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与“红色之子”乌兰夫

　　乌兰夫(1906—1988)，原名云泽，字时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人，蒙古族。云泽的父亲云明亮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祖父云根元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在村里当“保十户”。他是在迎春之际出生的，祖父就给他起名“庆春”，上学时，又给他取学名“云泽”。

　　1923年春，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地下党员荣耀先受北方区委指派回内蒙古土默特招生，云泽、吉雅泰、多松年、奎壁等青年从归绥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读书。没料到刚进北京就和人打了一架。幸运的是，这场纠纷促使他认识了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

　　邓中夏把蒙藏学校学生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李大钊当即决定，做好少数民族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争取自己民族的翻身解放。于是，邓中夏在荣耀先、韩麟符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的蒙藏学校，采取与他们拉家常、交朋友的方式，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宣言》，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介绍他们到北京大学去听讲座、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讨论、阅读《先驱》《劳动音》等进步刊物。邓中夏还邀请李大钊、赵世炎等到蒙藏学校与大家见面谈心。校园内有一棵高达十多米的古枣树，树围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据说是明朝初年吴三桂种植的，树龄已有五百多岁，为“京都古枣第一株"。邓中夏就经常在这棵古枣树下与云泽及其同学们促膝谈心，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启发他们的心智，使这些蒙古族青年逐渐意识到，不是汉人压迫蒙古人，而是普天之下富人压迫穷人。蒙古农民的仇敌不是汉人，而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其走狗王公。云泽十分敬佩邓中夏的学识和为人，他积极向邓中夏靠拢，经常向他求教，希望成为像邓中夏一样的革命者。不久，在邓中夏的介绍下，云泽、多松年、奎壁、佛鼎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蒙古族青年中第一批团员。

　　在邓中夏的指导下，云泽等人创办了我国少数民族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在王应侯开办的简陋印刷厂印刷。刊物的编排体例参照《劳动音》，开辟有政论、醒人录、诉苦、好主意等栏目。创刊号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全文只有十六个字：“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军阀、王公”，就是邓中夏说的，云泽记录的。还有一首诗：“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也是出自邓中夏的手笔。刊物出版后，受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蒙汉农牧民的欢迎，他们说，“《蒙古农民》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邓中夏因为领导长辛店、京汉铁路等地的工人罢工遭受北洋政府的通缉，被迫化装离开北京，到上海大学去协助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临行前，他冒着危险来到蒙藏学校辞行，希望云泽他们不畏艰险，勇敢斗争。到上海后，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蒙藏学校进步青年的成长。他与云泽书信往来，共同探讨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勉励云泽树立远大志向，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1924年年底，担任团中央委员长的邓中夏到北京检查团的工作，听说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召见了云泽等学生，又特意到蒙藏学校，找到云泽，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贡桑诺尔布图谋建立蒙古共同体的意图，就是企图脱离中国，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实行蒙古独立。他要求云泽要认清贡桑诺尔布的真实面目，不要上当受骗。在北方区委的努力下，蒙藏学校师生120多人，就有9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蒙藏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工作的一块前沿阵地。李大钊曾高兴地对邓中夏说，云泽这些学生是“新生的力量、革命的财富，内蒙古的希望”。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云泽与同吉雅泰回到家乡，领导了归绥地区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10月，云泽作为驻京蒙古族学生代表赴张家口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他就被被中共北方区委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云泽在这里有了一个俄文名字拉舍维奇，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的同桌尼古拉，一口浓重的江浙口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全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集会，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叛变行径。云泽是第四个跑上台发言的，没有准备，完全是即兴发言。尼古拉也登台发表了讲话，情绪之愤慨、言辞之尖利，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并声明要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直到此时云泽才知道，尼古拉就是蒋经国。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开幕，已经在东方大学工作的云泽作为六大的工作人员，参与中共六大会议文件的翻译。在大会代表的驻地，他见到了党的六大第一号代表、久违的邓中夏老师。自从与老师分别后，他非常关心老师的动向。他知道邓中夏创办了上海大学、担任过中共上海区委的委员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委员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也知道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关切地问到了多松年、奎壁、佛鼎等同学的情况，当邓中夏得知多松年已经在去年牺牲于张家口的消息时，十分惋惜地说：他本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可惜呀。他告诉云泽，“共产党人闹革命，要时刻准备流血牺牲的。你和我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六大闭幕后，邓中夏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留在莫斯科，他经常到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等院校去演讲。每次演讲完毕，只要有时间，就会与云泽聊上几句。周末，邓中夏有时也会邀请云泽、佛鼎等到柳克斯旅馆他的驻地，利用谈天的机会，开展调研。

　　云泽曾有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的想法，并给中共代表团写了书面报告：

　　“我在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个时期当中我所得到的东西也是很少，固然得到一点，但是在需用上来说，也是很不实际的。我过去在内蒙(我是个蒙古人，在1924年加入中国少共，在1926年转入俄国少共)所作的工作大半是在游击队当中(即农自卫军)，在这军队中我工作的成绩是不好，但是推想这种工作没成绩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军队中作工的人没有办军事的知识……而尤其是现在中国的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农民问题变成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而内蒙农民工作和农民自卫军的工作也变成了中国农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我站在工作上的需要，请求把我送到列宁城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中共代表团没有批准云泽的请求报告，为此，邓中夏还专门找到云泽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要求他服从党的安排，安心工作。从此云泽再也没有提过转学的要求了，他在东方大学努力为党工作，兢兢业业。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发生了“江浙同乡会”和“清党”等重大事件，他由于听从邓中夏的安排，没有参与到这两个事件中，受到中共代表团的表扬。

　　1929年6月中旬，邓中夏、瞿秋白代表中共代表团，找云泽、佛鼎等人作政治谈话，正式批准了他们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报告。7月，他与佛鼎等人秘密取道回国。途中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受培训的奎璧等人会合，组建了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和农民协会。云泽先后担任组织委员、工委书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地下革命斗争。1933年，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与锡林郭勒盟代办署理盟长德王发出“高度自治”通电，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密谋在蒙疆建立“大蒙古帝国”。云泽与云继先等人秘密策动并领导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狠狠打击了日军利用蒙古族上层西进的计划，挫败了他们企图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的阴谋。他利用傅作义组建蒙旗保安总队的机会，在保安总队内建立党的地下委员会，并担任党组书记，使这支蒙古族武装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促进了内蒙地区抗日武装的发展与壮大。

　　1945年春，云泽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才得知邓中夏已经光荣就义，血洒雨花台了。他把邓中夏临刑前写给中央的信恭恭敬敬抄录笔记本上，“同志们，我就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此来激励自己，继承邓中夏老师的遗志。在延安，云泽正式使用乌兰夫这个化名。“乌兰夫”蒙文的原意是“红色之子”。乌兰夫这个名副其实的红色之子，在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5月1日，云泽亲自创建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标志着我国首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正式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乌兰夫先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职务，上将军衔。

　　他曾多次回到蒙藏学校，在那棵历经沧桑的大枣树前，回顾当年参加革命的历程，缅怀与他一起学习与战斗的战友。他深情地对陪同人员说：“邓中夏是我参加共产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引路人。共产主义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就是从蒙藏学校开始的”。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教授，著有《邓中夏年谱》《邓中夏青少年时代的故事》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