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听到他自言自语的话，很是惊讶，大家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还在苏联待过。”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还有另外一个工作需要，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分送到香港、澳门地区。这个小报直到他离开，办了30多期，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共同的感受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里绝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着背心上班，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像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在身上奇痒无比。他看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时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他说：“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更痒痒了。”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道，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就这么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
他在工厂时还拍板处理了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原来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厂工作后，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给资本家。这位资本家在老北京人中享有盛名：他曾带着一帮钣金工，制造出了北京的第一辆小轿车。此时资本家已去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见状立即拍板：“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对此感激涕零。
毛岸英的家在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工厂也就20分钟。可他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他才刚刚结婚，老厂长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这是后来他回忆时说的。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新婚，以为他是单身，或者揣测他的家属在陕北。除了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是吃饭，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简陋，连个饭厅也没有，吃饭时就围一圈儿蹲着。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由金黄变成浅黄，变绿再变黑，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用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在工厂又名毛远仁，他虽然在厂里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可人事档案并没有转过来，还在中央社会部，来工厂之前，他是李克农部长的秘书。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么惦记他，就是高就了，也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得事情不妙，就听见那位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他父亲的话?”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严，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瞧着这五个字，所有人都落泪了。 (据《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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