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恩格斯在学术上对今天的意义——也谈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最近大家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也说两句。

　　革命精神上的纪念已经有人在做，我从学术方面讲两句。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需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需要再出发的时代。但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学术传统，就是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把前人神圣化不敢越前人雷池半步的传统，这对社会主义的再出发没有半点好处，需要进行评判。

　　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样从学术上来纪念恩格斯，应该纪念哪些内容，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以前的人很少提到的。

　　比如，有人说要纪念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不对呢?有道理，但光这样说还不完整。

　　因为从今天的角度讲，恩格斯还只是从认识论从人类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角度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一直是人类作为主体能不能认识改造世界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问题。这说明没有主体论的视野、只有认识论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还是不完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有如此理解才是完整的。进一步讲，纪念前人，主体论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主体论上的贡献并不是太大。

　　恩格斯在主体论上对于今天的意义，有一点是需要突出的，就是他晚年对人本质认识上的一个提升。

　　我们今天的人论及人的本质，基本都是依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言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或言人的本质是劳动。其实，大多都是依据马克思早年，大多都不明了恩格斯晚年在此问题上在方法论上相对马克思早年的进步。

　　马克思早年由于生物进化论还只是一种猜测，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还没出现，所以主要只是从人和动物的横向比较的方法上认识人的本质，而恩格斯晚年则已经是建立在真正的生物进化论，包括人从古猿来的，这个前提下，已经是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本质，说劳动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这就和马克思早年说劳动是人有目的的活动，而动物没有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并以此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质不一样了。恩格斯晚年根据科学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即使从最原始的原生质身上都可以看到有计划活动的影子，更别说高等的动物。这就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带来如下的启示：如果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社会性不光人类有;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在越来越发展的智能机器面前，劳动已经在不断地被减少消灭。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马恩的历史判断上刻舟求剑，而是应该继续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化、从人与自然世界的本质联系来考察人的本质，并从这个本质出发研究人类现在未来的历史。而这个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来自恩格斯。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再出发在理论上的一个前提。这个东西必须引起重视，而并不是像我们中国学术界以前只会子曰诗云马列毛说那样把马恩的片言只语神圣化。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从我注六经的阶段发展到六经注我的阶段了。不如此，社会主义的再出发，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习前人，学的就是他们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学会善于准确地辨别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恩格斯对主体论上的意义，主要就是这个。

　　恩格斯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辩证法。他的自然辩证法融汇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世界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在哲学上最值得我们今天突出提及的，是他对事物动因问题的阐述。恩格斯尽可能完整地阐述了自然世界的完整历史过程，他虽然没有特意涉及事物的辩证法，但关于事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已自在其中。关于事物的辩证法是列宁提出建立的，但列宁的缺点，是简单翻拍黑格尔，说事物的动因在事物内部，是事物在自己运动，甚至基本忽略甚至否定了事物外部联系的作用。这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带偏了方向，也带了紧箍咒的。而恩格斯则说，事物的动因归根结底在事物间的互相作用，实际是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事物与世界变化的外部联系中把握了事物的动因。

　　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取法恩格斯，且只有恩格斯这个说法，才可以和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传统和现代的系统论相一致，才可以圆满主席主要矛盾历史变化问题的学说，才可以支持到我们今天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化方向研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要共产主义的再出发，要继续革命，没有对自己过去理论的大批判精神是做不到的。

　　当我们在纪念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前人的时候，我们还应该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一个是主体论的文化传统。我们中国过去的哲学，为什么只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套工具范畴体系老是分析不透?就是恩格斯总结的这套方法，只是认识论的，不是主体论的。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主要发展的就是主体论要用主体论分析，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唯物唯心问题，而不是脱离了主体论的唯物唯心问题。当然，唯物唯心这些问题脱离了主体论本身就显得怪异甚至没了灵魂，脱离了主体论的唯物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意义吗?中国古代的文化，核心都是围绕主体、人的自由之学，即道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由之道。它已远不是认识论哲学一个层级的东西。或说，相对于道学，源于西方的哲学这个概念的层级太低了。这或许，只有马克思的主体实践哲学、主体行动哲学，才可以和中国人的道学做个互相通译。这反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添加一个主体论哲学，才可以形成真正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个可以补充的地方，在本体论，在辩证法。西方人追求世界的本原，总想弄个纯而又纯不可再分的原生的东西。比如古代追求原子(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原子，实际是一种原质)，今天追求到夸克。而我们中国人就不这么想，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切事物都是两分的、两面的、可以矛盾分析的，都是对立联系的存在。既然如此，追究最后所谓不再可分的质就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看到的都是联系，各层级的联系。所以，我说事物即联系——“世界是物质的”，但这是个抽象，我们看到的都是事物。而事物都是联系。这实际是另种本体论。除此，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整体讲求的也是把人事放在天地(中国人看到的世界)的大系统运行中考察(天地人三才、世界观)，实际是把事物放到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这和列宁以来的事物的自己运动论——主席也受此影响，是个鲜明的对比。把这些引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自有其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对我们今天在哲学上的意义，主要就是这些。

　　恩格斯对今天最大的意义，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上。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有过不好的影响，就是在对资本论进行宣传时那个对唯物史观的偏近经济决定论的表述，它造成了第二国际以来经济决定论的公式化唯物史观观点的错误倾向。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恩格斯，恩格斯对此有过解释。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对今天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效用方面的坚持。

　　中国人子曰诗云的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灾区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一方面至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只承认这个经济的作用，而不承认人、组织起来的人的主体性的作用，甚至无意中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兄。另一方面，他们只知道劳动价值论，而不明白劳动价值论只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工具，不明白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除了这个深层的劳动价值构成的社会结构之外的表面的形式，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研究的东西的意思。更不懂得商品的效用和效用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最终建立的意义。我们今天急需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不如此就完成不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制度建构的批判。但是不承认效用问题，不承认商品产品本身使用性能的不断的改进这个效用问题，不承认随着效用问题的改进，各个部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调整和它的经济学意义，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包括它的应用经济学，是建立不起来的，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都是不完整的。而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把前人神圣化的学术传统，对今天的最大的坏处就是带领大家集体困守马克思的片言只语，致使这个应用经济学一直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应用经济学至今一统天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效用问题上的理论根据，就是恩格斯。如果说马克思主要的是在批判庸俗的效用价值论，那么恩格斯从切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始至终就一直在坚持效用问题的经济学意义。这一点是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样式的学术至今不曾认识到的。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效用在交换中的机制，它通过交换对产业革命的影响，对部门产业升级的影响，它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走向和机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和我们自己的应用经济学。效用问题研究是基础性研究，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一般就没法建立。只有社会主义一般建立起来，才能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特殊。它当然也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但最终要解释各种特殊，还是要这个一般。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学术上纪念恩格斯的主要的意义。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再次出发服务，为实际的理论斗争服务。我们的理论界至今在主体论问题上，在效用问题上还没有做任何回应，这就需要一次又次的提醒他们。社会主义要再出发，社会主义要继续革命，这些话必须要有人说，早晚要有人听。

　　在对待导师的问题上，宜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首先他们本身也是学者，然后他们的人和观点，也都是历史的，并也要在历史中看待他们对今天的意义。不能再简单重复中国人把古人言语神圣化的传统。这个坏传统必须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