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江竹筠同志牺牲70周年。
《烈火中永生》剧照。图源:豆瓣
《烈火中永生》是根据《红岩》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里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演绎不够细腻。但看下来仍让人感到震撼。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电影的进度条在缓慢的前进,我的思绪却在许云峰和江姐赴后山慷慨就义的那一刻停留了。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电影里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响起之时,许云峰和江姐恰如一百多年前被梯也尔屠杀的巴黎公社战士一样,站在那段墙的角落里,最后血污遍身却毫不狼狈。
1948年的重庆大街上,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仅有一年。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垂死挣扎。坐镇西南的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鹏飞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把隐藏在重庆的地下党找出来。让徐鹏飞头疼的不是共产党在重庆有多少人,而是《挺进报》在重庆“满天飞”却看不到是谁撒的。
幽灵一样的川东地下党人却似乎不如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堤坝先从内部溃烂了。被抓后的甫志高立刻叛变了!可能他前一天还对陈松林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地下工作人员,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和气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自觉地为党贡献一切力量!”可是他后一天被捕了,却说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危及到国民党的利益。也可能他心里想过自己是也受了极端势力的利用,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在当时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会说甫志高还年轻,他只是犯了一个常人难免会犯的错误。甫志高也是人嘛,严刑拷打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不信你试试!但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辩护能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吗:
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当时,共产党人既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同时又意味着责任、奉献与牺牲。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份光荣与责任,就不要加入这个组织,更没有资格鼓动他人去牺牲。
跟甫志高一样被捕叛变的还有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
叛变就是叛徒们拿着革命同志的头颅向敌人献媚,换取自己的一时苟活罢了。特别是作为重庆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叛变是不可饶恕的,他们苟活于世的机会是革命同志鲜血换来的,所以一句年轻不懂事是解释不了的,在严刑拷打下至死不渝的许云峰也不过33岁,只比刘国定大3岁。归根到底,这些人过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想的是解放后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定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曾紫霞和刘国志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和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不同,像成瑶这样的年轻人,尽管最初对政治的复杂性理解不够,但是“她正在接触生活,而且开始投身到革命激流中来了。她年轻、单纯,不懂得去怎样斗争,而且有些任性,可是,在斗争风暴的锻炼下,会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的。”像成瑶这样的青年人是值得敬佩和尊重的。成岗被捕后,她在李敬原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党。
而许云峰和江姐为什么不说呢?电影中有一段江姐和徐鹏飞的对话也许值得思考。
徐:不说,不说再钉!十个指头都钉上!
江:你钉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共产党员的意志为什么是钢铁呢?这恐怕不是甫志高、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些叛徒所能理解的!余则成在《潜伏》里说过这么一段话:
“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着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气势!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你们挥挥手就过去了,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这样的共产党人,既是先行者,又是螺丝钉。
也正因为如此,革命队伍里才有大批如齐晓轩一样的革命老黄牛,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党的利益,毅然面对严刑拷打,从容面对死亡,心甘情愿地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中!
齐晓轩仿佛看见了无数金星闪闪的红旗,在眼前招展回旋,渐渐溶成一片光亮的鲜红……他的嘴角微微一动,朝着胜利的旗海,最后微笑了。炮声隆隆,震撼大地。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
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上;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
无数的革命者在极度恶劣的条件却生生不息,是因为他们无时不刻不在点亮光明,而这世界需要光明,它不会永远心甘情愿被黑暗统治着。他们无处不在,而且,他们也终将会点燃整个世界,把所有罪恶都消灭在光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