部和农民社员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在围海造田中顽强拼博的创业精神，也无时无刻地感染和教育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努力地用优异的表现，来体现出自己的时代价值。所以城东公社的知青点，是市里的一面先进红旗，尤其在围海造田中表现十分突出，受到全公社贫下中农的交口称赞。在努力做好公社知青工作方面，公社团委书记蔡双梓，一直是朱赞成的好助手，他还是全公社青年生产突击队的队长。

　　平整海滩、开畦造田是一项马拉松式的开荒任务，显然仅靠一群知青天天开垦，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海改田的进度仍然是缓慢的。待到冬闲时节，朱赞成和蔡双梓，就组织起公社干部、大队社员们、各知青点的知青们，一齐来到垦区的烂泥滩，以人力充当耕牛进行作业。严寒季节来临以后，每天晨曦中雾霭茫茫，各处的先行人马，顶着凛冽的海风，早早来到划归各个大队几百亩的区域内，一声吆喝大伙就开工干活。堤内到处是荒野茫茫的处女地，全部笼罩在一片浓浓的雾气里，几十米开外听得见远处有一片喧闹声，可是互相之间看不见人影。活儿干到八、九点钟时分，金色的太阳光逐渐驱散雾气，村里老人们三三俩俩站在海堤上，观看着一片已经沸腾起来的劳动场面。

　　堤内的垦区就像一副若大无比的棋盘，四、五个人一组，有着不计其数的组合，全都游走在棋盘内的方格上。每一个组合都有三、四个人在前头，弯弓着身体，竭尽全力，好似纤夫拚着体力在拉纤绳，奋力拖着后面的犁具，双脚在烂泥滩里一步步前行。

　　在阳光的照耀下，站在堤上的老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近处的拓荒者不断地用手擦汗的动作，他们个个脸上大汗淋淋，被金色阳光折出反光，他们背上汗水浸透了衣裳，嘴巴里喘息出雾样的白气。看到此情此景，让老人们不由地联想到，自己的先人们初来此地开荒落脚的情景……而如今，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一群为了开创集体经济大业、干起活来不怕苦和累的人们，其中有公社书记和班子成员，有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有插队的知青和社办企业的支援人员，就是他们这样一大群城东人抱团苦干，秉承着先人拓荒牛的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犁呀耙呀，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也不知有多少人磨破肩头和手掌，每一天都在成就着城东人民公社，让沧海变成桑田的千秋功业。这里每一块方格的形成，都是他们深耕细作的“杰作”，每一块方格又被周边的方格连成一大片方格，这就是天道酬勤的奋斗成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大片方格遂演变成越来越大的一整片沃野;季复一季，年复一年，水田、田埂、道路变得分野清晰了。垦区内耕地的面积仍然在不断扩大着……他们甘当拓荒牛的功业，终于被越做越大，而这个“聚宝盆”的高效益，也在一年年地被凸显出来。

　　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斤，全年粮食总产量近300万斤。其后，随着耕地面积继续扩大，和粮食单产逐年提高，垦区的粮食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同时，海堤内的五大养殖基地(对虾、红蟳等)也扩大为2100亩，年产值逐年攀高，从几百万元猛增到数千万元。

　　1975年初，北京召开四届“人大”，周总理重新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于是，全国农村又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朱赞成决定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分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去学习和取经。

　　这一年春季农忙过后，朱赞成就和另两名大队干部一起踏上旅途，一路上汽车、火车轮换乘坐，长途跋涉，风尘仆仆。进入太行山区时，他们满眼的黄土高坡尘土飞扬，一幅高山厚土的浑雄景色被映入眼帘。在进入到昔阳县地界，眼前尽是光秃秃的山脉连绵起伏，山脚下沙石层的土地，被山脊梁里大大小小沟壑，分割成不规则的山坡地，庄稼就是种植在被垒坝的坡地上。沿途看到的河道流水量很小，好似小沟渠里淌出的细细流水，乱石遍布在两边宽阔的河滩地里，一丛丛芦苇从乱石缝中稀稀拉拉地生长着就像癞痢头的模样。瞧着这般模样的穷山恶水，这让朱赞成一行人还未到达大寨，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农业条件之差，那才叫真正的穷山恶水啊!跟这里相比，城东公社的起点要好过大寨人呢。这时他们不禁在心里面，更加钦佩起大寨人的精神和成就。

　　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寨村，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鲜感觉也迎面而来，眼前的虎头山上树木葱郁，山脚下用石头垒成的梯田，一层一层，层层叠叠，蔚然壮观。地里一株株玉米苗茁壮生长着，此时快有人的膝头一般高了，除了田埂、道路能看见黄土，昂首放眼望去，随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此时，整洁的小村庄里热闹无比，各地涌来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大寨人非常热情好客，有专门的人员做接待工作，十分有秩序地安排好一批批客人来到狼掌窝、来到虎头山顶上参观。大寨人一边热心地作向导，一边用心地做解说。朱赞成和众多参观学习的人群一起，站在高高的虎头山顶，眺望着远处大大小小的山峦，仰慕之间，一种“百鸟朝凤”的情怀油然而生。可不是吗，众望所归的大寨精神，就是从如此这般穷山恶水之中，飞出来的一只金凤凰啊!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为主题。他介绍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四千七百多块土地连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三十七斤，一九六二年增加到七百七十四斤，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七百斤以上”。周总理还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报告的最后，周总理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向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大寨精神这只金色凤凰飞出了太行山，飞向全国农村的广阔天地，为全国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模式。从1965年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寨人改造大自然的顽强精神，激励着亿万农民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和气概，投入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中。“兴修水利”和“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口号，如同金色凤凰的鸣春之声，重新唤回了1958年大跃进后，人们对人民公社向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回再也没有人搞浮夸风、大放卫星的干扰和破坏了，而是干群同心、荣辱同担、休戚与共，一齐用苦干加巧干，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据大寨人介绍，自陈永贵主政县革委会以后，他领导全县人民拦河垒坝，填滩造地，新增耕地面积30000多亩，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另据史料记载：解放后30年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大小8万余处，有近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年代修建起来的;全国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以后，耕地比建国初期将近翻了一番;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全国各地粮仓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应全国吃三年的。

　　“农业学习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发展农业的一个光辉典范，它的时代精神价值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能够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组织起社员群众为建设国家而努力，舍家忘身不图回报，一心一意为集体的热情和干劲空前高涨。史料充分证明，“农业学大寨”彰显人民公社的巨大优势，为国家自主发展大工业和人民安居乐业，奠定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牢靠基础。那可是一个热火朝天、激情澎湃，让人缅怀也值得历史永远传承的伟大时代。

　　三天的参观学习让朱赞成收获颇丰，他们满载着取经的成果和心得，一行人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三人不断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和想法。休息的时候，朱赞成无法成眠，头脑中不停地旋转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先进之处，同时，内心里也不断地在敲打着自己：“找出差距，迎头赶紧上”。他在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上，从来都有着一种不甘落后的饥渴感。

　　此次参观学习中，给朱赞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寨人“爱地如命，视土如金”，所以他们才能在这个多石少土的地方，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大寨人介绍说，老书记陈永贵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这就说明了大寨人种田具有一种讲究科学的态度。大寨人根据不同的土质，搞地块试验，试种子、试化肥、试挖地深浅、试浇灌多少、试种植密度，通过多年的试验，从而总结出一整套可以适合本地不同土质和地块的种地绝招。大寨人就是依靠科学种田，在没有任何土壤和气候优势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贫瘠的土地上，当时就创造出了可以与长江以南产粮区叫板的亩产记录(平均亩产800斤以上)。

　　还有呢，大寨人在保护农业生态、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也是很有远见的。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大干四年，搬山填沟造平原，共削掉33座山头，填平15条大沟，挪移近70万方土和石头，把2900幅小地块改造成1500幅大地块，把全部坡地建成水平梯田，其中有1/2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耕作。到1975年，由小地块变成大地块的耕地110亩，重修梯田130亩，改造沟谷地150亩，建成小平原210亩，开创出大寨田的标准：地平、堰高、土厚。接着，陈永贵又把搬山填沟造平原的计划推向全县，大规模地向着大自然开战。他在大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不忘大抓水利建设，提出了“沟里建库，河里打坝，蓄水保土，水土并重”的综合治理方针。在陈永贵的领导下，硬是将号称无水可取的昔阳县，建设出195座小型水库，把全县64000亩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与此同时，陈永贵还提出：“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让大寨人不断找出差距，鼓足干劲，搞了个建设森林公园的大计划，发动社员群众坚持植树造林，大面积绿化荒山，保护好农田和生态环境，让虎头山成为花果山，进而也促使全县绿化覆盖率不断提高。当年的这些绿化目标，在后来都得到了实现。

　　陈永贵太不平凡了!确实是全国5亿农民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不但是个精通传统农业的种田能手、管理高手，也是个有发展大农业眼光的行家里手，同时还是一个极其善于运用人民公社集体优势，创建出新农村大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前不久，陈永贵作为5亿农民中的佼佼者、国家级的农业顶尖人材，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大胆选用，在全国四届人大上，提议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很快就获得通过和任命。这件事虽然让朱赞成失去了与心中偶像相见的机会，成为他此次参观学习的一大遗憾，但是朱赞成还是为陈永贵能够当上国家级的领导人，为全国的农民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他认为：让一位普通农民超出旧体制的常规成为国家领导人，被委以重任，独挡一面，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罕见之事。由此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工农干部队伍的信任与倚重——这也是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对于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最精彩的大手笔之一。

　　党的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让中国政坛高层发生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中，出现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以及工、农、商、学、兵中劳模人物的新名字，陈永贵就是这些新面孔中的一员。这批作为新鲜血液的中共“高干”，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的显著变化，就改变原来淳朴的工农本色。他们进京工作后，不迁户口、不定级别、不升工资，尤其是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干部和社员的双重身份。这批人一直是按照毛主席“干部能上能下”的革命要求，身居高位仍保持着平民作风，丝毫不示张扬，不羡慕奢华，不脱离劳动人民，始终遵循一种大公无私、严以律己的美德，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使在后来发生了政治风暴，让他们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表现还是那样的淡定和平静，回到了人民中间以后，默默无闻地工作和生活，成为了共和国政坛史上，第一批真正做到“能官能民”的楷模。陈永贵便是其中的一员。

　　通过这次到大寨参观学习，对于大寨精神和陈永贵个人的感性认识，让朱赞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于是在归途的一路上，与随行人员的交流中，对于大寨人依靠双手改天换地、摸索农业生产规律年年都有新套套、无比热爱集体经济等感人事迹，以及对于陈永贵在成绩面前找差距、在荣誉面前夸不倒、在农业生产上足智多谋、在公社化精细管理上狠下功夫、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这些开阔的思路和先进的经验，每天都在他脑海里，无休无止地倒腾着，让他长久陷入沉思，而头脑中的目标和定位，又在慢慢沉淀消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不断地变得清晰起来了。

　　朱赞成把城东公社和大寨大队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大寨地多人少，经过不间断奋斗，现在人均土地已有4亩多，他们又善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年年提高。可我们城东呢，绝对的人多地少，就是围海造田后，人均种粮用地也才仅近1亩多，全公社富余劳力也多，若“以粮为纲”显然潜力远不如大寨。再说了，大寨人搞集体经济觉悟高，自力更生起步早，粮食自给自足早就过关了，1962年全国闹饥荒，他们就没人饿过肚子。由于大寨有陈永贵这样好的带头人，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发挥到极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深入人心，爱国家爱集体独树一帜。

　　可是呢，就城东而言，1962年全公社社员群众都在挨饿，围海造田时还半饿着肚子，直到现在才算初步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城东是在通过“农业学大寨”以后，在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实力，才有了壮大的希望，凝聚力向心力才得到增强，“全面发展”的潜力才有条件得以提升。朱赞成通过比较对照，找出了城东公社在学习大寨中，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客观差距，同时也找到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和突破口，只有继续扬长避短，才能奋起追赶上去!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图谋“全面发展”上，再继续深下功夫，于是想到了城东的社办企业，如果在加速开发垦区的同时，也能够在社办企业上做大文章，也许围海造田之后，还能再打造出一个新的“聚宝盆”，到了那个时候，城东公社学习大寨就可以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就是如此这般，开开心心地憧憬着，朱赞成怀揣打造“两个聚宝盆”的蓝图设想，一身尘土、满怀信心回到了城东公社。

　　在回来之后的报销中，人们才从随行人员的口中得知，去的时候买的是火车硬坐票，三个人坐得两条腿都肿了;回来的时候，随行人员去买了三张卧铺票，被朱赞成看到，非让改换成硬坐票。他对随行的人说，公家的钱该省就省，那是村民们的血汗钱，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朱赞成为人正直、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对周围的人很有感染力。

　　回来之后，朱赞成无暇办报销，而是交代随行人员去办理，自己却急不可待地召集班子成员，畅谈参观学习大寨的心得体会和取经成果。大家一听，心里就猜到这位“班长”又有一套新思路了。果然大家猜得不错。第二天，朱赞成就把植树造林的任务，下达给各责任片区。他对绿化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分工布置，要求全公社向庄任大队学习绿化，对田间道路两边要栽植成行，对海堤两侧全部栽植成防风林带，对荒山要全部栽种成林，还要求一年一年坚持下去，重点是海堤和垦区，所有苗木由公社“企业办”提供。随后，他和林敏捷、林国连两位副书记，一齐下到各社办企业搞起调查研究工作。

　　这些年来，朱赞成在城东公社大搞“以企促农”，兴办起了10余家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小纸厂、小酒厂、农械分厂等等，这些社办厂都已经颇具规模，能够容纳富余劳力1000余人，职工从厂里领取工资，一般临时工每月工资2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这在当年农村里，已是令人羡慕的收入。这些社办企业既解决公社多余劳力的出路，还为农业基本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比如建仕公岭电灌站，各个大队龙眼树果园、引水渠工程、围海造田等项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都有社办企业上交利润的莫大功劳。眼下这10余家企业的年产值已经达到500多万元，能够奋斗到这个水平，在当时泉州市各公社中也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是仅凭着这样水平，与朱赞成“聚宝盆”的设想，还是相距甚远。

　　经过一番调研以后，这才发觉所面临的难题确实太大了，诸如资金、人材、原材料、市场销路等等，实际问题一大堆。尤其当时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办企业的经营环境不顺畅，在其经营中经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因时赶巧，这时市里来通知要朱赞成到省里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城东公社在“农业学大寨”中，多年来成果丰硕，让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公社，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地市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朱赞成因此随同晋江地区代表团赴榕参加大会，他还是代表团的副团长。

　　这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背景，与两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的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已于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离开了福建省，中央调来一位四川省原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前来接替。随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把“批林批孔”与批韩挂钩，把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野蛮地从江西“抓捕”回来，连续进行批斗，硬打成林彪的死党，还搞诛连在大院里批斗他的老婆，逼得她跳水塘差点儿闹出人命来。他们拿远在兰州军区的韩先楚没辙，于是就拿韩先楚曾是林彪的大红人说事，批判韩犯了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试图彻底否定韩在福建的一切工作。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中，表面上轰轰烈烈，背地里暗流涌动。与当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步调一致。

　　主持大会的是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他原是叶飞手下得力的干将，三结合前“反戈一击”明确表态与叶飞划清界线，成为省革委会中最早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然而他在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会上会下四处散布今不如昔，把韩先楚主政时期，全省“农业学大寨”的成绩全部否定掉，试图在福建省内掀起新一轮以派性反韩的新高潮。有一次，当他来到晋江地区代表团参与讨论，朱赞成在发言中，用了城东公社三年来，坚持扎扎实实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耕地增加30%，粮食翻了一番，从吃国家返销粮的穷公社，变成销售余粮给国家的先进单位等大量事实，以及还列举了这些年来全省大兴水利，和各地大办化肥厂等具体事例，以此来肯定近几年福建省“农业学大寨”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朱赞成还说，如果说福建省的学大寨还存在问题，责任不能往下推，领导要负责任，首先是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理由是文革以来一直是他(朱直呼其名)负责抓全省的农业工作。朱赞成记忆力好，口才也不错，他的发言有观点有论据，可谓言之有物，颇有说服力，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让这位分管省里农业的主要领导很是下不了台，满脸不悦，十分恼怒，也许是道不同不足为谋，个人观点和自尊同时受到损伤，使他当即拂袖而去，从此牢牢记住了朱赞成。这就是朱赞成后来遭受杀身之祸的主因，也是一九八四年平反冤假错案时，只能纠错不能彻底平反的成因所在。

　　其实，朱赞成只是凭着党性，实话实说，他不愿去做人走茶凉的事，不论谁来掌权当大领导，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前任领导的工作，如同自己离任时，不也是渴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后来者客观公正的评价吗?这不正是党组织一贯对自己的教育吗?凡是有党性的人，就不应该在官场权变中当个投机分子，所以，朱赞成在发言中，并没有虑及这次发言，有可能带来日后的政治后果和后来的杀身之祸。这正是底层工农干部的本色，也是闽南人仗义执言的特质。以致在开完大会之后，他仍然是心情轻松高兴，特地上街为公社所有的干部，每人买了一条上好的竹扁担(四十多根)，随车带回来发给他们，要让每个公社干部在“农业学大寨”中，坚持参加劳动，永远也不能脱离群众。

　　然而，善良人的愿望是无法阻挡严峻现实的来临。1975年下半年，省里决定向晋江地区派遣省委工作组，其任务是开展加强党性、清理派性的整顿工作。按当时的形势，仅从该任务的提法去作理解，太符合文革后期民众的殷切期盼，因为各地参加“三结合”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那一派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讲党性，坏人搞派性，这是文革中“三结合”权力结构的普遍规律，也是普遍现象。被结合的时候，坏人往往伪装得很好，不易觉察，一旦有了政治气候条件，他们就像潜水艇一样，从水下冒了出来，大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把搞派性的人清除出干部队伍，以此来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搞好民生。所以省委工作组到来之初，受到了机关干部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并且寄托厚望。

　　省委工作组到来之后，在地区党校，在地委礼堂，在市影剧院，举办了一场又一场报告大会，忽而宣讲全国、全省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忽而宣讲晋江地区派性的突出表现和危害性，渐渐地，人们发觉到，工作组所讲的派性，都是有所指的，是专门指向两派中“拥军保韩”这一派的，这让在台下听报告的曾经对立的两派之中，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的相互关系，陡然之间变得异常紧张了起来。

　　省委工作组的权力真是大，大得超越过地委，似乎可以向社会昭示，省委已经不信任地委了。这种情形让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文革之初，工作组又回来了。此时有人高兴，有人害怕，然而人们更多的是担心，他们担心动乱又重新回来了，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呀!

　　省委工作组在舆论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响亮地提出反派性斗争的口号：“用对付日本鬼子的手段对付派性!”、“用对付黄世仁的手段对付派性!”、“用张文(张春桥文章)、姚文(姚文元文章)为锐利武器对付派性!”、“派性严重的地方，资本主义泛滥!”、“要刮十二级台风，摧毁派性!”——这就是省委工作组独创的以派性反派性的“阶级斗争”新理论。他们的行动策略是，在造反派中借力打力，用一派反对另一派，把矛头指向参加各级“三结合”政权中的另一派，并且还有所指地扩大化，即肃清“拥军保韩”这一派中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

　　省委工作组先是肯定福建全省的文化大革命，但主要是突出肯定“批林批孔”中福建批判韩先楚是正确的;他们看似高举反对派性清理派性的大旗，可是手上挥舞的大棒却是“张文姚文”。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大宣传大动员，随之就推出了举办学习班、成立专案组、重点审查等组织措施。一批批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参加文革保韩派的干部和群众，或者进入学班，或者接受重点审查。先是从地、县、区的机关开始清理派性，接着就扩展到企事业单位，之后又延伸到基层农村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在此形势下，晋江地区很快就被笼罩于谈“派”色变之中，在省委工作组强力主导之下，干部队伍势必再来一次新的站队和排队了。

　　这个时候的朱赞成，并不知道省委工作组是衔命而来，自己早就成为肃清名单上的重点人物。此时的他一如既往，仍是整天忙碌着，亲力亲为着，尽全力安排好城东垦区冬季新一轮开荒造田的任务。然而，这时公社里有的社员，人心已经开始涣散，社会上已经有人暗中插手城东，蓄意挑起沉寂已久的派性。朱赞成对此也有所耳闻，于是他召开公社党委会研究形势。党委成员们一致认为，城东公社党委这些年来，始终坚持党性，遵照毛主席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的教导，竭尽全力地团结全公社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以及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一心一意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这些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搞报复、群众打派仗，或者宗族搞械斗的事件，而是凝心聚力，上下同心，围海造田，让集体经济壮大，让社员们生活水平提高，让城东向国家多交粮食。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城东党委是立党为公的，内部不存在着派性问题。党委成员们坚定地认为：我们城东党委是“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敲门”，如果上级认为我们有派性，就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吧!朱赞成一声不响地听完大家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同时也表示自己做好了站最后一班岗的思想准备，但是呢，现在大家仍然要按照党性该干啥干啥，各负其责，什么时候上级不让干了再说!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但是天寒心热，朱赞成和全体班子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和社员群众一起，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虽然此时的外界，对清理派性的整顿，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可是城东公社域内，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一片热火朝天。“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在当时是地方主政者的常识，大凡有大局意识的主政者，都不会因为“运动”的原因，忘记掉自已肩负的职责。城东公社党委在人心开始涣散的形势下，仍然坚持团结群众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当时还是得到了一些地、市委主要领导的赞许和支持。这让携带“钦点”旨意的省委工作组大为光火，于是就让市里负责搞整顿派性的领导去了解情况。

　　名为“了解情况”，实为责难施压。朱赞成被召到市里，负责搞整顿的领导要他汇报城东公社清理派性的情况。朱赞成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说：“我每一次听完报告，或者参加市里开会，回去就马上把内容和精神向党委传达，原原本本百分之百。党委也有开会研究贯彻，先是让党委成员面对面交心通气，自查自纠，可是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城东党委班子没有人搞过派性，对早先两派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手心手背都是阶级兄弟，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想的是立党为公，斗私批修，更好地干社会主义。如果上级认为我们有搞派性，可以来作调查，拿出证据来!”

　　这位搞整顿的领导，似乎认为从谈话中抓到了破绽，马上反唇相稽：“你们为什么只向党委传达，不向群众传达?”朱赞成回答道：“城东的社员群众，这些年来关心的是‘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一心一意搞好集体经济，根本不关心谁参加过这派那派的，社员群众都把派性给忘掉了，不正好证明了，我们城东公社党委没有人在搞派性嘛……”

　　这位领导又紧逼一步，问道：“那你们没有搞派性，都搞了些什么?”

　　朱赞成有点愤怒，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全市人民都知道城东这几年学大寨搞了些什么，这位领导也是本地领导，这样的问话就是居心叵测。于是乎，朱赞成不紧不慢地答道：“抓革命!促生产!”

　　这位领导冷笑了一声，说：“现在是什么形势?你要认清形势。中央要求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整顿所有的秩序，你们想拿‘抓革命促生产’来对抗?”朱赞成也冷冷地回答：“邓小平副总理提出的三项指示，与‘抓革命促生产’并不矛盾呀，我们一直都在贯彻落实，所以城东公社才能没有派性生存的条件，凡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都是一个派，是革命派呀!”听到这话，让这位领导脸红了，沉默许久，两人不欢而散。

　　城东公社党委在朱赞成的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地调动起城东公社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与压力，那一年全公社的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企业的总产值，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有力地证明了在“农业学大寨”中，城东公社正在变成一个鱼米之乡。然而省委工作组也自有一套搞整顿的逻辑，在他们的眼里，哪个领导班子能够在文革中长期保持团结稳定，那么肯定就是一个派性的“老窝”，或曰“据点”!

　　面对城东公社总是成绩突出的局面，奉行省领导旨意的省委工作组视而不见;他们面对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认账，也不敢否认，但是只要大权在握，在真理方面，他们总能做到永远有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彻底清除掉城东公社的“派性”。于是省委工作组开始重拳出击，从全区各地抽调300多人组成整顿城东公社的工作组(含专案组)，有机关干部、有公安干警、有学校毕业生。省委工作组组长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开进城东公社，立马扎根19个大队和各家社办企业。公社机关则是重点，全社机关只有27个干部，而进驻的工作组多达92人。

　　经过一轮秘密布置张网以待，“斩首行动”悄然地进行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省委工作组和市公安局同时收到了控告信和举报信，状告城东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朱赞成是一个恶霸式的派性人物，他在城东公社大搞顺者昌、逆者亡;在社办企业拉帮结派，重用坏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是个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农业学大寨”中，搞浮夸，搞假成绩，到处吹牛皮，为自己沽名钓誉等等，不一而足。类似这些内容的举报材料，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几封，就是那几个人联名写的。省委工作组把群众来信批复到市委、市公安局。市委不敢怠慢，马上成立了专案组，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省委工作组的批示就是王法。他们下令立即关押朱赞成，实行专案审查。顷刻之间，朱赞成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这让城东公社顿时陷入炸锅般的乱局之中。

　　无妄之灾从天而降，让朱赞成措手不及，他尚未弄清楚头绪，就被专案人员从隔离中提审。当他从审查人员的讯问之中，慢慢理出头绪之后，这才搞个明白，自己是被人诬告了。这可让他本能地怒不可遏，极力想要澄清事实，为自己辩白诬告。但此时一切努力都没用，没人会听他的。专案人员都是精选细筛的，政治可靠是第一位，业务水平并不重要，每个人都是完成政治任务的高手。这哪是在办案呢?就算对方浑身是嘴，那也只能换来趾高气昂的白眼或训斥。所谓审查，其实就是个幌子，为的是让城东公社群龙无首，让城东公社能大乱起来，这才是对朱赞成使用专政手段的真实目的。

　　关押在黑牢里的朱赞成，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他已经洞穿对方的阴谋诡计。此时他虽然身陷高墙铁窗，与城东公社近在咫尺，但如同关山隔阻，禁不住地让他心事浩茫，且忧思无限——城东的生产还正常吗?城东的同志们还好吗?那里的一切都要仰仗你们了，那里的一切只能依靠坚强的党性才能顶得住啊，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在，谁搞“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就是在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呀!此时此刻，朱赞成啊朱赞成，他的思维还是旋转在“文革”的轨道上，已经是一头撞到工作组的南墙上，头被碰破了，不气馁，黑夜里，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在高墙内，朱赞成铆足心劲，与工作组、专案组较真，针锋相对，寸步不退，摆事实讲道理。在高墙外，城东公社党委一班人，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面对突发事件，始终保持着克制和冷静。上级的决定一定要执行，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也要尊重，既然地、市委组成工作组、专案组，需要配合就得配合，但是城东公社的生产、生活与安定，无疑仍是公社党委的守土职责，在副书记林国连的主持下，党委一班人按部就班，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工作和生产秩序，并且通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总算把炸锅般的惊险局面稳定了下来。

　　然而，此时一连串的大麻烦接踵而至，比如乌屿岛上董、王两姓开始发生冲突，两个大队的班子也产生了矛盾，在同一个大队干群之间，磨擦也不断发生，开始有人把矛头指向朱赞成或者党委其他人，绝迹多年的各种大字报、大标语也公开出现了。这些情况显然与专案组进驻城东公社有关联，也同社会上一些热衷于搞派性的人插手有关联。就是在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之下，城东公社党委的一班人仍然镇静自若，泰然处之。他们还是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集中大家智慧共同运作全公社的大局。只不过，现在“抓革命”已由不得他们了，只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狠抓生产上。这一届公社党委的班子，几年来在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壮大集体经济方面，火车头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城东人民心目中声望极高;他们平常与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深入实际作风扎实，能够关心群众疾苦，使得党委整体的群众基础广泛而深厚，既便有少数人跳出来捣乱，也无碍大局。

　　就在朱赞成被拘留审查的几个月里，城东党委一班人不负众望，从春耕生产到夏季双抢，他们还和朱赞成在的时候一个样，风里来雨里去，不误农时，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并且人人分工明确，干部继续按片负责，把全公社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企业等各项生产工作，全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那些以为“斩首行动”会奏效的人，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沮丧，他们原先想对城东公社班子大换血的企图，此时也因为在地委和市委，都遭受到正义声音的反对，眼下已经无法实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省委工作组、专案组，以派性反对派性的做法，口头上拥护文革，实际上反对文革清算文革，疯狂地报复拥护毛主席、周总理而参加文革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此时已经暴露无遗了，也逐渐遭到地、市委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质疑与反对，在城区的中山街闹市地段，以及地、市委门口和大院内，开始出现了针对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些原来属于反韩派观点的一些干部群众，出于正义感，也改变了对省委工作组的态度。大多数人对于省委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非对错，对于曾经是“拥军保韩”派的干部，不是送进学习班，就是关进专案组，被认为打击面太大了，明显有一种权力报复的政治倾向，不利于省委工作组中才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干部形象，也不利于维护毛主席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政治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不符合当时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求，不符合文革时期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在文革中，新型的“三结合”政治权力结构，本身就是党性与派性熔于一炉的创新体制。不论是军队、地方的干部，还是群众组织中造反派和保皇派，自从“三结合”以后，进入到权力结构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共同执掌权力，若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并不奇怪呀，因为文革的结果就是需要这种“大联合政府”的大民主特征。正如毛主席1968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正是毛主席十分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党建观点，在文革中才得到了全面实施。可惜的是，党内能够读懂毛主席过人之处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文革中太少，至今仍是太少。

　　对于这种见解，只能概而言之。如果从党史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全都是在极端困难的历史处境中发展的。最早建立起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以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在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不断经受改编和扩编，直至解放以后才形成了统一建制。在建制统一以后，军内大小“山头”依然客观存在，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沿革的法统产物(地方干部队伍也是一样)。在政权初建的顶层设计中，无论谁来当家都要懂得“一碗水端平”，这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所说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被人称为党内“不倒翁”的李先念，曾经也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能在文革中不被打倒，他说，“毛主席是把我当成四方面军的代表”。由此可证，山头就是“派”，党内是可以容派(比方说党内可以同时存在左派与右派人物，甚至还应保留执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人物如王明等人)，但是党内不能容许搞“宗派”，搞宗派必然要拉帮结派，就会发展成封建朋党。文革中“朋党现象”改名换姓，被称为资产阶级派性，一旦派性脱离了党性，恶性膨胀就会成为朋党。共产党内是绝不允许“党内有党”的，搞朋党就会分裂共产党，故而要“消灭山头”，即消灭朋党。跟随革命进程的良性循环，大小山头必然消亡，逐渐成为历史的符号。文革中的“大联合”、“三结合”，就是源于此理。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很经典：“老中青三结合”。

　　如果从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来解读，社会主义就是初级公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阶段中，存在三大差别，存在家庭制度，存在私有制文化观念，使“公”与“私”这一对矛盾体，必须共同生长在同一片初级阶段的土壤上。所以毛主席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于是又提出了“要斗私批修”。有人攻击毛主席这是搞“极左”。什么是极左?对于“私”字，只提出要斗要批，没有提出要灭要绝，这怎么会是极左呢?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中间，私心多一点，公心必然就会少一点，只有教育人民公心多起来，私心少一些，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发展和巩固，才能具备全社会反修防变的能力。这就是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本意。当年提出“大公无私”的要求，只是一个理想境界，并不是一个普遍标准。从这一点出发去理解，就能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求中央高级干部要带头“斗私批修”，而且要求很高很严，这其中良苦用心意味深长。历史处于文革“斗、批、改”的关键时点上，受到限制的那点私心，并不会影响老干部们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因为这时才是一场大革命新起点的位置，不可能要求一切都做的尽善尽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只有在深入进行中才能不断完善自身。这是一种创世纪的社会进步，总得给美好理想一点时间吧!

　　如果从把老干部打倒又重新恢复工作的角度来解读，文革后期，现存的“三结合”权力结构形式中，“老、中、青”里的老，又新增加了一种人，文革初被打倒的走资派。这种人打江山时，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进城后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不知不觉滋长出特权思想，逐渐脱离人民当官做起了老爷，但是这种人中间的绝大多数，在毛周朱“三人组合”的强势领导下，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严厉的约束，以及各次政治运动的反复教育与制约，得以使他们的政治本质尚未蜕化。毛主席认为，让他们经受文化大革命被人民群众打倒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人民“造反有理”的震撼力，触及到灵魂，接受人民的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来，当他们表示真心检查认错并写下悔过书，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被解放出来，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中间一道反修防修，为党和人民继续干好革命工作。曾经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们，这种变化正是毛主席所期待的，是文革中广大人民非常欢迎的，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一项标志性的伟大成果。

　　比如说福州市委原第一书记郑重，就是在被打倒以后，深刻地认识到以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抵触，是错误的。他在1972—1973年间参观了福建省许多重点经济建设项目之后，又在省内考察了一大圈，过后非常感慨全省工农业的巨大变化，十分赞叹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取得经济建设的累累硕果。自从被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以后，他就更加忘我地为党和人民干工作。即使后来在清查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没能动摇他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信念。像郑重这样能够正确对待文革中的冲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老干部，在全国有，在福建有，在晋江地区有。文革中，这些人自然被当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宝贵财富，毛主席就是要让他们被解放出来之后，继续当各级革委会中的主要领导，让他们用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党性，带好“三结合”新政权中，需要进一步锻炼党性的中青年干部。

　　通过简单地解读，不难看出，文革中“三结合”的权力结构，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局性的创举。这种“官民一体化”的崭新模式，让中共文革前庞大的官僚体制，速效般地瘦身做到了“精兵简政”，它完全打破了建国初期，那种靠革命功劳和资格安排职务的用人规则，创造出一种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不拘一格选用人材的全新机制，同时也创造出一种能上能下的全新机制。这两种全新机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大民主，以及反修防修是至关重要的，能让许多生产和斗争第一线的基层优秀人材通往上层建筑领域成为常态。有级别与无级别、拿工资与不拿工资、有资历与无资历、大人物与小人物、长者与中青年人，同观点与不同观点，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都可以平等的坐在一起，共同从政、议政、执政，为人民大众掌好权用好权。这种共同执政的模式，也为人民群众广泛而公开地监督官员创造了无限的条件和可能。这种大民主精兵简政的模式，只要遐以时日，不断完善，任何强悍的人来当中央、地方、单位的一把手，皆无法一手遮天。

　　有关其中与生俱来的的“派性”问题，那只是党内同志“入场时”身份的符号而已，至于在组织内部如何克服和防止派性膨胀，毛主席除了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外，还向全党提出了“立党为公”的要求。什么是党性，立党为公就是党性，是最可靠的党性。为了防止全党变质，毛主席还规定，中国共产党不置党产。这是向全体人民宣告，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的利益至上，是最大的，是最高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的利益，它的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有了这些限制条件，党内的各派就有了“共同纲领”，派性服从党性，派性服从党内民主集中制，这就在实际运作中成为了可能。文革中，各省各地的“三结合”革委会，绝大多数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领导着各省各地人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尽管有曲折、有艰难，有反复，也有不足，但是毛主席的反修防变的革命路线，始终深得党心、军心、民心。历史的事实基本如此，被扭曲的必须匡正，历史就是历史!

　　然而在现实之中，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某些老干部，当他们再次手握大权时，便极不愿意纡尊降贵于“官民一体化”的现实，又想回到“一言九鼎”的时代。其实，毛主席当年就知道，有些老干部的检讨和悔过，根本靠不住，但还是要执意让他们重新恢复工作，想要让人民看看，到底是谁对不起人民。当然，各省各地的表现也不尽然。就福建省晋江地区而言，省委工作组大搞“一言九鼎”，给“清除派性”下的定义是：要清除的就是“拥军保韩”派，拥护文革派，即凡是拥护毛主席的那一派。在公开“支一派压一派”的过程中，他们按照“入场符号”实行对号清场，假手清理派性，以派性反派性，见佛杀佛，洪洞县里无好人。

　　1976年是中国政坛剧烈动荡的一年，更是一个波谲云诡的年头。这一年元旦过后的北京城，突然刮起刺骨凛冽的寒风，空气里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1月8日的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阵阵哀乐，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病逝的噩耗，让整座北京城陷入无限的哀思之中，巨大的悲伤也让全国人民哀恸大地。

　　周总理的一生传奇、光辉、伟大，他是共和国的旷世元勋，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终身战友，也是第一代领导人“毛周朱”绝配之一。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是他第一个觉醒到毛主席的雄才伟略，是中共党内唯一可以与蒋介石棋逢对手的强手;是他主动让贤并说服党内高层，让毛主席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是他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是他陪同毛主席深入虎穴，参加重庆国共谈判，让中共在朝野大得民心;是他不计安危，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以一万对十万，把胡宗南肥牛拖成瘦牛。

　　建国以后，是他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农业要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道路;是他坚决支持毛主席优先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方针;是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路线，团结亚非拉兄弟国家，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是他坚决拥护和支持毛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亲率中共代表团与苏修进行斗争;是他第一个拥护毛主席提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兴水利，大面积改造低产田，使1965年以后全国粮食年年丰产丰收;还是他拥护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号召用王铁人的精神，建设起新中国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

　　在文革期间，是他运用娴熟无比的外交智慧，协助毛主席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接待尼克松访华，又促使日本首相紧跟其后，中日建交，震撼全世界，亚非拉朋友们齐声欢呼，让中国成功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在文革十年之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建交，彻底击败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创造出国际外交史上的奇迹;是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用无比庄严的声音，在四届人大上宣布，我国要分“两步”走，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还是他，病危卧床时，仍然用自己一生的赤胆忠心和光明磊落，维护和支持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权威。周总理不幸撒手人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月8日下午，毛主席身边护士孟锦云，为老人家读周总理去世的讣告，毛主席听着听着，不由地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毛主席高度评价：“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全国人民高度评价：“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山岳肃穆，江河呜咽，诗人柯岩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的缕缕哀思，在那段日子里，让全国人民浸泡在泪水里，每个国人心里充满悲怆。但愿伟人走了，伟业永恒!

　　“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的政坛，突然间翻了个“烧饼”。谁也没想到，病卧不起的毛主席，竟然在病床上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又一次把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打倒在地，撤销其党政军一切职务，这倒成就了频频高升的华国锋，让这位表面忠厚老实而私心极重的人一举成名，被晋升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是他和“四人帮”一起，按照毛主席指示把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了高潮，迅速横扫全国各地。

　　福建省再次兴起波澜，省委和福州军区与全国其他省份相同，争先恐后地向党中央表态，与其一年前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组织大规模的群众上街游行，扛着巨大的标语牌，狂热地呼喊“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决定!坚决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等一系列口号。有人还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谱写成为“群众运动”的歌曲，当时的福州军区主要领导人，还上台指挥着指战员们进行大合唱。还有不少拥护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才一年多的人，此时也认为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到此终结，他们很识时务，纷纷划清界线，又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派驻晋江地区的省委工作组，面对满街满墙的大字报，已经无法直面机关干部和群众，以及大字报中的种种责问。此时也自动同邓小平搞翻案搞整顿划清界线，积极争取主动，自觉自愿地召开大会公开认错，郑重其事地向反派性整顿中的全体受害者，宣布全部予以平反并且赔礼道歉。在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之后，他们已经无事可做，只能自我“下岗”，选择了离开泉州市。没有省委下令撤离，也没有人去欢送。此时已经不是文革初期，人们已厌倦了暴力，对他们不满的人们，也没有人采取揪斗或驱赶等不文明的做法，而是用“来去自由”的冰冷目光，任其离去。有几位省委工作组的老干部，此时无愧于历练深厚和精明过人，他们深谙能伸能屈的保身之道，知道就是退缩回省城日子也不会好过，于是选择了退缩到天湖山煤矿去，那里有一座高级招待所，如同世外桃源，是个静养栖身的好居所，也是个静观时局的好去处。但是，那位省委工作组的组长，这时已经被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暴风骤雨吓破了胆，独自与造反派媾和，一口气用书面交代出省委工作组“十大问题”，即认罪书，厚厚的一沓纸哟!

　　省委工作组挂帅人物“反水”了，顿时群龙无首，二百多人的城东公社工作组、专案组也作鸟兽散，白拿工资不用上班。朱赞成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专案组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收获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光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显然毫无说服力，于是在地、市委领导的过问下，公安局不得不放人。市委马上就恢复朱赞成的职务，他又回到了城东公社党委主持工作。

　　刚回来的朱赞成，恍若产生隔世之感，似乎又回到文革的初期，满墙都是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和标语。这是两派群众张贴的，一方攻击公社党委，一方反击专案组，字迹东歪西扭，语言粗俗污秽，让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种互斗连红卫兵小将的水平都不如。他的心情异样地沉重，可以看出自己不在的日子里，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在工作上，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啊!一大群社员群众都聚满在公社的院落里，他们是专门来迎候朱赞成的，这又让他感动得挨个儿与大家握手致谢。没有太多的寒喧问语，朱赞成马上就把话题转到工作上。当他得知农业生产还搞得不错，社办企业还在运转，社员们上半年收入也还行，眼下只是人心涣散，派性卷土重来，已经蔓延至生产队、大队领导的层面，就连公社也有了迹象……副书记林国连等人一起诉苦说道：工作组和专案组的进驻，哪里只是搞你个人的专案，实际上就是要搞整个公社党委的专案，想要整垮党委，搞垮生产，然后再倒打一耙。他们死命地追查在围海造田时，省里给予支持下拨的96万元资金，这笔钱到底是谁批准的?为什么这笔钱韩先楚会批给你们而不是别人，你们城东公社的天线为什么有这么粗啊?他们还追查，北堤合拢成功的当天，为什么泉州市中山路大街上会有那么多的锦旗庆祝?海堤一合拢，就点名批评当时市委支左的军代表?工作组说这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派性活动，一定要追查策划这次行动的派头头是谁……

　　朱赞成心里很清楚，自己关在黑牢里，在提审中也被反复追问过这些事，他都据实回答。96万资金是地区水利局向省局报批项目时，省局曹玉昆局长为了表示支持泉州市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报请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按照水利专用资金的手续审批下来的，城东公社没人认识韩先楚，不存在工作关系，更不存在天线的问题。关于中山街用彩旗标语庆祝城东海堤成功合拢之事，自己事先不知道，事后才听说。据说是泉州市民自发的，他们高兴啊，为全市建国后最大的工程祝贺啊，这难道有错?在整个审查中，这两件事一直是重点，即便朱赞成不厌其烦，回答了一百遍，专案组就是不听不信，最后弄得朱赞成也烦透了，索性不再搭理了。关于这两件事，专案组还面向城东公社扩大范围去追查，并且使用恫吓威胁的手段，冤枉伤害了不少群众，他们是存心在群众中间制造出对立情绪。不仅如此，还有在其他的问题上，如投机倒把、清查帐目、男女关系等问题，专案组均使用很不恰当的做法，无中生有、无原则地向外界扩散未经核实的材料，进一步加深城东两派群众的猜忌与对立。

　　省委工作组用“派性整顿派性”的做法，在城东公社造成了严重后果，横竖弄成一副烂摊子，现在全都一甩手留了给朱赞成，而工作组和专案组，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却拍拍屁股自己走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真正是一场政治上的瞎折腾!

　　这个时刻朱赞成想到了，如今回来重新主持工作，如果无休无止地怨天忧人，只能让城东的工作再度蒙受损失，只能让城东群众的生产、生活继续遭受困顿。于是，他看着周围一双双渴望自己拿主意的眼光，坚定地对他们说：“我们城东人，身正不怕影歪，心里无鬼不怕半夜里鬼来敲门。这些年来我们抓好“农业学大寨”，发展生产，五业兴旺，提高全体社员们的收入水平，这恰恰说明了我们没有搞派性，而是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道路。事实证明，工作组、专案组他们才是搞派性，把城东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的问题，只能由上级来解决，我们没有权力，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力，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要一边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边努力搞好全公社的工作和生产，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城东没有搞派性，而是坚持不懈地‘抓革命促生产’。”朱赞成凭着党性，用毫不做作的直率语言，说出了那个时候必须说的政治语境，以此来说服和动员周围的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先搞好生产，再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然而此时，他心里的“反击”，也只是想找工作组、专案组讨个说法而已。

　　由于朱赞成长期以来的威望，他出面登高一呼，城东公社干群激愤的情绪，很快就被平息了下来，努力搞好生产也很快成为大家的共识。此时“双抢”刚刚结束，面临着久旱不雨，抗旱保苗已是刻不容缓。公社党委、大队支部都迅速恢复了元气，又重新发挥出火车头的作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感人情景又回来了，再加上多年来的努力，全公社水利基础已经配套，这一场干旱的到来，也就较为轻松地被对付了过去。

　　接着就进入夏季的田间管理，朱赞成整天同社员们一起，戴着草帽，脱下拖鞋，往腰背上一插，卷起裤管，下到水田里拔草、施肥、喷药……每每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心情就会自然地放松，不经意间就回想到在审查期间，那时他多么渴望能看见广阔的田野，渴望能回到城东去当一条小蚯蚓，自由自在与泥巴打交道。他喜欢泥土芬芳的气息，从小就喜欢，有一种金不换的感觉。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和村里父老乡亲一起改造菜地，从那以后，每当菜地里蔬菜长得茁壮碧绿，他就会对土地产生一种特有的迷恋情结，太神奇了!难怪母亲说过“穷人是靠土地公活下来的，只要地里能长出东西来，手脚勤劳就不会饿死”。那时穷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来了，穷人分到了土地，现在的人民公社让穷人的土地连成了莫大一片，任你耕，任你种，任你栽，长出的好东西人人有份，蔬菜不稀罕了，地瓜不稀罕了，我们城东的社员们，总有一天连大米也不会稀罕的，这样的日子快点到来吧……

　　此时，渐渐地，人们发觉朱赞成变了，他虽然每天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活，但不再象过去那样，一边干活一边爱与人交谈，而是一个人闷头干活，话不多了，专心干手上的活儿，干得很快，像似怕别人跟他抢着干。无人能理解他此时的心绪。7月6日那一天，当他心中无比敬重的朱德委员长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万分沉痛，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不敢想下去了。这些人都是人民的大救星，共和国的擎天柱，劳动人民的大靠山，共产党的天下不能没有他们啊!人民也不敢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啊!

　　自打那一天起，朱赞成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心上，闹得他经常心神不定，思绪忍不住老爱在“解放初”与“专案组”，这两个时空的记忆点上来回打转转。刚进城的共产党是怎样的?现在的共产党又是怎样的?他开始饱受茫然之感的折磨，有太多党教育给他的东西，怎么会让人越走路越窄呢?

　　此时的泉州市，已经进入“可以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的特殊时期。就在朱赞成重新工作的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城东公社发生了后来被人刻意放大，并且被大做文章的两起事件。

　　第一件事是，3月21日上午，朱赞成与公社保卫组长王元复、公社建筑队的施工员林欠木在市内东街偶然相遇，被王元复邀请到附近其内弟家里吃中午饭。酒间闲聊，王元复聊到了几天前，参加省委工作组进驻城东的专案人员之一洪吾炳，也来此处煮酒畅饮，几杯下肚之后，酒中乾坤大，无所不谈。洪吾炳竟然还以省委工作组要员自居，大谈朱赞成是政治问题，说什么朱赞成这次必倒无疑，翻不了身，你们不要死保他了，他现在只是稻草，不是金条……洪吾炳甚至还放出谣言，说朱在牢中早就出卖了你们，你们还傻里傻气死保他等等恶毒之语。朱赞成一听，气愤极了，就同王元复、林欠木一起来到城区洪吾炳的家中，想要找他当面讨个说法。

　　朱赞成与洪吾炳早先在过去的工作中相识，虽然不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平时偶然间见面，也会出于礼节打个招呼，然而，现在双方已经是“礼崩乐坏”了。自从省委工作组到来后，泉州市的干部就被人为划分成楚界汉河，在省委工作组的大旗下，一批人马被聚集起来。这些人中间有原来文革中的保皇派，其中铁杆到底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早先在“三结合”中就反戈一击了，其后又因在安排工作或职务上多有不如意者，现在韩先楚被调往外省，省里换了新人主政，即在全省开始大反韩先楚了，这些人试图与“派”俱进，想投机又一次反戈一击，其曰：重新归队。这些人的政治行为准则，与党内上层斗争的性质毫无实际联系。对于这样的人，泉州人民送给他们一个雅号叫“风派”。

　　岂不论这位专案组成员是否风派，这时他对朱赞成找上门来的责问，一口否定，拒不认账。两个人就在客厅里争吵起来，洪吾炳激动地拍桌子骂粗话，朱赞成也一时激动，下意识拿起桌面上的热水瓶，朝桌面蹾了一下，做了个表示气愤的动作，松手时热水瓶未放稳，从桌子上滚到地下，嘭的一声爆炸。这时，洪的家人借题发挥，围成团嚷嚷造势，惹得王元复、林欠木一时性起，双方准备干架。朱赞成见状不好，也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失礼，就劝说王元复、林欠木和自己一起离去。又因酒意未消，也就回家睡觉去了。

　　不料，林欠木回去后将此事告诉同事们，因为前一阶段专案组也整了他们，说他们中有人在建筑队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心向钱看，还有贪污的嫌疑。在当时，专案组批了派性再批新生资产阶级，把“四人帮”提出的最新理论学用结合，全都用到了城东公社，这就让几乎人人都成为批判挨整的对象，大家伙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次林欠木本人又受到刺激，离开之后，便自作主张，找来城东与自己一样被专案组整过的同事们，一齐去出气。就像要学习专案组整人的那个样，也想来个恫吓威胁，所不同的一个是用权力，一个是民间意气。一顿对骂动粗，只是摔坏了几张椅子，也殃及到桌子上摆放的锅碗瓢盆等厨物，但是在现场绝对未有伤害到当事人。

　　平心而论，这件事有必然也有偶然。在“翻烧饼”的非常时期，双方产生的行为都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讨个说法权当是“反击”，十足的草根味。专案组在占上风时，专横跋扈，积民怨甚深;形势一旦变化，受压的一方，有所反弹并不奇怪，但是方法并不好，显然有过错。在毛泽东年代，一方是强势(有权)，一方是弱势(无权)，弱势方有错，也只是批评教育而已。可是，有谁能想到，就这么件不大不小偶发的意气之事，在半年之后，竟然会演变成为朱赞成被判处死刑的首罪。

　　判决书上的定罪是，“明目张胆的进行阶级报复，进行打、砸、毁，造成严重损失(纯属虚妄之言，未对任何损失作出评估清单)。更恶劣的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砸碎”。判决书上，不但夸大了事实，还别出心裁地编造出“砸碎毛主席像”的假情节。去的人只是想找专案组讨个说法(就算是反击吧)，就这么个单纯的动机，会拿砸碎毛主席像向毛主席出气吗?而这些公社的社员们天天都盼望着，毛主席会给他们撑腰呢?在那个年代，仅凭这个罪行垫底，再加上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死刑也太够顺理成章了!由此可证，在清查运动扩大化之中，泉州市人民群众把专案组之恶，比作“蛇咬一口，入骨三分”，此言不虚啊!。

　　第二件事是，6月30日城东公社办事人员蔡秋平，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到市物资局购买一批抗旱物资。因为该车三证不全，他随身带着公社开具有关车辆三证不全的原因，以及希望交管部门给予放行的情况说明，俗称单位介绍信。也许在现代人看来，一部机动车三证不全就上路，或许会不可理解，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类事既是无奈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个年代泉州城区的交通状况是，在大马路上奔跑的机动车辆十分稀少，远远比不上人们骑着自行车来往的滚滚车轮。所以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与此事有关的两个小背景：

　　其一，晋江地委为了表彰城东公社“农业学大寨”的突出成绩，特地安排了一部北京吉普车和一部天津牌三轮摩托车的指标，让城东公社前来购买。但城东公社为了围海造田，已经囊中羞涩，一时间财务窘迫，买不起那部吉普车，只能买回三轮摩托车。这辆摩托车买回后，公社即派人员去办理上路行驶的相关手续，多次到交警支队无果而回。当年时任晋江地区交警支队分管办证的负责人林道坤是这样说的：“因为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暂时办不了证照，但在我们晋江地区范围内行驶，我包你们没事，出了晋江地区区域，我就无能为力了”。由于是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特定时期，无法及时办来三证，那一部摩托车就混在自行车的滚滚车轮之中上路行驶了，是它为全公社夏季抗旱保粮，经常发挥着机动、快速、高效的作用。

　　其二，在此之前，省里表彰城东公社是省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奖励给城东公社一部“福建牌”大卡车，公社划拨给城东建筑社使用，司机是退伍军人吕信铁。该司机工作表现不错，得到普遍好评，然而在75年右倾翻案整顿派性期间，省工作组进驻城东公社，对全公社社办企业人员大换班，司机吕信铁也受到诛连，无故被解职回家，又新招来了苏某某顶替。76年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委工作组闻风而散，城东原来的班子恢复工作，吕信铁原有工作也得到恢复，而苏某某却因此而离职，反目为仇，为日后交警扣车埋下了人为的伏笔。

　　苏某某有个肝胆朋友在涂山街岗亭当执勤民兵(如同当今的交通协管员)，他早就十分留意城东车辆报牌上的漏洞，曾多次想刁难这辆三轮摩托车，苦于值班时间与城东出车时间老对不上，总是不能得逞。但是长期的守株待兔，终于在6月30日上午，让他逮到了机会。

　　这次城东的摩托车正好撞在他的枪口下，介绍信已经不能起作用，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车辆被扣下，驾驶员蔡秋平作检讨、道歉、赔礼、递香烟都没有用，对方就是斩钉截铁一句话：“车扣下，等候处理通知”。天哪!全公社抗旱任务正等着它运回物资呢!无奈之下，驾驶员只好向公社求援。正好公社是团委书记蔡双梓值班，他马上调动一辆大拖拉机，带上几个人就急奔现场，当拖拉机开到涂山街岗亭时，摩托车已经被运到“东观西台”交警扣车的地点。蔡双梓将扣车的两名民兵拉上拖拉机，一起来到“东观西台”，看到了被扣下的摩托车，他找到当班的民警赖某某，恳求放行，遭到拒绝。于是双方开始由争执发展到冲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是本地熟人，有帮交警的，也有帮城东的，一场群体事件在发酵。电话反映到市局，领导不愿出面，撒手不管。最后在许多围观群众的帮助下，强行把摩托车开回到城东公社。整个过程不足30分钟。对于这种偶发的群体事件，从实质上看，由头是时局处于“翻烧饼”期间，造成了泉州市党政机关皆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所致。市局主要领导躲猫猫，完全不考虑急农业旱情所急，任凭下级警员有意拖延处置，极不妥当，应该负主要责任。

　　就是这么一件偶发事件，在半年之后也成为朱赞成被判死刑的第二条罪状，以及团委书记蔡双梓被处死刑的主要依据。判决书上定罪是，将两名交通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攻。罪名大得吓人!

　　7月28 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解放军一马当先，开进震区抢险救灾，全国人民闻讯，从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噩耗像天崩地裂一般，举国震撼，十亿人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回过神来这是真的时候，人们哭泣了，悲痛欲绝。全国每一座城市，每一座工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单位，每一所学校，每一处乡镇，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每一座军营，每一处军港……泪雨无时不流，哀乐无处不有，五岳同悲，四海齐奠。

　　朱赞成与城东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人人都怀着沉痛心情，纷纷在公社驻地、各大队、各自然村布置起毛主席的灵堂，供全公社男女老少们进行吊唁。

　　毛主席的去世，使全国文革派的势力，陷入巨大的认同性危机，政治环境变得异常诡谲惊险，表面上国家运转有条不紊，但对于怎样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很快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产权”纠纷。因为这份遗产实在太诱人了，列宁曾经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一些蛰伏在文革派中逐渐坐大的实权人物，终于在10月6日发动爆发力极强的政变，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大获全胜，一位“英明领袖”应运而生。

　　晋江地区的“时局烧饼”又一次被翻了过来。退缩在天湖山的省委工作组又要回来了!此消息如同旱地雷声滚过泉州的上空，有人盼下雨，有人盼天晴，人们的心情异样地复杂起来。“英明领袖”到底有着怎么样的英明?泉州人民和全国一样，人们都在翘首以盼!

　　此前不久，正处在为毛主席吊唁的日子里，9月中旬，根据上级的通知，要加强重要地点和处所的防范，严防台湾敌特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朱赞成为尽守土之责，奉命行事，安排公社党委成员组织基干民兵，加强守护公社粮库和公社驻地。

　　岂能料到就在这时，乌屿岛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群体事件，此事与工作组、专案组去年进驻城东公社有直接关系。乌屿岛上聚居着董、王两姓居民，总人口5000人。董姓聚居金屿村，王姓聚居凤屿村，行政上分为两个大队、两套班子。董、王两姓有着几百年的宗族矛盾，历代矛盾冲突时，总会有械斗发生。解放后，泉州市成立渔业公社，两个大队隶属该公社管辖，此类械斗事件时有发生。文革后期渔业公社撤消，乌屿岛两个大队划归到城东公社。为了解决岛上居民交通的困局，同时也为了方便管理，城东公社党委决定先修建北堤。此项决定就像巨大的粘合剂，一下子把董、王两姓凝聚了起来。在围海造田的过程中，他们胼手胝足，共同战斗，为建设南北堤立下汗马功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奋斗的景象。海堤建设成功后，金屿、凤屿各分到800亩地，从无田可耕的岛屿生活，变成家家都有田地耕种，也解决了通路、通水、通电等大难题，全岛居民的生活有了质的大飞越跃，公社党委也得到岛民们的充分信任和尊重。

　　在工作组进驻之前，岛内两姓相安无事，可是进驻之后，尤其是对朱赞成的“斩首行动”失败后，工作组、专案组就在寻找城东最薄弱的地方下手，于是他们不动声色地瞄上了董、王两姓存在的宿怨。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挑拨两个大队班子不团结的始作俑者。凡是存在封建愚昧的地方，阴谋是最容易得逞的。岛上久违的械斗复萌了，小小的个人矛盾，也会引发群起而攻之的情景。从此，小岛上不再太平了。在省工作组“自行”撤出城东公社之前，就发生过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家房屋三次被人砸坏。朱赞成恢复工作后，想通过做双方工作平息事态，但是鉴于社会上的派性势力，已经深度影响到岛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

　　9月18日，又有一部分岛民暗地聚集议事。正处于国丧吊唁这一敏感时期，公社党委唯恐乌屿岛再度爆发意外事件，就在保卫工作中布置防范突发事件的措拖。果不其然，9月23日一部分岛民挑起事端，先找支部书记王德玉之妻寻衅，殴打其妻。因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参加市委召开的河市会议不在，值班党委闻报，赶忙派人员去制止，半路上突然遭受伏击，这时王德玉的家也被另一部分岛民破门而入，砸瓦毁屋。此时全岛大乱，董、王两姓的岛民、公社派来制止的人员，都陷入一场事先被人预谋好的大混战，当人们在混乱中清醒时，为时已晚，十多间民房遭到毁坏。这一次，群众在斗殴时，不但又一次砸毁了凤屿大队书记王德玉同志家的房子，大混战中，还殃及双方其他无辜岛民的房屋。

　　就在9月23日事件发生的当天，有“线人”飞马传报到市里、报社，让轰动一时的乌屿岛群众斗群众的血案，迅速成为泉州城区街头巷尾的谈资，各种各样对朱赞成不利的谣言被广泛传播。其实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立即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马上指示公安部门介入，事态很快就得到了平息。双方虽有房屋被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发生。虽也不能料到半年后都成为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同志被杀害的主罪。

　　不久，即半年之后，省委工作组回来了，专案组也回来了。这一次回来，犹如“还乡团”回来了，显然是踌躇满志，革命的形势和条件变了，中国已经没有“毛周朱”组合的存在，搞革命不需要“紧箍咒”了，可以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们马上下令，通缉逮捕城东公社朱赞成等各级主要领导人(俗称“一锅端”)。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发动了“清查”运动。然而在擒贼先擒王之后，继续追查和清除“四人帮”的余党。可是“英明领袖”为了彰显个人的英明，决定两手抓两手硬，首先把“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极右分子”，然后一方面清除“四人帮”的余党，另一方面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之后又拔高调门，还要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什么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呢?就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文革的老红军、老八路、地下党和机关的新老干部，工矿企事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等等。总之是最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诚的革命同志和积极分子都是被清查的对象。

　　清查运动扩大化的错误非同小可，让许多喊着拥护“英明领袖”的风派人物，因此有了浑水作恶的历史条件。就以福建省实际情况来审视，信手拈来且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比如说当年省内被批斗的走资派第二号人物郑重，这位早年经过地下工作和革命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一生忠贞不二。仅仅因为1958年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党委书记时，张春桥认识了他，张曾提议让他参加福建省委常委工作，于是乎在清查运动之中，省委主要领导就拿他出气，把他打成“四人帮”在福建的余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省各地游斗。逮捕他时，为了表明自己党性的清白，他在逮捕证上，写下了“服从党的需要”。犯扩大化错误的大领导们，倒洗澡水把党的孩子也倒掉了，能心无愧怍吗?直到项南同志任省委书记时，才为郑重作彻底平反。项南同志对福建省的清查运动，曾经有过一个中肯的评价：“突出了一年，掩盖了九年”。

　　且看晋江地区是怎样“突出了一年”。1976年底，省委工作组向省委谎报“敌情”，为了掩饰他们1975年整顿期间以“派性整顿派性”，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群众反弹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了掩盖他们主动认错之后躲进山区，没有去参加1976年省委扩大会议，与挨批的省委主要领导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丢人事实，于是就无限夸大了晋江地委、泉州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问题，把泉州人民群众对于省委工作组“真理多走半步是谬误”的反弹，描绘成漆黑一团，并且还主观臆造出，从中央的“四人帮”到福建省委、晋江地委、泉州市委，直至社会深处，存在一条暗藏极深的地下黑线。得出的结论是，晋江地区是全省的重灾区，是重中之重、灾中之灾。

　　省委重新主持工作的领导，支持了他们的意见。其实在那段时间里，省委工作组远在“避风港”里避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仅凭手下各色人物收集汇总，材料内存有大量投其所好的不实之词，水份极大。待四年后“清查运动”尘埃落定时，全省重灾区的晋江地区，全区竟然查不出一官一卒是“四人帮”在本地区的亲信，也找不出一人是与“四人帮”有过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中国近代史的最可笑之处是：某些革命在成功以后，满街人都称自己是拥护革命的，所以才出来为革命的成功而欢呼。然而后来书写历史的人，似乎忘却了一条祖训：“君子未必成功，成功未必君子”。

　　1976年12月17日，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派出741名干部，连同13个连队计1890余人，支持和加强晋江地区工作。1977年的全年，是晋江地区掀起声势浩大“揭、批、查运动”的高潮。省委工作组提出了让全体市民们闻之变色的专政口号：“要用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的仇恨，深挖、狠批、严查‘四人帮’在晋江地区的亲信和爪牙”，“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绝不心慈手软，不留后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账要用血来还”等等。这些极端的口号，哪有一点儿共产党人政治素养的含量呢?与蒋介石“4.12”喊出的口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有得一比。

　　在“枪杆子”的全力支持下，一场按照预定名单大规模抓捕的行动开始了。一个月内，晋江地区所辖的市、县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监所不够用了，临时扩大;扩大了还是不够用，所有用来关押人的地方，已经不能用“爆满”来简单表述了。

　　在当时，有一位军队某负责人在泉州影剧院作形势报告，使用见猎心喜的神色描述自己巡视各市、县牢房里的情形。他说自己到几个监狱里去检查情况，监房门上的探视洞一打开，里面黑压压的都是人，一股难闻的气味冲鼻而来，里面的人一见亮光，就好像被人闷在大竹篓里成堆的老蛇，一个个伸长着脖子，争着从篓子口探出头来，都想要吸一口新鲜空气。那个脑袋多的呀，和密密麻麻的豆芽菜一样!

　　当时，在晋江地、市、县、镇、公社，大规模举办“学习班”，俨然成为清查运动一项蔚为壮观的举措，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运动规模，一群一群的人连抓带逼，人数之多，多如牛毛，至今未敢公开准确数字，民间估计，至少几万人。进去了便是隔离审查，立即失去自由，“逼供信”马上到位。在三年时间内，自杀像瘟疫一样扩散。究竟自杀了多少人，至今也未公开。民间估计，至少百余起。

　　晋江地区第一个自杀的是地委书记。1977年1月19日，地委书记刘捷生在迫害中含冤自杀。新地委对刘作出不正确的政治结论，并开除党籍，到项南任省委书记之后才给予平反。刘被无辜地迫害致死，向社会揭示出隐匿于福建省清查运动中一个惊天的大秘密——中共福建原地下党，即是这场清查运动必须肃清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省里有人趁着这次清查运动搭上便车，让历史又绕回到1957年反右时反地方主义，以及1959年反地方主义补课时的原点。他们捏造说“四人帮”支持福建省地下党搞帮派活动，并且发誓，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一定要从组织上把它们彻底砸烂。

　　刘捷生曾是福建省地下党闽中游击队司令员，文武兼备。文革中自任晋江地委书记以来，堪当大任，工作勤奋，深入基层，平易近人。他十分重视“农业学大寨”，为晋江地区农业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还冒着小雨巡视。在傍晚时分来到城东，向公社了解春耕工作准备情况，不巧朱赞成到大队检查工作，没能碰上，是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他临走时还嘱托向朱赞成同志问好，让朱赞成同志谨慎小心。

　　刘捷生在劫难逃，其他地下党的同志呢?有记载证实：当时晋江地区县级(含18级)以上原地下党干部共365人，受审查处理的268人，其中被整死、拘捕入狱和判处徒刑的有48人，开除的下放监督劳动的有107人。在刘捷生之后还有地区副专员朱以斌，这位原游击队的副政委被判十五年徒刑;原惠安县县长朱汉鹰，这位原县大队大队长被判五年徒刑;泉州市副市长傅孙望在学习班里被迫害自杀身亡;泉州市市长王今生、副市长陈金源也被押赴体育场进行万人批斗……此时泉州城处处凄风惨雨，几多风雨几多愁，秋风秋雨愁煞人!

　　被通缉的朱赞成也在劫难逃，城东公社同时被拘捕的共有11人。他们被关在一所临时用来增设的处所里。该处所据说解放前是旧政权关押犯人(共产党人)之处，解放后改建为公安的办公用所，目前现有监所到处都是爆棚，又让此处用途回到解放前的原点。

　　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对于自己的命运一片迷茫和悲愤，他们个个饱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耻辱感的折磨。自由没有了，话语权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没有了……朱赞成想起了26年前，在工会干训班里，大家在讨论工会作用时同志们的发言——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劳动人民尊严、自由、话语权。那时的公安人员是劳动人民的强大靠山，资本家想要剥夺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话语权，连门都没有，而如今呢……毛主席不在了，周总理不在了，朱委员长不在了，知否知否，一切应该颠倒过来去想啊!想着想着，他禁不住蹲下，将头深埋进双肩里，用手抱住，暗自地伤心落泪。

　　此时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不相信眼泪的。一切法律程序皆有名无实且暗箱操作，审讯只是为了在事先杜撰的内容上，让犯人摁上个手印而已，一份份判决书如法炮制。缺了一条腿的司法机关，此时也只好将就着让鸠占雀巢，由公安机关顶替着检察机关，充当起公诉人的角色。执法者就是公诉人，公诉人就是执法者，专案组成为了刀笔吏，一切都是统包统揽，老账新账统一结算。刚被恢复的人民法院，也乐得坐享其成，自然而然地照单全收了。在新鲜出炉的判决书里，全文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与罪状。

　　那一批被判决的共有二十多人，判处死刑的有十几人，其中有四人是共产党人，真可谓是一场匠心独到的杀人游戏。为了判处这四名共产党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特地选择把他们与刑事罪犯“捆绑”在一起，进行集体公判。被判处死刑的四名共产党人是：

　　刘竹，晋江县塔头村人。解放前，年仅14岁就参加闽中游击队。他经受长期地下斗争环境的考验和锻炼，机智勇敢，是个有名的神枪手。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自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心灵手巧，是个学手艺的高手，车、铆、焊样样精通，能够承接高低压容器的制造。他一直靠双手劳动养家糊口，文革中没有参加“派性”活动。可是清查运动中，就因为他是地下党闽中城工部主要领导黄国璋的警卫员而在劫难逃。开始以“打砸抢”定罪，因查无实据，就抓住他做工赚了几千块钱，给他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最后以反革命定罪，把他杀害了。

　　其余三人就是城东公社的三个书记，朱赞成，泉州市浮桥镇霞洲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中共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罪名是，因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在反革命打砸抢案中，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粉碎“四人帮”后，恶毒攻击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畏罪潜逃，逮捕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执行死刑，只有22天(下同)。

　　——就在朱遭枪毙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抓狂抹黑的故事。福建省为了向中央展示其揭批查运动的突出成果，组织大批人马到泉州、晋江、石狮、莆田、仙游、福清等地，把清查运动中揪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证，拍摄成一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铁证如山》，副标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片中把朱赞成抹黑成一名可恶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可是拍摄人员到了朱家一看，一贫如洗，怎么办呢?一招专业化的“蒙太奇”导演技巧，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难题。拍摄组不知在何处找到一座乡村里的三层小洋楼(据说是莆田某处)，权当作朱赞成的家来拍摄，而朱家只是蜗居在破旧的小平屋里;同时小洋楼前面出现一位穿裙子撑阳伞的时髦女人，权当作朱的太太(没有解说词，却大有深意，诱导着观众发挥联想)，而朱赞成的爱人却是个干农活养家、持家的地道村妇。该纪录片曾在全省和全国部分地区广泛巡演。

　　蔡双梓，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城东公社团委书记。罪名是，多次偷听敌台广播，破坏理论学习(注：指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被公安机关传讯教育多次，怀恨在心。1976年，报复殴打工作队员(即专案组)一人。为首纠集打手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还将两位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位优秀的退伍军人(曾评为五好战士)，全公社青年生产突击队队长，在如此精心罗织的罪状下，死时，年仅28岁，就“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了?

　　王德玉，泉州市城东公社乌屿岛凤屿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罪名是，1975年曾受过审查(专案组)，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带队指挥打人抓人和砸房屋，造成严重恶果。归案后，抗拒认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然而事实是，他家的房屋，被对方连续砸毁四次，举家逃亡，居然无人受到追究!

　　从宣判、上诉到执行，只有六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押犯依法呈递上诉书，而上级的审判机关，连合议庭都难以成立。但是一切服从于“除恶务尽”，从简从快从严从重，法律文书变成八百里加急公文。一出“英明领袖”治国的经典穿越剧，由专案人员一骑绝尘，马作的卢飞快，疾驰于省、地、市(县)之间，去也匆匆，回也匆匆，匆匆忙忙挟裹着了了草草，便完成了草菅人命的全部“法律”手续。

　　5月2日，在宣判死刑之后，王德玉犹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下场!他万万没有想到，董、王两姓几百年来明争暗斗，历代皆无官府介入，事后双方自能摆平，而这一次官府的介入，竟然荒谬到一边倒的地步!自己的房屋被砸了四次，爱人被打伤，举家逃离，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时，才还手了一次，这就要以命相抵!这是什么王法啊?自己身陷囹圄，全家人仍在外逃难，到哪里去找地方说理啊?天哪!他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边哭边嚎：“共产党啊，你没有王法呀!”“专案组啊，你丧尽天良!”整个牢房里牢友们都跟着唉叹了起来，许多人也陪着落泪。王德玉白天哭嚎叫骂，晚上还是哭着嚎着，到了夜里哭累了，迷糊一阵，醒了再哭，不吃不喝，干哭干嚎。狱警命令牢犯，强行灌稀饭，灌下后又劲嚎了起来。连续五天五夜，嗓子全哑了，泪水也哭干了。被公审的那一天，两名公安人员把他架出去，五花大绑起来，竟然用布条塞进他的嘴里，又用擦枪的钢质通条，使劲地往他咽喉深处捅，一直捅到他不会发声为止。

　　5月8日，地委在泉州市体育场举行万人宣判大会。在这前一夜，无人知晓朱赞成是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夜，通宵无眠是毫无疑问的，况且无眠的不止他一人。可是当跨出牢门的那一刻，直到宣判大会上，乃至在最后的刑场上，陪斩的牢友们看见他都是挺着胸膛的。面对围上来给他五花大绑的干警，他毫无惧色，任凭他们把自己身躯捆成棕子，可那颗头颅仍是昂着的。此时，朱赞成的大脑也许是逆反地思维着，自己做人的尊严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你们这帮烂人算什么?连国民党都不如，国民党杀共产党，上刑场还给几口酒喝，你们呢?送我去见毛主席前想让我尿裤档?痴心妄想吧!一个坚强的念头在头脑中旋转起来，那可是做人的底色啊!从小母亲就教诲自己做人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呀，如今共产党不认我了，咱做了党的阶下囚，但咱还是咱娘生的，一条闽南人的男子汉，生死从容，堂堂正正的，哼!立着是根柱，倒下是横梁!

　　被押上司令台时，所有囚犯胸前均挂上一块示牌，死囚背上还插上生死签。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两位公安战士，用手摁下囚犯的头。二十多个囚犯的头都被摁下，只有刘竹和朱赞成的头，被摁下又昂起，再摁再昂，多次以后，也许是摁累了，也许是摁烦了，终于迁就了。高音大喇叭一会播放着《祝酒歌》，一会带领台下的人呼喊起口号，其间那些大领导还发表一通高论。此时此刻，朱赞成的大脑开始极度亢奋起来，完全是逆时针高速度运转，他把大会的实景实况全都颠倒了过来——当高音喇叭播送《祝酒歌》时，他就仿佛听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高昂歌声;当大领导讲话时，他就仿佛在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表彰先进大会听着报告呢;当台下人群跟着喇叭喊口号时，他就仿佛又看到了围海造田成功后大堤上满满的人群在雀跃欢呼……不对呀!自己那时已经没有了，不是被从头顶上抛下的石块和沙包，深深地埋进决口里面了?不对不对，自己明明是被专案组从大堤上扔进大海潮里，还被捆上一块大石头呢，不是已经被淹死了，不是已经变成了一块僵硬的大礁石?不是正矗在那里守望着城东的南堤北堤吗?你们大家快看吧，前方不就是那个南堤北堤啊，多么气派坚固哪，一万年也不会倒呀——他把前方能容纳上千人的那座大型灯光球场，用大石块彻成的长长的高大围墙，幻觉中被看成城东的大海堤了!

　　正在幻觉中神游的朱赞成，猛然间，身体被人狠推了一下，差点儿摔倒，肩膀又被背后的人拽住了，他回过神来，知道宣判已经结束。他们一干囚犯挨个儿被押下台去。在准备押上刑车时，他无意间瞥见王德玉脸色苍白，垂耷着脑袋，由两位公安架住他的胳膊，脚跟离开了地面，只有两只脚尖着地，被拖着前行。奇丫怪了!种田人、打鱼人也会跳芭蕾舞?不对呀，他已经死了吗?不对不对呀，他是睡着了，一定是假装睡着了。他在心里偷笑他，想把他喊醒。刚一张嘴，脖上套绳的活扣被勒紧了，狠狠勒了约半分钟，憋得朱赞成满脸胀红。松开后，他喘息好一会粗气，才缓过劲来，知道这是公安误会了，同时也感觉自己太荒唐，这都什么时辰了?死亡与睡觉有什么两样呢?挨颗子弹不就是个程序嘛!在此时刻，已经不容他多看一眼再也睡不醒的王德玉了，旋即之间便被公安战士强行拽上了刑车。

　　朱赞成的大脑又亢奋了起来，站在刑车上好不威风啊!一路沿途中，两旁的人群不知道有多少，那一年自己从省里领回城东“农业学大寨”先进奖状时，回到了泉州城，路上没有那么多的人欢迎我啊，今天算是“共产党”给我补课了。他自个在心里打小鼓戏独白：谢谢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共产党”发给我的奖状就挂在胸前，你们都看到了吧，多看看，不看就看不到了!这是带引号的“共产党”发给我的，不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发给我的!呆会儿，他们还要奖赏我一颗“花生米”呢!好让我用坐飞船的速度去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呀——泉州的乡亲们!你们放心吧!到时候……不对，该用“届时”，我一定会向毛主席他们三位老人家汇报说，景阳岗上被武松打死的老虎又活过来了，西门庆流窜到泉州又欺侮起武大郎来了，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又叫起了，从此你们打的江山不再是铁的了，人民的江山啊，兴也共产党!败也共产党!这也是一条铁打的历史规律啊——人民如是说!

　　刑场就设在离金鸡水闸不远的河滩边。大跃进时期，泉州市兴建金鸡水闸时，朱赞成作为公社机关干部，多次参加过这里的义务劳动。而今天这座远近闻名的排灌大工程，见证了当年参加建设中一位共产党员的最后下场。

　　在戒备森严的刑场上，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部队，把围观的人群驱赶得远远的。经过验明正身之后，十余名死囚排成一行，被拔掉了背后的生死签，命令跪下。有几个不肯跪的，被公安上前飞腿狠踹膝后部。朱赞成压根儿就没听见什么命令，他还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神游着，得道成仙似的，立得像根冰棍，僵硬且笔直。突然感觉腿部后面被人猛踢一下，双膝立马硬着陆，一阵钻心疼痛，让他想站也起不来了。他这才知道，最后时刻来临了，于是下意识地端正一下身体，便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三尊大圣人，于是念念有词轻声细语道：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三位人民的大菩萨，我来拜见您们了……

　　行刑长官一声令下，一阵排枪骤响，尖啸刺耳，划破长空……其中有四颗子弹，是共产党人冤杀共产党人的子弹。河滩上空回荡起枪声，并排夺命的子弹飞啊飞啊——

　　枪声响起，灵魂出窍，吉鸿昌烈士就义诗被改写——“恨不填海死，留作今日羞;革命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鲤城天空密云无语，子弹在飞，在飞，在飞，南堤北堤相拥而泣，堤外涛声阵阵嗚咽，堤内鱼米之乡百哀齐至。

　　枪声响起，血案沉冤，爱国宰相李纲《病牛》诗被改写——“沧海造田鱼米乡，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饮弹卧残阳”。天有病，人知否?子弹在飞，非子弹之错，乃专案之恶，鲤城六月飘大雪，草菅人命如儿戏，鞭挞黎民令人悲!知民者谓民心忧，不知民者谓民何求?悠悠苍天，此冤何哉!

　　枪声响起，子弹在飞，人头落地，碧血丹心。弘一法师那首《满江红》被改写——“公社墓，康庄道，书记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沧海桑田一声吼：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三十余年光阴过隙，南北长堤内民生巨变。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歌舞升平，城东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业已成为泉州城区一颗璀灿的明珠。然而海堤之外，古桥墩遗址处，每天潮夕的涛声如期而至，滔滔海浪轻轻地拍打堤岸，仿佛是向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重复着一句亘古不变的真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难道不是吗?坚如磐石的宏伟长堤，以及城东人民的口碑，不正是当年被错杀的拓荒者最好的墓志铭!

　　于2013年9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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