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魂兮归来——读《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有感 - 红色人物

　　他一生追求的便是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无产者。

　　2015年2月6日的《光明日报》，文化周末的文荟栏目刊登了一篇署名宁新路写的一篇题为《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虽然全文占了整个版面，相当长，它题目很平易，没有什么噱头，但还是吸引我从头到底认真读完了，而且反复读了几遍。文章的主人公便是过世已十年的前财政部长吴波，他享年九十九岁。财政部长干什么的?是管钱袋子的，为国家、为共和国管钱袋子的。每年国家的收支是财政部安排的，他一辈子为国家过手的钱物，那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并没有留下大额存款，因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帮助别人了，留给后人的仅有三万元积蓄，这笔钱除了付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那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一辈子过手那么多属于国家的财富，却没有为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个人的财富，他立志让自己子女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文末标注作者为散文家，是《财政文学》的主编。宁新路之宁，与“认”字读音相近，我想那么这路是正路，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走的堂堂正正的大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的今天，吴波能保持一辈子做一个革命的无产者之本色，更显得难能可贵了。在我们党那么多领导者中间，有几个人能如他那样始终保持革命的无产者本色啊!他不是靠嘴上说，而是一辈子身体力行。记得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曾经号召共产党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就是今天白求恩精神在共产党人身上的真正体现。

　　吴波是年轻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队伍的，从那时起他便立志做一个革命的无产者。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北京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他一生追求的便是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无产者。作者在文中告诉我们，“他在晋察冀边区当官时便不吃小灶，与大家排队同吃一锅饭，并把分配给他的坐骑马匹送给伤员和最需要的人。到财政部当领导时，他仍然不吃小灶，与大家排队同吃一锅饭，并在高温季节一再拒绝为办公室配备电风扇等特殊待遇，和大家同熬酷暑。因他没有官架子，大家很少叫他部长，而称他吴老。他喜欢别人称他吴老。”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共产党人打破资产阶级法权下等级制度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者见之于身体力行的彻底平等的精神。称“吴老”，是对老人的尊敬，这里没有等级关系。现在对领导的称呼，皆为某书记，某部长，呼某同志已很少了，后来发展为称老板，这本来是对资本家的称呼，甚至大学生、研究生对自己指导老师背地里也以老板相称呼，从流行称呼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思想面貌的变化。看起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称呼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某种变化。

　　《毛泽东年谱》在1974年10月20日，记载毛主席在长沙对丹麦首相和邓小平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注：指旧社会)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跟你们不同。”毛主席这段话的思想，无非是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所有制变更了，但是还存在货币和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经济基础上，八级工资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工资制度，这是按等量劳动分配等量产品，然而事实上各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强弱的差别，有结婚的，有没有结婚的，那么按等量劳动来分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还存在贫富之间的差别，他们之间在实际权利上仍然是不平等的。谈到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不平等，它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层面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知道，资产阶级所谓的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非常虚伪和用来骗人的东西。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规范下的等级制度，这是与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差不多的东西。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要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作为共产党人在思想观念上要打破这种等级制度对自己的束缚，要平等待人，在人与人之间要打破一切高低贵贱之别，这样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真正与工农大众，与无产者站在一起。北宋初年，四川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曾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其实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提出的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根据地实施的“供给制”也是这种观念的表现。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我们不愿陷入空想主义，我们仍只能实现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的等级工资制度，但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有清醒的认识。这可是毛主席先后给邓小平、周恩来亲口讲的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最后的叮嘱，这是在思想战线上保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保障。吴波的思想观念，及其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所坚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并且能身体力行，这是他最难能可贵的地方。这个观念不仅表现在他处理与同事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还表现在家庭中处理与儿女的关系上。作者在文中告诉我们：

　　“他鼓励4个儿子不在优越的京城工作生活而到艰苦地方安家落户，3个儿子都安家落户在了外地，且不准他儿孙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谋好处，也不准儿孙利用他的朋友、熟人关系为自己办事情。”(朱按：要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他那个财政部长的地位，有多少人想巴结他的儿孙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本人便自叹不如。他工作的性质决定他那个口子一开，后果便很难设想，问题不是出在他朋友和熟人身上，而是出在多少商人以及谋求升迁官职者身上。对他儿女如此关照，则是为了防止他们被拖下水的可能。)吴老的老战友要把他在条件艰苦的甘肃甘南工作的大儿子吴本宁调到兰州市，被吴老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儿子吴本立，被领导关照去香港进修，吴老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进修名额给了其他教师。因为吴老了解到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给了‘特殊关照’。清华大学毕业的三子吴威立，靠自己本事就业并成为干部，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财政部成立国资局，有好心人想把他调进来，也给吴老拦住了。不但把儿子拦住了，还交待所有儿孙，在他在职、退休和去世后，不准到财政部办私事。他的儿孙从他当部长到退休、去世至今，没有人进过财政部的门，更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吴老当财政部长一场，他的儿孙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沾上他这个‘大官’的‘光’。”

　　要做到这些真不容易啊!需要他自己坚守，而且是一辈子坚守，还要他儿孙辈的理解和尊重他的意愿，他四个子女中，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他自己坚持无产者一辈子，也让儿孙们守住无产者的地位，这才是真正共产党人立身行事的准则，这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灵魂。坚决与工农大众生活在一起，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和传统。这当然不是说干部的子女便不能做领导工作，而是应如工农子弟一样经过历练，根据个人的才德和国家工作岗位的需要，而不是单凭父荫去走上领导岗位。下面我们再看他的行事，作者告诉我们：

　　“他的部长用车，从不让妻子和儿孙使用，即使老伴生病上医院或落户西北甘南与北大荒的儿子远道来北京看他，即使小车司机如何求情也不让车接送，由他们自己来回打车。他当财政部长期间，多次坐车路过老家安徽也从不停留，他生怕亲情、友情与他财政部长职务沾上关系。安排他去黄山疗养，安徽省政府的小车接送他，他让秘书从他工资中支付了全程汽油费。下基层调研，不要多余的陪同，也不坐专车，与大家坐大巴去，拒绝超标准接待，吃饭付餐费。有的地方接待执意上了鲍鱼海参等高档菜，他就按时价付钱，在北京时也同样。他的工资让秘书管着，付餐费等开支，随离随付，从不耽误。付餐费，是他当财政部长时的习惯，哪次也没马虎过。吴老带财政部司长和秘书去上海等地出差，他嫌套间太贵，退了套间和秘书住单间，其他人也是两人住一间。出差不住套房住标准间，从他当部长直到离休没变过。哪怕是带老伴到阔别几十年的延安，也退了套间住标间。即使带着老伴回老家，他也不因此破例。那年已是七十多岁的吴老，唯一一次带年迈的老伴回安徽宣城老家探亲，他不要专车，不打扰地方同志，自己买车票坐长途客车回家，回到老家自己掏钱住旅馆。”

　　“他不愿享受特殊补助，他把‘文革’后给他的平反补助费和后来部长正常待遇的保姆补助费，全部交了党费，且常年拿出自己工资接济有困难的人，每月一半工资帮助了有困难的人。”

　　“他不收礼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收受任何礼品，他和家人对送上门的礼品一概拒收并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折合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这一习惯，吴老坚守了一生。”

　　从上述这些记载，吴老一生无论在持家还是在行事上，都能光明磊落，公私分明，在位处理政务时，他能坚持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1980年，赵紫阳接任总理时，吴波是唯一对赵紫阳主张分灶吃饭、分级包干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当时说财政分灶吃饭，我举双手赞成，毛主席在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学美国的做法，不要什么事情都由中央包下来，要让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分级包干我认为有问题，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中央预算，能包下来固然可以，如果地方包不下来，还得中央来管，中央的负担太重了。(按：吴波的意见是对的，如养老金的问题，要地方包干，现在有的地方如黑龙江就有缺口了，有的地方有积余，如上海、广州等。如果有余缺调剂，那就触及地方利益的相互关系。)当时赵紫阳争论不过他，吴波会后写了一份辞呈，但考虑他的影响，还是一步步退下来。丁宁宁同志是秘书，当时要给秘书长送文件，所以知道这件事，故丁宁宁觉得应为这样的好人立此存照。在这个问题上，吴波的意见是正确的，既然领导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他还是坚持原则，宁可不做官，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他退职离休回家时仍如此坚持党性原则，这坚守一时还容易，一辈子坚守那就很不容易了。不仅在大处坚守党纪国法，而且在生活细节上也循规蹈矩，一丝一毫也不懈怠自己。不仅在工作上是如此，在个人生活上也如此，而且在常人看来，有一点近乎苛刻了。因为他的职务要求他必须如此，才能守住共和国的钱袋子，稍一松懈，子孙受益亦有限，受损的是共和国的财政上出现漏洞，那个损失可就难以计量了。作为对比，最近一年多来在反腐斗争中，许多领导干部的缺口，往往是从持家不严上打开的。《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11日，第七版有一篇综合报道，题目便是“那些贪腐父子兵”，文中讲到：“据媒体此前统计，在近年的腐败案中，至少有28起家族腐败，而父子联手贪腐更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情况，占六成以上。它的表现便是‘当权者父亲利用手中职权为儿子安排工作，通过儿子收受第三方的贿赂，通过儿子与商人勾结形成利益集团。”有父子同朝为官者，如2012年8月，安徽宣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宿州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死缓，其子是其属下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局长，被判无期。这是父子联手的贪腐集团。另一种情况是父与子一官一商，或者父亲通过儿子收受贿赂。如湖南省农业厅原厅长程海波受贿案，程海波一审被判死缓，而其子程高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九年。当然家族腐败也有两种情况，有的本人不知情，是其配偶与子女背着他接受贿赂的，也有因自己出面不方便而故意让子女出面的，这种情况的腐败更加严重。上面所举两个案子，还是在安徽和湖南的地方行政干部，在中央部管的干部情况就不一样了，最典型的案例是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父子俩的贪腐案，刘铁男在国家发改委系统工作近三十年，2013年落马前的职务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他手上这枝笔可以批多大的项目啊!能源项目的规模有多大啊!所以他自然成为商人们追逐的对象，从哪儿下手?自然就从其配偶和儿子下手，只要刘铁男对商人说一声带一带他儿子刘德成，商人们便求之不得。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十八岁离开父亲，前往加拿大求学，在此期间，无论转学还是生活上的事，总有商人为其提供各种方便，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孙永根便是刘铁男在2005年上半年托他“好好带带他”的人，这个他便是指其儿子刘德成。刘德成与其母亲郭静华在加拿大，还是由商人收购的加拿大绿色资源公司的董事，这个商人是套取银行资金收购加拿大公司的，通过刘德成与刘铁男发生关系的有四家公司，由儿子成立公司来收受贿赂，法院最终认定刘铁男受贿金额达3558万余元，发改委系统在全国范围成为腐败贪污的高发区，为什么?因为是财权高度集中的场所。故在国家重要岗位上，手握重大财权的官员贪腐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严重。把吴波与刘铁男相比，同在国家如此重要的岗位上，那就是天壤之别了。吴波是真正的无产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刘铁男便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在刘铁男身上还不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反映嘛!依法治国，这个法就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对于这类大事，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一场生动的阶级斗争。中国一句老话，知子莫若父，反之，在儿孙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父祖辈如何为人的影子，自己身正，影子怎么会斜呢?儿孙的问题，父祖辈也有责任，为父祖者怎么没有约束好自己的子孙呢?《三字经》中就说到“养不教，父之过”，回首看看吴波是怎么约束自己儿孙的，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终不能魂不守舍吧。再从为子之道讲，也应该为老一辈人着想一下，《论语·学而》载：“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观其行，指观其行事之方寸无改于父之道。总不能把父亲在位时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社会联系作为自己谋利的社会资本吧，这样的社会资本，在性质上便转化为官僚资本了。说得通俗一点，便是拿着父祖辈的牌位到处去招摇撞骗，这是伤害国家的荣誉来谋取个人一时的私利，这不仅坑害了父祖辈的名声，也坑害了自己，最终葬送的是自己一辈子的前途。财政部长吴波能守住做一辈子革命的无产者的宗旨，也得有他儿孙们守得住老人的家规家法，清清白白地做人。为父祖保持他们的节操，为儿孙者也应该有如此的责任，这也是为人不可或缺的宗旨，总不能一头往钱眼中钻吧。吴波与刘铁男，二人都是部级干部，他们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便有天壤之别。

　　有的报刊统计，中央纪委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有68人，其中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30人，这两年查处的大案要案，特别是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案件，令人足够触目惊心，如果分析一下他们犯案的状况，，几乎都与其配偶和子女有密切关系。薄熙来案与其配偶行事有关，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案发，几乎都与其儿女有关。当年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何尝不是与放纵叶群与林立果阴谋活动有密切关系呢。对于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而言，如何管束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也是必须跨过的一个坎，过不了这个坎，说不定还有身败名裂的危险。《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反腐报道中，就讲到高官落马，地产商陪绑的事。截止去年10月28日，共有53名各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其中便有30名与开发商有牵连，占比60%。比如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杨刚，在担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期间，曾有多家地产商对其进行商业贿赂，2013年杨刚被调查前后，已有10名地产商相继被调查。原南京市委书记季建业与杨卫泽先后落马，还不都与地产商相关，这几乎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十五万亿土地出让金的审计，或许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暴露。随着反腐倡廉的深入，那么多反面的案例，正反衬了财政部长吴波严于治家、治身，一辈子洁身自好的珍贵了。《礼记·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为人要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修身齐家是关键，过了这个关，才能谈得上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这里的平天下是指个人明白如何使自己的德行成为天下之表率，共产党人就是要真正以自己的德行作为天下之表率。吴波作为国家的财政部长，立志终生做一个革命的无产者，便是从自己正心诚意也就是立志做起，然后是修身，摆正自己的位置，坚持党性原则，决不妥协，在公私关系上做到公私分明。再是齐家，便是约束好自己的子孙。唯其如此，才能管好国家的钱袋子，也就是践行治国的使命，从而为天下之表率。如果连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功夫都做不好，那么即使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对他而言，也只是一句空话罢了。做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一定要“魂兮归来”，千万不能被金钱的大潮冲得失魂落魄。魂是一个人得阳刚之气，如若游魂离去人身，那人就变成鬼了，这就是落魄的结局。读一下落马高官们的悔过书，便可以知道什么是落魄的结局，到那时悔之晚矣。

　　《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这篇还文章告诉我们：

　　“吴老年轻时代追求真理执着而不舍，在旧军阀部队里，几次宁可丢掉饭碗，也不以邪恶为友，不以人民为敌;主持湖南赈灾，在随时会丧命的危险里，与贪官污吏智斗，使赈灾粮款免遭贪污，拯救了数万灾民;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的饭碗，却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后来，他干脆放弃官禄，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

　　他这样的出身，在历次运动中自然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审查，他几次被错误关押、审查和批斗，蒙受巨大的委屈，却不怨恨组织和他人，恢复财政部长职务后，从没报复曾陷害他、打击过他的人。他曾经被树立为新中国“模范部长”，虽有升迁机会，但他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时，把财政部长职位主动让给年轻有为的副部长王炳乾，为老干部主动让贤立了标杆。领导职务只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它不是个人谋取名利和仕途的踏脚石啊!“仕途”可是封建时代的一个旧名词，这个名词的背后，实际上是升官发财那个旧观念，它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风马牛不相及。

　　吴波离休以后，做的两件最妙又最绝的事，便是他立了二份遗嘱。吴老在他85岁病重住院时，便考虑如何立遗嘱的事了。出院后的一天，吴波让自己的三子吴威立和秘书王沈京等人一起张罗立遗嘱的事，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请几个秘书一起商量做立遗嘱的见证人。吴老提出他去世以后，房子交回财政部，家庭成员一致同意。于是由他口述，让儿子吴威立记录，留下了这份遗嘱，并把遗嘱送交财政部。今录其文于下：

　　遗嘱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立遗嘱人：吴波

　　见证人：王沈京、梁志义

　　家属：吴本宁、裘企阳、吴威立、吴本立

　　2000年10月9日

　　吴波立了这份遗嘱以后，过了二年，他仍不放心，他还给当时的财政部长项怀诚写了一封信，这便是他的第二份遗嘱，是写给组织上的。今录其文于下：

　　怀诚同志：

　　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

　　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我指定我的三子吴威立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由他负责和财政部联系。

　　顺致问候

　　吴波

　　2003年1月26日

　　2005年2月20日，吴老平静地走完了99年的人生，2月25日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召集了家庭会议，形成一份《家庭会议纪要》，将老人遗嘱逐条逐人落实下去，由吴威立写了一份《交房申请》，由吴老的秘书送达财政部，表示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这两套房子，如果出售的话，至少能卖近千万，当然这不是提倡大家都这样做。吴老这样做，体现了作为真正革命的无产者光辉的榜样。说实在话，房产是现在老人留给后代最大的一笔遗产了，现在多少家庭在老人过世前后都眼巴巴地盯着老人的房产，兄弟和亲友之间，为了争夺老人留下的房产，为了遗产继承闹得兄弟和亲友反目，甚至闹到法院打官司，把亲情和友情都抛弃了。

　　比照吴老的一身行事，我自叹不如，相差距离甚远，也不是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如此，然而吴波仍然是我们景仰和学习的榜样。在反腐倡廉不断深入的今天，有这么一份难得的正面教材，值得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们作为学习和对照自己言行的一面镜子，在思想境界上找差距，如何帮助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要懂得权势和财富都不是永恒的，为人的精神却刻在你每一步行走的足迹上。所以作为共产党人，还是应该“魂兮归来”，这是司马迁所言屈原写的《招魂》中的一句话，全文太长，这里只引其中几句，其中有言：“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译成语体文，大意谓：“魂啊，你回家吧!西方可不是极乐世界，那儿飞沙走石一千里会伤害你的。……回来吧，回家吧!何必在那儿受人威胁遭贼陷害呢!”这个西方的贼害放到今天应该是指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不是具体指称哪个地区哪个人。我们共产党人还是应该努力争取如吴波那样一辈子为人行事，才是改革开放这个新时代条件下共产党人之魂，中华民族之魂!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都可能有不足之处，无论你过去曾经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个人都有重新选择的自由，在选择的时候，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选择对你今天和以后的处境究竟会意味着什么，不管过去曾经做过什么，至少在为人的方向上，你应该要有“而今迈步从头越”那种紧迫的信心和决心，有了这一点，并且作了努力，那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当一个人去世以后，在与他告别的仪式上，人们送他花圈或挽联时，往往少不了“永垂不朽”这几个字，如果仔细想一下，当一个人的肉体因解体而离开这个世界时，能留下来为人怀念的究竟是什么?是他曾经拥有的亿万财富和金银财宝吗?是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吗?也许这些东西都会与他遗体在火化炉的大烟囱顶端喷出的烟雾一般，最终灰飞烟灭。真正能永垂不朽的是他在世时为人的高尚精神，如吴波那样，虽然他已离开我们十年了，还有人会怀念他崇高的无产者之革命精神，而不是报端有时还能见到的那种对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那些文人雅士之间家长里短的琐细之事吧。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也不必强求一致，这也能显示各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这个世界的生活毕竟是各色人等多元而又多样化的，但终还有贵贱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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