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1、陈昌密同志的口述
七一年初,泉州市领导反对城东公社建造“岛屿海堤”而整城东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调朱整林”事件,接替朱赞成任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昌密同志的口述整理:
我是1971年4月调到城东公社接任朱赞成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朱调任市城建局局长。即任前由市委领导第二把手刘宪文同志代表市委对我作指示谈话,内容大概是“城东班子有问题,他们不搞批林批孔,专搞生产,围海堤造田,你去后要整顿好那个班子。”言下之意是朱赞成已调离,要整的对象就是时任城东第二把手的林敏捷同志了。市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于城东当时在建的城东岛屿海堤工程(城东公社万亩围垦的北堤),市委认为工程太大(泉州市解放后最大的工程),风险也大,故市委领导不同意兴建。但当时岛屿岛因出现渡船死人事件(一天6人死亡),岛上百姓因历史上受数百年过路之苦而民情激昂,要求上级解决这一民疾民苦。朱赞成同志领导的城东革委会和党的核心组的领导站在岛上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通过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愚公移山”的精神,焕发出来“农业学大寨”的冲天干劲,认为用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可以战胜海洋的;也就忽视了市领导的反对,坚持围海造田的工程建设,因此得罪了泉州市委。市领导一方面调朱整林部署,另一方面市委书记并在千人扩干会上,点名批评城东不服从领导搞独立对抗(也就是后来所谓“城东国”的罪名)作舆论发动,再就是对城东派军宣队进驻公社和各大队,三方面强势进攻城东。我这个时候到城东,在上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群众民意相当对立的情况下,我真是为难,压力也太大了。我选择了一个人天天跑基层,到群众中去学习去劳动,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和所需。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调朱整林的城东问题。原来,文革进入三结合后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在朱赞成同志的领导下,城东人民大干平整土地,农田水利建设,治理盐碱和排涝,造林种果和引水上山,改农地为水田,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还在庄任、桥南、后埭、新生、前头等五个大队搞小围垦试验,增加近2000亩田地,解决了这些大队因缺地而缺粮的问题。还有是大办社有集体企业,以农养工,以工促农相当出色,包括岛屿海堤这样解放后泉州市最大的工程,也没有向上级伸手,只靠本社企业的收入来支撑。其中的酒厂和养猪场的产业链更为成熟合理,先用养猪的粮食造酒,再用酒糟来养猪。还有是各大队有小学、有医疗所,公社有保健院、有中学,也都是靠社有企业来支撑。
岛屿海堤的建造不仅是岛上5000多百姓数百年的梦,也是朱赞成同志计划中再围南堤解决城东全体人民吃饭问题的大梦。城东并不是不批林批孔,而是把批林批孔落实到解决城东百姓数百年的缺粮问题中,也正是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办事。因此,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成绩有目共睹。领导班子也很团结,所到之处群众对朱赞成同志的反映都很好,评价也很高,说是解放后历任领导为群众办事最多解决根本问题最好的领导。我也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是党员的本份,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不唯上,只求是。因此就和朱赞成原先建立的城东班子的同志们团结一起,得到了林敏捷、林国连等所有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基本按照朱的规划进行工作。经过大家共同地努力和岛上百姓艰苦奋斗,他们每天两班轮换着挖山拉车地辛勤劳动,全是大队记工分,没有一分钱一粒米的补贴,干得是非常有劲。这王董两姓在一个岛上居住,历史上有过不少的封建矛盾,文革中不同派的派性都被这大家一致的“围海造田”而团结了,气氛非常感人。经过一年多的日夜苦战,岛屿海堤(北堤)终告胜利合拢。消息一传开,不仅城东公社的社员欢呼庆胜,没想到连同整个泉州市的市民也翻腾了起来。泉州市从东街口到南门兜的商店门口都挂出了锦旗,祝贺城东海堤胜利合拢。锦旗上显明写着“愚公移山,智叟不智”,一是表扬城东公社干部群众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二是批评当时市委书记梁秉智的不智。如此强烈反差的民意一下子就反映到省里,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在召开的省“农业学大寨”的扩干会上就城东围海造田一事说了三句话:“围海造田是对的,反对围海造田是错的,用锦旗骂人也是错的”。不久省地组织部门调走了梁秉智,刘宪文,在城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朱赞成同志再回城东。省农业部还拨款96万支持城东公社的围垦南堤,实现了朱赞成同志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的梦想。我在朱返回城东时调往市人行,大家在喜庆欢乐中完满交接。城东二年让我终身难忘,也是我一生中最有人生价值的二年。
1971年4月——1973年6月,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兼核心组组长 陈昌密口述
2、陈春生同志的口述
七七年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福建省清到了农村的生产队。城东公社除枪杀了三人,关死一人,抓判七人外,还把学习班子搞到了生产队,全面清查文革中拥军支韩派的群众,支一派打一派,把一个经过“大联合”和“三结合”已经团结起来的公社再次分裂,当时城东公社连续派去二任党委书记都未能安定下来。1983年5月,市委领导执行中央9号文件,派陈春生同志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对77年的清查运动进行纠偏,由于陈春生同志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城东事件,连任12年之久。下面是陈春生同志的口述整理:
我叫陈春生,1983年5月从东海公社调任城东镇(原城东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城东公社原为福建省省级、地市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朱赞成带领城东人民围海造田,平整土地及农田水利建设,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改变了历史上与猪争食(吃猪粮)的贫穷局面。从吃国家的统销粮转变为交公粮给国家的统购社。还因地制宜地创办了十多个社办企业,以农养工,以工促农。还有造林种果和畜牧业养殖等也相当出色,是当时泉州市集体经济比较巩固和发展的公社,在办学办医等民生方面也相当好。总之,我是农村中解放牌的干部,实事求是是当干部的本质,我经过十年城东的调研和工作,认为朱赞成他那一届党委会是解放后为城东人民做实事最多、实效最好、贡献最大的干部。所以,得到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好评是吃水不忘开井人的原因。
我本人是朱赞成的邻居,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由母亲辛苦带大的,因为家庭贫穷,生活艰难也造就了他工作很拼的性格。1977年福建电台的《铁证如山》把朱赞成变成了有楼有钱之家,农家种婆也变成穿裙子的阔太太,这种歪曲事实的造谣,真叫人气愤。朱赞成只是为人耿直,且性格直爽,难免会在不经意间得罪某些大人物,并由此引来杀身之祸。1975年的整顿和1977年的清查运动是省委工作队进入城东搞的,朱赞成等11人被查处后引起了城东公社干部群众的严重对立和分裂。把经过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团结起来大搞“农业学大寨”的团结局面又打回到文革中的派性分裂,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委连续派去三任书记也未能安定下来。时任泉州市委书记郑书记要我去城东,当时我很为难,但还是服从上级的调派。上任后压力很大,一是群众严重分裂;二是为城东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留下了一大笔荫及子孙后代的财富,因这些有恩于民的好干部被杀被整引起了相当多的干部心中不满,怀念他们心中的好人。
1984年,贯彻中央9号文件,平反冤假错案就成镇党委的重点政治工作。我深入地复查城东“反革命打砸抢”一案,发现的疑点太多,罪名空洞无实,朱赞成的三条主罪根本就不能成立。当时我主持的镇党委也正式向上级市委市政府报告,也得到市委郑书记的支持,由他再向上级晋江地委报告,要求全面平反城东案件。另一方面我再深入与当时城东所谓反朱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摊心实议,大多表示朱案与城东干部群众无关。为了尽快使群众团结起来,继续发展城东,当时平整海埭和种植龙眼树等季节性的生产不能耽误。进一步,为了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我把设想汇报市委,得到了郑书记的支持,开始接触去港经商的原城东党委副书记林敏捷,争取他协助做好在清查运动中被杀、被整、被伤害这一方干部群众的工作。经过艰辛的周折,林敏捷同志还是站在党性的立场,同意回乡,并在深圳接待了我带去的城东五套班子和各大队书记、队长四、五十人。因为大家同乡,热爱家乡的情感一下子感动了所有的人。在他们中间,虽然文革中有对立,加上清楚运动的分裂加深,但他们又都是经过革委会成立后,同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艰苦战斗中的战友。那种为共同富裕事业奋斗的阶级感情一激即发,加上与林敏捷久别重逢情景非常地欢欣。林敏捷同志当即又表达了他对城东公社1977年清查运动的不满,但在他以前的对立面的刘以妙与其拥抱,表白了朱赞成等人的案子与城东不同观点的同志无关,再有是新前大队书记萧南满同志也紧握着林敏捷的手,表白了朱赞成在城东大种龙眼树的益民大举,当地老百姓现在受益时热泪盈眶。当即林敏捷同志即表示一定会为家乡的团结安定出力,也一定会在有生之年为朱赞成等同志喊冤申冤。
林敏捷同志说到做到,不久就回乡积极促进城东安定团结的工作,因我是主人都和他在一起,所到之处都表白有冤要申,但必须坚决支持镇党委的一切工作,振作起来向前看。他的表现还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在城东案件的申诉中,他首先动员了朱赞成的家属,把朱的骨灰下土安葬,让家属子女放下包袱而重振投入工作。这事时至今日已二十多年了,我目睹林敏捷为朱赞成等城东冤案不怕困难,不辞劳苦,不怕艰险,越老越带劲,也深受感动。我也是共产党员,应当保持实事求是和公平正义的作风,对朱赞成和城东的事也深有了解,所以我也曾向林敏捷提出,他到哪儿向领导反映此事我都愿与其一起同往。
原城东公社(1983—1993年)镇、办事处党委书记 陈春生
3、原城东公社党委七委员(尚生存者)呈中共城东办事处工委要求平反“朱案”的报告及朱赞成同志在城东公社期间主要政绩概略。
中共城东办事处工委:您们好!
我们是文革期间原城东公社党委建在的7名副书记和委员,均已年逾古稀之人,最近学习的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公报的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后,感到原城东公社从开放改革以来,经过几届党委、党工委的领导和努力,与其他乡镇一样,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人民是满意的。参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等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联系我原公社主要的遗留问题,切实解决对我原公社基层干部、民众影响较大的朱赞成同志冤案,虽然“朱案”一九八四年已予纠错,定位错杀,赔偿家属800元,但不彻底,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应重新澄清,彻底平反;因为这一案,涉及人众多,影响一大片的民众,如能彻底、依法、公正地得以解决,将是顺民心、解民忧的实际举措,也是推进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最实际的课题。
朱赞成同志,1965年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七七年逝世,前后经过12年时间(其中有二年离开),初上任时,经过接触干部、社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目睹百姓如此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然还得吃地瓜渣糊充饥,日子过得如此艰辛,心情十分沉重。他想,既然党派我来此工作,还是一社之长,我就应该竭尽全力。所以,朱多次在公社干部会上发出誓言——“一定要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为官一任,一定要造福一方”。但是,如何切实解决这一难题呢,这绝不是口号,他胸有成竹,这必须长期又艰巨地为之奋斗。因为,吃饭必须要有粮食,粮食必须从土地上种出来,依照城东公社的地理位置,依山临海,人多地少;依次,解决粮食的出路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产产量,除此别无其他办法。他的思维非常清晰,非常集中,也非常突出,但这非一朝一夕可以凑效的,必须要数年的、不间断的投入和奋斗,方能建树。因此,他的有的放矢,脚踏实际,有步骤、有计划,开拓有为,超前指挥,带领城东公社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围海造田、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等多方面努力,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变化,功夫不负人愿,终成正果,城东公社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粮食自给自足,老百姓几百年吃地瓜糊渣的历史宣告结束,农、工业、副、牧业全面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由于各方面发展喜人,成绩显著,因此,被评为“福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奖励汽车,奖励农资,鼓励城东人民更上一层楼。
朱赞成同志的工作作风就是说到做到,有说就又得做,从不说空话,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头,对公社的干部也这样要求。由于他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不为私利,所以大家也无怨言,自觉围绕在他周围,服从他的领导。就是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也没有人离开他或夺他的权。因此,在那特殊的年代,仍能领导全公社的干部、群众围海造田七千亩的壮举,并且以铁的纪律规定公社干部,除星期日放假外,全体人员必须集中公社睡觉,早晨6时起床,参加围海造田义务劳动,有的挑土,有的拉板车运土,无一例外,朱本人也自始至终参与,无任何特殊。他脚生鸡眼,穿着塑料拖鞋,有时候碰到碎石或硬土块时,不言而喻的那是穿心的痛,有时候痛得大汗淋漓,眼冒金刚,他也硬着头皮,忍者疼痛,跟大家一起上,其意志是何等的坚强啊。在围南堤将合拢时,老天不作美,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浪,冲垮了即将合拢的几十米的一块缺口,在那千钧一发的成功与失败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舍生忘死,不顾自身的安慰,第一个跳入海中,高喊:“是共产党员的跟我来”,岸上的党员、干部、群众被这种奋勇无前的精神所感染,有几百人跟他跳下海,抢救冲垮的缺口。上下一条心,众志成城,将缺口堵住,漂亮的做到围海堵港一次成功的先例。《福建日报》社还真们报道城东公社围海造田的先进事迹,指出围海合拢一次成功,是全省的首创。
朱赞成同志在任十余年基本是文革的特殊年代,他还能完成6处围海造田近万亩;平整耕地、改造低产田,新增耕地面积一千余亩;兴修水利,造环山引水高架桥8.2公里;办社办工厂、企业十余家,增加集体财政收入,支援农业建设,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一千余人;发展多种经济,引种龙眼树10余株;突破框框,超前发展,提倡种植中草药材和稀有蔬菜;兴办8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达到队队有学校等。在那文革动乱的年代,好多地方都瘫痪了,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图什么?捞什么利呢?没有!答案只有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兑现他初任的承诺——“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造福一方百姓”,显尽共产党员本色。而我们这些尚在人间已逾古稀之人,是同一时期建设城东公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今天,我们不说等待何时呀,我们在世能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疾呼,我们应该还历史真实的面貌,给“朱案”全案彻底平反、昭雪,创造城东域内一个和谐的新局面。
以上看法,请工委研究,呈报上级党委决断,如有不妥,请指示。
此致
敬礼!
上书上:
时间: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
5、
6、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任期间)林国连口述“我认识的朱赞成”。
朱赞成同志是浮桥霞洲人,出身老贫农,工作经历:1948-1949,工人;1950,任工会主席;1951年,市税务局干部;1952年,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长;1958年任东湖党委书记,三乡合并后他任城东公社副书记;1962年平反,在市委工作队工作;1963年在庄任蹲点;1965年城东公社党委书记;1968年调走;1972年回城东任党委书记;1977年被枪毙。
1958年,朱赞成担任东湖乡书记,后来东兴、东湖、临海合并成一个公社,他任公社副书记。当时我是东兴大队书记,后来他担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我任城东公社副书记,在一起工作多年。我亲眼看到城东公社在他带领下,蓬勃发展起来。
城东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324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0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耕地14000亩,其中水田5000亩,农地(主要种地瓜)9000亩,山地2万亩,海滩地14000亩。务农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海水,淡水也缺,十里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粥和地瓜渣粥。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贫困落后的面貌。因为他脚底长鸡眼,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使是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一大早去参加劳动。有一次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着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朱赞成当初主要是抓城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在他的领导下,城东公社在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工业企业等方面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当地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主要做了几件事:
1、建水电站
城东公社长期缺水,朱赞成就提出从金鸡水库引水,并培训出7个水利干部,这些人都会测量、设计、建设水利工程,并对全公社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合理安排。
1967年,仕公岭建设二级电濯站,当初时这个站有25米的落差,一级是10米,还有5米从324国道过,当初时那里都是石头,要用炸药炸掉才能建设,朱赞成不畏艰难,坚持抓这件事情。当时在建设时,一位路经城东的省水利厅领导看到了,对城东发展水利建设提出了表扬,并当场批了500根雷管,5000元经费。
当时一个电灌站的用电量就300千瓦,后来又建了500千瓦的。朱赞成还组织了50个人的专业队,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后来为了解决全公社的用水问题,又再建一级12米的电灌站,这在当时的城东公社是比较大的工程。全公社建了37个电灌站,同时起用须耗电3000千瓦。
2、开渠引水
除了水电站,朱赞成还组织群众开渠引水。全公社从仕公岭开渠8.2公里,都是石头渠,大大小小的石水渠有400多个,最高的达14米,还建环山渠12000米,解决了城东百姓的用水问题。.还从北渠引水,建了5000米的引水渠。
此外,朱赞成还组织群众搞了17条弯弯曲曲的排泄管,不仅防止水土流失,还增加了500亩土地。
3、平整土地
朱赞成组织群众平整土地,共整出农田5000亩,2000亩梯田,都是土地标准化的平地。田地上一律都是排水、灌溉两套系统分开,为农业机械化作准备。山坡地、坡耕地,能够灌水的有5500亩。农耕田,有5500亩。此外,围海造田也直接增加可种田的面积。一年种两季稻、一季杂粮,收成好多了。
1965年至1966年年底,城东公社的水稻(春秋两季)种植面积达8000亩,亩产500斤,总产400万斤;地瓜全年种植8000亩,亩产320斤,总产256万斤;此外还有杂粮包括大麦、小麦、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共1300亩,亩产120斤,总产18万斤,所有的农作物加起来有674万斤。在扣除了征赋150万斤和留种子24万斤后,乘余500万斤,以当时农业人口2万人计,每人一年有 250斤粮食。
到了1972年,城东公社的水稻种植已达9500亩,年总产618万斤:种地瓜9200亩,年产368万斤;杂粮1500亩,总产27万斤,扣“三留”后,按2万人计,每人每年有420斤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城东百姓的温饱问题。
4、“以企促农”
朱赞成搞了那么多农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设,建设者是依靠民工,资金则是依靠社办队办企业收入。在城东公社,朱赞成搞“以企促农”,在公社兴办了10个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纸厂、酒厂、(埭头)农械分厂等都颇具规模,这些工厂能容纳400=500人,工人的工资从厂里领,一般工人每月工资1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办工厂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为工程建设提供了需要的资金。当时建电灌站,总共花了13万多,都是靠企业盈利上缴来的利润,这些企业的年产值达225万。
5、发展果林业
朱赞成号召群众改造荒山筑水坝,开山种龙眼,19个大队有14个生产队,种15万株,每株1.4平方米,每株公社补贴5毛钱的苗钱。除了龙眼树,还种了15万株桃树等其他果树。
1965年至1966年年底,城东公社包括农业总产值、果林业、渔业、副业等等产业的总收入643万元,扣除公积金、成本支出等225万元后还余418万元,按3万人计算,每人一年139元,如果按1万个劳动力计,每人年均有418元。
到了1972年后,所有产业收入达986万元,净利润671万元,人均一年有223元,劳动力人均则达671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朱赞成在城东公社任职时,公社每一年都有一个大工程,1967年从仕公岭引水,北渠引水,1968年建设北堤、南堤,最终合成城东海堤,其他大队还有5个小海堤,小围垦。庄任围垦出500亩地,杏宅有320亩。他慢慢来,一年作一项,最后发展到城东人民有地了,也有水了,生活变好了。
城东公社经济发展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发展,和朱赞成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朱赞成为人很正直,事业心和责任心都比较强,他任城东书记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语是“业不成,心不死”,还经常告诫领导干部“办事胆要大、心要细”,朱赞成典型的政策有这么几条:
1、干部承包制
当时城东公社19个大队分为6个片区,朱赞成要求公社的党委包片区,公社干部包大队,所有人都有责任片区,工作都要做到位。城东经济在文革期间发展这么快,与这个制度密切相关。
即使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班子都瘫痪了,城东的班子没有瘫痪,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一直在抓农建,促生产,解决基本建设的问题。
朱赞成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他常说:“如果不下去基层,怎么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公社里组织开大会,他要求每个干部要交米、交2毛钱作为开会费用,绝不用公款。除了春节前总结,春节后还组织干部到每个大队检查工作。
2、处罚分明
有一个平时很守纪律服从指挥的民兵队长和一个支部书记工作时间打牌,立即受到朱赞成严厉处分。他说“用干部不是看他听不听领导的话,要看会不会干事,看办事的能力。”
朱赞成处理事情比较决断,被人称“斧头朱”。当时庄任有24个小贩采蛏,成本0. 16元一斤的蛏被卖到0.24元,看到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偷偷去采蛏,朱赞成果断决定,除了以前的小贩,不能再增加新的小贩了,解决了百姓纷争的问题。
3、要求干部以身作则
朱赞成一直要求凡事干部要带头。1967年城东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夫妻有850对,超生率从32‰降到9.2‰,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在计划剩余政策上,他就先从干部抓起,要求40岁以下的已婚己育干部都要结扎,但他也体恤干部,规定男的结扎可以休息3天,女的结扎可以休息7天,还每天给一副猪肝。这体现了他的人性化管理。
他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南堤合拢时发生坍塌事件,他带头跳到海里去,所有的党员干部也跟着跳下去拿沙袋。
1967年遇上文革,那年春节红卫兵带他去公社党委接受批判,批判时他还在关心农业建设,说春耕快到了,大家要做好水利渠道建设。
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口述人:林国连
7、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口述“回忆朱赞成”
朱赞成是泉州浮桥人。他在1964年来我们城东公社任党委书记一职。刚来时,就在我们庄任大队蹲点。可以说,他在职期间,为我们庄任大队做了三件大好事。
一、把庄任大队外出打零工与摆摊的社员们组织起来,创立了城东建筑队,到省内其他城市承包工程,然后将建筑队赚来的钱,作为建设庄任大队农业基础的基金,大搞农业现代化,使庄任大队一跃成为当时的农业先进大队。
在上世纪60年代,城东的庄任大队是个“地少人多”的地方,地少,粮食就不够,人多,劳动力就富余。于是,在农余时间,许多村民就自发地,或利用自学的手艺走街窜巷打零工,如做水泥工、木匠;或利用靠海的便利,捞点小鱼小虾,到市区或别的村里摆个小摊赚点小钱。这也使得当时的庄任大队的村民各顾各的,人心涣散,没有集体感。
当朱赞成一到庄任大队后,看到大队村民贫困又落后的样子,就下决心要帮大家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首先,他让当时的工商部门,不再为庄任大队的小摊小贩年检,并放出话说,如果再有人私自上集市卖东西,见一次就抓一次。一开始这让庄任大队的村民很不理解,也很有怨言,认为朱赞成要断了他们的活路。不过,朱赞成马上告诉村民,这不是要断了他们的活路,而是要将他们组织起来,找更好的活路。
就这样,在朱赞成的组织下,庄任大队成立了“城东建筑队”,共有160多个大队村民成了建筑队的队员。建筑队又分成三个支队,分别到邵武、三明、永安承包工程。由于建筑队招收的都是有一定手艺的村民,因此很受市场的欢迎,活儿不断,收入也不错。而每个建筑支队的收入都被分成两块,70%归庄任大队所有;30%以多劳多得的原则,分给队员贴补家用。另外,队员在外工作的日子,也可以计工分,换口粮。
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是很关键的。如果没有口粮,建筑支队的那些收入光去黑市买粮食就差不多了,根本不能有什么节余。这样,建筑队一方面为大队创造了财富,为以后庄任大队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出外打工村民的收入,改善了他们家庭的生活,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在建筑队出外承包工程的第一年,建筑队就上缴给大队部1万多元。
另外,朱赞成还把那些善于捕鱼捉虾、种蛏、开海蛎的村民108人集中起来,成立了“城东渔业队”。在农闲时,组织捉鱼、开滩地、种蛏、开海蛎。收入也是按三七开,30%归个人,70%归大队。
二 、对农田进行建设改造,使农田从一年只能种一季,变成种三季;让庄任大队从一个缺粮大队变成了每年可为国家上缴万余斤粮食的农业先进大队。
1964年以前,庄任大队只有385亩耕地,却有2000多个村民,人均耕地不足三分;且地瘠水缺,产量低下。每年的粮食都不够村民糊口,有近70%的村民都是缺粮户,每年都要到惠安去买地瓜渣来当口粮,“番薯渣汤”成了他们的主粮。
朱赞成一来庄任大队,就提出要对农田进行改造,提高低产田的产量。首先,他让村民挖排盐沟,在田间砌石灌渠,所有的田地实现自流灌溉。还改变当地的耕种习惯,变一季为三季。
在1964-1968年,四年间,庄任大队在朱赞成的领导下,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到1968年,粮食更是取得大丰收,全大队除了能自给自足外,还有余粮上缴国家。而村民的口粮,青壮年一个月有45斤,老人与小孩每月每人也有28斤,这在当时已高过许多地方,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自1968年后,庄任大队每年都可以上缴国家10000多斤的大米,另外还可平价出售10000多斤大米给城东公社内的工厂员工。
三、带领村民围海造田,使庄任大队多了400多亩土地;并建设了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实现了农业标准化、电器化等“四化”。对于农改田取得的成绩,朱赞成并不满足,他还想让当地的村民们生活得更好点。他提出没有土地,就向大海要土地。而村民肚子吃饱了,也就更信服朱赞成了。于是,村民们都自动自发地响应朱赞成的提议,服从他的领导,在没有工分与补贴的情况下,通过肩挑、手提,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成功地“围海造田”。经过8个多月的奋战,庄任大队多了473亩土地。经过平整后,共有346亩土地可用。这些围海而成的田地,里面埋着许多小鱼小虾,都成了农田的有机肥,产出的大米成了当地最好的品种。
土地多了,要想有更好的收成,农田的基础建设也要跟得上。因此,朱赞成就利用“城东建筑队”、“城东渔业队”上缴给大队的那70%的利润,建了五座电灌厂、购置了五辆拖拉机。建最高的那座电灌厂时,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村民们只花了1个多月。可见,当时庄任大队的村民都非常信服朱赞成,愿意让他领着大家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由于庄任大队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在1967年,当时的地委还奖给庄任大队10万元与10米松木。这些朱赞成没有分一分钱到自己的口袋.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基金投入到庄任大队的建设中。那些10米松木也变成了田间的电杆,在田间树电杆,是为了“点灯引虫”,除害虫。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
另外,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朱赞成还领着村民在田间建了两个蓄水池,可蓄水10万立方米。在雨季时,就关池蓄水;在旱季时,就放水灌田。让村民不再受旱季没水灌溉之苦。
他还把当时地区农机局拨放的1000米水底电线全部埋在田间,又请当时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把手动打谷机改造成电动打谷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收割粮食的效率。这一切都引得当时晋江、惠安、永春等地的农民来参观、学习。
四、朱赞成在庄任大队8年间,为当地的村民干了这么多实事,大家都非常敬佩、爱戴他。过年过节,不免想送他点农产品或海产品表表心意。而当时朱赞成家里也不富裕,靠着他一个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大家子。可是,即使是这样,朱赞成从来没有接受过村民们的一虾一米。
而在工作上,他也是身先士卒。每次他到大队,不是先去大队办公室,而是到田间,与村民嘘寒问暖,了解收成。在春夏时候,他最爱穿的鞋子,是“人字拖”,不是他散漫,而是为了方便脱鞋下田干活。在围海造田时,他也一样与村民挑沙填海,参与劳作。
另外,他还很节俭,尤其是不乱花公家一分钱,有一次,他和大队的另外两名干部去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学大寨”,去的时候买的是硬坐的火车票,坐得两脚都肿了。回来的时候,随行人员就去买了三张卧铺票,朱赞成看了,却又让换成硬坐票。他说,公家的钱该省就得省,那都是村民们的血汗钱,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口述人:林祖运(泉州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8、城东公社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口述“城东北堤建设始末”。
城东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北堤的建设成功,为后来南堤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与南堤一起合成了城东海堤,给城东人民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将城东人民带上了致富的道路。
建前:用水、用电难
当年的乌屿只是一个面积才0.5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的居民是董、王两个大姓,大部分的居民都靠讨海为生,董姓住在金屿村,王姓住在风屿村。当时岛上的居民生活很困难。因为乌屿是小岛,土地贫瘠,而且缺乏淡水浇田,居民都靠出海捕鱼为生,很少种植粮食,而国家每月配给的粮食定量也只够糊口,居民常常要靠在口粮里加入其他粗粮来充饥。当时,家里如果有一人外出讨海,按规定一个月有45斤粮食,而普通居民,一个月只有20斤的口粮,因为人口多,每月的口粮往往不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讨海的人,为了省自己的口粮给家里人吃,常常趁出海在外途经外地时,买便宜的动物内脏吃,尽量少吃粮食。
在堤还未建成之前,岛上的居民要到陆地上,只能靠一座盘功桥(盘光桥)。据传,盘功桥建于元朝,是一座84洞桥,但当时桥早已倒塌,剩下一点点桥基,桥上的石板被人拾起,在桥旁另搭了一条石板路,退潮后才能走这条石板路,涨潮时就只能靠渡船了。因为桥在海上,桥石上经常有贝类寄生,如果有人在过桥时滑倒,常常被这些贝类所伤。另外,晚上并没有渡船,一些外出晚归的人,只能在岸边等着天亮,或者等潮水退了再摸着石桥过海。据说当时有村里人娶了岛外的女子,有时遇上涨潮,送亲队伍就过不来,耽误了良辰吉时,甚至有的女子因为无法摆渡,只好坐在对岸一边哭一边等着退潮。
当时,因为乌屿远离大陆,用水、用电都很困难。当时乌屿流传一名老话:“过乌屿生活不错,踩水踩到天暗暗。”意思就是在乌屿生活还是不错的,就是缺少淡水,要靠踩水车来把水引来。此外,当时的条件设备都不能使岛内通上电,岛上的居民只能靠点煤油灯、点蜡烛来照明。因为生活贫苦,岛上的面积也有限,而住户又多,每户的家庭人口都有不少,人均居住的面积就很小,经常是几代人挤在一幢旧屋子里。
建设:靠板车、簸箕,建起千米大堤
没有北堤的日子,一遇上恶劣的天气,乌屿岛和外部的交通就会被迫中断,靠渡船摆渡的话,常常发生危险,因此发生的溺水事件时有发生。也正是为了一件这样的交通事故,最终才有了北堤的建设和成功。那是1970年的时候,一次台风中,有一艘载了9个人的渡船在过海时,因为浪大风急造成沉船,除了3人生还,有6人死于此次海难。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群众纷纷要求造堤,这也立即得到了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的支持。很快,城东公社革命会主任朱赞成就召开大会讨论并决定修建乌屿北堤,并立刻成立了乌屿海堤建设指挥部,指派城东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总指挥,由时任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和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分别任副总指挥。
金屿大队从东往西修建,凤屿大队则负责由西往东修建。当时的金屿,住户有4000多人,但男的大多出海了,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幼。金屿大队开了支委会进行了分工,由大队长负责抓生产,书记来抓海堤建设工作。建设海堤的时候,金屿大队每天都组织200多名妇女出工,没有先进的工具,大家靠的就是耕田的农具掘土,用簸箕担,用板车运,所有的工作都不记工分,也没有报酬,但大家仍然干得热火朝天。
1971年的春节被喻为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时男人出海归来过节,但那3天全部都用来建设海堤了,所有的男人都用船去载海沙来为海堤奠基,纯粹的义务,没有任何的工分,但因为这涉及全村的利益,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当时还有一句劳动口号是:“下定决心,不怕水深;排除万难,不怕水彦。”喊出了大家建堤的决心,当时大家的目标就是能够把堤建起来就好。尽管大家紧赶慢赶,但因为建堤用的是海土,只要水一退,建起的堤坝就垮塌了。
一次次地建,又一次次地被水冲垮,建设速度非常缓慢。有一次,建设中的堤坝发生了滑坡,一下子滑下了6、7米高,而给大家抢救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潮汐的时间,但在两个大队村民的联合抢修下,最终还是抢险成功。垮塌现象发生了多次,指挥部成员一商量,觉得这样不行,如果这个堤没有建起来,之前所做的全部都是劳民伤财,于是决定想办法解决。
金屿大队里有一座小山,山上住了10几户人家,指挥部的决定是挖山,用山土、山石来造堤,这样比较牢固。但这样一来,势必要拆掉山上居民的房子,指挥部专门成立了拆迁小组,给每户山上的居民丈量其土地面积和房屋面积,并约定造堤成功后,按照同样的面积建新房子给他们。其中就有董伦木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丈母娘一家同意了拆迁,其他人一看,也都同意拆房。拿山石造堤的办法才得以实现了。
建后:口粮有保障,人人过好日子
北堤建成后,乌屿的居民实现了岛陆相通,如今是家家都有小楼房,汽车也可以开到每家每户的门口。北堤建成后,水、电也都通到了乌屿,村民再也不用为了用水、用电发愁了。北堤的成功建成,也为建造南堤打下了基础,北堤的受益者是乌屿董、王两姓社员群众,但成功的经验无形中大大鼓舞了城东广大社员群众,为南堤的建响了响亮进军号,为围海造田,向大海要土地打响了第一炮,没有北堤的建成就没有南堤围海造田的壮举,北堤的成功建成,加快了南堤围海造田的步伐,乌屿南北堤围垦面积达到了7000亩左右,乌屿的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80%的土地都被用来建房子了,其他也被分成耕地。在北堤建成后,金屿大队分到了800亩地,其中300亩作为耕地,家家都有田地耕作,一个劳动力平均分到了一分地,而且因为土地肥沃,水稻的亩产量能够达到七八百斤,甚至超过了高产的状元田,靠着这一分地每年产出的140斤左右的粮食,每个人一月能增加10多斤的口粮,家庭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董伦木 口述
9、浔美大队万忠平“永远的丰碑”
一一建桥闸情怀
一条长堤,数代人的渴望;
一条长堤,一代人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
一条长堤,改变了一方百姓的贫穷历史;
一条长堤,又是改革开放腾飞的雄基!
这条长堤就是一九七四年竣工的城东海堤。我领队参与城东海堤浔美排洪桥闸的建设,是成功建设城东海堤的见证人之一。
(一)
一九七三年秋收以后的城东公社一次三级干部党员会议上,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一九七四年,我们一定要把城东海堤南堤建好,让取笑我们城东人到洛阳与猪抢吃地瓜渣成为历史。只要我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以粮为纲’,像大寨人那样,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让七千亩海滩改造成良田,到那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个新的城东,必将出现。……”
(二)
要围垦,先建闸。因为海堤合拢时,七千亩面积的汇水,必须从涵洞及时顺利泄洪,否则即使海堤已建成,依然随时会溃堤。计划中两个闸址之一,就是浔美的龙头山尾。龙头山,是一座石头为主,沙土包岩的小山头。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淋,海潮侵蚀,层层叠叠,奇形怪状,僵卧海中,时隐时现。地质资料表明,它是一个理想的桥闸地基。
要削平几十米的山头,炸掉并搬走数千立方的沙、土、石,从海底建起双曲拱桥及闸房,没有机械设备施工,靠的是人工,用的是扁担、竹杠和铁锤的落后工具挑土、抬石和炸石。而且受海潮涨落影响,正常施工时间短、工程量大,任务重。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必将影响南堤工程进度,势必加重围垦工程工作难度。尽管省、地、市都表示支持,但要完成南堤长达2.1公里,土方128万立方,石方10万立方,投工需250万工日以上的重担,即需城东人民挑大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建好桥闸,是重中之重的先行工程。
承担此重任的浔美大队干部群众,面临着是严重的考验。当时尚处“文革”未期,群众派性对立,令难行,禁不止,人心涣散;而且山美水库北渠横穿浔美的“五舍埭”,数万立方的弃土,堆放在数百亩的水田,若不及时平整,冬种春耕无法展开,季节一旦错过,浔美社员连口粮都成问题;而且,浔美的青、壮男社员,几乎都到大坪山隧道挖洞,不能抽调。
如何消除派性,高度集中劳力,同心同德,做到平整土地与围垦工程两不误。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大队干部深入家家户户发动群众,用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扩大耕地面积多收粮食的道理,深入浅出晓以大义,让广大群众明白目前的困难,奋斗的目标和美好的明天。以浔美民兵为主体的青年社员,打响了南堤建设的第一炮。
这群年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社员、女社员占绝大多数,都是刚参加农业生产不久或走出校门的知青,肩嫩手白。面对着是无情的风沙吹残,苦涩的海水浸泡,危险的炸抬石。抡大锤、扶钢钎、抬乱石、挑烂泥,出门一身衣,入厝一身泥,肩肿、手烂、脚流血。恶劣的施工场所,繁重的体力消耗,磨炼他们的战斗意志。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表扬“一不怕苦,二不叫累,团结奋斗”的精神,和潮水抢时间,和时间争速度,此时,“造反”的和“保守”的,都为了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拧成一股绳,打拼向前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克服种种困难和技术难关,苦干巧干近三百天的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终于在南堤合拢之前,按时建成桥闸,为南堤泄洪和挡潮提供支持,有力地保证海堤加固建设。
(三)
那时的炸石建桥闸,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令人难以忘怀。由于闸址是山与海的结合部,要打开施工场面,说多难就多难。一边是高高的山,一边是深深的海。清理桥闸基础,要抬走一块石头,挑出一担泥沙,一脚踩在乱石,表面长着锋利的海蛎,一脚是深深的烂泥,脚跟不着底。比较好走的石皮路,又长满海苔,又陡又滑。担子的两筐,一头是碎沙石,一头是烂海土,重量不成正比,摇摇摆摆,前晃后撞,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如同走钢丝。但他(她)们连滚带爬,力使不让重担停下来。
炸石的女社员,手中握的沉重的十四磅大锤,冰冷的钢钎,打的是大小不一,形状奇异岩石,真不是女人干的活,但她们坚持下来。刚抢大锤时,经常是打不着钢钎,砸在自己的脚腿,扶钢钎的不懂要领而被震得虎口鲜血直流,手背红肿。挥没几下,气喘呼呼,上气接不着下气。你不行,我顶替,轮流干。从“战斗中学习战斗”,渐渐地悟道入门,运用自如。三、四支大锤,稳、准、狠打着一支钢钎,火花四溅,石粉飞扬,速度进展快。浙江省平阳专业炸石队伍看到浔美女社员抡锤打石的飒爽英姿,由衷树起大拇指夸道:“浔美女人不简单,不爱红装爱武装,挥锤砸烂石头山,不亚男人半边天!”
排炮炸石,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没一定技术水平和施工经验,是不行的。浔美大队大胆起用“出身不好,成份复杂”的打石师傅,用为人的真诚,一视同仁,打开他们封闭的心灵,和他们共同摸索,刻苦钻研,根据石质结构,计算石洞深浅,炸药份量,设计施工方案提高工效。轰轰的炮声,让千年的顽石开了花。当当的锤子声,抬不动的毛石改一下也搬了家。在海堤合拢时,需要数千方的土方,就是浔美打石师傅,用炸药扩炮炸石的原理,运用于炸山,一个工日,就预备充足的土方,让合拢工程,顺利进行。
那时,围堰建桥闸,由于海潮涨落,上工时经常是起早摸黑,不能按时就餐。社员带的餐饭,是照得人影的地瓜渣汤,劳动一会儿,拉尿出汗,肚子就空了。但社员学需忍着饥饿,照样打锤、抬石、挑土。冬天冷风刮骨,寒气入肉。夏天,赤日如火,施工场所,四周是高高堰堤,风吹不到,如同蒸茏,煎烤人体。恶劣的气候,繁重的劳动,难以承受的体力消耗,是什么精神让他们坚持下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是堤上飞奔的劳动大军,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等公社党委一班人,也跟其他民工一样,赤膊上阵,肩膀挂一条绳子,手握车把,弓着腰,拉着满满的一大板车土,气喘呼呼,浑身汗水,沾满尘土,只露出红红的双眼和白白牙齿。榜样,是无穷的力量,引导着广大社员艰苦创业。海堤,象巨龙一样,镇伏于波涛汹涌的海疆。而我们修建桥闸,就是用原始的劳动工具,肩挑、手抬,争分夺秒,炸石、清基、砌体。一座宏伟壮观的双曲桥闸,渐渐显露出它的英姿。
这桥闸施工面积达六百多平方米,双曲桥长30多米,宽5米,涵闸高12米,宽2.5米,长近30米,分成五孔。闸底出口建一个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的消洪池。两边用精打的石头砌护墙与护栏。它历经35年的漫漫岁月,默默履行泄洪挡潮重要使命,至今屹然不动。
城东围垦,历经“沧海、良田、新城”的变迁,是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征服大自然,为人类造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
(四)
引进北渠水,平整海滩地。公社党委,及时因势导利,率领广大干部社员,苦干、巧干,经七四年冬,七五年春的大干快上,真是人心齐泰山移,沧海成良田。当年平整,夏季就获得亩产近800斤的好收成。宜养殖的水域也传出鱼虾丰产的喜讯。农渔丰盈,乐透人心。受益的广大社员,看在眼里,喜在心窝。城东围垦的成功,使城东人民脱了贫。事实教育了群众,只有象朱赞成同志这样的共产党人,牢记“为人民服务”唯一宗旨,不辱历史使命,定能春华而秋硕。既使在逆境中,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不畏艰难,排除干挠,为了人民福祉建功立业。
然而,当年参与修建海堤的建设者,相当一部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不会死的是人的精神,不会灭的是人的灵魂。一瞬间,三十五年过去了,我曾经痛苦着又享受的幸福。因为有了这条海堤,才有今天城东地盘的:“旧貌换新颜,恰似人间天堂”的变化。因为城东公社的继任者,要使城东继续发展,只能沿着前辈人开创的局面,继续走下去,别无选择。
而我们当年洒下的血汗,滋润着城东沃土,她正淋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日新月异,怒放光彩!我可以替已经辞世和活下来的那代人自豪地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努力奋斗,血没白流,我们的牺牲与奉献,问心无愧!
浔美村万忠平
二OO八年六月十八日定稿
10、钱头大队梁汉卿“狂风挡不住朱书记的脚步”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七~八月)的一个星期六。时已深夜,城东公社机关只有党委书记朱赞成和我在值班,市委来电,今夜有强台风到来。朱书记接到通知后马上把我叫醒,要我同他一起巡海堤,我们俩人立即披着短雨衣,拿着手电筒沿着前林宫仔边走去,天上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路,只好一脚高一脚低地慢进。在狂风雨交集之际,到了前林海堤边更是寸步难行了,我们俩个人只好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抱鞋,更不能直胸而进,只有按四脚狗式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这时内衣己湿透,裤子更不要说,朱赞成书记关心地说:要走慢点,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到庄任去。从前林宫仔边海堤岸到庄任海堤路虽然不算远,但在走这条堤时间不知走多少时辰。好不容易到庄任就马上通知庄任书记组织干部民兵巡逻。朱书记亲自把防抗台风的任务当面安排好后,我们俩人才到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家中清洗。朱书记感慨地说:这种雨衣根本挡不住风雨,明天叫人去买一批长雨衣,每人配一条,碰到大风雨才能挡得住,才能及时使用、及时行动。从那以后公社每个干部开始配套一条长雨衣。长雨衣就从那时配办而来的。
一九六八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那时整个城东公社党委及干部大部分都没有上班,机关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可是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还是坚持着上班,他说:搞好生产就是革命,就是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生产搞好了,城东人民就有饭吃。但是城东的最主要弱点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在一次会上,朱赞成书记坦诚地要求东星大队、下美大队、埭头大队、前头大队联合开挖水渠及建抽水机站,水的来源从东海的鹿园东塘头引上,这就可以解决半个公社的水源问题。我本人就是受朱书记的号召,带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程建设又是接受仕公岭最高峰地段,有一天,一群解放军的军车向泉州方向通过,由于公路占去一部份,军车受到阻塞,难以通行有一名解放军军官下车,问这是做什么事,我们说这是我们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号召我们搞水利建设,从低处搞几个抽水机,一站一站地抽上来,保证前面一大片农田的水利灌溉。那个军官说:这个时候还有干部带头搞水利工程建设,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梁汉卿
11、林华泰“城东往事追忆”
城东党政重视教育工作
1、1970年间成立城东公社教革组,办公地点设在十分拥挤的公社机关大院,是泉州地区少有的。充分显见城东党政对教育工作的重视。
2、筹办城东中学时,朱赞成在筹备组会议上说过“教育是立国之本”因此,在筹建城东中学时,老朱亲自踏勘选址,决定将原有近海边的城东保健院整体搬出另建,把其房屋建筑及四周空旷的地块全部分配给中学,把镇中心最好的地块留给中学,在筹备时间短,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倾全社之财力,并发动群众献工献料。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两座崭新的教学楼,城东三万多人民群众,欣喜地看到属于城东自己的一所中学无不拍手称快,心情无比激动。几十年来城东中学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成为几千人的规模学校,去年(2007)经省教育厅及有关专家评估顺利地进入一级达标完全中学行列,是古城地面五所达标中等学校之一。
3、重用教师出身的林华太,何汽成,高文明,到公社党委,教革组和企事业办任职,这是泉州地区当时没有过的人事安排,体现城东镇党政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这在当时轻视知识分子弥漫读书无用论调的年代特别是难能可贵。
4、重视知识分子的教育与改造,经常让教师深入到基层去锻炼。同群众同甘共苦.同群众打成一片。学校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都能利用空闲的时间,参加当地的平整土地,农改田,夏收夏种等活动,尤其在围海造田的大工程中,广大教师都自觉到海堤参加义务劳动。通过劳动的实践,即锻炼了身体又接受了思想的改造。经过几年的考察,提拔了一批知识分子到公社、企业、中学的领导岗位上来。
5、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城东国”的城东公社,确实处于“强势政权的统治”,而在教育这块领域却能“招贤纳士”起用不同的观点派别,有一定的才干的同志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如中学的黄修植,小学的魏绣竹、刘成风、曾伙泉等,当时中学开展布点下伸,有一部分人对此有情绪,但尚能正确对待,事实证明这种包容的用人的办法,既化解了矛盾又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也为稳定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发挥了作用。
6、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学布点下伸贫下中农管理的学校,在公社党委重视和支持下,各大队都派出最优秀的大队骨干参加管理学校的工作如:庄任大队,下美大队,他们为办好学校,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发动群众献工献料,施工员自己派,开山取石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个大队各盖起了两栋教学楼,为了让农村青壮年早日脱盲,各大队学校的教师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去夜校扫盲,他们都不拿一分的报酬,从夜校开办的之日起,每个村落灯光明亮,书声朗朗,青壮年通过夜校的学习、培训,很快就有一批人脱掉文盲的帽子,当上了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等职务,他们的知识,技能来自公社党委的重视和支持。
7、发挥教育界宣传舆论作用:
教革组兼宣传组配合中心组开展活动,,抄贴大字报,出版宣传栏,组织知青文艺宣传队,经常到海堤建设工地慰问演出,激励民工士气,宣传好人好事,1974年组织有教师、学生、社员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到各大队巡回演出,宣传“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的重要意义,教师魏秀竹创作:“海堤赞歌”歌舞剧宣扬城东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对围海造田工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剧参加市级文艺汇演获得二等奖。
1974年在海堤围垦工程的关键时刻,宣传组魏秀竹为宣传围海造田重大意义,鼓舞人民群众一股作气夺取围海造田的最后胜利,撰写洋洋万言的《围海造田战斗檄文》,批判当时所谓的“右倾”思想,鼓舞广大社员群众的战斗意志,表达在党委的坚强的领导下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夺取围海造田的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此文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极大地鼓舞社员群众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战斗意志。
8、增加对学校教育的人、财、物投入:
城东是泉州地区最早实行向学校派队聘教师的,队聘教师记取中等劳动力工分,教育部门每月仅发给5元的补贴,这些队聘教师经过磨炼,后来转为民办教师,一部分民办教师再转为公办教师。
实行中学布点下伸,小学附设初中班后,校舍不足,所在大队负起教室基建修缮责任,当时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投入基建资金和财物无从估算。
9、对当时不同观点的中小学教师,公社党委和教革组均能正确对待,有能力有才干的均得到起用,作为中小学领导班子成员,如原五中政教主任黄修植分配到乌屿学校,不久即调城东中学负责人,后来调到市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又如东星小学的郑景章调到泉一中任副校长。王永清在泉二中任副校长,苏秀珠(孟常异爱人)调到源和堂任厂领导,中学教师王炳坤后来是城东中学校长,再调鲤城区教育局副局长。
七十年代初国家刚提倡实行计划生育,党委书记朱赞成认识到这是党的基本国策,应该坚决拥护认真执行,率先第一个走进手术室,在党委书记的带动下,其他委员全部实施绝育,就连只生女孩的党委委员林华太,来不及向爱人打招呼,跟着进入手术室做了绝育,受到当时泉州市(县级市)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和表扬。
12、何汽成“狠抓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经济”
朱赞成同志,熟谙发展农村经济,除紧抓农业外,十分重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路子。那么,首先要“经营”什么,“发展”什么呢?经过再三权衡,他认为,首先抓好社办工业更为重要,因为当时农业上大搞围海造田、平整土地、抓农改田和水电建设等农田基本建设活动,都必须有经济作支持,否则都将是“望农兴叹”,寸步维艰。因此,为了将经济搞活,确定首选社办工业。于是,他首先在组织上成立机构,抽调专门人员,组建“社队企业办公室”,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企业办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首先考虑要办什么厂?有什么条件?他要求一切从社情民意出发,有的放矢,不尚空谈,不搞花架子,做到办一个,成功一个,求质量不求数量。于是企业办切实的排查本公社的家底,对本社
所有资源,传统作业优势,人员技术优势,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作了详尽的研究。第二件事,就是要克服谈而不决,议而不定的通病,要拿出魄力,拿出效率,能定即定。经研究后,确定办公社建筑队,原因是本社历来人多地少,不少人外出做建筑工,包土方工程的习惯,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加强管理,走集体发展的道路,于公于私都有利,也适合当时的政策要求。另外本公社有个村,解放前以打铁、搞机械为生,解放后这类行业萧条了,这些技术人员散落在社会上。于是企业办将他们集中起来,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看法,结果一拍即合,个个都乐于重操旧业,发挥个人才干,最后决定办公社农械厂。还有公社每年都要完成国家交售生猪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投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饲料。假如将这些粮食作原料,办一家小酒厂,然后用酿过酒的酒糟作饲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况且这种酒糟还含有15%左右的蛋白质,又有芬芳的气味,能刺激猪的食欲,长膘很快,这样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再好不过,因此决定办酒厂。就这样经过认真细致地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采取择优确定办厂的原则,先后办了木器厂、砖瓦厂、塑料厂、食品厂、造纸厂、汽车 配件厂等十余家工厂。
由于办厂方向对头,能做到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所以办了十余个工厂个个都成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还发展很快,如农械厂,由于技术力量雄厚,管理超前,生产得到突飞猛进,不仅为农业生产农具,修理农机、农具,还为农机具的改进作出贡献。如打谷,原来是手动的,体力消耗大,第一步就改造成脚动打谷机,这样就大大减少体力消耗,再经过努力,又从脚动改进为电动,减少体力消耗80%以上。为配合水利建设需要,农械厂还生产抽水机、水管(无压力),以及各种需要的工具,真正做到工业为农业服务。不仅如此,整个工厂很快就上规模,一年后工厂就创设颇具规模的翻砂铸造车间、金工车间、总装车间、电器车间等。金工车间配备有车床、刨床、铣床、磨床、滚齿机,还自己组装了10米龙门刨床等。由于设备基本完善,因此生产也很快的上去,当时,不但能生产出900牛头刨床、C620机床和平面磨床等整机产品,而且外观、精度等质量都很不错,可以与当时的省内三大机械厂之一的熔新厂同类产品比美。所以销售就很好,不仅在本省内销售,还销往国内十余个省份。在当时一个公社的工厂产品能销往省外的,也是凤毛麟角的,所以当时的城东公社农械厂在泉州的郊区公社中,其效益和发展都是较快的一个单位。
城东公社农械厂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成绩,主要是立足点正确,择优发展,充分发挥散失在社会上技术人员的作用,形成技术优势。再就是改革管理体制,不唯上,不守旧,实行有限度的改革,主要有三原则:即坚持经济集体的原则;坚持利益分配集体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坚持调动生产人员,管理人员积极性原则;推行“节约奖”、“超产奖”“质量奖”的管理制度,调动了全厂人员的积极性,效果极为明显。但当时能实行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容易的,是需要气魄和胆量的,朱赞成同志对厂里的管理人员说:“只要是对集体有利的,就坚决执行,坚决改革,不要怕压力,有责任我承担。”所以厂里就放心的做下去。如节约一斤钢材,减少损坏一件工具,超额完成一件产品,次品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的,按一定比例计算,实行奖惩。以减少损坏一元钱或多增产值一元钱为例,工人得四角钱,集体得六角钱,互为得利,皆大欢喜,工人增加收入,集体增强财富,这样上下均得益。大家都想到一块了,步调也整齐了,自然生产就上去了。
从1969年至1975年办了十多家社办厂,农械厂办得好,其他厂也不错,都有发展,都有盈利,没有亏损的。产值从几万元、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直到1975年己达到500余万元,累计为公社的围海造田,平整耕地,水利电力建设等提供300余万元。同时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1000余人安排就业,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为农业服务。
除了抓工业,创财富支援农业外,同时不忘抓副业,抓经济作业,抓特色产业,抓新兴产业。如抓养殖场,不仅抓生猪生产,还注意抓发展、抓效益、抓潜力。例如,特别抓良种猪种的育苗这一非常重要的环节,猪场的苗种不断优化,效益效率就大不一样。而且大力向广大社员推广,社员也看到了前景,大大地提高自觉养猪的积极性。原城东公社交售国家生猪任务是年5000头,结果完成交售8000头,超额完成任务60%,国家有物资稳定市场,社员又增加经济收入,皆大欢喜。又如抓种植中药材:龙舌兰等经济作物,大力推广种植新特色蔬菜——芦笋。还因地制宜利用山坡地种植龙眼树,计划15万株,已种植IO多万株了,如此等等。假如按朱书记的思路一直发展下去,城东公社是可以富裕起来的。
13、万美本“城东人民忘不了您”
(一)
记得1970年四至五月,青黄不接期间,有一天上午,我和四五个邻居背着“加积”(用咸草编织的草袋)要去买芋头渣(地瓜碾磨后,洗去淀粉的渣,然后晒干了)来充饥。当时大家都很穷,每人身上所带的钱只不过两三元,顶多能买到十多斤。
从福厦公路向北走,路经原城东公社所在地的大门口,我们看见两个中年人蹲在路边。其中一个人感叹地说:“城东人民要到什么时候才免到惠安洛阳蕃薯埔买芋头渣啊!”我一听,感到有点惊异,心想:今天竟有人关心着我们,烦恼我们连芋头渣糊汤都喝不起哩!于是,我转头问后而的一个同伴:“刚才那个说话的人是谁?”,“他就是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呀!”我“嗯”了一声,顿时陷入沉思,脑子中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城东来了一个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干部,说不定几年以后,我们会丰衣足食的。
目睹耳闻的这个镜头,虽然事隔近四十年了,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浔美社区居民 万善世82岁)
(二)
1967年,朱赞成调任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后,一上任就就深入到各个大队、各个村落,仔细调查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他亲眼看见城东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日三餐都是喝芋头渣糊仔汤(只是稍微宽裕的个别农户有渗点大米),心里+分难受。
有一天,朱赞成来到浔美大队,向革委会主任万志民询问农业生产情况:一年收成多少粮食,口粮分多少,缺粮户多少,全大队多少户吃芋头渣糊……这些数字,万志民都口答如流。突然,他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你知道全村有多少石对臼?(用来捣碎磨细芋头渣的石器)”这一问,万志民一下子难住了,哑口无言可答。这时,朱赞成笑着说:“还是我比你清楚,你花点时间去查一查,看跟我知道的有没有差错。”接着说,“后山宅4个,赤仔尾6个,厝仔地4个,后巷街5个,古楼3个……总共22个,还有两个撞破被半埋在土里。”听朱赞成这么一说。在场的万志民和我都呆住了。我想:朱赞成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他的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后来,我听过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说过:每每在晚上,老朱总是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反复琢磨着,殚精竭虑,要如何首先解决城东人民的粮食问题。老朱在城东任职期间,先后带领城东人民在后埭、桥南、庄任、前头等大队在江边、海边浅滩地围垦土地两千多亩,又带领城东公社(8个大队)移山填海,建筑连接乌屿岛的南北两条海堤,围垦七千亩,平整全社坡耕地一万多亩。就这样,根本地解决了城东人民三餐大问题,从缺粮到年年有余粮的大变化,结束了城东人民千百年来吃芋头渣糊仔汤的历史。
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朱赞成同志的功不可没,城东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
(原浔美大队民兵队长万忠平60岁)
(三)
我的大儿子万××六岁那年春季的一天晚上,突然发了高烧,我喂他面线糊、鸡蛋汤都呕吐掉了(当时孩子他爸在外教书不在家),整个晚上我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我用浸冷水的毛巾放在他的额头上,熬姜汤让他喝都无济于事,整夜高烧不退,昏昏沉沉地睡着。到了天亮时,我惊恐万分,急忙找来我爱人的同事,让他帮忙抱着我的孩子往华侨大学车站跑去……
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更是心急如焚,想跑步紧跟着,但总是迈不开脚步,感到浑身都在发抖。
盼着南来北往的汽车,等了片刻都未见公共汽车的踪影。正巧,从路边走来两个人;一个是林敏捷,一个是朱赞成。林敏捷一眼看见我们,关切地问道:“孩子病了吗?”我们说:“病得厉害呀!”这时,,朱赞成听后,连声说:“快,快,快叫服务部的张××用三轮摩托车赶紧载去泉州第一医院。”
到了第一医院,经医生诊断,我的孩子是得了急性肝炎,由于拖迟了治疗时间,孩子已经昏迷不醒了。医生还说,如果再来迟一步,孩子就非常危险了。
我的孩子在医院里,经过医生及时打针、输液抢救,住院第三天早上终于苏醒过来,一周后就病愈出院了。
也许是一个连声“快快”的召唤,赢得了抢救生命的时间吧。我的孩子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而且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当年他尚年幼无知,根本记不起自己有这样一个危险的经历。然而,这个当母亲的我,却始终不忘经常向他提起这件事,教导他不忘自己的救命恩人。
(浔美社区居民蔡淑合66岁)
(四)
我,不曾婚娶,在城东卫生院从事医务工作四十多年;我走遍城东地区千家万户。在城东片区一提到朱赞成的名字,老百姓无不赞叹不已,而且一致公认,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几十年如一日,以卫生院为家,一日三餐都在公社机关食堂吃饭,因此,同朱赞成碰面、接触的机会非常多,尤其是冬季,他和我常常延迟三四点钟吃晚饭,不是他就是我,虽然饭菜都冷了,但是早已形成习惯了。
朱赞成在城东期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贯穿着一双“人”字拖鞋,就是这双“人”字拖鞋伴他走遍城东公社的每一座山、每一片地,每一个村庄。每逢爬山涉水时,他习惯把那双拖鞋,扎在腰间或者插在臀部,一年四季任凭风吹雨打日晒,浑身上下都是黑呦黑呦的。
1974年11月26日,南堤堵港合拢的这一天,我被派到现场,为可能发生的伤病员治疗。我亲眼看见那一个最惊险最感动人的场面;当几只装载满沙石的虎网船,缓缓地被推到最小的合拢口时,刹那间,堤内的潮水像山洪爆发似的把这几只船冲垮了,同时缺口越来越大。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十分危急关头,身为党委书记的朱赞成一声呼唤:“跳进水里,筑起人墙!”他带头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水中,也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场数百名干部群众也跟着跳下去,大家手拉手,肩并肩,众躯成墙,让一只只载满沙石沙包的木船顺利地推进合拢口死死地把合拢口堵住了。
南堤的合拢,就可以说围海造田成功了。但是加高加固堤岸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而艰巨,更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记得南堤合拢半年后的一天中午,朱赞成同志因感冒而发高烧到39.5℃,来到卫生院让我打针输液的时候,突然一个通讯员跑来向他报告,接到市委紧急通知:“今年九号台风可能在两三天内在我省东南沿海登陆,最大风力在十二级以上,希望快速防范。”朱赞成一听,立即拔掉输液针,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外衣,说道:“海堤是城东人民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呀。”说着,照样穿上“人”字拖鞋,就一个劲儿跑出门去……共产党多好的农村干部啊,他的心紧紧地同城东人民的心贴在一起。
我无比崇敬他,把他当作自己一生崇拜的偶像,时时刻刻怀念他。如今城东人民的好干部朱赞成已经与世长辞30多年了,但是他给城东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近代载入浔美《何氏族谱》三贤中的唯一活贤人万寿鹏78岁 万本美采访整理
14、魏文海“抗灾前面的带头人——朱赞成”
我是水库的管理人员,在1966年参加东星的抗旱会议,因当时下区东星、下尾、前头埭、浔美等大队受旱非常严重,其时城东公社机关已处于半停顿状态,公社生产无人管,灾情又如此严重,如不采取措施,粮食必定大减产。老朱得知后,立即从家中来到公社,在东星村召开有关大队及水利人员会议,提出抽水抗旱计划,要在仕公岭架三层抽水机临时使用,灾情就是任务,会议隔天就开始测量施工,但当时文革武斗严重,为防止仕公岭路段出现人事伤亡,保护测量施工人员,老朱及时向上级反映得到支持,即派解放军来巡查保护,让测量施工顺利进行,由东海圣墓村起点,分三层抽水机把水抽过仕公岭顶,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困难(资金、材料)老朱及时向上级汇报得到帮助,拔款5000元、雷管500粒、炸药300斤。经过20多天的奋战后,水源流过了仕公岭解决旱情,取得当年的好收成,群众欢呼说今年好收成,要归功于抗旱的领头人朱赞成,从此我对老朱就非常尊重和爱戴。紧接着,老朱又领导在仕公岭建二层固定的电灌站,发挥起抗旱作用直至北渠引水才停止使用。
魏文海
15、庄任林德林《自发报恩》
1973年,城东公社人民的地瓜渣汤,早已随着“农业学大”“工业学大庆”的热潮淘汰,全社围海造田一万多亩农田的基本建设已经自由灌溉,农田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各村已经基本普及,也可以说:“人民的生活已开始迈向小康”。
一个星期天,我村里贫下中农和小队长,静静地组织七八人到朱赞成家,但朱书记在公社值班。他们一进家,就触目惊心,大家差点喊出“老朱还住在这种地方?”原来他家是一座不到40平方米的两间房,外加一条廊的破旧房子,跟我在庄任65年前情况一样。一下雨就要排列缸桶盆接滴水,两张破旧床,一张已不成样子。用绳子捆着的破餐桌,一座用土坯造成的无烟囱,大灶放在走廊里,屋顶墙壁被烟灰熏得浓黑,这就是他唯一的财产。他老婆参加队里劳动后,都要利用早晚到山上拾草或割草,每天早出晚归,解决家里的燃料。老朱上有父母,还有三位聪明活泼的乖孩子,一家六七口人,靠他那点基本工资生活。加上老朱经常支持贫困农户,日子同样也很艰难。
回家后,一传十,十传百,众人都很想不通。朱书记从65年蹲点我大队,为改变我们贫穷的村庄,特别是吃饭的问题,在那五个春夏秋冬,他风里来,雨里去,埋头苦干,竭尽心思,付出了无尽的血和汗。他的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而他自己家里,过着那样清贫的艰难生活。大家到公社找到朱书记,强烈要求他买些条石,说我们可以出工出力帮他维修一下房屋。就这样,村里自发组成20多位水泥工和小工,帮朱书记翻建了那座不到40平方米的旧房屋。后来,朱书记一分不少地把工资清算,大家说:“我们是报答你的恩情才这样做的”;可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帮助解决你们吃饭问题是我应尽的职责,我是不能侵占你们的汗水的”。
77年泉州市那部所谓的“铁证如山”——朱赞成的高级大楼,不知是往哪里钻出,是天上掉下,还是地理冒出?“铁证如山”,把一座40平方米的平房,造谣诽谤成高级大厦,真是无中生有。同时,一位刚直不阿、一心为民、为党忠心耿耿、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忠诚干部,又是一棵冬雪压不弯腰的劲松,却含冤屈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枪膛之下,我们要为他喊冤哭泣。今天,我们大声呐喊:“朱赞成是城东人民的好书记!”是非自古有人评。我相信,我们的党的政策历来是有错必改和冤案必纠的。
朱赞成功绩千垂,流芳千古!
城东庄任:林德林
16、中共丰泽区委城东街道工作委员会文件(泉丰城工委【2010】61号)(复印件)(略)
17、泉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7)泉法刑字第005号(复印件)。(略)
18、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3)晋中法刑监字第73号(复印件)(略)
19、关于1976年6月30日冲击公安机会的真相及关于1976年3月21日所谓打砸洪吾炳家的真相(访谈录 庄清源)
一、关于6月30日冲击公安机关的真相
日历应翻到75年“右倾翻案风”时,城东公社是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省委奖励城东公社一部“福建牌”汽车,车为城东建筑社使用,司机为复退军人吕信铁。该司机表现尚可,得到建筑社干群的普遍好评。然而75年“右倾翻案风”,省工作队进驻城东公社后,城东公社党委机会一班人进学习班的进学习班,靠边站的靠边站,公社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同样株连,人员大换班,汽车司机吕信铁也平白无故地被解雇回家,取代吕信铁的是当时水蔡的苏和平。76年还击“右倾翻案风”,省委工作组闻风撤离后,城东公社原来的领导班子重新恢复工作,吕信铁的司机职位也顺理成章地得到恢复,而苏和平的离职为日后交警扣留城东的三轮摩托车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为表彰城东公社的成绩,晋江地委另眼照顾,安排了一部“北京212吉普车”,一部“天津牌”前三轮摩托车的指标让城东公社购买,但由于城东倾尽全力围海造田,买不起那部“吉普车”,只买回那辆“天津牌”的三轮摩托车。摩托车买回后,分管“企事办”的蔡双梓即组织有关人员办理车辆上路行驶的相关手续,多次到晋江地区交警大队办理相关手续无果而回。花了钱买了车却办不了相关手续,这车就不能上路,这钱不是白花钱了吗?冤不冤!时任晋江地区交警支队分管办证的负责人林道坤是这样说的:“因为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暂时办不了证照,但在我们晋江地区范围内行使,我包你们没事,出了晋江地区地域,我就无能为力了。”就这样,那部三轮摩托车在三证不全的情况的下,在那特殊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糊里糊涂地就在车轮滚滚中上路行驶了。为城东当时的围海造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挥其机动、快速、灵活、高效的作用。在现代人看来,一部机动车三证不全就上路,或许会感到不可理解和可笑,但在那特定的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事是再正常不过的,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的无奈。
6月30日,当天公社广播站的蔡秋平开着那辆摩托车到市物质局购买一批抗旱物质,因为三证不全,他特地带了公社办公室开具的有关车辆三证不全的原因以及恳求有关方面在通行上给予方便的证明,也称介绍信。几个月来,这部车就是这样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穿行于市区办事、购物的。那个时候,泉州市区不像今天这样车水马龙,而是人少车稀,有摩托车的单位屈指可数。因为车不是随便可买的,是安排分配才能买到的,除了泉州电厂、邮电局等几个单位外,市区及郊区8个公社,也只有城东公社有一部摩托车,“天津牌”更是唯一的。当时在路上行驶,实际上是城东的识别码,城东的代号,一看就知道城东的人进城了。苏和平有个朋友在涂山街岗亭当执勤民兵(跟现有的协警一样),他对城东的车知根知底,多次想拦城东这部摩托车,均因他值班时间跟城东这部摩托车行驶时间对不上而不能得逞。但守株待兔的他终于于6月30日上午在涂山街岗亭上拦下了蔡秋平开着的那部摩托车,任凭蔡秋平苦口婆心恳求。那执勤民兵就是不肯放行,强行将那辆摩托车扣留于“东观西台”。当蔡双梓得知摩托车被扣后,即调用公社建筑社的一部大型拖拉机,到公社农械厂叫了几个民兵一齐到市区准备要放行那部摩托车。当拖拉机到涂山街岗亭时,蔡秋平指认那扣留摩托车的民兵时,蔡双梓即将那民兵拖上拖拉机,一起到“东观西台”后,看到那被扣的三轮摩托车,就找当时的民警赖坝水,恳求放行那车辆,均遭拒绝。双方开始由争执到冲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是本地人,有帮交警的,有帮城东的,一场群体事件在发酵,难免动手动脚、拉拉扯扯,强行将摩托车放行回城东,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这就是“6.30”事件的全过程。所谓的冲击公安机关,造成泉州交通瘫痪数小时,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二、关于3月21日所谓打砸洪吾炳家的真相
洪吾炳原是晋江地区公安处的一名普通干警,碌碌无为,正为得不到重用而唠叨满腹时,省委工作组进驻城东时,自告奋勇地成了省委工作组“朱赞成专案”人员之一。然而泉州地盘确实太小,一抬头见面,都是熟人,十分错综复杂,真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城东公社保卫组组长王元复,其妻弟吴家华,住市东街半东巷内。一个偶然的日子,王元复往其妻弟吴家华家,洪吾炳正与吴家华煮酒畅饮,盛情难却,王元复找位坐下。几杯下肚后,酒中乾坤大,几个人无所不谈。洪吾炳以省委工作组要员自居,大谈朱赞成的个人问题,什么朱赞成必倒无疑,翻不了身,你们(指城东)不要死保他,他只是一根稻草,不是金条,不要死抱他的大腿不放……闲话少说,几天后,时间定格在3月21日上午,朱赞成与王元复,林欠木于市东街邂逅,王元复即约请朱赞成,林欠木往半东巷其妻弟家小聚,并设薄酌共饮,酒足饭饱后,王元复讲起那天洪吾炳的话语,朱赞成听完后,气愤极了,就同王元复、林欠木一起来到市区洪吾炳的家中,想找洪吾炳当面讨个说法。
到洪吾炳家后,洪闻风逃避于房中床巷内,朱赞成看到床巷内露出一双脚,即大声呼叫,“出来吧,我已看到你的脚,不必避了。”洪吾炳即猛然拉开床巷帘冲了出来,并风驰电掣地往外跑,准备溜走,说时迟,那也快,朱赞成伸手去拉洪吾炳的手,朱赞成的手有点小儿麻痹症,没有力气,而洪吾炳却身强力壮,朱赞成哪里是对手,一下子就让洪吾炳逃脱,就在那挣扎瞬间,他们两个人的手就把桌子上的一个热水瓶带倒在地下面摔得粉碎。洪吾炳逃脱后,其家人借题发挥,围成团嚷嚷造势,惹急王元复、林欠木一时兴起,准备干架。朱赞成见状不好,也道及自己多少有点失礼,就劝说王元复、林欠木和自己一起离开了。
不料,林欠木回去后,酒兴尚未退尽,到城东建筑社要了一部拖拉机,要了几个工人一齐又到了洪吾炳家,实际上也只是壮大声势,挽回上午灰溜溜的一点面子。其过程,难免一顿对骂动粗,摔坏了几张椅子,也殃及桌子上的锅碗瓢盆等物,未有伤及当事人。
附录二
1、泉州“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今日开堂
台海网2011年5月29日(海峡都市报记者李秋云、谢明飞)
当你坐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看刘德华演唱会,当你开车行驶在开阔的安吉路上,当你望着大路两旁一天天崛起的高楼,你可曾想过,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沧海?
是的,若不是偶尔听老人提起,没多少年轻人会知道,雏形已现的泉州城东新城,36年前曾是大片大片荒芜的滩涂,这里的人们因为耕地稀少,连“地瓜渣饼”也不够吃,直到围海造田,新增加了近9000亩田地,饭碗里才多了香喷喷的白米饭……
36年前的一大片滩涂,现在崛起一座新城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将开堂,为了铭记围海造田的那段岁月,也为了不忘那艰苦奋斗的精气神。
望洋兴叹:地瓜渣饼都不够分
纪念堂位于庄任社区,占地300平方米左右,是林敏捷老人自家的宅基地。纪念堂内,墙壁上挂着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正厅右侧的房间,陈列着锄头、镐头、簸箕等老旧农具,还有一辆笨重的板车。
纪念堂内陈列着当时围海的工具
陈列品中,一个小袋子里装着一块块鹅卵石状的硬物,闻起来有一股霉酸味,用手一摸,还会掉渣。“这是地瓜渣饼,1975年以前,这里的人就吃这个。”在座的六位老人,个个对此印象深刻,都抢着说。
“前一个晚上要用水泡,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起来用手把渣饼推碎,才能下水煮。一捧下去煮一大锅,猪、狗、人都吃这一锅。”一位老人不由地比划起来,他说,煮出来的东西稀得很,都能照见人影。旁边另一位老人补了一句,“就连这个,口粮也都不够啊,要到惠安去买回来分”。
当时的城东公社,下辖l9个生产大队、41个自然村,从地理上说,包括今天的城东街道、华大街道和洛江万安街道。全社有三万两千余人,耕地面积却只有17000亩,每人平均不到5分地,贫瘠的山地丘陵又占去一部分,剩下能生产粮食的,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就是5万多亩的滩涂海地,大家只能饿着肚子,望洋兴叹。“当时的党委书记朱赞成,看着这里的人吃渣饼,心酸得满眼含泪。”72岁的林敏捷和长他4岁的林国连,当时一起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为解决吃饭问题,朱赞成提出了“围海造田”,不惜一切劳苦, “向海要地”。
围海造田:改变城东的两道堤
从1970年秋北堤开工,到1974年底南堤合拢,改变城东历史的两道堤岸,耗时4年多。几乎整个公社的人都投入了这项工程,也都成了这段岁月的见证者。
1974年11月26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南堤在这一天堵港合拢。当天,港口两边准备好了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随时待命,一声令下,人们将装满沙石的帆船沉入合拢口,再用沙包堵住空隙,成功越来越近了……然而,这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堵港前,合拢口突然下陷,情势十分危急!“朱书记跳进合拢口,随之,数百人也跟着跳了进去,手拉着手堵住了缺口!年轻力壮的都跟着跳了下去,而一些无法劳动的老人都纷纷点香在屋前叩拜祈求庇佑。”30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刻,林敏捷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很激动。
为建造北堤和南堤,城东人共计填入沙石土方120万立方米。依靠的,就是纪念堂里的土板车和锄头,一锄头一锄头从两边的山上挖下来,再用板车拉到海边。“每天三班倒,不停地挖,不停地填。”今年71岁的林章西,当年每天6点左右就开始拉土,一天要拉100车左右。“手起泡了,肩破皮了,当然苦啊,可是这是对我们好的大好事,大家都干得很起劲。”
北堤1100米,南堤2250米长,两道堤坝一起,为城东围出了7000多亩田地。再加上周围的5个小围垦,城东一共多了近9000亩地。而原本孤零零的乌屿岛,也从此与外界自由连通。“1975年以后,我们这里就能吃上白米饭了。”林章西说,不饿肚子了,农闲时期大家也开始搞些副业,比如运输等。
日新月异:城东新城初具雏形
高速公路、324国道、安吉路以及新规划的市政道路,在城东片区交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海峡体育中心、泉州第一医院、泉州五中……一个个大型项目陆续纳入城东片区规划中。站在26层高楼的天台上,俯瞰城东,这个新城的轮廓正在逐渐形成,并日益清晰。
“你看,上面有摩托车走的那条,就是南堤,堤坝以内都是填海填出来的。”26楼天台上,头发花白的林敏捷和林国连,迎风而立,言语中饱含自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5年以后,林敏捷去了香港定居,近几年经常回来走走看看。越来越宽的道路和四处林立的高楼,让老人感慨“变化太快”,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想起围海造田的日子,“没有当初的围海造田,就不会有今天城东的发展!那段历史,不该被忘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老人把这句话写到陈列室的墙上,希望每个人铭记那段艰苦的岁月,吸取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
2、城东海堤纪念馆赞
【2011-05-28 曲辰诗词在线】
满江红
敬德思贤
波澜起
华年历历
宏图壮
激情豪迈
战旗辉熠
镇海降龙凌远志
忠肝义胆回天力
看依然日月照丹心
铮铮碧
山河改
神鬼泣
人事已
恩难毕
便灯红酒绿
不淹功绩
浩气永存长景望
世风不再时追忆
喜青山有幸证丰碑
千秋屹
由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海堤建设总指挥、港商林敏捷先生出资兴建的《城东海堤纪念馆》明天将举行落成典礼。感慨万千,斯词以纪。
编者注:这是一位海外商界、社团知名的爱国爱乡友好人士的佳作。在此致以万分感谢。
3、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图)(略)
4、城东海堤碑记(图)(图略)
海堤纪念碑记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朱赞成同志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期间,为实现“一定要解决城东人民的吃饭问题”的誓言,倡导建造城东北、南两堤。
北堤始建于一九七O年秋,历时一年多。堤长1.1千米,投入60万工日,沙石土方40万立方。南堤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动工,其工程之大,难度之高,是当时泉州小市建国以来之最。朱赞成同志敢顶压力,敢冒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举全社之力,率全社民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胜利合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堤长2. 25千米,高9米,宽32米,投入120万工日,沙石土方80万立方,围垦海埭7000多亩,创造百亿土地价值。至一九七五年,城东人民告别了喝“地瓜渣糊”的苦日子。
海堤建造期间,困难重重。在物力维艰,设备落后的年代,用的是锄头簸箕、板车木船等工具;靠的是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城东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慨。特别是南堤建造期间险象环生,风屿大队王桂英、埭头大队蔡永来同志,为建造南堤献出宝贵生命。合拢当日,狂风大作,惊涛拍岸,堤基下沉。在危急关头,朱赞成同志率先跳入合拢口,几百名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紧随其后,用躯体挡住急流,确保合拢顺利完成。
昔日荒洲野渚,如今沧桑巨变,灿烂辉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城东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朱赞成同志的业绩,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爰勒石志之。
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立
二O一一年五月
5、致敬碑记
致敬碑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东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喝着“地瓜渣糊”参加围海造田劳动,以大队记工分为报酬,发挥集体经 济的无比威力,硬是靠肩挑手推,围海造田近万亩,改写了城东的贫穷历史。城东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山河共存,为纪念和表彰城东父老乡亲的伟大功绩,以及所有支持和参加海堤建设义务劳动的人们,特立此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
向王德玉同志及凤屿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董伦木、董臭篇同志及金屿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刘守志同志及桥南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林祖运同志及庄任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文德 同志及西福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朝阳同志及城东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沂泽同志及新前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万清辉,万加煌同志及浔美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东碧同志及前头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昭同同志及埭头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祥柏,蔡呈祥同志及东星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神来同志及霞美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魏元义同志及法花美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郑天乞同志及新铺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郭福彬同志及馆头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郭福棋同志及新生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杨成德同志及后埭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庄春敏同志及塘西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谢连法同志及院前大队全体社员致敬!
向蔡双梓同志(公社团委书记、青年 突击队长)及全体青年突击队员致敬!
向社直企业全体干部职工致敬向中小学全体师生员工致敬!
向保健院全体医务员工及各医疗站赤脚医生致敬!
向公社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致敬!
向参加围海造田义务劳动的泉州各界同志们致敬!
爰勒石志之
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立
公元二0一一年五月
6、回首前尘追旧梦,伤心何处觅英魂——悼朱公赞成
值此“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开堂之际,应原城东公社党委成员及大部分干部群众要求,并以我个人名誉,对朱公赞成的蒙冤罹难表示沉痛的哀悼!
朱赞成同志1928年12月24日出生于泉州浮桥镇霞洲村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到浮桥、石狮等地米店当学徒。社会的黑暗,家境的贫寒,以及学徒生活的艰辛,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对旧社会刻骨仇恨,对劳苦大众深切同情的种子。
解放后,朱赞成同志满怀对党的无限热爱,以及对新生活的无比向往,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1950年,年仅22岁的朱赞成同志被选为泉州市浮桥镇店员工会主席。由于工作热情肯干,又有一定工作能力,表现突出,1951年被提拔为脱产干部,分配到泉州市税务局工作,从此步入政坛,195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党的神圣事业、为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光辉道路。先后曾当过民政局长、城建局长。1967年任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后为公社党委书记直至1977年蒙冤罹难,整整十年。
十年,在时光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有谁知道,就是这坎坷而艰辛的十年,竟是您与城东人民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最后十年,然而也是您与城东人民最为辉煌灿烂的十年。十年啊,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骄傲和无尽的哀思!
想当年,您走马上任时,恰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瘫痪了,而您仍坚持上班,因而城东公社领导班子没有瘫痪。甚至在接受“红卫兵”的例行批判后,您仍冒着“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理直气壮地站在台上布置生产任务,要求大家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不误农时,抓紧完成农业生产任务。您的胆识和魄力,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在场的干部群众深为佩服和感动。
由此,您一路风雨兼程,走上了充满坎坷和荆棘的十年创业之路;从此,天赐良机,让我有幸伴随您鞍前马后,一路披荆斩棘,浴血奋战,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虽然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但我无怨无悔,甚至珍惜有加。因为,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耳濡目染,我从您身上读懂了什么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什么叫无私无畏,坚忍不拔;什么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事业心;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这,为我日后的创业提供了思想养份和精神支撑。
在和您相处的日子里,无论什么时候,您都很重视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关注民生,体察民情。记得您在庄任村蹲点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一同到一户贫下中农家访问,当您揭开他家中的锅盖,看到一锅黑乎乎的,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地瓜渣糊时,您摇着头含着泪水激动地说:“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怎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这朴素无华的话语,饱含着您对城东人民无比深厚的阶级情谊。一个外乡人、一个尚不知能在这里干多久的干部,竟有如此胸怀和情意,着实让在座的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记得那时,庄任大队的那片后埭田,高低不平杂乱无章,由于盐碱风沙,产量很低,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是当时城东有名的穷村。为了让农民兄弟不再过着吃“地瓜渣糊”的苦日子,您带领农民兄弟平整土地,改良士壤,是您指导农民兄弟先把表面土壤抠在一边,再把高处的红土填到低处,然后再把表土铺在上面,修成每丘1.5亩左右的园地,最后筑机耕路,挖排咸沟,砌石灌灌水排碱。仅一年,粮食产量竞神奇般地翻了一番,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无不夸您是人民的好干部、农业生产的好把式、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更令人感动的是,您不是指手划脚,而是全身心投入,不顾自身因小儿麻痹症留下的轻度残疾,在脚长“鸡眼”的情况下,仍然穿着“人字拖鞋”坚持参加劳动,同农民兄弟一样摸爬滚打。有时石头、土块碰到“鸡眼”,痛得您蹲在地上,大汗淋漓。时至今日,想到您当时那痛苦的神情,都难免让我肝肠寸断,心如刀割。我还记得南堤合龙的当天,狂风大作,激流奔涌,堤基下沉,在关键时刻,是您率先跳下合龙口,带动干部群众一道,用躯体挡住急流,确保合龙一次成功。您那奋不顾身,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拼搏的英雄气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与您相随相伴的日子里,我深知您脾气倔犟,索性而耿直。您心直口快,说话见心,整个心胸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府,从不耍弄权术,做您的下属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对于上级的错误决策,您总是坚决抵制,据理力争,甚至敢于犯颜直谏。记得还是平整庄任村后埭田的那个冬天,当时泉州市委某领导不同意您的做法,曾经当面警告过您:“朱赞成,你给我听着,假如耽误明年的春耕;百姓吃不上饭,我杀你的头!”而您,转身就走,义无反顾,为了百姓的利益,您一条路走到底,事实证明您对了,好险啊!1970年7月,乌屿民众因乘船通往陆地,不幸发生沉溺事故,造成6人死亡。为解决乌屿民众交通难问题,也为以后建造南堤的大围垦做好准备,您坚决主张立即建造北堤。那时市委某领导与您意见相左,为了人民的利益,您又选择了坚持,以致被调离岗位,并派来了新领导对此进行阻止和整顿。新领导到任后,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您的做法是顺乎民意的,是完全正确的,不但没有反对,还和干部群众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直至工程完竣,事实再次证明您是对的。1975年,城东被评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您以晋江地区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您面对面批评省委某领导转移“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责任,得到与会同志的支持,使省委此领导十分尴尬,以至恼羞成怒。因此惹来了您日后的杀身之祸,可是您仍浑然不知,回来时还特地带来四十多支扁担发给公社干部,以此表明您义无反顾,坚决高举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一干到底的坚强决心。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您听兄弟一句话,您蒙冤罹难,决不是城东的“派性”,也不是城东某些人,而是省委那个领导的意旨,是赤裸裸的报复。一句话,是当时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兄弟我会为您大声呐喊,鸣冤叫屈!
而对于下属的错误,您必定会给予严格批评,但过后您会和风细雨,说理疏导,直到让人心服口服,.因此您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表面看来,您似乎十分威严,然而内心深处却有着一副菩萨心肠,对人民群众关怀备至,千方百计改善民生。大从带领人民群众围海造田,平整土地,增加耕种面积,改良土壤,提高产量,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扩大小学办学布点,倡导创办城东中学,解决人民群众子女的读书难问题;率先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小至个别民众的困难,您都热情地关心帮助。记得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我俩一同路过华大门口,看到一位农妇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站在马路边瑟瑟发抖,心急如焚。当您知道是因为孩子病重急着乘车往泉州市区看病时,立即要我叫服务部用三轮摩托车送往泉州第一医院抢救。医生说,如果迟来一步孩子就没救了。您知道吗?至今那位农妇还在感激您。
我还记得,在和您相处的日子里,您常说的一句话是“业不成,心不死”。您告诫大家的一句话是“办事胆要大,心要细”。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记得在您任职的头二三年内,带领民众围垦庄任、新生等5个小海埭,增加农田1600多亩,开展平整土地,增加耕地1000多亩,可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了,但您仍不肯罢休,因为这还不足以解决城东人民的吃饭问题,于是紧接着您便展开北、南两堤的大围垦,真可谓“业不成,心不死”。特别是南堤围垦,.工程浩火,困难重重,您居然敢下如此之大的决心,真叫人为您捏了一把冷汗。当时,我作为您的一名副手,与您同睡一个宿舍,夜间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经常三更半夜还被您叫起来研究施工问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十分细致,一丝不苟,真可谓胆大如天,心细如丝。在那段时间里,您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甚至经常彻夜无眠,那种事业心,责任感,真叫人叹服。
您的拼搏精神也曾经感动“上帝”。1967年,建仕公岭三级电灌站时,恰逢武斗成风,为保证施工人员安全,是您联系有关部门,派部队“保驾护航”。是时,一位省水电厅领导路过,那火热的劳动场面,令他感动不己,于是停车驻足,视察询问。他说:“我一路过来静悄悄的,唯独你们这里干得热火朝天。”激动之余,当场批拨500粒雷管和5000元资助,以示褒奖。
您高超的组织能力,具体深入的工作作风,超前的经营管理意识也令人叫绝。您经常强调干部的一句话是:“一定要深入实际,不深入实际就不能做到上情下达,就不知道下面工作进展情况。”于是您把全社划分成几个片区,实行党委包片,干部包队的管理办法,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每逢春节过后一上班,您就组织党委、大队干部分片逐个大队现场观摩,听取汇报,指导制定大队年度工作计划。此办法既具体又深入,谁也不敢怠慢,谁也无法掩饰,而且可以互相推动,互相学习。在抓多种经营方面,也充分显露了您精于计算、善于经营管理的才干。是您制定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求质量不求数量,重视资源循环利用,确保持续发展”的办厂方针。利用埭头大队闲散在社会上的技术人员创办农械厂;组织本社个体建筑工创办建筑社:利用养猪的粮食创办酒厂,又利用酒厂生产后的酒糟养猪,创办良种猪场等,先后办了10余个社办厂,收到以工促农,立杆见影的效果,为农业工程建设,为改善民生作出重大贡献。是您打破“单打一”的经营方式,充分利用城东丘陵农地优势,在山顶种果树,山腰种经济作物,山下种粮食,使土地利用率达到最大化,使城东农副业生产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回想在与您并肩战斗的日子里,我虽有干劲,也能吃苦,但由于年纪轻,资历浅,涉世不广,难免做些傻事、错事。特别是年轻气盛,易于冲动,但每每在我即将“脱轨”之前,您都会及时地给我投来严厉的眼神,或拽住我的农角,为我“刹车制动”,让我少犯许多错误,少走许多弯路。事后还给我耐心教育和开导,让我尽快成熟起来,真是用心良苦。您的培养教育,为我曰后在异地他乡的创业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您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六十年前,二十二岁的您投身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中来,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二十七年,其间饱经风霜,历尽磨难,但始终矢志不渝,痴心不改,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拼搏精神,有目共睹的斐然业绩,使您平凡的人生注入伟大的内涵,提升您生命的质量和高度,使您的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您的人格操守,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您全部的拼搏和奋斗、追求和坚守,激荡着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情怀,这是人生最为核心的东西,最为闪亮的道德精神。也正是这种道德精神,才锻造您坦荡的胸怀和磊落的性格。您一生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以致工作二十多年,一点也不势利,一点也不圆滑,您几乎不知阴谋诡计、阿谀奉迎为何物。以致被人算计了还浑然不知,不改一颗赤子之心。正是这种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品质和耿直的性格,才能使您在邪恶面前选择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拼博,在风浪面前选择坚定,在高压面前选择抗争,才使您一生在心灵上受到侵害,肉体上遭到杀戳。然而,世上公道自在人心,金奖银奖不如人民群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后人铭记即不朽,活在人心变永生。
回首前尘追旧梦,伤心何处觅英魂。老朱啊!我的好书记,好领导,好兄长,您在哪里?我俩阔别已有三十四个年头了,三十四年,三十四个春秋,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您,经常情不自禁地谈起您;三十四年,三十四个花开花落,我仍清晰地感到,您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您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时刻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荣辱:三十四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您可知道,在异地他乡的我如何地思念着您?闲暇时想到您,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谆谆教诲,都会令我心酸喉塞.以至泪水涟涟;挫折时想到您,您那“业不成,心不死”的格言,就会立即萦绕在我的耳际,使我干劲倍增,勇往直前。您那百折不挠的品格,顿时给我增添无穷的力量,帮我克服一个个困难,闯过一道道难关。
思念最是夜晚时,特别是每逢您的忌日,都会让我彻夜不眠,泪洒枕边。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我愿追随您的脚步,牢记您的教诲,以您的人生为榜样,以您的人格作典范,直到走完我人生的最后旅程。
老朱啊!我的好书记,好领导,好兄长,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您。而我,也会在有生之年,尽我力所能及为您鸣不平,讨公道,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我对您的敬重和哀思。
情长纸短,干言万语说不完我对您的万般思念,万语千言道不尽我对您无限敬仰,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您在哪里?我真心地盼望着将来的那一天,能在阴曹地府相会。那时,我俩将会尽情地诉说这多年来的相思之苦和离情别意,再续我俩的手足之情;那时,我俩将携手并肩,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时,我俩将会同心同德,竭尽所能,保佑城东人民无灾无难,幸福安康,在党的领导下,顺利奔向我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永远向前,奋斗到底。
安息吧,城东人民的好书记,我们的好战友,我的好兄长朱赞成同志!
林敏捷叩拜
二O一一年五月
7、祭文
源山巍峨 洛水澄滢 物宝天华 人杰地灵
伟哉壮也 朱公赞成 出身庄稼 家境寒清
廿二出仕 头角峥蝾 茹苦含辛 敏锐聪颖
廿四入党 马列规行 共产主义 奋斗终生
索性耿介 襟怀坦诚 无私无畏 爱憎分明
疾恶如仇 铁骨铮铮 坚持真理 敢于抗争
远见卓识 干练精明 志存高远 达济寰瀛
公私泾渭 名淡利轻 一身正气 两袖风清
方寸海纳 助人赤诚 褒贬有度 是非准绳
围海造田 斩棘披荆 战天斗地 浪骇涛惊
平整土地 备后机耕 农改水田 稻谷丰盈
农林牧副 多种经营 全面发展 益济民生
教育为本 培育精英 广建黉学 文教振兴
银针草药 赤脚医生 合作医疗 率先推行
特殊年代 路线纷争 蒙冤罹难 死于非命
政民褒奖 殁哀生荣 树碑礼赞 德望双馨
清风劲节 仕林精英 八闽俊杰 光照汗青
河清海晏 春和景明 抚今追昔 伤心涕零
鸣乎哀哉 朱公赞成 魂兮归来 保佑苍生
公元二O一年五月
8、对联集锦
十年艰辛人犹在回首前尘追旧梦
数度风雨业未竟伤心何处觅英魂
源山巍巍悼朱公战天斗地满腔热血化春雨
洛水淼淼哀先辈踏火赴汤一片豪情泣鬼神
赞美名忆当年夕剔朝乾期温饱
成宏业看今朝春华秋实庆有余
赞美名应树碑歌功勉后辈
成宏业须立传颂德慰英魂
惊回首歌伟业正气留万古
抬望眼颂高风丹心照千秋
生当人杰一身无愧色
死为鬼雄万众共悲怆
泣血披肝政绩今犹在
身先士卒英名终古存
生当人杰战天斗地替桑梓脱贫
死为鬼雄翻山复水成民众新英
削高填洼裁弯取直平整山坡地
配电引水架设高渠实施农改田
战天斗地树一身之正气
围海造田解万众于倒悬
削高填洼向山坡要耕地
造堤围海变滩涂为良田
平整山坡地增加耕种面积
实施农改田贯彻以粮为纲
战天斗地树一身浩气
围海造田为千村丰盈
青山无奈埋忠骨
阎王长叹惜冤魂
浩气铮骨与青山长存
赤胆忠心受万民敬仰
围海丰功绶万世
高风亮节垂千秋
为民谋福含冤笑九泉
一代英灵虽死却如生
吾为朱公泣长歌
音容让人久瞻仰
赞英豪围海造田
成伟业功垂千秋
半世作一生为民舍己
丹心导赤子沥血济公
造田围海以民生为念
引水上山领社队脱贫
一生化雨露为民舍己
半世作春风沥血济公
素性耿介不畏风险不信邪正气留万古
侠骨柔肠能担责任能爱民丹心照千秋
素性耿介不畏风险满腔热血化春雨
侠骨柔肠能担责任一片丹心泣鬼神
为民众谋福祉一腔热血肥沃土
替百姓解倒悬万世英魂庇苍生
是七尺男儿生为人杰能舍己
作千秋鬼雄死有遗憾当还家
长堤横卧默无话
一任路人话短长
劳苦功高如巍巍清源山
恩惠永泽似滔滔洛江水
真理坚持鞠躬尽瘁难能
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可贵
横眉冷对千夫指可敬可畏
府首甘为孺子牛可歌可泣
沧桑长堤无语镇南北
风雨路人有感话短长
禾稼千顷曾赖长堤呵护
广厦万间应念昔年艰辛
人民公仆胸怀大志伟业千秋
朱公赞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围海民众赞
奋斗事业成
赞围垦万民致富
成新城千秋感恩
赞移山填海气壮河山
成丰功伟业造福黎民
赞城东围垦史无前例
成丰功伟业福荫后人
赞长堤横卧听潮起落默无语
成新城宏姿历经沧桑叹冷暖
赞城东特殊年代围海造田乃真伟业
成市区高楼大厦气势雄伟令人感恩
城东新姿万民赞
沦海巨变伟业成
顶风劈浪围海造田民众称赞
披荆斩棘改天换地社稷业成
围海造田万众称赞
粮丰鱼跃富民业成
不为名利筑海堤
无私惠民谋福祉
堤卧碧海听稻浪笑语
埭成新城看民众欢歌
唯大英雄能围海创业
是真俊杰当利国益民
城东围垦与山河同在
为民造福和记忆共存
城东围垦开千秋伟业
滨海新区绘一代宏图
城东蓬勃生机得益围垦工程
新区日新月异应记先人功勋
赞围海造田功绩万代
成造福子孙伟业千秋
以上对联,系庄清源、高文明、万忠平、林华太、魏寿竹、魏朝阳、魏少民先生供稿,在此致谢。
附录三
1、中央电视台国际华人频道城东公社南北堤实地录制“沧海桑田的变换”
一条长堤,数代人的渴望!
一条长堤,一代人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
一条长堤,改变了一方老百姓的贫穷历史!
一条长堤,又是泉州改革开放腾飞的雄基!
前排左起,城东大队书支魏朝阳,曾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陈春生,庄任大队支部书记林祖运,金屿支部书记董伦木
后排左起,曾任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万国兴、林敏捷、林国连
2、围海造田 发展城东
福建《海峡都市报》 2008年1月14日叶碧玉(图)
在泉州湾洛阳江南畔的丰泽区城东镇,有南北两条海堤,建于上世纪70年代。正因为有了这两条海堤,城东片区乌屿岛才实现了“岛陆交通自由”,才有了今天大面积的民宅和新居住区,也才有了“一场一馆一院”,以及大批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在这里设点……
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了建设这两条海堤,为了围海造田,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依然认为,只要是为群众办实事,得到群众的支持,他们就是对的,他们的心血不会白费。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南北堤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林敏捷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他参与并负责了南北堤建设,说起当年的筑堤围海,林敏捷感慨万千:“没有南北堤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也不可能有城东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据林敏捷介绍,当年城东乌屿岛的面积有半平方公里之大,住着王、董两姓居民。大部分的王姓渔民居于凤屿村、董姓船民住于金屿村,那时全岛的总人口有5000多人。700多年来,乌屿岛与陆地的交通全靠一条叫做“盘光”的桥,但盘光桥早已倒塌200多年,人们要通行,只有在退潮后走海滩上露出的一段宽不足2尺的古桥石板;而涨潮时就得靠船只过渡,遇到暴风雨,经常有人因此溺水而亡,这给岛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便。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蚵壳到外村出售,船上载有9人,因风大浪急、船舱进水不幸沉船,6人遇难。这起重大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群众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修复盘光桥。因此“筹建乌屿海堤、解决道路问题”之事,立即被提到当时城东公社和金屿、凤屿两个大队的议事日程上来。
原城东公社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朱赞成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方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会议,并研究决定:立即兴建乌屿北堤,解决岛上民众过路问题;今后再修建南堤,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同时部署了修建该堤的方案,指派原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总指挥,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带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年最少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的决心,林敏捷与原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章成、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制定了建堤设计和施工措施,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此开始了。
北堤圆了岛陆通行梦
据董伦木回忆,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他丈母娘一家,在他的动员下,丈母娘的房子被拆了,其他人见其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就这样,金屿大队从东朝西,凤屿大队从西向东,两边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那时两个大队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800多人次,家家户户都为北堤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 1月胜利合拢。但在合拢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人们发现北堤中段出现了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北堤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都自觉出动,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那些无法参加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一致的民心,感天动地,北堤新岸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如期抢修成功。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乌屿全岛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岛陆自由通行”愿望。
“王、董两姓原来是有历史矛盾的,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林敏捷说,北堤的建设不仅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而且也是群众和睦相处的开始,更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苦心奋战为围海造田
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促使当时城东全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8月,朱赞成调回城东 并当选为新一任的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教训,推广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
林敏捷告诉记者,当时城东处于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而且产量低下,“番薯渣汤”成了当地农民的主粮,贫穷伴随着他们。为改变这种状况,当年年底,城东公社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公社主要领导人及党委委员林华太、共青团书记蔡双梓、办公室主任庄清源、保卫组长王元复等一致通过,“筹备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当时的市水利局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优秀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本围垦的水文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
1973年7月成立城东围垦工程指挥部,由林敏捷担任总指挥,魏文海任常务副总指挥,八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庄任的林祖运、金屿的董伦木、凤屿的王德玉、桥南的刘守志、浔美的万加煌、西福的魏文德、新前的魏祁泽、城东的魏朝阳为工程副总指挥。8月,南堤开始动工,尽管有政府部门的98万元拨款,但对于全长2. 25公里的南堤工程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人们依然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苦心奋战。
迎难而上建旷世工程
据林敏捷介绍,由于当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财力物力都很有限,而且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再加上特殊时期的人为因素,以一个公社为单位进行的围海造田7000亩的工程近乎是“不自量力的”,但那时候,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顶住了重重困难和压力,创造了建国以来泉州市(县级市)最为浩大的工程。
当时,铁铲铁镐(双头尖)、锄头簸箕、木船板车等成为筑堤的主要工具。初期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多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本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还有许多单位和企业的员工来参加义务劳动,不少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建设一段时间的劳动再上班。而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更是不顾自己脚上患有鸡眼,带头赤脚下地劳作,“领导都这么拼命,我们更没有理由偷懒。”林敏捷说。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堵港前,港口两边备好了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随时待命。随着领导一声令下,人们把装满沙石的帆船沉入合拢口,再用沙包堵住空隙,声势浩大的堵港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突然,合拢口出现一个漏洞,如不及时把它堵住,将严重影响南堤的截流封闭。在紧要关头,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带头跳入洞口,并呼喊在场的党员和干部,一起跳下水,数百人齐心合力,终于把洞口堵住了。由于及时抢险,使得截流合拢一次成功,成为当时全省少见的堵港合拢一次成功的范例。
之后,南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50厘米厚的石块做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石台,缓冲潮水的冲击,整个城东海堤经受了30多年来的多次大海潮和大山洪的考验,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引水灌溉实现“海改田”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由于有北渠渠水从上部经过,能马上投入造田平整。据当时投身南堤建设的城东大队知青回忆,在王择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这些下乡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又开始造田平整;由于海泥深而烂,只好以人当牛,六七人拉一部犁、耙来平整海田。为引水上山,朱赞成又领导干部群众修建了一条8.2公里的环山水渠,使80%以上的农田得以顺利灌溉。
另外,城东大队还在海堤内实行“咸埭田”的种植实验,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大队提供全部费用。一段时间后,他们从实验中总结出了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水量”的科学方法,打破了海田需“洗咸三年”再耕种的常规,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300斤,秋季收获500多斤,次年夏季收获就高达800斤。其科学方法,给当时垦区的海堤田带来非常高的效益。
后来,全部海堤田每年粮食都在不断增收,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达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斤,全年粮食总产近300万斤。随着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逐年增加,后来城东海堤全垦区的粮食年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并全面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后来海堤内的红蟳养殖面积达6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五大淡水养殖面积也近两千来亩,产值也达1500多万元;而城东海堤内的各方面效益,一年更比一年高。
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南北堤的成功建设,围海造田的顺利完成,使城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农民不再每天吃“番薯渣汤”,也不再为交通不便而烦恼。他们开始进行淡水养殖,并投入各方面的建设。
如今,城东海堤内的建设,已成为泉州市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多个高层的新居住区已开始逐步取代堤内后来建筑的大批民宅;泉州五中、泉州第一医院、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以及福建炼油厂总部、泉州海峡箱包物流城、泉州五金商业城、全业态购物中心、创先科技园、虎都服装工业园等为代表的大批大型企事业,纷纷抢驻此处宝地;现在城东海堤内的土地价值已过百亿元,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古老的城东乌屿海堤见证了这一切,许多参与其中的老同志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原城东大队党支部书记魏朝阳为城东海堤题了一首旧诗:“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
作为该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敏捷对城东片区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无比的欣慰。他说,尽管特殊年代给了他们特殊的待遇,但他始终认为:只要是人民的利益,只要是能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事,他们就会坚定不移地和广大群众一起共同奋斗。在今天看来,正是因为当年筑南北堤、围海造田、引水上山,才有了城东现在的发展和改变,可以说是“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3、城东往事 围海造田 四十年实现新城梦
泉州《东南早报》2009年5月14日 姚炳辉 汪静文
从泉州市区过大坪山隧道,安吉路两侧绿意盎然。随着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泉州五中、泉州市第一医院、福建炼化总部等企事业机构纷纷抢滩,一大批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等居住区的开发建设以及各式交通道路等配套设施分布其间,城东片区正在进行一次华丽的转身,从农村一跃而为泉州新城区。
站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大门口,这里曾是洛阳江出海口的江海交汇处,上世纪70年代,原城东公社带领群众修建了城东南、北两条海堤,才使得城东片区乌屿岛与陆地连接,岛上居民实现自由通行:也因为两条海堤的修建,围海造田使城东新增7000亩土地,群众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在新增的土地上兴建家园。
沧海桑田,三十几年弹指一挥间。没有南、北海堤的修建,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走在安吉路上,我们看到城东片区日新月异的姿态,却很少人知道,在那特殊年代里修筑城东南、北海堤的艰辛与曲折。而在林敏捷心里,这些鲜活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变迁逐渐沉淀,静默如海堤,在潮涌潮退的拍浪声中,见证一座新城的崛起。
一天三餐薯渣糊
69岁的林敏捷先生,是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南、北海堤工程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城东处于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海岸线长,山多地少,地瘠水缺,产量低下,全公社的水田更少,口粮严重欠缺,尤以生活在乌屿岛的居民为甚。因为乌屿是小岛,土地贫瘠,而且缺乏淡水浇地,居民都靠海捕鱼为生,很少种植粮食。讨海的人,为了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家里人吃,常常趁出海在外时,买便宜的动物内脏吃,尽量少吃粮食。
“一天三餐薯渣糊”,就是城东公社群众生活的生动写照。“很苦很苦。”林敏捷叹道,薯渣就是番薯磨粉过滤后剩下的糟粕,当地群众将其捏成一小块一小块,做成渣饼晒干。由于经常会遇到“雨淋天”,使得渣饼不能充分晒干而长霉,收藏时都要先把渣饼上面的霉毛拍掉。
等到拿出来煮时,要先用脚槌捣烂了,用水泡开放在钵里,再用石臼磨成粉,最后倒进直径24寸的大锅里。这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大锅,一煮就是一大锅,这也基本上是‘家人整天的口粮了。经济好些的家庭,会在渣糊里放点米、番薯干之类的。
“当时全公社19个大队,就是这样吃的,但还是有家庭不够吃,要到洛阳去买番薯渣。”林敏捷回忆说,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班子下定决心,要帮城东的老百姓改变生活,解决吃饭问题。
三天无雨火烧埔
城东公社背山、面海,山海之间有点小盆地用于耕作,却是坑坑洼洼,灌溉极为不便,都要靠人力,而且因为是盐碱地,靠天吃饭,几天不下雨,禾苗随时可能会枯死,所以又有句俗语形容为“三天无雨火烧埔”。
说干就干,城东公社领导班子组织公社群众把原来的坑坑洼洼平整成“机耕田”,1.5亩为一丘,在田的两头,一头修排咸渠,一头修灌水渠,改良土质,粮食产量也提了上来,由原来的每亩年产量二三百斤提高到六七百斤。
解决粮食问题,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班子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农改田”。从仕公岭到洛阳桥一带,遇山挖洞,遇水搭桥,环山修了长达8.2公里的环山渠,引金鸡水灌溉,把农地改成水田,这件事共花了三年时间,使得城东公社85%的农地约1.4万亩可以引水灌溉。
即使这样,口粮的问题仍远远不能得到解决。当时公社领导班子就有人提出,单靠高灌渠供水,想让农业出高效益还不行,要想解决城东的粮食问题,得走围海造田这条路。于是,由林敏捷负责,到庄任大队搞试点。不到8个月的时间,400多亩新的庄任海埭围垦就拿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洛阳桥边的桥南大队搞试点,围了200多亩,开始种植,并获得了成功。有了庄任和桥南的围海造田经验,大大鼓舞了城东公社领导班子的信心,说明向海要地可实施,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没有办不了的难事。
随后,一个更大的围海造田规划又在酝酿之中。
退潮走海滩,涨潮靠渡船
乌屿北堤(城东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如今的北堤,在建成后不断加高加宽,海堤外坡加砌了护坡,连接陆地的内坡,茂密的防护林守护着一方水土。堤内,民居高低错落、挨挨挤挤,原先生活在乌屿岛一拨的居民搬到围垦区,繁衍生息。
当年,乌屿还只是一个面积才0.5 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的居民有董、王两个大姓,大部分董姓住在金屿村,王姓住在凤屿村。全岛人口5000多人,由于缺乏淡水浇田,土地贫瘠,很少种植粮食,大部分的居民都靠讨海为生。当时岛上居民生活很贫苦。人均居住的面积很小,经常是几代人挤在旧屋子里。因为乌屿远离陆地,用水、用电也都很困难。缺少淡水,要靠踩水车把水引来。此外,当时的条件设备都不能使岛内通上电,岛上的居民只能靠点煤油灯、点蜡烛来照明。
700多年来,岛上和陆地的交通全靠一座盘光桥,但这座古桥已倒塌200多年。岛上居民要通行,只有等退潮时走海滩上露出的不足两尺宽的古桥石板路,涨潮时就只能靠渡船了。因为石板路在海上比较光滑,而且石上经常有蚵、贝类寄生,过桥时不小心滑倒,常常会被这些贝类所伤,头破血流。另外,由于晚上没有渡船,一些外出晚归的人,只能在岸边等着天亮,或者等潮水退了再摸着石板过海。
原城东公社围海之南堤的堤上路(二)
当时村里有人娶了岛外的女子,有时遇上涨潮,送亲队伍过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安全合拢。
很快,北堤新岸的缺口终于如期抢修成功。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乌屿全岛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岛陆自由通行”愿望。
林敏捷说,北堤的建设不仅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而且也是群众和睦相处的开始,更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修建南堤 囤海造田
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促使当时城东公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当年年底,城东公社召开党委扩大会,一致通过筹备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林国连、魏文海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本围垦的水文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从凤屿村的祠堂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这是一个全长2. 25公里、面积7000亩的南堤工程。
1973年8月,南堤开始动工围堰建闸。尽管有政府部门的98万元拨款,但对围海造田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人们依然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苦心奋战。
当时,铁铲、铁镐(双头尖)、锄头、簸箕、木船、板车等成为筑堤的主要工具。初期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城东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还有许多单位和企业的员工来参加义务劳动,不少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建设一段时间的劳动再上班。据城东大队的下乡知青回忆,1974年7月中旬,他们下乡一星期后,就投身南堤的建设。同其他民工一起,他们每天3班轮着干,每一班次几人合用1辆车,挖土、装车、运土的定额为10立方米,7趟来回跑1.2公里多,一班一车要跑30多公里,其艰苦状况难以想象。
整条海堤建设中,难度最大的是建设南堤两端的排涝挡潮闸。南闸设在浔美一侧,闸后为一座“石砌双曲拱桥”,属当时省里首创的石桥建筑之一。北闸设在凤屿村的祠堂前,除挡潮排涝外,还兼具调节堤内养殖基地的水位。城东南堤的四大深港,全部抛入海砂和石块作为基础,土堤由沙基、红土、海泥等构成,外坡砌石,内坡植草种树。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之后,南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50厘米厚的石块做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石台,缓冲潮水的冲击,整个城东海堤经受了30多年来的多次大海潮和大山洪的考验,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告别吃“番薯渣糊”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结束后,由于有北渠渠水从上部经过,能马上投入造田平整。但是海泥深而且烂,只好以人当牛,六七个人拉一部犁、耙来平整海田。在城东大队海堤内,还实施“咸埭困”的种植实验,打破了海埭田需“洗咸三年”再耕种的常规,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300斤,秋季收获500斤,次年夏季收获高达800斤。
其后,全部海堤田每年的粮食都在不断地增收。据1978年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达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多斤,全年粮食总产近300万斤。随着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逐年增加,后来城东海堤全垦区的粮食年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并全面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林敏捷说,从那时开始,农民不再每天吃“番薯渣糊”,甚至还有余粮可以出售,也不再为交通不便而烦恼。
后来,海堤内的红膏蟳养殖面积达6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五大淡水养殖面积也近2000来亩,产值达1500多万元;而城东海堤内的各方面效益,一年更比一年高。
后记
城东海堤建成后,乌屿的螃蟹、内山的龙眼和芳香的稻米,让不少人对城东这田园渔乡产生了美好的向往。但城东的发展,却并未就此踏上坦途,甚至一度“失声”——这是一个让人既感熟悉又觉陌生的地方。
在人们朦胧的记忆中,这里曾是个贫穷落后的小乡镇。途经狭窄的324柏油老国道放眼望去,泥泞的村路,低矮的民房,脏乱的环境,破旧的村庄,夹杂着浓厚的禽畜味道和从家庭作坊里传出的老式机台生产时发出的尖锐声响,委实难以让人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直到近十年来,城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巨变。在人们不经意间.围海造田的城东人踏上了欢快的城市化节拍,“洗脚上田”。
如今,城东片区开发建设工地上到处彻夜灯火、机器轰鸣;高速公路、324国道、安吉路交织着新规划的市政道路组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城市交通网;以福建炼油厂总部、全业态购物中心、泉州海峡箱包物流城、泉州五中、泉州第一医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型发展项目纷纷抢驻。舍弃了农具的大叔大婶们,一个个当上了新兴服务业的小老板,越来越多的私人轿车开进了寻常百姓家,新一代城东人成为城东事业建设的开拓者。
面对历史前进的巨轮,城东总是给人带来太多的惊喜和感慨。如卧龙一般的城东海堤,默默地见证了这场从沧海、桑田,到一幢幢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的巨变。当有一天人们还在感慨城东的先辈们围海造田创下了千秋功业的时候,在回首与展望之间,有谁相信:这,就是那个地方——城东!
4、追忆城东海堤围垦建设
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新二十六辑
2008年5月魏朝阳
2007年9月13日,《泉州晚报》刊登了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撰写的《十年城东,风雨情怀》。我看后感慨良多。特别是读到“当有一天人们还在感慨城东的先辈们开天辟地、围海造田创下的千秋功业的时候……”一段话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当年城东的围海造田,以它不朽的功业,正感动和激励着众多的后来人。我这个早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老共产党员,也因当年亲历那场“围海造田”的拼搏,感慨特别深沉,忆绪也不断涌现:
城东海堤和围垦区,位于泉州湾洛阳江南畔,当时属于泉州市城东公社的管理范围。城东处于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山多地少,海岸线长,地瘠水缺,产量低下,人均耕地仅300多平方米(即半亩多),全社的水田更少。口粮严重欠缺,“番薯渣糊”成了当地农民的主粮;而且其它经济收入也非常有限,贫穷经常伴随着他们。
1969年,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与革委会副主任林敏捷、分管农业的负责人林国连一起,到城东大队后路村看高灌渠“文革渡槽”一带的通水情况。我作为城东大队负责人向他们汇报说:“农改田的地块耗水量大,扣除付出的费用后,收益不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朱赞成说:“看来单靠高灌渠供水,想取得农业出高效益还不行,要想解决城东的粮食问题,要想对国家多作贡献,得走围海造田这条路。”林敏捷、林国连都说有道理。朱赞成等建议由林敏捷负责,到庄任大队搞试点。说干就干,不到8个月的时间,27万平方米(即400多亩)新的庄任海埭围垦就拿下来;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桥南大队搞试点,也获得成功。有了庄任和桥南的围海造田经验,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决心更大了,认为只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有一个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领导班子,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难事。因此更大的“围海造田”规划又在酝酿之中。围海造田,可让城东人民得到比原来更多的田地和收入,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非常拥护。
王、董齐心,自力更生,堤成大道梦成真
当年,乌屿岛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大部分的王姓渔民居住于凤屿村、董姓船民居住于金屿村;全岛的总人口有5000多人。700多年来,当地渔民从乌屿岛来往于陆地,全靠古盘光桥作交通要道。由于盘光桥早已倒塌200多年,岛上居民只有等退潮后才能走海滩上散落的古桥石板(桥板宽不足0.7米)到陆地;涨潮时就得靠船只过渡。这给岛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遇到暴风雨时,岛、陆的交通就被迫中断,由此溺水而死者时有发生。1970年农历十月十五,一艘载有9人的过渡船只,因风大浪急、船仓进水而造成沉船,6人死于此难。
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群众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修复乌屿桥。因此,“筹建乌屿海堤、解决道路问题”之事,立即被提到当时城东公社和金屿、凤屿两大队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来。其时,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朱赞成,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方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扩大会,并研究决定:立即兴建乌屿北堤,解决岛上民众过往问题:今后再修建南堤,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他还部署修建乌屿海堤的方案,指派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总指挥,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原城东海堤南堤之水闸一角
林敏捷带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年最少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的信念,与时任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此两人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副总指挥),会同魏章成、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制定建堤设计和施工措施,董伦木、王德玉等两位书记负责现场指挥。
乌屿海堤(后来俗称为“北堤”)的修建,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的劳动力达800多人次。金屿大队修堤人员从东朝西修建,凤屿大队修堤人员由西向东修建,两边各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董伦木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丈母娘的房子拆了,其他人见大队干部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王、董两姓历史上有过矛盾,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双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在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的领导下、在北堤建设指挥部的带领下,金屿和凤屿两大队的群众基本上用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排除各种困难,齐心协力地修建乌屿北堤。当时,泉州(县级市)的个别领导对乌屿海堤的建设持有不同意见,调陈昌密同志来城东公社替代朱赞成。陈昌密“下车伊始”,了解到兴建乌屿海堤是“为民众办实事”的正确行动时,不但没指令下马,反而积极参与修筑乌屿海堤的建设。在修建期间,虽然有不少堤段经常下沉,但经过1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 1月胜利合拢。合拢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北堤中段出现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体自觉出动,在城东公社的主要领导以及两个大队全体干部的带领下,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当时不能直接参加抢修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干部群众齐心合力,感天动地,北堤新岸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如期抢修成功。乌屿海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乌屿全岛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难求的“岛陆自由通行”的愿望。
乌屿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后来还不断地加宽加高),共投入近57万工曰,完成4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其成果得到当时省、地委主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促进和带动新生、后埭、前头等大队在各自的海边兴建小围垦。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既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又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城东公社海堤之南堤水闸
上下协力,艰苦奋斗,人变观念海变田
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促使当时城东全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年8月,朱赞成被调回城东,并当选为新的一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以及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和教训,推广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当年年底,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出席会议的除正、副书记外,还有林华太、魏文海、魏祥姑、杨福林、杨传宗、林祖运等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团委书记蔡双梓、保卫组长王元复、企业办主任何汽成、供销社主任林荣福等人,以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会一致通过:“筹备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当时的市水利局,也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调查,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拟围垦地段的水文(台风、潮汐、洪水流量、排涝调洪等)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南堤的堤址从凤屿村的祠堂前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该方案经公社党委确定之后,便逐级报送省委、省政府批准。该垦区内可耕地面积为467万平方米(即0.7万亩),保护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即1.2万亩);需新建的南堤长达2. 25公里(海堤的最高点达8米)。
1973年7月成立“城东围垦工程指挥部”,林敏捷担任总指挥,魏文海任常务副总指挥,庄任的林祖运、金屿的董伦木、风屿的王德玉、桥南的刘守志、浔美的万加煌、西福的魏文德、新前的魏祈泽、城东的魏朝阳等8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为副总指挥(8个大队按各自计划分得的海堤田亩数,安排每天应出勤的劳动力)。当年8月15日开工围堰建闸(次年5月进入全面建设土堤)。
那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建筑设备落后,城东公社的海堤建设,主要靠铁铲、铁镐(双头尖),锄头、簸箕,木船、板车等作为主要工具。海堤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参与建设本地这一建国以来最为浩大的工程。当年的围海建堤,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因素:一是其时正处于“文革”的特殊阶段,思想还较为混乱,凝聚力还较为欠缺;二是建堤的资金非常短缺,物资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上级政府在财力上的支持还很有限);三是土、沙、石料等的运输距离较远(有近三分一的土方,取自北堤外的桥南见边旧村,大部分石块采自桃花山等地,海沙从秀涂等处装运);四是围海建堤的工程难度很大(海堤基础差,海泥的层深有的深达15米,浔美浦、前浦、后浦、色仔沟等4条深港道正处在其间,台风在堤内的吹程大,海浪高达1.6米以上);五是排涝抗潮的设计要求高(集雨面积达33.5平方公里,排洪流量大,每天还须抵挡两次海水的涨落潮)。
当时,城东公社党委响应党中央“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等号召,用兴建海堤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团结民众、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挖掘各大队及所属企业的人力和财力,缓解资金的不足;以“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群策群力”等举措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
在整条海堤的建设中,难度最大的是建设南堤两端的排涝挡潮闸,最艰巨的是堵港合拢。南闸设在浔美一侧。此闸分成5孔,每孔4米,净宽20米;闸后为一座“石砌双曲拱桥”,净跨度为25米,属当时省内首创的石桥建筑之一。北闸设在凤屿村的祠堂前,除挡潮排涝外,还兼调节堤内养殖基地的水位。南、北两闸最大的排洪流量为21年一遇的335立方米/秒。城东南堤的四大深港,全部抛入海沙和石块作为基础;土堤由沙基、红土、海泥等构成;外坡砌石,内坡植草种树。
在南堤的建设中,堤身多段经常反复沉陷。初期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每班都超出2000多人次,板车600多辆,机帆船六、七十艘。城东公社的其他大队,也经常派人派车协助建设,参加义务劳动的有城东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卫生院、供销社、信用社、邮电所、粮站及建筑社、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市区的一部分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也经常赶来支援;莆田、晋江等地的兄弟单位也派来数十艘木帆船帮助运沙石填基。在突出阶段,参加筑堤的人数,一班最多达5000多人、板车1000多辆。公社的机关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先参加海堤一段时间的劳动再到机关上班。
据城东大队的下乡知青回忆,1974年7月中旬,他们下乡一星期后,就投身南堤的建设。他们同其他民工一样,每天3班轮着干,每一班次几人合用l辆车,挖土、装车、运土的定额为10立方米,一趟来回需跑1.2公里多,。4班一车要跑30多公里。下班时,全身骨头都快散了架,其艰苦状况难以想象。至城东海堤合拢时,这些知青的身上都儿乎掉了1 0几斤肉,但体能和意志却得到最大的煅炼和提高。
经1年又4个月的苦战,南堤终于在1974年1 1月26日实施堵港合拢。其时潮速缓慢,水位较低;合拢的拢口宽度为120米,但因海潮的落差较大,潮水的流速快,当时先采用“平堵法”,待拢口抬高后,再改用“立堵法”进行施工。合拢堵港的当天,泉州市委书记林平凡还亲临现场指导;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荣彩,也亲自带领3个医疗小分队,到现场作医疗援助。堵港前,在港口两边备好数千袋沙包,上百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在港口前待命,堵港时先把虎网船装满沙石,沉入合拢口,空隙用沙包堵塞。在堵港中,合拢口出现一个较大的漏洞,如不及时地把它堵住,将严重地影响南堤的械流封闭。在紧要关头,党委书记朱赞成带头跳入洞口,并呼喊在场的党员和干部,一起跳下水,数百人齐心合力,终于把洞口给堵住了,由于及时抢险,使第二天的截流合拢一次成功。南堤堵港合拢成为当时全省少见的堵港合拢一次成功的范例。
整条南堤共投入近120万工日,完成80多万立方米土石方。凤屿村年仅19岁的女青年王桂英及埭头村共产党员蔡永来等人为南堤的建设而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有力地鼓舞当时所有民工,也为后来人树立一个为社会而勇于献身的榜样。
堵港之后,该海堤还多次加固加高,堤外也加砌0.5米厚的石块作护坡,并在6.5米的高处,建2米宽的迎水石台,缓冲潮水的冲击。整个城东海堤经受住30多年来的多次大海潮和大山洪的考验,事实证明了当年设计的科学和建造的质量。
利在当代,功垂千秋,吃水不忘挖井人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由于有北渠渠水从上部经过,能马上投入造田平整。据当时投身南堤建设的城东大队知青回忆,在王泽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这些下乡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又开始造田平整。由于海泥深而烂,只好以人当牛,六、七人拉一部犁、耙来平整海田。并从事城东大队海堤内的“咸埭田”种植实验;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大队提供全部费用。他们从实验中总结出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水量”等科学方法,打破海埭田需“洗咸三年”再耕种的常规,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150公斤,秋季收获250多公斤,次年夏季收获就高达400公斤。其科学方法,给当时垦区的海堤田带来非常高的效益。其后,全部海堤田每年的粮食都在不断地增收,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达23万多平方米(即3500亩),平均年亩产425多公斤,全年粮食总产近150万公斤。随着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逐年增加,后来城东海堤全垦区的粮食年总产量超出350万公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并全面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后来海堤内的红蟳养殖面积,达40多平方米(即6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五大淡水养殖的面积也近133万平方米(即2000亩),产值也达1500多万元;而城东海堤内的各方面效益,一年更比一年高。当年,本人曾以_“城东海堤”为题写了一首诗:“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
城东海堤的建设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获得如此成功,这是省委的支持,地、市委的重视,公社党委的直接领导,各大队党、团员、干部及群众的齐心合力,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基层干部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科学、造福一方的光辉典范。其光辉业绩,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干部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计私利,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当年的城东海堤是强力的粘合剂,它把上下左右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城东海堤又是革命的大熔炉,它造就出一大批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党员和干部;城东海堤也是人才的培育基地,它培育出一大批敢于拼搏、勇于奋进的青年;城东海堤还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它谱写着众多参与建设的干部、群众的英雄、史诗!它将激励着后人,为国家、为社会、为一方群众的利益、努力地尽自己的一份奉献!由于城东海堤围垦区能在不同的年代、不同时期的党政干部的领导下,与人民群众一起不断地开辟新局面,创出高效益,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在深刻感受并分享到了城东数十年来发展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后,都没有忘记“城东的先辈们开天辟地、围海造田创下的千秋功业”。这是对当年为城东海堤建设付出了生命和心血的人们的一种敬重和怀念,也是中国优良的民族传统的一种再现;它将化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人们不断地继续努力奋进,再创造更大的辉煌!
如今,城东海堤内的建设,已成为泉州市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在中共泉州市委、丰泽区委及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多个高层的新居住区,已开始逐步取代堤内后来建筑的大批民宅;泉州五中、泉州第一医院、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以及福建炼油厂总部、泉州海峡箱包物流域、泉州五金商业城、全业态购物中心、创先科技园、虎都服装工业园等为代表的大批大型企事业,纷纷抢驻此处宝地。今日城东海堤内的土地价值已过百亿元,并出现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注:本文有些内容引自1979年2月“城东公社海堤平整指挥部”(《城东海堤垦区小结》等多本原始资料及1999年11月《丰泽文史资料》第二辑((城东海堤建设始末》一文。)
(魏朝阳整理)
5、城东海堤建设始末
泉州市丰泽区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
1999年I1月 万国兴
城东海堤位于泉州湾洛阳江南畔的丰泽区城东镇,它是由南、北二堤组成的。北堤是从金屿村的塔脚至桥头亭,全长一点一公里;南堤是从凤屿村的祠堂口至浔美村的龙头山,全长二点二五公里。城东海堤的建设是泉州市(县级)70年代的一件大事,对泉州市和城东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将海堤建设的前前后后回忆记录,以备后人参考。
北堤
乌屿岛面积0. 45平方公里,居住着王、董二姓居民,姓王属于凤屿村,姓董属于金屿村,总人口五千人。有史以来,乌屿岛与陆地隔开,退潮走平板桥,涨湖靠船过渡,村民往来和物资购售全部靠渡船接送,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旦遇到台风暴雨交通便中断了,溺水而死者经常发生。一九七O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金屿村村民董矮然运蚵壳往琯头村出售,船上又载村民九人,因风大浪急船仓漏水造成沉船,溺死六人。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公社、大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于一九七O年筹建海堤的事情提到了公社、大队的议事日程。
北堤的筹建是由公社牵头,成立了北堤筹建指挥部,人力、财力由金、凤屿二村共同负担。原公社分管农业的领导杨福林任指挥,协调处理二个村的关系及组织社会力量给予支援:原金屿村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村党支部书记王德玉任副指挥,具体负责现场施工、劳力安排采购材料。在北堤的筑建中,每天投入劳力八百多人,每天分为二班,涨潮时近百艘船运沙石填基,退湖时八十多辆板车运土筑堤。支援建堤的有本公社范围内十九个大队、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和职工。经过近一年的拼搏,同年十月完工,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北堤共填砂石土方40万立方,耗资一十九点四四万元。一九九一年在市、区水电局的支持下,再投入七点九二万元,对北堤再进行维修加固,主要是筑一道一千三百二十立方的防浪墙。
南堤
筑建南堤是在全社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在“以粮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原公社党委为了解决群众以地瓜渣为主食的缺粮状况,大力贯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精神。一九七三年七月成立建堤指挥部,八月动工。
海堤指挥部人员组成是: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任总指挥,原公社党委委员魏文海任常务副指挥,十九个大队革委会主任作为指挥部的成员,部址选在浔美村万马来宅内。指挥部下设四个组:一是材料组,林安居、林清辉负责采购和保管材料。二是施工组,原泉州市水电局魏章成、李德绩、陈振瑞负责其勘察、设计、施工,原公社水利技术员刘德汉、郭景港、郭石玉也先后到海堤协助施工。三是财务组,林章时任会计,魏献群任出纳,谢瑞旭任食堂总务。四是宣传组,何振汉、刘金固负责编写宣传材料、简报和广播。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建筑技术设备落后情况下,城东公社要筑建这个建国后最浩大的工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从工程难度看:一是基础差,海泥层最深达到一十四米,还有浔美浦、庄任浦、乌屿浦、色仔沟四条港道。二是挖土和开采石沙路途较远,土要从浔美龙头山、桥南见边旧村挖取;石头、要从桃花山、白坠岛开采;沙要从秀土、白沙装运。三是围垦面积七千亩.周围保护面积三十三点五平方公里,山美水库北渠还从垦区经过,使垦区最大流量达到每秒钟三百二十立方,排洪时海潮每天有二次顶托。从社会现状看:一是建堤时已处在文革期间,派性斗争十分严重,人心不齐,出现了人与人斗的普遍现象,故而产生了,“城东人民围海堤,特权阶级吃鱼虾”的种种舆论,加剧了全社的动荡不安。二是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处于崩溃的边缘,资金短缺,物质紧张,上级政府在财力上的支持也是十分有限的。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苦战,南堤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堵港成功,南北二段的土堤合拢了。土堤构成是:底层全部用沙填基,中层用海泥回填,上层用红土加高,外坡彻石,内坡植树。参加筑堤的民工每天有二千多人,板车六百多部,机帆船五十多艘。在突击阶段,参加义务劳动有本社的中小教师和卫生院、银行、供销社、粮站、邮电、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建筑社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市区一部分工厂的工人和机关干部也来支援,晋江仙石、莆田等地也派来三十多艘木帆船帮助运沙石填基。其时,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人,板车二千五百辆。
在整条堤的建设中,最艰巨的事是在南堤两端修建二个挡潮排涝闸和堵港。南闸是开始筑土堤时动工,主要是承担整个垦区的排洪。闸址选择在浔美村无尾桥的桥头,闸基建在一块二百多平方米的花岗岩上,确保在潮水和排洪的冲击下不会沉陷。这个闸净宽二十米,五个孔,每孔宽一点五米,投资一十四万元。北闸是建在凤屿村祠堂口,主要是调节堤内海水养殖基地的水位,净宽一十二米,五个孔,每孔宽二米,投资八万元。堵港是选择在十一月下旬潮水最低时进行的,这时水位低,潮速缓慢,易于截流。堵港前,先在两边的港口备用沙包三千多袋,一百多艘帆船全部装满沙石在港口待命;堵港时,先把五艘虎网船装满沙石排成一字形沉人合拢口,基本上把堤内外的潮水隔开,空隙采用沙包堵塞,当天堵港成功。堵港后又出现一次沉陷和滑坡。由于及时抢救,大堤依然无恙。土堤建成后,用石头在堤外砌五十公分厚的护坡,并在六点五米处建筑一个二米宽的平台,缓冲潮水的袭击。南北堤合拢后,紧接着,对垦区内的土地进行规划的平整。安排平整农田五千五百亩,道路、绿化带六百八十五亩,剩下水田面积八百一十五亩。整条南堤投入沙土一百二十八点六七万立方,石头九点七二万立方;投入劳力二千五百万工曰;资金二百七十一点五六万元(其中:省市区拨款一百八十九万元)。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再投入一百三十二万元进行全线加固,现己成为省达标工程。
在南堤筑建中,伤亡了凤屿村王桂英、埭头村蔡永来二人。蔡永来家中有老幼,生活较困难;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原鲤城区民政局每月拨给抚恤金一百元。
海堤竣工后,立即成立城东海堤管理站,人事几经变动,目前有管理人员五人,主要职责是堤防管理和综合经营,堤防费年收入四点七一万元,做到管理费用自给有余。
效益
城东海提保护了城东镇、华大和万安街道办事处八个村,保护了华侨大学、城东中学、泉州十中和聋哑学校,保护了福厦公路、福泉厦高速公路、漳泉铁路及山美水库北渠畅通无阻,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垦区内目前已办裕盛、永太、恒盛、三盛等企业一十六家,年产值五千万元:红蟳养殖专业户一十九家,面积五百九十五亩,产值二千万元;五大淡水养殖户,面积一千四百亩,产值一一千万元;种植水稻二千五百亩,粮食年总产三十七点五万斤,经济效益日趋显著。
城东海堤诞生在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人物,产生了特殊的误会。但它经过二十五年风雨的洗礼,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澄清了是非,评论了功过,已成为历史的见证。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历经劫难胞波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已有了共同的理解。
城东海堤——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6、围海造田利在当代 发展城东功垂千秋
福建《闽南儿女》第十四辑 2010年12庄永章
朱赞成、林敏捷先生
2010年初夏,笔者偶然发现一本由香港出版的《杰出人物》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6期,其中一篇题为《建浩大大工程谱奉献赞歌》的林敏捷先生专访文章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
对林敏捷先生的专访,将上世纪70年代泉州市城东公社在党委书记朱赞成的领导下,建造南北堤,围海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引水上山,农改田等工作,改变了城东,为今天城东的辉煌打下良好的基础,可谓是“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伟大业绩。
日前,笔者专程前往香港拜访林敏捷先生。这位20世纪后期赴香港定居的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副书记,在香港几十年的岁月里,依靠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当上了香港尚峰有限公司董事长。事业有成的林敏捷时刻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捐资兴建城东中学、庄任小学,老家庄任社区老年会等公益事业,受到了家乡人民的一致称赞。
永远的丰碑,城东人民怀念朱赞成
林敏捷先生讲述了他与朱赞成一起努力奋斗的那些难于忘怀的峥嵘岁月…..
朱赞成1928年12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浮桥镇霞州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小学未毕业就到浮桥、石狮等地米店当学徒、店员。解放初期,朱赞成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项运动,l 950年,年仅22岁的朱赞成被选为泉州浮桥店员工会主席,由于表现突出,1951年调入福建省泉州市税务局工作,195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任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长而后兼泉州市区四个街道办事处党总支书记,1956年任泉州市东湖乡党委书记,因撤乡,扩大公社行政区域,1958年任泉州市东海公社党委副书记,1959年被错定为地方主义分子,下放到位于城东公社的新铺村的泉州市第二畜牧场劳动,1962年甄别后调泉州市委机关分配到农村工作组,下城东公社庄任大队蹲点。1965年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1967年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68年调任泉州市建设局局长,1972年回调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
林敏捷先生十分感慨告诉笔者,作为当时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工作之中,而首当其冲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要解决东城公社十九个大队、三万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朱赞成,他眼里含着泪水、心淌着热血,激动地说:“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
朱赞成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于是他经过调查研究,庄任大队人多地少,田地大部份是盐碱地,产量低,全大队缺粮非常严重,经党支部和贫下中农代表研究,决定平整大队的一片土地——后埭田。先从改造近千亩的盐碱地及池塘填平,从而增加200亩耕地。每丘分为一亩半,为以后机耕化打下基础。为解决盐碱地排灌问题,在中间开一条较深的排成沟排咸,每一片建
一条石渠的灌水渠。庄任靠海,海风大,就在300米长的滨海种一片木麻黄防风林带保护耕地,使亩产量大大提高,但还远远不够,要解决粮食不足必须围海造田,所以又经研究决定围垦一片海地,仅8个月时间就围海造田420亩,资金不足,就把分散个体户、手工业组织起来,米粉厂、木刻厂、壳灰厂等都积极参加,因庄任当时劳动力外流非常严重,到三明、邵武等地做个体工,就地把这200-300人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庄任建筑工程队,派出领导和财务人员到现场管理,收入30%现金归个人所得、70%现金归集体收入按金额记工分,来解决资金不足。庄任还有300多亩的农地高低不平,水土流失严重就发动群众把表面土堆在一边,然后把高低不平的红土挖平,挖平后又把表面土填在上面,这样既防水土流失,又为以后农改田打下墓础。
朱赞成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接受群众组织批判,社会上武斗严重,虽然在这种特殊的年代下他都坚持工作岗位,深入工地、大队、生产队和干部群众一起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干部要坚守岗位带头参加劳动。1975年,他参加福建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从福州带回40支扁担发给泉州市城东公社机关干部参加挑土使用。1967年,建城东公社仕公岭高干渠天桥时必须横穿国道324线,正是武斗成风,因资金缺乏、雷管缺少(炸石需要)进度比较慢,有影响公路交通,恰逢福建省水电厅厅长曹玉焜路过泉州,看到沿路都没有搞建设,唯独城东搞得这样轰轰烈烈,曹厅长下车调查情况后,深深被朱赞成的行为所感动,社员都向曹厅长反应缺乏资金和雷管,他当场批拨5000元补贴和500粒雷管帮助解决当时的困难。
朱赞成在任泉州市城东党委书记期间,工作认真负责,事事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肯干、敢干、为人正直,对上级有看法敢于直言提意见,对基层干部既爱护又严格要求,当时有的干部就说当老朱干部“真硬水”(闽南语,意为非常吃力。笔者注),农忙都大忙、农闲年年搞农田基本建设,围海造田。
泉州市城东公社是一个背山临海的丘陵地带,山多地少、水田少、农地少。公社人口3万多人,水田面积5千亩,农地12000多亩,山地面积6万左右亩,海滩地面积5万余亩。
朱赞成在庄任蹲点期间,基本了解全大队的基本情况,在他任职期间,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在城东公社范围内推广庄任的实际经验,要求各大队制定建设规划,并且每年春节过后就带领各大队主要领导对全社各大队逐个检查,全年完成的项目不仅仅造表汇报,还亲自到现场察看,及时准确制定新的一年工作计划。
朱赞成首先在全社比较高标准平整水田近5千亩,水田小平原填平坑坑洼洼和池塘,建设好排灌渠道,平整到能适应机耕的标准,是丘陵就裁弯取直,通过平整,增加近千亩田地。治理近8千亩山坡地。农地灌溉必须有水必须有电,引水上山。全社由原先30千瓦的电,增加到2干7百千瓦,大大增加农田的灌溉用电,并且给饲料加工作业和群众生活照明带来很大的方便。有了电就可引水上山,先在仕公岭建一、二级的电灌站,从仕公岭挖5米深4百多米长的低灌渠,使8个大队的水田得到灌溉,为了旱涝保收再从仕公岭架三级电灌站的高干渠由仕公岭至塘西东宅全长8.2公里,大小渡槽17个,最高最长的后路文革渡槽高13.9米,长420米从而使全社80%农地能得到灌溉。发展多种经营,因城东山坡地多,又适合种龙眼,全社19个大队组织耕山队,每种一棵龙眼,挖一米见方,全社种近十万左右株,苗款由公社补贴,同时还种药材、芦笋等蔬菜及其他经济农作物。
为了解决资金来源,大办社办企业有农械厂、塑料厂、食品厂、木器厂、纸厂、饲料厂、砖瓦厂、建筑社、养猪场、酒厂等十多余企业,年产值5百余万元。
围海造田,城东围垦7千亩、庄任420亩,桥南320亩,新生340亩,后埭420亩,前头1百亩。重视教育领域工作,十九个大队都建校舍办小学并亲自挂帅筹建城东中学。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每个人队部建有知青楼。年年完成征购任务,每年完成粮食征购I百5十多万斤、花生20多万斤、生猪派购任务l万头。改造东星、新前、城东、法下美、西福、新生、塘西等大队8条排灌沟5千多米,改造为四条增加耕地1000多亩,原排洪沟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坑岸双边低浅,遇到洪水来满坑倒岸,没雨就没有水,经过改造加固双边岸砌石,在一定距离筑小坝。
林敏捷先生接着指出,朱赞成在任职的几年内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为城东人民做了许许多多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实事、好事,成为城东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因此,城东人民永远怀念朱赞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在哪个历史年代,哪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共产党人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历史总不会忘记,人民总不会忘记。尽管时间已经推进了近半个世纪,但当年朱赞成为人民大众所做的一切都犹如昨天发生的那样清晰展现在人民的眼前。“没有先辈们的血汗和艰辛,那有今天的繁华似锦。城东的沧桑巨变,灿烂辉煌,作为当年泉州市城东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功不可没。”林敏捷先生无比感慨地告诉笔者。
南北海堤的建设改变城东落后面貌
林敏捷先生着重指出:在泉州湾洛阳江南畔的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东镇,有南北两条海堤,建于20世纪70年代。正因为有了这两条海堤,城东片区乌屿岛才实现了“岛陆交通自由”,才有了今天大面积的民宅和新居住区,也才有了“一场一馆一院”,以及大批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在这里设点……
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了建设这两条海堤,为了围海造田,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依然认为,只要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就是对的,他们的心血不会白费。没有南北堤就没有现在城东的辉煌,也不可能有城东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据林敏捷介绍,当年的泉州市城东乌屿岛的面积有0.5平方公里,住着王、董两姓居民。大部分的王姓渔民居于凤屿村、董姓船民住于金屿村,那时全岛的总人口有5千多人。7百多年来,乌屿岛与陆地的交通全靠一条叫做“盘光”的桥,但盘光桥在2百多年前倒塌,当时人们要通行,只有在退潮后走海滩上露出的一段宽不足2尺的古桥石板;而涨潮时就得靠船只过渡,遇到暴风雨,经常有人因此溺水面亡,这给岛上人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便,更谈不上什么建设发展了。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蚵壳到外村出售,船上载有9人,因风大浪急、船舱进水不幸沉没,6人遇难。这起重大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群众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修复盘光桥。因此“筹建乌屿海堤、解决道路问题”之事,立即被提到当时泉州市城东公社和金屿、凤屿两个大队的议事日程上来。
时任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朱赞成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方面立即召开城东公社党委核心组会议,并研究决定:立即兴建乌屿北堤,解决岛上民众交通问题;往后再修建南堤,围海造田,解决泉州市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同时部署了修建北堤的方案,指派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海堤建设的总指挥,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带着为老百姓办一件实事的决心,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林敏捷与原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章成、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制定了建堤设计和施工措施,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此开始了。这也就是泉州市城东公社在朱赞成同志精心组织实施下建设城东南北海堤的历史背景,城东南北海堤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泉州市城东落后的面貌,为城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朱赞成的高瞻远瞩和劳苦功高,将永远铭刻在城东发展的里程碑中。
朱赞成业绩利在当代,功垂千秋
林敏捷指出,朱赞成在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书记任上的业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他所做的一切,都为广人的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句话,朱赞成业绩利在当代:功垂千秋。历史将永远铭记朱赞成为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城东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324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1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耕地1.7万亩,其中水田5千亩,农地(主要种地瓜)1.2万亩,山地6万亩,海滩地5万亩。农民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海水,淡水也缺,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渣糊充饥。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贫困落后的面貌。因为他脚底长鸡眼,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使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大早去参加劳动。有一次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者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朱赞成当初主要是抓城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在他的领导下,城东公社在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工业企业等方面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当地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
城东公社长期缺水,朱赞成就提出从金鸡水闸引水,并培训出7个水利干部,这些人都会测量、设计、建设水利工程,并对全公社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合理安排。
1967年,仕公岭建设二级电灌站,当初时这个站有25米的落差,一级是10米,还有5米从324国道通过,当初那里都是石头,要用炸药炸掉才能建设,朱赞成不畏艰难,坚持抓这件事情。
当时一个电灌站的用电量就300千瓦,后来又建了500千瓦的。朱赞成还组织了50个人的专业队,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后来为了解决全公社的用水问题,再建了37个电灌站,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 除了水电站,朱赞成还组织群众开渠引水,建了5千米的北渠引水渠,还发动群众建了8.2千余米的环山灌溉渠解决了生产、生活的用水难题。
朱赞成搞了那么多农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设,建设者是依靠社员,资金则是依靠社办队办企业收入。在城东公社,朱赞成搞“以企促农”,“以农养企”在公社兴办了10个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纸厂、酒厂、(埭头)农械分厂等都颇具规模,这些工厂能容纳近千人,工人的工资从厂里领,一般工人每月工资2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办工厂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需要的资金。当时建电灌站,总共化了13万多,都是靠企业盈利上缴来的利润。
城东人均产值大约120元,如果按1万个劳动力计,每人年均有418元。
到了1972年后,所有产业收入达986万元,净利润671万元,人均一年有223元,劳动力人均则达671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朱赞成在城东公社任职时,公社每一年都有一个大工程,1967年从仕公岭引水,北渠引水,1970-1974年建设北堤、南堤,最终合成城东海堤,其他大队还有5个小海堤,小围垦。最后发展到城东人民有地了,也有水了,生活变好了。
城东公社经济发展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发展,和朱赞成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朱赞成为人很正直,事业心和责任心都比较强,他任城东书记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业不成,心不死”,还经常告诫干部“办事胆要大、心要细”,他的任人唯贤,在干部及群众中影响都较好。
当时城东公社19个大队分为6个片区,朱赞成要求公社的党委委员包片区,公社干部包大队,所有人都有责任片区,工作都要做到位。城东经济在文革期间发展这么快,与这个制度密切相关。
即使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班子都瘫痪了,城东的班子没有瘫痪,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一直在抓农建,促生产,解决基本建设的问题。
朱赞成要求干部要深入实际,他常说:“如果不下去基层,怎么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公社里组织开大会,他要求每个公社干部要交半斤粮票、交2毛钱作为伙食费用,公私分清。每年春节前总结,春节后还组织干部到每个大队检查工作。
朱赞成处理事情比较决断,被人称“斧头朱”。当时庄任有24个小贩采蛏,成本0.16元一斤的蛏被卖到0. 24元,看到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偷偷去采蛏,朱赞成果断决定,除了以前的小贩,不能再增加新的小贩了,解决了百姓纷争的问题。
朱赞成一直要求凡事干部要带头。1967年城东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夫妻有850对,超生率从320/oo降到9.2%,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在计生政策上,他就先从干部抓起,要求40岁以下的已婚己育干部都要结扎,但他也体恤干部,规定男的结扎可以休息3天,女的结扎可以休息7天,还每天给一餐猪肝,这体现了他的人性化管理。
他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南堤合拢时发生坍塌事件,他带头跳到海里去,所有的党员干部也跟着跳下去奋力挡住坍塌。
1967年遇上文革,那年春节红卫兵带他去公社党委接受批判,批判时他还在关心农业建设,说春耕快到了,大家要做好水利渠道建设。
福建泉州城东,那是一个依山面海的丘陵地带,水田面积少,且大部分为盐碱地,还有的就是“三天无雨火烧埔”的旱地,土地地质贫乏,水稻产量极低。“这里人们的口粮就是地瓜渣糊。地瓜渣就是用地瓜在被钉子钉得密密麻麻的铁板上磨成浆,经过层纱布的过滤,把粉状的东西沉淀,剩渣做成地瓜渣饼晾干吃,用大缸储藏起来。”林敏捷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口直径24寸的大锅,每次煮上一锅地瓜渣糊,吃上两餐,人和猪狗、鸡鸭等家禽家畜吃的都是同一锅里的地瓜渣糊,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口粮,还不够吃,这里的百姓还要到邻近的洛阳镇去买人家用来喂猪的地瓜渣来当口粮,生活已经极其贫困。”
“朱赞成同志经常穿着人字拖,骑着脚踏车,穿梭在19个大队之间,通过深入调查全社的自然环境,找出了源头。”林敏捷先生回忆说。之后,他们在朱赞成同志的带领下,用事实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的觉悟。实践中也见证了朱赞成同志独有的领导才干和他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林敏捷先生进一步介绍说:“在靠海大队改造盐碱地的同时,朱赞成同志又把靠山的大队的注意力集中到‘三天无雨火烧埔’完全靠天吃饭的12000亩的旱地上。解决旱地的根本就是引水和平整土地。1967年初,刚开始从公社的南端的瑞峰岭下建越三级大电灌站,再建起了直达公社西北边的塘西大队的全长8.2公里的高架引水渠。水渠环山而建,全程几十个大小天桥中,在长达100多米,高13. 9m的后路天桥的建设中,更加体现了城东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当年的《泉州晚报》曾有‘一桥飞架南北’的赞誉。水的问题解决了,更大的工程是对地的平整。每块地要把供种植的好土壤先移到一边,把地底下的红泥挖平和围埂,再把好泥铺上,然后灌水耙平。经过几个冬闲季节的奋战,全社80%(近万亩)的旱地都改成了水田。不仅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也跟了上来,人们想在这些地上种啥就种啥,靠天吃饭的历史局面被彻底地改变了”。
在朱赞成的带领下,城东公社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了几百年以来吃地瓜渣糊的习惯,还将部分统销队变成了统购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北堤圆了岛陆通行梦,南堤实现了围海造田志,城东公社19个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上遇到的通水、通电、通路问题全部解决,更为今天辉煌的城东创造了条件,铺好了路。
而谁又能忘记这些工程全部都是在那动荡的文革中完成的?还要排除走资派的干扰。回忆过往,林敏捷先生满怀感慨:“当时,虽然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那艰难的环境下,朱书记凡事吃苦在前,劳动在前,危险开头在前,艰苦清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大多数干部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以达到解决城东百姓吃饭问题的夙愿。他不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与稳定,不顾少数人的冷嘲热讽,始终以人民大众利益为重,冒风险,顶压力。当时,如果用一个冬季的时间还平整不了400亩盐碱地的话,就极有可能赶不上春季插秧的危险,上面有人说:‘朱赞成,如果耽误了时间,春季插不了秧,就割你的头。’又如在坚持北堤的围垦时不仅受点名批评,还要受在火线上调离城东的处罚。即便是面对这些质疑与压力,他都顶住了,并用满腔的热情与坚强的毅力去完成了在很多人眼里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真是我们党的财富。”
今日的城东海堤内建设,已成为了泉州市新城区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土地价值已过数百亿元,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福建省农民运动体育馆、泉州第一医院、泉州第五中学以及国内外大型工厂、企事业、大型居住新区都在其中,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辉煌的背后,是先辈们的血汗和艰辛。林敏捷先生感慨:“作为城东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功不可没。”
林敏捷先生说:“是朱赞成带领城东的干部和劳苦群众,造就了城东的辉煌,朱赞成的名字应刻在城东发展的军功章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城东民众的心里了。”
林敏捷先生和朱赞成先生,他们从共和国发展的初期共同走来,他们见证了城东发展史上的点点滴滴,更是领导和参与了城东的建设过程。古老的城东,也见证了他们的付出,一首旧诗将城东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一切重新放映了一遍:“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在勾起前辈们回忆的同时,也让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林敏捷先生最后告诉笔者:
当年朱赞成书记为泉州市城东公社百姓所做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虚怀若谷的胸怀,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朱赞成成了不公正对待的牺牲品,但广大的人民群众永远记住了他。泉州市城东公社在南北堤建造、围海造田时老百姓受益,就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其意义还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从林敏捷对朱赞成一席内容真实丰富,充满情感的回忆交谈中笔者发现,林敏捷对朱赞成几十年前战友般的深情厚谊是何等真诚深厚和难能可贵啊!林敏捷想尽一切可能在他有生之年为老上级朱赞成的所不公正对待呐喊,为这位并肩作战的老书记,好领导,更是好伙伴说句心里话、良心话、公道话。
林敏捷对朱赞成战友情谊的执着和坚持,着实让笔者感动不己!
7、建浩大工程谱奉献赞歌
香港《杰出人物》中文版第六期
撰文:文依、程书香2010年6月
【人物简介】
原城东公社围海之北堤一角
林敏捷先生,原香港尚峰有限公司董事长,原福建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设中,在朱赞成先生的领导下,他参与了建造南北堤,围海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引水上山,农改田等工程,改变了城东,为今日城东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谓“利在当代,功垂千秋”。当林敏捷先生告诉笔者他已经七十一岁的时候,笔者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时间似乎特别照顾这位曾在福建泉州城东参与过建造南北堤、围海造田、引水上山的人,舍不得在他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
在与林敏捷先生的交谈中,他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名字——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林敏捷先生说:“是朱赞成带领城东的干部和劳动群众,造就了城东的辉煌,朱赞成的名字应刻在城东发展的军功章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城东民众的心里了。”
林敏捷先生和朱赞成先生,他们从共和国发展的初期共同走来,他们见证了城东发展史上的点点滴滴,更是领导和参与了城东的建设过程。古老的城东,也见证了他们的付出,一首旧诗将城东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一切重新放映了一遍:“堤中人马喧,堤外百帆悬;车伴堤齐进,船依港速填;土坡万石护,岛陆二堤连,赤胆将堤立,同心海变田。”在勾起前辈们回忆的同时,也让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赤胆将堤立 同心海变田
林敏捷先生祖籍福建泉州城东,那是一个依山面海的丘陵地带,水田面积只有5000亩,且大部分为盐碱地,12000亩“三天无雨火烧埔”的旱地,山地60000亩,海水面积50000亩,地质贫乏,水稻产量极低。“这里人们的口粮就是地瓜渣糊。地瓜渣就是用地瓜在被钉子钉得密密麻麻的铁板上磨成浆,经过一层纱布的过滤,把粉状的东西沉淀,剩渣做成地瓜渣饼,晾干后,用大缸储藏起来。”林敏捷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口直径24寸的大锅,每次煮上一_锅地瓜渣糊,吃上两餐,人和猪狗、鸡鸭等家禽家畜吃的都是同一锅里的地瓜渣糊,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口粮,还不够吃,这里的百姓还要到邻近的洛阳镇去买人家用来喂猪的地瓜渣来当口粮,生活已经极其贫困。1965年调任城东的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看到这情形,眼里含着泪水,心淌着血,激动地说:“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怎麽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
解决城东公社十九个大队、三万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困难甚至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摆在大家眼前的问题,一是如何改善地质酸碱度,二是如何引水蓄水,三是如何扩大耕种面积。每一个“如何”都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大家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出路,让他们寸步难行。
“朱赞成作为书记,真正地带头做了很多很多实事。“林敏捷先生感慨地说。此时的林敏捷先生任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他是真正见证并且还参与了朱赞成先生如何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人。
“朱赞成同志每天穿着人字拖,骑着脚踏车,穿梭在19个大队之间。”通过深入调查全社的自然环境,找出了源头。”林敏捷先生回忆说。之后,他们在朱赞成同志的带领下,开始有计划地按规划对全公社耕地进行了全面改造,靠海边的大队,在较能成片的地段,利用冬闲季节,把原来高低不平和坑坑洼洼全填平。通过裁弯取直,规划成1.5亩一块的机耕田。整片地中间开排盐排洪渠,再均匀地排上了石砌的灌水渠,田间道路和防风林带,建起了电灌站。实现了田间道路化、绿林化、电气化和灌溉自流化,使全社近5000亩的盐碱地由3-400斤单产一下予增加到7-800斤。事实教育和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的觉悟。实践中也见证了朱赞成同志独有的领导才干和他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精神。”
林敏捷先生进一步介绍说“在靠海大队改造盐碱地的同时,朱赞成同志又把靠山的大队的注意力集中到。‘三天无雨火烧埔,完全靠天吃饭的12000亩的旱地上。解决旱地的根本就是引水和平整土地。1967年初,开始从公社的南端的瑞峰领下建起三级大电灌站,再建起了直达公社西北边的塘西大队的全长8.2公里的高架引水渠。水渠环山而建,全程几十个大小天桥中,在长达100多米,高14米的后路天桥的建设中,更加体现了城东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当年的泉州晚报曾有•一桥飞架南北’的赞誉。水的问题解决了,更大的工程是对地的平整。每块地要把可供种植的好土壤先移到一边,把地底下的红泥挖平和围埂,再把好泥铺上,然后灌水耙平。经过几个冬闲季节的奋战,全社800%(近万亩)的旱地都改成了水田。不仅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也跟了上来,人们想在这些地上种啥就种啥,靠天吃饭的历史局面被彻底地改变了”。
然而,以上的努力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农民的吃饭问题。与朱书记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愿望与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决定苦心奋战,围海造田。经过五处小围垦,获得了近1600多亩的实验田,一场浩大的工程在朱赞成、林敏捷、林国连、杨传宗、林华泰、魏文海、魏松菇、林祖运等全体党委委员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等的带领下,并委任林敏捷先生为南北堤围垦总指挥,工程于1973年8月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财力、物力、科技上的缺乏以及一些人为因素,增加了这个工程的难度。而且只是一个公社的人力和财力。7000多亩的面积,长达3. 35公里的海堤岸,加上还有海水涨潮退潮的冲击以及海底不断沉陷的各种外在环境制约,但这样浩大的工程却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靠着农民喝着地瓜渣糊,大队记给工分,用锄头、板车等工具,一点一点地被建造出来了。这更加体现了集体经济中农民兄弟战天斗地,创造历史的无比动力。“每天早上,朱赞成书记几乎都是最先起来参加劳动的一个,虽然脚上患有疾,但是每一次劳动从不落下。在南堤合拢的紧要关头,朱书记第一个带头跳进合拢口,与百多名党团员筑起人墙,创造了全省合拢一次成功的事迹。”林敏捷先生说。“领导如此,大家自然也是如此。”正是在书记的领导和榜样下,大家齐心协力,才创造了奇迹。这个围海造田工程是泉州市建国以来最浩大的工程,历经30多年的海潮的冲击和大山洪的考验,而依旧不动声色。
以上三大工程的建设和全社19个大队通水、通电、通路,还有队队都建电灌站和全社近30公里的分灌渠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在那个年代里,全靠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我们再看看朱赞成同志是怎么样因地制宜,超前、开拓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方面是城东公社人口多,土地少,劳动力剩余,因此出现了到处飞的‘老鼠工’,直接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如何解决这难题?朱书记眼光独到,把这些剩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发放建筑队的执照,派党员做队长,派会计管理财务,建筑队员劳动所得的70%归集体所有,记给工分,30%发给工资,农民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工挣钱,生产队有现钱支持水利工程建设,在家务农的农民的工分值也因此提高了,真可谓一举两得”。林敏捷先生回忆道:“朱赞成同志一心想改变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大胆地实施他的超前的改革举措和创新的思想,不怕有悖于现行规则,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风采。”
“另一方面,他又在公社里办起了农机厂、塑料厂、造纸厂等十来个企业,近千人来自各大队的技术工和知青,年产值近500万元,并实施了改革策略,他将工人的工资与产量联系到一起,超产部分的30%作为奖励,节约的原材料按购入价的40%折价分给工人既巩固了集体经济,也符合老百姓的意愿。还有公社成立企业办公室,各大队按出工人数供应口粮,企业办按企业盈利部分以及各大队的水利工程量和出工人数等比例提交公社党委批准,划款资助各生产大队农田水利建设。”林敏捷先生说。
这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给城东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发展。以上三大工程不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了几百年以来吃地瓜渣糊的习惯,还将大部分统销队变成了统购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北堤圆了岛陆通行梦,南堤实现了围海造田志,城东公社19个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上遇到的通水、通
电、通路问题全部解决,更为今天辉煌的城东创造了条件,铺好了路。
而谁又能忘记这些工程全部都是在那动荡的文革中完成的?还要排除走资派的干扰。回忆过往,林敏捷先生满怀感慨:“当时,虽然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那艰难的环境下,朱书记凡事吃苦在前,劳动在前,危险关头在前,艰苦清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大多数干部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以达到解决城东百姓吃饭问题的夙愿。他不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与稳定,不顾少数人的冷嘲热讽,始终以人民大众利益为重,冒风险,顶压力。当时,如果用一个冬闲的时间还平整不了420亩盐碱地的话,就极有可能赶不上春季插秧的危险,上面有人说:“朱赞成如果耽误了时间,春季插不了秧,就割你的头。”又如在坚持北堤的围垦时不仅受点名批评,还要受在火线上调离城东的处罚。即便是面对这些质疑与压力,他都顶住了,并用满腔毅力与魄力去完成了在很多人眼里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真是我们党的财富。北堤的胜利合拢,还得到泉州市民由东街口至南门兜,用锦旗海庆赞愚公移山,和点名批评当时的泉州市领导‘智叟不智’,这也说明了只要是为人民做事,是非自有公论。”
今日的城东海堤内建设,已成为了泉州市新城区城东片区的主要建设,土地价值已过数百亿元。各式交通道路迅速分布其间,泉州海峡体育中心、泉州第一医院、泉州第五中学以及国内外大型工厂、企事业、大型居住新区都在其中,出现了曰新月异的变化。辉煌的背后,是先辈们的血汗和艰辛。林敏捷先生感慨:“作为城东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功不可没。”
“有生之年,一定要为这个被错杀的领导喊冤!”
无奈,天意弄人,在那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做了十年党委书记的朱赞成先生未能幸免于难,含冤被杀。每每回忆起来,林敏捷先生心中满是愤慨,满是心痛,满是遗憾。
林敏捷先生说:“1984年8月,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为城东案中大部分在文革中获罪的人平反了,但是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党委书记朱赞成同志只改为错杀。判决书上写:‘鉴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予定罪’,‘原审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处刑不当’。这应完全适应于对城东,反革命打砸抢’全案的平反,朱赞成同志也应在此改判中予以平反,恢复原来的政治面貌。但是,那杀人的官员为了推卸自己公报私仇的责任,说什么‘案是错了,但运动是正确的’就把这人命关天的事用一个‘错’字加上800元的人头值就了事,不给朱赞成等被杀的三人平反,这难道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作风吗?这种草菅人命的作风不应当被纠正吗?有生之年,我一定要为这个被错杀的领导喊冤!”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而林敏捷先生已经七十一岁了,但是为了给这位曾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老书记。不仅是他的好领导,更是他的伙伴、挚友喊冤,几十年来,他都未曾有过放弃的念头,时至今日,他仍在努力着,他说:“寄希望福建省泉州市的各级领导能实事求是站出来为被冤杀的朱赞成同志说句良心话、公道话,为他平反。林敏捷先生愿当众下跪作谢!”从林敏捷先生身上,笔者看到了他对正义的坚持,看到了他对战友情谊的执着,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让林敏捷先生欣慰的是:朱赞成书记为城东百姓所做的一切,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当年南北堤建造、围海造田、引水上山和农改田等工程,被誉为“利在当代,功垂千秋”之作。
当笔者听着那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心中总是会涌动出一阵阵的感动,这份感动源自于我们对先辈们付出的崇高敬意。笔者相信正义永存于民心。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为祖国作出贡献的先辈们。
认真将业立,做人诚为先
林敏捷先生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给了他太多的艰难和挑战,让他过早地承担起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他的父母在两场战争中双亡,少年时的林敏捷,在没有父爱母爱的呵护下独自成长着,六岁的他甚至曾沦为乞丐,之后,又被卖给别人做儿子。艰苦的环境下,让林敏捷学会了坚强,学会了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后来。林敏捷先生加入了共产党,并靠着勤劳、肯干、踏实的工作作风与个性品质成为了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
1975年年近三十的林敏捷先生来到香港。初到香港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林敏捷先生说:“然而,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凡事没有‘认真’,解决不了的,我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数据就是用算盘计算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认真,激励着他不断成长:就是这样的认真,让他在零的基础上在第二年就办起了工厂。林敏捷先生吃在工厂。睡在工厂,从接单到搬运,再到车间管理,流水线生产,全是他一个人在操作,林敏捷先生打趣地说:“这就是一脚踢。”从“一脚踢”开始,林敏捷先生一步步将工厂扩展为近二千人的规模,加工知名品牌CK内裤,从采棉织造漂染和成衣加工,每一个步骤,都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勇敢,他的诚实,他的勤奋,为他赢来了合作伙伴的信任,与友人合作开办工厂多年,一直处在非常和谐、非常愉快的氛围中。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加之人民币升值这个对专营外销的工厂来说,打击几乎是空前的,那段时间,几乎接不到订单,没有收入。即使如此,林敏捷先生却…直坚持“不裁员的原则,当工厂从东莞转迁至南京的时候,工人工资和遣散费,他分文不少地送到了工人手中。
到如今,林敏捷先生已经将公司交给年轻的一代打理,他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公益教育上,他曾先后将两笔50万的资金,分别捐给了其所在村子的庄任小学以及城东中学。只要是能力所及,林敏捷先生从来不遗余力。
从林敏捷先生身上,笔者看到了先辈们的坚强,在和林敏捷先生的交谈中,笔者也一直被感动着,感动于包括他在内的先辈们在条件越是艰苦的环境下。意志越是坚定,越是能创造奇迹,感动于他和朱赞成先生几十年战友般的情谊;感动于他那种不怕苦,不怕累,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执着与毅力。
8、《中国雷锋报》
《中国雷锋报》总编何朝海同志于2012年初亲自到福建泉州城东参观《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和南北堤工程,并亲历朱赞成墓地拜祭。《雷锋报》于2012年1月30日第二期(总494期)刊文“围海造田造福百姓 发展城东服务人民”。总编 何朝海 副总编 徐廷翼 江海。
9、泉州晚报
《泉州晚报》2007年9月13日就泉州丰泽区建区10周年报道的城东街道篇,《十年城东 风雨情怀》也离不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辈们开天辟地,围海造田创下的千秋功业”。
10、泉州《东南早报》
2013年3月1日报道
《东南早报》2013年3月1日发表了“消失的盘光桥长过洛阳桥•追踪:盘光桥是洛阳桥1.6倍长”的报道,结束语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宋乌屿“盘光桥”的遗址上,由乌屿岛上的金屿和凤屿等人民,在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及海堤建设总指挥林敏捷等人的带领下,以一年多的时间,用人工建成一座乌屿海堤。上世纪70年代的城东人民,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不让僧道询专美于前。”
此报道的记者们只是实事实说,这个报道对城东公社七十年代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长期含冤未申,是多么的感慨和欢欣。在香港的林敏捷先生专程回泉,与城东的老人们欢聚,并派出代表到报社上门道谢。林敏捷先生还在《红歌会网》上发表“这,是在发出拨乱反正的明确信号?”为泉州东南早报和记者赵伟、许钹钹、王柏峰、通讯员张国琳等同志鼓与呼!
全文如下:
《东南早报》2013年3月1日发表了“消失的盘光桥长过洛阳桥追踪:盘光桥是洛阳桥1.6倍长”的报道,在介绍宋代建造的洛阳桥和盘光桥一文的结束语时说:“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宋乌屿‘盘光桥’的遗址上,由乌屿岛上的金屿和凤屿等人民,在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等人的带领下,以一年多的时间,用人工建成一座乌屿海堤。上世纪70年代的城东人民,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不让僧道询专美于前。”(见附文)
本人是城东人,也是前30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东南早报》的如实报道,发自内心万分感慨和对此深表敬意!《东南早报》在贯彻十八大精神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收获。敢于说真话实话,能够把前三十年泉州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史实回归于泉州人民,能够把被抹杀的城东人民的好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典范朱赞成同志回归于城东人民,能够把朱赞成同志带领城东人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回归于城东人民,能够把朱赞成同志带领城东人民为解决历代以“地瓜渣糊”充饥的吃饭问题而围海造田近万亩这一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辉煌历史回归于城东人民,这将让城东人民看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希望和未来,也更将让城东人民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的美好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不能用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这个前三十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章》赋予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奠定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合法执政的政治基础。那么,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特色,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特色。所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密切联系的,是继往开来的,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的精神实质。《东南早报》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话的精神,在《人民日报》发出《文章大家毛泽东》之后,能发表出这个实事求是的报道,可以说,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是积极响应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宣誓中的宏伟号召即“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重大举措。为此,对于一个当年参与了“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的见证人来说,对于一个见证了朱赞成“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被抹杀的活证人来说,心情何等不是激动,老泪何等不是满面?
历史是客观的,盘光桥和洛阳桥均建造于宋代,但仍然造福于现代,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性。“万亩海域围垦”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但仍然造福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性。所以,历史的贡献和功勋都不能一概而论,都不能一概抹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所不同的是,封建帝王建桥筑路,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统治阶级;而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万亩海域围垦”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这就是两种不同政治性质的历史贡献和功勋,这就是两种不同服务内容的历史贡献和功勋。所以,在今天,在还是以习近平为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应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到前后三十年。而只有用这样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来看待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还原真相,还原“是谁在创造历史”的一个清白。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来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十七年过去了,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的名字,又通过《东南早报》的报道出现在泉州市人民的热议中,所不同的是,历史的沉淀让朱赞成与“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热议就成为了一个正面的热议;那么,这个热议就成了一个让人肩负千斤到扬眉吐气的热议。无数铭记了他名字的城东人民或许会尊重他,无数想学习他的城东人民或许会崇拜他,但是在我的心里,他还是他自己,他只是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只是一位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
《东南早报》的及时性让我看到了希望,而这个及时性是对《人民日报》这个党报的一个及时的辉映。我相信,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在黎明。而等待有一天明媚春天的阳光把朱赞成彻底照亮的时候,也应该是朱赞成可以含笑九泉的时候。这既是我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期待,也是我以《东南早报》报道为感慨发自内心的对老战友的一个永久的怀念!
【相关报道】
“双虹夹镜”之消失的盘光桥追踪 是洛阳桥1.6倍长
发表时间:2013年03月01日 来源:东南早报
早报记者 赵伟 许钹钹 王柏峰 通讯员 张国琳 文/图
双虹夹镜 【盘光桥比洛阳桥晚200年 相距四五公里】
据称,盘光桥与洛阳桥规制相仿,均为古代跨海梁桥,又同建于宋代,故曾齐名,合称“双虹夹镜”。双虹指的就是洛阳桥、盘光桥,镜则指海面平静开阔,波澜不惊,俨然一面镜子。
据史料记载,泉州洛阳桥在泉州东北洛阳江上,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兴建,嘉祐四年(1059年)建成,历时六年。盘光桥,俗称乌屿桥,是由僧道询在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主持修建,历时五年。
双虹夹镜很美,那双虹,即两座桥相距多远呢?据长期关注盘光桥的惠安县政协文史委张国琳主任介绍,查阅史料并无准确的测量,通过陆上距离并结合现场目测,两座桥的直线距离当在四五公里。
长宽比较 【盘光桥是洛阳桥1.6倍长 1.07倍宽】
盘光桥比洛阳桥还长还宽,长多少?宽多少?
有一句谚语说的是“七十三、八十四”,来赞颂僧人道询所建的盘光桥比洛阳桥更长、更壮大。“七十三、八十四”说的是洛阳桥有七十三坎,盘光桥则有八十四坎。
清初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及《泉州府志》对盘光桥均有记载,僧道询“建石桥百六十墩,长四百余丈,宽一丈六尺”,比洛阳桥还长四百余尺,多宽一尺。
据泉州文物保护管理所主任黄真真介绍,宋朝时期,一丈约为现代的2.8米,一丈十尺,一尺约为现代的0.28米,盘光桥“长四百余丈”换算为现代的计量单位当在1200米左右,“多宽一尺”约为现代的0.28米。
黄真真介绍,洛阳桥现在长731米,虽经历代维修,宋代的长度应与此数据出入不太大,船形桥墩宽约7米,桥面“宽一丈五尺”约4.2米,有桥墩46座,全部用巨大石块砌成。
那对比后,长度方面,盘光桥约是洛阳桥1.6倍长,长出500米左右;宽度方面,盘光桥“宽一丈六尺”比洛阳桥“多宽一尺”,换算下来盘光桥桥面约4.5米宽,是洛阳桥桥面的约1.07倍宽。 为何连建两座?
【多一处水深流缓的停泊码头】
相隔200年,相距四五公里,为何紧邻着建了两座跨海大桥呢? 据介绍,建盘光桥的僧道询是惠安县洛阳白沙村人,当年是白沙寺的住持。在建设乌屿盘光桥前,为了缓解后渚港码头当年的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道询募捐并主持在浔尾美仙山的入海处,修造了一座“普济桥渡”(即俗称的“无尾桥”)渡头。
据张国琳分析,洛阳桥更靠近内陆,水较浅,作为一个快速通道很好,但作为码头并不合适,由于当时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的“贸易中心”,急需大吞吐量的港口,所以道询才连修了“普济桥渡”和“盘光桥”,既作为陆地往来,又作为深水码头。
据相关史料记载,由于泉州后渚港的发展,装卸货物的码头成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瓶颈,急需加以扩大。“普济桥渡”建成27年后,道询便在南宋宝祐初,又计划修造一座乌屿跨海石桥,既解决乌屿岛、陆往来的困难,又使海外各地前来泉州通商的番船,多一处水深流缓的停泊码头,遂主持修建了盘光桥。
名字由来
【道询念及义波入梦 把建桥之心“盘光”给自己】
据传有一天晚上,僧道询正在为设计中的乌屿桥所存在的一个难题所困时,一阵疲劳袭来,在似睡非睡间,道询见一位同道和尚来找他,说是当年参与修建洛阳桥的义波。
义波对道询说:“你几年来建了不少桥,但欠缺能与洛阳桥比肩的石桥;今特来把我腹中尚未用完的建桥之心,盘光给你,助你在洛阳桥外的乌屿,再建一座岛陆相连的大桥,使洛阳江边,好事成双,也让你在青史上留个好名声。”
话刚说罢,义波就从胸中掏出一颗还在跳动的红心,往道询的胸里塞了进去,道询猛然从梦中惊醒。思路忽然开朗,还真的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经过六年多的努力,比洛阳桥还壮大的乌屿跨海石桥就这样成功地建了起来。
僧道询因念及义波和尚入梦来把他未用完的建桥之心“盘光”给自己,就叫此桥为“盘光桥”,并在桥头(盘光桥石塔下海边)的巨岩上,凿刻“盘光桥”三大字,字体古朴雄劲,没有落款,不知何人所题;除此三字外,再没有任何碑刻记载。可惜因巨岩被炸,此三字今已不存。
地位何差
【洛阳桥是南北官道且为蔡襄所建】
“洛阳桥,因为有蔡襄的‘三绝’碑记而闻名海内外,蔡襄也因洛阳桥名满天下,两者相得益彰。”泉州文物保护管理所主任黄真真说,相比之下,盘光桥因后来失修塌圮,知道的人便不多了。
据介绍,盘光桥的地理位置没有洛阳桥重要。洛阳桥是当时连接南北官道的桥梁,盘光桥起初虽兼作后渚港的备用码头,但进入明朝后,泉州的海上对外贸易就衰败了,不再作为码头用,其桥又因年久失修,再次塌圮,在清乾隆间,虽再重修,但后来又坍塌了。
僧道询在世时,若不是曾建桥200多座,则将默默无闻,他因地位低下,不如蔡襄名声响亮,故盘光桥也没有洛阳桥知名。
虽然蔡襄所造的洛阳桥,因其有 “三绝”碑记而名闻天下,但泉州民众也以“七十三、八十四”等谚语来赞颂僧道询所建造的“盘光桥”比“洛阳桥”更长,更壮大。此也应属民间对僧道询建盘光桥的不朽“口碑”。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宋乌屿“盘光桥”的遗址上,由乌屿岛上的金屿和凤屿等人民,在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及海堤建设总指挥林敏捷等人的带领下,以一年多的时间,用人工建成一座乌屿海堤。上世纪70年代的城东人民,创下了轰动泉州的伟大的“万亩海域围垦”业绩,不让僧道询专美于前。
补充
1、泉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7)泉法刑第005号
公安关:泉州市公安局
被告人:朱赞成,男,四十八岁,家住本市满堂红公社霞洲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月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
被告人:蔡双梓,男,二十八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东星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团委书记。
被告人:王德玉,男,四十二岁,家往本市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
被告人:林国连,男,四十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东星大队。一尢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
被告人:林华泰,男,三十九岁,家住本市鲤中公社东门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党委委员,教革组长。
被告入:庄清源,男,二十九岁,家住本市城东城东公社琯头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办事组负责人。
被告人:王元复,男,四十二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入保组长。
被告人,何汽成,男,三十八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浔美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当过城东公社企事业办公室负竟人。
被告人:林章平(林平),男,二十五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依法逮捕。原在城东公社械厂做工。
被告入:林欠木,男,三十九岁,家住本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一先七七年四月十六依法逮捕。原系城东公社建筑社工员。
被告人:李清环,女,三十四岁,家住晋江县石狮公社大崙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依法逮捕。曾在城东公社社办企业做工。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打砸抢案,经审理查明:
朱犯赞成,因攻击伟大领袖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奸淫妇女等严重问题,一九七五年十月被拘留审查,在“四人帮”大刮“放人风”中,于一九七六年二月被强制释放后,对审查和揭发批判过他们的干部群众刻骨仇恨,与其同伙疯狂进行阶级包袱,干下了一系列反革命打砸抢罪行。
一无七六年三月九日,朱犯等人在市区林华泰家聚会时,得悉曾经揭发批判过他的共产党员魏少杰和一批群众,在公社张贴“打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朱赞成”等革命标语,并于王犯德玉发生冲突,立即下令“马上组织人反击”。蔡双梓、庄清源等犯纠集的部分打手,后由王犯德玉带领,至南埔村,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砸坏,并打了一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朱犯带林犯欠木到当过城东公社工作队员并承办过朱犯案件的公安干部洪吾炳家,明目张胆进行阶级报复,打了洪及其家属,公开威胁要将洪家屋盖拆掉。在朱犯煽动下,王犯复从该公社调集四十多名打手,指派蔡犯双梓负责、林犯欠木带路,将洪家的眠床四张、收音机一台、缝纫机一架、自行车二辆以及橱桌等大量家具砸毁、砸坏,屋顶瓦片也砸破,造成严重损失。更恶劣的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砸碎。当晚,王犯元复向朱犯赞成汇报了打砸的结果。事后,朱犯指使林犯华华泰等颠倒是非,编写大字报来污蔑洪吾炳同志。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城东公社卡车、摩托车因违章被市交通民警扣留。蔡犯双梓同庄犯清源两次纠集打手,冲击交通中队停车场、交通警察岗亭和交通民警中队部,强行夺回车辆,行凶打伤交通民警和执勤民兵四人,枪走手表二只,甚至将二位交通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公然向无产阶毅专政进攻。事后,朱犯赞成极力包庇,唆使蔡犯逃避,抗拒公安机关对蔡犯执行拘留。
一九七六年九月间,朱犯赞成等以“民兵”名义组织武斗队,大量购置锄头柄和私制“民兵执勤”袖章等。同月十八日,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七十多各遭受朱犯赞成、王犯德玉打击报复被迫离乡的干部和群众,回村举行追悼毛主席逝世的活动。朱犯得悉后,立即指使王犯德玉“注意观察动态”并安排车辆一边调用“民兵”;庄犯清源等再添置锄头柄一百多支,以便随时发给“民兵”使用。二十一日,林犯国连、林犯华泰、玉犯德玉、蔡犯双梓等,针对凤屿大队部分群众,提出合理要求的大字报,策划调动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以民兵训练为名,监视凤屿行动。
林犯华泰于二十二日将策划情况向朱犯赞成作了汇报,朱犯同意“做好准备”。朱犯还同林犯国连、林犯华泰策划前头大队二十人以修海堤为名进驻海堤管理站,由王犯德玉布置
准备肉应力量。经朱赞成、王德玉、林国连等犯策划,以及庄清源等犯作了物质准备后。二十三日上午,以王德玉的妻子被打为借口,调动下尾大队“民兵”,同集中在庄任的“民兵”等充当打手。手持锄头柄、火药枪等凶具,由蔡双梓、王德玉等犯指挥从南、北堤两路攻打凤屿大队。进村后王犯德玉带领本大队几十人分路夹攻。大搞打砸抢,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曾经揭发批判过朱赞成、王德玉等犯的十四干部和群众的房屋及家具被砸破、砸毁;六十多家的瓦片被踩坏或被石块击破;六十多名群众被打(其中十一人较重,程度不同地丧失劳动力),二百多人被迫离乡,后果极其严重。当天下午,朱犯赞成赶到公社,赞扬“打得有水平”,“是对青年人一次锻炼”。接着,指使王德玉、林华泰等犯大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
以上反革命打砸抢案,证据确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现根据各犯的罪行和认罪态度,遵照党的政策,依法判决如下:
首犯朱赞成,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严重右倾和捆绑干部群众等问题,于一九五八年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嗣后,又非法将出差来泉州的三明市人保组、“打击办”干部二人,分别扣押达二个月和七个月之久。奸污妇女二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多次偷收敌台电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为此,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受拘留审查。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大刮“放人风”中,朱犯被强制释放后,为首策划“三。九”、“三。二一”、“九。二三”反革命打砸抢事件,对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报复。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朱犯得悉魏少杰同志等人贴“打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朱赞成”等革命标语时,立即下令“马上回去组织人反击”。蔡犯双梓、庄犯清源等在朱犯指使下所纠集的部分打手,由王犯德玉率领到南埔村、砸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并殴打一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目张胆地对洪吾炳同志进行阶级报复,亲自动手打了洪,用热水瓶砸洪的家属。随后又再三公开扬言要拆掉屋盖等,在朱犯煽动下,王犯元复调集了打手四十多人,再次砸洪的家,造成严重后果。事后,又指使林犯华tai等写大字报,颠倒是非,污蔑洪吾炳同志。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后,朱犯与林国连、林华tai等犯策划抽调“民兵”三十多名进驻公社和粮站作为武斗队。同时指使庄清源等犯增做“民兵执勤”袖章,购买锄头柄等武斗工具,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朱犯为了镇压曾经揭发、批判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与主犯王德玉、林国连、林华tai等密谋策划,利用窃取权力,纠集武斗人员,非法调动民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二三”打砸抢凤屿大队,造成极其严重恶果。
朱犯与当天下午赶回公社,赞扬“大的有水平”,“是对青年人一次锻炼”。事后,大遭反革命舆论,嫁罪与人。此外,朱犯对绑架、殴打交通民警的首犯蔡双梓极力包庇,唆使蔡犯双梓逃避,抗拒公安机关对蔡犯双梓执行拘留。粉碎“四人帮”后,朱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畏罪潜逃,追捕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朱犯赞成死刑,立即执行。
首犯蔡双梓,曾殴打群众二人,多次偷听敌台广播,破坏理论学习运动,被我公安机关传讯教育过,怀恨在心。一九七六年,报复殴打工作队员一人。三月九日,蔡犯在朱犯赞成指使下,与庄犯清源等纠集的部分打手,由王犯德玉带领,砸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殴打一人。三月二十日,主动参与并接受王犯元复指派,带领打手打砸曾经审查过蔡犯问题的工作队员洪吾炳的家,进行阶级报复,造成严重损失。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为首纠集打手两次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停车场,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行凶打伤交通民警、民兵赖坝水、蔡连当、魏荣展、罗亚阳等四人,抢走手表二只,还将两位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我公安机关决定依法拘留,但在朱犯赞成庇护下,畏罪潜逃。九月二十二日晚,蔡犯调集一批打手攻打桥南大。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蔡犯积极参与策划抽调“民兵”充当打手。二十三日,亲自调动并指挥三十多名打手从北堤进攻凤屿,手持火枪在前指挥和攻打凤屿大队,造成及其严重恶果。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追捕归案后,多次串,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蔡犯双梓死刑,立即执行。
主犯王德玉,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滥用职权,将国家拨给该大队渔业木材指标六十多立方米批给林犯华泰等人私用,以及经济等问题.一九七五年曾受迁审查,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带领打手砸了魏少杰等两家的家具,并殴打一人。七月二日,蔡犯双梓等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后,王犯极力为蔡犯开脱罪责,非法取出公款,替蔡犯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接受朱犯赞成指使,监视返乡干部群众活动。伙同林国连、林华泰等犯策划抽调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监视凤屿大队。召集该大队部份支委,布置准备内应力量,决定廿三日下午召开“民兵”大会,会后全部出动贴标语,准备挑起事端。二十三日,王犯德玉以其妻被打为借口,调动武斗人员,亲自率领打手从北堤攻打凤屿大队。攻进村后,指使本大队几十名打手分路夹攻,带队并指挥打人抓人和砸房屋家具,造成及其严重恶果。事后又伙同朱犯赞成等去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粉碎“四人帮”后,王犯向大队索取公款五百元畏罪潜逃。追捕归案后,抗拒交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王犯德玉死刑,立即执行。
主犯林国连,于一九七四年问,先后多次参加偷收敌台电视,奸淫妇女一人等问题。一九七五年受审查,怀恨在心。一九七六年七月间,.极力为殴打、绑架交通民警的首犯蔡双梓开脱罪责。九月甘一日,至二十二日,同林犯华泰主持会议策划抽调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监视凤屿大队。积极向朱犯赞成提议调前头大队二十人进驻海堤管理站,控制凤屿要道。亲自到琯头大队布置抽调三十个“民兵”,协同公社XX厂,以备拦击桥南大队来人支援凤屿。支持庄犯清源等筹备打砸凶具,二十三日,林犯亲自往前头大队催调武斗人员进驻南堤管理站。造成打砸抡风屿大队的极其产重恶果。案发后,伙同主犯赞成等大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粉碎“四人帮”后,林犯为潜逃中的朱犯赞成通风报信,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林犯国连无期徒刑。
主犯林华泰,因偷收敌台电视等问题,于一九七五华受过审查。—九七六年七月间伙同朱犯赞成为殴打、绑架交通民警的首犯蔡双梓开脱罪贵。九月廿一日至甘二日,同林犯国连主持会议策划抽调一百多名“民兵”集中在庄任大队,监视凤屿大队。负责将策划的情况向朱犯赞成作了汇报。积极主张调前头大队二十人进驻海堤管理站,控制凤屿要道。二十二日晚,支持蔡犯双梓等人调“民兵”攻打桥南大队。二十三日,林犯守在公社掌握情况,并派出打手支援南路攻打风屿大队,造成严重恶果。案发后,伙同朱犯赞成等大造反革命舆论;嫁罪于人。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揭发检举同案人罪行。从轻处理,判处林犯华泰有期徒刑五年。
同案犯庄清源,曾偷收敌台电视,奸污妇女一入,偷盖公社公章的空白条一百多张,一九七五年受过审查。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同蔡犯双梓纠集的部份打手,后由王犯德玉带领砸魏少杰等二家的家具,殴打了一人。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同蔡犯双梓带队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停车场,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参与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和民兵。九月间,积极购置锄头柄,亲自准备火药等爆炸品。九月二十二日,同蔡犯双梓调“民兵”攻打桥南大队。二十三日又随蔡犯双梓带领打手打砸风屿大队。事后参与大造反革命舆论..又到晋江县通过李犯清环借取武器弹药,准备继续打砸抢活动。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被追捕归案。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庄犯清源有期徒刑十五年。
同案犯王元复,曾偷收敌台电视,滥用职权,寻找借口,亲自打过四人,并指使对二十多人进行抓、打、关、罚等。有的被打致残。占用国家术材指标十六点五立方米,雇人加工成家具出售,从中得利五百多元。将渔业用材杉木指标三十多立方米批给私人,向企业单位购买物资不付或少付款达五百多元。为此,一九七五年受审查,怀恨在心。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当朱犯赞成带林犯欠木砸了洪吾炳同志的家后,还一再扬言要继续报复时,王犯就召集打手布置打砸任务,指派负责和带路的人,自己在车辆厂作联络。造成再次打砸洪吾炳同志家的严重恶果。后又伙同朱犯赞成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五月间,对革命学生万象新进行政治迫害。情节恶劣,罪行严重,民愤很大,投案后认罪态度不好。判处王犯元复有期徒刑十年。同案犯何汽成,于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五年,贪污公款一千八百七十三元一角四分、粮票一千另六十斤。还利用职权长期拖欠公款不还以及买东西少付或不付款等达二千二百多元。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多次为主偷收敌台电视,偷听敌台广播。一九七五年受过审查,坦白交代上述罪行,并退出部份赃款。严重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晚,积极参与攻打桥南大队。二十三日,主动参与攻打风屿大队,用石块掷砸群众和打砸房屋。积极为蔡犯双梓装火药。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追捕中继续逃跑,恃节恶劣,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何犯汽成有期徒刑十年.
同案犯林章平,曾参与打砸惠安洛阳车站等处。一九七六年间,参与围攻、抓打城东公社和工作队干部二人.纠集打手殴打揭发过他们罪行的庄××-二人。同年三月九日、二十一日,林犯积极参与打砸魏少杰、魏少民、洪吾炳同志的家,造成严重恶果。七月二日,参与纠集打手冲击公安机关,殴打、绑架交通民警.九月二十二日晚,参与攻打桥南大队。九月二十三日,充当“敢死队”攻打风屿大队,打人砸房,手段残暴。当某渔民被迫跳海逃脱时,林犯竟将其抓上海滩,同打手殴打致重伤。罪恶严妻,归案后,拒不交代主要罪行,态度恶劣。判处林犯章平有期徒刑十年。
同案犯林欠木,曾贪污八百八十四元一角六分,巳退赃。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犯同朱犯赞成到洪吾炳同志家,拿了洪家的二把菜刀追赶洪的儿子,并用扫把摔洪的家属。接着又受王犯元复指派带引打手再次到洪家打砸,造成严重损失。判处林犯欠木有期徒刑三年。
包庇犯李清环,曾与林臭贼通奸。一九七五年六月间,我公安机关在通林臭贼、林安居后,李犯知情不报,并为其通风报信。七月间,蔡犯双梓冲击公安机关,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后,通过李犯的关系,在晋江住了一个多月。九月下旬,积极介绍蔡犯双梓、庄犯清源向人借取火药枪二支、土枪一支、子弹五发。李犯又向其外甥拿十发子弹送给庄犯清源。粉碎“四人帮”后,我公安机关通辑在逃罪犯朱赞成等人,李犯却为其通风报信,接济钱粮和日用品。判处李犯清环有期徒刑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按到判决书的第二元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拆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晋江地区中毅人民法院。
2、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晋中法刑监字第7 3号
被告人:朱赞成,男,现年四十八岁,汉族,泉州市满堂红公社霞洲大队人。原城东公社党委书记。
被告人。蔡双梓,男,时年二十八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大队人。原城东公社团委书记。
被告人:王德玉,男,时年四十二岁,汉族•原泉州市城东公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
被告人,林国连•男,现每四十七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大堆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付书记.
被告人,林华泰•男,现年四十六岁,汉族,泉州市鲤中公社专门街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党委委员,教革组组长.
被告人:庄清源,男,现年三十六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官头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办事组负责人.
被告人:王元复,男,处刑时四十二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凤屿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人保组长.在服刑中病亡.
被告入,何汽成,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浔美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企业办公室负责人.
被告人:林章平,男,现每三十二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入。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农械厂工人。
被告人,林欠木,男,现年四十六岁,汉族,泉州市城东公社 庄任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建筑社施工员。
被告人:李清环,女,现年四十一岁,汉族,晋江县石狮公社大崙大队人。原泉州市城东公社社办企业临时工。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打砸抢一案,经泉州市人民法院以(7 7)泉法刑字第0 0 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朱赞成、王德玉.蔡双梓死刑,立即执行;林国连无期徒刑;林华泰有期徒刑五年,庄清源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元复、何汽成、林章平各有期徒刑十年;林欠木有期徒刑三年;李清环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后,被告人朱赞成等七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7 7)晋中法刑上字第0 2 9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经本院复查查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魏少杰等人带人到城东公社张贴打倒朱赞成等标语。王德玉路过公社,被魏少杰等人围住责问,自行车被扣.朱赞成等人在林华泰家,得悉上述情况后,决定组织人员反击,后由蔡双粹,庄清源等召集了一百多人当天中午赶到公社.因魏少杰等人已回家,双方未发生冲突。王德玉上午被魏少杰带领的人员责问,自行车被扣而不满,即带领聚集在公社的部份人员到南埔对魏少杰进行报复,砸了魏少杰兄弟二人的家,并打伤一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一日,朱赞成为报复原专案人员洪吾炳,亲自带领林欠术到洪家挑衅,砸坏热水瓶,打了洪本人及其家属后又指使王元复再次到洪家进行打砸,造成洪家大量财物被砸,损失达数千元。
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七月二日,城东公社汽车、摩托车违章被泉州交通民警扣留,以蔡双梓为首纠集庄清源等人,冲击交通岗亭和交警中队•强行夺回被扣车辆,行凶打伤和绑架交通民警、民兵四人,抢走手表二只。在公安机关决定拘留蔡时,朱利用职权,包庇,指使蔡逃跑。王德玉为蔡开脱罪责,非法向公社及社办企业取出款七百二十五元,,替蔡赔偿受害者损失,后又与林图连等人策划叫蔡秋平等人替蔡坐牢(末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间,朱赞成、林国连.林华泰.王德玉等人,出于派性,利用职权,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调用了部份民兵驻守公社、粮站等地.九月二十一日王德玉向林国连,林华、林短扎等人汇报群众贴出对他的“勒令”后共同策划当晚召开各企业负责人和部份大队干部会议,决定调集企业民兵一百多人在庄任大队集训,以控制风屿对方。次日向朱赞成汇报,朱表示同意。九月廿三日早晨凤屿大队双方发生冲突.王德玉得悉后当即用电话向庄清源告急,后又亲自到庄任大队求援,由当时主持民兵集训的林短扎集合人员开赴风屿,分别由王德玉、庄清源,蔡双梓、林短扎带队,分南北堤内应外合进攻风屿-大搞打砸,造成十四户干部群众的房屋及家具被砸,六十多家的瓦片被踩坏或用石头击破,六十多名干部群众被打(其中十一人伤较重),二百多人被迫离乡等的严重后果。
被告人朱赞成,亿九七五年因腐化,非法扣押干部等问题被拘留审查,一九七六年二月释放.朱恢复工作后,利用职权,挟嫌报复。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一日,听了王元复向他转.告洪吾炳对他所犯错误的议论之后不满,亲自带领林欠木到洪家中挑衅,推打洪本人及其家属,砸了洪的热水瓶等东西。.,后又指使王元复再次到洪家进行打砸,造成洪家大量财物被砸毁的后果.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蔡双梓为首纠集人员两次冲击交通岗亭和交警中队,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公安机关决定拘留蔡,朱利用职权,包庇纵容,指使逃跑。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朱得悉魏少杰带领人到公社张贴标语,决定会议不开,布署到会人员回去组织还击。因魏少杰带领的人已回,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后由王德玉带领部份人员去砸魏少杰兄弟二人的家,朱没有布置。其行为是错误的,不予定罪。
一九七六年九月间,朱赞成出于派性,利用职权,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调用了部份民兵进驻公社.粮站,海提,同意林国连.林华泰.林短扎等人提出在庄任集训民兵,是有控制和压制对方的意图.但是,朱对“九•二三”事件没有布置'和参与策划指挥,仅属于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蔡双梓,予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为首纠集人员冲击交通岗亭。交警中队,强行开走违章被扣留的汽车和三轮摩托车,动手打交通民警和执勤民兵四人,绑架交通民警一人,案发后畏罪潜逃。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风屿双方发生冲突时,蔡从公社挂电话调集霞美大队民兵,后又与庄清源、林短扎等人调用了在庄任大队集训的民兵一百余人参加攻打凤屿大队,同时亲自与庄清源带领三十余人从北堤进攻凤屿,造成群众被打伤等的严重后果。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蔡在朱赞成的指使下,与庄清源等纠集人员到公社,因魏少杰带领的人员已回家,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后由王德玉带领部份人员去砸魏兄弟二人的家,蔡没有参与打砸。其行为不予定罪。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蔡被王元复叫去参与打砸洪吾炳的家事前没有参与策划,在现场也没有指挥、动手打砸,仅属一般参与者,其行为是错误的不予定罪。
被告人王德玉,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上午因在公社被魏少杰带领的人员围攻责问,自行车被扣而不满。当天下午带领蔡双梓,庄清源纠集人员到南埔对魏少杰进行报复,砸了魏兄弟二人的家,并打伤一人。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早凤屿双方发生冲突,王以其妻被打为借口,向公社告急,要求派人支援•亲自到庄任大队,要求调集在该大队集训的民兵,后又亲自带领部份民兵从北堤攻打,进村后,指挥抓人、打人、砸房,扩大事态,造成严重后果,在该事件中王是主要指挥者之一。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王为替蔡双梓开脱罪责,非法向公社及社办企业取出现金七百二十五元,替蔡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及与林国连等人策划叫蔡秋平等人替蔡双梓坐牢(未得逞》.系出于朱赞成的指使,其行为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国连,予一九七六年在担任城东公社党委付书记期间,在蔡双梓殴打。绑架交通民警事件发生后,参与朱赞成策划为蔡开脱罪责;同年九月间,林在朱赞成召开的公社党委会上赞同和支持朱调用民兵进驻公社.粮站,控制凤屿;九月廿一日听取王德玉汇报该大队贴出‘勒令-的情况后,亲自决定当晚召开公社企业负责人和部份大队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抽调企业民兵一百多人到庄任大队集训,其用意是为了控制对方,来策划进攻凤屿。九月二十三日风屿双方发生冲突,蔡双梓等人调动集训的民兵攻打凤屿,林不知道,其行为属参与朱赞成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华泰,于一九七六年七月间,参与朱赞成策划包庇蔡双梓殴打、绑架交通民警。同年九月在公社党委会上赞同和支持朱赞成调用民兵进驻公社和粮站等处的主张,亲自挂电话催调前头大队民兵进驻海堤管理站;廿一日与林国连共同召开公社各企业负责人和部份大队干部会议,共同决定抽调各企业民兵一百余人在庄任大队集训,以控制对方;廿三日风屿双方发生冲突,在公社掌握情况,派人增援南堤,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林华泰上述行为属参与朱赞成妁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庄清源,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七月二日,积极参与蔡双梓冲击交通岗亭和交警中队,绑架交通民警二人。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三日,伙同蔡双梓、林短扎调用正在庄任大队集训的民兵攻打风屿,亲自与蔡双梓带领三十余人从北堤进攻凤屿,避村后参与抓入、砸房,在该事件中庄负有参与调用民兵,指挥打砸的罪责。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庄在朱赞成的指使下,与蔡双梓纠集人到公社,因魏少杰带领的人员已回家,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后由王德玉带领部份人员去砸魏兄弟二人的家,庄没有参加打砸。其行为不予定罪。
被告人王元复,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一日,遇到原审查朱赞成问题的专案人员洪吾炳时,交谈中洪告诉王,朱的案件不能翻-王将洪的话传给朱,引起朱对洪不满。当朱带人砸了洪家,扬言要继续报复洪时,王接受了朱的指使,挂电话到城东农械厂叫蔡妈思纠集了四十余人到泉州,王亲自布置任务,叫林欠木带路-自己留在车轮厂当联络,造成再次打砸洪家的严重后果。王上述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王元复在任公社人保组长期间,利用职权占用圉家木材指标十六点五立方米,雇工加工成家具出售,得利五百九十九元四角;向公社企业单位购物不付款,少付款。王上述行为是错误的,不予定罪。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学生万象新进行政治迫害。属于派性活动不予定罪。
被告人何汽成,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五年间,采用伪造单据等手段,先后贪污一千七百八十九元、粮票一千斤;长期拖欠公款,及买东西少付款、不付款达二千二百元。在一九七五年审查中,坦白交代上述罪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二日参与攻打桥南,未造成后果。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三日参与攻打凤屿,系为一般参与者。其行为属于派性活动,一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章平,一九七六年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围攻揪斗工作队和公社干部及群众,有行凶打人,抓人行为,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在同年三月廿一日、七月二日、九月三日、九月廿二日。九月廿三日等事件中,有行凶打入等属一般参与者。鉴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予定罪。
被告人林欠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担任施工员期间,利用职便,以替华侨建房,代购高价材料为名,多收材料款八百八十四元一角六分,款已退清,可给从宽,不予定罪。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随同朱赞成到洪吾炳家,朱事前未予其未与其策划要去砸洪的家,在朱打砸洪家时,林没有动手。、接着又受王元复指派带路再次到洪家打砸,到现场没有指挥.动手打砸,不予定罪。至于原认定拿洪家二把菜刀追赶洪的儿子,并用扫把摔洪的家属问题。事实有出入,应予否定。
被告入李清环,在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公安机关通缉林臭贼、林安居后,李知情不报,并为其通风报信。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公安机关追究蔡双梓。庄清源冲击交警中队,绑架交通民警罪责时,又为蔡、庄提供隐藏住处。一九七六年在公安机关通缉朱赞成等人时,又为他们通风报信,接济钱粮等日用品。李上述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入朱赞成,因严重违法乱纪受拘留审查释放后,利用职权,挟嫌报复,打砸毁坏他人财物,并包庇纵容罪犯,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包庇罪;被告人蔡双梓,为首聚众殴打、绑架交通民警、执勤民兵,和指挥打砸,造成人员被打伤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和伤害罪;被告入王德玉,聚众打砸私人财物,报复伤害他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和伤害罪;被告人庄清源,参与绑架交通民警、妨害公务,和打砸他人财物,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系属从犯,可予从宽;被告人王元复,违法乱纪,受审查后又接受朱赞成指使,聚众打砸,毁坏他人财物,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系属从犯,并在追捕中投案,可予从宽;被告人何汽成,伪造单据,贪污公款,粮票,已构成贪污罪,但归案后尚能坦白、退脏,可予从宽;被告人李清环,包庇窝藏罪犯,已构成窝藏罪,但归案后尚能坦白认罪,可予从宽;被告人林国连、栋华泰、林章平、林欠木四人,由于派性而参与了朱赞成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鉴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予定罪。原审对上列被告人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处刑不当,据此,改判如下:
撤销泉州市人民法院(7 7)泉法刑字第0 0 5号和本院(77晋中)刑上字第029号。
二、被告人朱赞成、蔡双梓.王德玉论罪该处有期徒刑,原判死刑属于错杀。
三、改判庄清源、王元复、何汽成.李清环免予刑事处分。
四,改判林圆连,林华泰,林章平,林欠木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为一切“老黄牛”平反
韩德强 2012-11-27 原载:韩德强正道网
福建泉州最独特的景点是什么?我看,是“城东人民围海造田纪念堂”。
纪念堂其貌不扬,两层建筑,红砖平顶,像是一户殷实之家。门前树着一块大石碑,上题“为人民服务”。碑后刻着“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纪念堂两旁分别树着“城东海堤碑记”和“致敬碑”,纪念着当年战天斗地、围海造田的有名和无名英雄。纪念堂门前有对联:“赞美名应树碑歌功勉后辈,成宏业须立传颂德慰英魂。”横批:“浩气长存”。正厅供着主持围海造田的英雄朱赞成铜像,两旁对联令人潸然泪下:“是七尺男儿生为人杰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有遗憾当还家”。
这座纪念堂本当由政府出面修建。当年围海所造的近万亩农田上,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为泉州繁华的新区,每亩地价可高达600万。泉州市委、市政府若有丝毫感恩之情,对这600亿巨额财富的创造者,当年城东公社书记朱赞成和三万农民,能不树碑立堂以纪念吗?
然而,朱赞成至今沉冤不白,当地政府对此事三缄其口。2011年5月底,就在纪念堂开放前夜,市里派人将二吨重的朱赞成铜像搬走,将两侧的对联取走,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竖匾铲掉,并强令取消第二天的开放仪式。
朱赞成出生于1928年,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即到米店当学徒,饱尝生活艰辛,对黑暗的旧社会埋下刻骨仇恨。解放后,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重用,曾任泉州市民政局长、城建局长。1965年,朱赞成任泉州市城东公社书记。当时的城东公社人多地少,且属盐碱地,人均产量很低,家家户户靠吃“地瓜渣糊”度日。朱赞成暗下决心:“不解决农民兄弟的吃饭问题,我们共产党怎能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
他完全不计较仕途的得失,决心埋头苦干,造福一方。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寻找改良土壤、平整土地、围垦海埭、增产增收的办法,卓有成效,深得民心,且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基层干部队伍。1970年7月,乌屿农民乘船前往陆地,不幸发生沉船事故,6人死亡。此事成为修建北堤、连接乌屿、围海造田的契机。打开泉州市的地图可知,当年城东公社围海造田地区域,相当于再造一个城东公社。这样的事,一般需要动员全市力量才能干成。但是,朱赞成已经任职5年,经验丰富,干部队伍成熟可靠,和大家一商量,决心顶住各种冷嘲热讽,顶住市里的压力,自己干!先修较浅、较短的北堤,用成功鼓舞大家的信心,再修水深浪急的南堤。真个是人定胜天!就在那个没有吊车、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卡车、挖泥船、装载机的年代,硬是靠锄头畚箕、板车木船,肩挑手推,仅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堤的修建。南堤合龙之时,正值狂风大作,激流奔涌,堤基下沉。在这个关键时刻,朱赞成带头跳下合龙口,数百名青壮年纷纷跟着跳进急流,确保了合龙一次成功。
朱赞成不但是治理土地、围海造田的好手,还是多种经营、创办企业的能手。城东公社有部分丘陵农地,朱赞成倡导“山顶种果树、山腰种经济作物、山下种粮食”。他组织有技术的农民办农业机械厂,用建筑工创办建筑社。还创办酒厂,用酒糟养猪,创办良种猪场。如此,办了10余个社队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赞成以身作则,带出了一支不怕劳苦、敢拼敢打、胆大心细的干部队伍。用今天的眼光看,朱赞成办了一个黄埔军校,一个超级MBA班,出来的都是真人才。他的副手林敏捷,当年修建南堤、北堤的总指挥,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林敏捷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出走香港,从打工起步,用15年时间做出了一个3000人的服装企业,香港尚峰公司。林敏捷回顾一生,觉得最值得回顾、最值得珍惜的,不是他香港创业的15年,而是跟着朱赞成战天斗地的10年。林敏捷提到朱赞成,每每泪流满面。在《回首前尘追旧梦,伤心何处觅英魂——悼朱公赞成》一文中,林敏捷写道:
在和您相处的日子里,您常说的一句话是“业不成,心不死”。您告诫大家的一句话是“办事胆要大,心要细”。……当时,我作为您的一名副手,与您同睡一个宿舍,夜间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经常三更半夜还被您叫起来研究施工问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十分细致,一丝不苟,真可谓胆大如天,心细如丝。……您心直口快,说话见心,整个心胸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府,从不耍弄权术,做您的下属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您不知阴谋诡计、阿谀奉迎为何物。以致被人算计了还浑然不知,不改一颗赤子之心。
老朱啊!我的好书记,好领导,好兄长,您在哪里?我俩阔别已有34个年头了。34年,34个春秋,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您,经常情不自禁地谈起您;34年,34个花开花落,我仍清晰地感到,您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您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时刻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荣辱;34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您可知道,在异地他乡的我如何地思念着您?闲暇时想到您,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谆谆教诲,都会令我心酸喉塞,以至泪水涟涟;挫折时想到您,您那“业不成,心不死”的格言,就会立即萦绕在我的耳际,使我干劲培增,勇往直前。……老朱啊!我的好兄长,我愿追随您的脚步,牢记您的教诲,以您的人生为榜样,以您的人格作典范,直到走完我人生的最后旅程。
林敏捷现在已经关掉香港的企业,回到家乡,只做一件事:“尽我力所能及为您鸣不平,讨公道,用各种方式表达我对您的敬重和哀思”。他出资修建了这座纪念堂,铸塑了朱赞成铜像,精心撰写祭文、对联、致敬碑文,宣传朱赞成的事迹。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疑惑,朱赞成后来出了什么事?1977年,他被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杀害了。1984年,错杀朱赞成的省委领导承认:“运动是对的,人错杀了”。林敏捷认为,在1975年福建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朱赞成当众指出这位领导的错误,得到与会者的共鸣。这位领导心胸狭隘,借随后的政治运动排除异己,才有朱赞成的冤案。可叹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朱赞成亦遭到群众的错误批判。但朱赞成心胸开阔,每逢批判会结束,他就抬起头来,要求干部留下,“抓革命、促生产”,不误农时,布置生产。
朱赞成真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老黄牛”。这样的“老黄牛”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当年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这些老黄牛没有“理论”,只知道埋头苦干,总是被各种各样有“理论”的人拉来试刀。例如,自由民主论者认为,老黄牛是专制制度下的忠实奴才,不知道争取权利,只知道尽义务,累死活该。例如,个性解放论者认为,老黄牛不懂享受,压抑人性,没有个性,不知道欲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阻碍历史进步。例如,反驯服工具论者认为,老黄牛是驯服工具,不会当家作主,走错路了怎么办?例如,阶级斗争论者认为,统治阶级最需要的是老黄牛,提倡老黄牛精神不利于反剥削反压迫。例如,造反有理论者认为,老黄牛只知道当劳模、当英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帮凶,是保守派的群众基础。例如,鲁迅先生也曾经暗示,在风雨如晦、亟待变革的时代,老黄牛式的人物很容易成为革命的看客,对社会运动麻木不仁,容易显得愚昧。例如,反清官论者认为,清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利于巩固阶级统治的秩序,老黄牛亦如此。
呜呼!中国的脊梁被左左右右的西方理论一刀刀砍断,中国的老黄牛被各种各样受过西式教育的人讥笑、蔑视。结果,中国社会就被严重西化了。从政治投机到经济投机,不就是“抬头看路”吗?贪官污吏越来越多,不是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到来吗?道德沦丧,五毒俱全,不就是个性解放吗?政治主张派系林立,各自以为是,一地鸡毛,不就是人人当家作主吗?
日常生活中,谁都喜欢老黄牛型的人,无论这样的人是领导、同事还是下级,无论做朋友还是做夫妻。但在“理论”上,似乎谁都可以瞧不起老黄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流行“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而为老黄牛论证的东方理论已经被当作“封建思想”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这“封建思想”提倡,为人要谦虚、低调、踏脚实地,要“敏于行、讷于言”,要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事父母要孝顺,事上级要忠诚,对朋友要讲信义。虽然朱赞成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其优秀的品质恐怕不是靠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得来,而很可能来自其学徒生涯,来自其青年时期所形成的“封建道德”。这“封建道德”与“为人民服务”天然一致,都是要与人为善,要考虑他人第一。而“资本主义道德”,即平等地竞争,自由地弱肉强食,民主地不负责任,以争人权为名争权夺利、自私自利,却与“为人民服务”格格不入。从“五四”起,“资本主义道德”以“德先生”的形象进入中国,“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夺取了话语权,老黄牛就不吃香了,为人民服务就被当作专制思想抛弃了。
怎么办?要真正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再听任西方理念横行无阻,而必须逆流而上,让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精神回归一党执政的体制。
为此,新一届党中央应该直面历史伤痕,为一切“老黄牛”平反!为朱赞成平反!为张钦礼平反!为杨贵平反!为薄熙来平反!为全国各地各历史时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切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焦裕禄式的干部平反!
4、怀念人民好书记的沉重愿望——纪念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朱赞成同志
2014-03-2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何承高
为人民服务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张钦礼书记是,被枪杀的朱赞成书记也是。
只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和人生结局的“死法”不一样:张书记是县委书记,是刑满释放后病死的;朱书记是公社党委书记,是直接拉到刑场“就地正法”的。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本土书记。张书记是河南省兰考县人,朱书记是福建省泉州市人。虽然他们的领导职务、工作性质和工作能力有所级别大小、责任大小和成绩大小之分,但是,他们真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却是一致的,他们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却是一致的。
他们都表现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困难面前,不畏艰险,不畏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客观影响,战天斗地,不惜呕心沥血;他们都表现在为响应毛主席党中央 “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号召面前,不畏权贵,不畏修正主义当权派的反攻倒算,矢志不渝,不惜粉身碎骨。
他们的“罪名”都差不多,都是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哪三种人呢?众所周知,一个是“造反起家的人”,一个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一个是“打砸抢分子”。幸运的是,张书记因为曾经先后受到过周总理的一次接见和平反,一次解救和反正,才不敢被立即处死;而不幸的是,朱书记只是一介公社党委书记,只是因为跟所谓清查人员据理力争而不小心碰倒开水瓶摔在地上,就被定为“反革命打砸抢”罪,就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奇怪的是,过去,曾经有那么多人敬佩着他们,追随着他们,爱戴着他们,怀念着他们;直到今天,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这样的热度消退,相反,他们的革命事迹作为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被热烈地传颂,是因为他们的时代价值,在今天看来,显得是更加弥足珍贵。
如果不是张书记的骨灰魂归故里,在时隔27年后还被十几万人兰考人民夹道祭拜,以视频为证,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2011年亲自随团去到张书记的墓地去祭拜,你很难相信那一片林立的百几十墓碑,像陵园一样大小,但祭奠的却是同一个人,而且全部都是来自兰考人民自发自愿的行为。
如果不是朱书记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原城东人民公社的副党委书记林敏捷老师死里逃生十年后归来,恐怕朱书记的骨灰将永远不会入土为安;因为才48岁被枪毙的他,在他爱人和儿子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好丈夫和好父亲,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如此草菅人命,在他们看来,好丈夫和好父亲,不到平反昭雪,肯定会死不瞑目。
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林敏捷老师长达28年来,以革命战友、同志和兄弟之情,为朱书记树碑立传,为朱书记鸣冤叫屈,为朱书记每年进行祭拜,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朱书记之后的连续三任书记,因为群情对立而知难而退;如果不是38年来被边缘化的对立面的老同志,也觉醒后站在朱书记这边来,你很难相信,这个当年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的标兵——原城东人民公社的带头人——朱赞成书记,是在“用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的仇恨”以及“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决不心慈手软、不留后患”等极端敌视的口号下被枪杀的。
之所以当时原城东人民公社广大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那次清查运动就如同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一个公社就枪毙了党委书记一名,支部书记二名,判无期、有期徒刑和其他受牵连的普通干部群众成百上千,这在全国来说,举国无双。而时至今日,之所以一大批普通的干部群众还始终忘不了他,这是因为,38年来,泉州市的所谓经济发展,如果不是靠朱书记当年顶着压力,带领原城东人民公社全体干部群众围海造田近万亩,留下今天市级政府部门为创办开发区而卖田卖地,而攫取近百亿元财政收入的机会和条件;你很难相信,泉州市的官方报道,除此之外,离开了当年围海造田造福子孙后代的壮举,而无一其他亮点。
我们知道,焦裕禄书记是累死在工地上的。而像张钦礼书记也好,朱赞成书记也好,也都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当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都是“跟我来”,而不是“给我上”。这就违背了当官做老爷的世俗,也就违背了修正主义的意志,也最终是违背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当官做老爷,不愿意腐化变修,始终是站在集体和国家的全局利益上,谋取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殚精竭力,造福一方;所以他们才能够像张书记一样赤膊上阵,冲到最前面;所以他们才能够像朱书记一样,不顾常年脚都长了鸡眼,总是一双人字拖鞋,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第一个跳入南堤合拢缺口的涡流之中。
而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身先士卒的革命干劲,他们才能带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干大事,建奇迹,创壮举。张书记是顶着压力引黄河之水来清洗盐碱地,让寸草不生的茫茫荒野变成了40多万亩良田,可这却成为了他的主要“罪证”之一,被污蔑成企图“决开黄河堤放水淹死兰考人”。朱书记是顶着压力围海造田近万亩,让城东人民公社历史上被人称作与猪争食、吃“地瓜渣”为主的统销社,变成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统购社,可这却成为了他的主要杀身之祸之一;因为他被评为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在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总结会议上,顶撞了对前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进行污蔑和攻击的某位走资派领导。
他们为什么要顶住这些来自上峰的压力呢,他们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地完成上峰交代的份内工作就可以了呢,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而这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才真正是人民的好书记。如果他们不思进取,原地踏步,混天度日,得过且过,他们完全可以做好上传下达,只要不是损公肥私,不是多吃多占,他们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完全可以官运亨通,甚至可以光宗耀祖。但是,这是人民群众的好书记、好干部和好带头人吗?像张书记,他能看着几十万亩原野荒芜在那里,能看着百万人民群众在挨饿,能不想方设法引黄河之水来清洗盐碱地,使之改造为造福子孙后代的几十万亩良田吗?像朱书记,他能看着原城东人民群众缺田少粮,与猪争食,能不想方设法围海造田,使之改造为造福子孙后代的近万亩良田吗?
像他们这样的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他们是绝对做不到不能、不做、不干的;而只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就要坚决地去能动,去做,去干。哪怕最后的结果像张书记一样,还被走资派打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煽动罪,还被打上了一个如同杀人放火之类的罪大恶极的企图决堤放水淹死兰考人的滔天罪名;哪怕最后的结果也像朱书记一样,上峰不但不支持他围海造田的请示,相反还说出了“耽误了春耕生产,我要你的脑袋”之类的混账话;结果是的确因此引起,而让走资派们认为他太嚣张跋扈,太狂妄自大,而使他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是不思进取吗?是原地踏步吗?是混天度日和得过且过吗?是损公肥私和多吃多占吗?习近平总书记3月17日说过,“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其实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还真的不少;至于现在能否会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另外一句话的美好愿景——“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认为,如果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这个美好的愿景将始终成为一个美好的梦想。
为人民服务是有前提性的,是谁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前者是指“好党员、好干部”的政治本色,后者是指“好党员、好干部”的政治内容。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是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列毛主义的政党,她才会为人民服务;而如果服务的对象范围发生了变化,是为少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多数人服务,那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光谱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变修变色,就会沦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我们必须得承认,张书记和朱书记的人生厄运和政治悲剧,客观上讲,是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太低,相对性地体现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彻底和不成功;应该来说,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生厄运和政治悲剧。人类的封建思想,人类的资产阶级思想,人类的自私自利,都还必须要通过不断的革命运动来进行涤荡、限制和禁锢,要进行不断地斗私批修;就如同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过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在不断的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而只有不断地进行锻炼,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地成熟起来,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机器的管理之中。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竟然变成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虽然曾经有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好书记,像张钦礼书记一样,像朱赞成书记一样;但是在修正主义的淫威下,他们也只能成为刀俎鱼肉。历史的深刻教训总是沉痛和惨烈的,曾经的工人阶级由于城乡差别,惯性堕落成了农民阶级仰望的工人贵族,把前赴后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抛在了脑后,使整个党、整个阶级和整个民族一起沉沦到万劫不复之地。如果说我们今天来怀念这些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是为了什么,那就是:整个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须要整体觉醒,必须要重新站起来。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上,必须首先要消灭转基因生物战争,必须要进行抗转救国,救亡图存;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必然归宿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上,阶级斗争必须要贯穿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始终,必须要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进行到底。
这就是怀念像张钦礼和朱赞成这样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重愿望;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奔向地狱之门的末日之路上,在亡国灭种和绝地重生的悲惨抉择中所换来的沉重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