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如何搞调研的

　　任弼时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在与群众“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第一手调查材料。

　　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报告中，他向与会者展示了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表、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表、安塞高川村1940-1943年经济发展情况、农民蓝凤城1941-1943年收支对照表、各项开支表、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以及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等七张图表。这些图表或是根据任弼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到的统计资料汇总而来，或是从《解放日报》的通讯中改制而成，或是任弼时与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的。每张图表，任弼时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小到农民买火柴、水烟的费用，大到三五九旅的开支状况，有分析，有比较，有结论，抽丝剥茧，丝丝入扣。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任弼时在报告中点面结合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生动直观地反映出来。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五千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再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经晋绥奔赴晋察冀。行军路上，因五台山积雪难行，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阻于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利用第二天休息的间隙，任弼时特意找来伯强村贫农团主席耿香民拉起了家常。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任弼时详细询问了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标准、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地主在土改后的生产劳动情况等。他问耿香民：“地主在家做什么事?”“分给他七八亩地，他自己可以种吗?”“把体力锻炼出来得几年?”等等。通过这样的调查谈话，任弼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在土改中存在着划分阶级标准混乱，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并因此造成工作中出现“左”的偏向。这次“下马观花”的调研，为指导土改工作积累了素材，启发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