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今天是革命前辈朱德同志诞辰129周年的日子。作为毛主席的老战友，“朱毛红军”的核心，他为新中国的建立、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功勋卓著。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朱德为何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是因为什么，让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又是什么，让他在部队中有那么高的威信，甚至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看看金一南这篇文章，看看关于朱老总的纪录片，或许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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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图。
【人物百科】朱德（1886年－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
后来又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
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在天安门
茫然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铁三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南昌起义的火种再也没有熄灭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的。
摘自金一南著《心胜》
人物纪录片视频：十大元帅——朱德
链接+晚年朱德：始终敬佩毛主席 坚持马列拥护文革
编者按：1976年3月10日，《诗刊》刊登了朱德委员长的二首词。由词看来，朱德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发自内心，对文革的支持也是毫不含糊。
1976年3月10日，《诗刊》一九七六年二、三月号(总版82期)刊登了朱德委员长的二首词。
朱德：喜读主席词二首
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呤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一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蓝。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
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
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
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二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
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
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
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
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
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注释：
(1)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这首词中的“ 鲲鹏”，是用来比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2)毛主席词中的“蓬间雀”，是用来比喻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庄子.逍遥游》：“斥鴳(yan晏)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附：1976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词二首
1、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链接+艾辛： 我为什么拍关于毛周朱的电影《战友》
这是一个流行速食文化和快餐文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是一个为了现实欲望而失去了人类底线的时代。人们在追求各种利益的最大化中几乎忘却了沉重，忘却了悲壮，忘却了思考。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几乎不思考信仰、信念、人生价值等精神正能量层面的问题。
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温我们悲壮而苦难、卓越而辉煌的抗争历史;需要重构我们为之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信念、信仰;需要唤起我们中华民族庄严正义的文化记忆。
应该说中华民族悲壮的抗争历史具有巨大的文化传承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重温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耻辱、抗争与拼搏、崇高与悲壮，这些精神的实质可以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和前行的动力。中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的落后与挨打、耻辱与软弱是我们民族尊严与自信的流逝，是我们数千年辉煌灿烂文化的堕落。
历史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悲壮的抗争奋斗可以产生先进的文化信仰和信念;可以产生前赴后继的抗争动力;可以产生警示的力量和励志文化。落后挨打的悲剧、耻辱和惨痛教训，催生了中国近代史上前赴后继的民族英雄的抗争奋斗历史。
历史翻回到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第二次攻进北京。政府软弱腐败，百姓民不聊生。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民众奋起反抗，各类反清起义不断，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忧国忧民。此时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的檄文，这篇文章点燃了当时国人的激情，激励无数青年志士为推翻腐朽封建的旧王朝浴血奋战，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洪流。
这洪流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撼动了当时的黑暗旧中国。时值朱德14岁(1886)，毛泽东7岁(1893)，周恩来2岁(1898)。他们的童年是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推翻帝制的硝烟和风云浪潮中度过的。中华民族百年经受的磨难与屈辱在他们稚嫩的心中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在探索和追寻走向民族的复兴之路上，无数仁人志士用血肉之躯唤醒受难受辱的同胞，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抗争。这抗争如火如荼，这抗争亘古未有!
半个世纪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少年和他们成千上万的同伴前赴后继完全彻底改变了落后的旧中国，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以前辈“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的中华民族伟大理想。
历史已经在腥风血雨中翻过了耻辱和惨痛的一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续写了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篇章。大型文献纪录电影 《战友》展示悲壮抗争、拼搏奋斗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历史而展示，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民族复兴、和平与发展。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尊重革命先烈生命价值的体现,更是意在凝聚后来人的信仰意识和确立人生价值观。
信仰、励志是为了让灵魂自觉自省自信自立。创作 《战友》的过程,也是创作者审视生命价值和荡涤灵魂的经历。影片结尾红旗飘飘的画面，是创作者的对中华民族一代英烈的敬畏。创作者为此写下了这样的歌词:“红旗带来的颜色,你的鲜艳,我的信仰。”在五星红旗下，对人生价值观的拷问就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平庸的人命只有一条，叫性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叫性命、生命;伟大卓越的人则有三条命,即性命、生命和使命,分别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责任!而中华民族的代代英烈所创造的生命价值是永生的生命,是后人永远的敬仰。
在穿越历史的解读中认知历史,在反思历史的思考中传承历史和文化。通过对中华民族悲壮抗争历史的解读和认知，就能更加理解毛泽东早年的追寻与谋求、青年的抗争与拼搏、中年的探索与奋斗、晚年的孤独与忧患!他一生反帝反封建反愚昧,争取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为民族谋求复兴;一生坚定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切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们家庭出身背景、不同身份的母亲哺育、不同的童年成长环境、不同的青年求索经历,却被同一个信仰吸引,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拼搏,共同实现了缔造人民共和国的伟业，让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 使中华民族从此摆脱屈辱，昂首挺胸的站起来。
如今三位伟人已经远去了,属于他们的岁月也随之远去,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他们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无论岁月相隔多远，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人民始终相信，伟人们的人格和精神，伟人们的智慧和魄力会穿越历史的烟云，历久弥新。我重温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那一幕幕叱咤风云、惊心动魄、扑朔迷离、行云流水，浪漫动人的往事，会给我们许多启迪与思考!
无论人们怎么评价和叙说，历史会还原伟人的本身。只有完全放弃主观情感和想象，才能实现真实历史的还原，才能从宏大叙事中、从说教层面中走出来，去接近历史、还原历史。
据说黑格尔在评判封建旧中国时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孟德斯鸠也曾经在贬低封建旧中国给君主下跪的习俗时说：“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
如此侮辱性的评价。近代史上经历的国耻和民族危难，催生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悲壮抗争的历史。各种反清起义不断：戊戌变法求新求变;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呼吁强国强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中国最有骨气的文人斗士鲁迅，他以他的文笔当投枪，一生专做三件事;一是打公知;二是骂汉奸;三是讽愚民……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杰出代表的精英才俊，从少年时代经历的悲剧耻辱历史中觉醒。他们不屈不挠，引领中华热血儿女前赴后继，续写了惊天地泣鬼神、辉煌、悲壮的民族抗争历史。大型文献纪录电影《战友》正是以鸿篇巨制的气势，以文献纪录的真实还原了这一宏大历史画卷的真实。用信仰、崇高、主流价值观等正能量挑战社会溃败和人性堕落。吸引、召唤当今共产党人和当今青年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呼唤当今青年出类拔萃。
《战友》成为中国最长的文献纪录电影，上下两部，169分钟，浓缩中国二十世纪的波澜壮阔，浓缩人民共和国的辉煌艰辛，浓缩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的奋斗历程。这是创作者呕心沥血，坚守坚持历时五年的结果。在信仰、思想意识混乱的当今社会，影片《战友》的面世，会为当今的年轻人在确立人生价值观，选择人生道路等方面打开一扇思考的大门。
如今，新媒体、速食文化可以铺天盖地，但不能一统天下。戏剧、故事片、纪录片等艺术片类仍以自己的优势傲视群雄。在我看来，新媒体虽然快捷方便，但是快餐速食却代替不了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无限回味。我相信，人类的艺术规律不会被浮躁社会的速食形态所改变，尤其是起源于人类图腾仪式，人类集体体验意识的审美属性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剧场和电影院将始终伴随人类的文明进程而辉煌灿烂，并且成为国家和城市的文化标志。
影片《战友》中的人物都已经离世，他们留下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档案和还原当年的历史，让我们在解读辉煌、壮烈的背后，也感受鲜血和泪水，也理解伤悲和遗憾。
从十年前拍摄《走近毛泽东》，到今天完成《战友》，用故事片的理念拍摄文献纪录电影一直是我的追求。让纪录电影回归电影院，回归电影艺术的属性，吸引观众自觉观影，更是我们纪录电影人孜孜所求!过去，一些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受时代的局限性影响，拍摄模式是丰功伟绩加生平，影片风格以历史资料加专家口述为主：以电视专题片的宏大叙事和说教为主，这样影片就会导致所承载的内容必然是大而空。因此，如何避免文献纪录电影的内容概念化，宏大叙事化、说教图解化、画面和解说脱节的政论专题化等等，是创作的关键。文献纪录电影不能仅仅用解说词讲故事，更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现实的角度，有机地再度开发和解读文献历史资料，用历史文献资料，用历史文献资料画面结构故事，用故事影片的理念和叙事风格来讲故事。
文献纪录电影的创作，我非常认同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创作者在追求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文化精神的真实时，应着眼于挖掘历史本身的真善美，着眼于体现人类的共同理想，同时又代表着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性格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精神。影片充满了人性的思考和人文关怀。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代表的抗争、奋斗、探索、牺牲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先进文化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这种历史文化精神和今天时代的需要是息息相关的。它反映的历史，晓喻的是现实，呼唤的是未来，是一种真正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文献纪录电影《战友》的创作过程，是文献影像资料运用电影艺术元素创作的过程;是运用电影艺术风格和叙事手段再度开发历史影像资料的过程;是用纪录的真实、解读的真实，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全方位历史还原的过程;是文献纪录片电影的真实历史叙事完成审美真实的创作;是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人性化、情感化和普通化的审美解读。通过历史真实的还原表现他们在伟大中普通、在普通中伟大的亲民形象，给带有政治色彩的沉重、严肃的文献纪录电影以鲜活的、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纪录电影《战友》的创作内核正在于此。
因此，《战友》上映后，广大观众不仅充分肯定了影片的成功，而且认为《战友》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好作品。人们在评价这部影片时，使用得最多的词语是：“新颖”、“精彩”、“很感人”、“构思技巧”、“使人感悟”、“时代感强”等等。观众普遍认为该片的叙事风格所讲诉的故事很感人，语言表现力很有深度和力度，尤其是环环相扣的语言表达勾连力度和高度的概括，使影片起承转合很清楚，并能够点燃观众的激情。正是创作者的用心，才使影片故事性强，艺术风格清新流畅。
影片《战友》叙事结构采取大结构的跳跃又有立体关照，所体现的叙事性较强，清楚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三位伟人的特点和追求。通过影片使人感受到，伟人是时代造就的伟人，也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平凡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个人嗜好、优点缺点。《战友》用珍贵影像资料所表达的冲击力告诉人们，他们是最真实的人，是民族之骄子。
《战友》一片避免了把其拍成面面俱到的人物传记或者功勋片、成就片等等，而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客观唯物主义的眼光，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领袖参与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事件作为背景，重点讲诉三人半个世纪的追求、半个世纪的友谊与合作，共同建立人民共和国建设国家的故事，把视角和表现主题选定在三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求索和拼搏。通过对现有文献历史资料和影像资料的再度开掘，客观讲诉三个伟人精彩合作的故事，他们是最成功的事业的合伙人。通过三个伟人的探索与追求以及人生价值观，生动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教育意义非常大。
我想用诗人汪国真的诗来结尾：“因为向往，所以选择了远方;因为无可依靠，所以必须选择坚强;在前路渺茫的时候，也不放弃希望;在孤立无缘的时候，靠信念支撑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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