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怎样看陈云同志的历史功绩

于中宁先生在香港“陈云经济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首先我要声明，我既不是研究经济的专家，也不是研究陈云同志的专家。20年前因为要拍摄经济管理方面的专题片，进入了经济研究的领域，了解了一些陈云同志在经济领域工作的经历和贡献，今年曾经去上海陈云纪念馆参观学习，了解了更多陈云同志的生平。

　　在我看来，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历史上和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具有突出的特点和突出品格的领导者。突出特点是指，他是总能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做出重大历史贡献，这些历史贡献包括特科时期、遵义会议时期、延安时期、建立东北根据地时期、解放初的城市经济斗争时期、一五计划时期、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后时期等等。

　　突出品格是指，他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品格，非常有利于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急躁冒进。

　　在陈云同志的重大历史贡献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中的贡献。一方面，他领导了共和国前9年的经济建设和大跃进之后三年恢复时期的经济工作，这两个时期的经济成长率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也被公认为党内头号经济专家;另一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前后，一贯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条腿走路，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方针，反对经济发展中的急躁冒进行为和思想，特别是对大跃进和文革的冒进，以及改革开放后在矿业、货币制度和物价闯关上的冒进。

　　历史已经证明，陈云同志所反对的这些冒进，或者没有实施，或者实施后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灾难。由于他一贯的反冒进态度，所以左的冒进和右的冒进都把他说成是保守派，但其实陈云同志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派，党内很少有像他这样的领导，几乎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

　　在我们看来，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和经济领导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我想在这里提供一点资料和看法。

　　最近我们在研究美国的新政时期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时，对比研究了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数据。在对比研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体现的健康状况时，整理了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对这些数据研究的结果令我们震惊，我们将其分别写进几篇文章中，其中涉及中国的一些数据，很可能对陈云同志的研究有帮助，在这里简略介绍一下：

　　表1是我们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整理出来的中国4大发展阶段的GDP复合增长率。其中前9年的增长率特别抢眼，内含中国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为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经济有很大损失，如果算上这些损失，这9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很可能更高。这很可能是人类史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十年。它显著高于美国的新政时期(1934-1941年，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8.47%)，也高于美国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1942-1945年，4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0.43%)。

　　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底盘上，逐渐加入社会主义因素，在这一点上，它和新政时期有相似之处。第2个时期是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恢复时期，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用下一个图表来说明。第3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有对经济造成破坏的时期，也有在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恢复时期。第4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的底盘上引入资本主义因素。

　　第1个时期和第4个时期的高速增长，显然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在政府的主持和引导下，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第2和第3个时期，经济造成破坏的因素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其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被教条化、极端化、冒进化。

　　表2表明，从58年到65年这8年，中国经济就像坐了过山车。58年和59年是不可思议的虚高，这仅从数字上就能看得出来。60年61年62年掉头向下，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数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实在是太困难了。这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84%，如果去掉大跃进的虚高，这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很可能只是1~2%，甚至为0。

　　关键是63、64、65这三年，中国经济战战兢兢的引入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程度也比较低，例如包产到户、自由市场、价格双轨、乡镇企业等等，平均年增长率为15%，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前9年相当，领导这个经济恢复的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周恩来先后去世，正是后来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以及他们那个经济班子。

　　短暂的恢复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很少，也很短暂，但是它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层能够举起实事求是大旗的基础，因为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如果认为中国领导层转向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是由于某些西方理论的牵引，那是对所有这些领导人智力的侮辱，是对他们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侮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无知和无耻。

　　我们粗略知道，1949年陈云同志被紧急调入中央，成为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共和国经济前9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取得的。我们也粗略知道陈云同志为制定第1个5年计划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学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陈云同志是怎样领导这项工作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拓展的研究领域。

　　我们也粗略知道，大跃进后，陈云同志被重新赋予经济的领导责任，他所领导的经济班子制定了好像是被称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我们也并不知道陈云同志是怎样领导这项工作的，对大跃进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恢复时期的经济实践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一方面，这三年经济恢复的经济成果，足够文化大革命闹腾10年;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领导班子和几乎全部中国高级领导人，都通过这个实践在心里非常清楚，什么样的经济路线才是正确的。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在邓小平主持下的短暂经济恢复，再一次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文革后快速进入了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领导层的共同要求，只不过邓小平和陈云代表了这个正确要求做出了正确决策。

　　改革开放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哪一个自大狂式的所谓经济学家的功劳。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让中国人切实的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1992年邓小平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人均预期寿命(MLE)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它也是衡量一国国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为人的预期寿命是综合了人的生理获得和心理获得的结果。人的生理获得包括人的营养水平、医疗水平、安全水平等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心理获得包括人的社会归属感，人与环境的协调感，人实现自我目标的成就感等等人在情感方面的基本需求。所有这些社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最终都会体现在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中。由于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一个像GDP一样的硬指标，排除了主观性，而且准确简单，所以我们认为，用它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和幸福程度，是最合适的指标系统。

　　表3是联合国数据库所列1950-2015中国与主要国家人均预期寿命比较。公元前欧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20岁左右，以后持续缓慢地延长，1850年左右达到40岁， 两千年延长了一倍。平均每百年不过增寿一岁而已。随着工业革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迅速上升，自1850年到2015年以来的165年间，欧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大约增加了40岁，平均每十年增长2.4岁左右，与古代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这期间有许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折损的人口有几千万。

　　表3表明，中国在195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欧洲1850年略高，从人均预期寿命的角度看，两地的发展程度相差近百年。但是从1950年到2015年的65年间，中国以平均每10年增长5岁的速度，以两倍于欧洲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与欧洲的差距。

　　也就是说，从人均预期寿命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决定性的迅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2015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我们与发达国家大致还有25年左右的差距。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享有健康和幸福，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这个事实不容任何怀疑。

　　但是仔细研究我们自己的数据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成就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30年取得的。

　　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54.5%，高过印度50%、韩国40.6%的增长率，也高过同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每10年增长了8岁。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延寿实践，将来恐怕也不会再出现了，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而1980年到2015年的35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12.9%，35年增长了8.7岁，平均每10年增长了2.5岁，与发达国家165年的平均10年增长数额差不多。

　　如果我们对比1980年到2015年的35年间同期世界平均15.9%的寿命增长率、世界(除中国外)欠发达国家寿命增长率20.8%、新加坡14.3%和韩国22.4%，以及媒体印象中到处脏乱差的印度25.4%的寿命增长率，我们就可以发现，对比与我们发展程度差不多，或比我们发展程度差的多，甚至发展程度比我们高(例如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体，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大大落后了。

　　虽然从1980年到2015年，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从67.8岁增长到了76.5岁，增长了12.9%，大大超过美国的7%增长率，也超过英法德的10-11%的增长率。但是这不太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的寿命不可能无限增长，寿命增长率在发展过程中递减是必然的。从六十七八岁到七十六七岁这个年龄区间，中国从1980年到2015年用了35年时间，欧洲则是用了从1950年之后的大致35年时间，说明从人均预期寿命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的40年并没有超常增长。

　　上述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比较说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改善并不同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并没有充分体现在人民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的提高上，或者说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不是以人为本的，它的主调是物的，而不是人的，它的成果被少数人所攫取。

　　国家的经济发展包含了物的和人的两个方面，而且归根到底物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目标，物的发展是手段。历史证明，没有物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人的发展。历史也证明，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可能不同步，物的发展没有完成人的发展这个终极目标。

　　上面所列出的这些数据说明，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时期，中国物的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时中国人的发展，特别是健康水平所体现的人的发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就是达到了发展与公平的协调。

　　陈云同志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展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知道，非常希望陈云研究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对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历史贡献的深入研究，会有利于回答当代的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看待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位老太太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对电视台节目关于前30年发展的描述不满。这位老太太虽然很过激，但确实触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第二个就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问题，第三个就是如何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重大的经济学理论问题，非常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出清晰的分析，它不但对于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学派有基础性的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今后的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看来，陈云学的研究需要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宽广的视野，才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也是对陈云同志的更好纪念。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