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曹征路：反伤痕的伤痕与历史的反历史

——从《钳工王》到《那儿》

　　自打1978年以来，要不是“下半身写作”，“伤痕文学”几乎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唯一题材；要不是美女作家，知青作家几乎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主体了。30的毛泽东时代，10年的文化大革命，能够给如此之多的人提供饭碗，而且还不止是小康而已；能够对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视而不见只忆苦思甜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且振振有辞。精英们居然还对那些年时有怨言，真是忘本。

　　不过，总还是有人愿意酒足饭饱之后看看脚下的路的。——毕竟，光舔自己的“伤痕”总有一天会让人感到腻烦的。有时候，别人的“伤痕”会比自己的“伤痕”更让自己感到疼痛。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几千万上亿“下岗工人”的“伤痕”居然就被一句轻飘飘的“社会转型期的代价”打发了，而且还以有“人文精神”、“人道主义”自居，也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的高明程度了。

　　“我们工人阶级”

　　不要看别的，就凭“钳工王”姚师傅用这种口气开始自己的演讲，就能明白，这个篇幅不长、情节简单的小说是已经赶不上社会潮流的了。如今这年头，谁还会傻了吧唧的说“我们工人”这样的话呢？只有某省工商局局长才会用几近悲壮的语调说“我们民营企业家……”，这才叫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方向、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2003年年底，浙江省工商局主办了一个“首届中国民营企业家峰会”，我有幸忝陪末座，沾顾荣光，向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学习。开幕式是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可谓盛况空前，不仅有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来演讲自己的发财之道、经济学家来面授机宜、有关部门负责人当面答疑解惑，更有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致信祝贺。当然，一向来自称要推动社会进步的媒体当然少不了上去凑个热闹讨几个赏钱。省工商局局长郑同志致的开幕词，声情并茂，有演有讲，动情之处，几乎泪下，几乎每段都一“我们浙江民营企业家”。可见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入人心，也可见这些同志与时俱进的程度。

　　“我们”这个词，这些年来是最被人质疑的词之一。文人学士们连在火车上“与农民兄弟挤来挤去”都要深感不适，过了十几二十年还能历历在目，更何况要混在一起？可别忘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我们的伟大传统之一。所以，毛泽东一离开人世，知识分子们就迫不及待的要“告别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老用“我们”这样暧昧的说法把知识分子精英跟泥腿子们混在一起怎么行呢？当然要改掉，而且最好是一劳永逸地告别了算了。精英就是精英，愚民就是愚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是怎么也不能乱了的。乱了那可就糟了，不是亡国，比亡国还要厉害，是亡天下。

　　告别了“我们”才10来年，新的“我们”就被已经组成了。照如今的新保守主义者们的看法，政治是一种技艺，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所以说话也要用“天王盖地虎，宝塔镇山妖”一样的黑话，就讲给能听懂的人听，凡人最好是听不见，就算是听见了也最好是没听懂——听得半懂不懂的人最危险，他们就靠这种半吊子“真理”到处启蒙大众，煽动愚民造反。不过对官府老爷们和企业家们来说，口气可就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是“我们”，生怕统治阶级把自己给挡在门外了。要是联想到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让人不能不怀疑，从前一个“我们”里跳出来是为了加入后来的新“我们”。要不然怎么会说“我们怎样治理人民”这样的话？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保守主义理论家亨廷顿看见了“诸众”时代的到来，赶紧惊叫了一声“我们是谁？”其实是大大用不着这样紧张的，“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我们”还是很知道“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分清敌友”都这么流行了，要是连“我们是谁”的答案都说不上来，未免也太小看“我们”了。

　　从下岗开始的第一天起，工人的反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所有下岗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地方，工人们的反抗也同样进行得轰轰烈烈。2004年重庆3403厂工人把工厂保护起来，不让新老板进入这一事件看起来很突兀，其实不过是这些年来的一种新的传统的延续而已。如果没有最早下岗的工人的上访、静坐的挫折，他们就想不到自己拯救自己。同样的，如果没有3403厂斗争的失败，最近的无锡商业大厦职工们也不会坐在一起唱《国际歌》。

　　姚师傅身上还有“城里人”的优越感，说“人家农村人都能在我们城市里找到工作，活下去，为什么我们就只能伸着手等国家养活？”这意味着他不仅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也是“我们城里人”的一分子。不过这种优越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早已经日薄西山了。在一个劳动者主体性的已近黄昏的年代里，下了岗的工人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城市当然也不再是他们的城市。恩格斯早就说过，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让原来的居民们走向边缘，因为新来的精英们一定要占据城市的中心地位。工人们也不例外，当他们已变成城市贫民的时候，城市就不再属于他们了。还在1998年，电影《没事偷着乐》就已经隐隐约约地表现了这个变换过程：虽然他们的房子没变，区位没变，但随着他们身边的一切的变化，他们在城市里的境遇也在变，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湖在城市中心的边缘人群了。

　　不过犹太流亡者马克思的幽灵总是很讨厌，赶也赶不走。他说，“当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当“我们是谁”的答案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我们”的敌人也会越来越明确。当中国的资产阶级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在、阶级意识也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们的敌人也没有闲着，也在萌醒。当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正准备“自发扩展”到更广大的中国内地的时候，农民工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农民了，他们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工人。据说广东的农民工们中间如今很流行一种用于维权的组织——同乡会。这就是星星之火，也未可知。

　　反伤痕的伤痕

　　反伤痕的伤痕，这话听起来有些拗口。不是我要故意这样，只是事实如此。

　　所以，旷新年把《那儿》叫做“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我的朋友小革把《钳工王》叫做“另一种伤痕”。这样说当然是讲得通的，相对于文人学士们的“伤痕”文学来说，从《钳工王》到《那儿》的确是另一种伤痕，是不同于文人学士们的伤痕文学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这个词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据说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时代里，是有特殊含义的，特指那些曾经在毛泽东时代下过乡的知青、住过牛棚的教授、受过批斗的“走资本主义路线派”之类的人的回忆录之类。至于工人、农民是怎样经历文革的，是怎样看待文革的，又是怎样反思文革的，这在忙于向国内的小自由派介绍“海外文革研究近况”的老自由派们来说，是不用在乎的。因为谁都很清楚，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史书里，工人、农民从来都是客体，是没有机会发言的。历史不是他们的历史。所以，据“伤痕文学”作家们说，他们的“伤痕”不是谁一个人的伤痕，而是这个国家的伤痕，是这个民族的伤痕，是每一个人的伤痕。晚近以来，据说这都成了常识了，谁要是不承认知识分子就应该比工人农民高一等、不能带工资下乡劳动，谁就是反人类、反社会、反知识、反文化……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队列太长，我一时也列举不了文人学士们那么详细，总之一句话，要是“折辱”了知识分子，那就是反人类社会的一切的，是不正常的、变态的……

　　这话的言下之意无非是，知识分子就是人类，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知识分子就是知识，知识分子就是文化……反正一切人类美好的东西据说都应该是归功于知识分子的，至于他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是要为尊者讳的。这“伤痕”都持续这么多年了，还没好，其实无非是一个原因，我们的文学生产机器还没那些对伤痕文学有特别癖好的“知识分子”们把持着，他们还需要以此来为自己当下的体面生活辩护，为自己的那些呓语证明其合法性。甚至可以发一点诛心之论认为，还有很多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伤痕过活。——这一点只要我们想想1978年以来“伤痕文学”造就了多少“著名作家”、多少劣质文化工业产品就行了。

　　不妨坦率一点说，《钳工王》在当年是一个很标准的主旋律产物。但是，正如小革说的，重要的不是它的水平，而是这是一个现象：当年的“伤痕文学”作家，正在转向工人阶级的伤痕写作，而且是比较早的描写工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遭遇的。也就是说，工人的伤痕的出现是对祥林嫂式的知识分子伤痕历史叙述的一种克服，也是一种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厂电视”、“打工文学”虽然充满着意识形态说教——比如《钳工王》里的姚师傅的那一大段演讲，但是这仍然表明了一种反伤痕的伤痕的被承认。

　　工人阶级的伤痕是反“伤痕文学”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伤痕叙述是现在时的，是对当下的批判；而知识分子的伤痕叙述是过去时的，是对曾经过往的历史的批判。历史的看，1979年以来的现实秩序的政治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对1949年到1976年的历史的批判，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本人的批判。在这些批判里，不仅那些年的经济建设成就被完全否定了，最关键的是“伤痕文学”及其理论坚定的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工人农民当家做主”完全是一个谎言，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因此，他们当下的生存状态与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完全无关——如果有关系也只是改革得还不够彻底，而应该完全归咎于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制度安排。

　　这种谣言流传了近30年，几乎连工人农民的子女们也相信，自己的父母辈是从来如此的，他们的贫困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1949年以来的种种掠夺制度：正是高积累的发展战略掠夺走了工业、农业的几乎所有剩余，所以工人农民才会在面临改革的时候手足无措。但是，工人阶级的伤痕及其表达方式已经说明了他们对所谓的改革的基本态度。几乎在所有反抗国有企业改革的地方，都能看到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并且，他们据以证明自己的反抗的合法性也来自于对毛泽东时代的自身地位的重新发现。在这种新伤痕里，旧伤痕对毛泽东时代的叙述被颠倒过来了，工人阶级自身在当下现实中的政治要求也得到了曲折的表达——怀念曾经的做主的时代，表明的往往不是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单纯的留恋，而是要求在当下重新取得“当家做主”的地位。2004年由经济学家郎咸平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有人说“争的不是经济”，也就是这个意思：争的不仅是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比利益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

　　当然，从《钳工王》到《那儿》，这种要求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表达。《钳工王》里姚师傅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显露，倒不如说是意识形态说教的成功：以虚构的共同体主人公意识代替工人阶级的群体意识，以共同体的“发展诉求”取消工人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的合法性。《那儿》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在遭遇到最基本的生存困难的时候，是在他们发现共同体的发展只给了少数人富起来的机会而把自己排斥在了这个过程之外的时候。

　　不过，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内心对农民的歧视才得到了最后的肃清。姚师傅对“乡下人”无意识中的歧视在《那儿》里已经看不到了。原因很简单，他们惊奇的发现，农民正遭遇着与他们相同的历史，而且他们也已经“下降”到了与农民工一样不受政治保护的地步了。

　　历史的反历史

　　也就是说，30年来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述被重新颠倒过来了。

　　在伤痕文学里，总是充满着一种知识分子内心对“历史终结”的喜悦与自得。在1990年代曾经十分泛滥的“知青文学”里，到处都能看到，当曾经的知青们再次回乡看望农民时，20年过去了，曾经与他们短暂的共同劳动过的农民生活依旧，而他们却已经是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小姐女士了，而他们往往会用施舍的方式来表达表现自己的善心。在农民面前，他们找回了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与自信，而在当年他们下乡的时候，按照“伤痕文学”的叙述，农民侮辱了他们。

　　这在对当时男女关系的叙述就能看出来：两个年轻人相爱了，如果男方是知青，而女方是“乡下人”，那么“乡下人”总是表现得十分愿意，而且女方往往是当地最美的姑娘，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胜利的总是知青；而如果男方是“乡下人”，女方是知青，那么女方总是不愿意的，甚至往往是被强逼或强暴的，“乡下人”总是显得野蛮、无知、不开化，见利忘义，如果女方也有相恋的南知青，那么“乡下人”总会使用非正常手段。对这种感情的评价也大不相同：如果是前一种，知青就会坚持“青春无悔”，做大度状；如果是后一种，知青就将之视为一场悲剧。所以，《小芳》的流行与农民强奸女知青的故事重新出现几乎是同时的。

　　这些故事的结尾往往是回城，而且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说，“回城”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末日审判，是大结局。当这样的结局一再出现时，它的意义就再明白不过了，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颠倒过的如今又颠倒回来了，一种森严的等级秩序被默许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当中国正在克服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并回到这种等级秩序时，历史就终结了。这些叙事虽然早在1979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直到今天虽然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也还是没有完结，还是在延续，最近的电影《孔雀》很明显的表达了这种无意识的历史意识。

　　也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在1995年以来的历史中，“伤痕文学”至少是作为意识形态策略之一存在的。它让已经或者将要下岗的回城知青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仍然拥有相对于农民的优势，他们还有希望“从头再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由下岗带来的挫折感，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历史，进一步重新确认自己在未来的选择——至少不会与农民结盟，让革命再来一次。如果说“城乡分治”是造成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的首要原因的话，那么城市居民包括下铬镍钢工人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则应由“伤痕文学”负责。

　　当然，历史从未终结过，也永远不会终结。知青们回城了，但生活还是要继续。回城后的知青一般来说有三种去向：被招工进入工厂，成为工人；通过考大学进入精英阶层；留在农村或插队的地方继续生活。除了除了考上了大学并进入了精英阶层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与被招工进厂和留在农村的人一样，在此后的利益重新分配中是失败者，成了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群。有些人也下岗了，失去了原来的优越感。也就是说，历史终结之后，他们的遭遇并不好。

　　历史叙述往往不是单纯的为了证明过去的光荣，在对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组织的策略中，暗含着的往往是对现实的态度与诉求。而过去的伤痕文学叙述与现在的下岗工人的新伤痕叙述在无意间反映了不同的阶级意识。知青过去对毛泽东时代的“伤痕文学”叙述，是为了与农民划清界线，让自己恢复下乡之前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进入“城里人”这个共同体；而从《钳工王》到《那儿》里的下岗工人伤痕叙事则是为了重建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使之重新成为一个阶级。因此，《钳工王》里还有对乡下人的歧视，而在《那儿》里却没有这种意识。在《那儿》里，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在“小舅”死后，放弃了在杂志社的“白领”身份，去了一个建筑工地，成了一个工人，而建筑业直到今天主要的仍然是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那儿》的这个结局暗含着的意义是，重新回到一个劳动者的立场，放弃自己的“城里人”的身份，重建“工农联盟”。

　　用我的朋友“凡是”的话说，建立共同体总是为了打仗。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回城后当工人后来又下岗的知青们的一次欺骗的话，那么《那儿》已经宣布了这种欺骗手法的破产，工人们已经意识到，与自己有共同利益的不是“民营企业家”、不是官僚、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城市里高尚住宅里的高层人士们，而是与他们自己一样，最普通的劳动者。因此，历史又重新回到了1949年之前的革命的起点上，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成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问题重新成为“究竟是谁养活谁”。而这两个矛盾的解决必将回到一个最后的问题上：谁是主人？

　　在最近的无锡商业大厦职工罢工中，反对改制的职工们围坐在一起，重新唱起了《国际歌》；在所有有工人罢工的地方，毛泽东的画像都出现了。毛泽东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们正在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重新组织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事，重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与他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说：“今日长缨在手，何日缚住苍龙？”

　　毛泽东说：“雄关漫道真如铁，今日迈步从头越。”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