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郝梦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并迅速南下准备进攻太原，以求控制山西全境。当时，年仅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1898-1937）刚到重庆，正准备进入陆军大学培训学习，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随即提出要率领第九军全军将士，前往前线杀敌报国

　　请缨抗战：誓与日寇决生死

　　郝梦龄军长，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1898年，他出生于河北藁（gao）城庄合村一个穷苦人家，兄弟姐妹共有6人，家里穷，从小，郝梦龄便帮忙着给父亲种地，给别人当搬运工，好不容易上了三年私塾，最终却因家里穷困、供养不起被迫辍学。

　　14岁那年，他被送到一个杂货店当学徒，“说是学徒，只是打洗脸水，扫扫地，烧柴火。”然而老板却经常殴打、虐待他，待了两年后，16岁的少年郝梦龄实在忍受不了，便逃了出来，可茫茫大地，却不知何去何从，无奈下，他只得去投靠在东北奉军当团长的远房亲戚魏益三，没有伟大的理由，在那个时代，当兵只是为了不饿死，能讨一口饭吃。

　　那是1914年。当时，民国初创，天下动荡，当兵的没什么理想，普遍是混口饭吃，但在魏益三的手下，郝梦龄却勤奋向上，一边学习武艺，一边仍然不忘读书学习。魏益三觉得这孩子可以教化，便把郝梦龄送去陆军军官小学学习，郝梦龄也不辜负魏益三的期望，后来又考上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六期的学员，与他同期的同学中，就有后来闻名的叶挺、邓演达等人。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由于得了伤寒，郝梦龄只好又返回河北老家务农，一直到1921年，23岁的郝梦龄在养好病后，再次投奔魏益三，在奉军中当了一名营长，不久升任团长；1926年，郝梦龄跟随魏益三投奔冯玉祥的国民军，升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

　　北伐战争中，由于作战英勇，郝梦龄被升职为第四军第二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升任为第九军军长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开始成为民国时期一颗耀眼的将坛新星。郝梦龄32岁就晋升军长。

　　不爱钱、不好色、最爱读书。

　　身处民国乱世，对于很多军阀来说，手里有了军权，那接下来自然就是金钱和女人。可是，郝梦龄既不爱财，也不贪女色。

　　每次长官有了赏赐，他总是把钱财分散给手下的将士们，以致于他自己却经常手中困窘，贵为军长，却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到那里，都只是租房子住。

　　在武汉时，他的妻子剧纫秋曾经看中了一所小洋房，很羡慕，便去央求已经做了军长的郝梦龄购买，没想到郝梦龄却严词说：“我没有钱，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

　　生前，他没有给妻子儿女留下什么遗产，更不要说房子，这也使得在他去世后，抗战中和抗战后，郝梦龄的妻子儿女到处颠沛流离，甚至连个落脚的居所都没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妻子剧纫秋带着四个孩子返回武汉时，却发现自己仍然无处容身，只得暂时蜗居在小旅馆里，最后才由郝梦龄的一个老部下，借了一间小黑屋，一家人总算才在乱世中，有了个避居的所在。

　　郝梦龄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娼，并且严禁纳妾、不近女色，他最爱的，却是读书。

　　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异类：尽管在别的方面非常节俭，但他却经常把手头的一点钱拿来买古书，买各种影印的藏经碑铭，在家里，他还藏了一套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闲来，他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各种军事兵法，一本孙子兵法，被他圈点得密密麻麻。

　　熟读兵书，治军严明。

　　郝梦龄去世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国军第九军老连长秦福臻回忆说，在郝梦龄的治下，第九军进入村庄宿营，“只准借用禾草席地而眠”，“次晨出发以前，必须检查百姓院内是否打扫干净，水缸是否挑满，而后方可出发”。

　　有一次，第九军一名班长私扣了一批商人货物准备进行倒卖，被郝梦龄逮捕交付法办；为此，曾经跟随郝梦龄多年的团长李焕斌前来求情，希望可以免除这位班长一死。不料郝梦龄却当着李焕斌的面，将该班长提来，直接就地枪决。其治军严厉至此。

　　尽管32岁就当上军长，为人正直且治军有方，但出身杂牌军、并非中央军嫡系的郝梦龄，并不受蒋介石的待见。

　　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被派往“围剿”红军。从进入军队便开始打内战，为此他心灰意冷、非常厌倦，两次请求辞职、解甲归田，尽管两次辞职被否决，但蒋介石也看出了他无意“剿共”。

　　1935年，蒋介石将郝梦龄连同第九军发配到穷乡僻壤，调往贵阳、独山、遵义等地，修筑川黔公路、川滇公路，川黔公路通车后，第九军又担负起保卫和养护公路的闲职。

　　当时，全国抗战氛围日益浓厚，郝梦龄心中烦闷，后被调往陆军大学学习，刚到重庆，听说抗战已经全面爆发的消息后，自认为打了半辈子内战的郝梦龄，难以抑制心中的热血沸腾，毅然请求要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提交给上级的请战报告中，郝梦龄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国民政府起初拒绝了他的请战，但当时日军已经沿着平汉铁路、平绥路长驱南下，华北前线吃紧，抗战形势逼人，在郝梦龄的一再请缨下，最终国民政府同意郝梦龄赶赴前线、参加抗战。

　　听说请战被允许后，郝梦龄迅速由重庆返回贵州，在盛暑中带领第九军将士们，经贵州镇远进入湖南桃源，然后又改乘木船到达长沙，最终经长沙抵达武汉，辗转1000多公里，并在武汉整军、北上山西抗日。

　　忻口会战：将以必死报家国

　　当时，山西雁门关已被日军攻陷，为了拱卫华北要塞太原，死守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国军开始于9月份组织忻口会战保卫山西。而北上抗日的郝梦龄，则被任命为山西忻口会战的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九军与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部，在忻口主阵地阻击敌人。

　　1937年10月4日夜间，郝梦龄率部抵达忻口。当晚，他在布防会议上召集所有营长级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正式打响。当时，号称日本“铁军”的日军第5师团，在板垣征四郎率领下，以3万人、95门大炮，外加飞机、坦克作为掩护，强攻由第九军担纲防守的忻口前沿阵地，对此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双方在各个阵地上反复争夺，多次展开白刃血战，国军伤亡日以上千计。

　　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兵、炮兵主力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之间，204高地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郝梦龄所辖的第九军54师第322团，战到最后，只剩下100多人。

　　战后幸存的322团连长秦福臻，曾经回忆起郝梦龄在激励将士们夺回204高地时的讲话，郝梦龄当时说，“我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当时，第九军322团一营战士大部分牺牲，营长翟洪章写了请求增援的报告，郝梦龄只批了8个字：“战在何处，死在何处。"

　　10月14日凌晨，郝梦龄命令他的第九军冲前、晋军在后，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但由于伤亡过重，两翼未动，攻势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对此郝梦龄在战地日记中写道：

　　“今日督战，李（仙州）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郝梦龄仍坚持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由郝梦龄指挥正面出击日军，并命令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

　　发动反攻前，郝梦龄写下了他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战地日记，只有寥寥十多个字：“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这也是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16日凌晨2时，中国军队开始向南怀化高地发动总攻，国军接连攻克几座山头，到了凌晨5时，天色开始微明，郝梦龄担心天亮后日军再次发动反攻，因此继续指挥国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在此情况下，郝梦龄仍然以军长之职，不顾炮火、突击前往第一火线指挥。

　　后来，第九军参谋处长李文沼回忆起当时的战斗：“这时敌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郝梦龄）进指挥所洞内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1937年10月16日，凌晨5时许，郝梦龄继续指挥国军不断向前追击日军，为了掩护撤退，日军则以猛烈的火力四处扫射，此时，他们距离日军只有200多米远了，在指挥突击到一段隘路时，郝梦龄突然被日军的掷弹筒和机枪扫射袭击，不幸腰部中弹，最终壮烈牺牲。

　　郝梦龄牺牲后，国军继续坚守忻口阵地，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2日，最终国军撤往太原，而从1937年10月11日开始至11月2日，国军在历时23天的战斗中，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一个月灭亡山西”的狂妄野心。

　　郝梦龄牺牲后，10月24日，他的尸体被从太原抢运回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的灵柩，安葬在武汉卓刀泉伏虎山上；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

　　《大公报》对此评论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为了纪念郝梦龄，蒋JS也写下了祭文：“娇娇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

　　1938年3月12日，毛ZD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此后，山西地区长期流传着这样一支民谣，歌词唱的是：“忻口开火数月整，娘子关再顶住，南怀化死个够。”

　　而南怀化，正是郝梦龄血染沙场的魂归之处。

　　永别：最后的《与妻书》

　　郝梦龄殉国后，士兵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他尚未发出的写给朋友的信：

　　“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随同将军的尸体一起运回的，还有他在忻口南怀化之战前，留给妻子剧纫秋的最后遗书，遗书中写道：

　　“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将军殉国后，他当时15岁的长女郝慧英，回忆起将军在从贵阳经武汉、北上山西抗战前，在武汉家中停留告别的情境。

　　1937年9月16日，郝梦龄的妻子剧纫秋跟女儿郝慧英说，你父亲昨晚一夜没睡，东西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剧纫秋不识字，于是郝慧英拉开抽屉，发现信封已经封好。

　　时隔78年后，2015年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93岁的郝慧英仍然记得当时的信封外面写的是：“留给慧英儿，（民国）二十七年拆阅”。

　　当晚，郝慧英拿着这封信追问郝梦龄，说，父亲，您给我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到明年（1938年）才能看呢？没想到郝梦龄一把夺过信，撕了个粉碎丢进痰盂里，说以后再给你写一封寄过来。

　　郝梦龄走后，郝慧英捡起碎片，将信件复原，只见上面写道：“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萌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读完信后，郝慧英抱着母亲一起痛哭。郝慧英始终记得，在最终告别时，父亲郝梦龄对她说的话：“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郝梦龄牺牲的山西南怀化高地一带现状。

　　这位战场上的硬汉，虽然铁骨铮铮，但却柔情万分。

　　郝梦龄结婚后，四处东征西讨，与家人聚少离多。长女郝慧英长到三四岁时，他回到河北藁城庄合村老家，看见一个小女孩子长得非常可爱，便一把把她抱起来，问旁人说：“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这时孩子轻声叫了句“爹爹”，郝梦龄这才知道是他的女儿，当时他就紧紧抱住女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由于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郝慧英也最受郝梦龄的疼爱，而她也对父亲有着最深的眷恋。

　　郝慧英永远记得，1937年9月的那个下午，她偷偷跟着父亲来到汉口火车站，当时汉口火车站到处是黑压压戎装在身，即将奔赴前线抗战的国军士兵，父亲整军待发，没空理她，“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郝梦龄太忙了，没有注意到女儿就在旁边跟着他，随后头也不回地登上了火车。

　　列车呜呜而去，郝慧英怎会想到，一个月后在武汉再见父亲，已是阴阳相隔，而那竟是，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永诀。

　　身后：困苦的遗孤

　　郝梦龄一生廉洁，不蓄私产，仅靠一份工资维持一大家子人生计，因此他一死，家里的天马上就“塌”了。

　　他牺牲后，国民政府给郝家发了一笔抚恤金，连同武汉各界捐款共计6万元，政府每年另给抚恤金3000元。但是抗战中，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抚恤金很快就用完了。

　　此后，郝梦龄的妻子剧纫秋带着三男两女五个孩子生活艰辛；郝梦龄去世时，他最小的儿子才五个月大，由于兵荒马乱，家里穷困，又缺医少药，小儿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草草埋葬在了武汉。

　　1938年武汉沦陷后，郝慧英全家迁到重庆。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人顾得上照顾这些烈士家属，本来可以免去学费的遗孤学校，也成了郝梦龄的孩子们，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为了补贴家用，郝梦龄的两个儿子郝荫槐和郝荫楠便经常到重庆街头叫卖茶水、茶叶蛋，以帮助维持生计。

　　1939年，兄弟俩沿着重庆街头到处行走叫卖茶叶蛋，无意中被郝梦龄的老上司冯玉祥的部下发现，冯玉祥知道后极其震撼，就随着两个孩子去了他们住处，这才发现郝家租住的房子中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以及郝梦龄的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

　　随后，由冯玉祥出面向国民政府打了个报告，申请到了2万块钱补助郝梦龄的遗孀和4个子女，最终在国民政府的资助下，4个孩子才读完了中学和大学。

　　家国：精忠往事

　　1949年后，剧纫秋和剩下的4个孩子过着默默无闻的清贫生活。

　　直到1983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1988年，郝梦龄在武昌伏虎山的坟墓终于被修复。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曾经将武汉的汉口北小路改名叫“郝梦龄路”；50年代，这条路又被改名为吉林路；此后到1988年，武汉市政府又将该路恢复旧名为“郝梦龄路”，用以纪念这位殉国的将军。

　　退休后，郝慧英有时候会到“郝梦龄路”上去走走，她经常会想起还是女孩子时，父亲郝梦龄给她讲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给她讲文天祥和岳飞的故事，但此后作为中学教师的她，却从来不在课堂上，主动讲父亲精忠报国的故事。

　　她经常记起1937年9月，她在汉口火车站里，为父亲郝梦龄送别的最后一幕她看来，那些精忠报国的往事，都随烟去了。

　　但却融化在她的骨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