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抹黑造谣的人们,
看低了郭沫若,
更看低了毛泽东。
1
郭沫若万万没想到,自己为革命工作一辈子,非但没留下清白在人间,现在人们说起郭沫若,反而只记得“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的谣言。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郭沫若到底是什么人?
郭沫若的人生有三个重要阶段,青年时期是文学奇才,中年时期是革命战士,壮年时期是文化领袖。
我们分开来说。
1914年,教员是湖南一师的同学少年,而家境殷实的郭沫若留学日本,到九州帝国大学习医,准备回国做一枚治病救人的医生。
但是此后几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宣传科学和民主,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那时候的有志青年,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聚集在陈独秀的麾下,希望用科学和民主改造中国,给中国人民换换脑子。
经过数年的宣传,中国青年逐渐觉醒,正好又赶上“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刺激,中国便爆发了“五四运动”,青年做为政治力量,走上历史的舞台。
这是1920年前后的国内大气候,那些能读书的青年学生,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郭沫若也被卷入其中。
1919年8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月后,未来的哲学家宗白华出任《学灯》编辑,并且建议开办“新文艺”专栏,刊登新体诗。
《学灯》是《时事新报》的副刊,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经常阅读《时事新报》,也知道了刊登新体诗的消息,便把以前写的诗文寄到上海,向《学灯》投稿。
宗白华看到郭沫若的新体诗,觉得非常精彩,极力向主编推荐,建议在《学灯》上刊登出来。
原本郭沫若只是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发表出来了,那还等什么,接着写呗。
随后数月,郭沫若陆续发表《死的诱惑》、《火葬场》、《黎明》等一系列新体诗,在文艺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宗白华也对郭沫若越来越欣赏,甚至用整个版面发表郭沫若的诗。
从此以后,留日素人郭沫若,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同是新文化运动诗人的朱自清,也说郭沫若是“一支异军的突起。”
到了1921年,郭沫若把新体诗整理成集,取名为《女神》。
这本诗集的文学地位不必多说,属于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作品,而郭沫若也因《女神》,成为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人之一。
此时的郭沫若不到30岁,已经进阶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名满中国。
如果就此止步,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写写风花雪月的情爱故事,聊聊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也能保证一辈子衣食无忧,比现在大多数人的阶层都要高。
如果郭沫若不甘于做诗人,也能到高校做教授,偶尔和胡适之流吹吹牛逼,也能留下一段佳话,被后人吹捧为民国大师。
某些鸡汤语录,说不定还能编成书,出现在21世纪的机场书店里。
这些光明前途,郭沫若肯定比我们看的清楚。
但他没有选择做诗人大师,而是在日本毕业以后,回国参加革命了......革命要掉脑袋的,郭沫若敢回国参加革命,就说明他不是个简单的诗人。
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文人,胡适和朱自清就没有参加革命,选择了文人唱和的道路。
仅此一点,你就不能不佩服青年时代的郭沫若。
2
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成就也非常人可比。
1926年,郭沫若出任广东大学文科长,同时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开办六届,前五届的主持人是彭湃,第六届的主持人是毛泽东。
也就是说,我党武装起义之前,郭沫若就是毛泽东的同事,在工作中有了不错的感情。
郭沫若教书之余,还在黄埔军校做宣传工作,北伐开始,又做到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周恩来、叶挺等人发生了良好的关系。
而郭沫若的军衔是中将。
肩扛中将军衔,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这份地位和资历,国共两党里超出郭沫若的人其实不多。
你说,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的成就大不大。
如果郭沫若是没有理想的人,那他随大流就可以了。
蒋介石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国府做个委员,或者在军队里做个不打仗的军人,工作之余和同事们一起捞钱娶小老婆,日子美滋滋。
将来全国要解放了,就和起义将领一起走向光明,就凭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混个政协委员是没问题的。
这日子保险且安全,正常人都能想明白,郭沫若肯定也明白。
可能有人要说了,20年代的郭沫若,不知道将来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
那问题就更简单了,大革命时期的蒋介石,力量远比我党强百倍,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困难症。
郭沫若随时可以跟着蒋介石走。
而且郭沫若要跟着蒋介石走的话,比其他人更有利,因为随着战争的胜利,他已经升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非常受蒋介石宠信。
但是郭沫若没有选最容易的路。
1927年3月,蒋介石策划九江和安庆的暴力事件,开始破坏国共合作,打击我党的群众力量,给1个月后的“四一二事件”做铺垫。
郭沫若发现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便辞去官职,化名“高浩然”离开蒋介石行营,跑到南昌住在朱德家里,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檄文开篇就说: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侩子手了。”
紧接着,郭沫若在檄文里,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制造暴力惨案的过程,最后号召革命同志和民众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这篇檄文发表在4月9日的武汉《中央日报》上,3天后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郭沫若的反蒋檄文,比蒋介石正式叛变都要早。
在1927年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蒋介石悬赏3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
郭沫若先去武汉,出任张发奎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随后便参加“南昌起义”,和周恩来、朱德、聂荣臻、陈毅等人并肩战斗。
我们都知道,起义部队南下期间,贺龙申请入党。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个在革命低谷申请入党的就是郭沫若,而其中一个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扪心自问,你我能否在生死关头,放下荣华富贵,选择可能牺牲的革命道路?
郭沫若选择了革命理想,放弃了荣华富贵,你能说郭沫若不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北伐时期的郭沫若(前排左二)
3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郭沫若开始人生的第三阶段。
因为周恩来觉得,郭沫若扛枪打仗是浪费人才,不如去日本储才养望,一来避开蒋介石的通缉令,二来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回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主持文艺战线的工作。
于是郭沫若抛家舍业,东渡日本潜伏待时。
他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深度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陆续发表《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等著作,成为文化界的宗师级人物,和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
有这样的学术成就,才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才气逼人的郭沫若遇到慧眼识人的周恩来,便给日后的事情埋下伏笔。
1937年初,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国共两党经过“西安事变”,也建立再次合作的共识。
既然要举国抗战,那么各行业的政治犯和通缉之人,也应该团结起来,为抗日战争做贡献。
于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撤销郭沫若的通缉令,当天郭沫若乘船回国,参加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相比投降日本的汉奸、出国避难的大师,回国抗战的郭沫若是不是高风亮节?
由于要避开日本军警的监控,郭沫若只能悄悄离开日本,便没有通知日本的妻子和孩子。
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从抗战的角度来说,郭沫若是毁家纾难的战士,不能说是抛妻弃子的渣男。
回国数月,蒋介石成立政治部,任命陈诚做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做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的厅长,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不愿意做国民政府的官,觉得回国是参加抗战,不能替反动派卖命。
周恩来又找他谈话,意思是国共合作抗战,我党在国民政府要有工作的平台,郭沫若要是不做第三厅的厅长,那么副部长周恩来就是空架子,满腹谋略便没有施展空间。
郭沫若想想也对,就出任厅长,配合周恩来做宣传工作。
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去世,中国左翼文化界没有领袖,便缺少一杆聚拢人心的大旗,很多事情做不起来。比如鼓舞全国民心、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反击国府抹黑我党等等。
即便召集文人写文章勉强对战,也因为没有领袖人物冲锋,显得力道不足。
于是左翼文人就说,鲁迅先生在的时候,经常有影响世界的作品问世,一呼百应,现在鲁迅先生不在了,但是鲁迅先生需要继承人。
当初周恩来派郭沫若去日本,就是为了储才养望,有朝一日做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现在时机到了。
周恩来向中央建议,郭沫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将,社会地位足够。旅日时期成了文化宗师级人物,学术声望够高,可以做鲁迅的继承人。
中央经过讨论,认可了郭沫若,便在1938年做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这个决定,给日后“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定下基调。
那郭沫若有没有完成任务呢?
完成了,而且成绩还不错。
1940年9月,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的时候,就在重庆排挤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逼他们离开政治部的关键岗位,另外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沈雁冰、陶行知等人是委员。
文化工作委员会不能做政治工作,只能研究文化,其实就是个领薪水的养老单位。
但就是在这个养老单位,郭沫若写出《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本,周恩来安排演出,讽刺了时政、激励了民心,在重庆反响很好。
那时候的郭沫若,其实是我党文艺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虽然战线不同,但郭沫若的工作性质,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们是一样的。
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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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郭沫若的真实身份也明白了,他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艺工作的政治家。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从避难日本到抗日战争,郭沫若的身份从来没有变过。
郭沫若自己就有个观点,文艺要为革命服务。
他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里说了:
“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传统。从五四运动起,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重要战斗单位。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曾经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国人民一起献出了他们的血和生命。我们应该继承他们奋不顾身的精神,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说的够直白了吧。
对郭沫若来说,革命成功造福中国是目的,文艺只是服从于革命事业的工具。只要革命能成功,文艺可以做委屈的小媳妇。
这个观点,其实很多人是不认可的。
他们认为,文艺必须独立创作,学术必须自由发展,不能有任何政治干涉,否则就有走歪的危险,让文艺和学术变成政治的附庸。
但问题是,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文艺。
给权贵唱赞歌和为人民说话,你总要选一个。站在中国的立场创作,还是站在美国的立场领50万,也总要选一个。
所谓独立自由的文艺,往往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如果文艺不服从于革命政治,那就可以在为人民服务和为资本服务之间,做随时摇摆的骑墙派,岂不是更容易走歪?
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其实就是站在大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对立面,也给别人留下“吹喇叭”的固定印象。
但我们前文说了,郭沫若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艺工作的政治家。最欣赏他的也不是文人,而是大政治家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表态,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
这就是文艺要服从革命政治的观点。
政治是人类一切行动的纲领,指导人们前进方向的源头,只有明白工作是为了什么、以后要向什么地方去,文艺才能有针对性的创作。
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文艺观点一致。这也是他们在个人关系以外,政治上心心相惜的基础。
所以郭沫若让文艺工作者讨厌,却和毛泽东的关系匪浅。
这背后是利益问题、理想问题,更是屁股坐哪边的问题。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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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做为心心相惜的同志,又是善写诗词的文人,便有了多次诗文唱和。
1961年,郭沫若在浙江观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写了一首七律: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郭沫若的诗,感觉不妥,尤其是要千刀万剐唐僧,非常不恰当,便提笔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意思是,虽然唐僧不懂事,但可以治病救人,不要对唐僧太苛刻,要把唐僧团结起来,和妖魔鬼怪战斗。
郭沫若服气了。
1962年12月是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填了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既感谢了郭沫若,又表达了自己的志愿: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最近几年,网友引用最多的两首毛泽东诗词,都是写给郭沫若的。
既然郭沫若和毛泽东的精神层面高度一致,又留下那么多诗文唱和,那么毛泽东去世之后,想黑他的人,最容易找到的靶子就是郭沫若。
他们用各种谣言,把郭沫若说成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丑,潜台词其实很明显,和这么一个小丑互相欣赏,可见另一个人多么不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黑郭沫若,目的是黑和他互相欣赏的人。
我们看完前面的诗文唱和,应该知道郭沫若的才华,他要是想吹捧,何必用“赛过我的亲爷爷”之类的低级马屁,用诗文唱和的方式,岂不是更高级。
更何况,以毛泽东的胸襟和抱负,又怎么可能喜欢“赛过我的亲爷爷”等低级马屁。
那些黑他们的人,看低了郭沫若,也看低了毛泽东。
郭沫若不是完人,当然有很多缺点,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评价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重点不是个人道德,而是政治大节。
郭沫若的政治大节,绝对不亏。
其实说到底,郭沫若就是个工龄长地位高,却没掌大权也没害人的糟老头子,那些黑他的人,我们管不着。
但我们这些喜欢毛泽东的人,真应该叫他一声——郭沫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