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邓中夏与周恩来

　　相识陶然亭

　　1920年8月16日一大早，李大钊先生就约了邓中夏、高君宇、张申府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来到陶然亭的慈悲庵，与住在这里的陈愚生会合。天津的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共十多人，今天要在这里举行茶话会，商讨今后反帝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不一会儿，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缪伯英、曙光社的王统照、耿济之等人陆续来了。这些人都是去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邓中夏与他们一一点头致意。

　　“仲澥君，我来介绍一下”，李大钊把邓中夏拉到一边，向他介绍天津觉悟社的成员，“刘清扬君去年你就认识了的，不用再介绍了。这位邓文淑君，女中巾帼”，邓中夏与她们一一握手。“这位是周翔宇君，《“觉悟”的宣言》就是他写的”，李大钊把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拉到身边，邓中夏读过这篇文章，还记得文章中说的“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于是他就这篇文章的话题与翔宇简单地交谈起来。这个周翔宇就是日后中国现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周恩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被羁押三个月，刚刚从狱中出来。

　　茶话会开始了，刘清扬首先报告茶话会的宗旨，邓文淑(即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就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予以说明，倡议在座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活动。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说：“提议各团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邓中夏对联合与改造极表赞同，他认为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非常。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两天后，邓中夏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迎来了周恩来、刘清扬等进步团体的代表，他们在这里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一致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改造联合宣言》指出：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两个月后的11月7日，周恩来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赴法勤工俭学。同一天，邓中夏主编的《劳动音》杂志创刊号出版。嗣后，一个在北京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个在法国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重逢五羊城

　　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8月底到达香港。9月1日，他给团中央的邓中夏写信，说明自己“须往广州一行”，以后的行动“须俟C·P中央命令而定”，“我在广的通信地址，可由平山同志处转”。到达广州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被聘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主讲政治经济学。

　　1925年1月，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中夏见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周恩来。邓中夏在会上就党应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的领导作了重要发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不允许他们畅谈离情别绪，周恩来就匆匆返回广州了。

　　4月中旬，邓中夏也来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周恩来此时正在东征途中。是年6月19日，邓中夏与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香港顿时成为“臭港”“死港”。四天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邓中夏竟意外地在游行队伍中遇见了刚从惠州回来的周恩来，他率领东征军的两个营，风尘仆仆挺进在游行的队伍中。“翔宇君!”邓中夏高兴地喊了一声，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此后，他俩就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相互支持，并肩作战。

　　7月31日，周恩来应邓中夏之邀，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并对罢工工人的英勇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指出：“我们非常钦敬诸位，出全力以反抗帝国主义;亦惟有诸位，才有反抗帝国主义的能力。”“诸君之在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知道是非常痛苦。现在罢工回来广州，我们知道更是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要解除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他在报告中总结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武装叛乱的斗争经验，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周恩来强调：“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

　　看到邓中夏旰食宵衣，夙夜为公，周恩来竭尽全力支援省港大罢工。他得知邓中夏组建的工人纠察队亟需提高军事素质，便委派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担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总教练，委派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唐澍、赵自选等担任纠察队的教练。即使他身在外地，也非常关心省港罢工运动。他在汕头时，给邓中夏发电报，询问有关罢工政策等事宜。电文说：“査此间罢工工人极足维持现状，省港罢工会对于：一、粮食出口;二、供给外人在中国地之食料;三、检查出入口货，到底持何态度?现在罢工政策如何?请速电复。恩来。真。”邓中夏接电后，于14日电复周恩来：“真电悉。货粮除港澳断绝外，均准出口。外侨除英籍人外，均准计口购办粮食。船货凡属英商，概予充公。而船经泊港澳及货由港澳转来者，均予按法严惩。”随后，邓中夏又以书信形式向周恩来作了详细解释。

　　周恩来对于支援东征到达汕头的罢工工人运输队的生活等情况十分关心，亲自带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慰问，并向他们赠送锦旗和纪念章。1926年2月25日，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的周恩来，以东江行署名义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表示“愿作诸君后盾，坚持到底，以争最后之胜利”，并将一面“反帝国主义先锋”的旗帜，派人专程赠送省港罢工委员会。翌日，他又以国民革命军东征总指挥部政治部名义，再次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表示革命军人坚决拥护省港罢工条例及复工条件，声援罢工，一致反帝。并赠匾额一块，上书“工兵联合，重奠东江”，极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坚持反帝罢工斗争的坚强意志。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国民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邓中夏与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等迅即赶到医院探望，并向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等表示慰问。当晚，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号召省港罢工工人和黄埔军校学员为廖仲恺先生送葬并举行隆重的葬礼及吊唁活动。邓中夏连夜撰文《呜呼，廖先生之死》，发表在翌日出版的《工人之路》头版头条。文章高度赞扬廖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遵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政策、遗嘱而奋斗的革命者，是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廖先生死矣，但是廖先生的奋斗精神不死!”周恩来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三民出版社出版的《廖仲恺哀思录》与黄埔军校政治部出版的《追悼廖仲恺、陈秋霖两同志专辑》之中。

　　当周恩来率团东征讨伐陈炯明时，邓中夏在《工人之路》发表《香港最后之一政策》的时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陈炯明虽有香港政府的帮助，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号召省港罢工工人积极行动，帮助国民革命军东征，因为“东征的胜利，便是我们罢工的胜利”，“我们要得到条件之完全胜利，现在唯一的责任，是帮助东征军打倒陈逆，收复东江。东江早一日收复，条件便早一日达到。”他还在广九铁路工人联合会发表《我们对于东征的责任》的演讲，与周恩来的军事行动互为呼应。为此，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同国民革命军挥师东征。省港工人纠察队也向国民政府请缨出征，要求“协同各军扫清逆党”。在省港罢工工人的大力支持下，东征军于10月底克复东江。11月初又大举南征，打垮邓本殷部，至翌年2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下令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周恩来闻讯，十分担心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安全。他当即赶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要求立即解除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包围，不料被蒋介石软禁起来。邓中夏得知此消息，立马与陈延年赶赴国民党中央党部严正交涉，迫使蒋介石以误会为借口，不得不立即释放周恩来。嗣后，邓中夏、周恩来、陈延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住处分析形势，商讨对策，一致主张以党领导下的铁甲车队、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以及国民革命军一、二军为主，对蒋介石进行武装反击。这一主张提出后，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更加明目张胆实行分共。

　　周恩来十分敬重邓中夏的学识与为人，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几次邀请邓中夏到黄埔军校演讲。1926年5月10日，黄埔军校举行欢迎会，隆重欢迎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观黄埔军校。邓中夏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统一广东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希望黄埔学校同志，本国民革命宗旨，早日出师北伐，进行统一中国!”周恩来兼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后，多次邀请邓中夏到政治训练班为国民革命军讲授《中国职工运动》《省港罢工的新策略》《罢工与东征》等课程。

　　是年8月，32岁的邓中夏结婚了，新娘就是李启汉的妹妹李惠馨。这天，周恩来、毛泽东、苏兆征、陈延年、刘少奇等都赶来祝贺，谁知新郎新娘竟不在家中。原来是邓中夏带着李惠馨到黄花岗去祭扫烈士去了。邓中夏把李英轻轻地搂在怀里，深情地说：“妹妹,我们不能忘记死去的先烈们，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新郎新娘回来后，陈延年要邓中夏“交代”刚才去哪儿度蜜月了。苏兆征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讲，我们就‘罢宴’了!”李惠馨满脸羞红地把到黄花岗的事情说出来，大家热情地鼓掌。毛泽东说:“这是中夏兄给你结婚的最好礼物，这个例破得好!”当李惠馨的妈妈把菜肴端上桌后，第一次吃到湖南菜的周恩来辣得直呼过瘾。

　　南昌起义的倡导者与领导者

　　在党的五大上，邓中夏与周恩来一同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7月4日，邓中夏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付国民党的策略以及讨论湖南省的党务工作，商讨如何保存党在农村中的斗争力量等问题。邓中夏在会上提出“反蒋联唐解决何”的斗争策略，他说：“何与冯、蒋一致，唐与左派一致，汪对唐说，为何办许如此之轻，唐是否会不安?可否不反，安慰之!我们为反蒋不反对他，但是他已杀四人，不能公开表示。唐、何冲突抑妥协?但唐最近表示反对何，为何不同。何力不足，不能抵唐，在唐是否决心解决何。我们联唐反蒋，在武汉目前促唐解决何”。周恩来当即表示，在唐生智与何键有冲突、唐生智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情况下,中夏提出的“拥唐反蒋”政策，确实能促唐生智解决何键。

　　7月20日，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中夏与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在九江海关举行谈话会，认真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一致认为，由于“张发奎态度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会上决定“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即“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当天晚上，又在庐山牯岭开会，就南昌暴动的具体计划、领导机构、行动日期及办法做出决定。此后又接连数次开会，商定南昌暴动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党权、政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叶、贺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会后，邓中夏连夜赶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邓中夏、李立三关于南昌暴动的报告。7月26日，中央常委周恩来赶到九江，传达中央关于南昌暴动的意见与批复，“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周恩来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会上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

　　回到武汉后，邓中夏向中央主要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南昌暴动计划。他准备再回九江，却因为中央即将召开八七紧急会议，委托他筹备会议一切，因此，邓中夏错过了参加南昌起义的机会。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邓中夏作为南昌起义的首倡者，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指挥者，功不可没，彪炳史册。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邓中夏与周恩来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在福建长汀给邓中夏写信，报告起义军撤离南昌后瑞金、会昌两战役的经过，信中说：“中夏兄：八月五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报中所载多属造谣，兄等自亦无从取信”，“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勢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信中请邓中夏促请中央电告共产国际在起义军取得潮汕后，设法支援经费和枪炮弹药，并“电知粤省委另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1928年2月20日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邓中夏在香港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省委致琼崖特委指示信及其他工作。讨论结束后，因琼崖特委的交通员要马上返回去，邓中夏就让省委文书科的张穆将指示信立即送去缮写，以便让交通员带回琼崖。张穆离开会场不久，港英当局的警察突然冲进来搜查，搜到会议记录后，邓中夏、罗登贤、黄谦、王强亚等四名常委以“共产嫌疑”关押在警察局位于中环的拘留所里。邓中夏化名葛富贵，自称是上海来港做生意的商人。他当时留着很长的头发，蓄着胡子，身上穿着一件青布大褂，很象一个商人。香港警察局根本想不到，他就是发动和领导省港大罢工赫赫有名的邓中夏。港英当局以搜查到的会议记录为依据，说他们正在召开共产党的会议。邓中夏知道会议记录人张穆已经安全脱险，便坚决要求核对笔迹。核对结果，所有被捕人员的笔迹均与会议记录本上的笔记迥异。

　　周恩来得知邓中夏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广东省委常委沈宝同，对如何营救邓中夏作出指示。香港地下党组织和一些参加过香港罢工的工人立即展开营救工作，他们除派人去监狱探望和送食物外，还聘请一位香港律师为邓中夏等人辩护。律师向警方指出，除黄谦外，被拘留者既无人检举揭发，又无任何犯罪证据，应立即释放。但该律师不是香港著名律师，警察当局竟置之不理。

　　党中央随后委派周恩来驰赴香港，组织营救。周恩来于三月中旬抵达香港，立即会同香港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聘请了香港一个著名的英籍大律师为邓中夏等人辩护。此时邓中夏等人的案子，已经由警察局移交香港地方法院。开庭时，英籍大律师出庭为“葛富贵”等人作了长篇的辩护陈述，要求法院立即将在押人员无罪释放。而香港警方则坚持要继续侦查，律师与警方代表当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邓中夏等人也据理力争，抗议港英警察当局侵犯人权。由于香港当局始终未能查明“葛富贵”等人的身份，也没有掌握他们任何的“罪证”，法庭只好作出裁决：除黄谦外，被拘留的葛富贵等其他人全部释放，立即离开香港。邓中夏等在交了保证金之后，当庭获释。第二天，邓中夏迅即乘坐“太古号”邮轮离开香港，于3月底经厦门回到上海。

　　手表和照片的故事

　　1928年5月，邓中夏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六大开幕后，邓中夏有一天下午在主持主席团第六次会议讨论留学生发言问题时，作出了如下决议，“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发言时间四十分钟不能超过”,非正式代表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给洋洋自得的大会工作人员陈绍禹(即王明)等人泼了一瓢凉水。由此，陈绍禹对邓中夏、瞿秋白怀恨在心。

　　六大闭幕以后，邓中夏与瞿秋白、张国焘等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一方面负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一方面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陈绍禹在攀附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之后，把持了中山大学支部局，一手杜撰了所谓“江浙同乡会”冤案，指责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为反革命组织成员，导致一批留学生被开除党、团籍，惨遭逮捕与流放。受中共代表团委派，邓中夏前往中山大学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真相，受到陈绍禹的抵制，陈绍禹甚至发动一些学生，以漫画、大字报等形式丑化邓中夏、瞿秋白等人。在邓中夏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查清了真相，中山大学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

　　是年10月上旬，周恩来结束了在苏联的工作，准备回国。临行前，他来向邓中夏道别。邓中夏委托周恩来帮妻子李惠馨买一块手表，周恩来点头答应了。他特意转道瑞士，选购了一款银质瑞士女坤表，带回上海，送给在地下情报站工作的李惠馨。周恩来告诉李惠馨，邓中夏在苏联一切安好，毋容挂牵。

　　1929年1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惠馨带着刚满五个月的孩子来到苏联，与邓中夏团聚。2月10日，正值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中夏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家人喜气洋洋，在住地团结旅馆附近的东方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邓中夏把这张全家福洗印了很多张，分送给中共代表团的瞿秋白、张国焘、余飞、王若飞等人。1930年6月，邓中夏回国前夕，周恩来来到苏联，邓中夏又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恩来一张。周恩来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直到1936年李惠馨辗转来到延安，周恩来才把这张照片完璧归赵。这就是如今我们见到的邓中夏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照片，李惠馨自己都没有这张照片了。睹物思人，李惠馨嚎啕大哭，周恩来亲切地安慰她说，“中夏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