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宜：周恩来的卫士赵行杰访谈录

　　中央领导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周总理在前面拉车，卫士赵行杰在后面推车。(赵行杰之女赵晓丽供照)

　　周总理与卫士赵行杰(左二)、张彬(右一)夫妇合影留念。(赵行杰之女赵晓丽供照)

　　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19日电(周总理侄女周秉宜采访并整理)我1928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隆尧县的公子村。我父亲弟兄五个，他们和我爷爷都参加劳动，生活过得很好。我父亲在学校时跟刘子厚(原河北省委书记)是同学。我童年时期在本村读书，读到十四岁就回家务农了。

　　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新兵先是被编入河北邯郸的武安县龙泉村太行补训团，经过学习整训，后被编到中共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团是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队伍，我听到后，非常高兴，深感无尚光荣。后来听家里说：家里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窗户纸写的，上边还盖着个大红章，落款的名字是彭德怀。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家里他们的儿子被编到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中央警卫团。 我在警卫团又学习了一周，然后我们新参军的十几个战友由警卫团的副政委张耀祠带领着就开往陕北了。陕北的中央驻地，是现在的佳县神泉堡，中央警卫团团部驻严家茆村，距神泉堡大约在十四、五里地。没过几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同志到严家茆村来看我们，并且亲切地嘱咐了我们许多。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对我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从太行走到这里，新兵和老兵编在一起了，同志们一定要新老战士互相学习，提高打仗本领，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 我们在此住了没多久就随中央又到了米脂县，中央驻杨家沟，我们团部住距杨家沟十几里的叶家岔。

　　1948年的三月份，中央由陕北转战华北，也就是河北省阜平县，后来又从阜平转到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的西柏坡，中央警卫团则驻扎在石家庄。八月份，我又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了中央警卫局，从那时起我就住在西柏坡了。

　　在西柏坡，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两家住隔壁，周副主席每天出门都要经过任弼时家门口，我在任弼时家门口站岗，看见周副主席过来，我都给他敬礼。有一次，周副主席对我说：“你站岗，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机动灵活，夏天热，要找个背荫的地方，下雨的时候，要站到屋檐下。”

　　有一天晚上，周副主席一个人来任弼时家谈事。任弼时家的院子里树上挂着桅灯，照明用的。周副主席谈完事出来，我怕外面黑他看不见路，就提上灯给他照明，结果他不小心撞到了一棵树上，他对我说：“这个小同志，你提着灯别离我太近，太近了我反倒看不见了”。回到警卫班，我向班长汇报了这个事，说我没有照顾好首长。第二天，周副主席那边一个同志来我们警卫班，对班长说：“周副主席让告诉你们，和那个小同志说一下，别害怕，我没碰到，也没撞到，以后提灯远点就行了”。

　　1947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10月初，我被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当时警卫处有一个机动班，我是第一个从机动班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在总理身边我工作了七年。

　　我一生最遗憾的是，当兵就是要打败国民党建设新中国，结果我一生没到前线打过仗。但是我来到了中央机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接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教导，这又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秉宜：那就谈谈西花厅。我记得小时候在西花厅，我们在客厅里，在值班室，只要看见卫士叔叔在值班室，就知道伯伯在家，卫士叔叔不在，那就是伯伯外出了。

　　总理只要没有外出活动，就一直会在办公室，根本就不出来，最多中间去趟厕所。甚至连吃饭他都不闲着，叫一个秘书过来谈话，坐着一个还不算，旁边还坐着一个人拿笔记录呢，谈的都是工作，都是国家大事。

　　秉宜：那时候印象卫士叔叔坐在值班室里看报，很少进伯伯的办公室，有一个电视剧说到，卫士总进总理的办公室，进去后还和总理就聊上了。

　　那是绝对不行的，要自觉，知道总理忙，他什么时候都忙，除非我们陪总理散步时他跟你搭上一个话，你才可以说，否则(和总理聊天)那可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做好保卫和服务工作。我在西花厅做事很拘束，非常谨慎，尽量不多说话，不干扰总理。总理观察得很细，有一次他说我：“哎，行杰，你怎么回事，你都不像成元功(卫士长)他们说的多，你太拘束了。”我也没说什么。

　　秉宜：那个电视剧里还说伯伯去万隆开会，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老钟叔叔(周恩来的司机钟步云)牺牲了那次。说七妈带着维世姐姐在伯伯的办公室里等消息，看伯伯是不是安全到达万隆了。我印象中伯伯出门，他的办公室就不许人进了。

　　对，不可能的。(邓)大姐自己也不会随便进去。我认为反映总理的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我当时在场，记得很清楚。比如1960总理年去邯郸白岩公社视察公社食堂，总理让食堂给盛一碗锅里的饭，总理当场就吃了。所谓饭，实际上碗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碗清汤几片菜叶，吃完后总理就让我付钱付粮票。 我当时没带，总理就说让省里同志给付了。

　　另外，总理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的是在灯火辉煌的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有一条用不到一尺宽的木板铺的小路，上边行驶着一辆装满石头的独轮小车。总理在前边拉，我在后边推着。因天气热，干起活来就更热了，总理把衣服上边的扣子解开了，脚上穿着一双圆口布鞋。总理用右手拉着从肩膀上绕过来的绳子，左手背到身后拉着绳子的另一端，身子微向前倾，用力地拉着前行。

　　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会发现，车上的拉绳比较长，在总理胸前还余出有两尺多，然而总理却拉得很短，离车很近，这里可是藏着一个温暖的秘密呢。原来，一开始，总理前边拉绳，我在后面推车，这样来回几趟时，我发现运送石头的独轮车上怎么会没有挡板呢?总理拉住的绳子比较短，离车子很近，时间长了，车子跑快了，石头很容易滚落下来砸到脚，不由地担心起来。当时我想如能找一根长绳换上，请总理拉住绳子的尽头，离车远一些，即便掉下石头，也不会砸到他老人家的脚。于是我就找来一根很长的绳子换在车上。心想这回好了。可没想到，总理早就看出我的意图了。他拿过换上的长绳子，照样还是拉得那么短，使绳子在胸前余出来两尺多。 这样一来，我换绳子的目的就没法达到了。风险依然存在，我心里很急，也很担心，便一次一次地请求总理尽量往前拉，离车远点，以避免被有可能滚落的石头砸伤脚。总理听了我的话，微微一笑说：“你把绳子搞那么长，我如拉住绳子的尽头，那还怎么能用上劲儿呢?拉车要拉近才能用上劲儿，这样的话，你推车就可以省点劲了”。这就是周总理，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总理还风趣地对我说：“拉车不松劲、脚不停、拉着车迈着阔步向前去”。总理拉车热得累得满头大汗，余出来的那两尺多长的绳子就一直拖在他老人家的胸前。就在这时，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秉宜：伯伯始终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不肯出来休息，七妈该着急了。

　　是呀，大姐有时会到值班室，跟我们说：“叫总理出去散散步吧。”我们就进去叫他说：“总理，大姐说让你出去散散步，活动一下”。总理就摆摆手，不去。第二次，大姐又让我们去叫，我们就又进去说：“总理，大姐催着呢，你还是出去走一下吧”。总理就把笔放下，出来了，到客厅里走一下，转两圈，又进办公室了，很少到外面去。

　　秉宜：七妈不跟你说，让你叫总理出来，你也不会进办公室劝他出来?

　　那不会，那不能打乱他的思路。总理专心考虑国家大事，你进去了会打扰他，把他刚才的思路打断了，他还得重新考虑。

　　另外，有那么一两次，在总理也不是那么太紧张的情况下，而且，要大姐亲自进办公厅催着他，也会到外院散散步，花园那边散散步。只要他在写报告什么的，那可不能够打扰他，大姐也不会去打扰他的。

　　秉宜：(中南)海边也去过吧?我印象小的时候，没上学时候，那时你还没来呢。有一次伯伯七妈带我和我哥去海边散步，我们没有坐船，但是看见彭老总坐的船划过来了，伯伯就站在岸边和他打招呼。

　　我在的那几年，总理去海边散步有过那么一两次吧，屈指可数，大姐硬拉着去的。有几只船摆在海边，我和成元功负责划船。这还是在大姐的动员下，夫妻两个人才算出来，占用一点时间休息一下。

　　秉宜：你们进办公室去给伯伯茶杯加水，是伯伯按铃让你们进去，还是你们自己掌握着?

　　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主动掌握着，估计总理茶杯里的水凉了，或者喝完了，到时候去给他加水，或者换一杯。 总理就爱喝龙井茶，而且他每次吃完饭，一定要喝一杯茶，就是龙井。龙井16元一斤，都在供应处买。

　　秉宜：去梅家坞视察时不在当地买吗?

　　不在当地买。

　　秉宜：记得上小学时，有两次我正在值班室坐着，值班室的铃响了，张树迎(总理卫士)叔叔说：你伯伯醒了，你现在站到办公室门口，等一会儿你伯伯过来和你见一面。说完他就去了伯伯的卧室。我也就去办公室门口等着。一会儿伯伯过来，看见我只说一句：放假了?或者一句也不说，看看我转身就进了办公室。

　　(赵)：“那都是你七妈安排的，让总理看看小孩，精神上也能调剂一下。

　　秉宜：你们在伯伯的卧室都会帮他做些什么呢?

　　主要是照顾总理的洗漱、刮胡子等。另外，他要穿的衣服也是我们头天晚上已经给他叠得好好的放在卫生间的大沙发上摆着，他坐在什么位置，什么衣服放左边，什么衣服放右边，什么衣服放上边，都是事先给他考虑好的，让他顺手就能拿过来穿上。这就是帮他争取时间，为什么?时间上我们能帮他节约一分钟就节约一分钟，只要能有一分钟时间，我也要给他腾出一分钟来，去用在工作上。

　　又比如，总理今天工作太累了， 那就让他睡前洗洗脚，不太累的时候，就洗个澡。有时总理要睡觉了，就告诉我们说：“要睡觉了，洗澡吧“。我们这才进去卫生间给他放水，澡盆的水温度要合适，放的太早怕水会凉。只要我们能做的事都要给他安排的地地道道的。

　　不过，有些事我想为他做，他不让我做。比如说剪脚指甲，总理右手有伤，拿剪子剪脚指甲太困难了。我就说让我试试吧，我说我还有这个技术，我帮你剪剪吧，但是他不让我剪。

　　总之， 什么事他自己能干的，洗漱、刮胡子、剪指甲，还有洗澡，都是他自己来。

　　秉宜：我记得有时看见伯伯吃饭时，七妈坐在旁边和他说话。

　　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也是在没有别人来和总理谈话时，她会去坐在一旁说话，但她也怕干扰总理吃饭、干扰他思考，所以她也不会总去陪他说话。

　　总理和大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他们的夫妻关系真正是为社会做出了榜样。

　　大姐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值班室看我们的值班记录，看总理几点睡的，然后去办公室看台历，看上面记的今天有什么活动，是去见外宾还是和内宾谈话，就跟我们说：你们看总理今天那么忙，抽空给他安排吃什么东西和桂师傅(周恩来的厨师桂焕云)商量一下。因为总理日程安排太紧张的情况，就不能让他吃太复杂的饭，比如鱼呀，鸡呀，他就会顾不上吃，就不吃了。所以就要安排软一些的菜，但又不能妨碍营养。

　　大姐对总理的生活也好、起居也好、行动也好，都是非常认真的，要看一看日程，要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有一次，我陪总理去外地，临走时，大姐嘱咐我说：“行杰，你出去以后，第一你别闹病，别感冒，自己先保证身体不能生病。再就是把总理照顾好，注意房间开窗通风，抽时间拉他出去，叫他走一走哇”。大姐给我写了一个注意事项的小便条，还特别写上“拜托”二字。她还拜托我!但是这个条子后来我就找不到了，很遗憾。

　　总理对大姐非常好，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愿干扰大姐休息。

　　我记得1956年总理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我和成元功跟总理去的莫斯科。总理在莫斯科还抽空给大姐打了一个国际长途。那时大姐正处在更年期，身体非常不好，总理有点不放心。

　　在总理身边服务，还有一些小事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记得1958年夏天，我跟总理去北戴河。有天晚上，总理在桌上写天安门革命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他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宣纸软，一边写最好有人在对面帮着抻着那个宣纸，我就去对面帮他抻着宣纸，总理说：“你还会抻纸?”我说，我十来岁时，我父亲每逢过年就给老乡们写对联，都是我在一旁帮着抻纸。总理说：“你父亲还是秀才。” 我回答道：我父亲还当过几天民办教师，他文化挺高的。后来总理看我抻纸困了，就让我去喝杯茶，他说：“泡点茶就精神了。”

　　另外，总理是南方人，不吃生葱生蒜，我们在西花厅上班时都不能吃生蒜。有一次我头一天中午吃了生蒜，第二天去上班还是被总理察觉了，他说我：“你吃蒜了吧?”又说：“没关系，喝点浓茶就没事了。”

　　有时总理思想放松一点，也会跟我们聊两句。比如在广州，我抽烟，抽完烟赶快到值班室漱口漱干净了。总理对我说：“我今天发现一个秘密，行杰怎么抽烟了?“ 大姐说：“嗨，你不知道哇，早就抽烟了，就是没让你闻到烟味罢了。”总理哈哈大笑起来了。

　　我父母最荣幸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见到了总理。哎呀，了不得了!1959年国庆时，我不值班，带父母去大会堂参加游园活动，在电梯前等电梯，电梯门一开，看见总理出来了，我父母高兴的，哎呀，太好啦，看见总理啦! 张树迎介绍说：这是赵行杰的父母，总理和我父母打招呼说：什么时候来的?身体挺好的?然后他就匆匆走了。第二天我值班，一般我们不能干扰总理，不能跟他说话，干扰他思考问题。可是那天我忍不住了，我陪总理在院子里散步时，我就和总理说了话，我说：昨天我父母见到你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回去跟(我儿子的)姥姥说了，我岳母知道了就不高兴了，说：嚇!啊!你们俩看到总理了，可真幸福”!总理听了就哈哈笑了，说：“你叫她来玩儿吧，大姐接待”。我听了很感动。总理一直都忙于公务，忙着国家大事，但是生活中，他非常幽默，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关心。

　　秉宜：伯伯去外地，我们是不知道，只是看那几天值班室空了。当然我们也不问。在西花厅小孩子不许瞎打听，这规矩我和哥哥还是懂的。

　　总理出门，如果是在中南海里，或者就在北京市，我们卫士一个人跟着去就可以了。到外地出差的话，就要有两个人跟着去。当然也不一定都是这样，我自己一个人跟总理去杭州就去了两三趟，都是我一个人。

　　1955年的万隆会议，我没有跟总理去，成元功、何谦(总理秘书)他们去了。我送总理乘飞机到中缅边界，然后总理坐汽车过边境到仰光，在仰光上飞机再去的万隆。这次是突然的变化，咱们的工作做到了，发现了情况，报告了说国民党要搞破坏，就马上采取了有效措施。咱们那时的情报工作，罗青长部长实在做得太好了，包括特务在哪条街，哪个人家里门牌号都掌握，马上报告了奈温(缅甸总理)，奈温派了保卫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站上了人。

　　1958年3月，成元功和我跟总理先去成都，在成都总理挨主席批评处境最难的时候，但是总理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表情，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

　　秉宜：你觉得七妈对你们厉害吗?

　　那没有，她对我们从来都是非常客气的，从不拿架子。其实大姐也是早期的革命家，在党内的资格很老，地位也很高。可是你看她和别人就是不一样。事事做到平等待人，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她和总理保持一致。

　　秉宜：我至今还记得那年您送我回八一小学的事，一般接送我们，是七妈安排还是成元功叔叔安排?

　　由成元功问一下大姐，是接还是不接?看家里哪位同志有时间去接(送)一下孩子。

　　秉宜：不知道在叔叔们的眼睛里，我们这几个在西花厅的小孩表现怎么样?没有影响到伯伯吧?

　　说心里话，从我们心里来讲，无论是你们小孩，还是别的客人，我们都不愿意你们去干扰总理的工作。你们做得挺好，不干扰。你和小瑜(龙飞虎之女龙铮)表现非常好，没有去干扰总理，叫你们往前就往前，不叫往前就自己去玩，没有说缠着他不放啊，或随便进办公室啊，从来没这个事儿，很懂事。主要是你们从小养成的习惯。

　　大姐对你们都很关心，平时见不到你们，你们每次回去，她多高兴啊。

　　秉宜：你说七妈高兴，其实她管我可严了， 她在我面前总是很严肃地教训我，就特别像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

　　你爸妈没在跟前，她对你们过问就多一些，她平常没有那么多大事缠着她，平时西花厅也没孩子，她是非常想念你们的。但是接回来以后，她也不能多和你们小孩随便唠嗑呀什么的，但她内心对你们的感情比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得要更浓。

　　秉宜：你对我父亲印象如何?

　　接触不多，来的时候接触了一下，感觉他人很老实，也非常稳重。虽说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但毕竟他们是亲兄弟嘛，但他见了总理也不那么随随便便的，非常谨慎。

　　你妈也是一样，对两位老人非常尊重。说起来，你妈太好了，每次我去你家送生活费，或者送水果什么的，她都一定要把我送到大门外。你家好像住西单那边，我骑个自行车就去了，我见你妈次数多些，对你妈印象深。

　　那张总理给大姐系扣子的照片应该是在1961年的春节，在钓鱼台照的，有3个小孩，成小宇(成元功之女)、孙小兰(孙维世之女)和我儿子赵伟。

　　1955年8月25日，我和张彬(原中南海摄影组摄影师，后归新华社摄影部)在西花厅结婚，在外院的水榭。

　　秉宜：我知道。你结婚第二天一早我和小瑜就跑到西平房看新娘子去了。 1955年我已经回到我父母家了。你结婚的第二天应该时星期天，我一大早去西花厅。 我说没赶上赵行杰叔叔在水榭的婚礼，那新娘子一定要去看看。 西花厅的叔叔们结婚时，伯伯和七妈都一定要送份礼表示祝贺，你结婚时他们也送礼物了吧?

　　大姐去水榭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还送了我们一件礼物，那是一幅杭州的西湖风景图的织锦画，我现在还留着，后来我还让大姐在这个织锦画上签了名。

　　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总理从外边回来，在院子里遇见我们俩。总理说：“哎，大姐昨天去参加你们的婚礼了，走，去看看你们的新房子，你爱人张彬我认识，祝你们幸福。”

　　我在西花厅工作了六、七年。1960年毛主席他那里几个警卫下去搞社会调查，半年后回来。不久，他们又下去做第二次社会调查，总理让我跟他们一起下去。调查结束后回到北京，我们都没有回原单位，所以我也没回到周总理处，回我老家河北省隆尧县了。

　　1962年5月，我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总理请我们一家吃饭，饭后总理说：“成元功来照个相吧”。 总理就和我们一家照了张相。

　　1973年，总理陪墨西哥总统去大寨参观，从大寨回来在石家庄火车站作短暂停留。当时，张彬作为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也在车站执行采访任务。大姐看见了张彬，就拉着她去见总理。总理就说：“张彬，你也在这儿”。当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子厚也在场，总理就对刘子厚说：“她(指张彬)那个爱人还在你们哪个县呢”。刘子厚说没想到河北这儿还有总理一个卫士。没过多久，我便从河北省任县公安局调到了省公安厅。

　　1991年我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