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汉奸”问题

　　张怀英(中)与陈永贵等一起在大寨规划山河治理

　　所谓陈永贵的“汉奸”问题

　　大寨的党组织到1946年才发展了3个党员，1947年前只是一个小组，合并在武家坪的支部里。到1947年后半年，全村发展到6个党员，这才单独成立支部。陈永贵提出入党要求后，贾进才和支委们经过讨论，同意发展陈永贵入党。那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只要有区委下乡干部介绍，支部会议通过即可。可是就在这时，各基层党组织接到上级通知，停止发展新党员，原来的基层组织也都停止活动，区干部都集中到地区整党。这样一来，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没有报到区委。经过将近一年的使人发怵的整党，就是前面提到的“搬石头运动”，中央发现这次运动搞得有点过火，及时采取了纠偏措施，从1948年7月开始吸收新党员。不过入党手续比过去严格了许多，必须有两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请区委审查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后才能生效。这时陈永贵又提出入党请求，大寨党支部开会讨论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有些问题还不清楚。但是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陈永贵当伪代表全村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最后还是通过了。

　　不久，区委秘书交给我几份申请入党的名单，我看了一下，其中有陈永贵的名字。

　　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刚在区委传开，区政府有一个姓张的秘书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1945年秋天昔阳解放时还在群众大会上挨过批斗，他怎么能入党呢？”当时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划掉就算了。可是对陈永贵，我却有点不忍心这样做，轻易断送掉他的政治生命。因为自从1946年我认识他以后，陈永贵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加上他领导“老少组”的成功，更使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可是面对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认真对待。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对陈永贵的入党不能简单从事。抱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本人负责的态度，我决心把他的历史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就派区委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看看陈永贵是在什么情况下当的伪代表，在当伪代表之前、之后干过什么坏事没有。

　　这些情况陈永贵很快就知道了。他知道区政府的张秘书和他有隔阂，也知道我对他印象好，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最后下决心到区里找我反映情况，免得有人把事情搞得复杂化，使他的入党要求落了空。

　　一天晚饭后，我正坐在区委大院里乘凉，忽然看到陈永贵走了进来。我一见他便站起来说：“老陈，你吃过饭了吗?

　　陈永贵说：“吃过了。”

　　我说：“咱进屋坐吧!”

　　到屋里后，我发现陈永贵坐在椅子上不像往常那样自然，看样子还有点紧张。我估计他是来找我谈他的入党问题的。为了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我便给他倒了杯水，又让他抽烟。过了一阵，陈永贵一改往日能说会道的习惯，甚至还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张书记，我想给你说一说我当伪代表的事。”

　　我见他这样紧张，就宽慰他说：“好，你不要急，慢慢说。今晚我不开会，没有其他事。”

　　陈永贵听我这么说，情绪才有所好转，接着就很自然地对我谈起了他的心酸往事。他说：

　　“我7岁时母亲被卖掉，父亲后来也被逼上吊。我逃荒流落到大寨，在村里是外乡人。42年、43年日本活埋人的时候，当伪代表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不小心，进了城就回不来了。敌人当时逼着要组织维持会，伪代表的差事有钱人当然不会干，穷哥们儿也都不愿干、不敢干。后来在财主贾太元的把持下，他们欺负我这个外乡人，三番五次逼着我当伪代表，穷人们都知道这是在捉我的大头。当时我又急又气，准备往解放区跑，或是跑到别的村定居。正在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叫老曹的卖布人，找到我对我说：‘他们让你干你就干。日本人需要维持会，共产党、八路军也要利用维持会。你表面上给日本人送情报，实际上给八路军办事，这不也是在抗日吗？等打走了日本人，就是咱们的天下，那时候穷人就可以翻身了。’我一听心里就亮堂了。那时我觉得老曹有来历，又不好明说，就问他到哪里去找八路军。他说：‘这好办，你跟我联系就行了。’我一听说能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就高兴。共产党不是爱穷人吗？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我就有参军的打算。所以老曹这样一说，我就满口答应了。我们规定了接头地点和时间，就分手了。这些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每次都是在接头后再确定下一次接头的地点和时间。老曹临走又嘱咐我：他们让你干，你要提出条件，汉奸来了都要好招待，吃谁的，喝谁的？你进城要给村里办事，又要给咱们了解情况，自然得交朋友。人常说‘酒肉朋友，米面夫妻’，朋友不吃不喝怎么能交上？这些开支你也要给他们讲清楚，请他们都答应了你再干。我遵照老曹的嘱咐，向贾太元提了出来，贾太元满口答应说：‘好办好办！皇军进村自然到咱家来，吃咱的，喝咱的。你进城里看着办，该送就送，该请就请，下来月底算，由全村人摊派。’就这样，我干上了伪代表，可是心上总是七上八下不踏实。我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送给老曹，也照老曹说的给鬼子送了一些情报。干了三个月，就说啥也不干了。”

　　陈永贵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我问他：“老曹除了让你了解情况，还给你安排过什么特殊任务没有?”

　　陈永贵想了片刻，说：

　　“我不干伪代表后，有一次，老曹让我了解一下给日本人当过伪县长，人称‘二毛先生’家的情况，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些什么人。后来我进城一打听，他是西大街人，住在城里，不过家里有些什么人，很长时间也了解不到。这一年快秋天了，我进城去办事，在一个井口上碰到过去和我一块儿扛过长工的李二福。他手提一个篮子，拿着一根杆杆坐在那里。我说：‘二福，你这几天干什么活哩？’他说正给西大街的二毛先生扛长工。我一听就说：‘那不是给日本人当过县长的二毛先生吗？’他说是。我想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就问他二毛先生家里种多少地，有些什么人。他说，除了老两口，就是两个女儿，没小子。我说：‘你提着篮子拿着杆杆做甚？’他说：‘二毛的大姑娘想吃酸枣，让我出来打。可这城里没几根好酸枣，只打下几个绿蛋蛋。’我说：‘这好办，大寨有好酸枣，明天我给你送点儿来。’二福说好。说着我们就相跟着进了城。二福指给我他住的地方，并说明天晌午他在家，我来的时候在门外叫他。第二天我提着一篮酸枣来到二毛家，在门外‘二福、二福’地喊了两声，出来一个40来岁的女人，问我叫二福干什么。我说明来意，这个女人很高兴，笑着说，二福还没回来，你进来吧。我一看这是个了解情况的好机会，就跟着这个女人进了院。只听这个女人喊道：‘小妮，有人给送来酸枣了，你快拿个家具倒下。’叫声没落，我就看见从西房出来了一个20来岁的姑娘，穿着旗袍，打扮得象个妖精一样，一见酸枣，连声说：‘这酸枣真好啊。’边说边抓起来就吃。当时我想，这妮子大概是怀孩子了，不然为甚这样爱吃酸枣。随后又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妮子，长得很精干，像是还在念书。她们把酸枣倒下，我提着篮子就走，边走边说，如果还要，我以后再送点儿来。那个40多岁的女人说，再要时让二福告你吧。我往回走的时候，在县城东关的街上碰见了二福。我说，我去你不在，就把酸枣送家里去了。二福又惊又喜地问我：‘你去见到什么人没有？’我说只见到三个女人，一个年龄老一点儿的，两个年龄小的。二福说，啊呀呀，这还好，我不在，你一个人进去真危险呀。我说有甚危险。他说：‘你还不知道？他的大姑娘在日本人面前很吃香，经常去报告这报告那，日本人也经常到她家。如果让日本人撞见你，起了疑心，那你还出得来吗？’我听了也有点儿后怕。后来在和老曹接头时，我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曹。老曹说：‘你说的这些很真实，很重要。’”

　　听他说完这些话，我又问：“你跟老曹联系的情况，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陈永贵说：“没人知道。老曹告我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我又问：“是不是有些人觉察到你跟老曹有联系?”

　　陈永贵说：“有可能。自从我不干伪代表后，还和老曹经常联系，替八路军办点儿事。联系得多了，难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日本人关我，就是有人告我，说我通匪。我估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仇人想借日本人的手把我除掉，另一种就是日本人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问：“日本人怎么关了你?关了多长时间?又为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陈永贵说：

　　“有一天，两个伪军抓住我审问大寨有哪些人通匪。我说不知道。那两个伪军照我的脸打了两巴掌，说：‘他娘的，不知道？你就是通匪的！’接着就把我抓进留置厂（即看守所），不断审问我通匪的情况。我想，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那就死吧。日本人几次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没有问出一点儿情况。我当时一方面准备死，有时候也想，村里的穷哥们儿会不会想办法搭救我呢？老曹有没有办法搭救我呢？只要我什么也不说，遇到有人搭救就还有活的希望。半年多以后，有两个伪军对我说，没你的事了，回去吧。回去后我才知道，是我女人到处找人想办法，在穷哥们儿的逼迫下，贾太元才出面写保证把我保了出来。出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曹。”

　　听完陈永贵的话，我说：“老陈，这些情况总会搞清楚的，你放心。现在是共产党掌权，和过去不一样了，不会冤枉好人。”

　　陈永贵听了我的话，很高兴，就说：“张书记，不早了，我回去吧。”

　　我把他送到区政府门口，说：“老陈，有什么事你还可以来找我谈。”陈永贵说好，就回去了。

　　送走陈永贵后，凭着我对陈永贵的了解，我断定他谈的都是真的。战争年代有规定，特勤(指为我方工作的人员)一旦被捕，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为的是防止特勤叛变。虽然陈永贵和老曹是单线联系，直接的证明人难以找见，但是既然有老曹这么个人，就总可以找到旁证。

　　陈永贵的谈话给我提供了不少线索。我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昔阳县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经常住在后龙凤垴村，县里和一区的地下工作员也常在那一带活动。那一带离大寨很近，到那里一定能找到旁证。于是我就本着既不要把好苗苗关在门外，也不要让坏人混进党内的原则，到后龙凤垴村了解情况。

　　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李先模证明说：“独立营住在这里的时候，武工队一个化名老曹的队员向我打问过陈永贵的情况。我给他介绍说，那是一个穷光蛋，多年给人扛长工，人倒是挺聪明。后来我发现在后龙凤垴村外，陈永贵跟老曹有过单独接触。”

　　我又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人了解这个情况?”

　　李先模说：“我发现老曹不断到阎庄窝活动，你到那里了解一下。”

　　随后，我又来到阎庄窝，那里的党支部书记也证明陈永贵和老曹有过联系。

　　陈永贵当伪代表的由来，总算有了个眉目。既然如此，解放后在反奸清算运动开始后，陈永贵又为什么被群众批斗呢?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为了慎重起见，我找到当时负责阎庄窝这一片工作的工作组组长张永顺。张永顺详细给我介绍说：“反奸清算开始后，咱们在区里的工作人员很少，全区分了五个片，阎庄窝这一片包括大寨在内的11个村，只有3个工作员。那时的工作重点放在武家坪、留庄、阎庄窝这三个200多户的大村，其他100户以上的中等村也只是去照应一下，像大寨这样的几十户人的小村根本就顾不来。多数村在我们的指导下，反奸清算对象一般还能选得准，大寨没人去，大权还在地主手里，为了应付我们，他们自动搞开了反奸清算。后来一了解，是把一个当过伪代表的穷光蛋当作对象斗争了一下。”

　　听张永顺一说，我才明白陈永贵不是区里批准的斗争对象，而是村里自己选下的，显然有问题。我又问：“当时他们斗争陈永贵的理由是什么?”

　　张永顺说：“主要是说他当伪代表到城里大吃大喝，花的钱多。”

　　至此，陈永贵从当伪代表到受批斗这段历史终于水落石出。我对陈永贵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当时我还有点不放心，又专程到陈永贵的老家石山村查看，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陈永贵在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只有他的父亲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这时候，我完全放心了。出身在这样人家的长工汉，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

　　1948年9月的一天夜间，陈永贵第二次到区里找我。我热情地招呼陈永贵坐下，先问他今年的收成怎么样。陈永贵说，大局已定，又是个大丰年。我知道陈永贵这次来还是为他的伪代表一事，没等他开口，我就主动说：“老陈，你的问题弄清楚了。地主富农拿你在日本人面前做顶风墙，在共产党面前做替罪羊。你不是汉奸，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算是我方的特勤。”

　　我这么一说，陈永贵如释重负，脸上马上出现了笑容。他只喝了一口水，就站起来说：“张书记，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回去了。”我把他送到区政府门外。陈永贵走出去几步，又回头望了望我说：“张书记，你回去吧。”我说：“好，你慢些走。”

　　过了几天，阎维周向我汇报了他在大寨村调查到的情况，和我了解的基本一致。我又到大寨做了进一步调查。经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和宋立英证明，大寨村的第一任伪代表并不是陈永贵，而是宋立英的父亲宋克俭。1942年日本人搞维持会时，各村都要派伪代表。那时大寨村刚经过日本人几场屠杀，前后死了几十人。经过这场杀戮，村里人吓破了胆，谁敢违抗日本人的命令?当时把持村政大权的地主贾太元兄弟在议论派谁当伪代表时，贾春元说：“捡那些外来小户，胆大不要命的派去两个就行了。”贾登元说：“只怕这些人的脑袋难剃。”老奸巨猾的贾太元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愿意去，每月贴他一石谷子。”在这种情况下，宋克俭被地主们连哄带逼，干起了伪代表。干了两个月，宋克俭说啥也不干了，因为日本人对这些伪代表非打即骂，稍不留意，就要掉脑袋。宋克俭对家人说：“就是饿死也不当了，受不了这个气。”第二次派到陈永贵。陈永贵干了三个月，也不敢再干了。贾太元把条件改为每干20天伪代表贴一石谷子，这样，村里的另一个老贫农李喜庆又被迫干起了伪代表。干了没几天，李喜庆也不敢干了。1944年底，陈永贵在不干伪代表两年后，日本人怀疑他私通共产党，就把他抓进监狱，到1945年6月前后才放出来。出狱时间不长，日本人投降，昔阳县就解放了。村里人知道陈永贵在当伪代表期间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因此，当地主发动村里人斗陈永贵时，没有人真心斗他，他也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只是走了个过程了事。

　　搞清了这一段复杂的历史后，我对阎维周说：“陈永贵可以入党了。你带上表去给他填一下。”

　　区政府那个姓张的干事听说区委批准了陈永贵入党，便直接向我提出：“陈永贵当过伪代表，有问题，怎么还能入党？”我回答他说：“你过去还当过伪村长，可以入党，还可以调到区里工作。陈永贵只当了两天伪代表，怎么就不能入党?”他说：“我当伪村长是党组织派去的。”我说：“你怎么知道陈永贵当伪代表就没有来头?”

　　他听我话里有话，也就不再说了。陈永贵被正式批准入党后，激动得几夜睡不着觉，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以后我这100多斤就交给党了，党说什么咱就干什么，不能给党丢脸。”

　　按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到此应该有了定论，不应该有什么疑问了。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陈永贵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党员，这个事可能也就算是了了。可是，随着陈永贵的地位不断提高，尤其是在他要走进中南海的关键时候，和他从副总理的位置上退下以后，他的问题又曾多次被翻出来。后来有一本书上甚至说，陈永贵历史上有问题，在讨论他入党时就曾有过争议，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对这些问题展开认真讨论，缺乏深入考察和耐心教育，因此，陈永贵身上的不良痼习不断膨胀，以至后来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害。这种说法纯粹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陈永贵是1948年9月入的党。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吸收一个农民入党，就是想不负责任、马马虎虎也是做不到的。一些不研究党史、不注重实际的所谓学者，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就得出“吸收陈永贵入党很不慎重”的结论，这是极端荒谬的。

　　本文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本书是张怀英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书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撩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陈永贵的命运折射了大寨的命运，大寨道路的命运，中国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命运。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感慨的历史。

　　张怀英与美国友人寒春在自家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