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焱：清明节，回望父亲母亲，新中国的新知识分子 - 红色人物

年轻时的父亲母亲

　　转眼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快四年了，母亲也离开我们近一年了。

　　这两年，因为疫情，很多亲人朋友大多不能见面，视频联系成了习惯之后，距离变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似远又近，似近又远，让人常常分不清楚到底是一直保持联系还是好久未见了。

　　这种感觉在父母离开之后，尤为强烈。我常常会忘记他们已经永远离开，看着微信通讯录里的头像，似乎点开的下一秒他们就会出现在视频中……

　　清明期间，读到很多怀念父母的文字，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伤，亲人离别的无奈，屏幕这头的我即便素不相识，也禁不住泪眼婆娑。

　　想到父亲母亲，似乎他们对待死亡、离别要达观许多，或者因为他们更唯物，又或许他们的一生更丰富、更有意义，才会觉得碌碌无为比死亡更令人绝望和悲伤吧！

　　父亲和母亲都是新中国早期培养的大学生，五六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一路与新中国同行，风雨兼程，最好的年华和新中国艰难创业的时代重叠，但是在他们晚年的回忆讲述中，很少听到苦、累、委屈等等伤痕文学式的抱怨，更多的是能够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群众建设祖国的欣慰和自豪。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是煤田地质工程师，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南勘探煤矿。常年的野外生活，令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关节、脾胃疾病，这些疾病在他晚年的时候，频繁光顾，令他饱受痛苦，但父亲毫无怨言，每每回忆那个时候，父亲更多说的是怎样克服困难进行地质勘探，以及找到了煤田之后的喜悦，还有参与国家能源建设的骄傲。

　　母亲是医生。和父亲结婚后，放弃了城市大医院，离开内地来到位于边陲的地质队做随队医生。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那时的风气，同时，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他们的爱情。

　　边陲和内地的生活条件天差地别，回内地探一次亲，路途就需要三天。但是母亲毫不介意，而是安心在边陲工作、生活，与父亲琴瑟和谐，对地质队员和边民救死扶伤。她既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也是优秀的母亲。

父亲母亲非常热爱生活，工作之余也留下了不少照片。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母教育我们最多的是“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常常告诫我们在工作中“吃亏是福”，因为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金子就总会发光。”

　　这些教诲，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即便后来社会变迁，价值观、人生观统统和他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依旧未改。

　　曾经和朋友谈起过父母这些教诲，朋友以为这是我父母被洗脑的结果，只是盲从了时代，盲从了伟人，有愧“知识分子”称谓。

　　这个清明，缅怀父母的同时，我又一次思考这个一直伴随我的教诲，突然醒悟：我的父母才是无愧“知识分子”称谓，只是这个称谓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今天的什么知识精英、专家、学者等等。

　　我的父亲，参加工作没几年，就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荣誉，当年父亲和他的同事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方面做了详细的勘察，并提交了详细的报告，也正是因为有父亲他们这些地质工作者的卓越贡献，才有今天的很多矿山，从而为西南边陲地区民用煤和与煤炭资源相关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资源保证作用。

　　那个时期的父亲，可以说一心扑在工作上，淡泊名利待遇，母亲说当她从内地去到地质队的时候，看到的父亲宛若“野人”，头发杂乱，人非常的消瘦，因为常常去野外勘探，衣服也是破破烂烂。

　　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小地主”，当时自己又是技术负责人，所以也会有个别大字报批评他，不过也多是指出父亲的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其他，也没有受到其他超过文字批评的形式，哪怕”地主婆“的奶奶跟着父亲在地质队生活，也没有受到冲击。

　　母亲的家庭出身和父亲一样，但是依然是地质队里受人尊敬的“苏医生”。不管什么人求医也不管是什么时间，母亲都是随叫随到，用她和煦的态度和精湛的医术为人们解除病痛。

　　父亲（后排中间）和他的地质队队友

　　母亲说过一个小故事，当年地质队里一位右派受到批斗，医疗室共有三位医生，一位根正苗红的医生，一位同样地主出身的男医生，另一位就是母亲。这位右派需要看病，根正苗红的医生不屑去，出身不好的男医生不敢去，而母亲认为有病人医生就有义务去诊治，于是母亲就出诊了。出诊就出诊，母亲之后并没有遇到什么批评和指责。

　　按照现在的伤痕文艺营造的刻板印象，父母又是地主出身，又是技术负责，那一定是被整被批斗被迫害的对象，但为什么父亲母亲这样兢兢业业工作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这些待遇？

　　这其实正是体现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父亲母亲从来都是把自己看作劳动人民的一员，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专业知识而看不起劳动群众，也从来没想过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谋取名利待遇，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并不是自己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资本。这些群众自然也看在眼里。

　　在西南边陲工作了近二十年后，父亲母亲工作调动到中部省份的矿区工作。

　　父亲仍然做着煤田地质的工作，后来时代变了，风气也变了。因为父亲只专心业务，技术级别被降，科研成果被官员窃取署名，对所有这些，父亲都淡然处之——他认为，只要这些技术成果，国家用了就行，是谁的功劳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小煤窑盛行，不管怎样的金钱待遇诱惑，父亲都拒绝了——他认为，这些毫无章法的小煤窑，既是对矿工的压榨也是对国家资源的窃取。

　　父亲这些“古板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现实生活越来越格格不入，于是逐渐被靠边被边缘，直至退休。

　　晚年的父亲，虽然物质生活丰盈，但是我想他一直是有点忧郁的，毕竟现实社会所盛行的，和他这一辈子所坚守的，越来越远，也越来越背道而驰。