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牵挂的中国朋友

　　【破土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后，受到了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遭到批判的托洛斯基思想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人物。尽管托洛斯基和陈独秀从未谋面，但两者的意见和主张有诸多契合之处，托洛斯基对陈独秀极为关注，牵挂着他在中国的所有活动，并将他视为可以信赖的中国朋友。

图片来源：Trotsky, reading a copy of The Militant newspaper, date unknown. (Wikimedia Commons)

不要对陈独秀太苛求了

　　大革命失败后，背负右倾机会主义罪责的陈独秀，一直在深深的反省之中，他致信中央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对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十分不满。

　　陈独秀虽已离开领导岗位，却从不甘于寂寞，对政治仍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他极不满意左倾盲动的瞎指挥，在党面临危境时，便再也顾及不到个人的荣辱得失，大胆的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意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党报自然不会发表，他就在党内自由散发。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并警告他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姑且不论中央能否如陈独秀说，“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姑且不论陈独秀能否放下架子，听从中央的警告，权且搁置争论，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陈独秀所表述的政治主张，恰与托洛茨基的论述相吻合。这样，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开始过问起中国党的问题。他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便对陈独秀是否组党、办报提出疑虑，可见斯大林是多么不希望托派运动在中国蔓延。

　　在一边倒的指责陈独秀的大环境下，惟有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疵的”，共产国际、斯大林“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对陈独秀太苛求了”。还说，“陈独秀与其他中共领袖们反对把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无疑是正确的。这些恰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争论的焦点。中共“二大”就提出“联合战线”的主张，这个“联合战线”在陈独秀等看来，就是与国民党在党外结成统一战线，而不是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当时出于维护巩固党内反对派的团结，才迁就了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意见而作出了让步。次年春，托洛茨基亮出自己的真实的意见，不同意将国民党定性为“四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党”，而强调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惟此，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只能解释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了被压迫群众。”1927年，托洛茨基干脆表明共产党就是要“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它阶级的政策与组织之中。”这一切，陈独秀并不知晓，而托洛茨基也不大清楚中共领导层的真实现状。

　　党内合作的模式在实际运作中，遇到很多阻力和困难，陈独秀等多次向共产国际建议，要求修改现行的路线。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坚定了陈独秀的决心，又以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当即遭到拒绝，布哈林还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予以批评。次年，“马日事变”发生，他又两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他处在极大的矛盾之中，只得于7月15日，给中央政治局提出辞职，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获悉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在两年之后。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迷茫和彷徨中的陈独秀，得此提示，恨不得立刻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以从中找出可以诠释、化解萦绕于胸中的困惑的答案。

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1927年，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中指出，国共分裂的危机已是“不可避免”，呼吁“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等一再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这些意见立即遭到斯大林的斥责。正是由于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才导致共产国际撤消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委。11月，又被开除出党。次年1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继续被放逐国外。2月，亡命土耳其。1930年，托洛茨基组织并领导“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又称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就是在流放阿拉木图中完成的，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陈独秀在读到这些文件时，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

　　陈独秀总算找到了知音，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名《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

　　同年8月，陈独秀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陈独秀愤怒了，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陈独秀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陈独秀的信件就有17封。当托洛茨基知道陈独秀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便十分担忧，唯恐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表示欢迎并为之开脱说，陈独秀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这份被称为“纲领式的声明书”，便是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这封信批评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至于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托洛茨基忐忑的心总算塌实了。他评价《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夸奖“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

　　“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把陈独秀推至中国托派领袖地位

　　恰在此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的挫伤了陈独秀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陈独秀在政治上形单影只，孤独凄凉，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矛盾也就暂时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五百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中共中央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陈独秀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令陈独秀不能满意的是，托洛茨基也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虽没有公开批评托洛茨基，但却始终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方面是统一的。除此之外，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承认其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陈独秀才争得一席之地。

　　在共产主义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成立后，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可是，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一直看好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对来自年青的托派对陈独秀的责难，基本是持否定的态度，不同意“仍把陈独秀同志的一派称‘右派’”，指出，“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陈独秀的立场“完全清楚与正确”，是位“杰出的革命者”。

　　托洛茨基经过一番思考，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所以才如此高的评价陈独秀。陈独秀不仅因此而从纷纷嚷嚷的围攻中解脱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他在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敦促下，于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托洛茨基自以为懂得陈独秀，却独独忽视了陈独秀的独立见解和自主意识。有过一段默契和合作后，陈独秀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的，即他所称的“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便凸显出来。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

　　陈独秀的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容忍和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我非常关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

　　陈独秀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正是这个李福仁背着陈独秀，重组托派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对此十分厌恶。

　　中国托派本是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陈独秀却自作多情，还在狱中间或发出一些指示，可却几乎没有一点号召力，相反，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却屡屡召来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8月，另一个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专此去挪威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这一情况。托洛茨基非常不安，认为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托洛茨基的谈话，由伊罗生记录整理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由美国寄给了中国托派。

　　托洛茨基在这个谈话里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已成历史的必然，可托洛茨基仍然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无须要有丝毫的幻想，”要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不能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陈独秀是个重感情的人，几年来的实际交往，使他对托洛茨基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真实地反映中国年轻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这封长信尖锐地指出：

　　“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托洛茨基所说“若干可能的分歧”，其中就表现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陈独秀却不是这样认为，他感到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苏联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使他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并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

　　托洛茨基虽和陈独秀从未谋面，可却一直将陈独秀视为老朋友。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托洛茨基担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多次指示李福仁：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 耐人寻味的是，遭到暗杀的不是陈独秀，而恰恰是他自己，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言论：“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