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薄一波同志火化后，薄家后人率众高唱《国际歌》。
昨天，2017年1月15日，是薄一波同志逝世十周年忌辰。但遍观官方媒体，至今悄无声息，连一篇纪念性质的官样文章也不曾见。这似乎真应了老百姓的那句俗话：“人走茶凉”——何况斯人已走整整十年了。
十年前的生荣死哀
对于为追求理想一生经历风云无数的这位老人来说，假若真的天上有知，自然不会在意这种身后的寂寞。与国民党草岚子监狱里的命悬一线和共产党秦城监狱里的苦苦煎熬相比，这种待遇是完全可以一笑置之的。而作为他的后人，既然能高唱《国际歌》为他送别，恐怕也是应该能平静看待这过眼云烟般的人生境遇。
对于那一代老共产党人来说，每个人的历史都像一部传奇。薄一波自然也不例外。
薄一波生于1908年2月17日，比毛主席整整小15岁。
薄一波(右一)与毛主席、周总理在一起。据薄一波回忆，周恩来曾对他讲过：“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他是山西省定襄县蒋村人，从17岁参加革命后就长期在山西、京津一带工作，与曾经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长期共事，所以很自然地被视为刘少奇“华北山头”的人，一生沉浮也大都与这个“山头”颇有关系。这种因历史而形成的“党内有派”的“山头”现象，其实对共产党来说十分正常，平时似乎看不出来什么，但一到关键时候——据说林彪说过，躲飞机轰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不是一个“山头”的连躲炸弹都不会往一个地方跑。这种“山头”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代，影响到了今天。大到所谓“留洋的”、“本土的”，“红区党”、“白区党”，“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小到什么“四野”的、“二野”的，“华北的”、“陕北的”……，莫不如此。
刘源与薄家四兄弟在薄一波灵堂上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一波”是他搞地下工作时为了自我保护才开始使用的名字。其父薄昌福其实是距蒋村十几公里的芳兰镇人，世代务农，贫苦无依，在父母早逝后还要受兄长欺负，不得已才在1900年前后，投亲至岳父家(薄一波外公)所在的蒋村居住。薄昌福夫妇勤恳能吃苦，先在三姑父的纸坊里干活，后来又和一个姓朱的合伙开了一个“万盛昌”纸坊。直到1905年才积攒一些钱，在蒋村买下一个小院，有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家”，也就是现在人们能看到的“薄一波故居”。
1996年薄一波将此院捐献给国家。2007年薄一波逝世后，定襄县人民政府将其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合伙开的纸坊，并未能帮助薄家挣脱穷苦的境遇。薄一波曾回忆，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胡秀清为他生了一个弟弟，但因为家穷无力养活，弟弟生下来就不得不被父母狠下心溺死了。薄一波后来曾言，自己是“穷得丁当响”之时义无反顾跟党走的。
薄昌福没有读过书，连账也不会算，辛苦谋生中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所以在薄一波7岁的时候宁可勒紧裤带也要送他上学，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薄家这个孤门小户的家世身份很不相称，就说起了“穷得丁当响还念什么书”之类的风凉话，但从来与人无争的薄昌福对此一概“不予理睬”。
青年时代的薄一波与父亲薄昌福合影。抗战爆发后，薄一波把父母从家乡接出来，送到陕西汉中。薄昌福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薄一波晚年曾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参加革命的态度：“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古人云：人生识字忧患始。读了书、会算账的薄一波并没有像父亲原来期望的那样只是去找个店铺当小伙计，而是从此走上了一条父亲完全想象不到的路。这一点，倒是和毛主席的早年经历十分相似。
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重视办学，全省各地纷纷举办办学观摩会。十一岁半的薄一波恰逢初小毕业，在定襄县办学观摩会的统考中名列前茅，由此获得进入定襄第一高小继续深造的资格。高小三年，他曾经有两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其中一篇是讲美国的两党制，他当时认为那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还有一篇题目叫《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讲述一个人总要做事，或是好事，或是坏事，但只有在做了好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时，那才是最快乐的。
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922年，14岁的薄一波考入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这所由阎锡山创办的专门培养全省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始建于1919年6月，阎锡山一直自任名誉校长。他采用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并发给生活费等手段，笼络那些家境贫寒但却聪明奋进的穷苦子弟，目的是想通过控制小学教师来左右山西教育，进而长期统治山西。这自然是阎锡山的高明之处，但实际上，真正到最后跟阎锡山“争地盘”的中共很多山西籍重要人物，如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李雪峰等，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也大都是在阎锡山的眼皮子底下接受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所以阎锡山曾经慨叹:
“我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阎锡山
1925年6月，薄一波就是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曾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声援五卅运动，并于当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次年，18岁的薄一波即在国民师范学校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并首任支部书记，后改任中共太原地委下设的北部委副书记，专事工运、学运。1927年“4.12事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阎锡山追随蒋介石大搞清党，下令逮捕已经在山西展露头角的薄一波，他由此转入晋北农村从事地下工作。
青年薄一波
1928年底，薄一波任中共天津市委兵委书记、北方局军委秘书长。次年，他在天津、唐山和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地区指导兵运工作，发动士兵暴动。1931年6月，他在北平被捕，判八年徒刑后关在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1935年，薄一波、殷鉴等十二名中共党员因拒绝反省，而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死刑。但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且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根据《何梅协定》南撤，才使得薄等十二人幸免于难。
当时华北地下党遭受大破坏，草岚子监狱曾关押了三百多名中共人员。薄一波等人组成狱中党支部并亲任支部书记，一边组织被捕同志学习马列，一边与国民党当局斗智斗勇，营救同志、发展成员。堪称狱中斗争经典的是，他们不但将专门看押管理政治犯的看守班长牛宝正等发展成为狱中地下党支部忠实的秘密交通员，使监狱内外的地下党建立起了联系;而且当华北的国民党当局碰到内政外交经济等解决不了的难题时，竟然也要去监狱里向薄一波这个共产党的“大才子”求教!从而使薄一波等人为狱中斗争赢得了更大空间。
1936年6月，(按党史公开说法)为避免日军占领华北后造成中共被押干部牺牲，刘少奇主持的中共北方局指示各被押人员用在退xx党反共“自白书”上画押自首的方式履行出狱手续。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照此获释出狱——这就是文革中“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由来。
原载于1936年8月31日国民党《华北日报》的《徐子文(即安子文)反共启事》
说实话，这件公案的是是非非至今难以说清。因为文革初期这件事被翻出来时，揭发者认为这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未向中央明确报告是要公开发布“反共声明”;辩解者则说这是当时的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提出的建议，并非刘少奇自己单独做出的决定，同时也向中央汇报清楚了的。但柯庆施已经在此之前的1965年4月9日病逝，可谓“死无对证”。
不过当年也确实有一个人宁肯被杀也坚决不执行这个来自北方局的“中央指示”，因此比别人多坐了八年半牢，直到1944年抗战形势扭转时才刑满出狱。这个唯一拒不执行“中央指示”的人，就是在薄一波出狱之后继任草岚子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的刘格平。
首任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格平与夫人
刘格平，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人。他是回民，据说在坚持共产党员不该向国民党“投降”的这个原则的同时，还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火烧油炸。此人资格很老，是1922年即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建国时即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行政三级(周总理才是行政二级，他这个级别则是元帅、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级别)，也跟薄一波一样曾与刘少奇长期共事，但却很像是“华北山头”的一个“另类”。1960年在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时，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刘格平被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调中央党校学习;而他在1964年被降职使用为山西省副省长时，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对山西领导特别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文革中刘格平曾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被山西人称为“行政三级的造反派”。
文革中支持曾造反派夺权的刘格平与群众组织代表在一起
文革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刘格平作为与“四人帮”有瓜葛的老干部靠边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经过审查，给刘格平作出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结论，但却从此闲居在家，直到1992年3月病逝。历史的波谲云诡有时就是如此令人感慨。
1969年毛主席接见时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格平
出狱后的薄一波被立刻派往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华北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和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双重进逼下，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愿意接受共产党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当时自称“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的阎锡山急于请一位坚决抗日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山西抗日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目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策略和主张，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做法，为自己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而年仅28岁的“山西才俊”薄一波，正是他决意邀请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的最佳人选。
刚出监狱的薄一波
在这种微妙局势下，为取得阎锡山的信任，薄一波主动与其“约法三章”，据薄一波自述：
“一是，说只做抗日工作，不做其他工作；二是，我说我这个共产党员不能改变，你绝对不能限制我的工作；第三条，我活动得到你的同意。”
薄一波与阎锡山由此达成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开始参与领导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抗日军政训练班、民政干部训练班和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推动山西走向抗战。
薄一波提出“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方针，通过改组牺盟会，大力发展山西民众，并培养中共干部，使得牺盟会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1939年夏，牺盟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左右，成为山西民间抗日的重要组织力量。
在山西沁县，时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山西新军组织领导者的薄一波
他还利用阎锡山为了应付山西危局，深知靠旧军队不足以抵挡日本人进攻的忧虑，着手组建山西新军。并亲任新军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总队和第一纵队政委。只一年多时间，将决死队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卫旅，3个政卫旅，及战动总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由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正式番号的，共9个师旅、50个团，总兵力达7万。1937年11月初，薄一波率决死队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领导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了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也看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这两个组织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暗叫苦自己是上了薄一波这个“后生”的当。于是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意图夺回山西新军。但早有准备的薄一波率部反抗，成功粉碎了阎锡山的围剿，随即将部队编入了八路军129师序列，薄一波任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阎锡山后来曾经对人说：“我一生办事，都能按我的设想打算去做，并且多有成果。但是在成立新军这件事上，吃了一伙年轻人的亏。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这支由薄一波一手创建的部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王牌集团军之一的陆军第14军。它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歼敌数量全军第一;而且解放战争中也功勋卓著，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两广。1950年1月进军云南，参加了西昌战役、滇西边境剿匪，1959年参加了西藏平叛。这支英雄的部队从黄河到红河，从太行到南疆，共参加大小战斗6000多次，解放县城45座，歼灭敌人12万多人，贡献出了6000多名烈士和成千上万的英雄。在60、70年代还曾秘密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被誉为“丛林猛虎”。现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7200部队，隶属南部战区，军部驻地为云南昆明。
14军军史陈列馆的薄一波像
2012年2月8日，赴昆明考察的薄熙来参观14军军史陈列馆;两个月后，他即被中纪委立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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