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钱学森总是面带灿烂的笑容，笔者曾有幸亲眼见到过他一次。是在80年代初期的军队大院，一天晚饭后我和另一名战友在大院门口闲逛，突然战友使劲地拽了我一下，说“钱主任！”吓得我俩赶紧立正，见穿军装的钱主任向门口走过来。到了门口，卫兵立正敬礼，钱主任动作慌忙地还礼，我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他低着头笑眯眯地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所以我对钱学森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笑眯眯的面庞。

　　常带笑容的钱老似乎得到了上帝的最大恩宠，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获得的都是最好的。可是人们一点也不妒忌他，甚至有点隐隐地为他抱不平，原因是他的贡献太大了！毛泽东评价：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主席这只是笼统地一说，钱老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不是能够用量的方式能够衡量的，应该是“有”和“无”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有了钱老的贡献，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中华民族腰杆就能硬起来，否则就不能！钱老是中国航天之父，是世界极少数拥有航天技术国家之一——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拥有航天技术的国家多少有点基础和继承，可钱老则完全是在一片空白的上面建立了比肩世界强国的中国的航天事业，这所显现的不仅仅是智慧的力量，更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这是美国及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不得不提的是，钱老晚年的困惑，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多人将这个问题归结为教育方面的，于是教育部赶紧接招，将这个问题揽到了自己身上。作为回应，于2009年搞了一个所谓的“珠峰计划”，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由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实施，有北京大学等20所985高校入选该计划。如今5年过去了，下文怎样？不得而知，反正钱没有少花。当前的管理体制确实存在问题，没有问责机制，有了过失无人承担，反倒是“闻过则喜”。教育部将钱老的问题揽到了自己的头上，不去好好的闭门思过，却想出了一个如此花钱的主意。

     其实钱老提出的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甚至都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可以对钱老的问题设一个反问：要“杰出人才”干什么用？假如（实际不可能）教育部门将“杰出人才”培养出来了，那么他们到哪里去发挥才智呢？谁都知道，科学技术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人才是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而且只有在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杰出人才才有可能产生，如果没有这种需要，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杰出人才的产生，所谓应运而生就是这个道理。当前我国社会有这个需求吗？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一开始就确定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维逻辑，并且大力提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引进外资，大量进口成套设备。目前，除了极少数的产品还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用不着你去研制开发。技术无用，学术无用。最近一位院士在人民大会堂给研究生讲课，听课的学生睡倒一片，什么原因？学生们对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为什么不感兴趣？因为学了根本没处用！

     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创造力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学过生物学的都知道，使用激素可以迅速提高生命有机体的代谢和生理机能，但同时对机体的激素分泌起到反馈性的抑制作用，长期使用就会使相应的激素分泌机能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外来知识的肆虐，极大地抑制了民族的正常思维。

 

　 当代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拥护改革开放而反对文革，其实正好搞反了。中国古代就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的待遇确实都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但同时将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的路给堵死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什么？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创造？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还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发现？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后者。但是改革开放使得精神创造和探索未知成为不需要的了，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总有不甘心者，或者出国寄人篱下地搞点学术，或者在国内以“异形”的方式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或者替人当当吹鼓手。反观文革期间， 那时候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被“哄着”、“捧着”，但是只要你有了发明创造、有了技术革新必然受到重视。

     所以，对钱老的疑问不能仅仅从教育或则人才规律的层面上理解，应该从政治层面上来理解。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钱学森于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2011年12月8日，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考入铁道部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

　　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

　　他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43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7年，在上海与蒋英结婚。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钱学森非常气愤，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Dan A. Kimball)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 个师的兵力。从此，钱学森在受到了美国政府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左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才证明了他是无辜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1954年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1954年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让步，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1日清晨，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都给予了钱学森亲切细致的关怀，晚年的钱学森还激动地回忆起一件往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召集相关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周恩来总理特意叫住了钱学森：钱学森，你不要太累着了。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个是自己的岳父蒋百里。

　　1956年初，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 年，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力学学会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同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控联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为了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人才，应钱学森关于建立“星际宇航学院”的要求，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相继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0年11月1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961年，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62年，《物理力学讲义》出版。1963年，《星际航行概论》出版。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导弹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10月27日 ，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18] 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论系统工程》出版，1988年《论系统工程》(增订版)出版。

　　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85年，钱学森因对中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者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7年，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出版。1987年5月3日，担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关于思维科学》出版。1988年，《论人体科学》出版。《创建人体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分别于1989年、1996年、1998年出版。

　　1989年，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获得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当选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94年，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论地理科学》出版。《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出版。

　　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5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之题写了馆名。

　　1998年，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12月11日，江泽民看望钱学森，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也一同看望，《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创建系统学》出版。1995年、1996年和1999年江泽民曾先后三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他。

　　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Frank E. 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并当选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钱学森先生12月11日自己生日时写给母校全体师生的寄语：“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要继承和发扬母校优良传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报效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努力把西安交通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他还向母校赠送了自己亲笔签名的《钱学森手稿》一书。[28] 钱学森始终心系母校，充分发扬了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的光辉传统。

　　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赴日本求学，1911年回国，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钱均夫与蒋百里是莫逆之交。蒋百里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当时就任国民政府保定陆军学校校长。蒋百里与其日本夫人生有5个女儿，钱均夫只有独子钱学森，蒋家答应将三女蒋英过继给钱家。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跟随父亲远赴欧洲，在德国柏林上学，两人相互的书信传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到了美国，当时钱学森已经三十多岁，蒋英也有二十四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再次推迟了婚期，直到1947年，他们才在上海举行婚礼。

　　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深造，原本读的是航空工程专业，但在继续深造的问题上，他与父亲发生了争论。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蒋百里知道了钱家父子的分歧，他对老友钱均夫说到，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33] 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那些岁月中，家境状况很糟糕，作为大家闺秀的蒋英，毅然辞退了女佣，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而也放下了她热爱的歌唱事业。正是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但当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6岁的儿子永刚、5岁的女儿永真在机场最后登机时，美国政府又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20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她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35] 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35]

　　1991年，中共中央在为钱学森举行的颁奖仪式接近尾声时，钱学森谈到了他的夫人蒋英。他们结婚44年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钱学森迫害期间，她管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与钱学森的专业相差很远，但正是由于她为钱学森介绍了音乐艺术，使钱学森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37] 钱学森爱好音乐，尤其是在蒋英的艺术熏陶下，他对音乐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感悟，也给他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无比的色彩。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的感情生活更加和谐温馨、多姿多彩，也使他们的事业相得益彰。他们曾合作《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一文，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提出意见。

　　个人作品

　　《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钱学森论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

　　两弹一星(3张)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时，钱学森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程。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跨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

　　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系统科学，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系统工程，钱学森不仅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人体科学，人体科学，是钱学森教授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与中医等进行科学化、系统化提升的毕生心血、成就和开创性努力、贡献。四大人体科学著作奠定了他中国人体科学开创者和先行者的地位，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人体科学之父。

　　他在1988年至1998年十年间，先后出版了《论人体科学》(合著)、《创建人体科学》(合著)、《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四部巨著。

　　思维科学，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4)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学龄提前，学制缩短，人人皆可早成才。

　　钱学森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的构想，儿童可以4岁入学，12岁初中毕业;12至17岁上高中及大学，完成“大成智慧”知识学习，再加一年“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成为大成智慧教育硕士。钱学森设想：到21世纪中叶，全中国的青年都可以18岁读完达到硕士水平的大学，成为社会有用的通才。这种学制的设计，以早出人才为旨归，适应了信息时代世界竞争形势的需要。

　　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培养理工文艺结合的“全才”。

　　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包括所有通过人类实践认知的学问，暂分为11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相应地，教育要培养的人才应当：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这样的人是全才”。在钱学森看来，“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同时，在纵向结构上，人类知识体系又可以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的层次的划分略有不同)。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是双向的、统一的。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谁也离不开谁。而“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统一结合，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

　　钱学森一贯坚持把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统一起来的考虑专业教学的内容。他提出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而大成智慧人才培养的关键，还在于学生的品德与精神。因此要靠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的教育与熏陶，要靠自觉地追求真理的兴趣与激情，要靠人在与计算机优势互补中对知识的有效集成与积累，要靠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的锻炼，才可能培养出真正高端的智慧人才。钱学森高度重视了哲学的意义：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个人荣誉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5年5月，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之题写了馆名，这是中国第一所以在世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也是中国唯一一所经钱学森本人同意以钱学森命名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定位于科研教学的资源共享与钱学森事迹，文物展示于一体，并设置钱学森特色数据库。1996年，钱学森在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书面发言中，深有感慨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50]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2007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8年01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钱学森家中，亲切看望这位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代表党中央向他表示衷心的祝福。2009年08月06日，国家总理温家宝看望了钱学森。

　　2009年3月28日，他被授予“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2009年11月13日，第二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授予钱学森“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

　　人物评价 

　　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毛泽东评价：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评价：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值五个师的兵力，宁可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国。

　　导师冯·卡门评价：　我们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评价：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蒂夫评价：钱学森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评价：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对钱学森这样评价：大千世界、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对钱学森这样评价：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对钱学森这样评价：辗转回国，钱学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硬劲;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干劲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