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14日，北京《时报》刊发了题为《彭邦栋宣布贿选会内幕》的一则通电，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省区军民长官、省议会、商会、农会、各法团、各报馆鉴：
此次北京贿选，邦栋始终反对。十月五日避居六国饭店，午后二时，余同乡郑人康君来，苦劝出席，当询郑到场者已有若干人?郑云五百五十人，邦栋曰人数既足，何苦扰我。郑略低言：“到场实在人数，距法定尚差三十余人，所云五百五十人，原为吴景濂十一时已经预报之数，冀多拉数人，以掩中外耳目，若君到场，更见重要”云云。按郑君谈话，时正下午二时余，已经开始投票，离法定数，尚差三十余人之多，其为冒签浮报，当无疑义。仅据实奉告国人，俾恍然此次非法选举，有以声讨之，民国幸甚!彭邦栋叩
这则通电揭露了直系军阀曹锟为窃取总统职位而进行的贿选活动，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要披上“合法”外衣，于是就以巨额公款贿赂为手段，先以四十万元的高价，买通了国会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再以每张选票五千至一万元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彭邦栋是国民党老资格的国会议员，认定此举非法，遂不为重金所动，避居六国饭店拒绝投票，随后又远遁天津，发出了这则通电。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后，于10月10日由保定入京就任，并四处搜捕彭邦栋。
时在上海任团中央临时中央局委员长的邓中夏获知曹锟贿选内幕后，立即声援彭邦栋。他以“重远”笔名，在《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直派贿选成功之内幕》、《南北政府筹措军饷之比较》，揭露曹锟贿选及北洋政府“变卖官产”之丑闻。第一篇文章说，“北洋军阀曹锟，以一千三百五十六万之公款，换得五百五十五人出席，当选他两年以来梦寐不忘的所谓大总统。除北京城外，举国舆论一致声讨。”文章披露了用于贿选的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公款的七个来源，即“直隶财政厅长王之杰募集省债二百万预征省直地丁二百万”、以井陉矿务局名义“向外银抵借现款九百万”、“密卖青岛官产”，“西临青岛两所大旅馆共卖六十万元”、以及“胶济局长将胶济机关车轨等料卖了一批给日本，得价四十万”等等。邓中夏强调，“大选尚不足法定人数，那么以二小时半通过全部的滑稽宪法，更不足人数，当然没有遵守的价值了!”文章中还将出席投票的全部议员五百余人名单详细列出，并称之为“猪榜”。第二篇文章揭露“所谓首善之区之北京”，“内务部拆卖城墙城楼，砖瓦木料，为该部土木司之唯一天职;义卖官地坛社，城厢房屋，为该部职方司之唯一天职……最近北京财政部以价值二十万元之官产，作一万元之贱价私卖与吴景濂，其盗卖国产之罪恶，可见一斑”。
就在这一期的《新民国》杂志上，邓中夏还以“大壑”的笔名，同时发表了《曹锟贿选与军阀势力之征测》、《曹锟盗位与使团态度》、《华盛顿第二》、《聚敛的王承斌》、《商人与时局》、《吴佩孚强迫农民作炮灰》等6篇文章，有力地声援了彭邦栋，促进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反贿选倒曹运动。一个作者在同一期杂志上同时发表8篇文章，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少有的。该期杂志洛阳纸贵，售卖一空。
彭邦栋(1877—1931)，字梓厚，号与吾，湖南宜章碕石村人，1904年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法政大学，翌年参加同盟会。未几，受黄兴派遣，与刘道一、蔡绍南、李国柱回国，在长沙水陆洲木船上密会，图谋运动会党起义。浏醴事败后逃亡日本，后参与谋划镇南关之役，与田桐密运军火入粤接济，失败后避难香港。后潜回湖南，联络周震鳞、李国柱等密谋军事，在嘉禾车市组建东兴制纸公司,在湘粤边境的潭源洞成立“土著垦牧团”，培训军事人员。因泄密被清兵所破,再次逃亡东京。
1910年，受湖南省巡警总监委派，彭邦栋出任宜章县警务长，并以此身份，“阴行鼓吹革命”。他与焦达峰等共商起兵计划，还秘密介绍浏醴余党800多人投补巡防营及抚署卫队，以为内应。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后，长沙光复，湖南省都督焦达峰立即派郑人康、刘金南下与彭邦栋策划湘南起义。11月2日，宜章起义成功，彭邦栋头部中弹，侄儿彭遂良、彭昭兄弟俩以身殉难。翌日，大街小巷贴满“湘南革命实行团”主任彭邦栋的安民告示。宜章光复后,湘南各县,传檄而定。
邓中夏就是在宜章光复之前结识彭邦栋的。彼时，他还是县立阖邑高小的学生，与彭邦栋的族侄彭侃同班同学。校长曹猷春刚从省立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毕业不久，经彭邦栋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因这两重关系，邓中夏得以拜见了彭邦栋，在彭的引导下，邓中夏开始崇拜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辛亥志士。
1912年，彭邦栋任湖南省咨议局首届候补议员，不久即调任司法部承政厅秘书，翌年参选为参议院议员。因不满袁世凯为了筹划战争经费，指派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以“善后”为名，与英、法等各国银行团协商大宗借款。遂与居正、周震麟、徐镜心、黎尚雯、马君武等联名于1913年5月10日，发表《通告少数人挟制国会通电》：
各省都督、省议会，《民立报》转沪、汉各报馆公鉴：借款违法签字，业由两院正式否决，神圣立法，岂容更易。乃有少数人对于国会意存破坏，于参众两院开议，每以消极逃席，使百事莫举。如五月九号参议院开会，报到者一百八十七人，出席者一百二十人，余六十七人藏于休息室，声言不推翻议案，彼等决不出席。待至一日之久，两次延长时间，彼等仍不出席，竟以不足法定人数散会。议员等忝负代表之责，而竟为少数挟制，莫如之何。特此公布，伏维明察。
袁世凯怀恨在心，便找借口解散了国民党与国会。彭邦栋的寓所被军警查抄，他仓促离京，出走上海。途中被烟台镇守使逮捕，不久获释返回北京，又为步兵统领拘捕。也许是巧合，袁世凯登基八十三天后一命呜呼。彭邦栋被囚禁八十三天后，因病危获释。他被召回北京，复任国会议员。1917年，彭邦栋应孙中山之召，南下护法，出席了国会召开的非常会议，当选为非常国会议员，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议，兼湖南劳军使。
1920年7月，湖南督军谭延闿、赵恒惕等借口避免转入南北战争，通电全国，表示要“顺应民情”，实行民治，“采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并公布《湖南省宪法》，企图在北京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之外，再建一个全国性的联省自治政府。彭邦栋氏强烈反对所谓的“联省自治”，他发表了《反对省宪意见书》，对谭赵予以严厉地谴责：
湖南省宪者，乃湖南少数军人一种割据地盘之主张。所云民意，纯为强奸伪造之产物，与吾大多数人民，实始终无何等之关系者也。湖南省当南北之冲，为西南护法时之门户。民十九年，广州内哄，湖南以党派与地理关系，急欲与护法政府脱离，正日谋所以盘据之术。适一般背叛护法失势之政客，相率散布各省，鼓吹其省宪之说，为撤拆护法舞台之计。湖南军阀认为实行割据，绝妙良方，遂急急下令，为“省宪之筹备”。
因为同乡、又同在北洋政府任职，彭邦栋与邓中夏的父亲彼此也很熟识。1921年，邓中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邓典谟通过自己的老上司、原铨叙局局长、时任农商总长的张国淦，为邓中夏在农商部谋得一个薪水不薄的职位。当差人把聘书送到北大邓中夏的宿舍时，邓中夏拒绝接受聘书。为此，邓典谟特意委托彭邦栋劝说邓中夏。彭邦栋把邓中夏约到自己的寓所，好言相劝，“你不要违背为父的一番苦心，这个职位前程远大，你还是接受吧”。邓中夏始终不答应，他反问一句：“梓厚伯，您当年出生入死，东渡南征，反清倒袁，是为了自己吗?”彭邦栋一怔，“当然不是啊，我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您说得有道理，我如今也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才辞掉这个职位的。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彭邦栋没有说服邓中夏，反而被邓中夏给说服了。为此，邓典谟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声称要脱离父子关系。彭邦栋反过来劝说邓典谟，“儿子大了，随他去吧”。
1922年1月17日，湖南发生赵恒惕派兵逮捕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未经审讯便斩首于长沙浏阳门外的惨案。愤慨至极的彭邦栋与李煜赢、马叙伦、李书华、顾孟余、王用宾、胡鄂公、张耀曾、童杭时、刘撰一、李大钊、焦易堂、宁协葛等12人于3月21日发出《北京李石曾等致赵恒惕电》，电文曰：
长沙赵省长炎午勋鉴：前阅报载台端为镇压纱厂工人罢工运动，深夜捕杀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不胜骇异。方谓工会或有过举，台端别有苦衷，未敢质疑。今迭接湘中情报，咸谓台端全徇资方报复之请求，不惜违宪杀人，益滋疑惑。台端为同盟会先进，早服膺节制资本主义，引世界新潮。保护劳工，为各国不成文宪法。湘省方公布省宪，更宜重视劳工自由权利。台端为湘人推戴，自有前途，既非日暮途穷之境，何忍有倒行逆施之事?况罢工已经双方让步解决，事过境迁，有何杀人必要?袁汤张尧，屠杀党人，已属非是，而台端则枪杀工人，更有甚焉。纵湘人一时吞声，海内岂无健者。汤张前车，殷鉴匪遥，令名已损，补过宜先。尚祈毅然改途，下罪己之令，树烈士之碑，恢复工会，释放株连，遵守省宪，保障劳工。湘人轸念前劳，当不为已甚。叨属爱末，用敢直陈，饶乞亮察。
据范体仁回忆说，“此电由李石曾的亲信肖子升起草，经商请邓中夏同志修正。其中有几位是我去联系签名的。李石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始人之一，曾在巴黎办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黄爱初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北京认识，故素愿领衔。刘撰一与赵虽有交情，但亦认为过火，故我去找他签名，亦未推辞”。
邓中夏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发表了《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指出;“黄君是我们的团员，庞君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不得不起来向中国无产阶级正式宣言：资本家、军阀眼见我们的势力一天天膨胀，在那里发抖了，所以他们竭力破坏我们的团体，杀害我们的首领，封锁我们的机关，想将劳动阶级显明的革命之花，一旦摧残净尽。……我们流自己的血汗，应当建筑我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历史呵!第一部建筑切不要忘记马克思的金言‘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各种产业的劳动者团结了，进而为各地方劳动者的大团结，再进而为全国的总团结，再进而为全世界的总同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府，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府”。
1922年3月17日,邓中夏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北京非宗教学生同盟”，并在《晨报》刊布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三天后，邓中夏、李大钊、高君宇、张昆弟等人开会议决，在学生同盟的基础上，发起全国性的“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当邓中夏手持《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宣言》和通电文稿找到彭邦栋，简单说明来意后，彭邦栋仔细阅读了宣言，说了句“宗教甚于鸦片”，就爽快地在宣言及通电稿签署了自己的名字。3月21日，李大钊、陈独秀、李石曾、朱执信、蔡元培、汪精卫、彭邦栋、邓中夏等77人联名在《晨报》发表宣言，并通电全国。通电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5月10日,“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00多人。邓中夏因为赴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没有参加“非宗教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但仍然被大会推举为大同盟总干事。与他一同当选为总干事的还有李大钊、彭邦栋、胡鄂公、谭熙鸿、黄日葵、郭春涛、李石曾、范鸿劼、成舍我、刘仁静、范体仁等14人。会上通过了邓中夏起草的《非宗教运动大同盟章程》。
6月18日，彭邦栋抱病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参加了在北大第二院召开的第一次总干事会议，会上议决召开全国非宗教团体总同盟大会、出版月刊、定期讲演等五项议案。“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在上海、长沙、南昌、南京、天津、汉口、成都等地都设立了分会，会员发展到4000多人。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团结了广大青年，削弱了教会势力，迫使一些教会学校不得不取消强迫学生做礼拜及禁止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规定，促进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的开展。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入京，彭邦栋向孙中山面陈建国大计。12月5日，彭邦栋领衔与周震鳞、冯自由等人，为反对将金法郎案交由国际法庭判决致函段祺瑞，函曰：
我公此次应时势之要求，经国人之推举，出掌国权，原冀以光明正大之道躬,革除一切卖国肥私之裨政而更新之，以清明公廉之盛治。乃自执政以来，方始兼旬，切大政新猷，毫未见诸施行，而独于举国向所反对之金佛郎案，首蒙光顾，如各报所载，谓执政府已决计将此案交付国际法庭判决，外交部已发出各公使电报九件，转求各国同意云云。……邦栋等不迫于爱护国家，及爱戴我公之热忱，敢贡其曝暄之愚忠，以及如各报所载，非确系一种宣传作用，则请速行更正，以免生奸人之心，而启国人之疑。如所载实有拟议之动机，亦请我公审慎周详，毅然舍去，以免蹈卖国之嫌，致望实之两损，实为公便。
正当彭邦栋雄心勃勃要辅佐孙中山实施中华民国建国方略之时，孙中山先生一病不起，于翌年3月12日辞世。彭邦栋亲自守灵，痛心不已，忧伤成疾。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彭邦栋于1928年就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1930年，改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期间，他撰写了《彭烈士遂良革命事略》的传记。当杨静山、马耐园、刘宪英、钟公任等编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完稿后，彭邦栋受命担任总校正，他抱病工作，带领汤增璧、窦应昌、陈紫枫等人。一丝不苟，精心校订，考据史实，期待早日出版《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以弘扬总理之业绩，光大总理之精神。遗憾的是，校正完成后，他却没有等到出版的那一天。《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7月付印，9月出版。他却在上年年底，就追随孙中山先生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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