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为何搬出钓鱼台？

 　1974年9月陈永贵正式回中央工作。10月29日，他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进钓鱼台国宾馆三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原是北京西城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家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黄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都大大方方地敞开着，大门两侧永远笔挺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威严的大门前驻足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党政要员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外，还有纪登奎、吴桂贤等人，都是一人一栋楼地住着。吴桂贤是和陈永贵同时搬进去的。陈永贵住在二层一个三间大套房里，有卧室、办公室、会客室。

钓鱼台三号楼

　　当天晚上，江青带着山东大葱、煎饼去三号楼看望陈永贵。陈永贵招呼江青坐下，没说几句话，吴桂贤也来看望了。江青拉着吴桂贤说：“你的头梳得太土气。”说着，江青便给吴桂贤梳起头来。陈永贵在旁边刁着烟嘴一口一口地抽烟。

　　江青揽着合影的即为普通纺织女工出身的政治局委员、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吴桂贤(左二)。图中其他人分别是：财贸系统的女劳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左一);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右二)、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中央委员邢燕子(右一)。

　　三号楼虽然宽敞、舒适，可是对一生爱土地、爱劳动，整天想着怎么多打粮食的陈永贵来说，越住越觉得不是滋味。住了20来天，他就到西藏走了一趟，又找了一个机会回大寨住了20来天。

　　12月下旬，陈永贵又从北京回到大寨。他去看我时，我问：“在北京觉得怎么样?”

　　陈永贵说：

　　“房住得很宽敞，吃得也很好。可是我这个庄稼汉你还不知道?享不了这福。中央让我管农业，从书本、文件上我学不来多少东西，只能从人身上、从土地上学点儿知识。可是那里离地很远，人一般也去不了，我怎么工作?我准备给主席写封信，把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放在大寨、昔阳、全国各地为好。”

　　陈永贵走后，我一直在想他的话，觉得这个人很重实际，有雄心壮志，有自知之明。其他住在北京、省城甚至是县城的干部都不想下去，而陈永贵则相反。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几次讲：“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如果不下去，就让刘伯承将军放大炮机枪把你们赶下去。”陈永贵不想住在京城，主动要下去，这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1975年3月，我到北京检查身体，见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又给我谈到他在钓鱼台的感受，说：“50年代常听毛主席反对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我现在才真正尝到了这种滋味，真是文山会海。我哪是这个料子?这样长期下去，乡也误了，城也赶不上，真是扑篮打水两头空。可有啥法子呢?”

　　见陈永贵很苦恼，我说：“你是管农业的，多到下面跑一跑，接触点儿实际。坐机关和在生产第一线不一样。你现在不是直接生产粮食，是在制定生产政策和措施，这就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行。”

　　陈永贵很着急地说：“是这样啊!可是我不是今天开会，就是明天学习，看起来也没一会儿闲。你要不主动提，还是下不去。”

　　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陈永贵在1975年4月份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搬出钓鱼台国宾馆，并提出他的工作计划：“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昔阳蹲点，边劳动，边工作，边总结经验，促进点上的经验在面上更好地推广；再用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农村有重点地作些调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时间回中央学习和工作。”毛主席接到陈永贵的报告后，大加赞赏。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主席走进会议室后，向到会的人扫了一眼，坐下后问道：“陈永贵在哪里?”

　　陈永贵赶紧站起来：“主席，我在这里。”

　　陈永贵在政治局开会时，原来坐在离主席位置较远的地方。毛主席看见后说：“坐到这边来。”陈永贵赶紧到主席身边的沙发上坐下。

　　毛主席在这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真好呀！”

　　然后，毛主席念了陈永贵写的信，接着说：“这个‘三三制’的工作时间分配是个军事化。这就是军事化嘛！这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永贵提出要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说罢，毛主席又向到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扫了一眼，问道：“其他政治局委员怎么样?吴桂贤，你怎么样?”

　　吴桂贤马上说：“感谢主席的关怀。我也搬出钓鱼台。”

左一为政治局委员、工人副总理吴桂贤

　　毛主席接着说：“我党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陈永贵的“三三制”工作法受到毛主席表扬后，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赞扬陈永贵干得好，如果中央的人都蹲在北京不下去，怎么得了啊!

　　陈永贵想干的事为什么常常会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呢?我想就在于他是个农民，以农民种地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也许他想的问题不如别人想的那么政治化，但他认为手不能闲着。这一点即使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都是对的。何况他还一直想着全国的地里如何多产出粮食。这种思维在有粮吃时可说起点不高，等到饿肚子时，这一想法便成了最高境界。

　　我们再设想一下，那些一心谋私利的人，中央让他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这样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会主动搬出来吗？中央让他每天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当大官，他还能想到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到农村参加劳动，受苦受累吗？别说是三分之一，恐怕连三十分之一也做不到。而陈永贵不管当多大的官，都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本文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本书是张怀英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书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拨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陈永贵的命运折射了大寨的命运，大寨道路的命运，中国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命运。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感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