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和和县委领导一起制定辉县水利建设计划(郑琴提供)
今年8月20日，是被人们称颂颂为当代愚公的郑永和叔叔97岁诞辰。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共产党的好书记》一文中写道：
去年我去河南省查勘时，听说那里传诵着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位书记是：兰考县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钱正英著《我和我的师友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年出版)
他们是当年河南省委在不同历史时期树立的三个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被河南的广大干部群众称为“县委书记三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都是人民群众的英雄!都是时代精神的具象!
其中，辉县经过连续十余年的实干、苦干加巧干，使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变，呈现出“高峡出平湖，灌渠绕山转”、“走山不见山，一马趟平川”、“光山披绿装，生活大变样”的崭新景象。
辉县老百姓在太行山红崖洼的山岩上镌刻下—人民永和(郑琴提供)
“拿起白蒸馍，想起郑永和;拿起人民币，想起郑书记”，是半个多世纪来，辉县数十万百姓家喻户晓、发自肺腑的赞美之词。“人民永和”是群众自发镌刻在嵯峨太行山巅的心底丰碑!
今天，纪念、缅怀郑永和叔叔，可以更加理解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探索的艰辛，可以更加感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辉煌。
年轻、优秀的实干家
21年前的1998年5月24日，年近八旬的郑永和叔叔给笔者写来两千余字的复信。他在字里行间详细回忆了与我父亲刘建勋的革命情谊，并写下了对父亲的评价。
1961年6月12日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深夜与刘建勋谈话后，党中央派他改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火速赶赴河南，领导开展生产救灾、平反冤假错案。
当时，河南省的灾情在全国名列前茅。
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1年减少16.5亿斤。油料、棉花、生猪和轻工业品等生产都是下降的。全年人均猪肉消费量才有0.15公斤即3市両。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下降到14‰;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1.80‰上升到39.6‰，全省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61万人。
那时，郑永和叔叔正受到错误的降职处分。
郑永和于1922年出生在太行深处、辉县拍石头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母亲饿死家中;父亲惨死在外，被狼吃狗拖;几个兄弟流落异乡、生死不明。他自己靠乡亲周济成人。1944年10月，郑永和参加了革命队伍，上山抗日打游击。194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区长、区委书记、县粮食局长，1954年进入县委常委，历任组织部长、农工部长、副书记和第二书记。
《瞭望》新闻周刊原总编辑陈大斌先生也是全国青联常委、中国记协理事。他受新华社老领导穆青的委派，长期追踪报道宣传郑永和和辉县。从他记载郑永和亲口讲述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中，足以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郑永和，已经从稚嫩、青涩的年轻干部，成长为坚定、成熟的农业第一线领导者。
郑永和回忆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按照这个精神和苏联专家的建议，经河南省批准，新乡专区决定要在新乡、辉县交界处兴建合河滞洪区即平原水库。如果建成，辉县西南部平原将有20余万亩耕地被淹，20多万人要移民大西北的甘肃省。
郑永和与县委第一书记谷占春看到决定都流下了眼泪。县委常委会上形成了一致意见：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对人民群众负责!他们前后四次向上级水利部门据理力争，均遭到拒绝。无奈之下，谷、郑二人另寻途径，直接找到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的家中陈述理由。“最后耿起昌的思想活动了。”(郑永和原话)
辉县县委第五次向上级水利部门汇报时，对方的态度还是“牺牲局部、保全大局”。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耿起昌说：“辉县县委采取口头、书面、集体汇报等形式，多次反映了他们的意见。这是对事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现在看来辉县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上级水利部门和新乡地委最终采纳了辉县县委的意见。几天后，地委专门下发了四点通知，特别提出“辉县赶快上马修水库”等具体要求。
“辉县的大规模治山治水工程就此拉开了序幕。”(引自陈大斌著《一生忧乐系太行——郑永和：奉公为民的公仆人生》，新华出版社2001年、2010年两次出版发行)
可在1959年10月河南省委组织的“反右倾”运动中，谷占春五次检查不过关，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职务，降为公社副社长，下放大队劳动;郑永和则降为县水利局副局长。全县共抓出118名犯“右倾机会主义”和“严重右倾错误”的党员干部，其中80人给予了警告、留党察看、撤职、降职等处分。受处分率高达67.79%。就连40名一般干部和18名大队的书记、大队长也受到了处分。(引自《中共辉县历史(1949.10——1978.12)》第三章)
刘建勋到任不到一年后，截止1962年4月，河南省委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克服重重阻力，对全省“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118万人进行了甄别工作，其中干部30万人。” 鉴于数量巨大，依照中南局批示，省委采取了“成批宣布，一律平反”的办法。
辉县所属新乡地区的甄别平反工作在当年底结束，需要甄别平反的党员干部、群众共有10万余人，绝大多数都改正了原来的结论，给予平反。(引自《中共新乡地区历史》)
谷占春、郑永和等县委领导和基层干部也在1961年下半年陆续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65年7月，在中共辉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谷占春再次当选为第一书记，郑永和当选为第二书记。
郑永和带头大干，平均每年参加劳动一百一十天以上。(魏德忠摄影)
河南全省的经济情况也很快出现了逆转。据《河南省志》记载：
“1964年，全省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总产值58.18亿元，比上年增长24.6%。农业总产值28.63亿元，比上年增长26.5%。粮食产量95.05亿公斤，比上年增长20.6%;棉花产量11696.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36.8%。工业总产值2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2.8%……”
“1965年，全面完成经济调整工作，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农业总产值完成77.23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2.7%。农业总产值36.49亿元，比上年增长27.5%。粮食总产116.6亿公斤，比上年增长22.7%;棉花产量13591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6.2%。工业总产值40.74亿元，比上年增长37.9%……”
即便是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91.5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其中，农业总产值42.46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工业总产值49.13亿元，比上年增长20.6%……”
刘建勋刚到河南时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掌鞋要自带钉子，自行车坏了没有地方修理”的困境一去不返了，而他提出的“这种情况决不能维持下去，必须改变”的要求开始逐步实现。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正确决策的结果，是省委集体团结全省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党是有着强大的自愈力和战斗力，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着伟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的。
郑永和叔叔正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给笔者的复信中开篇明义地写道：(摘要)
“刘建勋同志是一位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一位好书记。他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在河南工作了十七年之久，为河南人民做了很多前人未办到的事业。表现在工农业建设、经济发展上，人所共知，有资料可查。我很怀念刘建勋同志，实事求是的说，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怀念他。他六十年初从广西调到河南，因他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很快的扭转了困难局面，较快的走出了三年困境。他从六十年代初来到河南，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病休回北京;我从辉县工作到新乡地委、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中央水电部，又回来河南省委和他搭班子，从基层到他身边，近二十年中，在他领导下的实践过程中，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他是我的重要启蒙老师之一。在工作中，他对我的影响、教育很深。直到现在，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原省委一些老领导那种革命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仍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
六十年代初，国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那样大的困难下，以他为首的河南省委显示出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他精心培植、支持并推向全省的两个好典型：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和红旗渠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以此为榜样，鼓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克服困难，积极工作、改变生产条件，使河南较快地走出三年困境。出在河南的两个好典型，曾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让全国学习，成为全国典型，直到现在，红旗渠精神还在提倡，焦裕禄仍然是榜样……
鉴于当年河南省在反右派、反右倾、所谓反“潘、杨、王”、反五风等运动的扩大化，在全省干部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矛盾。他通过大四清运动，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作教育、团结工作，在人的问题上，着重多换思想、少换人。有错误，本着教育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达到了毛主席教导的治病救人的目的，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教育、挽救、帮助、提高了一批干部。把历次运动扩大化造成的矛盾，压到最低程度，促进了河南的经济发展……”
周总理：片子帮了我的大忙，辉县是值得推广的
辉县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结合部，是古代传说愚公移山的地方，也是今天豫晋两省的交界处，全县70%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水、旱灾害频仍。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辉县的工作一直都是新乡地区各县中比较突出的。
“文革”中，辉县的干部和人民再次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开创了巨大飞跃。
“1967年1月23日，开封师范学院红卫兵组织‘八.二四’串联到辉县，在南关电影院门前召开‘火烧地市委大会’，把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辉县县委书记谷占春扭到阳台上批斗，并丑化拍照，进行人格侮辱，台下部分群众上台制止，出现殴斗混乱局面。”(引自《中共辉县历史(1949.10—1978.12)》第四章)
当年5月，谷占春含冤去世。11月，辉县革委会成立，郑永和担任了县革委主任。他顶着压力，首先大抓党的建设，“至1970年年底，全县477个生产大队全部建立了党支部，‘文化大革命’前的15717名党员有13877名恢复了组织生活。”
紧接着，郑永和根据群众呼声和辉县实际，制定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全面规划，代表县委发出了“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豪言壮语。
郑永和带领县委成员顺河造田(郑琴提供)
在这场大会战中，郑永和既是指挥者，又是劳动者。每一项重大决策里，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每一个工程工地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下乡带着劳动工具，沿途还为群众挑担、拉水，“有时新闻记者到工地采访，很难从民工群众中找出他这个县委书记” 。他说道：“要让群众干，干部先流汗。”他和各级干部带领十万民工扎进深山窝棚里，顶酷暑，战严寒，在太行山上，在烂石滩上，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从1966年到1976年，辉县共建成中小型水库18座，库容1.1亿立方米。修建水渠122条，总长4500公里，灌溉面积达73.3万亩。山区修水平梯田29.2万亩，荒地造田4.6万亩，水保林62.4万亩，封山育林18.7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50平方公里。开凿公路隧道34座，总长12425米。修筑公路桥梁59座，总长2965米。新建扩建公路556公里，通车里程达638公里。粮食产量平均年产31306万公斤，比1965年增长2.2倍。
郑永和在工地召开现场会(魏德忠摄影)
在那个年代，以郑永和为首的辉县领导班子为改变辉县贫穷落后的面貌，排除一切干扰，带领全县人民集中一切力量向穷山恶水开战，完成一项又一项治山治水工程，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范。
当时在国务院召开的大型会议上，纪登奎副总理讲道：
“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这使得辉县声名远扬。新闻纪录片《辉县人民干得好》在全国放映，更让辉县誉满华夏。辉县人民在改造山河中所表现出来的“辉县精神”，感天动地，成为辉县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引自《中共辉县历史(1949.10—1978.12)》第五章1)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郑永和及辉县是高度肯定和大力宣扬的。尽管笔者尚未查到他老人家夸赞“辉县人民干得好!辉县人民在前进!”的准确时间、地点和出处，但还是查到了两个明证：
一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报道辉县消息达80余篇。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河南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相继在辉县拍摄了《太行新愚公》、《辉县人民干得好》、《辉县学大寨》、《当代愚公战太行》等4部影片，将辉县人民战天斗地的事迹搬上了银幕和银屏。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 1974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辉县人民干得好》。
据该片摄影师、中央新影厂原总编辑庄唯2013年在专访中回忆：“……总理一看一边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不抓生产了，好多地方都不生产了，我很担心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片子帮了我的大忙……要抓生产，大家要抓农业生产。辉县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值得推广的，如果我们每年能有三十个这样的县，我们 国家的日子会更好过。”(引自庄唯(难忘——忆我的纪录电影生涯))
如今，《辉县人民干得好》等三部电影的老胶片还珍藏在辉县市档案馆。今年7月18日，《大河报》就刊登了该县数代档案人将影片作为“镇馆之宝”妥善珍藏的感人报道。
二是如今在网上还可以完整看到身患重病的周总理于1975年5月25日的亲笔批示。他老人家明确指示外交部，要妥善安排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赦释放人员赴辉县、洛阳、郑州等地参观学习。
那时，“各地参观代表纷至沓来，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团莅辉参观。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共赞：‘辉县人民干得好!’”
正是周总理的赞扬、举荐和拍板，郑永和及辉县的事迹才能够迅速推而广之，成为农业战线上独具特色的旗帜。
王大海1944年就在辉县担任县长，后来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他在《谁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一文中写道：
“在六十年代末和整个七十年代，辉县不仅是河南省，而且是全中国变化最快的县、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最快的县。辉县以‘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而闻名于那个特殊的年代。
……郑永和带领辉县人民创办了水泥厂、煤矿、化肥厂、火电厂等100多家工厂，而且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辉县火电厂创造了全国同类火电厂投资最少、建设速度最快、运行效率最高的记录，国家电力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都感到很吃惊;郑永和倡导的以‘抗大’精神建设起来的辉县化肥厂不仅是全国同类规模化肥厂建设速度最快的，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直到郑永和离开辉县多年以后， 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一直居全国同类化肥厂的第一名。
在郑永和主持辉县工作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辉县的财政收入增长了41倍!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可以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和内资的条件下，又有几个县、市能够创造出如此高速度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奇迹?……”(引自《走近大海——王大海纪念文集》)
1970年9月，辉县化肥厂建成投产。(郑琴提供)
青山白云新愚公
与苏轼齐名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写下“青山不解乘云去，怕有愚公惊着汝”的名句。
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郑永和这位当代愚公，是如何在青山白云间，在惊涛骇浪里，率领辉县干部群众反对大乱、坚持大干，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吧!
1974年夏，辉县人民修建的陈家院、石门、三郊口、宝泉四个水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全县其他农田水利建设也热火朝天全面铺开，一个在“四清”中查出贪污下台的坏头头跳出来带人大闹县委，郑永和被迫一度到邻县暂避。
紧要关头，刘建勋和耿起昌、张树芝省委、省军区主要领导人专程来到辉县现场办公。
当时担任修建三郊口水库的石姑娘队队长刘桂青在给笔者的忆文中说道：
“刘建勋书记非常支持郑永和书记的工作，支持辉县大干。70年代刘建勋书记来辉县，很多人现在都还记忆犹新。那是1974年，县里的派性头头出来要官，当时辉县四个水库上马正值紧张施工阶段，全县农田水利建设干的热火朝天，可派性头头闹的县委无法办公，纠缠不休。无奈郑书记到邻近辉县拍石头公社的汲县狮包头公社(就是全党的百名模范人物、全国优秀乡镇书记吴金印所在的公社)避难。郑书记到那后，帮他们规划水库，传授种植等。吴金印书记现在提起来，称郑书记是他的老师。他还说，他现在的工作方法都是学辉县学来的。
眼看着那时辉县的工作要受损失，在干部无法工作、群众不知所措的紧要关头，刘建勋书记带领耿书记、张司令员等省里主要领导，来到辉县，明确表态支持郑永和，支持辉县工作。刘书记和省委领导来辉县的讲话记要传达到全县后，辉县的形势很快稳了下来。我当时是修建三郊口水库的石姑娘队队长，我在水库工地和工地各公社的指挥长们一起听了刘建勋书记来辉县的讲话记要，大家都非常激动，干劲倍增。”
下文为刘建勋的讲话内容摘要，引自刘桂青提供的辉县档案局所存原始记录稿。尽管受历史条件所限，并非录音机或速记员记录，但重温起来，反倒更显得生动、简明：
“今天上午，我们接触到了你们县的一个闹的最凶的一个人，问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说不是四清下台干部，你有没有贪污?他不敢说没有。他说他从来要求自己很严。我说，你要求自己严，为什么还会贪污。第二个问题问他，为什么要砸县委的牌子?他说形式是错误的，实质上没有错，这样的人我头一次见，这样的人，你给了他官，不就变质了吗?……
我知道文化革命初期谷占春和老耿(起昌)在一块，群众冲击，活不成了，连续写了四封绝命书，后来他死了……
我们来县委，县委同志不敢叫来，说有人在闹。我说看一看，也许不会对我们怎么样，有司令在(指张树芝司令员)。他一闹，你们就吃不下饭，那怎么能行，多吃点嘛!……”
在讲话中，刘建勋还举例严厉批评说：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让一个闹派分子“闹了个党员，这是工作上失掉了原则”。他明确告诉时任新乡地委书记的席光华：“你注意，现在不要烧香引鬼。”
“最后，刘建勋、耿起昌同志问辉县的同志，还有什么困难要解决。”
在刘建勋的讲话过程中，耿起昌、张树芝也多次插话，严肃批评了闹事的派性头头。其中，耿起昌还一再痛斥那个派性头头躺在汽车底下，叫嚣让省委把自己抓起来的无赖言行，耿起昌尖锐地讽刺道：“把他今天的相拍个电影下来，才好看呢!” ……
刘建勋等人讲话的时间是1974年的7月1日。
这一天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在十年“文革”中也不过弹指一瞬。今天的人们恐怕最多会想到，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建党纪念日罢了。但人们是否也应该记得胡耀邦的话呢?他讲道:“四人帮”被“ 一举粉碎，有如摧枯拉朽，一推就倒。表面上看，一举粉碎，实际上，全党、全民经过了多少艰苦斗争呀!”(引自胡耀邦1981年11月21日在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叶可知秋、一斑能窥豹。郑永和及辉县人民当属那火热年代的缩影和象征!
我党在建立新中国后1949年-1978年的29年历史，是一段正确与失误相互渗透、成就与曲折交织发生的历史。它相对于民主革命时期而言，更为艰难困苦、错综复杂。但是，毛泽东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率领着亿万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进行的不懈探索与坚韧奋斗，则始终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和大脉络。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科学技术才取得了众多的成就，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才具备了重要的保障。这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积累了政治经验、锻炼了人才队伍、奠定了物质基础。
作家冯骥才曾说：“割断历史绝不是发展历史，除掉历史更不是真正的创造未来。”他不是历史学家，但这句话还是颇具睿智和哲理的。
就这样，郑永和带领55万干部群众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辉县山河面貌，推动了全县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当时继大寨和昔阳县外又一个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引自《中共新乡地区历史》)
让我们再看看郑永和在给笔者的复信中，是如何回忆这段艰难岁月的吧：
“‘文革’期间，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份，刘建勋同志从北京调回河南。当时正是派性膨胀，山头林立，破坏性的大型武斗到处都有。各级领导干部住牛棚受审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刘建勋同志能很快稳定了大乱局面，促进了大联合、大团结，解放了大批干部。在全国停止党组织活动的情况下，他独此一家，召开全省党代表会，高举党的旗帜，加强党的领导，显示党性，压制派性。他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各在自己的处境中发挥党的作用。要靠党性做耐心细致的思想说服、教育工作。共产党员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要显示非常的作用。不要把党性降低到各派组织头头的水平上。由于干部站出的多，站出的早，大联合快，促进了河南的经济发展。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全省工农业建设、经济增长，都有资料可查。
我在辉县工作时，就是按照刘建勋为首的省委领导的指导思想工作的，出现了‘文革’期间，大干大变的工农业基本建设、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仅粮食产量一项，六六年19000万斤，七八年达到68000万斤。山水林田路、工业、化肥、水泥、煤炭、电力等都可看可查。回想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省委、地委领导的大力支持，辉县的大干就很难坚持。刘建勋、张树芝司令员等曾带省委常委集体到辉县指导工作，并号召全省学辉县、大干促大变，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及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刘建勋同志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非凡的才能，率领全省党员、干部克服了重重困难，稳定了河南局势，发展了河南经济。这些成绩，将永载史册，不可泯灭。因此，我再次说，刘建勋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好党员，名副其实的高级领导干部，河南省九千万人民的好书记。刘建勋同志含着眼泪走了，可是有多少活着的老党员、老干部、工人、农民、一提起刘建勋，还继续掉眼泪。这样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好领导，又在河南省工作了十七年，党心、民心，影响最深……”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郑永和信中记述的历史，特补充两个资料以佐证：
1、关于郑永和所写河南“很快稳定了大乱局面，促进了大联合、大团结，解放了大批干部”。
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林英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在河南》一书记载：
“l969 年6月1日，毛泽东主席乘坐的火车路过郑州，在郑州火车站稍事停留，在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进行了短时间谈话，毛泽东询问了河南的形势，刘建勋说，遵照主席上次指示，主要做教育工作，现在好多了。有些地方联合不起来，少数人还在闹，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泽东说：“河南解放老干部多，好。都在原来的地方工作不好，要搬搬家。军分区、人武部干部，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好，这是河南发明的……”
在《毛泽东年谱》中，还有多处毛泽东赞同和肯定河南实行军队干部对调和向地方干部“打招呼”的记载：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10页)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受到冲击。”(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23页)
“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2页)
2、关于郑永和所写“由于干部站出的多，站出的早，大联合快，促进了河南的经济发展。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全省工农业建设、经济增长，都有资料可查”。
经济学家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历史统计资料汇编》，在排除经济结构有明显区别的京、沪、津三直辖市和当时经济规模过小的青、宁、疆三省(区)后，发现在1965—1975年的11年间，全国余下23个省(区)的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的比对结果是：
河南在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上，都排名第一;在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上，均位列次席。
最终河南是以三项第一和三项第二的总成绩，排在甘肃和广西前面，高居榜首。(引自《河南省六项经济指标1965年—1975年增长速度排名表编制说明》)
除了上述的横向比较，再以《河南省志》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在1965—1975年的同时间段，河南全省仅工农业总产值一项，每年与上年相比，只有1968年下降，其余十年均为上升，增长率在3.3%至32.7%之间，“文革”十年中竟有四年的增长率在12%至28.6%之间。
李先念的批示没能保下辉县
1973年11月，经河南省委决定并报请批准，郑永和担任了新乡地委书记，1975年3月，他改任河南省化工厅厅长，1976年2月，中央决定调他担任国务院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77年8月，他被选为出席党的“十一大”代表，10月，根据河南省委的请求，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为加强省委领导力量，决定将郑永和调回河南，担任了省委副书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接替戴苏理，主要负责农林口的领导工作。
由于戴苏理是“老河南”，又兼着省农办主任。郑永和为了表示对戴的尊重和团结，主动提出戴苏理的农办主任职务不变，自己仅兼任了副主任。
那个年代，提拔使用的许多领导干部，基本上都还在原来工作的基层单位兼职。这是毛主席在“九大”上提出的，诸如纪登奎、杨贵等人均是这样。郑永和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就始终兼任辉县的县委书记。
郑永和推起装满近千斤石头的车子稳稳当当。(郑琴提供)
在那个乱云飞渡的岁月中，辉县人民的大干大变就仿佛是罅隙中闪出的灿烂阳光。可那些年里，他们的“带头人”郑永和却一直顶着巨大压力，被污蔑成， “只管干干干不看纲和线”，“是生产党、不是共产党”。
著名媒体人陈大斌先生回忆道：
1976年12月，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穆青与郑永和劫后重逢。
“穆青说，打倒‘四人帮’，辉县也解放了，没人再敢批你们是‘生产党’了!没人再要宰你们这些‘老黄牛’了!咱们都可以放开手脚大干哩!郑永和说，那可不是要放开手脚大干哩!辉县规划中的几个大项目现在是全面铺开，再有个三几年，辉县山河面貌可真的要大变了!他热腾腾的语言，使我在旁听了都深受感染……
……可是，谁也想不到，几个月之后，形势又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逆转。清查‘四人帮’竟查到了郑永和与带领人民‘大干’的辉县领导班子头上。据说，其理由一是郑永和是‘文革’中上台的，在辉县‘大干’中犯了‘左’的错误。二是郑永和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由省委书记刘建勋向中央提出要求调回河南，并出任省委副书记的……全县形势很快逆转。县委领导也顶不住了，先是治山治水工程陆续停工，数万民工陆续下山;接着是县委主要领导检查、停职，继而一个个被撤职、审查……
当时正有一个省里的调查组在辉县。调查组负责人扬言，我不信找不出辉县的问题!从他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是要全面否定辉县这个典型。我忙写了一份内参清样稿，向中央反映此事。据说李先念同志在内参稿上作了批示，保了一下辉县这个典型，那个工作组暂时撤离了辉县。
但辉县的局面没有从此好转，而是日益恶化……后来，有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那天，穆青带着(新华)总社国内部的几位领导去看望来京开会的河南新一届省委领导人。河南省委有位领导同志谈到辉县的问题时，对穆青说，辉县和郑永和的问题不少，‘大干’中他们还曾逼死过人命哩!
……我心里愤愤难平，当着穆青的面大发一通感慨：如果要这么‘算账’，历朝历代的将军们，包括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解放军将领们，谁也过不了关!什么时候打仗能不死人?治山治水也是打仗啊!跟大自然开战，一样难免有牺牲。一有牺牲就算指挥者的‘人命账’，还有什么是非?那还不天下大乱?用这种手段 ‘动员’群众反郑永和，也太下作了!这样做也是对那些牺牲者英灵的亵渎 。
穆青听了我的这番话后，一言未发，一脸无奈地靠在椅背上闭上眼，长长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辉县大干’没能及时报道出来的原因及经过。
……而这对郑永和来说，是他人生的一次大跌宕!对辉县的干部群众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打击。”(引自陈大斌著《一生忧乐系太行——郑永和：奉公为民的公仆人生》)
郑永和：“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魏德忠摄影)
郑永和在1977年10月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革委副主任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下乡有个规矩：‘不接不送，半天劳动’;他是唯一不让配警卫员的省委领导;他在豫北出差中临时会见非洲某国的‘二把手’，穿的竟然是司机洗了未干的袜子”。(引自郑永和秘书燕聚宝、司机李新奇合著《永恒的思念》)
由郑永和负责解决老干部刘文树历史和家庭问题的过程，更是河南平反工作中极其特殊、极端离奇的例子：
刘文树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建国初曾任河南省妇联主任。她的历史问题早在1942年“整风”和以后的历次审干中，就已查清并做了结论，后调到省文委担任副主任。“文革”初，省直机关干部中有人揪住她的历史问题不放。而其夫戴苏理则一直以此为借口，闹着要离婚，致使她的问题久拖不决。
戴苏理1954年后历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对河南省那些年发生的严重问题负有相当主要的责任。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被揭露后，他被降为信阳地委书记。1965年调回省委任候补书记。“文革”初曾兼任省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组长，在省革委和省委成立时均担任常委。1973年后，升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副书记。
“文革”十年间，戴苏理始终在台上担任河南省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
在此期间，刘建勋等省委领导人均不同意戴苏理离婚的“理由”。
1974年9月23日，戴苏理利用到大连开会之机，直接给在中央工作的纪登奎写告状信。在信中，他白纸黑字、矢口不移地咬定：“我和老婆离婚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她是共青团自首变节分子，应开除党籍，但省委尚未做结论……她就是不干(指不同意离婚——笔者注)，还有那么一些人同情她，真丧(伤)脑筋……”
纪登奎没有支持、同意戴苏理的要求。
刘建勋为了保护刘文树本人，也为了她与戴苏理的家庭完整，非但坚决反对戴苏理对其妻的诬陷，一直拖着不允许给刘做出“叛徒”的结论，同时他也毫不介意戴苏理暗地告状的举动，屡屡派王大海、郑永和等人代表他和省委常委会，出面做戴苏理的工作。
但这些努力通通以失败告终。戴苏理与刘文树离婚后，很快和一个已相交数年的中年女军医完婚。而女军医早就约定成婚的省军区153医院王姓男军医得知后，当场瘫痪，不久离世。
戴苏理此举，首先是破坏了两名现役军人恋爱多年的婚事，同时也拆散了刘文树的家庭，深深地伤害了她和孩子们。好在孩子们都非常同情和孝顺母亲。父母去世后，他们还将骨灰合葬在了登封县的嵩山公墓。
粉碎“四人帮”后，按照中央部署，许多历史积案开始启动解决，可刘文树的问题却一直拖到了1977年以后。
刘建勋指派郑永和负责对刘文树的历史进行复查，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为此，郑永和曾向省委常委会做过正式报告。戴苏理对此非常不满。
在省委常委接下来讨论刘文树的具体工作安排时，戴苏理竟然绝情地执意不许年过花甲的她留在郑州，而提出将其分配到与湖北毗邻的南阳工作。散会后，戴苏理还将郑永和叫到自己家中，与郑大吵了一架。
事后，郑永和气愤不解地对杨贵、王大海等许多同志说道：“戴苏理的人品怎么是这个样子?非要把自己的老婆打成叛徒不可?!”
在“揭批查”中，戴苏理倒打一耙，先揭发、控诉是纪登奎、刘建勋将刘文树打成“叛徒”，逼迫他们夫妻离异的。后来，他又积极参与了对郑永和的批判和处理。
在批判郑永和时，竟连他在辉县老家夜里未能及时接到省委主要领导的电话，也成了一条“错误证据”。
奋斗毕生的革命者
1981年4月，郑永和被免去省委领导职务，未满59岁的他担任了省农办副主任。1985年1月，省委决定他按副厅级干部的待遇离休。(引自郑永和的秘书燕聚宝回忆)
可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垮不掉的。郑永和没有躺下，没有沉寂!他重新踏上了誓让“人民永和”的新长征。
1989年春，辉县的林业生产因为受到种种因素影响，出现了大面积减产甚至有的树种几近绝收。
郑永和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真所谓是“忧心忡忡、耿耿不寐”。他鼓励老同事和老部下道：“国家干部有退休制，共产党员没有退休制，是共产党员就要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郑永和、李灿在尖山洼帮助群众修理喷雾器。(郑琴提供)
4月15日，他们成立了“辉县老干部治虫小组”，后改为“老干部治虫队”，郑永和担任队长。很快就滚雪球般扩大到26人，分为6个小组在11个山村里开展治虫试验。
那一年辉县的干鲜果总产才1000万公斤，九十年代就达到3200万公斤。
在植树造林方面，“郑永和及老伙伴们，近十年在山区直接参与栽植各种果树约6万株，雨季造林栽植松柏等树约118000千株。”(引自辉县林业局提供的资料)
1991年秋，郑永和与老伙伴们将治虫队更名为“辉县老干部服务队”，决心走上一条新的不归路。为的就是要彻底解决辉县东部山区几十个干旱山村、几万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问题。
11月11日，古稀之年的郑永和率领着“老干部服务队”的老人们，与尖山洼村12户、24名村民，共同向高山顽石宣战!
附带提一句，截止2000年，这支被群众尊称为“老头队”已壮大到95名队员。穆青、杨贵、陈大斌、牛子祥等领导干部和媒体人士都在其中。他们的足迹遍及4(县)市的15 个乡镇、45个村庄 。
1998年11月，郑永和与穆青、吴金印、陈大斌等老干部服务队员在尖山洼修路。(郑琴提供)
1992年7月1日，方山引水工程(第一期)竣工。村民们看着流淌的清水，欢呼雀跃。他们先后将三个打通的洞命名为益民洞、思源洞和红岩洞。
庆典过后，人群尽散。郑永和一个人蹲在山上的水渠旁痛哭失声。一心为了修渠的他，顾不上照顾患晚期食道癌的老伴;13天前，老伴故去，他只是把她的遗体送出门，就独自奔向山上的工地。
闻声赶来的民工和村民们被悄悄地劝退到坡下，他们的泪水随渠中的清泉呜咽流淌，他们的叹息令太行的苍松垂头肃立……
不久后，坚毅刚强的郑永和就从过度劳累和丧妻痛苦中站起来。他干脆将“辉县老干部服务队”的牌子从城里扛上山，挂在尖山洼农家旧石屋前，开始了更大的治山治水工程。
1994年5月，穆青发表了介绍郑永和事迹的长篇报道《情系人民》，不仅在辉县，乃至在全省、全国都引起很大反响。(引自中共辉县党史网)
1998年，郑永和又决心要带领平岭村的群众开出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其间需要86万元资金架桥。郑永和在召开群众大会动员捐款后，又给5个儿女开了一个家庭会，要求：“修桥需要钱，你们各捐1万元，我也拿出1万元，咱家凑6万元”。孩子们虽不富裕，也不愿意让一个月只有1600多元退休金的老父亲再掏钱。但郑永和一摆手：“你们谁也不要替我拿，这一万块钱是我的心意。”
1999年4月30日，本应在二十余年前兴建的“北干渠”工程，终于在郑永和的积极建言和奔忙筹措下，经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亲自批示，被辉县市委列为“全市第一号扶贫工程”正式开工。四大班子领导和市直单位广大干部群众纷纷到工地上参加劳动;48支农民工程队主动请缨，其中不少表示要义务承包施工……
一时间，千军万马战太行。当年辉县人民战山治水的壮观情景得以再版重现。
1999年的“七一”前夕，《人民日报》在6月28日的头版位置，发表了总编辑范敬宜以评论员名义撰写的文章：《‘三讲好教材’——推荐<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
文章的结尾处指出：
“当前，县以上领导班子正在深入开展‘三讲’教育，并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行自我剖析。教育需要教材，剖析需要对照，对照需要镜子。郑永和的事迹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一份很好的教材。”
这是对郑永和老而弥坚的肯定，也是对辉县人民继续大干的鼓舞。
2002年4月11日，“北干渠”工程全线建成。它穿越了15个山头，11道河沟，全长37.68千米。辉县山区最后4万名山民群众的人畜吃水、用水困难解决了。
“北干渠”是郑永和与辉县人民一起干的最后一项大工程，也是他耗费心力最大的一项工程。
此时，郑永和仅差四个月就年满80周岁了。
古人称80岁为“杖朝之年”，意思是年过八旬的老者，遑论官民，均可拄着拐杖自由出入朝堂、颐养天年。可是，耄耋老人郑永和却照旧“起早贪黑，山上山下‘疯跑’”。直至三年后的2005年7月9日。他突发重病。
“躺在县医院的一间极为简陋病房里的他，心还在山上，还系着山里的人民群众!”
半个世纪里，郑永和无论是在县、地、部、省的任何一级领导岗位上，或者是离休后的二十年间，他自始至终严于律己，同时也严格要求家人。女儿郑新菊回家，郑永和总要摸摸她的手，看有没有磨出老茧。两个儿子刚十四五岁时，常常是天不亮，就被父亲带到工地上干活儿。女婿路过县委，理发师傅顺手给他理了发。郑永和知道后“上门问罪”，非让孩子交钱不可。
郑永和的女儿被征兵部队选中，可他却把名额让给了工地上的“石姑娘”。30年后，十几位当年经过解放军大学校锻炼的“石姑娘”们相约来到尖山洼，特意看望老书记。
郑永和还把自己儿子上大学的指标“优先”了老农民的儿子。多年后，这位淳朴的李老汉拿着铁锨挡在路上高喊：“我等你好几天了。树上摘了柿子，等着给你。我非常想念你!”
恰与郑永和同行的杨贵听罢，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对郑永和说道：“老郑啊，能让老百姓这样记住你，这辈子也值了。”
记住郑永和的，岂止是“石姑娘”和山村老农!
2007年2月16日，农历丁亥年春节的前一天，人们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郑永和在辉县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未足85岁。
弥留之际，他交代家人：不开追悼会;不惊扰领导和亲友。
可是，人民忘不了他!在群众自发设立的四个灵堂和祭奠点上，辉县、卫辉市“两县数万人前来悼念老书记，其中不少老人、长期卧床的病汉，让家人扶着、抬着，翻山越岭而来。花圈摆满了一面面山坡，哀乐及痛哭声震四野……”
陈大斌先生触景生情，用心做笔、以泪为墨写道：
“凡是看到这场景的人，心灵无不受到震撼!人心是秤啊!不管你生前有多高的官位，有多么大的声名，占有多少财富，但最后都逃不过人民群众的检验!”
“郑永和，你就是巍巍太行山的一座高如云天的奇峰!你是让万人怀念，永垂不朽的真正的人民公仆!”(引自陈大斌著《一生忧乐系太行——郑永和：奉公为民的公仆人生》)
郑永和在尖山洼仔细检查柿子的生长情况。(郑琴提供)
今年，笔者陆续写了怀念焦裕禄和杨贵的两篇文章，先后被《昆仑策网》等网站采用。这次又写下怀念郑永和的文章。在这过程中，我感觉仿佛走近了他们的不凡人生，也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借用京剧现代戏《杜鹃山》中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的唱词，那就是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老一辈们“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
焦裕禄、杨贵和郑永和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都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立、宣扬的好干部，后来也被历届中央领导同志肯定和赞许。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己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选在兰考。他明确指出：“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生活工作的地方、焦裕禄精神发祥地，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正能量。”
但是，为什么至今社会还尚存极少数的相悖之声呢?
其例一，李光照曾任河南日报副总编辑和省广电厅厅长，他披露道：1999年国庆节前夕，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受中央台的委托，安排记者采访继任焦裕禄的第八任兰考县委书记宗某某。宗先是推诿、不予配合，后是大谈自己的政绩，就是不谈学习焦裕禄精神，继而怒斥“我一听你们说焦裕禄精神就烦”;“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破口大骂，把记者赶了出去……(引自李光照著文《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详见2000年第4期《新闻爱好者》杂志)
其例二，穆青是原新华社社长兼党组书记，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他在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杨贵与红旗渠》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文革’)那是一段特殊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杨贵同志没有辜负总理、先念、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托。在那段岁月里，我和杨贵以及到水电部工作的郑永和同志相互勉励，兢兢业业。不想一段时间后，一些人却和林县‘文革’中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借机否定杨贵与红旗渠，致使一大批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和干部群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林县一提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然而，林县人民对杨贵与红旗渠的感情是隔不断的。”
穆青对于郑永和的态度也可以从前面的记述中看出是坚定且鲜明的。
晚年的郑永和(郑琴提供)
我觉得类似问题的关键症结和解决途径，正是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大计。
幸甚至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次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本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他首先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他同时还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郑永和以及焦裕禄、杨贵这些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他们的功绩确实“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他们的一生确实“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不仅充溢着对现今“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殷殷期望，也隐含着对逝去英烈的绵绵思念!
郑永和叔叔永垂不朽!万古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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