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在临赴地狱之前，他最记挂的不是才满周岁唯一的儿子，不是他结婚不过两载的妻子，毛泽民最后记挂的是前仆后继的革命大业，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节操!

　　生死考验

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1]

毛泽民与方志纯临别深谈[2]

　　笔者：宋美龄来迪是盛世才卖身投靠的最后画押。可以这样认识吗?

　　朱旦华：本质就是这样。

　　宋美龄走后大约两三天，盛世才派人对新疆同志分别打招呼。要将中共全体在新人员，包括陈潭秋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十几个人、毛泽民等在新疆政府工作的五六十人、西路军新兵营和延安派来学习航空技术的几十人、八路军在新疆养病的伤病员、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人员及其家属小孩，共一百几十人，分两处“保护”。航空队的30多个同志集中在小河沿一个旧兵营里，其他人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大院临时“招待所”。

　　我们一家当时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

　　记得1942年8月底9月初的一天[3]，刚吃过晚饭，天就黑了。方志纯邀请毛泽民出外走一走。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1925年参加革命，跟着方志敏创办了赣东北根据地，他和毛泽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认识，1933年，同在闽赣根据地工作，1940年毛泽民到苏联治病，在莫斯科和方志纯同睡一间房间，两人友情非同一般。在方志纯的记忆中，毛泽民原来性格活泼，到新疆后年纪大了几岁，变得寡言了，问他是怎么回事?

　　毛泽民沉默良久，难过地对方志纯说：“我说什么呢?刚到新疆时，我觉得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严重，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以先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呢?在学委会内部……”毛泽民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毛泽民历来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新疆上层领导间的不同意见，即使是最后机会吐露心曲，他也不愿意深论党内领导间的意见分歧。

　　毛泽民回来后，只对我说，他和方志纯怀着对新疆局势深深的担忧，静静地望着星空。突然远处天际，一颗流星飞过，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方志纯开玩笑地对毛泽民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又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嘿嘿地笑了起来，厚嘴唇张得大大的：“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还讲迷信呢!”接着若有所思地对方志纯说，“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星，虽很快陨落，可总为党为人民群众贡献一点光亮。”

　　在那个不寻常的夜晚，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可以是生死哲理的探究。

　　方志纯移开话题，说起毛泽民早年在中央苏区的事，那时候根据地干部经常开会到深夜。邵式平总是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总是笑着给他一个软钉子：“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1934年7、8月间，毛泽民奉命调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离开闽赣省委前，闽赣几个领导同志想请他吃顿便饭，以示饯行。毛泽民知道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不能搞!”好在大家对毛泽民都比较了解，要不然，还以为他不近人情，搞得人家下不了台呢!

　　过去的回忆是那样甜蜜，现实的形势是那样紧迫。那个晚上毛泽民和方志纯谈了很久，最后毛泽民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兄弟好几个。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停了一下，毛泽民含着泪水郑重地对方志纯说了他最后的嘱托：“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要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哥哥……”

　　夜沉沉，心沉沉。

　　星闪闪，言灿灿。

　　方志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在临赴地狱之前，他最记挂的不是才满周岁唯一的儿子，不是他结婚不过两载的妻子，毛泽民最后记挂的是前仆后继的革命大业，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节操!

盛世才的公开“变脸”[4]

　　笔者：毛泽民当时是对党代表陈潭秋有意见吗?

　　朱旦华：不是。陈潭秋有点优柔寡断。但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大代表。毛泽民当时主要对新疆学委会[5]另两个成员徐梦秋、潘同有意见，他们两人后来都叛变了(沉默良久)。

　　毛泽民的判断不幸而言中了!9月16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颁发，9月17日一场旷世冤狱就在新疆发生了!那天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化名徐杰)、毛泽民(化名周彬)、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谈话，务必光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盛督办请谈话”，这是新疆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很多人被“请”去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被“请”走后，软禁在满城邱公馆。

　　第二天上午，这五人的眷属一起抓进邱公馆一个小院，与外面断绝了一切联系。

　　1943年1月9日，国民党第一批工作人员抵达迪化。l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布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员。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将软禁在邱公馆的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柏南、刘希平投入第二监狱，次日派军警将这五人的妻子[6]及孩子押至三角地，和林基路等人的妻子关在了一起。后来又一起押至西河坝软禁。

　　3月11日，盛世才派军警将八户梁的马明方、方志纯、刘护平、吉合、张东月等35个男同志抓进了新疆第一监狱。分别关在十个号子里，连放风都不让同一个时间。航空队30多人仍然关在小河沿;李宗林、乔国桢等四五个重病号关在养病室，70多个男同志关在新疆第四监狱。至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关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我在女牢写下《狱中四时歌》，以铭记对丈夫和战友的思念：

　　(一)

　　狱中无春天，不知春光好。

　　和风送臭气，才知春已老。

　　君不见呻吟暗室无处告，

　　保重身体最紧要。

　　(二)

　　夏日如火烧，臭虫满墙跑。

　　屋漏偏逢雨，泥水头上浇。

　　君不见长日如年正好学，

　　及时努力莫空抛。

　　(三)

　　秋风送凉意，告我青春逝。

　　雌子已长成，提笔学写字。

　　君不见狱中岁月催人老，

　　高歌一曲抒怀抱。

　　(四)

　　冬夜难成眠，布衾冷如铁。

　　消息问上苍，明月照积雪。

　　君不见一灯如豆忙为谁，

　　愿共战士凯歌回。

对毛泽民的狱中思念

　　笔者：细细寻思，您和毛泽民的爱情几乎全部是思念。

　　朱旦华：是。邓发“提亲”后，接着是毛泽民策划新币问世，一两个月难见踪影;订婚后，毛泽民去苏联长达八个月的治病和学习;毛泽民回疆后，又一直在盛世才特务监视之下工作，早出晚归，每天我都在担心，每时我都在思念。昔日在思念中，每次都看见了毛泽民回归的身影。这一次毛泽民被盛世才抓了去，多会儿才能回来?!

　　在深深的思念中，1943年端午节到了，我按照监狱的惯例，将节日的礼物——一双自己手做的布鞋，上面扶着远新的小手，写了三个字“爸爸好”，还有几片请工友用衣服换来的炸馍片，包在一起，写上周彬的姓名，交了上去。我抱着远新天天盼，毛泽民会收到这些东西吗?好不容易一天监狱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周彬”的署名。我抱着孩子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毛泽民的笔迹。他，还活着，远新的父亲还活着!眼泪哗啦啦地一泻而下，我痴痴地盯着看纸条，那上面还有一行字“高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毛泽民现在怎么了?他怎么要这两样东西。知夫莫若妻，这两样东西都是毛泽民早已丢弃的东西啊!

　　——那双超过脚踝的高筒皮鞋，因为卡脚，毛泽民一直不喜欢穿，几乎遗忘。现在提出要这双鞋，肯定是被敌人的铁镣把脚踝磨坏了，血水和绽开的皮肉粘结在生锈的铁镣上。穿高勒皮鞋可以护住烂了的皮肉……

　　——那个捆肚子的绑带，毛泽民腹部开刀后，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剧烈行动与变天的时候经常作痛。用绑带捆紧，可以防震动，也能止痛。自苏联治病回来，这绑带很少用，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现在，他一定受了刑，刀口复发，才提出“捆肚子的绑带”……

　　我揩干眼泪，找出旧布开始做绑带，远新一听说给爸爸做东西，乖乖地坐在身边，看着妈妈飞针走线，懂事地说着“爸爸，爸爸”。这苦命的孩子。绑带一天就做好了，针脚做得很密，松紧带也缝得很牢。我又找好了高筒皮鞋。还寻了一顶帽子，望着远新和他父亲一样的大眼睛，我亲亲孩子的小脸蛋问“远新，妈妈给爸爸写句话，写什么?”远新，多么懂事的孩子，眨动着大眼睛，说：“爸爸——好。”两岁的孩子对父亲的思念也至骨髓。我扶住远新的小手，在纸条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夹在了帽子夹层中。

　　高筒皮鞋、捆绑带和帽子请监狱转交了过去，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条。我多次问狱方：“周彬在哪里?”无人应答。我抱着孩子心底高声地呼唤，毛泽民，你在哪里?

动人心魄的《囚徒歌》[7]

　　朱旦华：狱方没有任何回答。但同志们通过地下联络点，传来了一首歌，一首在新疆监狱里作词作曲的《囚徒歌》。那深沉、激昂的旋律，表达了战友们对毛泽民等人的思念，倾诉着对中华民族无限真切无限深沉的感情——

　　(朱旦华唱了起来，唱着唱着，眼泪流了下来。)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啊!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亿万年的伟业，

　　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

　　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

　　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

　　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

　　用嗜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多么动人心魄的词句，每一个字都是痛苦咀嚼蹦出的心声。词作者就是分配在新疆学院任教务长的林基路，时年仅仅27岁。

　　《囚徒歌》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啊!没有纸，林基路利用监狱发的“洗脑”书的空隙;没有笔，林基路利用监狱发的香头烧黑作笔;没有桌子，林基路就伏在土炕上写。有时受刑回来，来不及擦干血迹，想到一句便拿起香头记下来。就这样，林基路以坚强的毅力，在敌人的皮鞭和咆哮声中，完成着这气壮山河的诗句。

　　在林基路被敌人押走时，他将《囚徒歌》和《思夫曲》这两首歌的歌词交给了原同一个号子的陈谷音。陈谷音双手颤颤地接住了这份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歌词。陈谷音是四川人。年轻时曾从重庆到上海学音乐，后来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和“天明歌咏团”工作。陈谷音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到新疆工作，在新疆师范学院当音乐教师。1943年2月6日，他和林基路等人一道被捕入狱，关在同一个号子里，他亲眼看见林基路在狱中怎样和敌人斗争，怎样创作这悲壮的诗篇。《囚徒歌》气势磅礴、炽热深情的诗句，像一把熊熊的火炬，点燃了他沸腾的热血。立刻，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组强烈的音符。他把对烈士的怀念、斗争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和炽热的感情全部融化到悲壮的音符中。陈谷音利用敌人每天给男牢点一支香的断香头，写下了《囚徒歌》的曲谱。

　　歌曲谱成后，大家用香头，废牙粉盒的铁皮蘸着煤烟水，抄在敌人发给的书页的空隙中。再通过各种秘密联系渠道，将《囚徒歌》传播开来。

　　就这样，《囚徒歌》传到女牢。我唱着那深沉的旋律，对毛泽民的思念更深更远。

毛泽民惨烈牺牲真相[8]

　　笔者：在新疆监狱，您一直不知道毛泽民的音讯?

　　朱旦华：不知道，敌人毒打逼供毛泽民的具体情况，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新疆公安局档案中看到的。

　　笔者：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至今保留了1943年5月5日下午2~7时毛泽民的“口供笔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问：你表明立场!

　　答：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

　　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为是个人信仰问题，如蒋委员长信仰上帝一样。

　　问：你究竟愿意脱离共产党员否?

　　答：我不脱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是合法的。

　　问：共产党是不符合国情的!

　　答：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合乎国情的!

　　问：共产党要有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你脱离党否?

　　答：绝对没有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中央还派员到延安，我认为边区政府是合法的。延安是抗战的……

　　5月6日下午2时，再次审问毛泽民。

　　问：你所说的拥护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怎么说得通?

　　答：不仅说得通，理论亦说得通，三民主义最后目的要世界大同……现在，三民主义是领导抗日建国的，所以我拥护。

　　问：共产主义的路行不通，违反中国历史!

　　答：共产主义不仅不违反中国历史，而且是中国现在历史的产物。

　　朱旦华：在敌人频繁的审问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符合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矛盾问题。敌人妄图以此为突破口，动摇毛泽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达到他们攻击共产主义、诬蔑共产党反对三民主义的目的。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一次次都落空了。

　　对方拿出了最后一招，他们模仿毛泽民的笔迹伪造供词，对毛泽民施以连续七天七夜严刑拷打、不让合眼的车轮战术，企图在毛泽民精神疲惫虚幻时，诱使他上当签字。可毛泽民真是一个铁汉子，他打死不签字，困死不签字，任什么花招，就是不签字!(毛泽民生前不签字，可死后有人伪造毛泽民笔迹签字。所谓毛泽民自首书在台湾堂而皇之登了出来。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也有真签了字的。同时被关押的徐梦秋、潘同、刘希平等人当了叛徒，并替敌人去与毛泽民“对质”，遭到毛泽民的痛骂。这些叛徒很快就连同家属一起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获得可耻的自由。)

　　这一下，敌人无招了!盛世才怀着对蒋介石的无限希望，1943年9月27日深夜，奉命在迪化小南门用绳索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拍下了毛泽民遗体的照片。

女牢“儿歌联唱”[9]

　　笔者：毛泽民牺牲的消息，当时在监狱里听说了吗?

　　朱旦华：在监狱一直不能确定。有的同志可能为了安慰我，1944年还说在新疆医院看到毛泽民的背影。我的心里一直感到毛泽民还活着。

　　小远新在监牢里一天天长大了。他是在一种怎么样困苦的条件下，从两岁长到五岁。四周高高的砖墙遮住视线，牢房朝北，孩子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冬天，北风怒号，新疆的雪啊，下得格外大，一片片从房顶的瓦缝里飘落在小远新身上，孩子总是不吭声地依偎我的身旁，问“妈妈，爸爸房里也下雪吗?”牢里一年四季每天吃两个黑馍，又霉又硬还掺了沙子，叫小孩子怎么下咽呢?可远新从小就能吃苦。冷饿病痛，从不跟母亲撒娇，小小的年纪懂事得让人心疼。

　　在女牢里，除远新外，和妈妈一起坐牢的还有25个孩子。刘思齐12岁，当时最大;邵华(安安)九岁，其余3~9岁的孩子还有十个。剩下12个都是在狱中出生的。孩子的妈妈和难友们纷纷给他们起了别有意义的名字，以纪念这段特别的日子。方志纯与娄曼文的女儿叫“囹子”，囹圄之子也;林基路与陈菌素的女儿叫“阿霉”，喂养霉馍长大的孩子;陈谷音的女孩叫“苦苦”，生下来就在监狱，苦里生，苦里长，一苦再苦，苦苦;吉合的女儿叫“新狱”，新疆监狱的产儿;郝冰清的女孩叫“砖头”;谢江庭的男孩叫“铁如”，党代表陈潭秋与王韵雪的儿子叫“楚三”，大家一定记得司马迁笔下记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名句吧!……孩子们的名字都是精心取的，体现了女战友的革命斗志和复仇决心。

　　这些女牢出生的孩子，都没见过爸爸，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子。说起来真叫人心酸啊，马殊的小女儿苏苏，只知道大家都称她爸爸“小马”，谁要谈论小马，她就以为讲的是她爸爸。有一次，一匹小马拉着马车给监狱送水来了，一个女友高叫孩子们来看，说：“小马来了!”苏苏一听，忙扯着妈妈的衣服，兴奋地说：“妈妈，爸爸来了，”妈妈又好气又好笑，拉住苏苏大声说：“孩子，你爸爸是人，姓马，不是马!”苏苏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地说：“妈妈，这是你自己说的，我爸爸是小马嘛!”今天看来，这近于“红色幽默”，可它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监狱。

　　监狱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病魔经常缠住孩子们，监狱里的医生看病除给点阿司匹林药片外，别无他药。有一次，囹子因出麻疹发高烧，昏迷过去了，口吐白沫，狱医进来一看，照例大喊，“快拿阿司匹林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叫人气急交加，哭笑不得。以后狱友们忿忿地叫他“阿司匹林医生”。唉，在女牢里先后有两个小孩，有病因得不到医治死去了。

　　女牢通过绝食让狱方答应了“改善医疗生活待遇”、“举办少儿识字文化班”等要求。当年女牢绝食，小孩子是一起参加的。他们和妈妈一样，静静地躺在炕上，从早到晚，什么东西都不吃。狱方很是惊奇，没想到这些“小共党”、“小八路”也这样硬，最后被迫答应了女牢的要求。深夜，监狱送来了白米饭。胜利了，孩子们蹦蹦跳跳的，高兴极了。小远新捧着一碗白米饭，先递给了我。

　　不久女牢把孩子们编成大、小两班，由难友们轮流当老师，给孩子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教唱救亡歌曲和自编的儿歌。儿歌，成了孩子们学文化的重要一课，也是和敌人战斗的新的武器。我当时是女牢党组织学干会负责人之一。女牢学干会先由张子意、谢良、杨锡光组成。他们被转押男牢后，改由我、沈谷南、伍乃茵、刘勉组成。我发挥了当过老师的特长，编写了不少孩子们喜欢的儿歌：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

　　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

　　请你吃个饱。

　　孩子们想爸爸了，想叔叔们了，想延安了，我又编了一首《麻雀》的儿歌，教孩子们唱：

　　麻雀、麻雀，叽叽叫叫，

　　飞来飞去，飞到我们监牢。

　　飞过高墙，飞过树梢，

　　再飞到我爸爸住的监牢。

　　小麻雀，带信到，

　　小八路都很好，

　　请问你们大八路好不好?

　　爸爸回来把我抱上，

　　仔细瞧瞧，说我长得真好，

　　大叔回来送给我们

　　一包花生，还有一包葡萄，

　　好爸爸，好大叔，

　　亲一亲，抱一抱，

　　大家一起回延安真正好。

　　小远新最喜欢唱这首儿歌了。在牢里孩子们唱儿歌，也学写儿歌，学写字。牢里不可能有书桌、纸和笔。大家就把入狱时带进来的有限的一点生活必需品卖掉一些，买了纸笔供孩子们学习。孩子们都很懂事，知道每一张纸都来得不容易，从来都舍不得随便在纸上写画。一个生字，总是先在土地上用小棍画上多遍，然后工工整整写在纸上。远新小时候很喜欢写字，四岁时写的字就像小学生写的了。他把《麻雀》这首儿歌认真抄在纸上，问“妈妈，我写得好吗?”看着我点头，孩子兴奋地说：

　　“我留给爸爸看!”

　　小远新哪里会懂得新疆的局势是一变再变。

　　【注释】：

　　[1]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5~99页。

　　[2]2000年7月22日下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3]方志纯曾写过此事的回忆录。参见《回首当年—方志纯同志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74~384页。

　　[4]2000年7月22日下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5]当时新疆学委会，相当于“中共新疆省委”，其五个成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潘同。

　　[6]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柏南、刘希平的妻子依次为王韵雪、朱旦华、李玉南、刘晓雯、杨聪。

　　[7]2000年7月24日上午访谈(朱老停止打针，恢复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8]2000年7月24日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9]2000年7月24日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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