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15岁参加红军,20岁即成为红军年轻的师长。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善打硬仗恶仗。多次血洒疆场,屡建奇功,被称为“王疯子”。当上了纵队司令员,他仍改“疯”脾气,以至每次打仗总有六、七个警卫跟着他,一见他性趣上来,就把他往后拖。久而久之,连毛主席也知道他这个“王疯子”,并称赞他“疯得有水平!”
七亘村设伏 刘伯承赞不绝口:“‘王疯子’可真不简单啦!”
1937年10中旬,侵占石家庄的日军为配合其晋北部队进犯太原,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沿正太路西犯,晋东门户娘子关告急。正在此时,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陈赓旅长的率领下,挺进到娘子关以南及东南地区,牵制敌人。
三八六旅一部在七亘村附近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闻讯赶到七亘村,并仔细观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只见七亘村西面环山,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崎岖。敌人西犯必经此地。刘伯承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伏地点,命令陈赓以一部兵力在此设伏歼敌。时任七七二团副团长的王近山得到消息,跑到陈赓旅长处,立下军令状,坚决要求承担设伏任务,并获得批准。
随后,王近山率七七二团第三营及特务连到达预定地点。为了进一步弄清敌情,熟悉地形,王近山到七亘村南侧山地侦察,并获悉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敌军第二十师团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宿营在测鱼镇,估计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行进。当时,他手头只有5个连的兵力,既来不及增调部队,又来不及向距他四五十里远的陈赓请示。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万一啃不动,遭受损失怎么办?当时有人认为这个仗不宜打。王近山坚信不疑地认为这个仗一定能打好,刘师长的意图一定能贯彻。他当机立断,在七亘村及甲南峪设伏。接着,他又带人再次去看地形,只见南北均是高山,东西地形复杂,大道大部份是在几米上下的土坎下面或深沟中,两旁杂草丛生,灌木葱茏,便于部队埋伏隐蔽。他立即部署战斗,并自扛重机枪架在距敌经过的道路约300米的地方。部队则埋伏在距敌人20米的地方,远的也不过四五十米,近的只有10多米,简直就像蹲在敌人的头顶上。王近山善于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图巧妙地感染给自己部队的上上下下。每个连静悄悄的运动,一点痕迹也没露出来。大家埋伏在那里,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一切安排就绪,王近山叮嘱营、连指挥员:“只要冲锋号和重机枪一响,你们就勇猛地扑下山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务必速战速决!”
26日上午9时许,敌辎重部队果然牵着骡马,驮着军械和弹药,在步兵掩护下,大摇大摆地出动了,很快进入王近山设下的伏击范围。敌人的尖兵排是骑兵,他们在马上正得意洋洋、谈笑风生之际,王近山命令重机枪开火,手榴弹紧跟着也在敌群中爆炸,顿时敌队形大乱,魂飞魄散。王近山指挥部队迅猛地冲向敌人,进行肉搏厮杀,在两个小时内,除少数敌人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则被干净利索地歼灭。计歼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参战的第三营仅伤亡10余人。战后,400多名战士和当地群众,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功夫才搬运完战利品,仅干粮就足够三八六旅吃上许多天。刘伯承听到捷报,对陈赓赞不绝口:“这个‘王疯子’可真不简单啦!打得好,打得漂亮!”
28日,王近山遵照刘伯承师长的部署,一反兵家“战胜不复”的常规,率三营再度在同一地点附近设伏,再歼日军100多人,缴获骡马数十匹。
韩略村伏击 毛主席说:“‘王疯子’了不起呀!”
1943年夏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中央急调王近山率第十六团赴延安。这时,日军正对太岳区进行“铁磙扫荡”。去往延安,要通过日军的“扫荡”区。临行前,陈赓把王近山叫到身边叮嘱道:“近山呐,此去你要千万小心啊!记住,要尽快赶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战,如发生战斗,也要速战、速决、速离。”
10月中旬,王近山率十六团从长子县东南峪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开进。于22日进至临汾东北方向的韩略村附近。
从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报告中获悉:韩略村东碉堡驻有伪军40余人,韩略村以东、以西、以北还有三个据点,每天都有汽车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经过这里,为“扫荡”之敌运输物资。王近山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当地群众基础好,而日军机动兵力正在抗日根据地心腹地区“扫荡”,这里没有大的兵力可以调动,正是打击敌人的良好时机。于是决心利用该地有利地形,打一次伏击,配合我军在腹心地区反“扫荡”作战。
在部署上,王近山在考虑敌我力量的对比后,决定只抽4个连执行战斗任务,其余部队掩护随军干部、家属转移到安全地带。他布置三营九连打头,使敌不能前进,并由该连派出一个排,由当地民兵配合,监视韩略村据点敌人;二营六连打尾,使敌人不能后退,并阻击可能由临汾方向来援之敌。二营四、五两个连分别放在公路两侧的陡坡上,从两边夹击敌人。
24日凌晨4时,参战部队全部进入伏击阵地。一直等到上午9时许,突见临汾方向的公路上,尘土飞扬,10辆大汽车和3辆小汽车载着日军飞驰而来。敌人毫无警惕,很快钻进了王近山布下的口袋。
二营六连首先向敌人车队后尾猛烈开火,击中最后两辆汽车,爆炸起火,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公路两侧的四、五连用机枪、手榴弹猛击敌人的车队。先头几辆车上的日军见势头不对,开足马力想冲过去,遇到九连的迎头拦击。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慌忙跳下车来,端起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四、五连的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和民兵配合下,与鬼子展开了肉搏……
约3个小时后,枪声渐渐平息下来。120名日军除3名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王近山指挥的三八六旅十六团大获全胜。他们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近120人,缴获92式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掷弹筒3具、步枪80余支、击毁汽车13辆的辉煌战绩。
日军“铁磙扫荡”的人马突然后退了。远在太岳山区里的陈赓觉得奇怪,以为冈村宁茨又耍什么花招。突然传来,王近山在进军途中于韩略村伏击日军之事,他立即命人去查。结果报来,连他都吓了一跳!王近山在韩略村轻轻一战,歼灭的,不是鬼子一般的运输队,而恰恰是冈村宁茨挑选来观战“铁滚扫荡”法的“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中队的学员和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名和联队长6名,其余也都是中队长以上的军官。陈赓连连说:“王近山这疯撒得好,撒得好!”
到达延安以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王近山,对他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现在成了一个吴国阿蒙(指三国时的吕蒙)了,了不起呀!这次韩略村伏击说明你很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敌人,打了一个漂亮的仗!”
定陶战役 毛主席称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
1946年8月,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的敌人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反击战——陇海路战役,给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当头一棒。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很快从徐州、郑州地区调集了14个整编师共32个旅的兵力,分东西两路,又向我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乘我战后来不及休整之机,以优势兵力对我实行东西钳击,聚歼我野战军主力于定陶、曹县地区。而其最具锋芒的是赵锡田任师长、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扬言,不用两个星期就占领鲁西。
为粉碎敌人这一企图,刘、邓首长决定诱敌深入,使敌人在运动中拉长战线,形成孤立或薄弱部分,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刘、邓首长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征询大家意见,王近山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他拍桌而起,虎目灼灼,拍着胸脯说:“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奖,不消灭赵锡田,我没脸回来见你们!我们六纵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王近山的发言,使到会同志热血沸腾。刘、邓首长表扬了他勇挑重担的高度责任感,并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打敌整三师主力军五十九团的任务交给了六纵,随即又作了各纵队合力聚歼整三师的作战部署。这次聚歼整三师作战,后来称之为定陶战役。
王近山一反常规,将纵队前线线指挥部设在离大杨湖仅500米处的大张集。他下到离敌人大约300米的旅指挥所,各级指挥员也靠前指挥。六纵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后投入7个团打大杨湖敌五十九团。王近山对指战员说:“我们要用‘烧床铺草’的精神和敌人拼,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把敌人打垮,一定要坚持到底!”
由于敌人十分顽固,火力猛,加上飞机、坦克配合,战斗打得十分艰苦。
9月5日夜开始总攻,大杨湖几乎成为一片火海。六纵部队奋勇突入村内。敌人拚命挣扎,并在村外敌人和坦克的接应下,疯狂向外突围,企图逃脱。王近山及时派一部兵力,击退敌人的援兵,阻止了敌人突围。打到6日拂晓,六纵已有6个团进入了大杨湖村子,将敌五十九团团部和残敌压缩在村内一片院落内。王近山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全歼五十九团,要求各部队寸土不让,和敌人展开逐屋逐楼的争夺战。战斗空前激烈,部队伤亡很大,弹药也快打光了。正在这时,我方电台收听到敌人五十九团代团长吴耀东气急败坏地用明语向其上司呼唤:“……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最多还能坚持15分钟,再不来援兵,我就自杀了!”
刘伯承司令员立即打电话将此情况告诉了王近山。王近山在电话中再次向刘伯承司令员作了战斗到底的保证。他将纵队兵力已不多的预备队派上去,并把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也组织起来,全部投入了拼死决战,终于将整三师最强的主力五十九团干净、彻底、全部消灭,并活捉了敌团长。
捷报传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毛主席亲自拟稿,致电嘉奖,并称此战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一个范例。
襄阳攻坚 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1947年6月下旬,刘、邓命令王近山统一指挥六纵、陕南十二旅、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等部队,夺取襄阳。
襄阳是座古城,城墙高且厚,城垣完整,城外有护城河,东北两面汉水环绕,南面有大山屏障,敌人经过长时间准备,山上山下都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王近山仔细观察地形后,苦苦思索。按照自古以来的惯例,打襄阳必先夺取南山,消除对方居高临下的威胁后,才能破城。如果按此打法,我军不但会增大伤亡,而且时间也不允许。若一时攻不下南山,敌人援兵赶到,内外夹击,还可能打成一个败仗!他又到城西的万山上反复观察,看到襄阳城西有一条约千米宽的走廊,直通西门,这是到襄阳唯一没有天然障碍的通道。但是,南山下却有敌人占据的琵琶山、真武山两座小山,严密控制这条通道;西门外的几座建筑物和附近也构筑了碉堡等工事。这说明,康泽对此通道也是有高度戒备的。当时,纵队政委杜义德到野战军政治部开会去了,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已调离,这个作战决心虽然难下,但也只有王近山一人拍板定案了。
权衡各方面利弊后,王近山下决心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法:“撇山攻城,直捣西门!”虽然夺下两座小山,扫除西门外敌人防御设施,打一场恶仗,要付出代价,但这是短时间内攻占襄阳的唯一办法了!
王近山令李德生旅长率十七旅完成攻占琵琶山、真武山和突破西门的任务(后来被称为“刀劈三关”)。在十七旅接近西门后,立即转入地下隐蔽作业,昼伏夜出,挖交通沟接近城门。并将尤太忠十六旅、肖永银十八旅秘密运动到西面,梯次隐蔽,准备破城后投入纵深战斗;而在东门和南面,其他部队却大张旗鼓作攻城架式。蒋介石、白崇禧果然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命令康泽:注意加强东南面之工事及守备。于是,康泽将其总预备队6000余人调往南面增强防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德生旅攻打西门的阻力。十七旅英勇奋战,于7月15日晚圆满完成“刀劈三关”及突破西门的艰巨任务。城内的战斗,王近山指定由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统一指挥。
部队进城后,敌军乱成一团,但仍有大批敌人分散在各街口和民房内顽抗。各部队按王近山预先划分的区域向纵深穿插前进,分割歼灭敌人。经过彻夜激战,至16日上午10点多钟,城内守敌大部被歼,就剩下杨家祠堂内的康泽司令部还未解决。
康泽司令部四周有高墙,四周角上各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堡。从司令官、副司令官的住室到中心碉堡,有地道相通。敌人仗恃这些坚固的防御设施,顽固抵抗,拒不投降。
王近山命令各部:“一定要活捉康泽!”众多部队在杨家祠堂内,一遍又一遍地搜寻,最后在坑道最底层的死尸堆里,终于逮住了装死躲在那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务头子、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
7月16日,襄阳终为我军攻克。襄阳大捷,被称为震撼全国的“五路大捷”之一。
9月15日,刘伯承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写道:“在攻城中,王近山的指挥和第六纵队起主导作用。”
朱德总司令将襄阳的攻坚作战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1955年9月,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3月,王近山在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