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有多牛？美国军界：他可以抵十个集团军

　　一位耄耋老人，坐在那里，听收音机中播放的京剧《满江红》唱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透过老人慈祥的眼神，仿佛能穿过时光，看到那近三十年隐姓埋名的岁月，给他留下的历史沉淀。

　　经历过那段历史后，在美国人眼中，他一人可以抵十个集团军；法国总统戴高乐因为他，气得直接拍桌子大喊：“为什么让中国抢在了前面！”

　　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谁，他又做了什么，才会让欧美这些先进大国又惧怕，又气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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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于敏，提起他的名字，可能并不让人熟悉，但是说起他的另一个称呼“中国氢弹之父”，恐怕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26年，于敏在天津的一户普通家庭出生，父亲是小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从七岁开始上学起，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学霸级别，是让人们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家里生活安宁，但是，却无法阻挡外面世界的喧嚣，他十二岁那年，日军进入天津，打破了宁静的一切。

　　那一年，于敏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兴奋之余，他借同学的自行车出门，迎面遇到一辆行驶的日军吉普车。

　　日本人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反而不怀好意地直奔于敏而来，眼看就要撞上的时候，车停了下来，过后于敏想到：“这是在天津市区，如果是在乡下的小地方，我就完蛋了。”

　　那种被侵略者欺负、压迫的屈辱感，深深刺伤了于敏的少年心，他知道，落后就会挨打，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心中的爱国情怀被激发，他立志要报国，要科学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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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十八岁的于敏如愿考上了北大工学院，他知道，进了北大，离自己报国的志愿更近了。

　　伴随着录取通知书这个好消息的到来，接踵而至的还有一个坏消息，人生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无常才是世间常态。

　　父亲得了重病，卧病在床，于敏的大学费用没了着落，他和北大隔着学费的距离。

　　回想童年所受的屈辱还未抚平，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深埋心底，而这满腔的报国情怀却要擦肩而过，更是让于敏痛苦不堪。

　　有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敏的同学陈克潜伸出援手，帮助于敏解决上大学的费用。

　　进入北大的于敏，如鱼得水，次次考试得第一，在一次极难的代数考试中，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满二十分，而于敏的试卷却惊动了整个北大，他竟然是满分。

　　于敏成了北大天才中的天才，可是多年后，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我知道我不笨，我觉得自己不聪明，但是很勤奋。”

　　北京到天津没有多远，家境贫寒的于敏，为了节省费用，寒暑假时不回家，他把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同学们打牌时，他在读书，同学们放假，他一个人去景山顶上，吹着凉风读着书。

　　一切的勤奋用功都是为了学到真本事，可以为科学救国出力，可是这时的于敏，却不满足于工学院填鸭式的教学，老师上课只讲怎么做，却并不讲原理。

　　正在他思考这样的学习无用时，美国将原子弹投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带来的巨大灾难，震撼了于敏。

　　原子弹巨大的威力颠覆了他学习的初衷，他毅然转学，从工学院转到理学院学物理，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量子场论的理论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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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的第一批毕业生，他不但考上了研究生，还在北大留校当助教。

　　他的导师张宗燧先生一提起于敏，就会无比欣慰：“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在于敏读研期间，中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将美国打得节节败退，帮助了朝鲜，也让国人涨了志气。

　　可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为了让美国在朝鲜的战争中省钱，他们将要使用原子弹，还扬言中国的舰队是原子弹攻击的好目标。

　　这一番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回想清朝时，因为科学技术的落后，国家倍受凌辱，而这再一次印证了落后就会挨打的局面。

　　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中国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毛主席在会议上下达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于是，在钱三强的牵头下，中国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核科学的基地，这里集聚了中国核物理的高端人才。

　　以物理系第一名毕业的于敏，被他的导师推荐给钱三强，期望他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才能。

　　研究核物理，和于敏所学的量子场论专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方向，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他要从头开始学习。

　　虽然于敏的兴趣在量子场论，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毅然选择接受原子核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

　　在于敏的心中，个人兴趣事小，国家的事才大，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他甘心当一颗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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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年的努力，于敏和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这一研究成果，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被钱三强评价为：“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的几篇论文接连发表，震惊世界，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吸引了国外物理学家的注意。

　　1957年5月，日本原子物理代表团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带队团长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朝永振一郎。

　　他一来，便指名要求于敏参与接待工作， 原来，这次他特意从日本来到中国，就是想看看已经发表几篇大作的于敏。

　　朝永振一郎和于敏一见面，就提了一个问题：“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

　　于敏笑着回答到：“在我这里，除了ABC之外，基本都是国产的。”

　　在接下来的在学术交流中，于敏的专业能力和聪颖得到朝永振一郎的赞赏，他回到日本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赞于敏是“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确实是纯正“中国制造”的“国产土专家”，他没有出国学习过，更谈不上得到外国专家的指点，一切都是独自钻研。

　　科学家彭桓武说：“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上工作十年，发表论文、出书、翻译外文作品等等，获得了国际国内大大小小的奖项。

　　他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成绩，可是，一次谈话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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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转行，加入氢弹原理研究，因为在这一年，苏联的“沙皇氢弹”爆炸成功，而且截止这一年，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已经相继拥有了原子弹。

　　甚至美国、苏联和英国连氢弹都已经造出来了，但是中国却连原子弹还没有研制成功，落后就是被动，此刻的中国研制两弹这件事，已经是迫在眉睫。

　　在原子弹的研制上，苏联本来是援助中国的，但是研究到一半，因为一些原因，中苏之间有了矛盾，苏联将所有专家撤走，一张图纸都不留。

　　此刻的中国正站在危险的边缘，不只有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在虎视眈眈，更有原子弹和氢弹这样的核武器在威胁。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赤祼祼地说，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在中美关系一度紧张的情况下，美国竟然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国近海来示威。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敏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接到了这样一次谈话，他清楚即将压在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他说：“为了国家，我可以把过去学的全部抛弃。”

　　于敏明白搞氢弹是很难的事情，它牵扯到科学技术、工程各个方面，也会涉及到很多学科，而且也不符合他的兴趣。

　　但是，此刻在于敏的心中，爱国主义压过一切，他不在乎过去创造的成绩和荣誉，也不考虑兴趣爱好，他知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于敏当时就答应钱三强：“好，我去转！”

　　他后来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这次工作的变化，改变了我的一生。三十年中，我昼夜思虑——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朴实无华的语言，却字字落地有声，他放弃了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的巅峰成绩，带着一颗科学救国的赤子心，投身氢弹零起步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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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弹的工作原理是核裂变，而氢弹的原理是这个裂变的基础上，再进行核聚变，原子弹的研究已经很难了，但那仅仅只是基础。

　　如果说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借鉴了苏联的成果，那么中国氢弹的研究，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完全是独立摸索、自力更生。

　　于敏接受这个任务后，他的名字便成了绝密，而且他的工作，上不能告知父母，下不能告妻儿，不仅如此，他还要长年在外奔波，他的身影只留在荒凉而又艰苦的大西北。

　　氢弹理论研究小组成立了，一间屋子，四张床，还要摆上办公桌，工作和休息都在这里，条件艰苦，他们不在乎，积极投入数据的研究中。

　　于敏每天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数据，那时候计算机也不先进，只有一台每秒万次运算的计算机，要知道，现在配置最差的计算机，运算速度也是以每秒百万次来运行的。

　　计算机将数据打印在纸带上，由于输入的数据和出来的纸带速度不一致，于敏看数据都不能完全连贯，只能一段一段地看。

　　可是，就这样的设备，在使用上，95%的时间都要紧着研究原子弹的同事们，留给于敏的使用时间只有5%。

　　用他同事的话说，就是：“多亏老于记性好，又善于归纳、提炼，才能把计算结果总结出来，形成明确的图像。”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日趋明朗，但是，一个重要的有关于能量的关键点，却让大家陷入了困境。

　　于此同时，法国也正在研究氢弹，要知道，他们的原子弹已经在几年前就爆炸成功了，而中国要是能在法国前面制造出氢弹，那可是给国人涨志气的大事。

　　中国氢弹这边的理论研究僵局了，法国那边正在努力研制中，大家都在争分夺秒，仿佛谁能先突破，胜利就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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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的一天傍晚，于敏和同事蔡少辉散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改变之前的设计结构，绕开破坏性强的能量结构。

　　这个思路一提出来，让两个人都变得兴奋起来，直接返回办公室研究如何改变，于敏开始繁杂的运算，他不断盯着计算机纸带吐出来的数据，算一算，再改一改。

　　经过几轮计算后，最终呈现出的结果，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成功了，能量确实能够达到最初设想的百万吨级别。

　　大家担心这个设计太过于完美，实际中会出现问题，又非常严谨地改掉几个数据，试试结果如何，最后不管怎样修改，最后呈现的数据都是完整的，他们确定成功了。

　　突破了这个瓶颈后，氢弹的理论研究速度提高了，经过一百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后，氢弹原理设计成功，而这个原理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是中国独有的“于敏构型”。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带着氢弹飞向罗布泊的天空，氢弹身被降落伞从天而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了！

　　这个惊天新闻，振奋了每一个中国人，却气炸了法国总统戴高乐，他拍着桌子大喊着：“为什么让中国抢在了前面！”

　　这就是中国速度，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32个月，而老美是87个月，法国是102个月，英国和苏联都是51个月。

　　美国看到中国科技的进步，担心中国的强大，开始处处遏制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他们准备要禁止核试验。

　　核武器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敏和邓稼先研究后，给国家上报了一份提议，一定要加快中国核试验的脚步，要让中国的国防力量更强大。

　　幸好有他们的远见卓识，给中国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各种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让中国有底气在十年后的1996年，签署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

　　现在中国的强盛和伟大，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离不开核武器的保驾护航，有这个，别人就不敢轻易冒犯。

　　这正如于敏说的：“一个现代化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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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敏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耄耋之年，他觉得一辈子亏欠了妻儿，妻子孙玉芹去世后，他经常一个人默默看着老伴的照片，喃喃自语。

　　他说妻子照顾自己五十五年，是劳累过度去世的，在他隐姓埋名的那二十八个岁月里，回家的时候非常少，家里家外都是妻子在操持。

　　难得回去的日子里，有一次，于敏带着孩子们去了一趟颐和园，看着长廊上的彩绘，他给孩子们讲起历史人物的故事。

　　他讲岳母刺字，讲岳飞，讲他最喜欢的《满江红》，讲的是故事，传达的却是他那颗拳拳赤子心，是家国大义，他把科学救国，振兴民族融入了自己的一生。

　　于敏在七十三岁那年，为自己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抒怀》：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身为一叶无轻重”，于敏将自己的一生成就轻描淡写，但是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功臣，他是真正的国士无双，是中国人民挺直的脊梁。

　　【文|缇朵】来源：李砍柴今日头条号（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